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外长佩雷斯说，他两周前在日内瓦会见了南联邦主席团主席莫伊索夫，讨论了改善两国关系问题。

外电说这是埃及四月关闭巴解驻开罗办事处以来双方领导人的首次会晤。

美《新闻周刊》二十七日报道，该计划包括攻击伊朗位于布什尔和阿巴斯港的基地以及法尔西岛，

法新社说，这两人是科·阿基诺总统的重要盟友。

美联社二十七日说，伊拉克还要求海湾国家召开会议制定保证海湾稳定和航行自由的措施。

南朝鲜官员说，苏代表团将同汉城奥林匹克组委会和南朝鲜奥委会负责人会谈。

法新社二十七日报道，阮基石说，越将不会同即将访越的美特使讨论这个问题。

据美联社二十七日报道，医院发言人说，三十八岁的布伦特·安德森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心搏停止、肺功能衰竭，其次是艾    滋病。病。

【美联社维也纳７月３日电】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一位重要顾问今天说，一些官僚及其他顽固力量和“习惯势力”正在阻碍经济改革。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甘别吉扬说：“经济改革是一场革命性的改革，所以它是一项非常困难和复杂的工作。”    他说，改革是困难的，因为在提出这些人们所不熟悉的措施之前的一个很长时期内，“行政命令的管理方式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阿甘别吉扬说：“习惯势力是最难克服的东西，所以需要采取治本的措施。”    他指出，反对改革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人有４类。    这位苏联经济学家说：“第一类官员是部分部一级和司局级工作人员。由于一些权利将下放到企业和协会，他们将被剥夺这些权利。这些人试图证明，没有他们，一切会变得更糟，管理部门将不会正常地发挥作用。”    抵制改革的第二类人是“一些能力差的管理人员，即一些厂长和集体农庄主席。他们习惯于根据行政措施办事”。    他声称，抵制还来自那些“拿钱多干活少”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由于劳动组织存在缺点，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虽低，但却拿高工资。”    他把“贪污国家财富者、受贿者和酗酒者等反社会分子”列为第四种抵制势力。

【共同社北京７月２７日电】题：大规模交流意义重大，政治会谈的成果不够    率领“朝鲜友好睦邻之船”３３０名团员、从２２日起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党访朝团，２７日结束了在北朝鲜的访问日程到达北京。    关于访朝，田边团长自信地说，“大型访朝团的目的已经达到”。    在日朝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冷却的目前，大规模交流所起的作用确实很大，在失散家眷重新团聚方面，也积累了可贵的成果。然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在以同金日成主席会谈为高潮的一连串政治会谈中，几乎没有为解决日朝两国间的悬案而取得具体的成果。对于社会党来说，令人啼笑皆非的反倒是使人强烈感到，北朝鲜方面为了进行经济合作而希望同自民党进行交流，并且为此而期望社会党发挥桥梁作用。

【路透社北京７月２４日电】（记者    马克·奥尼尔）西方外交官今天说，中国同日本的贸易赤字减少了一半，这帮助改善了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尽管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在不断恶化。    《人民日报》本周说，两国今年上半年的贸易赤字从去年同期的３４．８亿美元下降到了１７．８亿美元，原因是中国大大提高了出口额和减少了从日本的进口额。    一位日本外交官说，贸易赤字是中国官员５月份在东京就经济问题举行高级会谈时表示关注的３个主要问题之一。他说，另外两个问题是中国要求日本增加投资和转让技术。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今年没有因政治关系恶化而受到影响。    今年的贸易数字使双方都感到比较愉快，东京至少能够指出在一个领域取得进展了。    半官方的日本贸易振兴会驻北京的代表薮内说，两国的贸易赤字之所以下降，主要是日元对人民币的比值大幅度上升造成的。    他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之所以大幅度上升，是因为中国商品的质量、包装和交货工作有所改进。    他说，“中国的出口额之所以大幅度上升，是中国自己努力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日本方面改变了关税和限额。”    上述日本外交官说，双方贸易赤字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方面对进口实行了限制。

【日本《东京新闻》７月２７日报道】到７月２６日止，外相仓成已决定，从下个月到明年１月的半年时间内，包括派驻各主要国家的大使和外务省内的干部在内，外务省的人事将大幅度刷新。    新的人事安排，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将要求驻苏大使鹿取泰卫、驻英大使山崎敏夫和驻联合国大使菊地清明离职；二、外务省仪典长，北美、中美、南美和联合国局各局长，外务省派出的法务省入境管理局局长等职将换人；三、将要求国际合作事业团总裁有田圭辅离职，由前外务事务次官柳谷谦介继任总裁，等等。驻华大使中江要介明年１月底也可能调回国，其继任者可能是驻泰国大使木内昭胤。    在派驻各主要国家大使换人的形势下，驻美大使松永信雄和驻韩大使梁井新一将继续留任，直到明年美总统选举结束和汉城奥运会闭幕再行更替。

【路透社雅加达７月２１日电】印尼企业界一位头面人物说，由于日本不愿转让技术，只提供一些过时的东西，因此，如有必要的话，印尼的一些公司应该偷取日本的技术。    印尼工商会两会长之一西斯沃诺在万隆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说，日本过去自己也从西方偷取科学知识和技术。他因此忠告印尼人不要等着把技术“送上门来”，而是只要需要，就从日本人那儿偷取技术，不管什么技术都行。    他在这次专门讨论印尼和日本经济合作的讨论会上说：“日本在向我们转让技术的时候，并不那么真诚和坦率。”

【法新社新德里７月２７日电】印度政府２７日宣布，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２９日将前往科伦坡签订一项旨在为战火纷飞的斯里兰卡带来和平的协议。    政府说，拉·甘地将作为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的客人。这是官方第一次承认，尽管科伦坡有保留，而且泰米尔族叛乱组织表示反对，但是签订协议一事仍继续进行。    在科伦坡，据说贾亚瓦德纳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已征得内阁成员同意这项拟议中的协议。    在新德里，政府谈判代表同泰米尔族叛乱领袖就协议草案举行了会谈，尤其谈到要求叛乱分子在２９日签订协议后３天内放下武器一事。大部分叛乱组织要求印度派维持和平部队保证他们的安全。路透社说斯总理反对这一协议    【路透社科伦坡７月２７日电】虽然斯里兰卡总理拉·普雷马达萨今天反对旨在结束该岛引起流血种族冲突的危机的和平计划，但是政界人士说，政府将继续执行和平建议。    他们说，普雷马达萨在一次特别内阁会议上说他反对关于在泰米尔人为主的北部和东部建立一个行政机构的建议，之后退出了会场。    这项协议是科伦坡和新德里在斯里兰卡总理不在国内时拟定的。据这些人士说，他还反对印度充当斯里兰卡危机的调解人。

【苏联《莫斯科新闻》周刊７月１６日一期文章】题：在苏共历史教科书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报告人社会科学院苏共历史教研室主任、历史学博士尼·尼·马斯洛夫）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认为是经典的，其内容被宣布为党的历史问题的唯一正确说明。这本书是从个人崇拜思想的立场来叙述我党历史的，尽管它在国内外传播党的历史知识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它也是教条主义、死啃书本和概念化的根源。    社会科学在当前情况下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那就是教条主义、烦琐哲学、脱离生活、偏见、评价许多历史篇章时的片面性和缺乏独立性，为了编写新的党史教科书，首先就应当决定取舍问题。    今天仍很难克服那些禁锢党史工作者科学思维的教条。    首先是关于党的发展无冲突论的教条。    多年来，党的历史被说成是一系列的胜利、成功和成就。……而在我们的道路上曾有过许多困难    ——既有客观的困难，也有主观的困难。无冲突论不仅是美化现实，而且是歪曲真相。    第二个教条是认为，任何历史人物，只要犯了某种政治错误，那么他从一开始就是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    这种观点至今还远未根除。它造成对党的干部和领导人、对列宁周围的人和革命史的歪曲看法。对党的活动家的错误和失算应该说，但也不要忘记他们的功迹。许多党的活动家都完全应该予以平反，因为他们不是间谍、杀人犯、特务、外国侦探，而过去恰恰由于这些而判罪。第三个教条认为，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一直不断地自动地在增长。    这种增长被说成是一    种向上的运动，没有遇到障碍，也没有下降过。但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处于停滞状态和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同《人道报》谈话中所指出的“危机前现象”的时期来说，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第四个阻碍客观研究党史的教条是关于似乎是包含在所有党的文件中的绝对真理——终极真理的概念。    而实际上有一些文件并不总是符合真理的，这一点现在已得到承认。引起异议的还在于，如果相信迄今出版的教科书的话，那么列宁之后到今天为止，就再也没有什么人了。斯大林、赫鲁晓夫至多也是作为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人而提到。可是这些都是领导党和国家的复杂而矛盾的人物。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对他们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我们出了有关罗斯福、邱吉尔和艾登的书，而斯大林的政治传记我们则尚未编写出来。

【台湾《中国时报》７月２５日报道】政府基于葡萄牙准备将澳门交还给中共，顷决定将行政院现有的“香港小组”，扩大编制为“港澳小组”，并于２４日由香港小组新任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连战主持第一次成立大会，会中将讨论今后如何辅导港澳侨民回国定居、工作、投资、置产等具体事宜。    此次扩大编组的港澳小组成员包括财政部、经济部、侨委会、外交部、经建会、交通部等有关部门。    连副院长在昨日的会中，正式宣布香港小组改名为港澳小组，其主要工作将延续原香港小组之工作内容，并扩大工作范围至澳门部分。

美《商业日报》二十六日说，钻杆、套管、高压防喷器、阀门等油田设备及配件目前相当短缺，其价格六月份几乎上涨一倍。

西德政府统计部门二十七日说，其外贸顺差为五百五十五亿马克，经常项目盈余为三百八十五亿马克。

据土耳其报纸二十七日报道，土外债目前已达三百三十亿美元，比一九八○年增加百分之一百六十。

苏核工业部副部长拉普钦日前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苏仍将进一步发展核电事业。到一九九○年，苏的核电厂将比一九八五年增加一倍，到二○○○年，苏拥有的核电厂将是现有核电厂的五倍。

【香港《华侨日报》７月１８日文章】题：中国三线企业战略再转移（作者陈仲贤）    所谓“三线”实际上是一个战略区域概念，指中国内陆腹地省份。“三线建设”是中共从国防战略出发，在６０年代中期开始的生产力布局一次重大战略转移，集中力量形成一个后方基地。    经过２０多年的建设，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个基地对中共军队的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加强，都起到重大作用。    近几年，外间大致都知道了中国导弹的发射台、卫星腾空的地点安排在什么地方，这些地方都与“三线建设”有关。    同时，由于“三线建设”的发展，中国工业布局的偏重现象也有所改善。    对过去单是依靠沿海地带，把工业过多地集中在东部的传统，有了初步突破。    从１９４９年以来计算，中共在三线地区先后投了近２０００亿元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约１４００亿元。    建成国营企业２．９万个，职工１６００万人，约占全国的１／３。形成了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包括核能、航天、航空、造船、电子、化工、机械等工业体系。    三线企业拥有一支强大的科研队伍。单是军工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有１６万人，约占职工总数的１５％。这个百分比大大高出全国其他地区和行业。    三线地区大多是穷乡僻壤，经济落后，为此，中共在这些地区大力修建铁路，建成了川黔、成昆、贵昆、湖黔、襄渝、焦枝、阳安７条铁路干线，通车总里程近５０００公里。    但是，除了上述提到的成就之外，也有很多引起争论的缺点。而且，“三线企业是大包袱”之说一直没有断过。    这是因为，“三线建设”的提出和实施当年来得太快，缺乏总规划和综合平衡，生产布局过于分散，一些企业以战略观点放在荒山野岭而没有城市依托，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所必需的供销、协调条件。    因此，到近年国际局势基本上可保持和平，而国内经济又讲求效益的时候，怎样衡量“三线企业”的得失有了与前不同的看法，怎样安排它们的未来成了问题。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方面实现“军民结合，以民为主”，进一步促进把军工生产转移到民用生产上来；另一方面，使一线、三线力量有所结合。把三线基地的力量发挥出来。

【美国《华尔街日报》６月１７日报道】题：中国的监狱同西方大不相同（记者朱莉·塞尔发自陕西）    对任何经历过为进入美国一所监狱而必须经历的金属侦查器、搜身和电子大门的人来说，陕西第一监狱是使人感到出乎意外的。事实上，进入陕西省这个最大、最安全的监狱所需做的只是通过大门走进去。    监狱官员们说，不过，犯人逃跑不是一个问题。这个关了大约１０００名男性犯人的监狱，去年因为没有人企图逃跑而评上了奖。    监狱官员说，他们常常事先很早就发现逃跑计划，然后成功地在犯人试图逃跑以前找他们“谈话”。但是，一位熟悉中国监狱制度的香港官员为这种不经常有人企图逃跑的情况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不管犯人什么时候逃出监狱，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他总是不能走得很远。”在中国，政权无所不在，没有政府的点头，实际上不可能找到住房或工作。    官员们工作很努力，目的是改变犯人对他们在社会上作用的态度。共产党人要的是忏悔以及改造。    中国监狱的口号是“通过劳动实行改造”。官员们说，自从文化革命结束以来，中国的监狱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说，新中国给犯人提供人道的生活条件、教育和学手艺的机会。    从向外国人开放的监狱（据信是中国条件最好的一类）的外观来看，那些关于中国监狱的可怕说法看来是被夸大了，或是过时了。中国官员说，象第一监狱这样的设施，关押的是最严重的犯人。不那么严重的罪犯是在劳改营服较短的刑期。    每间牢房住１５人之多，床铺是木板床，一排排很整齐。吃的主要是土豆、馒头和饺子。每个犯人每月可以吃到两公斤肉。有一个单独的厨房，为２０名穆斯林犯人做特殊的饭菜。    第一监狱还有一个医院和一个图书馆，犯人可以读报、看电视或学书法。但是为了不让犯人“吃闲饭”，犯人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工作或学习。

【台湾《雷声》周刊６月１５日一期文章】题：我国与新加坡的军事关系（作者曲大勇）    多年来，我国在协助新加坡建军过程中，曾出过不少力气。不过，这些事情平日不易为外人所知。值此中新密切关系公之于众之际，特就两国军事关系加以报道。中新两国使用武器多相仿新加坡陆军所使用的武器，可以说是英美混合制，其中那些美式的装备，和我国使用的几乎完全一样。海军和空军也有些武器相同。彼此相同的武器系统奠定了两国合作的基础。李光耀屡次来台访问后，发现我国的轻武器生产不次于欧美国家，很适合黄种人的特殊体质使用，回国便下令向我方采购，于是，新加坡便成为我国军火销售的对象之一了。新加坡军队常在我国演习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国家”，要想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据说李光耀终于看上台湾，乃主动要求将新加坡一部分陆军派来台湾接受演习训练。新加坡所需要的是海岛防御战术训练，而我国目前所强调的正好也是这种战术，非常切合需要。同时’李光耀则同意在某些国防科技转移方面，对我们予以协助，甚至在替我国购买武器方面，多加协助，以作为回报。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虽然新加坡的官兵也调动频繁，来往增减不定，但一般总有一营左右的军事人员，经常在台湾接受训练。每一次李光耀到台湾，总会到南部的训练基地对新加坡士兵“正式”检阅一番。    据指出，早期新加坡空军在创建过程中，受到我国的人员协助颇大，他们大都是以受聘的方式，直接在那里服务，其中有些军官原来的级别是相当高的。不过，最近这几年来，因为新加坡的空军创建已有基础，所以中新两国的合作就比起往昔略要降低些。我国向新加坡购买新式炮舰我国曾由新加坡    输入最新式的炮艇。未来不久，我国的海军亟需现代化的驱逐舰和巡防舰，借以淘汰过去的老旧舰艇，设于新加坡的沃斯珀造船公司就对此甚感兴趣。    此类的公司在新加坡为数不少，这些公司都曾派人来台活动。目前，在美国不愿进一步卖新武器给我国的情况下，我们透过新加坡，相信能够替我们打开一条出路，不失为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由我国和新加坡第一次进行军事合作算起，到今天已有１０余年，其中的项目繁多，从总的观察言，我同新加坡的合作显然是十分良好的。

【台湾《联合报》７月１７日文章】题：“书禁”要开放了（作者也行）    戒严法废除之后，据说书禁也要开放了。    我这里说的“书禁”，是指大陆上出版的书籍禁止进口的规定。有些朋友说，政府今天开放书禁，等于马后炮，没有人真正感激。今天在台北市，大陆３０年代作家到年轻作家的作品，可以很轻易地买到，大陆出版的有关美术、建筑或中国古代文物的书籍到处都可以买到盗印本。有人说，台湾的出版界是靠盗印外国的著作发财的，然而未来台湾的出版界还有一条生路，就是盗印大陆的出版品，不必翻译，只要改掉简体字就好了。    戒严法废除后，“书禁”业务由新闻局接办，听说该局正忙着订定新办法。我觉得新办法不论根据什么法律订定，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政治的归于政治，学术的归于学术”，归于学术的应该准予自由进口。    我觉得政府不妨大方一点，不必禁止简体字出版物的流通。大陆使用简体字已经是既成事实。我们可以坚守不用简体字的原则，但不能漠视简体字的存在，不能不注意在台湾的中国人未来阅读中文出版物的方便。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文的罗马拼音。这些年来，英文著作中所有的中文拼音都使用中共公布的那一套。大势所趋，看样子我们也挡不住了，而书还是要读的，学术还是要研究的，不能再闹这个别扭。我们也应该在字典上加上中共的拼法，把它视做英文国际音标与韦氏音标的分列就可以了。    开放后，出版界混水摸鱼、在夹缝中大赚其钱的机会减少了，可为台湾的学术界留一点面子。非翻印人家的作品不可，即使不付版税，是谁的著作就写谁的名字，不要再盗名欺世，丢脸丢到大陆去。同时可以扩展文艺界与学术界的视野，对于我们向来重视的中国学术研究，不必再闭门造车，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自外文出版物中转引中国的资料。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七月十四日文章】题：贝多芬的音乐响彻北京城（作者马西亚·布利斯·马克斯）    中国人特别偏爱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    几个星期以前，匹兹堡交响乐团访问北京，由洛林·马泽尔担任指挥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交响音乐会，由中国歌唱演员担任独唱。这些中国演员都很乐于高唱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这首乐曲宣扬和平，而且还释放出一种音乐特有的激动人心、积极向上的力量，几乎可以使人们即兴投入演奏。西方古典音乐在青年人中极其风靡，而且不仅仅在受过较好教育的青年人当中。    我以前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一些学生为了买抢手的音乐会票而旷课。演出中，他们喜欢逐乐章地讨论演奏作品的复杂内容，还不时对乐团的指挥和独唱演员品头论足。他们对音乐都很内行，阅读一切可以得到的有关材料。我在音乐会上经常对在我周围的那一张张年轻人的脸感到惊奇，这同在纽约的交响音乐会上看到的那些老人们的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北京的老人们却是看京剧。

【路透社纽约７月１４日电】从苏联移居到美国的画家、作家、舞蹈家等艺术家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自由，但是并没有得到成就。    在国内，他们引起一批虔诚的先锋派同行的注意，拥有人权虽不多但却相当稳定的观众或读者，但是受到安全机构的监视。在这里，他们感到空虚、失落和孤独。    艺术家亨利·胡佳科夫说：“在那里，总有人——国家、艺术家、公众——管着你。”他住在布鲁克林的一栋小房子顶层当作居室的阁楼里。    他说：“现在，我非常自由，甚至到了厌恶自由的程度。”    对于里玛和瓦列里·格尔格温这一对夫妇来说，从莫斯科移居到美国使得他们有自由试验新的绘画方法和优质绘画材料。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走上美国的艺术舞台。    这三个人都是７０年代从苏联移居到美国的。他们在美国国土上已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依然被隔离在美国艺术界的主流之外。    纽约州瓦萨学院研究俄国和苏联艺术的教授盖尔·罗曼说，移居到纽约的苏联艺术家的作品比在苏联国内的作品要动人得多。但是她认为，移居的苏联艺术家作品对美国艺术家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影响。    罗曼说，把苏美两国艺术家隔开的主要障碍是：这些移居的艺术家有着一般说来较宽广的知识背景、美国这里是个潜在的赚钱的艺术市场，而与苏联把艺术看作是政治的传统相比较，两者大不一样。    纽约的艺术经济学强调的是花大价钱购买那些得到著名美术馆青睐的人的作品。这使得许多不习惯于为赚大钱而竞争的俄国移居者老是处于次要地位。    格尔格温夫妇说，目前美国艺术的中心是技术，而不是内容。    格尔格温夫妇象在莫斯科时一样，也在从事一些绘画以外的工作，例如为美术馆和博物馆做文物修复工作。他们说，这可以使他们摆脱美术馆老板、出版商和其他将限制他们发挥创造性的财务纠纷。    他们是在１９７８年来到美国的。这一对夫妇说，他们到美国来的决定是突然作出的。

明火执仗  持械抢劫    近１０年来海盗行为有了很大发展，他们拥有现代装备，不再单单靠大刀、匕首和棍棒、木帆船，而是拥有冲锋枪、手枪、快艇等现代化作案工具。他们活动的范围也不再是某些近海水域，而是扩展到世界公海。他们已不满足借助黑夜、地形、天气等客观条件来从事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而是持械抢劫，明火执仗。    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艘不愿透露国籍和名字的商船于当地时间１９点到达了尼日利亚拉各斯港附近，它在离威斯特摩伦费尔３．５海里的地方抛了锚。这时船长根据船只常在这里遭劫的教训，让把船上几乎所有的灯都打开，整个甲板被照得象白昼一样。驾驶楼上的探照灯不时地往海上探照着，甲板上还有流动岗哨在不停地巡逻。    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凌晨１：３０分左右，一伙荷枪实弹的海盗冲了上来。因为遇到流动岗哨的反抗，他们殴打岗哨，开了枪。正在值班的大副听到了枪声，立即意识到这是海盗们在强行登船，他拉响了警笛。他看到４名全副武装的海盗正朝着驾驶楼走去。船员们听到警笛也纷纷跑往甲板。他们都遇到了海盗们的猛烈火力。一些海盗手持转盘冲锋枪、各式手枪等速射连发武器，大副和船员们又被赶了回去。与此同时，另几名海盗用手枪逼着船长交出他所掌握的所有钥匙，特别是点名要交出保险柜的钥匙。还有一批海盗把船上所有房间都搜罗了一遍，现金、照相机、收音机、各种首饰被抢掠一空。４点１０分他们把船上所有能抢的东西都集中在一起之后，又把全船乘员赶到甲板上，让他们亲眼看着船上的（有一些部分是船员们个人的）财物，是怎样被抢去、装到海盗船上的。当海盗船已经装满了猎物、准备起锚时，海盗们又把船员赶进船员餐厅里锁起来，然后才打着口哨，满载而归。    在靠近海港附近的地方，海盗竟敢如此肆行劫掠，一是因同当局有勾结，另一种情况就是海盗集团的机械化装备、机动性和实际战斗力都已可同当局的海上警卫队或海上警察分庭抗礼，有的甚至略高一筹。总之，海盗们可以为所欲为。被劫之后，不少船只也曾向就近国家港口当局、代理商、近海警卫队，有的甚至把遭劫的情况反映到国际海事组织’但却于事无补，国际范围内的海盗行为不光未见收敛，反而更变本加厉了。（三）

曾经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现在居然债台高筑；而４０年前还填不满国民肚皮的日本，现在居然成了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美国人开始反省，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将美国推向下坡，而将日本推向潮头？研究的结果是：国家能否致富，要看教育程度。决定一个国家前途的最重要因素是人，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而不是自然资源。在未来社会则更是如此。    未来学家在谈到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时认为，电脑、电讯联系、机器人和复合软件都需要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来管理、操纵。制造业将继续存在，但是，也将比现在复杂得多，需要高技术的工人。信息时代的经济需要的是聪明、富有创造性和生产成效的工人。为了未来，现在就必须在教育上投资。美国总统里根在年初发表的国情咨文里，强调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的重要一环，就是要提高教育水平，要求不光学校要抓教育，企业、社会都要抓教育。    几个月来，美国报界不断发表文章，揭美国教育的“短”。美国每年有１００万学生中途退学，全国总人口中有２０％基本是文盲。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美国将来可能成为拉美第二，即一部分是受到良好教育的高贵者，另一部分是下层阶级，没有什么文化。早在１９８３年，“促进良好教育全国委员会”就在一份报告中发出警告：“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被一批新兴的平庸之辈所腐蚀，这批平庸之辈威胁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１８６０年和１９００年间，当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富国时，美国有着一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最有技术的劳工队伍。现在，美国劳工队伍的水平已经低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不得不考虑改革教育。美国教育学家发现，美国的教育制度比较灵活，在培养人的创造性方面有长处，但对基本知识的训练要求不严格。同日本相比，美国学生一星期上５天课，一年只上１８０天课，每天上课的时间也短，一周只花５个小时做课外作业，比日本学生的学习时间要少整整一半。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教育部加强了对教师的资格审查。学校开始强调基础课的教学。家长、学校以至整个社会都重新对教育给以新的关注。

【路透社法国马赛７月１７日电】警方与政府官员今天说，马赛监狱囚犯昨晚暴动，抗议监狱太拥挤，焚毁一座牢房，数百名囚犯被迫临时靠帐幕过夜。昨天波密监狱囚犯用推土机推倒大门，放火焚烧关有８５０名囚犯的一座牢房，防暴警察数小时后把囚犯压制住，暴乱中５人受伤。    马赛警察首脑博内说：“监狱过去设施不足，却不能不顾一切把它烧掉，牢房被烧掉，情形更糟。”    根据官方数字，法国监狱按原先设计，最多只能关押３．２５万名犯人，现在却关了５万名囚犯。１９８５年就曾发生过监狱骚动，抗议监狱拥挤，那次暴动有数名囚犯死亡。

【塔斯社基辅７月２２日电】乌克兰西部切尔诺夫策一工厂厂长沃罗别伊对该厂工会提出起诉，结果是工会胜诉。    这桩民事诉讼案的起因是，该厂一名工程师请了一天假安排私事，并不违反厂规。厂长却说他旷工，并给以警告处分。工会主持正义，否决了厂长的决定。厂长大怒，告到法院    。    法院公正地审理了此案，工会胜诉，厂长反而遭到部里批评。    乌克兰工会理事会法律顾问说，工会在改革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勇于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前不久，伏罗希洛夫格勒一家工厂的总工程师被撤职，因为他无视工会关于改进劳动保护的要求。

【本报巴马科６月２０日讯】（记者方裕贵）近年来，马里农村妇女大量涌入城市，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而且这一趋势有增无减，引起当局的忧虑。    据马里人文科学院作的一项调查表明，外出的妇女中３０岁以下的占９６．６６％，未婚者占７６．３８％。以桑省为例，被抽样调查的６个村庄共有７４２户人家，７３９３人，外流入数为１１６５人，占总数的１５．７５％。令人惊奇的是每户人家都有一个以上的人员外流。    在这些外流人员中，女性占３５．３６％，女性中的５８．７１％来到了首都巴马科谋生。整个桑省来巴马科当佣人或保姆的女性占该省外出人数的３０．３２％。    是何原因促使这些年轻姑娘大批涌入城市的呢？据了解，农村女孩原先进城找工作并非为谋生，只是在农闲季节或雨季时到城里找点活干，赚点额外收入作为零用钱，买些进口物品，另外为自己准备嫁妆。这种外流仅属于季节性的。后来，马里遇上持续多年的特大旱灾，土地成了不毛之地，农民不能养活自己，村里的男青年都抛弃土地，离家出走。    由于经济困难，各城市也无力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出于无奈，他们只能去外国谋生。这样，留在家里的女青年就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由于干旱，颗粒不收，她们只能去城里帮工，挣钱买粮食。    由于马里是个穷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也是造成人口外流越来越严重和广泛的原因。    这些农村女青年成批涌入城市，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偷窃、卖淫、私自堕胎和杀婴等等。

【美联社伦敦７月１２日电】题：社会化的医疗是英国的宝石，还是头圣牛？    社会化的健康护理制度给英国人提供种种医疗，从注射预防流感针到心脏移植都有，而且不受交付医疗费用这种后遗症之苦。然而，有７０多万人在等待着住进国家办的医院去动手术，有些人已等待了多年。    因此，英国的国家医疗制度象支持者说的那样，是这个福利国家王冠上的一颗宝石呢，还是象《金融时报》的一位撰稿人最近说的那样，是“身上长皮癣的圣牛”呢？    这个由税收作资金的国家医疗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目的是向全体英国人民免费提供健康护理。它在英国人中成了经常辩论的话题。英国５６０万人中有９０％的人在享受这个庞大的医疗制度提供的方便。    在今年６月竞选期间，舆论调查一直把国家医疗制度和教育、失业一一起列为选民最关心的三大问题。    英国在健康护理方面花的费用比西方任何大国都少，反对派指责撒切尔夫人不给拨款，要把国家医疗制度困死，造成人员短缺，医院关闭。    根据国家医疗制度规定，只要有医生和病床，就接纳病人。愿意付钱或由保险金支付的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需要治病时，可以挑选大夫。    但是鉴于国家办的医院医生可以进行有限的私人行医活动，而且许多实行国家医疗制度的医院都有私人行医的科室，因此，花钱治病也没有保证能得到更高水平的护理。

【塔斯社莫斯科７月２７日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今天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一批克里米亚鞑靼人代表。    葛罗米柯告诉他们，已经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克里米亚鞑靼公民在呼吁书和声明中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个委员会将认真研究他们的愿望并制定相应的建议，这些建议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基础。    莫斯科红场发生鞑靼人示威事件    【美国《纽约时报》７月２６日报道】大约３００名鞑靼人２５日晚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举行示威，要求重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示威者举着戈尔巴乔夫的画像，高呼要求会见戈尔巴乔夫等口号。当局提出由葛罗米柯主席会见他们，但遭到拒绝。葛罗米柯是上周成立的苏联少数民族问题委员会主席，负责调查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提出的各种民族问题。    为控制这次示威事件，当局调来大量警察把示威者围了起来，并劝他们离开红场。    到２６日上午，留在原地继续示威的只有１００人左右。    上午８时过后，警方调来大批卡车和公共汽车将示威者围了起来，警察则排成人墙围住示威者，但没有捕人，１００米以外的围观群众只能隐约看到里面一些情况。    苏联报界今年２月透露，１９４４年春，斯大林政府以克里米亚鞑靼人勾结纳粹为由，把２０万至２５万鞑靼人放逐到中亚地区。    最近几周来，鞑靼人一直在为重返克里米亚家园而举行各种抗议活动，２５日晚的抗议是最大的一次。

【本报索非亚７月２５日电】保共中央社会管理研究所所长奥·潘诺夫最近就保加利亚自治的特点答《索非亚新闻》记者问时说，保加利亚的自治体系现正在建立过程中，因此，不能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自治体系的特点在于，首先，自治不仅仅是行政管理。各个经济组织经济上是独立自主的。每一个劳动集体都拥有独立商品生产者的权力。现在成立了新的经济结构    ——协会和联合会。这种机关的建立，其目的在于进一步促进其更有效的管理，而不是加强新的行政机构。    因此，它们不是高一级的行政机关，而是在科技进步、市场政策等方面给予经济组织以支持和帮助。现在正期待某些劳动集体向它们提出任务，争取其帮助。    保加利亚经济体制的最大特点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所有权不属于劳动集体，也不属于股东。所有权归整个国家所有。正因为如此，独立的经济组织拥有很大的权力和经济的独立性。它们可以在经济基础上联合，同时也可以独立地解决本身存在的问题。    自治的最高机关（企业的管理机关）是劳动集体全体会议，因此，每一个劳动集体的成员都参加管理，这里说的是直接参加管理。    自治单位建有常设执行机构    ——企业和生产队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去年年底进行了第一次选举。有的地方选举得很顺利，也有不顺利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劳动群众是积极地、自觉地参加了自治组织的选举。有的专家在选举过程中落选，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善于做人的工作。    企业的领导人同集体不是对立的，他是集体的成员之一，他们是维护劳动者的权利，同工人和专家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保证合理地讨论问题。    国家掌握经济杠杆，以此来指导经济发展。这指的是价格、税收制度、信贷等等。另外，国家要给予科技发展以相当数目的拨款，同时也有可能在竞争的基础上对个别盈利的企业以较多的订货任务。对有些小的和效益不大的企业，国家有权下达‘国家订货’，有关企业不能拒绝。这些企业大多属生产小商品，即亏损商品。与此同时，国家也有权关闭不盈利的企业。结论是，现在，劳动集体全权独立经营商品生产，国家以人民的名义监督企业的活动并予以指导。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７月１９日电】承认改变了外交政策的政府是少有的。但是，在南朝鲜，全斗焕总统在公众压力面前于本月同意进行民主改革，里根政府至少愿意承认，这是一项大的调整。    在南朝鲜发生了学生抗议游行、军事镇压以及所谓的侵犯人权事件的情况下，实行了数年的“悄悄的外交”之后，里根政府最近开始转而奉行这样的政策：公开警告不要实行军事管制法、会见反对党领导人，并要求实行民主改革。    美国政府的一位既参加过里根早些时候的政策的制定又参加过向比较公开的政策的转变的高级官员说：“悄悄的外交是我们实践过的，是经过周密的考虑的。我们已经采取了更为明确的立场。”    美国政府认为，它对民主改革的支持已经收到成效。但是，批评者们说，美国政策的转变不是出于对民主、对少数政治犯的权利或者对青年学生的安全的关心而产生的仁慈的变化。    他们说，这是华盛顿为驾御群众运动，以免自己受冲击而采取的一项有计划的行动。    西姆·基索普（在华盛顿监视里根对金大中的政策的三位工作人员中其中的一员）说：“里根政府总是站在强者一边。”    西姆说，里根对南朝鲜政策的转变同马科斯１９８６年２月被赶下台之前美国改变对菲律宾的政策是一样的。

【美国《新闻周刊》７月２０日一期文章】题：戈尔巴乔夫的海湾策略副题：同里根的炮舰外交相抗衡的一个精明的策略    “改挂国旗”的辩论上周在华盛顿慢慢地接近尾声的时候，辩论忽略了苏联一个比较隐蔽的花招。戈尔巴乔夫在海湾的真正目的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想获得外交优势。这位苏联领导人慢慢地但却实实在在地采取行动来维护莫斯科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向巴格达提供武器，一方面讨好德黑兰，并表示愿意在两方之间进行调解。这使苏联能从漫长难熬的两伊战争的任何新转折中得到好处。    戈尔巴乔夫有充分的理由在海湾作出和平的姿态而不是挥动军刀。苏联很难在那里驻扎比过去大得多的军队，因为苏联最近的军事基地在南也门。这个地区的国家将不会原谅莫斯科对阿富汗的占领，也不会赞成它的无神论者的信条。但是，通过同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保持诚挚的关系，戈尔巴乔夫能使它们不向苏联输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他也能使华盛顿更难于加强它的地位，或者更难于从里根向伊朗出售武器和对海湾政策的争吵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正象在这个地区的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的，苏联“非常小心谨慎，非常克制。他们不犯错误”。    自从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莫斯科加强了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求爱。莫斯科一方面大谈特谈外交，一方面小心谨慎地少谈自己的军事意图。一位苏联外交部发言人上周宣布，苏联只有五艘军舰在海湾：三艘扫雷舰，一艘护卫舰和一艘通讯舰。    他说：“同五角大楼在海湾的舰队相比，这只是沧海一粟。”当苏联租给科威特的一艘油轮碰着了伊朗的一颗水雷时，莫斯科忍住了，没有报复。苏联的这种忍让态度使这个地区的注意力都放在美国军舰上。上周，德黑兰电台要求华盛顿用更多的国旗“覆盖在装有美国军人尸体的棺材上”，而且警告美国不要进入一个军事“沼泽”。    不管美国政府的意图如何，它已给海湾地区的许多国家留下一个印象，即它喜欢炮舰政策而不喜欢外交手段。这使戈尔巴乔夫比较容易扮演和事佬的角色。

【美联社麦纳麦七月二十五日电】在伊拉克与伊朗的战争中，尽管交战双方都要求海湾保守的阿拉伯国家支持自己，但这些阿拉伯国家仍然公开声称它们在两伊战争中保持中立。    但是，据阿拉伯和西方驻海湾地区的外交官说，在这些保守的阿拉伯国家中，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经向伊拉克提供了三百七十亿美元的资金或石油，以支撑遭到战争破坏的伊拉克经济。长期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和伊拉克抱有同等的疑虑。当海湾战争一九八○年九月爆发时，这些阿拉伯国家希望这一冲突能把本地区这两个大国的资源耗光，以结束它们在海湾的争．夺。但是，伊拉克希望利用阿拉伯联盟共同防御宪章，动员所有阿拉伯国家与它站在一起反对伊朗。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在种族和文化传统上，甚至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上都存在着差异。而伊朗则想利用伊斯兰团结的口号，以图动员海湾阿拉伯国家与它站在一起。    下面是海湾各阿拉伯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    ——沙特阿拉伯在向伊拉克提供石油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同伊朗搭桥。    ——科威特在政治上积极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呼吁加强阿拉伯团结。它一方面悄悄地向伊拉克提供财政支援，另一方面则希望这场战争能把巴格达政府的财力耗光。    科威特并没有忘记伊拉克一九六○年曾入侵科威特，差点把这个酋长国东北部萨迈塔地区吞并掉。但是，科威特还未能同伊朗重新搭桥，科威特因与伊拉克接壤，它允许运往伊拉克的货物经过科威特的港口。    ——巴林一直设法同交战双方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控制的新闻界是亲伊拉克的。    ——卡塔尔没有表现出特别偏向哪一方。作为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一员，它赞成亲伊拉克的阿拉伯团结的口号，但是，它又说，它恪守穆斯林之间的兄弟情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伊朗和伊拉克都保持着联系。但是，它为伊朗货物提供了一条通道，却没有向伊拉克提供财政援助。    ——阿曼仍然同伊朗保持着联系，但它经常强调，根据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政策，它在两伊战争中恪守中立。它也没有向伊拉克提供援助。阿曼外交国务部长尤素福·阿拉维今年五月访问了伊朗，旨在加强双边关系。    ——北也门实际上对伊朗和伊拉克都不感兴趣，尽管官方有时也发表声明支持伊拉克有权进行自我防御。发表公开声明的目的是为了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马克思主义统治的南也门赞成以叙利亚为首的一些国家的这一看法：霍梅尼和他领导的伊斯兰革命的出现是阿拉伯反对以色列的事业取得的一项可喜的胜利。但是，南也门仍然恪守阿拉伯联盟宪章，反对伊朗夺取伊拉克领土的任何图谋。

【在伦敦出版的《南方》月刊７月号文章】题：海湾地区的核竞赛    在海湾战争的刺激下，一场殊死的核武器竞赛正在积聚势头。伊拉克不久将开始建造一座秘密军事核研究中心；伊朗则根据使其秘密军事研究成为可能的路线，重新制定了核计划。    这两个国家核发展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秘密进行的，为的是逃避国际监察人员窥探的眼睛。    根据接近伊拉克政府的人士说，执政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最近最后确定了建立秘密核研究实施的计划，这项工作将于埃尔比勒附近的卡鲁舒克山下的一个地点开始进行，那里不会遭到空袭。    在伊朗，有迹象表明，废黜国王之后重新评价核政策的工作（始于１９７９年）已经完成。    虽然伊朗新的核计划无疑比前面的计划更有节制，但是它的军事潜力却要大得多，因为新的设施与以前的设施不同，它们能逃避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