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务院官员十一日说，美已同印度谈判代表就出售计算机的    安全保障安排达成一项临时性协议。这种计算机集中了目前电脑技术的最新成果，具有广泛的军事用途。

原文提要：中国和苏联都把经济改革作为至高无上的课题；两国改革的进展程度，如今已拉开一大段距离；它们之间的差别究竟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    【日本《经济学人》杂志十月二十八日和十一月四日连载文章】题：中苏对比考察第一篇题：变化的中国和不能变的苏联第二篇题：经济改革促成的“接近”的格局（作者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副教授    袴田茂树）    我上次访问中国是在一九八○年。实际上邓小平路线那时才刚刚开始实行。我这次访华，看到的情景与上次完全不一样。现在，因地区不同，贫富之差似乎很大，但是，每一座城市都在大兴土木，修建现代化建筑。商品丰富起来，人们表情明朗，街上熙熙攘攘，显示了市场的活力。    这是因为邓小平承认了中国群众固有的求实的重商主义的生命力，使社会主义的方式适合中国人的气质。    无论是五十年代在中国实行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还是在文革时期完全否定商业因素和个人主义的极左路线，都是企图让中国人接受那种既定的概念中的社会主义。虽然那些方式也曾经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它使中国社会传统的重商主义，即社会活力的源泉以及个人主义的心理状态受到不自然的压抑。结果，使整个社会遭到破坏。这也就是说，那种体制同中国群众的自然气质是不相适应的。    我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被广大人民接受，不正是因为曾经被压抑的中国人自然的国民性因之而得到解放了吗？至于苏联，它与中国相反，对商业或者市场经济，人民从心理上就强烈抵触。这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也是自古以来的人民群众的心理倾向问题。俄国的老百姓认为非生产性的商业“是犹太人的丢脸的营生”。    苏联社会自上而下的这种心理，就成为社会活力与经济改革的一种心理上的障碍。而中国则相反，自古以来商业就是极为自然的事业。中国人的经商才能在亚洲是众所周知的，华侨显示了这种才能。我认为，从中国老百姓传统的气质来看，特别是经过文革的痛苦的思考之后，除保守的官僚阶层外，占绝大多数的普通群众是从内心支持邓小平的改革路线的。“勤劳就能致富”——让人民产生这种信心，这是现政权的最大功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遇到了比中国大得多的社会心理上的障碍。在苏联，商业和个体经济还没有象在中国那样得到广泛承认。苏联从五月底开始展开了批判“不劳而获”的运动，说是为了堵塞受贿、贪污和依靠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利的渠道。    结果加强了监督机构，除了官方许可的项目外，任何自发的赚钱行为都应该禁止的气氛占据了统治地位。把一切自发的经商行为和经济行为都定罪为“黑市交易”和“不劳而获”而加以取缔，这种心理确实是改革的重大障碍。    中国虽然有买办资本的历史，但却没有现代产业资本的历史。并且，根据我这次见到的中国人的介绍，现在的中国人的商业观念与华侨相比，更带有农民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不会向建设现代化工业的方向前进的。    据说，在合资企业中，中国人也是一个劲地追求“物”，比如先进的设备等等，至于系统的运转机能方面或者技术方面的考虑就很欠缺了。这种现象与前边讲的农民意识大概不无关系。    中国过于倾向重商主义而欠缺经济合理主义，苏联正相反，过于倾向“生产”而欠缺市场观念和商业观念。    我对这两个国家想做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现在的对外开放经济是否可比做“插花经济”。就是说，从别处花圃中只把带茎的玫瑰花剪下拿走，插在门口的花瓶里。为了尽快地求得表面效果这也是一种方法。而且，作为对人民的刺激政策，迄今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但是，这种插花方式现在已到了重大的转折时期。如果不能扎实地努力耕耘自己的土地，培育花苗，那么，今后的发展是无从谈起的。    苏联的情况相反，可以比做是“不开花的经济”。苏联的技术人员和专家的人数以及研究所的数量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对工业建设也倾注了不寻常的努力。然而，富裕的消费生活这朵鲜花就是迟迟不开。    现在，苏联明显地受到了中国的刺激，尽管动手已晚，在对外贸易方面还是实行了若干开放政策，并且也表示出希望与日本等国家开办合资企业的热情。    我曾经认为，即使苏联决心实行“经济开放”，其实际状态与中国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通过这次我对中国的访问，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苏联与中国的经济性质不同，对商品经济的态度也不相同，苏联对外国十分不相信——从这些情况看，虽说实行“开放经济”，而若想攻破国家统制的壁垒，大概是非常困难的。（上）

【日本《每日新闻》十二月十日报道】题：台湾出现介绍邓小平的书（记者    网谷利一郎）    在第一个在野党民主进步党与国民党展开激烈竞选的台湾，开始出售介绍中国最高实权人物邓小平的书籍。书的封面印着邓小平的头像，书中介绍了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台湾当局严禁有关大陆的信息传入台湾，并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这本书据认为是香港出版物的影印本。    这本理应视为“禁书”的书籍是在两名民主进步党候选人在台北市内某小学发表演说的会场上出售的。会场入口处是一排由书店设的临时出售摊，它们正在出售批判国民党的杂志。这些书摊中就摆着《邓小平评传》，而且旁边还放着《蒋经国传》，采取了海峡两岸两位首脑并列的形式。    这本书的篇幅约为二百四十页，集中地介绍了邓小平的生涯和政治思想，并印有邓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    台北的政治专家说：“尽管当局决定撤消禁令，表示允许批评国民党的杂志出售，但对于介绍邓小平思想的书籍当然是禁止出版发行的。虽然在运至台湾的日本报纸上出现过邓小平的头像，但还没有出现过公开出售带邓小平照片的书籍的现象。”

【时事社十二月十一日电】外务省于九日、十日在伦敦召开日本驻苏和东欧国家的大使会议，就该地区内各国最近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    据外务省人士说，会议一致认为：（一）由于遭到一部分官僚“抵制”苏联的经济改革未能取得象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所期望的那样顺利进展；（二）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基础是稳固的，但出现了恢复“三驾马车体制”的征兆；（三）苏联同东欧国家的团结正在进一步加强；（四）东欧国家将成为中苏关系改善的“先行者”。

他说，任何预算增长幅度超过六千二百万欧洲货币单位这一法律规定幅度的议案都是非法的。

【英《泰晤士报》十二月十日文章】题：美国发动劝说活动（作者迈克尔·埃文斯和安德鲁·麦克尤恩）    昨天得悉，里根总统派了他内阁的三名高级成员来伦敦，开始恢复欧洲盟国对他的对外政策的信心。    美国人承认这次伦敦之行是统筹安排的。这是美国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的。他说，他以及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到伦敦来是为了“阐明总统有关伊朗的计划”。这个活动选在此刻进行，是为了利用欧洲经济共同体十二国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昨天来伦敦参加反恐怖主义行动会议这个机会。

【法新社河内十二月十日电】题：党代会前河内加强保安措施    越南已号召保安部队和普通居民提高警惕，以防止有人可能“破坏”将于下周在这里开幕的越南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近日来，河内电台和街头上携带大喇叭的宣传队号召居民“加强监督”并向警察报告所有外国客人的行动。    军队和警察奉命提高警惕，加强夜间巡逻。摩托车巡逻队在河内已司空见惯。大批身穿崭新制服的警察加强了路边检查，对进入这个城市的越南人乘坐的车辆的检查比过去更为严格了。    越南当局没有说在大会期间他们特别担心发生的是什么事情。而大会将举行的地点早已是世界上最安全和巡逻最严密的城市之一。据说，越南领导人担心可能有人起来抗议目前的经济状况和政府当前所奉行的政策。    军队报纸《人民军队报》昨天号召所有军队在举行党代会期间保持戒备状态。    “以粉碎敌人的一切活动”和“为维护政治安定和社会秩序作出贡献”。    报纸还呼吁军官在举行党代会期间加强对部队的控制。观察家们认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当局正在密切注视着军队内部的形势，据许多人士说，最近几个月来，军队内部出现了一些不满情绪。

【法新社河内十二月十一日电】越南昨天似乎第一次证实，前政治局委员武元甲自一九八二年被解除政治局职务以后有可能东山再起。    官方报纸在一篇悼念十二月五日逝世的黎仲迅总参谋长的文章中武元甲将军的名字紧排在政治局委员杜梅和候补委员童士元之后，但排在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长文进勇将军和政治局委员朱辉珉将军之前。    他是在一九八二年第五次党代会期间由于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同其他政治局委员有分歧而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的。据说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支持武元甲，他可能回到政治局中。    受党内“保守”派强烈反对的武元甲将军目前是越南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

【法新社布达佩斯十二月十一日电】匈牙利首都因一名出租汽车司机被杀而出现反苏浪潮。这个司机的同事们说，他是被两名苏联士兵杀害的。    在匈牙利人和驻匈牙利的苏联军队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这是最近的一次。    政府日报《匈牙利新闻》星期三在一条简短的消息中说，出租汽车司机山多尔·卢卡奇被害，现年五十二岁。“两名嫌疑犯已被逮捕”。    布达佩斯出租汽车司机对官方在凶手身份问题上保持沉默感到愤怒。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在车上扎上黑色缎带以表示对死者的哀悼。    几个司机对本社记者说，卢卡奇大约十天前在布达佩斯郊区特克尔被两名苏联士兵杀害，他们为抢劫他的钱财开枪把他打死，然后把尸体扔进了多瑙河。    星期二卢卡奇的葬礼变成了布达佩斯出租汽车司机的小型集会，警方对此密切注视，以确保葬礼不会变成反苏的抗议行动。

纽约来讯    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是李政道教授六十寿辰，也是他与杨振宁博士推翻“宇称守恒定律”三十周年（一九五七年，他和杨振宁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二十三日下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楼，纽约地区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一百二十多名中国留学生举行学术讨论会，庆祝李政道六十寿辰。前来参加活动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严济慈讲话后，李政道向学生介绍中国设立博士后基金的情况。他们两人的讲话充满了老一代科学家对中国青年一代的爱护和殷切期望，博得了学生的阵阵掌声。但是，在李政道讲话时，坐在后面的学生，有的不认真听讲，互相讲话。李政道顿时变得严肃起来，声色俱厉，整个会场变得鸦雀无声。    李政道说：“请各位听，你们有这个机会再不听的话，你们是没有前途的。在今年年初第二届”中国一美国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同学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在作学术报告，在后面有几个同学吃东西、聊天，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这样不尊重自己的年轻人，是没有前途的。前几年，没有这种情况，最近一两年才产生。中国人不尊重自己，不尊重科学家，不尊重自己的人，没有前途。今天我在演讲的时候，后面还有人讲话，这是我到全世界各地去演讲的时候没有遇到过的，即使听众一千人，都没有这种情况，都在注意听。昨天，全世界、全美国二百多位物理学界有成就的人都来了。为什么他们都尊重我呢？你要自己尊重自己！你们考上‘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算得了什么？你们考第一名又算得了什么？难道中国人就是这样没有文化吗？难道中国青年就是这样吗？难道你们就是一盘散沙吗？难道你们连一篇‘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的通讯都不会写吗？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你们都没有反应。你们谁写下了多少东西，请举手。你们对得起自己吗？你们对得起下一代吗？你们对得起上一代吗？你们必须努力。两百年来，中国人是受压的，黄帝的子孙是要抬头的。你们是精华，你们必须尊重自己，你们必须向前面看，你们必须告诉自己，你们是优秀的，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李政道后来说，他由于“爱之深，所以话说得尖锐一些”。主持会议的留学生请他给同学们题词。他当场写了“自尊向上，不进则退”八个大字，与会学生每人拿一张题词复印件，作为座右铭。    李政道在讲话一开始就说：“这几年来，你们的学习成绩非常好，这是不简单的，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可是你们的前面，还是很艰苦的。建立一个大业，要与全世界竞争的话，绝不是简单的事，你们的目标应该远大一点。”“一个大国，不能靠一两个人，要靠几百、几千人。最近一两年来，年纪轻的学生，不互相帮助，这是大大的错误。你们不互相帮助的话，你们就没有前途。”    李政道认为，二十年以后，科技界领袖大多是华裔，因为今天在（美国）最好的研究院内，前四分之一好的研究生都是华裔。    他说：“二十年后，在座的人中，会有出色的物理学家。”所以，“你们要看到这不是一块钱、两块钱的事情，你们要把建立国家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

【香港《中报》十二月七日文章】题：没有文化的“文化事业”（作者雨寒）    据来自国内的消息说，风景城市杭州的幽胜之处黄龙洞，已被辟成了“古式”的游览点，大约象香港的宋城一样。但同时，我又见到了国内读者对之的批评投诉，说其弄得不伦不类，但门票却收得过份高。    又据《光明日报》的消息说国内某部门不惜花费四十万元人民币，去修复“赵氏孤儿”的古庙；河南省开封，也准备拿出巨款，按《清明上河图》这一古画所提供的样式，去建一条古街。另外，“平反风”并未停息，今日的蒙冤者“平反”了，古人也要“平反”一下，来装点太平世界。如昭君出塞处，杜十娘投江处，祝英台与梁山伯相会的楼台，岳母刺字处，李白佯醉和高力士脱靴……管它是真事还是传说，统统搞它一个大翻身。反正，你省有个杨贵妃墓，我省也要有个李贵妃坟，实在弄不    出：也要搞个××衣冠塚！    但我独独不解的是，这是在为古人昭雪呢？还是在为今人凑热闹？特别令人诧异的是，热衷上述活动的，除了一班文化（？）人士之外，尚有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的领导——大概翻出古典来造几处“古”迹，也算是在位的德政之一，殊不想想，对中国的老百姓和国家的命运来说，目前并不需要这一些。倘若想建树德政，最好是穿着布衣到民间去听一听，闻一闻。热衷于按古书索骥的方式去搞什么“文化事业”，本来就是愚化的结果。    一窝风的索古寻幽之风，实在不应再吹下去了，没有文化的“文化事业”，也早早收场为好！

【美国《时代》周刊十一月十七日一期文章】题：中国的教育危机    教育改革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世界上，中国教育系统是最庞大的，中小学生达到大约一亿八千三百万名。    但是，十亿中国人中只有六百万名大学毕业生。    去年，政府宣布，到本世纪末，将对所有青少年进行九年义务教育。然而，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承认，除城市和先进农村地区之外，中国很多地区到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很长时间里也达不到这个水平。许多学校达不到法定标准，大多数教员不是四年师范学校毕业生。    造成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学校难于吸引合格的教师。那些被政府分配去教书的大学毕业生常常不到学校报到。教师工资低。现在工龄相同的教师和工人的工资大致相等。然而，与工人不同，教师没有奖金。此外，工人的住房和医疗条件一般也比教师好。    经济困难是学生中途退学的主要原因。许多孩子在父母亲的鼓励下离开学校参加工作。    为了帮助满足对熟练技术人员的需求，政府已要求大大增加职业学校。与此同时，当局已要求逐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以便使师生能在课堂上更多地交换意见。    中国教育工作者认为，即使学校资金增加了，老师的水平提高了，在本世纪结束之前也只能为建立真正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奠定基础。问题在于，要使中国变得更强大，就必须迅速提高教师的水平和改善学校的条件。

【台湾《中国时报》十一月二十七日报道】常有民意代表彼此谈笑，形容他们议事厅里的座椅是“金椅”、“钻石椅”，坐一次要多少多少钱……说得更露骨的，则直接说是用多少新台币堆砌起来的。选举根本就是一场“花钱比赛”。虽然选罢法对候选人的竞选经费有所限制，但是在选举的“危急存亡之秋”，候选人那里顾得了那么许多？于是钱大把大把地抛，此由每次选举当日“全国通货发行额”即急剧窜升一事可以得到证明。有人发财有人倒楣    【台湾《中国时报》十一月二十六日报道】选举是一个全民大忙碌的季节，候选人是头号大忙人，其他围绕着选举的人也都在忙。然而忙的结果却有不同，有人因选举而发财，有人因选举而倒楣。    竞选活动期间，大概是全年经济最景气的时刻。而选举相关的行业，一时都成了“暴发户”，如印刷业、广告业、赠品业、餐饮业……，莫不大发利市。    每逢选举，候选人为了争取选票，几乎每天都安排不少饭局，邀宴各方人士。    此外，候选人竞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其口腹之欲，也都仰赖餐饮业补给。    平日生意不怎么赚的赠品业，一到选举，也常是大赚特赚。印上候选人名字的小礼物，由于相当实用，颇受部份选民欢迎。例如钥匙链、打火机、体温计，由于单价甚微，很难认定有贿选的行为，但是因为候选人大批大批地订制，业者也就因此赚进大把大把的钞票。    印刷业也是发选举财的一个重要行业。今年选举，由于大家都打文宣战，印刷业更是大发利市。据估计，台北市各候选人所印制的传单、快报、手册经费加起来，恐怕早已突破亿元大关。    招牌业、旗帜业也是生意鼎盛，候选人竞选总部竖立的看板、精神堡垒和所布置的旗帜，需求量十分庞大。中华路一家业者指出，选举前后的生意，比十月庆典期间还要好。    至于广告业，则是最近一二次选举才加入赚选举财的行列，目前政治行销观念十分流行，候选人委托广告公司，从形象塑造、文宣诉求、宣传车布置、记者会安排，几乎是“全系列”的代为设计。    选举期间，扮演“倒楣鬼”的人很多，像是清洁队员，除了工作量比平时多外，每天还要为前一天政见会所遗留下来的宣传单等满地垃圾“善后”，增加额外负担，却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报酬。    一百二十二位由各学校调派组成的监察人员，情况也不比清洁队员好到那里去。由于这些监察人员的法定身份不可被认可，而且只能劝止候选人的违法竞选行为，常会面临被少数不理智候选人或其助选人员的辱骂甚至殴打，处境最为尴尬。    因此，有人便戏称监察人员像是“稻草人”，只是吓小鸟用的，而且专门是吓笨小鸟才管用。    至于处于幕后的各区户籍人员，每天下午必须埋头编造一百六十万人的选举人名册，工作繁重，自不待言。    市警局各分局，于选战期间全部总动员，不但于政见会场上要维持秩序，政见进行中间及散场后，还要维持交通秩序。如有候选人有违规或脱法的行为，则要会同取缔，精神和体力上都很吃不消。    另一种跟选举并无直接关系的邮差人员，也是选举期间被波及的“倒楣鬼”之一。由于选罢法规定，候选人不得任意张贴宣传品，因此很多候选人纷纷以强大的文宣攻势，达到自我推销的效果，这样一来，低廉的邮资便成了许多候选人代用的“跑腿员”，使得各邮局文宣品“信满为患”，却苦了一一替他们送出去的邮差先生。“职业听众”    【台湾《联合报》十一月二十九日报道】历次的选举，部分候选人都雇有“职业听众”撑场面，这次增额中央民意代表也不例外，各地都有候选人以每人每天三五百元的代价雇“职业听众”捧场；到公办政见会开始后，这些“鼓掌队”则又摇身变为扮演“嘘嘘队”的角色。“职业听众”在自办政见会的阶段，以撑场面为主要任务，他们通常在政见会开台前就到场，“诱使”民众前来听政见，候选人和助选员讲到精彩处，他们就吹口哨并鼓掌叫好；候选人和助选员以问答方式进行时，他们又是忠实的附和者而把场面炒热，目的在引起听众的投入。    到了公办政见会阶段，因为只有候选人能上场，演讲的时间也短暂，先后顺序也得抽签决定。职业听众进场时间便有所不同，任务也增加了项目。有的是先散布于场外，等自己的候选人快上场了，才一涌而上捧场；必须抢地盘负责占据前面的位置的，则提早进场。自己的“雇主”上台时，先报以热烈掌声，并不时鼓掌叫好；等到别的候选人上台，不管讲得是否精彩，一律在台下唱反调、喝倒彩，以嘘声对付；也有在会场里散布耳语，困扰对方；另外还有一种招数，等自己的“雇主”演讲完了，吆喝着“走啦！走啦！剩下的不好听。”企图把听众引开，让别的候选人受到冷落，并因人群的移动，干扰对手演讲的情绪。    职业听众的交通工具，有些是雇游览车运送，多数则自备机车。区域立委选举由于选区跨越三五个县市，职业听众到外县市捧场，因地理环境不熟，通常都搭游览车来回，有时会发生“穿帮”。例如第一选区一位台北籍的立委候选人，到基隆市办政见会，八辆游览车载了三百多名职业听众前往捧场。    职业听众大都是助选人员帮忙找来的，县里的行情一人一天三百元，大都市则为五百元，外加一包香烟、一大包摈榔和便当，至于消夜则回办事处吃流水席，若不负责供应消夜加发一百元。    据说，有的候选人也把职业听众分级，敢吼叫的代价较高，不过，为避免有人抗议“待遇不公”，通常另付暗盘。

【美联社伊斯兰堡十二月二日电】卡哈利卢拉·哈利利，阿富汗当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用他的诗歌来激励阿富汗的游击队战士，去同苏联支持的政府进行战斗。    哈利利说：“苏联入侵阿富汗前，我讴歌自然界的美丽景色，我抒写娇艳的花朵、崇山峻岭、清幽的河流和朴素的人民。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我的诗歌流淌着人民的血和泪，我的诗歌告诉世界人民经受的苦难、暴行和死亡。”    在传统的阿富汗社会里，诗人受到人民的敬重。数个世纪以来，人民把他们尊称为圣哲和导师。    哈利利说：“诗人必须为人民作出贡献。一首诗在人民手里，就能成为一种武器。”    同苏联占领军和政府军作战的穆斯林游击队如饥似渴地寻觅哈利利的诗歌，背诵这些诗歌，甚至把它变成歌词，在全国各地吟唱。    哈利利的诗歌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言启迪人们，要那些游击队员及其支持者不要总是考虑能否胜利，何时胜利，而是要不惜代价地进行战斗。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们是落地的苦果，    经受着时间的摆布。    哦，自由的春天，唯有你的恩    泽    才能使苦汁变成甘露。”    他的诗要求人民能经受得起轰炸、饥饿、折磨等种种苦难，要永远战斗下去，甚至战死沙场也在所不惜。    他说：“只要你对某一事业抱有坚定信念，你就不会绝望。即使我们都被打死了，我们也是胜利者，因为斗争仍在继续。我们死了，但并不等于失败，因为祖国将会赢得胜利。”    哈利利的诗歌反映了游击队的信念。诗人和游击队都在进行一场“圣战”。他说：“如果我不写作诗歌，我就无法生活，因为这是我进行反击的唯一武器。我太老了，拿枪已经不行了。”    哈利利的生活反映了阿富汗动荡的历史。    他十一岁时，父亲就让当时执政的国王以叛乱罪处死。王室把哈利利软禁在家十年之久，这是惩罚哈利利家属的一部分。他在孤独的软禁生活中开始作诗，很快就赢得了诗人的美名。    孩提时代的遭遇并没使他离开政治。三十年代，在阿富汗同苏联的一次交战中，哈利利又成了俘虏。后来他领导一个政党；稍后，又成了阿富汗最后一位国王的亲密顾问和部长。    与此同时，他仍不断写诗，且声名日盛。他的诗被译成了阿拉伯文、英文和其他文种，并在一些国家出版。一九七八年军人发动政变时，他正担任驻伊拉克大使。他拒绝奉命回国，开始了流亡生活。他担心，他可能要客死他乡了。    他现在住在巴基斯坦首都，他的崇拜者为他提供了一座住宅，而阿富汗离他就只一百六十公里。    他说：“我象一只无法还巢的受伤小鸟。我在希望中生活，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故土。”

综合外电报道，在诺贝尔文学、医学、化学、物理奖颁奖的前夕，英美通讯社的记者采访了各获奖人，据说，各获奖人一致认为，获奖之后，打乱了他们的正常生活。有的人甚至说，尽管获奖意味着自己的学术成就最终得到承认，但是却使一位科学家成了演说家和社交明星，脱离了实验室。    非洲的第一位文学奖的获得者、尼日利亚剧作家沃莱·索因卡说，他获奖后，各行各业的人都向他祝贺，但是他却失去了他在家乡隐名埋姓时所能享受的清静生活。现在他没有地方可躲藏，他需要安静的环境写作。他下定决心要在圣诞节后对自己的剧本《死亡和国王马弁》作最后的润色，该剧定于二月在纽约上演。他宣布将把他的奖金二十九万美元的一部份捐献给尼日利亚作家协会建立一项最佳诗奖，以培养有前途的年轻诗人。    去年文学奖的获得者、法国小说家克洛德·西蒙最近也说，他得奖后整整一年无法安静下来工作。    医学奖获奖人之一、美国生物化学家斯坦利·科恩说，他自从被宣布为获奖人之后，生活有点被打乱了。他希望能把一部分奖金作为孙儿的教育费用。另一获奖人、美籍意大利生物学家里塔·莱维—蒙塔尔奇尼说，她每天都收到很多信要求她帮助。她将把奖金捐献出来用于恢复意大利的犹太人古迹和需要钱的人。目前，她正在写一部题为《缺陷美》的自传。    化学奖获得者之一李远哲说，他将把奖金交给妻子保管。    有趣的是，尽管诺贝尔基金会一再抗议，指出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当初设立奖金时曾明确规定奖金是给获奖者本人而不是给哪国政府的，但是美国政府将从明年起对获奖者征收所得税。（亮）

【新加坡《联合早报》十一月三十日文章】在世界其他地方，木乃伊（古尸）是稀有之物，你只能通过玻璃瞻仰一下古代人民的“风采”。但在智利北部小镇阿利卡，木乃伊却多得令人咋舌，镇里有些人甚至与木乃伊“同床共衾”。    据拉丁美洲考古学家以碳——１４鉴定法测定，在阿利卡出土的木乃伊中，有一个竟具有七千八百一十年历史，其年代比古埃及最古老的一个木乃伊还早三千四百年。阿利卡位于智利北端，西面濒临浩瀚的太平洋，海水充满盐份，东面是安第斯山脉和阿塔卡马沙漠——地球上最干燥的地带。这种地理环境，使阿利卡成为最可靠的天然护尸地。    由于古尸随处可见，阿利卡的居民习以为常，也根本没想到这些都是珍贵的“出土文物”：在智利——秘鲁边界驻守的智利兵士，练习投掷手榴弹时，随时会把古尸翻起；农夫在犁地时，一不小心，就会把埋藏在泥土里的古尸犁成碎片；举行葬礼时，往往在掘洞时掘出古尸；在大街小巷，儿童以踢人骨为乐；野狗嘴里撕咬着的，往往是连扯在头颅骨上的发辫。    根据智利特拉帕西大学的考古学家发现，阿利卡的古尸除年代久远外，其防腐的过程也十分复杂。防腐师先把死尸的胸部切开，取出内脏，接着，以锋利的石片、贝壳和塘鹅的利嘴，削去皮肤和头发，并移走脑子和主要的肌肉。完成上述工作后，防腐师迅速把灼热的煤和灰烬填入尸体内，以防细菌滋生。接着，又以羊毛、羽毛和树胶塞入尸体内，并以一根绳子绑住死尸的躯干，以防胸部打开。    为了使尸体挺直，防腐师用石块把死尸的肘和膝盖磨平，并用绳子绑紧，然后用一根削尖的木棒绑在脊椎骨上。    死尸样子恐怖，防腐师就用粘土美化尸体的脸部和躯干，并把削下的头发用绳子绑回头壳上，最后还用红、黑两种颜色的漆料涂在死尸脸部。    在哀悼仪式结束后，木乃伊就被弃置在沙漠上。大风卷起了沙子，沙漠变成了天然的护尸所。

据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比尔·约特森从小喜爱自行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尔对自己双轮朋友的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他象许多热心者一样开始“发明”自行车。最后他想到要发明空中自行车——飞艇自行车。这种自行车的长度为十五米，靠自行车的动力牵引来转动螺旋桨，其行进速度为每小时一点五公里。当然，这种行走工具的速度不算快。但是，比尔·约特森感到满意的是这种自行车可以观赏地上的所有景物，并且不受行人和汽车的干扰。自命为“空中自行车之父”的比尔表示愿意向所有的人介绍经验。（英）

据十二月号的美国《读者文摘》报道，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在西方电影界红极一时的法国电影明星碧姬·笆铎，目前是一位著名的动物保护者。一次，一家鲜花店老板的儿子把家里养的猫打死，她跑到花店去把那位老板痛骂一顿，结果被老板以当众辱骂罪控告到法院。碧姬·笆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巴黎，孩子时代曾想当个舞蹈演员，十四岁时，在一些舞蹈比赛中获得成功，加入巴黎国立歌剧院。她母亲开设妇女帽子店，曾想用女儿的一些舞蹈姿势为她新设计的各种帽子命名，一家时装杂志的记者拍摄并发表了碧姬的照片。当时，正在物色女演员的一位电影导演的助理瓦丹看中了她，为她争取在一些影片中扮演小角色。一九五二年，瓦丹和笆铎结婚。一九五六年，瓦丹独立导演拍摄了《上帝创造女人》，由笆铎任女主角，片中出现了短暂的裸体镜头。尽管同目前的一些西方影片相比，已算不上什么，但当时此片却轰动了世界。西方各国纷纷购买她演的电影的拷贝，据说她为法国赚的外汇比雷诺汽车公司还多；有人则说她是圣女贞德之后最出名的法国女人，西方世界普遍称她为Ｂ．Ｂ．。她也是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拍摄照片最多的电影明星。有位英国作家作过统计，自《上帝创造女人》这部电影问世，到一九五八年这一年多时间里，她的照片在西欧和美国杂志上出现二万九千三百四十五次。    笆铎息影之后，主要是从事动物保护工作，为法国各地的动物保护组织募捐，她每天还收到四百封信。她自己饲养着十一条狗和二十只猫，都是被人丢弃或是从虐待动物者手里接过来的。（怀明）

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诺兰和威尔金森在进行了两个月的专题采访之后得出如下结论：恐怖分子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逼出来的。对巴勒斯坦人说来，则是为了巴勒斯坦事业。他们没有家园，和平无望，被一步步逼上了绝路。    十九世纪末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首先得到英国的支持。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写信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斯柴尔德，宣布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即《贝尔福宣言》）。一九一八年，英军赶走土耳其人，占领巴勒斯坦。国际联盟批准了《贝尔福宣言》。一九二二年，国际联盟决定把巴勒斯坦作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英国在统治期间进一步扶植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大批犹太人陆续从世界各地迁至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前只有五万人，至一九三九年已猛增至四十四万五千人。同时，英犹默契，不断侵占阿拉伯人的土地，把一批又一批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在阿、犹两个民族之间播下仇恨的种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国家纷纷独立，正在得势并取代英国地位的美国大举向中东扩张，犹太复国主义者无疑是美国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需要美籍犹太人的资本和美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决议规定：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托统治应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前结束，并撤出军队，两月后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阿拉伯国和犹太国。    这项决议的实质，是分裂巴勒斯坦，并使犹太复国主义的统治合法化。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约有一百二十多万，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强，但是，拟议中的“阿拉伯国”领土只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而且分割成互不相连的大小几个碎块，大部分是丘陵和贫瘠地区。犹太人只有六十万，不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拟议中的“犹太国”领土却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七，而且大部分是肥沃的沿海地带。因此，阿拉伯人拒绝接受这项决议。（五）

美联社四日报道，意大利罗马大学的研究人员已分离出这种病毒，该病毒和白血病病毒有些相似，但它看来能引起淋巴瘤。

新加坡《联合早报》六日报道，日本一家电脑公司已计划在日本成立世界上第一家国际信息大学，培养软件工程及信息科技人才。信息大学将开办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预料将会招收约一万名学生，包括海外留学生。

美联社三日报道，据美国全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科学家的调查，北极上空有一片烟灰，它吸收阳光和冰帽反射的阳光，从而可能使北极周围的气温上升。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文章】题：约翰·莱曼——推销单项产品的推销员    海军的一名军士吆喝着让游客们走到五角大楼里海军的豪华而精致的走廊，这时约翰·莱曼微笑地走过来。    他问道：“你们有没有见到我的战舰？”这位海军部长不等人们回答，就同周围的人一一握手。他让他的听众注意美国海军的“密苏里”号的模型，同时宣讲把这艘战舰和另外两艘类似的舰只重新编入舰队的计划。    对于工作中的莱曼（而他是很少休息的）来说，无论是谁，他都认为是可以说服的。他是竭尽全力的推销员——一位海洋事业的鼓吹者，他以天生就有的富有洞察力的眼光重建了美国海军这支舰队。其结果使他四十三岁就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有权势的海军部长。    对于仰慕者来说，莱曼具有值得称赞的专注精神。他在作为尼克松的白宫里基辛格的助手时就开始拟订一项重建美国海军舰队的战略。从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年的这个时期内，他是一名很成功的防务顾问，这时候他还领导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防务顾问小组。他因为担任这种角色而能在最终取胜的里根——布什竞选活动中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同时也使他能为担任海军最高职位而竭力进行游说。    对于批评者来说，莱曼的专注精神变成为残酷无情的性格。当海军建造Ｆ／Ａ—１８“大黄蜂”飞机的计划的费用增加到四百亿美元的时候，他扬言，除非是价格降下来，否则就要停建。莱曼的愤怒使得曾经担任过防务官员的劳伦斯·科布遭受损失。科布在敦促国会重新额定防务预算之后充任雷西恩公司的游说活动家。在莱曼的两名助手向海军的巨额承包商雷西恩公司发出怨言之后，雷西恩公司把科布解职了。莱曼本人说，雷西恩公司的“反应过份了”，但是他称科布的证词是“个人丢脸”。    无论仰慕他或批评他的人都一致认为，约翰·莱曼不曾为自己缺乏自信心而苦恼过，因为他彻底消除了他的机关长期以来默默无闻的状况。曾经当过海军部长的参议员约翰·沃纳说：“这个人有点骄傲。”沃纳又说，但是干这个工作“得有冲劲”。    莱曼是在宾夕法尼亚的老家获得这种冲劲的。他的父亲约翰·莱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海军军官，作为一家之长，老莱曼常常在全家晚餐桌上眉飞色舞地谈论军事和世界事务。小莱曼通过在约瑟夫学院和剑桥大学两次获得国际关系方面的学位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而继续保持这种兴趣。    约翰·莱曼忠于海军的事业，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专业方面的原因。他刚从剑桥出来就于一九六八年参加了海军预备队，现在是海军司令。他在周末或假日的时候象一个战士那样参与军事活动，这使得他懂得海军作战活动的各种细节，使他有资格成为一名直升飞机驾驶员和有资格成为“入侵者”式Ａ—６型飞机的轰炸领航员。    莱曼为本世纪下一个十年里的好几年的海军的发展订出了计划，但是他自己的前途未定。人们普遍推测他愿意担任国防部长，如果共和党人继续掌权的话。朋友们已敦促他竞选参议员，但是他们不知道他是否愿意为了进行竞选活动去忍受那些矫柔造作地显示随和的一套礼仪。    莱曼只是说他现在非常愉快，并无竞选公职的打算。他解释道：“我是个真正醉心于在华盛顿做事的人。    “政策方面的全部工作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大型马戏，我非常乐此不疲。我愿意在这里一直呆到任务完成。”

【美国《时代》周刊十二月八日一期文章】题：“解决麻烦问题能手”先生又回来了。    一旦有人问里根，如果他遇到麻烦，并且只能打一次电话，那么他会打电话给谁？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两个字：米斯。因此，当里根上周面临他任职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时，便想起他的长期密友、政治上的拥戴者以及解决问题的能手埃德温·米斯，这是毫不奇怪的。    自从米斯一九八五年二月担任司法部长以来，他一直大胆陈言，在从色情问题到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否与宪法具有同等效力等一系列引起争议的问题上，他经常担当主要角色。这对于一个比较习惯于在幕后为唯一需要全力以赴的事业——即里根的事业——作出努力的人来说，是不寻常的。里根和米斯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二十年前的十二月，当时里根新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米斯是阿拉梅达县副检察官。米斯作为法律事务顾问加入了里根顾问班子之后，很快担任了顾问班子的负责人。米斯是一位可靠而又不露锋芒的助手，他很善于搞一页纸的“简短备忘录”，复杂的问题简缩成几段文字，便于不耐烦看细节的行政长官参阅。    一九八○年大选之后，米斯成为总统顾问。级别同内阁成员相等。但是他同其他两名助手——迈克尔·迪弗和詹姆斯·贝克——成为核心人物，最后拥有较大的权力。米斯与总统有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同里根的哲学和观点极为相似的基础上。此外，他的天性就是为了扮演保护人的角色。他与里根不同，里根似乎沾染了喜欢炫耀自己权力的陋习，而米斯几乎每次公开讲话都要使人感到他只是总统的忠实仆人而已。    米斯的忠诚获得了报偿。一九八○年里根竞选班子遇到麻烦的时候，竞选总管约翰·西尔斯企图把米斯掸出里根的顾问小组。里根不赞成，结果西尔斯本人被革了职。米斯被提名为司法部长之    后，在国会受到了有关他私人财产的严厉质问，尽管有人要求撤销这项提名，里根坚持让他的这位老朋友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当里根政府出现了严重裂痕的时候，里根又再次求助于他的这们万能的“解决麻烦问题能手”先生。

【美联社伦敦十二月六日电】人们说，成功的男人后面总有女人的帮忙，撒切尔夫人的情况刚好相反。    撒切尔夫人在她准备十二月十三日庆祝结婚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接受了《星期日快报》记者的采访。她说，她的成功有赖于她丈夫丹尼斯帮助。她说：「我确实认为，没有他，我就一事无成。真的，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六十一岁的撒切尔夫人，称她同七十一岁富有的企业家丹尼斯的婚姻是真正平等的结合。她说：「这不是谁压倒谁的婚姻。我有我的工作，他有他的事情。他仍担任着好几个董事的职务。我们互相尊重对方的意见。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比他的工作重要。」    首相说：「有时，当我听到他在公共场所发表意见时，会痛快地大笑起来。因为，他说的正是许多人和我都想说，但我作为首相又不能直说的事情。」    《星期日快报》是一家讽刺性杂志。它常常挖苦丹尼斯。其中包括一系列虚构的由丹尼斯署名的信件。他在这些虚伪的信件中一本正经地用右翼保守的观点来阐述当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阅读这些信件的人极多。这些信件称撒切尔夫人为「老板」，称里根是『蹦蹦跳跳的人」，称工党为「臭袜子」。

【香港《亚洲杂志》十一月二日文章】题：革命的女儿（作者戴维·瑟斯顿）壮志凌云不让须眉    在南亚次大陆政坛上反对男人统治、志在恢复家族昔日雄风的女政治家有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孟加拉国的谢赫·哈西娜·瓦吉德、斯里兰卡的钱德里卡·库马朗通格、印度的梅伊拉·库马尔。贝娜齐尔、哈西娜和钱德里卡还有另一点共同之处：她们的父亲都曾当过国家的领导人，然而都死于非命。这似乎又使她们多了一种使命感。    贝娜齐尔·布托二十五岁的时候，她父亲走上了绞刑架。她曾说过，总有一天，她将宣示她父亲留给巴基斯坦人民的遗训。    哈西娜的父亲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是孟加拉国第一任总理，一九七五年八月在达卡被一群下级军官杀害，同遭杀害的还有二十七名家属。她立誓要击败本国的军人统治者艾尔沙德将军。    钱德里卡的父亲所罗门·班达拉奈克曾是斯里兰卡的总理，他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科伦坡被一位僧人枪杀，他的夫人西丽玛沃继承他的职位，成了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钱德里卡现年四十一岁，是她丈夫维贾亚·库马朗通格领导的左翼反对党人民联合阵线的副主席。她发誓要推倒贾亚瓦德纳总统领导的“右翼”政府。    而印度的梅伊拉·库马尔则在从事反对种姓歧视的斗争。梅伊拉今年也是四十一岁，她是前副总理贾格吉凡·拉姆的女儿。拉姆四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印度最低种姓阶层—“不可接触的”贱民——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他长期患病，于去年去世。梅伊拉正在谋求接过她父亲的政治衣钵。    所有这几位妇女都意在改革这个由男人统治的近十亿人口的极其保守的社会。贝娜齐尔：宁做复仇天使    贝娜齐尔在她的支持者眼里，是唯一能推翻巴基斯坦军人统治和恢复民主的复仇天使。她虽然只有三十三岁，但几乎没有人因为她初出茅庐和阅历颇浅而怀疑她治国的才能。布托家属的名字就足以吸引大批群众，令她的对手忧心忡忡。她曾在一次集会上说：“看到你们广大民众聚集在这里，我就感到父亲站在我的眼前。他在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说，我必须为祖国牺牲一切。这就是我的使命。”这正是贝娜齐尔所要承担的角色。    家中两个人的死亡改变了贝娜齐尔的命运。父亲的处决当然是其中之一，而她二十七岁的弟弟神秘的死亡则使她感到内疚。她感到她大概本应多悉心于家事，而少致力于政事。家中的人也劝她放弃政治，象她妹妹那样嫁个如意郎君，安逸生活。她也曾为此徘徊。但是当她参加弟弟葬礼之后，毅然抛弃这种想法。民众对她的欢迎令她神往，她发现广大民众同布托的一个家属成员之间有着一种不可捉摸的魔力。而这种魔力是一般的逻辑推理所无法解释的。哈西娜：实现安居乐业    在哈西娜的眼里，她的父亲穆吉布永远是个“殉难者”。她说：“我想，人们之所以热爱我，是因为我是他的女儿。”一九六七年，她专门挑选在达卡监狱门外举行婚礼，因为她父亲正在那里坐牢。她仍能记得警察把她父亲带走，踢翻她的玩具房子的情景。她想把现在国外的杀死她父亲的刽子手缉拿归案，送交法庭审判。她作为父亲生前领导的人民联盟的现仕主席坚决反对议会通过法案，使一九八二年政变上台的艾尔沙德军人政府合法化。她说：“我们不能让一个非法政府的非法行动合法化。这将为武装部队的军官们发动政变开创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哈西娜同她父亲一样，梦想有朝一日能把国家建成一个“金色的孟加拉”，在这个社会里，人民将能安居乐业。她说一孟加拉国独立以来的十五年中，有十二年是在军人专制统治之下，这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损失。“甚至连社会的价值观念都给扭曲了。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这个国家一切美好的东西也将都被毁坏”。（上）

【本报讯】据法新社援引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十二月八日文章说，苏联现在已到了阿狗阿猫都可上大学的时代了，结果出现了一些怪事。犯过罪、判过刑的去大学学法律、当律师：学法律的去干犯罪勾当。据统计，在犯罪的苏联大学生中，学法律的学生占一半。    一位叫亚历山德罗夫的，因“罪行严重”，蹲了十二年班房，另一名叫克林科娃的，因武装抢劫而被判刑五年，但却可堂堂申请学法律。一位叫伊斯拉莫夫的学生，因犯罪判两年徒刑，过后说是要让他完成学业，所以干脆推迟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