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报道，这是南朝鲜总理姜英勋二十二日透露的。

法新社援引捷通社消息，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二日就苏军完全撤出捷达成协议，双方已草签文件。

法新社报道，这是国务院发言人在一项正式声明中说的。

路透社报道，在这次副部长级贸易谈判中美方提出多项要求，以大幅度减少日本巨额贸易顺差，日方拒绝了美的多数建议。

美联社报道，这是英国防大臣在十三国国防部长会议之后宣布的。

法新社报道，观察家说根舍主要是安抚意，因为意未包括在二加四方案中。

合众社报道，原因是非国大严厉批评该会议邀请德克勒克参加。

法新社报道，这是苏外交部发言人二十二日宣布的。

合众社报道，共进行了三天的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此次会谈对于全面解决两国间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取得了进展。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１月２日报道】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考验和机会——五位世界知名经济学家谈未来十年的趋势和挑战    瑟罗（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焦点在东方９０年代的情况如何，取决于一个巨大的机会和一个巨大的问题之间的准确平衡。    机会在东欧。东欧将为西方的消费品提供一个迅速发展扩大的市场。    存在的问题是贸易的不平衡，不仅是日本、德国和美国之间，而且还有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我认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经济迅速增长的环境中，解决贸易的不平衡要比在８０年代经济增长缓慢的环境中容易得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从经济上说将是良好的十年。    曾弥（东京庆应义塾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快速走向全球化过去十年里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明显趋势——全球化，现在，世界上某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态的影响会立即扩展到全球。    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倾向于使市场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欧洲共同体的统一是这种趋势的一个表现。因为经济全球化发生得如此迅速，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因而不能应付突然出现的挑战的绝大多数人将被抛在后面。贝特·瓦尔特（西德国际经济专家），国际经济进入拉锯状态在整个８０年代，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几乎是同步上升的。这种上升首先是由美国和联合王国刺激起来的。    这两个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现在已失去前进的动力。远东和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正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因而在国际经济方面，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拉锯阶段，美国方面在走下坡路，欧洲和日本在上去。    但是东欧今后的局势演变却极其难以捉摸。希望与东欧的贸易和资本进入东欧的数额能立即大大增加尚为时过早。莫里斯·阿莱（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根本改革金融机构世界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赌场，千百万赌客在对各种货币和股票进行投机。在全世界不是这一个市场就是那一个市场开市营业的情况下，进行赌博或增加赌注就会没有尽头。    信贷机制的存在，使得各地的投机活动比较容易进行。    美元之所以极不稳定，原因就在于投机性资金流动的数额极其巨大。    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些困难，就有必要对我们的货币机构和金融机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黑尔（芝加哥坎珀金融服务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冷战的结束所带来的似乎有些荒谬的问题之一是：在没有由一个共同的东方敌人所维系的政治团结的情况下，西方国家能否保持商品和资本的自由贸易。    冷战的结束还可能使美日关系中现在明显存在的紧张状态更形严重。过去，美国之所以能容忍对日贸易中的巨大逆差，原因之一是据认为日本能在西太平洋起到“美国的航空母舰”的作用。    冷战的结束会减少美国的防务开支，从而使它有机会提高竞争力。    如果政治倾向发生变化，那么东欧解放所带来的具有讽刺意味和始料不及的后果之一就可能是：随着美国想办法应付日本的挑战以及一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出现，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倾向会进一步加剧。

【巴西《圣保罗州报》２月４日文章】题：美国教育濒临混乱（作者    美国作家艾萨克·阿希莫夫）    今年年初完成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最近１８年美国学龄儿童的读写能力没有提高。大部分儿童的读写能力没有达到年龄所要求的水平。    这表明我们在继续培养大量的从事专业工作而又不合格的美国人。结果是对毒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妄图用毒品使无法忍受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众所周知，毒品文化压得美国喘不过气来。但是，我们为什么没能教会我们的孩子们读写？研究报告列举了三个原因：一、看电视过多；二、可以阅读的书籍和报刊很少：三、家庭作业很少。问题是很复杂的。美国社会非常清楚它渴望什么和钦佩什么。它渴望有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家。有关艺术家、著名运动员、摇摆歌手等的诗歌和散文都在歌颂名望和财富。美国人梦想口袋中有很多钱，但不愿从事繁重的工作。我们中的很多人梦想通过买彩票发大财。    在电影中，喜欢学习的人被称为“平庸之辈”，无论是姑娘还是小伙子都被描写成粗俗、不懂礼貌、缺乏魅力和没有丝毫吸引力的弱者。相反，“可爱的好人”被描绘为好莱坞明星，其最大的乐趣就是欺辱“平庸之辈”，以此来迷惑观众。这反映的现实是：许多努力学习的学生受到其他人的讥笑和仇视。    轻视文化和教育是金钱造成的问题。财富是衡量个人价值的尺度，而不是文化。显然这种价值观念体系是不牢固的。事实是，美国非常需要科学家。    由不会读写的人组成的选民只有在一种假民主制度中才有价值。坦率地说，在９０年代开始之际，美国的教育形势令我心寒，也使全人类担忧。

【苏联《真理报》２月１７日编辑部文章】国家正在经历一个不同寻常的、矛盾的时期。社会深层急躁的岩浆日益沸腾，大有喷发四溅的危险。    每个人都会看到这些结论的证据——消费市场的不平衡和族际冲突，国家基本秩序和责任感的减弱。也许，读者对内务部关于杜尚别事件的最新通报中的这个刺眼的词组尚不熟悉：“屠杀欧洲民族的人……”    国家正处于决定性关头。人们希望过正常人的生活，主张稳定局势。他们希望有一个能保证人身安全的社会秩序。    遗憾的是，这种危险近来表现得愈来愈明显。有人不顾本来就很紧张的经济状况，仍呼吁进行罢工    ——看来，他们的根本原则是：“越糟越好”。    许多集会和游行往往变成极端主义独特的合法化形式，在其他口号中往往还出现破坏性的呼吁。同时，在同“官僚机构”作斗争中“爬上来”的人现在也公开企图建立自己的机构并借此夺取政权。在２月２日至４日莫斯科游行的前夕，恰好在维尔纽斯举行了“民主组织跨地区协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在会议的纲领性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意见。在最近的将来就应提出政权问题——建立联合政府。所谓的“社会主义党”的一个组织者已向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宣称：“我们的立场是：不同苏共一起搞多元化，而是取代苏共搞多元化。”

【路透社莫斯科２月２２日电】苏联共产党领导今天要求警察当局避免打算在本周末举行的大规模集会可能造成的混乱。    苏共党内和党外的激进派组织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速度缓慢。出于失望，他们在莫斯科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组织示威游行。    苏共中央在一项声明中说，“极端势力组织的抗议行动以呼吁更新开始，却以“反苏、混乱、流氓行动告终”。    声明说，“我们绝不允许激进势力驾驭我们的社会。”    【塔斯社莫斯科２月２２日电】苏共中央委员会今天发出呼吁书，呼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劳动者“对推动混乱，挑起冲突、不睦和敌视，在社会上制造不安定的人予以回击”。    苏共中央强调指出，当劳动者看到尖锐的族际冲突、极端主义、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律和法制现象的时候，他们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塔斯社莫斯科２月２０日电】苏联议会今天通过了关于计划于２月２５日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苏联其它城市举行群众集会的规定的决议。    为了防止极端主义者以及罪恶势力采取行动，苏联最高苏维埃责成苏联政府和各地政府机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法律秩序。未经准许的群众集会和示成游行将予以取缔。经批准的活动应该只局限在预先指定的地点进行。    【法新社莫斯科２月２２日电】苏联中亚地区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当局今天宣布，他们“暂时”禁止一切上街游行的活动。    据莫斯科电台《国际文传电讯》２１日消息，塔什干地区发生了民族冲突浪潮。这一决定就是在这一浪潮后作出的。    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说，它决定“暂时禁止”一切上街游行和集会活动，直至恢复了政治和社会稳定为止。

【法新社法属圭亚那库鲁２月２２日电】第３６次欧洲“阿丽亚娜”火箭在星期四格林威治时间２３时（北京时间星期五上午７时）从法属圭亚那的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不久爆炸。    负责人说，爆炸是在升空后２分钟发生的。    这只火箭上载有两颗日本卫星——一颗电信卫星“超级鸟—ｂ”和一颗直播电视卫星“ＢＳ—２Ｘ。”    “超级鸟—ｂ”原定要提供电话、电报和用户电传通信。“ＢＳ—２Ｘ”原定向日本列岛提供电视信号直接转播。    “超级鸟—ｂ”是由福特航空航天设备公司（加利幅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制造的，这种卫星的前驱“超级鸟—ａ”自１９８９年６月以来一直在轨道上运行。“ＢＳ—２Ｘ”是由通用电气公司ＡＳＴＲＯ太空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制造的。    【合众国际社法属圭亚那库鲁２月２２日电】法国制造的“阿丽亚娜—４”型火箭星期四升空２分钟后爆炸，两颗日本通信卫星炸毁，这是欧洲航天计划的一次重大事故。

【新加坡《联合晚报》２月１２日报道】题：星星不再发亮——中国演艺人员“留美”实况（作者梁东屏）    相貌英挺、毕业于中国上海戏剧学院的孙思瀚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一间租来的斗室里，一面茫然注视着夹在手指间的香烟缓缓燃烧，一面轻声地说道，“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接触戏剧了。为了生活，只有四处打工”。    的确，中国有不少艺人满怀憧憬地到了美国，但是很快地，他们就发现异国的生活确是大为不易，想要在演艺的天地中闯出一个局面，更是谈何容易。于是有些人回去了，但是有更多的人为着种种的理由而留下，其中有像孙思瀚这样离开学校不久的人；有名盛一时的“百花奖”、“金鸡奖”影后，例如龚雪；也有原来前途大好，势必会在中国影坛崭露头角的影星，例如在《骆驼样子》一片中饰演小福子、获得１９８３年金鸡奖最佳女配角提名的殷新，以及以《笔中情》一片成名，曾在中国红极一时的小生人选王伯昭。改行打工    这些人在美国，有的在家相夫教子，有的靠打工维生，有的在学校里担任教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没有戏可演，但是也都无法对演艺生活忘怀，亟思有朝一日能重登银幕，重上舞台，一圆星梦。    但是生活总是要过的，许多人也因为从事各种类型的工作，久而久之，就与原来的演艺生涯愈隔愈远了。王伯昭就指出，许多到美国的中国艺人都是一时的菁英，然而到美国之后，却在无法继续表演的情况下而改行。    以孙思瀚为例，他也是表演科班出身，亦一直醉心于表演事业，可惜自一年多前移民美国之后，就始终无缘遇到这方面的机会。    无奈之余，他只有在纽约的中餐馆做了半年的送外卖工作。后来，他遇到一位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于是鼓励他到纽约格林威治村为人作街头画象，借以赚取生活费用。    为着过日子，从来不曾为人画象的孙思瀚只好硬着头皮提笔上阵。他说，“刚去时，经常遭到顾客退画，后来我干脆不收钱，着实白画了一阵子，才逐渐摸到窍门，开始有些收入”。    就这样，他于去年８月画到１１月，天气转凉之后，生意也不能再作，好在３个月的时间也存了一些作画钱，勉强维持一个起码的日子，只不过现在钱又快用完了。“我只有马上再去找工打，否则就过不下去了”，他说。生活窘迫    其实，潦倒的经验大家都有。王伯昭３年前到美之时，就曾经在洛杉矶一家餐馆内作清理桌面的工作，谁也不知道他曾是中国当红的小生。    一天，当王伯昭正在餐厅内忙里忙外的时候，突然瞥见陈冲与一帮朋友进来，正好走向该他收拾的那张桌子，由于他与陈冲等人都是旧识，实在拉不下脸过去“侍候”。    王伯昭说，当时他确实犹疑了很久。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推着车子过去收拾。陈冲当然认出他来了，但是陈冲却说了一句直到今日他都无法忘怀的话：“没关系，大家都是一样，更惨的工作我都做过。”    曾在上海戏剧学院担任过副教授的蒋维国，生活上的不虞匮乏并不能使他满足，因为他真正的兴趣还是在表演方面，然而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除了观摩本地的艺术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以让他自己发挥的余地。他很感慨地说，“就像陈凯歌这样出色的导演，这几年来，也不过就拍了一部十多分钟的歌舞纪录片”。    那么，他想不想回中国呢？    蒋维国很感慨地表示，从事这一行的人，如果还想要维持演艺生命，迟早都得回去的，“搞艺术的人，绝对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寂寞难耐    两年多前以探亲名义到美与王伯昭会合的殷新就指出，这段时间里，她有好几次都想过要回去，但是觉得既然来了，又作出这么大的牺牲，实在没有道理毫无成绩地就回去，经过内心一再斗争，终于还是留了下来。    至于牺牲究竟有多大？恐怕只有身历其境的龚雪等人才能真正的体会出来。    龚雪是于１９８４年参加演出《大桥下面》一举夺得金鸡、百花双料影后。对于中国演员而言，知名演员受人爱戴的精神上报酬是难以令人想像的。    例如，中国仅电视观众的人口就有两亿之多，著名演员所到之处，那种前呼后拥的感觉，就不得不让人羡慕了。    龚雪在３年前随着丈夫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真正感受到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而且由万人所瞩目的明星，一下子变为平凡的家庭主妇，居住的是完全陌生的环境，语言又不通，那种寂寞的感觉，实在不足以与外人道。龚雪说：“其实这些都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因此而失去了拍片的机会，自己钟爱的艺术已经无由发挥。”    这种演艺生命可能就此中断的感觉，对她们而言，是最难以接受的事实    但是想要在美国继续演艺生涯，却是困难重重。首先，几乎每一个人都遇到语言的问题，语言的问题解决之后，还有工作身份的问题。    就算是这两项困难都解决了，也很难等到适合东方人拍的角色，就以在美国影艺界知名度最高的陈冲来说，至今也不过参加拍摄了《大班》、《末代皇帝》两部片子。

【台湾《中国时报》２月６日报道】题：鼓励子女反哺三代同堂将可减税（记者康添财）    未来，凡是“三代同堂”的家庭，将可多享受到所得税负减免的优惠。财政部已考虑在下次修正所得税法时，就“三代同堂”享受税负减免优惠的特别措施进行研究，以鼓励年轻人与年迈父母同住的意愿。    财政部赋税署高级官员５日表示，国内老年人的福利问题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再加上现代年轻人多半不太愿意和老年人共住，致使国内老人的奉养问题，益趋严重。    不过，赋税署高级官员却也沉痛地指出，每年到了申报所得税的时候，不少平时即不与年老父母同住的子女，总会拼命争取将父母列为其扶养亲属，企图减轻税负，这种势利心理教人看了相当心痛。    财政部高级官员甚至担心，如果一旦提高“三代同堂”所得税负减免额度，虽能鼓励子女“争相”与年迈父母同住，但届时，年迈父母是否真能获致好的照料，也不得而知。    居住在大陆的直系亲属，能否列入所得税的扶养亲属免税额项目？财政部赋税署主管官员表示，将等到“两岸关系暂行条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再作进一步研究，目前实务上的作法则是一概不准。

▲台《中央日报》报道，台「经济部长」陈履安十九日表示，将建议「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开放厂商赴大陆商务考察及市场调查，准许厂商参加国际性商展，并开放古董、艺术品、宗教文物及研究用品进口。    ▲台《自由时报》报道，蒋纬国十九日结束访美提前秘密返台。据悉，当日下午蒋已见了李登辉。消息灵通人士称：由于蒋在美的发言已将他的心态表露无遗，李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继续滋长，乃通过适当管道促其尽快晤面，对「副总统」人选的决择事宜作详尽说明。    ▲台《经济日报》二十日报道，台「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日前表示，九七年后台驻港机构决不轻言撤退，并将密切注意港澳情势发展。    ▲台《联合报》十八日报道，台「经济部」人士说，台申请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迄无进展，除伯利兹、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三小国表示支持外，美欧日等大多数国家尚未明确表态。    ▲台《联合报》十六日报道，已经规划两年的台湾全民健康保险工作今年元月底大致完成，将从七月份起分四个阶段分期实施，保费课缴论户计费。    ▲台《自立晚报》报道，台湾民主运动海外组织代表大会十日在美国举行两天，推选许信良任主席，洪顺五、张邦良和艾琳达为副主席。许因身陷牢狱，主席职务由洪顺五代理。    ▲中央社报道，美国商务部十六日发表的贸易统计显示，台湾去年对美贸易顺差为一百三十多亿美元。    ▲中央社十六日报道，港台旅行同业商会理事长王崇山说，为台民众赴港旅行方便，港英政府已决定自四月起签发台人多次入港签证，期效为一年。    ▲香港《明报》十七日报道，香港海事处处长施祖祥说，去年有一点九万艘远洋船来港。同期内货物吞吐量为八千五百万吨，仍为世界第一位。

政府为弘扬孝道伦理，每年选拔孝行模范，公开表扬。台东县却苦于认定不易，推不出人选，县府三催四请，某乡镇干脆回文称“本镇无可资表扬的孝行人士”，令人感慨万千。    但愿有一天我们的孝行满天下。    （原载台湾《中国时报》）

【台湾《工商时报》２月３日译文】题：迈向成功５阶梯——认清努力方向，事业生涯不会留白    成功对你十分重要。不论受雇于人或自创事业，你总希望有效率地工作并力争上游；而达成这个目标最好的方式，便是认清努力的方向，并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始能成功有望。    攀登成功之阶可分为五个阶段，但是成功免不了要付出代价，这些方法并不是仙丹灵药。学习是成功的第一步·这一阶段大约是在１７至２７岁间完成。往后事业发展所需的知识与训练，就是完成于此时。    在这段人生的黄金时期，进入一家不重视人才培育的公司将是一大错误。再良好、扎实的正规教育，也无法取代在职训练。此外，管理阶层也必须体认到，工作的第一要务应该是教导与训练所属员工。    学习是一切成就的基础。如果这个先决条件不足，那么以后的阶段都将问题重重。培养领导力必备要领·这一阶段通常是在２８岁至３５岁间完成的。培养领导力的第一步，是发崛自己是否具备领导潜力；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是否喜欢管理他人，并从其中获得乐趣。    在这个阶段应当积极寻找能够汲取必要经验的机会，及早进入监督、管理阶层，必要时甚至可以主动要求。    分析发现，事业有成者都是在必要时离职他去，到另一部门或另一公司，是为了能在事业发展的恰当时机，获取领导经验。冒险精神开创第二春，第三阶段通常在３６岁到４４岁间完成，也是“充分发挥自我”的时期。在事业生涯中，这个阶段往往是个人能力与经验的巅峰，如果你仍旧野心勃勃、冲劲十足，则这正是凭藉个人优势获取成就的好时机。    许多人认为，发挥自我就意味着应辞去现职，自行创业。但它的函义实不止于此。因为即使留在原公司，仍会有发挥的余地。    在这个阶段中，你应该一展所长，证明你的能力不止于听命行事，也能设计使公司成长及受惠的实施方针。此外，这也的确是自立门户的好时机。累积财富积谷防老·第四阶段是你生命投资的回收时期。    在为事业奋斗的历程中，大多数人始终不忘为自己争取最高的薪水与收入。不过在事业生涯中，累积财富的时机仍然以４５岁到５５岁最适合。稳扎稳打才能高枕无忧·第五阶段也就是５５岁以后，就该开始考虑安全问题。此时正是好好盘算是否可以有个安适晚年，以及稳固经济基础的时刻。    这倒不是说该在某个特定年龄出售公司或停止发展事业，而是指此时或许不宜变更既有事业的规模、乔迁新址，或增加一笔新贷款。    当然，每个人的抉择不尽相同，重要的是，当事业生涯走到最后阶段时，不论作任何决定或是判断，都应该顾及安全因素的考量，稳扎稳打始为上策。

【苏联《经济和工业生产组织》月刊文章】题：使您家庭生活更幸福的７条规则葬送爱情的最快方法    从一切魔鬼想出来为破坏爱情的所有可怕的发明中，非难和责怪是最致命的。非难和责怪不断地起作用，犹如眼镜蛇的咬伤一样折磨人。    当列夫·托尔斯泰的妻子懂得这个理道时，已经为时过晚。在列夫·托尔斯泰死后，她对自己的女儿们承认：“在你们父亲的死上我是有罪过的。”女儿们没有回答。她们全都哭了。她们知道，母亲讲的是实话，是母亲以自己经常的埋怨、不断的批评和非难坑害了父亲。事实上，托尔斯泰伯爵和妻子的幸福是具备一切前提条件的。列夫·托尔斯泰是著名的作家，除了荣誉之外，托尔斯泰和他妻子还有财产、很高的社会地位、孩子。开始，他们的幸福显得非常完美，非常重要，足以长期继续下去。他们一起景仰和祈求万能的上帝，让这种幸福无止境。    托尔斯泰逐渐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变成了完全另外一个人。他为自己的著作感到羞愧，于是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写文章，在文章中呼吁和平，呼吁停止战争和消除贫穷列夫·托尔斯泰自己承认，他在青年时期犯过一切可以想象到的罪过，于是他开始试图完全按耶稣的教义行事。他把自己的所有土地都分了，自己到田间劳动，耕作，收割庄稼。他自己做鞋，打扫房间，用木盆吃饭并试图去爱自己的敌人。    列夫·托尔斯泰的生活变成了悲剧，而造成这种悲剧的主要原因是他的婚姻。他的妻子喜欢奢侈，而他对奢侈是十分鄙弃的。她渴望声誉和掌声，而这对他来说是什么也不值的小事。    她想要有钱和珠宝，而他却认为，财富和私有制是罪孽。多少年来她使他痛苦不堪，因为他想无偿地放弃版权。她要求钱，他是因为出版自己的书而得到钱的。在婚姻生活初期，他们无比地幸福，但是４８年过后，他对她却难以忍受了。有时晚上，他的年老的痛苦的妻子跪在他面前，请求他大声念念在５０年前在自己日记中写给她的表示爱情的精彩话语。有时他念描写关于那些已永远逝去的幸福日子的话时，他俩都哭泣。    最后，在８２岁高龄时，托尔斯泰再也没有力量忍受自己家庭生活，于是在１９１０年１０月的一个雪夜里离家出走了。过了１１天之后，他溘然逝世在一个铁路小站。在死之前，他甚至不让妻子到他那里去。    （一）

【台湾《中国时报》２月１２日文章】题：美女与怪兽    从表面上看，选美既不卖人也不卖货，纯粹是高级的精神赏玩活动。然而细加分析，潜藏其中的怪兽就呼之欲出了。原来它不但卖掉了台上玉树临风的美人，也卖掉了在台下睽睽凝视的观众，并且得到了更高昂的价格：籍由一场活色生香的演出，它集合了平凡无奈的“使用价值”，点铁成金变为“交换价值”，创造了一次商品与广告的狂欢盛宴。    一场选美竞赛的利益，至少包括活动本身与外围边际，并包含可数的财务所得和不可数的商品形象。整个活动犹如一个聚光灯，先是吸引各方前来的赞助厂商，经过“交换价值”的转变分配，又象一个光圈般地辐射出它再造的效益，以供所有的趋附者（投资厂商）分享。    除了初、复、决赛的舞台正式演出，选美活动必定还包括慈善访问、拜会参观，以及各种餐宴晚会；而每项活动，都能或多或少孳生利益，集聚收益或形象资源。例如舞台演出有现场的门票（前年在台举行的环球小姐决赛，每张特区门票高达１万元！），以及电视转播权益金等收入；访问、拜会、参观和各式餐宴或舞会，则是对赞助厂商（或机构）的具体酬谢。在这样的餐宴晚会中，选美候选人的“筹码”意味尤其裸露无遗，尽管总有“和平”、“亲善”、“义卖募款”等字眼遮护，却难掩交际／交换的交易本质，参选者即便有所警觉，也难以摆脱身为商品的命运。    在这桩大型的“商业绑架”游戏中，选美佳丽成了商品／人质，然而付出赎款的却是广大的消费群众，主办者与赞助厂商只暂时垫付，以小引大地赚取其间的可观差额而已。在厂商、媒介等商业体系的相互掩护拥抱下，“选美”成为炙手可热的事件，强化了原有的价值标准（如减肥、美容、修饰、女性化、西式的三围观……），使得益于这些标准的商品体系，又一次纲举目张，深入渗透在社会意识中。在各种“中国小姐指定使用”的标志里，商业强势的价值挟持了消费者的判断，大部分人只好糊里糊涂付出“赎金”。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身份，衍发了不同名目的选美，然而榨取的，仍是同样的物品消费价值。    从“棉花皇后”、“茶叶小姐”、“樱桃公主”的名衔中，我们阅读到商品与女性的结合典范和促销作用，也恍然看到了美女背后庞大的阴影，这正是那无孔不入的商业怪兽。

【合众国际社加州圣莫尼卡１月２１日电】圣约翰医院一位女发言人说，扮演过《斯特拉·达拉斯》、《双重赦免》和《对不起，错号》等影片的女演员巴巴拉·斯坦威克因心力衰竭，于昨天下午５时去世，享年８２岁。    曾被四度提名为奥斯卡奖获奖候选人的斯坦威克生前从未成为这项奖的得主，但曾于１９８２年荣获一项特别学院奖。１９８７年４月９日，这位在８８部影片和长达２００多小时的电视节目中担任过角色的老资格演员荣膺美国电影学院颁发的终生成就奖。当时因脊柱骨折而住院治疗了一周的斯坦威克乘救护车赶到颁奖仪式现场，参加了这一有２０００位各界名流光顾的盛会。    １９６６年，她荣获了电影演员协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当时任加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主持了颁奖仪式。他说：“斯坦威克为盲人、穷人和残疾人奉献了大量的爱。”    １９８１年，斯坦威克荣膺林肯中心电影协会的奖励。她在６０年代推出的电视连续剧《大峡谷》获得了埃米奖。１９８３年，她演的小型连续剧《棘鸟》获奖。１９８５年，她又在每周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科尔比一家》中扮演女家长。    斯坦威克原名鲁比·史蒂文斯，于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６日生于纽约市鲁克林，４岁失去双亲，１５岁时成为合唱队演员。后经朋友介绍，在威拉德·麦克的影片《圈套》中担任角色，一炮走红，她从此改名巴巴拉·斯坦威克。    她蛰居在小小的住所，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中去。人们认为她离群索居，在夜总会和聚餐会上很少见到她的身影。    斯坦威克是第１５位荣获美国电影学院颁授的终生成就奖的演员。

【突尼斯非洲通讯社马赛２月２０日电】题：一部影片被禁止３５年之后又重新在法国放映    一部法国影片——是关于马赛港的一则社会传闻的——在被审查机构禁止３５年之后，现在又在法国的电影院里放映了。    现年６８岁的保罗·卡尔皮塔上星期对他的影片《码头约会》重新与观众见面感到无比激动，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该影片之所以被当局禁演，是因为它里面有码头工人反印支战争示威游行中出现的暴力场面，当局对此十分敏感，何况殖民地当时不断发生叛乱。审查委员会的裁决是：“这部影片在工会的一个借口下描述了反印支战争的行动。它有一些猛烈反抗警察的场面。”

【突尼斯非洲通讯社马德里２月８日电】西班牙《国家报》周末增刊同有关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身份的一切报道相反，说卓别林从来不是犹太人。    《国家报》刊登了作家、记者何塞·路易丝·德比拉隆加写的一篇文章，回忆他同卓别林进行的一次谈话的内容。    卓别林谈到有人说他吝啬得出奇时说：“大家都认为这是我的天性，因为我是犹太人。但问题是我从来不是犹太人。”    卓别林还说：“我不是犹太人。事实上，我是受尔兰人和吉卜赛人的后裔。我的家谱中没有任何犹太人。”他解释说这是一个误会。他说：“我初到好莱坞时发现，犹太人比爱尔兰人更容易进入好莱坞电影圈。为数不多的制片厂全掌握在犹太人手中。雇佣我的第一名制片人是犹太人，因此认为我也是犹太人。我没有否认。我来自英国最下层，没有城堡，没有可能被我玷污的家族，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使事情复杂化。”

【拉美社哈瓦那２月１４日电】第４次哈瓦那国际书展１３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闭幕，８万多读者参观了书展。    包括中国在内的４０个国家的５５０家出版社参加了这次书展，展出了文学、科技、历史、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２万多册书籍。这次书展是２月６日开幕的，在展览期间向公众出售了数千本书籍，其中销售量最多的有阿根廷作家阿韦尔·波塞的《天堂的狗》、美国作家艾丽斯·沃克的《紫红色》、保加利亚作家克里斯托·科列夫的《我们的事》和苏联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教师和玛加丽塔》等著作。另外，出版社之间还签署了价值１２００万美元的贸易和交换协议。

【美联社雅典２月１５日电】题：基金会宣布奥纳西斯年度奖的受奖者名单    据今天宣布的消息说，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华沙市和希腊一家博物馆已列入价值１０万美元的本年度奥纳西斯奖的受奖者名单。    亚历山大·奥纳西斯公共利益基金会主席约安尼斯·耶尔加基斯说，巴西历史上第一位独立地以有效的政治方式把印第安民族团结在一起的土著领袖艾尔顿·克雷纳克也将得到奥纳西斯奖。    奥纳西斯年度奖将授予那些在国际上对学术、人权和环境问题作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    约安尼斯·耶尔加基斯说，颁奖仪式将于４月５日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

【法新社古晋（马来西亚）２月１８日电】题：一瑞士生态学家在丛林中隐居了６年    沙捞越的一位高级负责人说，马来西亚准备欢迎一瑞士生态学家的父母，让他们说服他们的儿子回国去，他们的这个儿子在沙捞越热带丛林的佩南部落中间隐居了６年。    沙捞越州的这位高级负责人还说，他准备给这位生态学家买回国机票。这位生态学家名叫布鲁诺·曼塞。    这位环境保护者开展了积极的宣传运动，写信和写文章为佩南游牧部落呐喊。据他说，这个游牧部落的生存因沙捞越热带森林遭到滥伐而受到威胁。迄今，他一直生活在这个部落中，但找不到他。

埃菲社二月十八日报道，墨西哥全国电影工业协会说，这些厂倒闭的原因是，近年来，录像俱乐部，抛物线型天线和有线电视的迅速发展。据估计，目前每年有五十多家录像俱乐部在墨西哥兴起。

埃菲社二月十九日报道，乌拉圭总统桑吉内蒂主持了今天的开馆式。各陈列室展出了大批有关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复制文件和实物，其中包括哥伦布的日记、海图、航海罗盘、复制的圣玛丽亚号船等。

埃菲社报道，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厄瓜多尔画家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明将为该组织画一幅反映拉美现实生活的壁画，画幅为一百平方米，预计今年十月份脱稿，该画将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的主要入口处。

国内外文：你在这里可以找到老朋友，乔治·布什（原载英国《卫报》）。

【英国《外事报道》周刊１月２５日文章】题：欧共体主席德洛尔背后的人们    雅克·德洛尔无疑是欧洲共同体委员会迄今为止最卓有成效的主席之一。在过去５年里，德洛尔大权独揽，对委员会的控制程度超过他的任何前任。    德洛尔继承了一个习惯于山下而上进行工作的委员会。主意由各行政部门提出，然后把它们提交给分别领导各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总干事，最后由１７名执行委员作出决定。德洛尔任职后采取由上而下的工作方式，使委员会更加有活力。１９８５年单一欧洲条例、１９８８年预算改革以及目前的经济与货币联盟方案等方面进行的变革正是由于德洛尔主席及其顾问推动而致。然而，德洛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内阁”——他的顾问班子。德洛尔“内阁”是布鲁塞尔最有效的一个班子。    这个班子的“班长”是帕斯卡尔·拉米。这个班子的工作人员很少见到主席，但却常见拉米。拉米把他们准备的文件交给德洛尔。主席每天收到约１５份他必须作决定的文件。拉米成为主席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内阁”成员一起开会只是每周一次，即每星期四与主席共进工作午餐。    拉米拥有的这一权力使他成为委员会中最富有争议的人。拉米可能是仅次于德洛尔主席的最有权力的人物。当德洛尔需要与其他执委打交道时，他常常派拉米作为他的代理人。拉米为这一做法进行辩解的理由是，这可以节省主席的时间。而其他官员则说，德洛尔这样使用拉米表明他可能要隐退。    拉米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他是典型的法国政界名流人物。他１９７５年毕业于国立行政学院，然后在财政部工作直至１９８１年社会党获胜为止。当德洛尔任财长时，他就在德洛尔核心小组里工作，后来又在总理莫鲁瓦手下工作。拉米现年４２岁，与总统关系密切。同事们认为他在未来的社会党政府中会当一名高级部长。    拉米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与布鲁塞尔的官僚们大不一样。他避免在餐馆用午餐；当他陪记者在工作人员餐厅用餐时，他只吃米饭，喝一点扁豆汤。虽然拉米象德洛尔一样工作至深夜，周末也不休息，但他仍能安排不少时间来锻炼身体。    除拉米外，德洛尔班子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副班长”弗朗索瓦·拉穆勒。    他负责法律事务及单一市场问题。拉穆勒与拉米一样具有奉献精神、很有纪律并具有决心，也是个容易使其他官员眼红的人物。拉穆勒是从委员会的法律部门调来的，他在那里撰写单一欧洲条例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提出的“补贴”原则使德洛尔很感兴趣。他为德洛尔撰写的发言稿中每篇都有十多处提到补贴问题。德洛尔最近还让拉穆勒为改革欧共体机构提出新看法。

【台湾《联合报》１月１８日文章】题：悲情恶魔岛    每一名警卫都带着一根一米长的黑色钢头硬塑料棒。其中一人说：“这是肋骨分隔棒，我们用来当刺棒。它能分开肋骨，却不能使肋骨折断。”    这个地方是伊利诺伊州马里恩监狱，迟早是诺列加的新家。这儿是美国管制最严格的监狱。送到这里的都是已经定罪的犯人，只有少数海洛因集团的大毒枭例外。    联邦监狱署说，关在马里恩监狱的犯人，都是联邦监狱系统中最危险、最有逃狱倾向和受到最大威胁的重犯。美国半数以上的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也常把恶性重大的犯人，送到马里恩监狱监禁。警卫喜欢说，这里的犯人是坏人中的坏人，所有的坏苹果装在一只桶子里。    任何一个犯人在马里恩监狱学到的第一课是行动。如果某一个犯人拒绝行动，受过特种训练的５人小组，会戴着防暴钢盔，穿着防弹背心走进牢房。每个人抓住犯人身体的一部分，把他按在地上，用铁链捆绑，然后把他抬出牢房。    犯人中，有部分是“独居犯”，这些人如果在一个监房里，可能互相残杀。一般监狱里，大多把他们单独监禁在“独居房”里，但是马里恩的情形格外严重。必须单独监禁的犯人有１５０名，占全部犯人的１／３。    马里恩监狱的防暴措施，部分象瑞士陆军，部分象开发前的美国西部。每个人都有任务：秘书小姐都受过使用步枪的训练。但是监狱长哈曼否认监狱四周配置了防空武器的报道。他说：“我们没有导弹或火箭，我倒真希望我们能部署这些武器。”    马里恩监狱位于圣路易斯市东南１００英里的野生动物保护区边缘，除了瞭望台、围墙及沿着周界设置１３重带致命利刃的圆筒形铁丝网，外表上很象一个大学校园。    犯人在一年或一年以上行为良好的，有希望逐渐获得较好的待遇；牢房里可以放置较多的私人用品，增加康乐时间一两个小时。两年或两年以上，可以调到“转狱前监舍”去监禁，等待能移到管理较松的监狱。不过，在那里如果犯了一次错误，可能被退回原处，甚至可能关进有“黑洞”之称的惩戒隔离监舍“黑洞”里每一个牢房长９英尺，宽７英尺。床铺是一块混凝土板。两个小栏架足够放置几件衣服和两三本书，一个没有接缝的不锈钢隔间处各有马桶和水盆，铁制的小窗架上装着厚玻璃，夏季有通风，但是没有冷气，温度有时高达摄氏三十五、六度。    诺列加如果定罪，可能要在马里恩监狱度过余生，他是军人，守纪律没有问题，但是听命令的不如下命令痛快。不过，他单独监禁时也许可以利用他的恶名赚钱。诺列加如果要写一本《我的故事》，有些出版商可能乐于付出１００万美元订金。

【美国《新闻周刊》２月１２日一期文章】题：拒绝死神３６５天（原编者按：２月初，拉什迪在接受记者萨拉·克赖顿和劳拉·夏皮罗９０分钟电话访问时，首次说出他的心声。）突然被判死刑那一天是情人节，对我来说，这个日子多少已经改变了意义，它可能是一个人所能接受最奇异的情人节。我在家里的工作室里，时间大约是上午１０点，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广播电台一名记者打电话给我。我记得她说：“你被霍梅尼判处死刑作何感想？”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然后她说，能不能在“一点钟的世界”上说几句话，那是午餐时间的一个大节目。我不记得我说些什么，只记得我说了几句可以供他们引用的话，然后我跑到楼下告诉妻子玛丽安娜。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关上百叶窗，锁好大门。    我们两个人都很惊慌。我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ＣＢＳ订有长期协定，预定那天上午去上现场播出的节目。他们派一辆汽车来接我，当时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做的事情是上电视，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我对玛丽安娜说，我要去接受访问。我上车走了。    这种决定的好处是，当各国传播媒体涌至时，我不在家。我离家１０分钟后，大约有７５个电视摄影组到了我家门外，做一切电视摄影组该做的事情。同时，我到达ＣＢＳ办公室，还在发抖，一位ＣＢＳ记者安慰我说：“你用不着担心，霍梅尼每天都在判处死刑，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判处美国总统死刑，每周一次。”我想：“啊！不错，很好，只是放空气而已。”然后我不得不上电视，那是在此之前我所接受的最后一次访问。好整以暇参加追思礼拜到了节目结束时，玛丽安娜打电话到摄影棚说：“不要回家，因为每个人的汽车都停在路上。”于是我安排到我的经纪人办公室去，请玛丽安娜收拾一个行李袋，到那里去跟我见面。大楼里每一门电话的铃声都响个不停。他们告诉每一个人，我不在那里。    原定当天下午要参加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的追思礼拜，但是我没有办法知道我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结果我说：“不管它，我们走。”    有一位报人拿着录音机走进教堂，坚持要访问我。我说：“瞧，我是到这儿来参加我朋友的追思礼拜的。”到这个时候，大家已经知道我在教堂里，所以待在我家门外的那些人现在全部到了教堂门外。我没有预料到这一点，我甚至没有一辆汽车，幸而我的一位朋友有一辆ＢＢＣ轿车。他把我和玛丽安娜推上后座，带着我们离开。    玛丽安娜和我曾在离我家几条马路的地方租下一栋小公寓住宅，做她的工作室，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    我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心里都很害怕，当地警察奉命保护这个地方，但是那只是短时间的事情。我不知道长期战略应该如何。第二天，显然是高阶层讨论的结果，从下午起我就受到苏格兰警场特勤组的保护，到目前还没有改变。寂寞是最大的惩罚最初几天是我这一辈子最不安定的日子。起初大家都以为经过几个礼拜，一切问题就会不了了之。但是我后来慢慢开始了解，我造成的伤害太大，要想息事宁人，需要很长久的时间。    我们花许多时间坐在电视机前面，观看事情的新发展，我们染上了电视瘾。过了三四个星期，我才决定不要再虚度余生，观看别人在电视上侮辱我。    我出走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什么也没有带，后来我总算可以请一个人在警察保护下走进我的家。我至少拿到了我需要的几本书，一台打字机和一些零星东西。    许多作家都保留一些帮助他们写作的“圣物”，我也有一两样。所以我也托人取来一块一英寸高的银块，上面刻着印度和巴基斯坦没有分开前的地图，那是我出生那一天我父亲的一位朋友送给我的礼物，所以我不论到哪里去都带在身边。另一样圣物也是朋友送的，那是一小幅海地的原始乡下风景画，我写作时总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它不到一英尺高，只有８英寸宽。    最初３个月里，我除了写书评、几首诗和每天记日记以外。什么也没有写以后我逐渐写我反正要写的作品，那是给儿童阅读的神话。这本书已经在我心里酝酿了３年，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幻想故事，跟阿拉伯之夜有关。相信问题总会解决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自坐在房间里。这一次唯一的困难是我不能走出房间。    跟别人见面非常困难，我一向认为电话是很难用的工具，我不是那种喜欢在电话上长谈的人，我宁可少说几句。但当它已是你唯一的通信工具时，你很快就会养成习惯。    我应该说打电话有一个优点是你能选择通话的对象。没人能打电话给你，你却能出人意料打电话给某一个人。当然，常常有人不相信是我，常常有人要我提出若干证据——你怎么能证明打电话的人是你？这真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想念的是正常的生活。在街道上散步，到书店里从容浏览书籍，到杂货店里买东西，到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我一直是个大电影迷，我已经有一年没进过电影院，也有一年没开车。我实在是很喜欢开车。但是，我却必须坐在后座。    我想念的只是这些小事情，你有这些事情可做时，认为一点不重要，你不能做的时候才知道那是生命中的要素，是真正的生命，取消这些事情，是最大的剥夺。    我的日常生活跟过去没有什么不同。早晨起来，开始工作，工作一整天，然后看许多坏电视和录象带，这就是我的生活。不过，我不是完全孤独，我旁边还有几个客人——带枪的客人。    我根本不愿承认我会象这样度过余生，我仍是一个乐观的人，我相信问题总有解决的一天。

（原载台湾《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