【埃菲社北京１月３０日电】题：中国现代化改变了节日习惯    巨大的经济改革对中国人民本周过春节的方式产生了影响。现在已看不到像前几年那样蜂拥到商业中心去购买菜篮子里的商品。    恋人们以前都习惯把结婚日子选在传统重要日子这一天举行，例如１０月１日国庆节或春节期间，但是今年似乎没有那么多，更少听到烟花爆竹声了。    现在保留下的传统是在过节第一天全家团圆，所有儿媳妇都到婆家过年，第二天又都到儿媳妇父母家过节。    住在北京的外国人说，他们再也不会被那些令人愉快的、但震耳欲聋的爆竹声给震醒了，因为中国已在２４个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过去在大饭店里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些大的庆祝活动和宴请也在减少。    按照习惯，老人总是待在家中，等待亲朋好友的访问，这６天休假期间，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他们相互拜年。    一顿丰盛的饭菜是家庭聚会的中心内容，北京最典型的饭还是吃饺子。除此之外还吃烤鸭，烤鸭真可谓是北京的地道风味。    但是包饺子的习惯也有变化，过去一家人聚在一起揉面，把肉馅包进面皮里，而现在商店里有卖半成品的了。    家庭聚会活动趋于减少，因为随着青年人生活节奏的加快，事务缠身，有些人看文艺演出时身上还带着蜂窝式电话，因此春节拜年和问候打个电话或发一个文传就可以了。    【德国《柏林日报》１月３０日报道】这几天，在中国的商店货架上冒出了各种各样的丝绒玩具猪。数以百万计的明信片和邮票上印有玫瑰色的猪图案。    猪给人的印象有些笨，但它证明自己忠诚和强壮，因此猪是幸福的象征。猪年预示会出现一个好年。    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享受美食的高潮。春节全家团聚是中国的传统。据估计，今年春节期间有２亿人在旅途中。

【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１月３１日电】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新闻局局长卡拉辛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美国国会中近期出现的对俄敌对情绪将使俄美关系复杂化，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    卡拉辛说，近期以来，美国国会中那些以破坏俄美关系中的积极进程为目的的活动家们日趋活跃，他们不仅要使俄美之间出现“冷和平”，甚至企图把俄美关系推回“冷战”时期。他们试图给两国关系强加一些条件，而这些条件不但与诸如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之类的国际法准则不相容，同时也不符合国际道德标准。    卡拉辛认为，对发展中的俄美伙伴关系进行攻击是由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引起的，这是在为竞选斗争作准备。但俄罗斯并不害怕出现美国停止“援助”这一前景。卡拉辛说，美国的指导技术性协作的分量还没有大到足以成为推动我国改革的最主要因素的程度。    【路透社莫斯科１月３１日电】美国国会的反俄论调使莫斯科感到担心。俄外交部发言人称，美国会那些希望回到冷战时期的人掀起的反俄运动在加剧。    卡拉辛的讲话是表明美俄关系进一步变冷的迹象。在共和党４０年来第一次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不久，一些资深的共和党议员就开始发表对俄的强硬讲话，提出削减对俄的援助计划。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说，如果莫斯科最后没有以能够接受的办法解决车臣危机，那么国会可能会反对一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提供９０亿美元的新的贷款计划。

【路透社马尼拉１月３１日电】高级官员们说，菲律宾与北朝鲜今天不顾汉城的抗议，在建立外交关系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鲁道夫·塞韦里诺在与北朝鲜驻泰国大使李都燮举行两小时会谈后说：“我们当然讨论了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李都燮说：“我决心为改善两国关系而积极工作。”    韩国外务部警告马尼拉不要过快与北朝鲜建立外交关系。汉城的一项声明说：“有关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将给北朝鲜发出错误的信号。”

【法新社瑞士达沃斯１月３１日电】迫切要求建立新的全球贸易组织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于今天闭幕。    在这次有全世界政界和工商界精英参加的年会上，一个又一个的发言者敦促解决如何规范全世界正在迅速形成的多种贸易模式的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萨瑟兰以及欧洲委员会前主席德洛尔的看法都一致：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７国集团之类旧组织已不能满足需要。    加利在会上强调了建立新的全球经济结构的社会需要。他说工商界领导人本身应当参加建立一个能够支持新兴国家的民主改革的新的全球性组织。工商界领导人不应让“利润法则”威胁到全球稳定，而应当有助于加强富人和穷人的团结。    他接着说：“新的全球性组织必须同意把对总体利益和集体富裕的考虑列入它的经济战略中去。”    萨瑟兰说：“最迫切需要的是调整结构，便于在最高政治层次上就国际经济问题进行协调。”萨瑟兰说，缺乏协调已“破坏”了在俄罗斯问题上所作的国际努力，而且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最近的墨西哥危机的处理过程。    他说：“国际上发生的变化快于目前的经济合作组织。简言之，我们在世界经济中没有足够的必要的组织。”

【路透社日内瓦１月３１日电】世界贸易组织发言人说，新的世界贸易组织３１日举行了成立大会，并商定由新加坡主办该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    批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乌拉圭回合贸易协议的７６个国家还商定建立一个工作小组，负责谈判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    这些国家的贸易官员还确定了有１０个成员的纺织品贸易监督委员会的组成情况，让中国今年在该委员会占一席之地，尽管中国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委员们一致决定，中国和巴基斯坦可以在纺织品贸易监督委员会轮流占一个席位。他们认为，这样做旨在在每年２５００亿美元的纺织品贸易的进出口国之间达到平衡。    纺织品贸易监督委员会将负责监督在１０年内分阶段取消世界纺织品进口限额，并逐步停止实行多种纤维协定。    根据这项决定，一旦中国到今年１２月３１日仍未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另一个成员国将取代其席位直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止。

●厄瓜多尔三十一日突然宣布同秘鲁停火以解决边界冲突，并说停火协议是通过美国、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协调达成的。但秘鲁方面拒绝证实是否达成停火协议，仍在向边境地区增派部队。（埃菲社）●俄国中央选举委员会副主主席伊万钦科三十一日宣布，俄将于今年十二月举行国家杜马换届选举，于一九九六年举行总统大选。（俄通社—塔斯社）●哈萨克斯坦从二月一日起放开外贸经营权，同时大大减少需申请配额和专利的商品和劳务名目。（俄通社—塔斯社）●奥地利总理三十一日说，奥将于二月十日参加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法新社）●泰国外长他信·西那瓦三十一日辞职，其原因是，他不愿放弃在其拥有的大公司的职务而同宪法规定发生冲突。（合众国际社）●柬埔寨通讯社三十一日报道，柬同南非已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声明是由两国驻联合国大使最近签署的。（法新社）●德国国防部长三十一日表示，他主张北约的大门应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联集团国家开放。他说，在北约的扩大问题上没有俄罗斯的批准，欧洲就不可能稳定。（法新社）

【路透社神户１月３１日电】神户的唐人街居民在１月１７日的地震毁坏了他们的家和生意之后，曾计划取消春节的庆祝活动，但最终他们还是照常欢度传统的农历新年。    数百人如期在神户唐人街的主要广场排起长队领取刚做好的馒头、水饺、烤鱼、面条、热米酒、冰镇啤酒及其它美味佳肴。这些食物是唐人街的商人在神职人员祝福其家人和生意之后提供的。    帮助组织这次临时庆祝活动的王秀夫（译音）说：“在地震发生后，我们原想完全取消今年的庆祝活动。”３６岁的王先生是杂货店老板、餐馆老板及中国食品进口商。    他说：“后来我们想到卖掉食品以集资帮助那些地震的受害者。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像往年一样分发食品，要求那些买得起食品的人捐钱。”

【美联社华盛顿１月３１日电】克林顿总统屈服于国会中的反对意见，今天放弃了其对墨西哥的４００亿美元贷款保证一揽子计划。然而，他宣布了一项新的、无需国会批准的、旨在为墨西哥提供更大数额的援助款的一揽子计划。    这项新的计划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提供的贷款。    克林顿对全国的州长们说：“与其面临进一步的拖延……我宁愿依照我的行政授权采取行动。”    他说，他将行使他的权力，保证从“外汇平准基金”中拿出２００亿美元作为美国的贷款保证金。    克林顿还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新的一揽子计划投入１７５亿美元，而且，另一国际贷款机构——国际清算银行——也将投入１００亿美元。    国会领导人告诉克林顿，要国会批准他原先的４００亿美元援墨贷款保证计划的可能性很小。几小时后，克林顿说：“我们不能冒进一步遭拖延的风险了。墨西哥的局势在不断恶化。”    克林顿表示，他断定国会不会及时对墨西哥危机作出反应。    他说：“我已同其他国家一道，准备了一项新的一揽子计划。”    这一引人注目的事态是在克林顿同共和党与民主党领导人在白宫举行紧急会议之后出现的。    总统发言人麦克尔·麦柯里说，国会领导人告诉克林顿说，其贷款保证一揽子计划要获得批准“将是极其困难的”。    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也表示，如果得不到更多的民主党人的支持，他甚至不会安排对克林顿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    在克林顿作这一宣布后，墨西哥股票价格上涨了１０％。在３１日收盘时，比索对美元的比价为１：５．７５，而３０日为１：６．５。

【法新社华盛顿１月３１日电】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今天敦促中国参加美国和俄罗斯发起的核裁军活动。    他是在参院外交委员会就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时说这番话的。    有人问起诸如英国、法国和中国等其他主要核国家的立场时，克里斯托弗说：“我认为，当我们进一步展望执行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时，需要考虑到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    他还说：“不管俄罗斯目前有什么问题——问题的确不少，我们认为他们对其核导弹进行了有力、有效和严格的控制。”“我希望中国人…同我…们一道谋求在全世界全面削减核力量。”

【日本《中央公论》月刊２月号文章】题：战后政治中的“亚洲意识”（作者《朝日新闻》评论员若宫启文）    笔者认为，与现代任何时期相比，日本政治中的“亚洲意识”现在是比较完善的。其背景有如下情况：    １、日本政界新老交替，接受过战后历史教育的政治家成为主角。    ２、由于经济发展，日本出现了客观观察世界的可能性。    ３、国内外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日益加剧。    ４、韩国和菲律宾的民主运动取得进展，废除了独裁体制。    ５、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进展。    ６、柬埔寨争端结束，越南加入国际社会。    ７、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整体上取得了发展。    ８、信息化取得进展，如卫星电视得到普及，信息差距缩小了。    ９、通过自治体交流和民间研讨会等方式，国民的交流扩大。    １０、亚洲各国的反日情绪不像．过去那样高涨。    日本的外交迄今虽然和“重视日美关系”与“以联合国为主”一样，一直把“重视亚洲”视为重要支柱，但实际上日美关系仍然是最重要的支柱，只在战术上意识到亚洲。然而，在居压倒优势的美国的存在变小和冷战结束的今天，亚洲在日本心目中的比重加大了。可以认为，现已进入明治以来歪曲了的“亚洲意识”正在恢复本来面目的重要时刻。    就经济发展来说，由于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对亚洲各国进行巨额投资，建立了相互依存关系，并且培养了新的“共同体”意识。与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抗衡，东南亚出现了以腾飞的亚洲经济为背景的地区主义动向，如提出与美国划清界线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日本夹在中间苦不堪言。在同美国密切合作下支撑亚洲经济这一战后的固定模式已经行不通。    日本也面临“亚洲政治大国化”的课题。日本在为实现柬埔寨和平助了一臂之力后，１９９２年又派自卫队参加柬埔寨联合国维和行动。东南亚各国积极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希望日本发挥“亚洲代表”作用的意见已变得强烈起来。这激发起了日本的自尊心，成了支撑扩大政治和军事贡献观点的理由。    日本究竟能否成为政治大国呢？这也许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北朝鲜自不待言，中国和韩国对日本的不信任依然根深蒂固。阁僚每当发表引起问题的讲话，中韩两国就敏感地作出反应，原因就在于此。就东南亚各国来说，它们根本不希望日本充当“亚洲警察”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应该如何发挥政治作用？日本没有定论。    虽然亚洲萌发了“亚洲时代”的意识，但日本想把亚洲置于欧美之下的精神仍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许多价值观都已欧美化的情况下，日本是不是真正的亚洲一员，对此现在未必达成了共识。具备与美国不相上下的经济实力，成为西方七国中唯一的非欧美国家，也是日本亚洲意识淡薄的原因。    这种情况表现在日本社会对旅日亚洲人不大友好的感情和歧视方面。产业空心化导致失业率上升，亚洲劳工大量流入，日本的亚洲意识会不会因此发生变化，对此不容乐观。

【英国《卫报》１月２４日文章】题：支撑和平的帐篷——如果世界真想结束中东暴力，就必须提供实实在在的政治和经济援助    １５个月前，当阿拉法特和拉宾超越巨大的分歧，在白宫草坪握手言欢并签署和平协议时，全世界都感到欢欣鼓舞。现在，当他们所达成的协议面临着破裂的严重威胁时，恐惧和焦虑都无济于事。    中东和平进程现在已发展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因此必须有外部世界的介入。很长时间以来，外部世界除了在适当的时候发表一些表示支持或反对的声明外，一直听任双方自行其是。    问题之一是钱：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国际上的经济支持是保证以巴协议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普通的巴勒斯坦人有理由怀疑国际上的支持明显偏向以色列，他们也需要得到某种迅速到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在克林顿总统目光注视下签署的文件墨迹未干，由４０个捐助国召开的会议就保证在５年内提供２４亿美元，帮助重建被占领土的基础设施，并且刺激经济增长和投资。然而这笔钱中只有一小部分到位。捐助国答应在１９９４年提供７亿美元，但是到去年年底，它们实际只拿出了２．２亿美元。协调的麻烦、对缺乏说明和透明度的批评、对立的巴勒斯坦部门的重迭以及不愿支付经管方面的费用，使提供援助的工作受阻。    加沙令人绝望的境况惨不忍睹：９０万人中仍有一半住在１９４８年初建时就东倒西歪、又脏又破的难民营里。５０％的人失业，没有失业的人也经常受到以色列方面出于安全考虑关闭巴以边界的影响，然而以色列的劳工市场又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    阿拉法特目前处境艰难，如果要使脆弱的和平进程继续下去，他需要得到没有太多限制的政治和经济援助，需要显示出具体成就，而目光短浅的以色列人却不让他取得这些成就。

【德国《明镜》周刊１月１６日一期文章】题：倒退    １９９１年，当萨达姆很快就要搞成其首批核武器的时候，美国这个对此一无所知的超级大国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一场核战争。但是，当时被美国人避免的事情不久就有可能成为现实。布什任总统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希瑟·威尔森警告说：“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出发，即我们将来在地区性冲突中面对的敌人将拥有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    一年前，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任国防部长阿斯平让人制订“反扩散”计划，现在，在五角大楼的计划中占有中心位置的不再是阻止核武器的扩散，而是反对出现新的核国家。    富有影响的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兰德公司的工作人员米洛特要求：“美国必须准备好在受到核威胁的情况下采取地区性的大规模行动。”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多伊奇在递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描述了军队准备对付新的核国家的打算。    五角大楼的专家们也希望能够借助未来学系统来防御敌方的核武器。美国的国防预算表明了这些想法已经进展到何种程度：从１９９６年起，额外地把每年用于特别的反扩散计划的４亿美元列入国防预算。此外，还将为研制反导弹系统花费数十亿美元。被仓促宣判死亡的里根的星球大战现在又得到鼓舞。    亲近军方的共和党人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将对美国新的军事学说有利。“为五角大楼提供更多的资金”是新的保守派领导人在上任后的头一百天里就已经提出的要求。

【法国《世界报》１月２８日文章】题：伊朗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伊朗货币里亚尔是伊朗经济的一面镜子。两年前，７０里亚尔可兑一美元，而到了１月２５日，在黑市上，人们需用近４０００里亚尔方可兑一美元。    表面上，政府面对这一混乱局面无动于衷。但德黑兰的一家报纸指出，政府的“信誉，归根结蒂是政权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是盲动还是缺乏能力？问题被提了出来。近些年来由拉夫桑贾尼总统领导的经济自由化似乎是失败了。人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失败。自１９７９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人口翻了一番，而生活水平却下降了约５０％。    通货膨胀难以控制。在１９９４年，通货膨胀比官方提供的数字（２８％）还要高一至二倍。货架常是空空如也，就连生活必需品也奇缺。人民对商人极为不满，谴责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政府答应创立一个拥有１０００家挂“福利”招牌的商店的国家销售网。那里将实行低价售货。但伊朗人怀疑这件事永远也不能办成。    外国投资本应是经济政策改变的工具。可尽管领导班子作出了努力，但在政局不明朗，批准手续复杂，舆论对外资存有疑虑的情况下，少数有意合作者最后还是放弃了。因此，国家的经济仍是以石油为主。石油给国家带来约２／３的外汇收入。    然而，就是在这个长期对外国公司关闭的部门中，政权也没能达到它的目标。去年，石油部长曾表示，德黑兰到１９９５年初可以日产４５０万桶原油（年产２．２５亿吨）。但这一期限最近被推迟到２０００年。

【美国《华盛顿邮报》１月２２日文章】题：核武器：伊朗问题    自从两周前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危机爆发以来，最令人关注的事情并不是伊朗需要用５年还是１５年时间取得成功，而是继伊拉克和朝鲜之后，可能又有一个国家利用其核不扩散条约成员的身份支持一项非法的武器计划而却不受制裁。    核不扩散条约的缺陷在于如下事实：根据核不扩散条约，一个国家逐步接近于拥有核武器，尤其是获得核武器燃料储备是合法的。这表明，严格遵守核不扩散条约不足以保护国际安全，即使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对未公开的核设施进行专门检查。朝鲜就是在这种检查面前就范的。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意图。    伊朗已接受专门检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了它所知道的所有设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然而由于伊朗领导人经常表示，伊斯兰国家应该有自己的核武器，由于伊朗人屡次购买或试图购买与核武器有关的技术，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毫不怀疑，伊朗正设法获得核武器。另外，伊朗显然想在军事上统治这个地区和实施一项由攻击性导弹计划，这也不容忽视。    从所有可以公开检查的方面来看，伊朗一直遵守核不扩散条约。也就是说，根据这项条约的第四条，伊朗有资格与其他缔约国进行核合作，从这些国家进口材料和技术。同时，美国又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伊朗正在违反其对核不扩散条约的承诺。因此华盛顿一直在努力说服所有国家禁止向伊朗出口核材料和技术。    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核不扩散条约的２５年有效期即将结束并必须通过国际协议来决定是否延长的时候。德黑兰已巧妙地说服大多数不结盟国家把它的特殊情况变成一个一般问题，敦促各国投票反对延长这项条约。这可能使４月份延长核不扩散条约的大会陷于混乱，甚至可能阻碍就这项条约的前途进行最后表决。    美国面临的难题是说服其他国家相信它针对伊朗提出的指控是有充分理由的，同时又不泄露美国机密的情报来源。美国将不得不充分利用它的领导地位来提醒所有缔约国，核不扩散条约不是有核国和无核国之间的竞争，而是一种促进各国安全的共同努力。这项条约的任务不是促进平等或国际人权，而是遏止一种可怕的威胁。

【美国《纽约时报》１月２５日文章】题：强烈要求俄罗斯和中国不要向伊朗出售核设备    克林顿政府担心伊朗正在谋求研制核武器，因此正在加紧努力劝阻俄罗斯和中国不要向德黑兰出售核反应堆，否则就可能使它成为核大国。    俄罗斯和中国无视华盛顿的要求，前者同伊朗签署了一项在伊朗修建两个大型反应堆——耗资达８亿美元的合同，而后者正在同伊朗洽谈向其出售反应堆。    最近几周，克林顿政府加紧施压，期望莫斯科和北京改变计划。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本月２０日警告说，这种交易会恶化国家间的关系。    美国已采取了若干措施防止伊朗获得核技术。克里斯托弗上周在日内瓦会晤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时，向他施加压力，目的是使俄罗斯终止在波斯湾的布什尔修建两个轻水核反应堆的合同。    但是俄罗斯急于得到硬通货，拒绝克里斯托弗提出的取消合同的要求，该合同是１月初宣布的。俄罗斯人说，既然伊朗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检查并且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其他条款，那么他们向伊朗提供核技术就不应该受到约束。

【法新社东京１月３１日电】南非外长艾尔弗雷德·恩佐今天明确表示他的国家希望承认中国，但又认为“没有理由断绝同台湾的关系”。    恩佐在此间向记者发表谈话时没有明确说目前是否正在同北京进行会谈。他说：“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他说：“南非政府一方面希望改善并加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希望对台湾这样做。”    台湾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今天说，南非愿意同中国建立官方关系一事并不意味着它将断绝同台北的外交关系。    恩佐说，南非眼下的官方立场是，它“非常看重”同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并希望同台湾和中国都保持友好、亲密的关系”。    恩佐说，曼德拉己表示“完全信任”在北京和台北的当局，并表示支持它们为解决“两个中国”问题所作的努力。。

【美国《华盛顿邮报周刊》１月８日一期文章】题：寻找纽特·金里奇    国会和白宫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两端遥遥相对；众议院新议长纽特·金里奇和白宫主人克林顿如今得一起共事了。这两个不同阵营的领导人有着极其相似的一面：幼年父母离异，母亲溺爱，与继父的关系错综复杂，求知欲强，多年追求政治权力，而且都有过对妻子不忠的行为，都没参加过越南战争。金里奇和克林顿步入政坛靠的都是能说会道：用精彩的语言慷慨陈词，鼓吹变革。究竟谁的魅力更持久，还是一个谜。    金里奇的童年是在宾夕法尼亚中部度过的。那是一片田园式的土地。据他的母亲回忆，她的第一位丈夫嗜酒如命，常常喝得烂醉如泥，有时还动手打人。在金里奇还是个婴幼儿的时候，她就与丈夫离婚了，与守寡的母亲住在一起。从小，金里奇就生活在一群溺爱他的大人中。看他童年时代的照片，总见他幸福地依偎在母亲怀里。他的外祖母是位教师，专门负责青少年教育。在金里奇尚未入学时，外祖母就开始教他认字。“从那时起，纽蒂（金里奇的昵称）似乎就没放下过书本。”    金里奇３岁时，他母亲嫁给了职业军人鲍勃·金里奇。实际上，从这时起，他才改随继父的姓，成了金里奇家的人。老金里奇说：“我这样做是想给他一个家。”    母亲说：“纽蒂总想引起鲍勃的注意。”金里奇自己说，有一种办法每每奏效：反抗。    １５岁时，金里奇随父母去了法国，因为继父所在的部队部署在那里。有一次，他违抗父命，执意进了城。回来后，父亲将他一把揪过来，搡到墙边，双脚悬空提溜起来，然后问他有什么要说的。    “双脚离地几英寸，那就很难有所作为了。”老金里奇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儿子的回答。    关于继父，金里奇说：“我想我那时的确憎恨他娶了妈妈。我们那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破碎家庭，突然来了一位陌生男人。当然，我还非常佩服他。”    金里奇还记得，１０岁时，继父参加了朝鲜战争，在前线打仗。某日，当地一家电影院的老板同意他免费看电影。“我一天连看了四遍《硫磺岛的沙滩》。我把约翰·韦恩扮演的角色与继父联系起来，那完全是一个超然而不可及的英雄人物，但却在干着非常重要的事情。”鲍勃·金里奇说，纽特还是个小男孩时就“总是模仿约翰·韦恩走路的样子”。    老金里奇是个民主党人。尽管如此，纽特９岁时就在大人的监护下成了共和党人。１９７４年，金里奇曾在演讲中说：“我叔叔……教我冲着电视上的艾森豪威尔微笑，让我讨厌史蒂文森。”（上）

【英国《新政治家》周刊１月１３日一期文章】题：顾问班子（作者柯斯蒂·米尔恩）原文提要伦敦白厅约有３０位特别顾问，他们很少抛头露面，只向任命他们为顾问的大臣负责，但他们的实际影响力比普通议员还大。    每个星期三，英国内阁办公楼的一个房间里都在举行会议。与会的大都是年轻人，而且大都是男性。据一位人士说，他们不喜欢他们的姓名公之于众，也不喜欢别人引用自己的话，但他们的确具有影响力。    这种“特别”或“政治”顾问是一种混血儿：受雇于政府大臣，但薪金由文官部支付。这种顾问既充当演讲稿撰写人角色，也充当新闻官员、私人助手和政治助理角色，但各种角色的比重不一。以前曾在卫生和社会保险部充当约翰·穆尔的特别顾问的梅林达·利比说：“你的大臣希望你充当什么角色，你就是什么角色，必要时你甚至要充当逗乐小丑。”    这些特别顾问是个大杂烩，有汇集在保守党研究部的年轻研究人员，也有像充当赫塞尔廷的顾问多年的艾琳·斯特拉内维尔这样一些心腹。私人关系最为重要。在卫生部，理查德·马什是卫生大臣弗吉尼亚·博顿利所倚重的顾问，据说艾莉森·布鲁姆“非常忠于”就业大臣迈克尔·波蒂洛，而波蒂洛“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先征求艾莉森的意见”。莫里森    ·弗雷泽是外交部两位特别顾问之一。他“使外交大臣赫德能及时了解国内的情况”。    政府各部的特别顾问负责监视其他部门的工作，以便本部大臣了解其同僚们的意图，并可以在内阁发表明智的讲话。政府大臣们的特别顾问可以就文官部的建议发表评论；密切注视着新闻界的报道动向；会见各市镇议会议员、压力集团人士和需要见某位大臣但因大臣日程太满而无法如愿的人们。他们还负责撰写大臣们准备在下院发表的演讲稿（公务员也能写）、政治演讲稿（公务员无法写）。在召开政党会议时，他们紧张不安地估量着别人会对自己所服务的大臣作出什么反应。    以前曾在工党政府中任过大臣的巴巴拉·卡斯尔在她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公务员对她的特别顾问杰克·斯特劳疑心重重的情况。她在书中写道：“让党内积极分子进入具有大臣权力的核心堡垒中来这一主张对公务员来说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不久，官员们便开始琢磨顾问是不是一股不能小视的力量。在詹姆斯·卡拉汉任外交大臣及后来任首相期间，一直是他的顾问的汤姆·麦克纳利先生回忆说，在上面潦草地写着“麦克纳利先生看过了吗？”这样一句问话的会议记录送回以后，公务员便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自那以后，文官部便适应了各大臣雇用顾问的环境。往最好里说，这些顾问被视为咨询人员：往最坏里说，他们被视为不可避免的累赘。官员们可能会设法同化或排斥局外人（一个典型例子出现在《是的，大臣》连续剧的头几集中；新上任的一位特别顾问被护送到距离他所服务的内阁大臣有数英里远的一个地下办公室去）。但是，以前曾在教育部和就业部担任过常务次官的杰弗里·霍兰爵士认为请顾问的制度很管用。他说：“有特别顾问在身边应付我们不想承担的政治负担，我一向都很高兴。”    他还说：“我所经历的情况表明，大部分顾问非常胜任工作，而且与文官部的步调一致。但也有一些人所起的不是整个顾问班子一员的作用，而是始终与他所服务的大臣保持直接联系，或者有些人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来了解与他的工作有关的政府部门。”    有些顾问是作为专家请来的，如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戴维·皮尔斯教授就是一例。他曾在环境部当过克里斯    ·帕膝的顾问。财政部顾问通常都是经济学家，但是霍兰认为大多数顾问都是“作为大臣的政党政治意识呆在白厅的”，换句话说就是防止大臣忘了政党的利益。肯尼思·克拉克的顾问之一是有贵族气派的特莎·凯瑟克。她在克拉克在教育部和内政部任职时期就是他的顾问，现在又跟随他进入财政部。汤姆·麦克纳利说：“她显然不是因为她有政策方面的专门知识而呆在克拉克身边的，而是因为她可以随时为克拉克提供他信得过的而且能欣然接受的政治判断。”    也有一些例外情况。迈克尔·霍华德在内政部的助手被称为“一人政策班子”；在社会保险部为彼得·利利充当顾问的彼得·巴恩斯（才华横溢，干活玩命）能清晰地阐述有关养老金问题的政策。以前曾当过白厅顾问的彼得·勒夫（议员）说：“你可以通过与大臣接触的机会影响决策过程，因为你与大臣接触的机会比国务大臣或次官与大臣的接触机会多得多。”    大臣们能看到的文件，他们的特别顾问也能看到其中大部分，包括内阁文件。但顾问们不能出席事关安全的会议，例如不能出席内政部的会议。麦克纳利在外交部和唐宁街１０号当顾问期间不能看“与核问题有关的任何文件”。他可以看到联合情报委员会（它负责向某些大臣提供来自情报人士的情报摘要）呈交的报告，但不能参加卡拉汉与当时的军事情报六处处长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的会议。（上）

【美国《新闻周刊》１２月５日一期文章】题：杰西的世界    几乎所有人都对杰西    ·赫尔姆斯感到气愤。上周，民主党人要求不让赫尔姆斯担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共和党领袖鲍勃·多尔不得不提醒赫尔姆斯注意他的言谈。在联合国，赫尔姆斯被称之为罪恶渊薮，外交官们把这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比作法国的勒庞和俄罗斯的日里诺夫斯基，一个危险的孤立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赫尔姆斯一度是拥护现政府的新闻界中极受宠爱的人物，然而过去几年中，他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实际上他并没有使自己的豪言壮语降低调子。在委员会和参议院议员席上的讲话中，他言词尖刻地讽刺克林顿的顾问。他说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唐纳·沙拉拉和卫生局局长乔伊斯林·埃尔德斯是“避孕套王后”。他最爱讽刺的人物是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还说他曾勾结克格勃。    赫尔姆斯可以信口开河，但是干不成什么事情。今年早些时候，他甚至不能阻止塔尔博特的内弟德里克·希勒被任命为驻芬兰大使。１１月８日，共和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从而改变了国会中两党的力量对比，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讲，赫尔姆斯如今有权任意改变美国对外政策。    赫尔姆斯认为对外援助是一个“无底洞”，国会中许多共和党人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可能会努力减少克林顿不得不在国外花费的资金。    作为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将有权阻止有关对外政策的任命。一些政府权威人士带有讽刺意味地说，赫尔姆斯可以保证克里斯托弗不会被解职，因为没有一个新被提名担任国务卿的人能够在赫尔姆斯面前通过批准任命。    但是如果夸大赫尔姆斯的影响力，那就错了。赫尔姆斯已满７３岁，举手投足已稍有不便。他已不再有一个狂热的工作班子来推行保守的议程。    赫尔姆斯的新办公室主任詹姆斯·南斯上将具有南方人那种温文尔雅的气质，这种气质能够补偿赫尔姆斯尖酸刻薄的性格。南斯和赫尔姆斯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关系非常融洽，克里斯托弗知道怎样耐心地倾听赫尔姆斯讲话，也知道怎样拉拢他。

极具新意    【香港《快报》１月３１日社论】题：江泽民猪年前夕向台招手    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八项主张”是大陆继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１９８１年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１９８４年邓小平构思“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之后的重要姿态。    以近十几年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可以说，目前推进和平统一的时机比任何时候都要好，但并不等于最好，也不等于必有成果。    江泽民的“八项主张”之中，其中第三项和第八项极具新意。    第三项提议两岸所进行谈判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如果双方能够坐下来进行政治性谈判，敌对状态理应解除。由近年两岸民间往来的发展，敌对状态实际已在消弭之中。江泽民所讲到谈判可以吸收各党派参加，这是顾及到台湾近年党派发展的现实，主要是民进党已打破国民党执政垄断局面。中共若然没有顾及台湾其他党派的利益，无疑助长“台独”之风，但现今的提议，就算台北欣然接受，在其内部之协调似乎亦非简单。    江泽民“八项主张”中的最后一项，是欢迎李登辉等以“适当身份”到大陆访问，大陆领导人也愿到台访问，共商国是，中国人办自己的事不需借助任何国际场合。    虽然中共所摆出来的是一派善意，但以目前台北立场来看，是与其预望不相符。台北是祈求首先“扩大国际生存空间”，坐大之后以“对等的政治实体”交手。体现政策一贯性    【香港《天天日报》１月３１日社论】江氏发表了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讲话，提出了八项看法和主张。看来，这将主导着猪年的两岸关系，也是对香港主权回归具有稳定作用。    两岸关系的八项主张，过去，叶剑英、邓小平、江泽民或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先后表达过，这一次由江泽民归纳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不仅表示中共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对台湾问题看法的一贯性，也表示了第三代领导集体执行中共政策的延续性，又从侧面证明中共第三代集体领导地位的巩固。自然，八点主张中，也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提出：诸如第三点和第八点就是。作为两岸谈判的第一步，江泽民建议“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在取得协议后，再“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这是有步骤的安排，如果两岸敌对状态结束，实际上也可说具有大陆不会对台用武的效果，盖维护主权、维护领土完整，都可以堵塞“台湾独立”、“一中一台”出现的道路。    显而易见，江泽民实际上已邀请李登辉访问大陆，甚么身份最合适？应该是“国民党主席”；或者江泽民以中共总书记身份应邀访台，也是合适的，“相互走走看看，也是有益的”。同守一个中国原则    【香港《文汇报》１月３０日社论】题：江泽民提出促进两岸关系重要主张    这八项看法当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个大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    如果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么就没有共同语言，也没有共同基础，这是１２亿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与少数“台独”分子的最大不同。    江泽民特别指出，值得所有中国人警惕的是，近年来台湾岛内分离倾向有所发展，“台独”活动趋于猖狂。某些外国势力进一步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这些活动不仅阻碍着中国和平统一进程，而且威胁着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因此，江泽民呼吁所有中国人团结起来，坚持统一，反对分裂。    江泽民的讲话对促进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大业具有强大的推动力。    两岸进行合作，是中华民族利益所在，也是两岸人民人心之所向。    江泽民为了表达对和平统一的愿望和诚意，提出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    中共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包括驻外机构，要加强与台湾同胞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利益。    这些提法，都是很有新意的。实现和平统一以后，台湾人民仍然是主人翁，仍然可以当家作主，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仍然不变，如何实现这个构想，大陆愿虚心听取各政党、团体、台湾民众的意见，并打开了一系列途径。

教育问题也是其中之一。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教育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在教育方面尤为落后，高等教育的就学率现在只有２％，据说高中就学率达到４４％。因此政府认为教育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并已开始致力于推进教育事业。然而教育是需要花费时间和资金的，所以解决教育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还有，轻视精神劳动者教师也很可能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产生不良影响的因素。    与教育问题密切相关，有可能成为现在和今后中国经济与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便是各种差距问题。其中之一是地区差距，还有一个就是收入差距。体制改革与物价问题    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并不限于这些。特别严重的问题之一是物价。目前中国物价的上涨率极高，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物价上涨并不罕见。    过去的日本与韩国都是这样。以最近的情况而言，香港、印度尼西亚和南美各国，有不少实例表明高经济增长率和高物价上涨率是同步出现的。    然而，只要经济增长伴之以生产力的提高，那么物价不久便会稳定下来，并将进一步促成高增长率。倘若是这样，则可能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    那么，在中国为什么物价会持续上涨呢？可以认为，尽管在赤字财政和接受援助的基础上公共投资和设备投资急剧增加，但是生产率却提高不多，因此便产生了物价上涨。    不过从整体来看物价上涨只不过是一部分。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物价上涨的压力理当日益减轻。    换一个角度看，中国确实存在着物价上涨的压力，这是应该注意的。这个问题同体制问题密切相关。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是以社会主义为原则的。中国人在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能够以大幅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部分生活必需品。所以虽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不可能完全对这种经济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另一方面，无论工人的工资或农民的收入都迅速地有了增加。（中）

【香港《东方日报》１月３１日报道】针对中共党总书记江泽民周一发表两岸统一问题谈话，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官员指江泽民的新春讲话“没有新意”，“缺乏建设性”。    陆委会官员说，台湾方面已从开创亚太新世纪的观点看两岸关系，但中国大陆立场仍然僵化，尤其在新春伊始之际，发表上述不友善的谈话，对两岸关系没有帮助。    另外，台湾在港的国大代表江素惠欢迎江泽民以比较务实态度谈两岸关系，她指出，北京若仍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台湾不会接受，她认为关键是大陆要承认台湾是一个实体，双方才可以进行讨论。

▲台《民生报》二十七日报道，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称，两岸转运中心应设在金门和马祖，「因金马地位较模糊，能维护台主权与安全」。    ▲台《中央日报》报道，台「行政院经建会」二十九日说，台湾地区人口密度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孟加拉国。    ▲台《中央日报》报道，台「监察院」二十七日说，去年「监察院」通过弹劾案二十一件，弹劾八十二人，其中将官十人。

【路透社香港１月２３日电】港督彭定康今天承认他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小，并说国际投资者越来越指望北京就香港１９９７年归还中国后的商业气氛重新作出保证。    彭定康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说：“显然而见，到某个时刻，我就１９９７年后的商业气氛和其他有关问题作出的保证对投资者和实业家们来说不会像中国官员所说的话那么重要。我认为这种时刻大概已经到来。”    他说：“随着１９９７年的日益临近，人们和实业界自然而然地会不再把目光放在英国和港督身上，而逐渐地把中国视为今后的治理者，指望中国重新作出保证和提供具体证据，以证明中英联合声明的原则今后能得到坚持和实施。”    他说：“我希望，作出的决定不会推后或取消。我相信，中国领导人会把邓小平引人注目地发动的经济革命继续进行下去。”

我答应了，心“突突”直跳。这个约会辞令已很不美国化了；男人约见女人，首先该问女人何时最方便，由女人决定时间，而这位调查员却指定时间、地点。挂上电话不久，铃又响，拿起听筒，竟然还是那位调查员！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劳伦斯，天南海北跟我聊起来。他的中文带浓重的山东口音，我只得捧着电话认真应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闲话”不闲。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了ＦＢＩ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怵人。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畅地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冷漠的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ＦＢＩ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帮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劳伦斯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我是个中国人，你们美国要做得太过份，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我以为美国是个最自由的国度……”我又悲又愤，哑了口。    “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    我厉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劳伦斯在那边顿时沉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的确是被这婚约毁掉的；我的确因为他而失去了跻身于无名之众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肯定我的每个电话，每次外出是否处于某种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懂得了“人权”这字眼，而懂得之后，又必须对这个神圣的权力一再割让。亦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地践踏过来。    劳伦斯在电话上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份量质量都不足。（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