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新社十日报道，美国国务卿贝克在给泰国外长西提的信中表示，美将增加给西哈努克派的援助，并将继续支持一项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案。

美联社报道，这是南朝鲜政府人士九日说的。

合众社报道，该决议是由瑞典和匈牙利提议，以二十一票赞成、七票反对、十票弃权通过的。苏联、乌克兰、保加利亚和民德弃权。

法新社援引国务院发言人丹尼斯·哈特的话说，理由是他在美收集秘密情报。

法新社报道，缅甸和南朝鲜已就开设大使馆一事达成协议。缅甸同南朝鲜自一九七五年建交以来，缅甸的外交事务一直由其驻日本大使馆处理。

路透社报道，沙特是第一个正式承认阿临时政府的国家。

【本报讯】世界银行负责亚洲事务的副行长阿蒂拉·卡拉奥斯曼奥卢２月９日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篇演说，题为《环境、贫困和经济增长：亚洲经济的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摘要如下：    在发展中国家，要保护环境就必须同贫困和激烈争夺森林、土壤和水之类的自然资源的行为作斗争。由于受到众多的、日益增长的人口和商业性开发的无情压力，这些资源正在越来越迅速地减少。１５年前，人们会听到发展中国家说，环境保护是富国才承受得了的一种享受，发展中国家认为，它们低水平的工业化对环境构不成威胁。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贫困、环境、经济增长和开发之间强大的相互作用已经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亚洲。    要对亚洲突出的环境问题作出估价，必须首先考虑这个地区严重的人口问题。大量的亚洲人是穷人，其中许多人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从事着投资少、生产率低的农业。    他们在拼命搜寻耕地、牧场、建筑材料和木柴的过程中不断损耗森林、土壤和水源。    土壤侵蚀是亚洲土地损耗的最严重的形式，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其使人望而生畏的复杂性莫过于去年淹没孟加拉国的水灾。几十年来，在农村穷人人口不断增长的巨大压力下，森林植被消失了，陡峭的小山被开垦了，土壤侵蚀加剧了，孟加拉国的河道淤塞减少了向海洋的泄水量。这个过程所涉及的地理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了印度、中国、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许多江河流域。    在印度，这些问题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大，最近所作的调查认定，那里的森林面积仅占印度土地的１１％。在泰国，森林只占全国总面积的１９％，剩下的森林资源每年还要损失３％。    亚洲的城市污染问题不是仅仅由人口数量直接造成的，这个地区的迅速工业化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河流、沿海水域和城市的空气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对地面水的过分使用引起土地盐碱化和地面下沉，人的健康受到了威胁，随着水的供应的减少，工业成本上升了。    这些环境问题十分紧迫，涉及面极大，已经影响从达卡到加尔各答到上海和马尼拉的千百万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保证安全的饮用水，妥善处理垃圾，控制工业污水，净化河水和空气已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直到下个世纪，这些问题都将被列入亚洲环境保护日程和经济发展日程。

【台湾《中国时报》３月４日文章】题：９０年代的生意眼（作者黄炎）    美国有位亚伦·纽曼先生，最近对外寄出一份邮购目录。    这份目录推销的产品有：    铝罐压缩器，能够自然分解的垃圾袋，尿布和卫生餐巾，太阳能充电器和电扇，氡气的家用测试器，含铅油漆检波器，一氧化碳警报器，饮用水中是否含有三氯甲烷、水银、镉或者四氯化碳的测试组件，省水的水龙头和莲蓬头，高效能的抽水马桶，不是从石油提炼出来的护肤产品，可以自然分解的清洁用品，由新闻印刷品重新提炼成的信纸、便条纸以及日志等等。    纽曼预测９０年代大家最常挂在嘴上的字眼，将是“回收使用”、“自然分解”，以及“整修更新”。纽曼认为在自然资源减少、污染和垃圾问题愈趋严重之际，外在经济环境将会促成家庭中大量使用可循环使用以及可自然分解的产品，而室内室外严重污染的问题，也将促成测试污染和省水省电的装置大量兴起。    虽然纽曼的目录并未引起大众的购买兴趣，但是许多专家非常佩服他能在美国人随用随丢的生活哲学下，提出这么样一个高瞻远瞩的观念。    纽曼的邮购公司是美国直销市场协会六千名会员中，唯一一个专门销售更新、循环使用产品以及其它跟环保有关产品的公司。

【美联社北京３月９日电】藏民过去在农奴主统治下遭受奴役，生活极端凄惨、贫困。北京为提高藏民生活水平，确实作出了种种努力。    中央政府每年对２００万西藏人的补贴远远超过了从这个荒凉的高原地区所得到的收入。目前，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中藏人比率达到６２％左右。    此外，北京还采取措施弥补西藏寺院和其他文化古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的破坏，重修了一批寺庙，并鼓励藏民从事各类宗教活动。中国实行的经济改革使得沿海各地区的情况相对来说有所改善，但经济改革没有触及到偏远的西藏地区，西藏仍然是“中国的最贫困的一个省份”。不管中央对西藏的各项政策本意有多好，但反汉情绪一直未有扭转。    【路透社北京３月９日电】西方国家驻京外交官们认为，拉萨事件是个特殊事件，“那里发生的情况在其他地区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当中国的社会稳定受到威胁时，中国领导人看来就会主张采取强硬措施，不管在他们的国外形象方面会付出多大代价”。

【《日本经济新闻》３月９日报道】（记者小牧）据此间西方外交人士８日透露，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总统将于年内访问苏联。这位在位２０多年的总统访问苏联，这还是第一次。苏哈托总统打算通过访苏保持同中苏两国的外交平衡。此外，该国过去实际上一直奉行的是亲西方外交，现在转而接近东方超级大国，似将对柬埔寨问题以及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产生影响。    苏哈托总统的访苏日程，有影响的看法认为是在今年秋天，但也有提前的可能性。据认为苏哈托访苏的目的，是要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对实际上亲西方的外交轨道进行修正。    既然同中国就邦交正常化问题达成了协议那么同正在和中国改善关系的苏联关系疏远下去，只会在外交上造成很大的不利。另外，苏哈托企图通过加强同苏联的关系对中国进行牵制。

【合众社华盛顿３月９日电】美参议院３月９日以５３票反对、４７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否决了约翰·托尔任国防部长的提名，这是对刚刚上任４８天的布什总统的一次沉重打击，从而也结束了美两党一场如火如荼的揭隐私战。    托尔现已成为被参议院所否决的第九位内阁成员。    据报道，托尔的提名之所以通不过是因其个人的行为不端所致。在早些时候国会就托尔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右翼人士曾直言不讳地当众声称，亲眼目睹托尔任参院军委会主席期间喝得醉醺醺，在办公室里和女秘书调情，对她们动手动脚，因此舆论界送给了托尔一个酒色之徒的“美名”。    托尔本人矢口否认对他的指责，他本人只承认不太守纪律，并无酗酒和那些风流经历。然而托尔的辩白无济于事，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    托尔淘汰出局以后，五角大楼老板的新人选在４月初之前看来不大可能产生，因为参议院在３月底将休会两周，而新人选必须得到参院的认可。

【共同社成都３月９日电】包括大约４０名日本人在内的外国游客从拉萨相继撤回到成都。日本旅游者说他们在拉萨感受到了危险，度过了“紧张的３天”。他们说，“我们被误认为是汉人，遭到了石块的袭击。”    住在面对北京东路的牦牛饭店的坂井保子向记者诉说了遭遇不测事态的恐怖情景说：“在外出时碰巧赶上了冲突，我闯入了一个藏族人的家躲了起来，太可怕了。”    利用休春假去拉萨的中部大学学生久保孝良说：“我被误当作汉人遭到了石块的袭击，我急忙高喊‘我是日本人’以谋求帮助。”

（原载台湾《经济日报》）

【泰国《中华日报》３月９日评论】除外来恐怖分子外，还有一些外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扮演很不光彩的角色，希望分裂中国。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拉萨的骚乱是中国内政问题，外国不应干预。达赖和北京都希望进行谈判，如外国人停止干预，将会使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失去外国的声援，行动也将会较为克制，有利于促成对话的实现。任何分裂中国的企图，所有中国人都不会容许，结果决不会得逞，难免以失败告终。    【泰国《新中原报》３月９日文章】题：分裂活动不得人心    从西藏骚乱事件的整个进程看，这次事件显然是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有计划的行动，他们在西藏上层分子所发动的叛乱活动３０周年前，利用部分西藏人对过去政策的不满情绪，煽动他们仇视汉族人民，发动骚乱，以便达到他们多年来要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狼子野心。

【本报利马３月５日电】（记者寇泽刚）日前，在秘鲁中华通惠总局社堂举行的《炎黄子孙在秘鲁》一书的首发式上，记者有幸结识了两位法国女士，一位叫克洛迪娜·萨蒙，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另一位叫伊莎贝尔·劳森特，是法国安第斯山研究会驻利马的学者。她们都是研究海外华人的专家。    《炎黄子孙在秘鲁》是秘鲁人类学家温贝托·罗得里格斯博士的近作。据介绍，他耗时１５年收集了大量史料，并亲临当年华工劳动过的甘蔗种植园、棉花农场、鸟粪岛等地做了实地考证，写出了这部反映１０万华工自１８５０年在秘鲁登陆以来繁衍、发展的历史著作。两位法国学者称，这部书对研究华人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劳森特女士是研究安第斯山人文历史的。她发现，秘鲁印第安人的进化与发展同华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１９世纪４０—５０年代，在秘鲁的西班牙殖民势力已经被当地新生的大庄园主和殷富商贾所取代。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导致了劳动力的大量缺乏，于是大批华人被以“契约劳工”的形式运到了秘鲁，这些华人多集中在沿海地区。    后来，沿海华人逐渐流向秘鲁内地，参与了安第斯山谷流域和森林区的开发。据考证，流往内地的华人大都是第一批解除了契约合同的华工，或者是他们的子弟。在秘鲁内地出现的华人已经不再是奴隶一样的劳工，而是流动的驴驮商人或小手工业者。据考证，就是这一代华人把大米带给了印第安人，并教会他们开采橡胶。这部分华人后来在橡胶开采、淘金、种植水稻和蔬菜等方面发了大财。    萨蒙女士这次来秘鲁专门考察了秘鲁的华人会馆。她说，最早的会馆大约建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末。这些会馆无论从年代的久远，还是从规模、数量上说都是很了不起的。（记者从中国驻秘鲁使馆了解到，全秘鲁共有２１个华人会馆，利马有８大会馆，外埠１３个，统归中华通惠总局领导。旅秘华侨约有１．２万人，华人５万人，华裔１０万多人。）这些会馆有的至今仍宏伟、富丽，有的已经破烂不堪。但是就是那些已经“半截入土”的会馆，当地华人也不允许拆除或变卖。他们说这是祖宗留下的产业，有朝一日要重新修复。    劳森特女士说，秘鲁华人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华人有所不同。秘鲁华人和其它秘鲁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不仅如此，由于华人在秘鲁社会经济的发展上作出过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华人做为一个民族是受人们尊重的。现在在秘鲁社会各界，包括工商企业、文化卫生、学术、教育、体育，乃至议会、最高法院、新闻、政府机关都有华人。

【英国《观察家报》１月２９日文章】题：准备好，然后推销你自己    这是一个充满竞争、面向市场的世界。所以雇主们仍然希望那些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努力“推销”自己。填表：实事求是简明扼要    你的履历表或申请表是你的第一个推销工具。你必须使用它们把你推销给招聘者，说服他们找你面谈。    目标是积极地表现和宣传你自己，推销你的技能，你的知识和你的品格。你要使你自己看上去令人感兴趣，充满生气，适合做这个工作，而且消息灵通，因而出类拔萃，使别人想见你。第一印象——履历表、申请表、面谈至关重要。    首先，在填写表格或去面谈之前，要在家里做好准备。尽可能多地了解你要申请的机构的情况，搞清楚你要申请的单位有哪些要求以及你够不够格。    精心计划你的“宣传活动”，有效地使用你的时间。搜集你所需要的事实和文件，不仅要有诸如出生证明、考试成绩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材料，而且要有能说明你干过什么其他工作，从中你学到什么东西及你业余时间干些什么的材料。    在向雇主寄送履历表的同时，要附上一封信，信中要告诉他们哪个空缺你感兴趣，为什么他们应该认真考虑你。这样的一封信可以给你更大的表述自由。但你的履历表应该实事求是，简明扼要。几乎你所做过的一切都能使招聘者对你有所了解。特别要说说你读过什么书，组织过什么活动。这些东西都能说明你具有雇主们所要求的素质。要轻描淡写你的弱点，让那些适合做这项工作的优点突出出来。如果你不得不承认某些缺点，那也是为了表明你已从中得到了教训。面试：大方自然切题风趣    一切都准备停当，你就可以去进行第一次面谈。第一次面谈往往时间很短，一般大约半小时，不会给你太多时间让你说服接见你的人录用你。去面谈以前，你要重温你对这个机构及工作的研究，考虑一下怎样回答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你为什么要申请做这个工作？    从容地开始面谈。微笑、握手，友善，用眼睛联络，不要总盯着接见人的鞋。不要缩手缩脚，也不要做作，要自然、机敏。接见者希望听听你讲话，所以不要只答“是”或“不是”，但也不要扯得太远。要使你的答话妙趣横生。    接见者会对你填在申请表或履历表及附信上的内容刨根问底，以便搞清楚你是否具有他们所寻找的那种人所具有的素质。    要作好讨论时事或你填在表中的使你感兴趣的事的准备。    有些问题可能会觉得很古怪，但你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对于接见者提出的问题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你作何反应和怎样应付这样的局面。要想得到热门职业的人在跨过第一个障碍之后还可能有另一个。它还可能只是一次简短的面谈，但也可能是一个全面的，持续二三天而且需要住在那里的综合性考察。可能要带你去进行一系列的个人面谈和小组面谈，可能还有笔试。    常常还要让你和其他候选人一道对企业形势进行模拟讨论或作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练习。你吃午饭、上迪斯科舞厅、去酒吧、在住所周围散步都会受到细心的观察。    结论是，除非你在这期间砸锅了，否则你就一定是正在向得到一份好工作的途中前进。

【台湾《联合报》３月３日文章】题：人情味（作者欧宗智）    中国人是最讲“人情味”的民族，这人情味三字给冠上引号，当然含有反讽的意味，因为中国人只跟熟人讲人情味。    “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死道友莫死贫道”等俗语，充分显示国人的自私、寡情、至于古圣先哲主张之兼善、博爱，那是嘴上说的，纯属理论，与实际生活无涉。不过，一碰上亲朋好友，国人自然就兼善、博爱，变得很有人情味了。    最常见的例子，如公车司机挂着一张臭脸，象全年的人都得罪了他似的，搞得乘客捉心吊胆，深怕自找没趣；然而一旦上车的乘客是熟人，司机立即绽开笑容，有说有笑。又如，公家机关柜台人员的脸，往往象抹了浆糊，毫无表情，让人退避三舍，敬而远之；然而洽公的人若是朋友，立刻换了一个人，热心万分！许多公事原先屡办不通，但只要找到熟人，这“人情味”便发挥想象不到的功效，使事情迎刃而解。    这种“人情味”，也正是乡愿的表征、特权的催化剂，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特色。有了人情味，拆除违建便意思意思了事，取缔特种行业只是虚应故事，弹劾官员必定雷大雨小无疾而终……    更要命的是，国人以此“人情味”而自豪，甚至反过来批评西方人的不讲情面，寡情薄义。殊不知“人情味”乃民主法治生活之大敌也。无怪乎了解国情的人会悲观地指出，中国要真正步入民主法治的世界，恐怕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呢！    人情味要用在陌生人身上才可贵，中国这特有的“人情味”不要也罢。

【合众国际社新加坡２月１０日电】题：新加坡向接电话时的粗鲁态度开战    花旗银行对许多工作人员“我不注意态度”的做法感到厌烦，于是开始实行一项“优质服务训练”计划，甚至对做得好的人给予奖赏。    斯滕·杰森是一名时间管理、个人生产率和推销的专家，他把新加坡人接电话的态度称为“很可怕的”。    这位４４岁、态度和蔼的丹麦人说：“问题在于站在公司最高位置上的人选人不当。问题可能是首先与顾客发生联系的人——接线员——而不在于总经理。”    杰森解决接电话态度粗鲁的整个问题的办法是，通过举办小型讨论会和研究班的办法使公司最底层的人加强自尊感。    杰森说：“大多数接线员中学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没有上过起码的商业礼仪的课程。他们只经过马马虎虎的训练就被雇用了。接电话时不是有礼貌地说声“早上好”再报上公司名字，而是说声“喂？”后便唐突地提问“你是谁？你找谁？”以及过快地挂断电话，这些做法使心怀不满的打电话者不愿再来光顾你的公司使你们少挣一大笔钱。”    一家银行失去了一笔１５万美元的生意，原因是一名职员接电话时漫不经心。杰森以此为例告诉接线员、职员和秘书们，他们组成了关键性的“第一线——顾客首先接触的人”，反映着一个公司管理的整个气氛。    美国运通银行顾客部主任玛丽亚·索说，她希望发展一种“电话文化，它培养一种把每次电话都看作潜在的生意的态度”。

▲台《中国时报》五日报道，在使用「中国台北」名称的条件下，台当局派代表团去北京参加亚行年会的可能性很小。    ▲台《民众日报》五日报道，高雄市首次展出大陆人体画后，台湾一些评论家认为除了其新闻性以外，「这些裸体画只是一些表面亮丽的手艺品而已，缺少做为艺术品应有的内涵」。    ▲台《工商时报》三日报道，一些新加坡商人通过大陆劳工单位正式引入大陆渔民，经新加坡登上台湾渔船赴远洋作业。自去年九月开始，已有近五十名大陆渔民经此合法手续为台湾渔船工作。    ▲美国在台协会三日针对美向台催讨旧债一事发表声明，指出为数达一点八七亿美元的旧债系于「民国三十四、三十五年」的五笔借贷本息；此项索债行动与美国之承认中共为中国唯一合法政权无关」。    ▲台《联合报》报道，台「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八日发表声明，对拉萨实行戒严「表示深恶痛绝」，并声称将尽一切努力「支援藏胞进行反共斗争」。该会同时表示，对少数藏胞主张「西藏独立」一事，则不表支持。    ▲《香港时报》报道，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戴瑞明一日表示，只要民进党能依「人团法」向台「内政部」办理政党登记，依法取得政党合法地位，国民党并不反对与民进党正式接触。    ▲香港《明报》五日报道，香港又一政治团体——新香港联盟宣告成立。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以服务社会为主，成员包括工商精英和公务员。

（原载台湾《联合报》）

保罗·尼采是里根政府关于美苏中导条约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中导条约最终签署，尼采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也因此成了一位举世注目的新闻人物。然而，对于他的过去，一般人也许并不甚了解。其实，这位今日为缓和美苏对抗关系而奔忙的有功之臣正是当年帮助美国政府制订对苏实行强硬对抗政策、并因而获得“冷战之父”绰号的人。正如美国一家报纸所说，他既是美苏对抗关系的解铃人，也是系铃人。    自冷战时期开始以来，尼采就一直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几乎参与了美国政府关于美苏军事对抗的所有重大决定。他有时在前台，身居要职，有时又在幕后，充当顾问，有时工作为在野人士，对执政者发表评论，施加影响。他虽无缘问鼎过国防部长、国务卿或国家安全顾问要职，但拿前国防部长哈罗德·市朗的话说，“他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一些曾担任过这些职务的人”。他发挥作用或施加影响，既不依赖于任何政治基础，因为，他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也不靠同任何一个大党建立过密关系，因为他为共和党政府服务，也为民主党政府服务；他唯一所依赖的是他的学识、忠诚进取精神和坚韧不跋的毅力。    尼采出生在一个富有的书香门第，其父是芝加哥大学的名教授，研究罗马语的大学者。    １９２３年，尼采１６岁时进入美国有名的霍奇基斯学校，而后进入哈佛大学并于１９２８年毕业于该校。    之后，他进入华尔街其父的一位世交开办的投资银行供职。在那里他如鱼得水，财运亨通，不几年就成了百万富翁。    然而，金钱并没有泯灭他的志向和抱负。    １９４０年，经好友詹姆斯·福里斯特的引荐，尼采毅然离开华尔街进入政界，时年３３岁。    尼采在联邦政府从事的第一件工作是对美国空军袭击敌对目标的结果进行分析和估价。日本投降后，他进入长崎和广岛，调查和估价美国在那里扔下的两颗原子弹爆炸后的威力和后果。    （上）

埃菲社三月一    日报道，美国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杰克逊说，莫扎特是位反法西斯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他因支持共济会和左派思想遭政治迫害而死，而不是因贫病或被毒死。

埃菲社二月二十六日报道，西班牙著名画家桑切斯·科埃略的代表作《腓力二世像》在阿根廷失而复得。这幅名画价值八百万美元，于一九八七年三月被盗。阿根廷警察经过两年的侦察，终于在首都一家旅馆里找到了这幅画。

埃菲社二月二十八日报道，经专家鉴定，它们是钦乔罗文化晚期人的尸体，钦乔罗文化的特点之一是用世界上最早的防腐技术处理尸体。

【法国《费加罗报》２月２２日文章】题：极端美丽的乔迪·福斯特（作者皮埃尔·蒙泰涅）    乔迪·福斯特拥有的王牌几乎可以说太多了。她极端美丽，她在洛杉矶法语中学读书时就已是神童班的成员。    我在里沃利路再次见到了她。当时她只向我提出了两个要求：不要在她面前吸烟；不要再谈论约翰    ·Ｗ·欣克利。她上身穿一件羊毛套衫，下穿一双黑色长统袜和一条灰色裙，围着一条红色披巾，不时撩起一绺金发，露出那深蓝的爱捉弄人的眼睛。    她在１３岁时在电影《出租汽车司机》中扮演吸毒的小妓女。１９７５年，她在《布格西·马隆》中扮演一家非法酒店的荡妇。她在中学学习法语，后来又进入耶鲁大学深造，这位小美人儿在那时就有了极大的魅力，求爱的信件雪片般地向她飞来，约翰·Ｗ·欣克利就是求爱者之一。欣克利在一封给她的信中写道：“既然你不爱我，那我就去杀总统。”    果然，欣克利从科罗拉多赶来，向里根总统开枪，打伤了里根总统和另外３个人（１９８１年３月３０日）。福斯特对此感到震惊。    乔迪·福斯特是电影《被告》中的主角。这部电影轰动了美国全国。    福斯特在谈到这部电影时说：“电影主人公萨拉赫是一个举止庸俗、嗜酒、吸毒的女人，带有一点神经质。她同一个可怜的摇滚乐演员一起生活，最后把他赶走了。然后，她到一家酒吧间去找一位女友。    “喝得微醉的萨拉赫被一个小伙子拖到后厅（人们在那里玩电动弹子游戏）。她同这位小伙子跳舞。突然，这位小伙子将她按倒在弹子台上，将她强奸了。接着，另两名小伙子也在顾客的掌声中强奸她。在美国，这类集体强奸妇女的案件每１０分钟发生一起。    “诉讼仍然开始了。奇怪的是，萨拉赫必须首先使警察相信她是清白无辜的。她努力抗争，要求审判强奸她的人。在她的辩护律师的帮助下，她进一步要求谴责强奸犯的朋友，说那些朋友是强奸犯的同谋，并要求谴责当时在场而又不对一个处境危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    福斯特接着说：“这一情节使我感兴趣，因为它提出了一些真正的问题。公众一直在想：萨拉赫是否是这一罪行的挑起者？但无论如何，任何妇女都不该被强奸，暴行是不能容忍的。萨拉赫可能是人们建议我扮演的最佳角色。集体强奸场面的拍摄持续了５天，我大哭了一场……我希望人们不要把我看成是受到命运惩罚的‘卖弄风骚的女人’。这部大胆的电影也是对人们的淡漠态度的控诉。”

埃菲社三月四日报道，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内尔的《酒》和《沉思》两本诗集手稿，四日以一百四十万法郎（约二十三万美元）售价卖给巴黎国家图书馆。这两本手稿原属法国著名诗人特里斯唐·查拉私人图书馆收藏。

【法新社巴黎２月２８日电】题：一件非洲艺术品在巴黎拍卖行卖出创记录高价    一件非洲科塔人的祖先用过的圣物盒雕刻品，昨天在巴黎一家拍卖行以３１０万法郎被让—路易·皮卡尔买走，从而创造了这一类艺术品的最高拍卖记录。    据拍卖估价员说，这件艺术品的卖价差不多相当于上次（去年６月１６日）以最高价（１６０万法郎）拍卖的一件同类型艺术品的两倍。它说明，这类原始艺术品的价值正在大幅度上升。    这件艺术珍品是迄今所发现的最大的一件，它出自于一位不知名的科塔族人（生活在加蓬和刚果边界一带）的工匠之手，是由一位传教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从非洲带到法国的。

【墨西哥《至上报》文章】题：世界名人怎样对待他们的子女    世界上的名人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子女的？里根曾被评为“美国最不关心子女的父亲”，因为他从不亲近儿子，女儿虽是演员，而且对他很尊敬，但因不在身边，也很难得到父爱。    约旦国王侯赛因曾几次冒着生命危险，从恐怖分子手中救出自己的子女。对他来说，子女不仅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是命根子，因为在他童年的时候，父亲对他太不关心了，有一次有人朝他开枪，父亲没有挺身而出保护他，而是趴在地上直打哆嗦。他不愿自己的孩子有同样的经历。    摩纳哥的兰尼埃三世亲王溺爱子女，致使卡罗利娜公主沦为放荡的少女，王子们也成了纨绔子弟。    法国总统密特朗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物质上关心子女，他把自己的乡间别墅让给婚后没有住房的女儿。    撒切尔夫人对子女的关心达到了溺爱的程度。她曾几次派海、陆、空部队去救她的经常遇到危险的儿子——    一位冒险家。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虽为子女操心，但很少过问孩子的事情。    纳赛尔是一位冷漠的父亲和祖父，他整天忙于工作，从来没有时间和孩子们呆在一起。    至于斯大林，每当有人向他谈起孩子的时候，他总是说：“我们还是谈点正经事吧。”然而为了表示自己富于人情味，他常常在孩子们的嬉笑声中召见部长们。列宁深深地喜爱孩子，可是他自己没有孩子，因而十分痛苦。    荷兰前女王朱丽安娜被认为是欧洲各国女王中最好的母亲，她在退位前把可以支配的时间都用在４个女儿的身上，她的教育方法是给予理解和自由，在朱丽安娜年轻的时候，母亲对她的教育过于严厉，缺乏理解和自由。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和王后索菲娅对子女过于宠爱，想方设法防止让他们遇到危险。    戈尔巴乔夫总的来说对子女宽厚慈祥。但有时也象他对待政治的态度一样，严厉而不讲情面。

【美联社罗马２月２６日电】意大利人在长期迷恋看电视和电影之后重新发现了去剧院观剧的乐趣。    国际上一些知名的演员现在拒绝接受电影脚本而宁愿上剧院登台演出，而观众为了能看到最叫座的演出一大清早便去排队买票。    罗马大学的一位社会学教授说：“意大利人１０多年来一直喜欢看电视，现在再次渴望观看舞台上演出的伟大喜剧和悲剧。”    去年电影观众减少了１８％，意大利各地的电影院纷纷关闭，而新剧院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一些较小的城市，使得意大利全国的剧院数目增加到１７００个。    去年剧院观众增至８１０万，比１９８７年增加了７．３％，演出的场次增加了将近４％，达到４１３００场。

【美国《洛杉矶时报》１月１６日文章】题：关岛的静悄悄的敌人    在关岛，医院急诊室的病历读起来象是恐怖片剧本。比方说，有一个两个月的婴儿３月份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婴儿的父亲半夜１点钟起来查看她的睡眠情况，发现一条五英尺长的蛇盘在她的脖子上，正在往下吞她的胳膊。    关岛当地原先只有一种蛇，是象蚯蚓一样的对人无害的盲蛇。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舰只在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往关岛运送补给时，在军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也运来了没人想要的乘客，能长到１３英尺长的褐色树蛇。    据美国专家托马斯    ·弗里茨说，由于在关岛没有肉食性鸟禽一类的天敌，蛇的数量猛增到每平方英里６０００多条。    几十年间，这些蛇几乎吃光了关岛上的所有鸟禽。    遭蛇捕食的有地球上别的地方所没有的关岛食虫鸟和关岛秧鸡。这两种鸟禽过去非常多，但是，康涅狄格大学鸟类学家罗伯特·克雷格说，他在关岛研究鸟类生活的那一段时间里从未听到过鸟叫。    今天，这些蛇的数量极多，分布也极广，要想消灭它们已是不可能的了。    弗里茨估计，在有些地区，每平方英里可能有１．２万条蛇。他说：“要控制它们是办不到的。”

（原载香港《文汇报》）

【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２月１９日文章】题：我谈的不仅是自己    ——塔季扬娜·邦达连科对马祖罗夫的采访记    问：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您作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作为政治局委员同勃列日涅夫在一起工作了１３年。您的这一段莫斯科经历如何？    答：在一次全会上，在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之后，我曾提出意见。我认为，不能把全部权力集中在一个人、党的领导人的手里。    因为，如果政策不正确，人民就会把一切缺点和失败同党联系在一起，而这对社会是有害的。    在经济方面，当时在柯西金的领导下我们开始想到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发展了由赫鲁晓夫起的那个好头。但是后来，改革逐渐销声匿迹了，瓦解了。而列昂尼德·伊里奇不太支持这件事。许多事情仍然是第一把手说了算，虽然我也不赞成把政策人格化。遗憾的是，我们领导人主要操心的是树立他的个人威信。    “领导人需要有威信，你们帮帮忙吧”，他在小圈子里说。但是，这里的帮忙是指特殊的某件事。例如，波德戈尔内有一次对我说，列昂尼德·伊里奇要求波在他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讲话时讲到某个地方就站立起，从而使全场的人都站起来，以便鼓掌。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不愿意同别人分享威信，他在２３次代表大会之前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说：“我做报告，你们大家听报告，这是我们对党的总结报告。因此不需要你们发言。就是柯西金同志可以谈谈五年计划，其余的人不需要谈。”    我们勉强地同意了。而到２４次代表大会时，这一“要求”已成为法律。    问：通常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个无能的人。然而党政大权许多年来集中在他手里。这种怪现象如何解释呢？    答：勃列日涅夫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不具备一个杰出活动家的品质，他只能算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制度下的一个好学生。他利用这种制度的方法，得以使政治局处于第二梯队，剥夺了它的决定权。实质上我们处于无发言权的地位。    下一个阶段是限制行动。例如，我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０年视察了俄罗斯联邦的２９个州，到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后来到过克麦罗沃州。但回来后，列昂尼德·伊里奇把我叫去说：“你到克麦罗沃去干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他于是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说：“同志们，我们必须整顿。应该使政治局知道，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去，要由政治局决定。并且事先要说明，他到那里去千什么。”人们开始提出反对意见：为什么要作这种规定？要知道，我们都是国家和党的领导成员。    问题在于，勃列日涅夫依靠的是书记处，而不是政治局。按传统作法，书记处是做组织工作和检查决议的执行，领导干部的配备。而现在，一切都由一批书记们事先作出决定。书记处抢在政治局前面处理问题。往往是这样情况，我们出席了会议，而勃列日涅夫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应该如何如何做。于是书记们说：是的，是这样，列昂尼德·伊里奇。于是政治局委员们只好同意。    问：怎么会让勃列日涅夫掌权这么多年？    答：怎么会？当时赫鲁晓夫解职之后，找不到人选。于是产生一个问题——谁来接替？勃列日涅夫是第二书记。他为人和蔼可亲，仪表堂堂，善于同人交往，从来不发火。经历是，参加过整个战争，战前是党的一个州委书记。是个合适人选。但主要一点——他不是一个非常权威的领导人，这到后来才发现的。很可能，他感觉到这一点，才猜忌柯西金。    问：在７０年代末，在塔斯社发表的官方消息中，您的名字逐渐消失了。    后来，说您退休了。您当时是６４岁。这对一个政治局委员来说，退休是早了些。为什么，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我开始很难同他共事。在同列昂尼德·伊里奇作了几次谈话后，事情就最后决定了。我们由于职务关系常接触一些秘密消息。有一次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他的女儿在法国表现不好，从事某项投机活动。在这之前也有许多传闻。于是我去找勃列日涅夫，想按同志方式劝说他，应当处理一下家教。我提醒他，他的威信，就是我们的共同威信。    他严厉地责斥了我，不要我干预他的事情……最后有一次我们互相说妥，不愿再在一起工作了。我写了申请……

【苏联《新世界》杂志文章】（作者费·布尔拉茨基）一九六三年我初次遇见苏·斯洛夫。我在局里工作时曾多次听到安德罗波夫提到苏斯洛夫有关准备文件方面的意见。这些意见始终很一贯，因此在我意识里很快形成了对苏斯洛夫一种很明确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写文件总说在其他国家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而他却要指出：也应当说到武装起义的话；我们说，世界大战并非绝对不能避免，而他却要指出：也没有必然的和平；我们强调民主的意义，他却要提醒关于纪律的问题；我们指出个人崇拜时期的错误，而他却建议提醒说这样的时期是没有的，因为党始终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我们暗示说，在集体化时期并非万事大吉，而他却认为应该指出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总而言之，他坚决站在面面俱到的立场上，以免所谓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即便这婴儿带有斯大林的标记。    我们咨询团特别觉得有趣的是，每当我们写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时，苏斯洛夫总要用端正和纤细的笔迹把「和」字划掉改成破折号，因为据说这两者彼此不该对立。    我跟苏斯洛夫第一次相见是在一九六三年与中国代表团谈判时。在列宁山的迎宾馆里举行会谈期间，苏斯洛夫跟苏联其他领导人召集我们开会。他说必须赶快在一天之内准备好一份表明苏共同中国领导人争论的立场的文件，并当场把这称为《公开信》。然而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苏斯洛夫当时说「给他们出其不意的打击」时的脸部表情，他同时还发出了甜而又甜和轻而又轻的笑声……但第二天他又提出怀疑：当会谈还没有结束时该不该就这样做？后来我明白了，这是苏斯洛夫个人特有的作风，而赫鲁晓夫则总是更倾向于坦率、易冲动和不很深思熟虑的行动和步伐。赫鲁晓夫并不喜欢苏斯洛夫。我参加过这样一次会议，会上赫鲁晓夫对苏斯洛夫进行了猛烈、尖锐的甚至是不顾体面的攻击。「在国外，报上这样写着，在我的背后坐着老斯大林分子和教条主义者苏斯洛夫，他正等待着推翻我的时机。」接着他问苏斯洛夫：「您认为他们写得对吗？」    在党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全会上，赫鲁晓夫责成苏斯洛夫就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作一次发言。这项任务转交给了我和契尔尼亚科夫。发言稿必须在一夜之间准备好。我们在契尔尼亚科夫的办公室里足不出户地坐了十二个小时。我们知道苏斯洛夫的小心谨慎的立场，字斟句酌、面面俱到、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和没有强烈的色彩。而赫鲁晓夫交派的任务却不是模棱两可的——以苏斯洛夫的嘴巴谴责个人崇拜。我们便在这个圈子里绞了半夜脑汁。到天亮时发言稿完成了，整整齐齐地打印了三份，于是我们出发到苏斯洛夫那儿。他让我们坐到一张长桌边，自己坐到主席的位置上。他自己大声读发言稿，象高尔基那样发着有力的『喔」音：『好，这里讲得很好。这里也讲得好。反驳得很好」。但在一个地方他停顿了，说道：「这儿最好要引证列宁的话来加强。最好有引证」。说着，他拿出一只匣子，把它放在桌上，开始用瘦长的手指迅速翻检引证的卡片。

漫画说明    背上：改革右为：官僚主义    左为：克格勃（原载墨西哥《至上报》）

【苏联《论据和事实》周报１９８９年第７期文章】苏联外交部美加局副局长维克托·苏霍德列夫曾长期任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英语翻译，他在对该报记者谈话时回忆了这两名领导人的迥异风格和自己的“高级翻译”生涯。    赫鲁晓夫喜欢大量使用俗语和谚语，而且经常是俄语、乌克兰语双管齐下，１９５９年访美时就多次使翻译神经紧张，难以招架。他还喜欢脱稿即兴演说，起码在国际会晤时从来没有一次是照本宣科的。访美时每天起码有两次正式演说，午宴和晚宴各一次。发言稿是事先拟好并译成英文的。赫鲁晓夫往往是掏出稿念头两段，随后便借题发挥。最后两段一般是经过斟酌的政治评价，赫鲁晓夫这时如能回到原稿，翻译就算松了一口气。    访美的最后一次演说前，赫鲁晓夫对翻译说：“这是总结此次访问的终场戏，我就照本唱吧。”上了讲台，他说：“今天是我在美国的最后一天，有许多话想说，为节约时间，我读头尾两段，其余由翻译念英文稿。”等到赫鲁晓夫念最后一段时，他灵机一动说：“我还是决定对参观贵市（匹兹堡）和工厂发表点个人感想。”    听英文译稿听烦了的美国人掌声雷动。赫鲁晓夫插科打诨，嘻笑怒骂，足足发表了４０分钟“感想”。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当勃列日涅夫的口译很省心，但很枯燥。    领导人的谈判桌上都放了事先拟好的提纲，因为这种场合下要表述的是经周密考虑的本国政策。有的领导人事先“吃透”了提纲，把它变成自己的语言，但在谈判时一般仍把提纲放在眼前，作为“定心丸”。    勃列日涅夫头几年还能用自己的语言复述提纲，同对方进行争论，但到晚年就只照本宣科，从不争论和对话，会谈变成了交换独白。    往往是头一天双方各唱各的，回去后苏方专家商量并拟稿，第二天勃列日涅夫再读新稿。    【路透社维也纳３月７日电】最新一期《星火》杂志刊登了苏霍德列夫叙述１９７９年勃列日涅夫和卡特会晤时的情景。    从５０年代中期开始为５位苏联领导人担任翻译的苏霍德列夫说，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知识贫乏的人，他甚至懒得照本宣科地阅读那些预先为他准备好的材料。”    “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求甚解，他往往用诸如‘我们将研究研究’、‘我们考虑考虑’这类空洞的话搪塞对方提出的问题。”    苏霍德列夫说，到１９７９年，“勃列日涅夫只要手头没有讲稿，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那次在维也纳同卡特私下会晤时，他只是念了一下预先准备好了的讲稿，而对卡特总统的答话几乎全部领会不了。    “我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文件，它是根据设想中卡特会提什么问题来准备的，届时勃列日涅夫可以照本宣科地念全部内容，也可以只念其中的一部分。    “当时卡特果真问到了某个问题，于是我将不必要的内容从讲稿中勾去，然后递给勃列日涅夫。    “他开始照本宣科地念，但当念到我划去的段落时，他转过头来问：‘我还要往下念吗？’    “‘不，你不要念了’，我答道。我忧心忡忡地看着卡特和他的翻译，他俩仔细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也完全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我真感到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