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二十二日报道，由于菲共游击队上周末打死两名政府军士兵，菲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拉莫斯将军已下令军队向菲共游击队基地发动猛烈进攻。

台湾《中国时报》二十日消息，台将现行曾往或持有准往大陆地区或共产国家签证者不准在台过夜住宿之规定，放宽为持有中共或共产国家及地区护照、旅行文件者不得在台过夜住宿。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二十一日说，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将于二十二日在联合国会晤苏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这将是两国一九六七年断交以来举行的最高级别的会晤。

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二十一日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这次选举都将如期举行。目前，他不打算辞去总统职务。

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唯一正确的模式，一些国家的历史、地理和其它特征今后会起更大的作用。各国还都开始了扩大民主的进程    【本报讯】布达佩斯九月二十日消息：《匈牙利》周刊第三十七期（九月十四日出版）转载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书记絮勒什·马加什对西德《明镜》周刊记者的谈话，摘要如下：    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已进入成年时期，不论其幅员大小，都把自己看作是平等的主权国家。    自苏共二十七大以来，我们与苏联比过去更加协调了。在社会主义思想领域内，匈牙利处于有利的地位，合作条件改善了。    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到了转折点，这就是各国的经济转向集约化发展时期。与此同时，还开始了另一个成熟进程，即扩大民主的进程。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自然也对这一进程起了推动作用。这些因素也迫使苏联领导进行积极的变革。其目的是提高各个领域的工作效益。    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具有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只有在注意到本国特点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地建设。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大家庭是多种多样的，但与此同时，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接近，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正在寻找新的道路。尽管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在进行改革。    我相信，一些国家的历史、地理和其他特征会比过去起更大的作用。    我深信，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必须实行或唯一正确的模式。我们的改革是在总结匈牙利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了一九一九年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和过去四十年的认识。    我们致力于实行计件工资制。我要指出的是，我们从政治方面已奠定了进行经济改革的基础。不是没有足够的勇气，而是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崭新的，我们在试验。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二十一日电】舒尔茨国务卿今天继续敦促苏联让美国记者丹尼洛夫离开莫斯科，并且说，这一事件不解决，超级大国首脑会晤很可能开不成。    舒尔茨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发表讲话说：“我认为，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下，要想举行一次富有成效的会晤几乎是不可能的。”舒尔茨在这次讲话中说：“我认为，在真正创造能够在人们希望谈判的事情上取得一些进展的气氛以前，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使这一案件得到解决。”    苏联外交部发言人根纳季·格拉西莫夫今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发表讲话说，解决丹尼洛夫事件“根本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本报讯】莫斯科九月二十一日消息：《真理报》二十一日就谢瓦尔德纳泽访美发表评论说，举行苏美首脑会晤的气氛现在恶化了。    评论说，谢瓦尔德纳泽访美的目的是想弄清苏美对话是否有可能走得更远一些，但现在看来，美国不愿在裁军方面采取实际步骤，它无论是对暂停核试验的建议还是对苏联其他一些具体和建设性的倡议都没有作出任何回答。    正因为美国不想就苏联的建议采取实际步骤，美国才围绕着丹尼洛夫事件大叫大嚷，并挑衅性地要求减少二十五名苏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    苏美进行对话的气氛现在恶化了。评论还说，苏联现在仍主张苏美两国举行首脑会晤，但这一会晤必须要取得具体成果，否则没有举行首脑会晤的必要。

【波通社华沙九月二十日电】波兰副总理格维亚兹达在雅鲁泽尔斯基前往远东国家进行访问的前夕接见政府报纸《共和国报》的记者时概述了波兰同蒙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人民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这位副总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波兰在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伙伴。今年的贸易议定书规定价值十五亿瑞士法郎的贸易额。双方还采取双边行动通过易货贸易进一步扩大贸易额。所有这些表明，在这五年内实际所能达到的贸易额要比两国在去年签署的一九八六——一九九○年的贸易协定所规定的要高得多。    “我们两国的经济互为补充，因此从两国的相互贸易和经济合作中双方都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我们还对利用中国的科学技术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感兴趣。”

【法新社北京九月二十一日电】中国和匈牙利的政治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承认有可能恢复两国共产党的直接联系。    新华社援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外事部副部长厄西·伊斯特万的话说：“两党关系向更高一级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    厄西是在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乔石会见时说这番话的。    在北京的东欧分析家说，上述言论是迄今为止关于恢复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和莫斯科紧密结盟的东欧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最清楚和最正式的讲话。

【南朝鲜《韩国先驱报》九月十八日文章】题：核能代替石油，成为新的能源    这个国家为使它的能源“非石油化”作出的长期努力将在一九八六年收到成效。    据动力资源部的统计数字说，到今年年底，预料核能发电将达到二百三十六亿一千五百万度，在这个国家总发电量六百三十八亿七千五百万度中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六。    动力资源部一位官员说，在一九九六年以前，政府计划使它的混合电力来源的组成为：核能发电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六、煤炭发电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五、石油发电占百分之十点七，其余的是水力发电或其他来源。

【合众国际社伊利诺伊州巴塔维亚九月十一日电】在国立费米加速器实验所的一种新型高运算能力的计算机系统，将使物理学家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他们的真正工作——探索宇宙的本质和起源。    费米实验所高级计算机程序负责人托马斯·纳什和他的同事们九月十日展示了这一阵列，他说这一阵列最终将包含一百四十个计算机处理机并联运行。    象费米实验所所做的许多复杂的实验，若使用较老式的计算机，从经济上说是办不到的。    较老式的计算机将近一秒钟只能分析一个事件，需要数年计算时间才能结束一项复杂的高能物理实验。    费米实验所的科学家们起码有三项实验正在进行之中，在一台赛伯１７５计算机上运算需时一年以上，而新系统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能处理同样多的数据。    新系统只需五十万美元，而赛伯１７５计算机则需三百五十万美元。    纳什说，目前这套新系统只完成了百分之四十，有五十三个处理机正在运行，它不属于在美国其它研究机构所用的所谓“超级计算机”。    虽然这些计算机也要求几个处理机一起工作，但费米实验所的计算机在处理机之间无需复杂的联系，因为所有这些实验事件都是独立的。

【纽约《中报》九月十七日社论】题：中国吸引外资的关键在体制    路透社日前引述来自北京的西方外交界消息称，中国很可能在下月颁布新的投资条例，对中外合资企业提供较多的优惠。    中国即将改善投资环境的说法，看来是可信的。    外商，包括人数众多的香港、澳门商人，甚至个别台湾商家，与中国做生意的挫折，在海外早已不是秘密。在这方面和中国打过交道的人，都有不少苦经。其中的责任，并不全在中国一方。海外商人的精打细算，喜钻空子，甚至诈骗，也是有的。然而，就整体而言，问题的确出在中国不仅是投资法例，而是整个经济体系不适应外资在华经营的需要。中国对外开放八年后的今天，终于下决心处理这个障碍，虽然来得晚了些，但总不失为明智的决定。    中国改善投资环境的诚意是可以相信的；然而，若要治本，除了减税和降低成本等竞争投资的对手也可采用的手段外，关键还在于体制改革，俾在企业自主权上，能与对手看齐。体制合理后，中方业务谈判决策慢等有关的官僚主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唯一无法纯靠体制改革解决的，只是外商利润汇兑出境的困难。这个问题源出于中国外汇短缺，然而，若在新的体制下对外经济活动变得比较合理、有效，相信对解决外汇紧张也会有帮助。

【西德《世界报》九月十八日报道】题：核能——对现代社会是必不可少的    记者问：您是否认为，在经历了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核能的和平利用应当受到限制甚至停止？或者核能对于现代工业社会是不可缺少的？    撒切尔夫人答：核能今后继续作为能源供应的主要来源，对我们的经济是带有强制性的。没有它，我们的经济根本不会再增长。    在西方已证明核能提供了最便宜的电力。它使我们免于七十年代曾经使我们的经济备受其苦的能源供给危机。而这一切都具有出色的安全标准。    展望未来，核能的重要性只会增加。    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同时液体燃料的储备日益下降。今后数十年，不大大利用核能就绝无可能满足需要。它不仅是我们的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而且（作为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买得起的能源）对于第三世界较穷的国家也是不可缺少的。人们都期望有一个运转良好的集中供热系统，有充足的能源供应，以使工业运行，保证生活水平。    安全问题当然具有突出意义。在现代社会，人们不能拒绝保障生活、但又不令人喜欢的东西。因此我认为，核能在今后仍将是我们能源供应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长期的。

【美国《前卫》周刊九月十七日一期文章】题：国营工厂破了产    中国人曾说，国营企业不能宣告破产，可是，上个月有一家工厂却这么做了。    目前正在进行的讨论表明，不久的将来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可能会发生变化。    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将近两年前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的内在矛盾方面。关键的改革之一是让国营企业自负盈亏，使它们成为对市场力量负责、而不是只对政府计划人员的行政命令负责的自主经营企业。    这些改革已使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对本国已经存在了三十年的所有制提出了异议。    许多国营企业可能破产这件事已促使人们重新考虑到所有制问题。    罗伯特·德尔夫斯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制订破产法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要决定理论上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国营企业资产卖给债权人是否合适。”    如果国家对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能变成合股公司的股份，那么这个法律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北京的一家国营百货公司已经变成了合股公司。企业的固定资产价值和营业基金以国家在该企业中的股份形式出现，占总股份的百分之五十一。银行占百分之二十五，其他企业和私人占百分之三点五。公司董事会负责制订政策和监督经营，交税后的利润百分之四十归股东，百分之四十留作发展基金，董事会自己可以使用百分之十二，余下的百分之八作为劳动保险金。    另一个试验是，过去半年里，广州的三家大型国营工厂的工人购买了本厂百分之三十的股票，另外百分之七十的股票归国家所有，因此，董事会由国家方面的代表控制。    在这场试验中，有百分之七十到九十的工人认购了股票。

【在伦敦出版的《新非洲人》月刊九月号文章】题：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和援助    今天，非洲是中国对外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中国对非洲采取的平等互利的政策受到非洲国家的广泛赞赏，从而使中非关系更加牢固。    发展中国家属于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之列。北京认为第三世界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中国也主张同它们做生意，因为这是对付“不合理和不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种办法。    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主顾中，非洲国家又占绝大多数。在同中国签订有双边贸易协定的五十七个第三世界国家中，非洲国家约占四十个。一九五○年到一九八三年，中国同非洲的贸易额增长了大约五十倍。中国对非洲的出口物品主要是谷物、食用油、食品、轻工业品、纺织品、化工品和少数机器。中国商品的型号比较适合于非洲，这些商品都很少带有西方所希望的那种虚饰，但却制作精良、经久耐用，这也是促使中国同第三世界的贸易达到目前这种规模的因素之一。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就其耐用程度和使用简便方面（尤其象皮革一类轻工产品）而言，比西方产品要实用和便宜，而从质量上讲比东方集团的产品要高得多。    北京现在已集中精力于医疗和农业项目。但尽管如此，中国仍希望在每一个非洲国家有一个有声望的开发项目，或者是帮助修建公路（到目前为止它已在非洲修建了约五千八百公里），或者是修建公共建筑物。在肯尼亚修建的尼亚约大运动场是耗资数百万美元的体育综合设施，是为一九八二年全非运动会修建的。一九七八年，它开始了大约二十个项目，通常是公路、桥梁、公用建筑物、水坝和水利设施。    在农业战线上，北京的援助对非洲特别适用，因为中国熟悉低产、小农田和劳力密集耕作法方面的问题。中国过去的农业计划得到了世界的承认。中国人已帮助开垦了大约五万公顷农田。一九八六年，中国又在非洲各地参加了好几个农业项目。

香港《中报》揭露香港一些人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香港《中报》九月十七日文章】题：反核电中坚内的“抵制北京”势力（作者王哲人）    反核电运动之闹剧，可说正式落幕了，本来已经显得稀落的观众，此刻也陆续散去。但反核电闹剧中某些策划者们，似乎还不会甘于就此退出舞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闹”，并非一种体面退出反核电运动的台阶，而是在玩一种剑舞    ——舞剑，其矛头，自然是指向中国政府。    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不同的是，在“核电是否安全和科学”的讨论之中，其舞剑尚打着“助酒兴”的幌子即“民意牌”；到了目前核电被证实科学安全、且五十公里距离已够远的时候，这种舞剑的目的，就十分明显且逼人了。    和古代的项庄一样，反核电运动的极少数核心人物，也十分明白地知道，沛公是很难在此番舞剑中受到伤害的，但他们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舞剑的。虽然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真正用心，早已被中国政府窥破，舞与不舞都不能改变大局，但作为一种敌对力量，他们仍会作一次无聊的努力——恐吓一下北京，使其认识到“香港人的情绪”；或者使北京在香港民众中的形象变劣一些。这些反“核”者们都长有三只眼，多出的另一只，便主要用来窥测政治风向，只要一有让北京难堪、让香港居民对北京的信心产生动摇的机会，他们决不会放过。这一回借核反京，不能不说他们的确看准了机会，但也不能不指出，他们的努力基本白费——未来大亚湾核电厂的安全运行，可以作证。    香港近年抵制北京的势力，可以说是小得多了，一些主要的关节问题上，“抵制势力”并不敢怎样做文章。但是，不怎样做反北京的大文章，并非说他们不做文章。只要“有利”的风向一到，反共的气候成熟，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机会的。可以说，这回即使没有大亚湾核电厂的话，他们也会寻找小亚湾或者东亚湾西亚湾一类风波来做抵制北京的文章的。    这里，无须对他们讲什么“必然失败”的劝语，因为他们自己更清楚。要指出的是，他们不该利用香港无辜的居民：打出民意牌，将之误导到自己的政治轨道，然后借此使北京难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是一种十分卑劣的行为。未来的十一年内，本港居民有必要对此警惕！

【香港《中报》九月二日文章】题：深圳的汉字危机——兼评《深圳特区报》（作者雨寒）    深圳最大的危机，是文化上的重要一部分——文字的滥用。    商店、旅社、街头，病字病句到处可见。    他们将厕所的“厕”竟写成“次”字外加一简化字的“厂”，食品的“食”写成“人”字下面加一个“十”，电影的“影”写成“井”边加三撇，“旅客之家”的“家”，竟在宝盖下加入一个“人”字，叫人初一看，猛吃一惊，以为进入了“旅客之穴”。碍于排字工找不到那些古怪文字，否则这几真可以搜罗起一堆来的！那些滥造的字，既非繁体，又非大陆通用了近三十年，被实践证实为比较科学的简化汉字，甚至还不是大陆一九七八年春推出后即取消的那批简化汉字，而是完全造出来的货色。这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来说，是不幸的和很不严肃的事。    老百姓滥用甚至滥造固然不对，有关部门未加引导也有一定责任，但我觉得，应该负主要责任者或曰应受谴责的是《深圳特区报》社，他们一开始就对汉字的态度十分随便。大约是为了显示与国内其他报纸的不同，显示自己的港澳色彩和特区报的“优越感”，他们“特”到了连尊严都不要了——一开始就用繁体汉字竖排。若要追问其原因，我想，他们除了解释“照顾港澳读者”之外，再也说不出其他原因了。但特区报社的人员最心知肚明，他们的报每日有几张能在港澳销去？其真正主要的读者，不能不是大陆居民。那么，繁体汉字的使用又有何价值呢？退一步讲，香港居民识汉字者，又有几个不识大陆使用了近三十年的简化汉字？笔者因职业关系发现，许多老香港在书写中都已接受了大陆的简体字！    也许是在压力之下，《深圳特区报》收敛了一些，部分采用简体字，即标题和文内小字，一部分用繁体字，一部分用简体字，弄得读者更莫名其妙，仿佛一个人内衣是现代的衬衣领带，外面却披了件孔夫子的古袍。    受害最深的，自然是深圳的学子，他们的教科书采用的是国家统一的简化字，街上时时见到的是滥造的“新字”，读《深圳特区报》呢，又是繁简杂用的混合字！

【新加坡《联合早报》九月二日文章】题：鲁迅修辞的特殊风格（作者林万菁）    十多年前，端蒙中学一名好学不倦的高中生，经常不放过短暂的休息时间，到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之间，寻找一些鲁迅作品或其他文学参考资料来阅读。    这种执着的刻苦自学的精神，终使他——林万菁当上大学讲师，在国大中文系主任林徐典的指导下，完成了《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博士论文。    在众多学者都热衷于探讨鲁迅的思想、作品内容、艺术特色与其对后世的影响的时候，林万菁却从这名文学大师作品的文字着眼。    这一点他的论文第一章绪说中说得很清楚。他说：“……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绝不逊于莎士比亚。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抽取若干习见的鲁迅文句，粗泛而一般性地说明鲁迅的风格；我们绝对可以缜密地、慎重地探讨鲁迅作品，更全面、更具体地剖析他的文学语言，描述他的文学语言特征，窥见他的文学语言规律。……”    在披阅了原始资料《鲁迅全集》、归纳剖析了鲁迅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与所能找到的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资料后，林万菁尝试比较鲁迅前后期修辞风格的转变，比较鲁迅与其他作家风格的异同。    他所得到的结论是：“鲁迅是千载难得一见的修辞高手，他的文学语言落实在文学语言的最深层。他的文字亦是新旧文学之交的一种文体。阅读鲁迅的文字，可以了解语体文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看出语体文逐渐摆脱文言文影响的痕迹。”    林万菁说：“鲁迅的文字，不但深深受到文言文的影响，也明显地受了日文、德文等其他语文的影响。我将它视作一种语言的典范。然而，这类文字不能当为一般初学者语言表达的学习对象，否则将会影响他们作不伦不类的报道。”    这部论文的出版，作者自然期望它对语言学、修辞学和文学批评方面，有所裨益。    在多年教学的过程中，林万菁发现一般学生相当欣赏鲁迅的小说，可是却由于鲁迅文字的难懂与特别，阻碍了他们进一步阅读他的作品。    林万菁表示，如果这部书能帮助学生解答鲁迅文字之迷，从而引导他们更加欣赏鲁迅文字之美，将进一步发挥它的影响力。

【美联社北京九月十四日电】美国新泽西州州长托马斯·基恩今天说，新泽西州的姊妹省浙江在吸引国外投资方面所具有的潜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基恩先生在浙江度过了他的一周中国之行的前三天。基恩是首次来中国访问。    这位州长在北京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此行的第一阶段是一段「迷人的时光」，他的印象是，浙江发展很快，在吸引新泽西投资者方面大有潜力可挖。    基恩说，他是代表新泽西州的一些公司同中国官员谈话的，这些公司有一些合同在中国悬而未决。    他说，对于海外投资者的前景，他的估计是「不会一帆风顺」。但他说，然而他获得的印象是中国愿意研究这些问题，而且他也仍然愿意为「促进」美中经济合作作出努力。

【法新社汉城九月二十一日电】在亚运会第一天比赛结束后，中国向它的对手日本和南朝鲜发出警告，它将全力以赴，继续取代日本和南朝鲜成为亚洲一流体育强国。    中国运动员在第一天举行的射击、游泳、体操等十一项比赛中一举夺得九块金牌，从而使中国在奖牌记分表上居领先地位。    在第一天的比赛中，中国在自行车赛和游泳比赛中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中国在上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的成绩很差，这次在第一天的游泳比赛中就一举获得两块金牌，这说明中国游泳运动员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天比赛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十七岁的阎明在女子四百米个人混合泳中表现突出。    她在开始游仰泳时动作迟缓，但很快就振臂冲刺，最后超过了所有的对手。    中国的另一块游泳金牌得来更令人惊奇，金甫在男子一百米蛙泳的最后二十米中，创造了令人刮目的加速度，以寸许之距领先于日本的亚洲纪录保持者不破央。    【法新社汉城九月二十一日电】南朝鲜射击队教练说：“中国人实力雄厚，在这次比赛中显示出世界一流水平。    “我们原来期望至少能得一两块金牌，但事实证明，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法新社汉城九月二十二日电】世界锦标赛亚军谭良德在今天的男子跳板跳水比赛中同队友徐文展展开激烈争夺，最后夺得金牌。    谭良德是洛杉矶奥运会铜牌得主，他在十一个动作跳完后积分为六百七十八点二四，直到比赛结束时才肯定夺得冠军。    徐文展是一名二十三岁的学生，他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在比赛中，他的积分同谭良德不相上下。在最后两个自选动作结束前，他的积分同谭良德相比只差十一点四五分。但他在最后两个动作中显得有些紧张，只得六十九点三分和六十六点○三分，而谭良德分别得到八十点六四分和八十四点六六分，谭良德终于登上冠军宝座。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一日电】评论家认为，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伊戈尔沃尔金的著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有新意。这部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年》的著作，准确地确定了叙述的时间范围。    作者提出了许多文学史性和传略性的说法。这些说法特别涉及作家与他后来的妻子安娜·斯尼特金娜相识、可能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续篇、鲜为人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的情况。沃尔金著书的信条是：某一事实不应信以为真。他始终遵循这一原则。他没有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让读者判断他列举的材料。    四十五岁的伊戈尔·沃尔金原攻读历史。一九六二年在莫斯科《文学报》上发表了他初期的诗作。从那时起，他出版了几本诗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年》是他写的第一部严肃历史研究著作。俄国文学与艺术的权威，著名院士德·利哈乔夫为这部著作写了序言。他认为，沃尔金在他的新著中表明，作家既是严肃的历史学家，也是文学评论家。

【路透社汉城九月二十二日电】今天在亚运会第二天射击比赛中，由于东道主南朝鲜掌握了主动，中国抱怨比赛中出现了不正当行为。    中国射击队总教练张福说，中国运动员在女子气步枪射击项目上的成绩被篡改了，在其他两个项目比赛时，不规则的程序影响了中国运动员的注意力。    他对路透社记者说，“有人不老实，但我们对此毫无办法。裁判和仲裁委员会成员都是南朝鲜人。”    中国今天只赢得女子气步枪和男子小口径步枪团体比赛的银牌。南朝鲜夺得金牌。张福说，在小口径步枪比赛时，中国射手徐小广靶子的号有三次给错了，然后又被要求停止射击。    徐最后用增加的四十分钟的时间射了六十发子弹，成绩是五百九十四环。    张说，“这影响了射击运动员的注意力。我们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比赛呢？”在男子速射团体预赛中，一位中国运动员被要求停止射击，因为他听不懂朝鲜裁判的话。朝鲜裁判不会说英语。

【法新社汉城九月二十二日电】南朝鲜二十四岁的银行职员朴贞娥今天在亚运会上夺得女子气步枪个人冠军，为南朝鲜夺得第三枚金牌。    南朝鲜女子气步枪教练说，「我们的男选手昨天失利后，我们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夺得金牌。」这个项目的银牌也为南朝鲜选手李弘基夺得。印度的杜塔夺得铜牌，这是印度获得的第一枚射击奖牌。这位印度选手曾在美国训练两年。

【法新社汉城九月二十二日电】南朝鲜选手今天打破中国运动员在亚运会射击比赛中的垄断局面，赢得男子小口径步枪和女子气步枪两个团体项目的冠军。    在这两项比赛结束后，感到不快的中国人正式提出控告，他们认为最后计分算错了。    中国人在第一天的比赛中囊括了全部四枚射击金牌之后，他们继续夺取金牌的努力受到南朝鲜的阻挠，南朝鲜队在男子小口径步枪团体比赛中以一千七百八十七环夺得冠军，这项比赛的满分是一千八百环。中国队以一千七百八十四环屈居第二，日本队以一千七百八十一环得铜牌。    在女子气步枪比赛中，南朝鲜三名银行职员以一千一百五十四环夺得冠军，创造了今天上午第二个亚洲新纪录。    亚洲原纪录是一千一百三十六环。    中国队以一千一百五十环屈居第二，日本队以一千一百二十八环名列第三。

【法新社汉城九月二十一日电】中国人今天第一次在亚运会男子一百公里自行车赛中获得金牌，意大利赛车也有一份功劳。    中国人骑的是意大利赛车，并在今年早些时候在意大利进行过训练，结果，他们今天的成绩比南朝鲜四年前在新德里创造的亚洲纪录提高了二分半钟。    中国公路自行车队教练沈金康说，他本来就估计他的队会拿到金牌，他对比赛成绩感到满意，这个成绩比他们的训练成绩快了一分钟。    他说，今年四月在意大利受训三周以及在北京强训三个月，使他的自行车队得益匪浅。    他说：“欧洲的自行车运动无疑在世界上占优势。亚洲运动员要提高自己的水平，就必须去欧洲学习。”    他确信中国队在男子和女子公路赛中均能获得金牌。

遭报复，丹尼洛夫中计    一个星期过去了，八月三十日上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驻莫斯科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正在收拾行囊，五年半的任期已经届满，接替人特林布尔也已到任。这几天，他忙着交接工作，近日可抽空向老朋友告别辞行，打算忙完这些以后便去祖籍居地西伯利亚看看，然后离苏回国。    “嘀铃铃……”，电话铃响了。听筒里传来老熟人米萨那宏亮的声音。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男子是伏龙芝市的一位“灵魂工程师”，四年前他和丹尼洛夫邂逅相遇。此后他们你来我往，已处得相当之熟。今天，米萨约丹尼洛夫到莫斯科郊外的列宁山公园会面话别。丹尼洛夫欣然答应，放下电话便驾车赴约去了。    丹尼洛夫赶到公园，米萨早已等候在那里。公园里一切都同往常一样。两人畅叙一番友谊之后，丹尼洛夫赠送米萨两本他喜爱的美国名作家的小说作留念。米萨则从包里拿出一个封着的信封袋递给丹尼洛夫，说里面是一些地方报刊剪报，供他写作参考。丹尼洛夫也没有打开看便把信封袋放进背包里。两位老朋友紧握双手，互致祝愿，依依惜别。    然而，就在米萨消失的瞬间，八名克格勃便衣突然从天而降，他们截住了丹尼洛夫的去路。其中一人从丹尼洛夫的包里搜出米萨送给他的信封袋，当场打开，原来里面根本不是什么剪报，而是两张标有“绝密”字样的军事地图和几张苏军设施及装备的照片。丹尼洛夫连呼“上当”。克格勃便衣不容分说，忙掏出手铐给丹尼洛夫戴上，并将他推进汽车，投进到福尔托沃军事监狱。    丹尼洛夫今年五十二岁，其父是俄国移民，其母是美国人，他本人出生在巴黎，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法语和英语。他的出身使他对苏联问题具有特殊的兴趣。他六十年代曾作为合众国际社记者常驻莫斯科三年多，一九八一年他又重返莫斯科，任美国三大周刊之一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驻莫斯科首席记者。他作为记者，先后驻莫斯科八、九年之久，写过大量关于苏联的报道和评论。丹尼洛夫还担任过驻巴黎和伦敦记者，专门采访过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在美国新闻界小有名气。    如今这位“俄国通”突然被捕，究竟何故？    （二）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九月十五日报道】近年来，日本鼓吹复活军国主义的论文、小说、戏剧层出不穷。在日本小有声名的导演小林正树，最近推出一部纪录片《东京裁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东京裁判》是小林正树根据美国五角大楼所藏三万卷（共一百七十小时）电影胶片，剪辑而成。原来的电影胶片，是一九四六年五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二十八名战犯的实况纪录。然而，小林正树却采用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掐头去尾的手段，把控诉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裁判，变成替日本战犯“反控诉”。    在小林正树的剪裁下，影片中整个审讯过程的重点不是法官、庭长对日本战犯的审讯，而是让受审讯的战犯详细辩白，宣称自己“无罪”，并让战犯的辩护律师指责国际军事法庭“无权审判”日本战犯。而日寇在中国杀人放火的镜头仅在影片中一闪而过。在最后的判决陈词中，裁判团中各国代表都讲了话，唯独删去中国代表的发言，相反的却让“满洲皇帝”溥仪用嘹亮清晰的声音说：“我这样做（傀儡）完全是自愿的，没有人强逼我……”隐晦地为“大东亚共荣圈”唱颂歌。    小林正树炮制的《东京裁判》并非孤立现象。最近，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不是公开指责“同盟国在战后无权审判日本战犯”吗？

据塔斯社报道，匈牙利大作曲家李斯特纪念馆二十一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揭幕，该纪念馆的任务是宣传李斯特的音乐遗产和从事对他作品的科学研究工作。展出陈列在这位天才作曲家临终前几年生活过的大楼里，有的房间里展览着李斯特用过的家俱和私人物品。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报刊文章说明了李斯特对发展世界音乐艺术的贡献。开幕日举行了李斯特作品音乐会。    （南）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三日电】五角大楼将花费数百亿美元，使它的作战行动计算机化，同时力促计算机工业部门把保证它们的产品能够互相通用的工作做得更好。国防部副部长威廉·    塔夫脱四世还力促计算机工业部门研制低成本。而且不会被外界人破译的译码器以及通讯和计算机设备，以帮助国防部加强国防安全。    塔夫脱举出了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几项计划，估计到九十年代初为止，国防部将为研制新的计算机系统花费二百亿美元。    塔夫脱说，国防部希望消除现有的「自动化孤岛」，装置可以与国防承包商所保持的计算机系统相通的计算机，藉以改进内部的信息交流。    他接着说：「随着武器系统及其后勤支持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复杂，我们处在被淹没在文件海洋里的危险之中。」    他说，国防部希望逐步加强从承包商的计算机那里直接获取技术信息的能力。这就是说计算机工业部门必须在计算机系统和程序之间建立兼容性。

【塔斯社克拉斯诺达尔九月十八日电】题：戈尔巴乔夫会见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劳动者    戈尔巴乔夫同劳动者在克拉斯诺达尔中央大街上进行了一次谈话。戈尔巴乔夫：我是休假，可以多谈谈，而你们要去上班工作。不过，我愿意讲几句。改革经济就要改革社会领域的一切    我们要改革经济，要坚决改变社会领域的一切。这一切包括住房、服务行业、医疗、教育。也就是一个人每天生活于其中的以及决定他的情绪和对一切事物的态度的环境。我们在这方面曾忽略了许多重要的东西。我们将把在经济、社会领域、整顿秩序、加强纪律、同消极现象作斗争等方面已经开始的一切工作继续下去。我说，我们将继续下去，我指的是中央委员会、政府和你们这些劳动者。我想问你们，是赞成真正的改革还是愿意让改革慢吞吞地进行？    群众：我们赞成改革。    戈：妇女赞成改革，那么男人呢？    群众：男人更积极进行改革。    戈：对。我今天想在这里向你们积极分子、向全国谈这一点。应当积极地进行改革。这是正确的想法。    群众：应当这样。对担任领导人的共产党员，对负责人应当要求更严格。    戈：我认为，对所有人都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应该懂得，对他们的要求应该加倍严格。首先，党应该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需求，掌握人民生活的脉搏。我们一切都会得到的，因为人民是跟党走的。我感到，你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有信心的。你们不要害怕，以为一切会停顿下去。    有人喊：正是如此，可别受挫折。    戈：我想，我要坦率地讲出这一点，如果我们现在从业已开始的事业退却的话，那么我国人民的失望就会更大，并且这将影响到一切，意识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有人喊：在经济改革当中正在做许多工作，但    有人喊：在经济改革中正在做许多作，但是，人们意识的改造还是落后的。甚至有人说，物质比意识走得快。不会产生脱节现象吗？为了消除这种现象，现在要做什么呢？    戈：是的，形成了这种脱节。应该把所有问题现在就进行公开的和全民的讨论。我们不是正在做这种事情吗？我们正在加强秩序和纪律。这是否算正在扭转人们的意识？是的。    我们请人们采取新的态度和掌握其他办法。请你们注：意识不能靠号召、书本和口号来扭转，虽然这些都需要。人要在斗争中改变自己的意识和态度。所以我们正在所有战线——经济、社会、道德和政治战线展开斗争。我们在展开这些进程时希望：思维方法将有所改变，态度将有所改变，人们的原则性将得到加强。    有人喊：科技进步要求提高工程师的作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戈：我们已通过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决定。我们将作出一切努力使工程师的劳动威信提高。在那些工程师今天作出很大效益的地方，要鼓励他们的劳动。那些偶然进入这支队伍的人，可以考虑从事其他工作。    有人喊：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应当在各个领域，在道德领域，物质领域提高法律工作的威望。在这方面，目前变化不显著。    戈：您说得很对。我们应该守法生活和工作。如果能达到这样，那时就会出现公正和秩序。今天我们有许多违法那象和回避法律的现象。我们要通过有关发展法律科学、培训干部、对劳动者进行法律教育的决定。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农村建设管理工作的改革有人喊：现在正在对建设，特别是农村建设的管理工作进行改革。但是，这个过程是不是会拖延下去呢？    戈：不，现在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也许我们在讨论时不止提出三个方案，而是十个。而且，我们经济的最复杂的一个部门，是基本建设。这个部门的管理结构正在简化。而且，我们希望这能导致消除重复环节和不必要的基地。    我们认为，建筑管理机构膨胀了起来，很庞大，扯皮的事也不会少。同志们建议把这一机构的人员至少减掉百分之四十。所以，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工作加以整顿。

【法国《晨报》九月十一日报道】题：要打倒卡扎菲的十个组织    不仅是美国希望推翻卡扎菲上校的政权，而且居住在国外（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伊拉克、摩洛哥等）的五万利比亚人中，很多反对派也希望卡扎菲下台。一位流亡的前利比亚军队上校说，利比亚人反对卡扎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部族的、地区的、政治的、社会的……从深受国有化之害的商人到不愿送子参军的家属以及胆小怕事的人，从知识分子和专家治国论者到失望的大学生以及教徒，这些人结合到一起便产生了十来个思想各异但却一致同意打倒卡扎菲政权的组织。但要估计积极的反对派有多少人是很困难的。    美国人在八十年代初想颠覆卡扎菲。他们当时以三项条件向「全国民主联盟」提供援助，但遭到拒绝。因为这个联盟在独立问题上很严肃，他们的人「不愿作屈服于外来影响的职业反对派。」    尽管散居各地的利比亚人相互支持，但他们中间仍出现了深刻的不和。个人冲突、思想争端和对活动手段或美援等重要问题的不同意见都不利于各派的对话。由于缺少一位能够联合各党派，抵销卡扎菲超凡魄力的强有力的领袖，一切统一的努力都失败了，各派领袖之间仍在相互竞争，统一似乎不会即日实现。然而不管怎样，不应当忽视国外反对派在可能推翻卡扎菲的过程中所能起的作用。    利比亚的十个反对派组织是：一、利比亚救国阵线；二、利比亚全国民主联盟；三、利比亚全国运动；四、利比亚解放组织；五、利比亚国民党；六、全国斗争运动；七、「火山」组织；八、利比亚民主阵线；九、利比亚制宪联盟；十、利比亚大学生总联合会。

【本报讯】据外电报道，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二十日在马尼拉发表电视讲话说，他对政府处理共产党叛乱问题的方式不满意，他认为政府应该更坚决些。    劳雷尔说，他将给正在美国访问的阿基诺夫人打电话，告诉她有必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菲共新人民军问题，因为政府代表和新人民军代表之间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国家的安定和经济已因政府的妥协而受到损害，政府应该对叛乱分子限定日期，敦促他们作出最后决定。    路透社说，在科·阿基诺访美期间代理总统职务的劳雷尔是继恩里莱和拉莫斯批评政府与新人民军搞妥协之后的又一位高级官员。

【美联社突尼斯城九月十九日电】随着八十三岁的领导人哈比卜·布尔吉巴的健康状况恶化，这位终身总统的温和专制统治也行将告终。他的一些助手担心，突尼斯即将出现一种权力真空。    这些官员说，他们担心今后可能发生的争夺接替布尔吉巴位置的斗争会使整个北非地区动荡不稳，甚至可能使突尼斯的东邻利比亚想乘机进行干预。布尔吉巴坚决抵制西方要他放弃他的绝对权力的一切压力。在过去的八年中，左翼分子和原教旨主义暴徒曾两次因在街上闹事和威胁政府而受到残酷镇压。现有，由于石油价格暴跌、农作物歉收、旅游业不景气以及卡扎菲突然从利比亚驱逐了三万五千名突尼斯工人而造成的经济危机，再次引起人们广泛的不满。    突尼斯的温和派担心，无论是左翼分子还是原教旨主义分子——或者两者一起——造成的任何暴乱，都可能妨碍布尔吉巴之后的有条不紊的过渡。此外，卡扎菲在边境驻扎了军队，并控制着突尼斯国内的亲利比亚的一支第五纵队。但是，此间观察家说，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威胁可能来自争吵不休的政客们本身。他们代表着显然是没有共同目标并且无法调和的各种地方、地区和政治利益。    曾同布尔吉巴争吵过但仍赢得几乎所有突尼斯人尊敬的一位政治家是小哈比卜·布尔吉巴，他是总统的儿子，现年五十九岁，是总统的法国出生的第一位妻子所生。他曾担任过他父亲的外交部长，但是现在是一家国营的投资银行的负责人，他对朋友们说他已对政治毫不感兴趣了。然而，他是政治家们之中知名度最高而且争议最少的人物，他在突尼斯人中间颇有声望。一些知情人推测，如果斯法尔遭到普遍的反对，小布尔吉巴也许愿意插手来使他的国家避免混乱或不使利比亚接管的企图得逞。

【本报讯】据《星期日电讯报》九月二十一日报道，该报获悉英国驻赞比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三国的高级专员署（使团）向政府提出秘密报告，反映这三国爱滋病情况严重，建议对三国来英人员实行严格的爱滋病毒检查，防止他们把这种致命的病毒带到英国蔓延。    该报说，赞比亚情况最严重，六百万人口中，约有十六万七千人带有爱滋病毒。在乌干达，西方专家估计爱滋病毒携带者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今后一年内可能增至百分之十五；坦桑尼亚政府已成立一专门委员会防治爱滋病，但发病率仍迅速增长。    目前英国对这三国人入境没有限制，也毫无例行体验。该报说，政府官员私下承认对这一问题感到惊恐，并对病毒检查措施可能引起的政治麻烦感到为难。

【英国《情报文摘》月刊九月三日文章】题：从阿富汗战争中看出苏联空军的薄弱点    苏联的空军总司令叶菲莫夫元帅责备空军的一些军官，尤其是一些高级军官，因为这些军官“企图掩盖空军人员训练中存在的严重缺点”。    同苏联军队中存在的缺点一样，叶菲莫夫所抱怨的空军中几乎固有的弱点只有在阿富汗的战斗激烈的情况下才显露出来。然而，所有这些缺点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头几周就可以明显看出。空军在七年的时间内都没有能克服他们那些几乎是致命的弱点燃料供应短缺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苏联国防部一直未能加以掩盖。武装直升机经常无法起飞，原因是缺乏保养或是保养不善，或是由于管理不善或把燃料拿到黑市出售以换取酒精而造成燃料供应枯竭。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阿富汗不得不放弃使用真正高级的武器和其他装备，因为负责保养的技术人员要么搞不到，要么没有受过充分的训练。    特别使人忧虑的是，地面部队的军官以及象叶菲莫夫所抱怨的空军的军官都严重地缺乏作战条件，不愿意发挥主动性或在紧急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叶菲莫夫谈到一个高级空军指挥官，他把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留给他的下属去作，以便在事情出差错时，可以把责任推给他们。    叶菲莫夫抱怨：“一般来说，必须少谈以新的方式进行工作，更具体地说，必须少谈加速度地采取朴实的行动和真正的步骤。这是每个指挥官、政治工作者和党组织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