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六日宣布，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可能出现油价迅速上升和供应中断造成的影响。

据阿联酋通讯社六日报道，阿拉法特认为，同以色列会谈应由阿拉伯国家集体行动，而不应单独行动。

塔斯社六日报道，莫斯科人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决定把莫斯科的一条新街道命名为黎笋街。苏海运部也决定将已在建造的一艘海轮命名为黎笋号。

德黑兰电台六日报道说，政变领导人已被打死，巴格达同外界的通讯中断。伊拉克军队面临着逮捕和清洗的浪潮。

《自由欧洲电台研究材料》透露，戈尔巴乔夫认为葛罗米柯任外长时苏在世界上的形象不佳，现在苏外交部进行了大改组，肃清葛罗米柯的影响    【《自由欧洲电台研究材料》七月十六日文章】题：变革之风吹到了外交部    一九八六年五月下半月，苏联外交部举行了一次异乎寻常的会议，与会的是苏联所有驻外使团的首脑。外交官们听取了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据来自莫斯科的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戈尔巴乔夫谈了三个大问题：（１）对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面的轻重缓急顺序进行全面的重新估价；（２）采取新的谈判策略（据传戈尔巴乔夫抱怨说，由于前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有“不”先生的名声，苏联外交部在国外的形象不佳）；（８）根绝外交部内部的腐败现象。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和苏联一些主要外交官举行这次高级会议的时候，外交部内正在进行涉及面很广的人事变动。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除了对苏联外交部两位第一副部长作了更换以外，还任命了四名新的副部长，更换了许多苏联驻主要国家的大使。    变动并不止于此，戈尔巴乔夫还采取了看来是对外交部的中心机构进行重大调整的行动。    作为这次调整的第一步，最近已设立了四个新的单位，以便处理武器控制问题、人道主义问题、新闻问题和与太平洋岛国关系问题。与这些问题相应的四个新单位分别是：裁军局、人道问题和文化联系司、新闻局和太平洋司。    自从戈尔巴乔夫去年三月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以来，已更换了驻四十多个国家（相当于苏联与之保持着外交关系的所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大使。    在葛罗米柯长期领导外交部时期，苏联外交部看来在采取行动方面享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权。近几年，葛罗米柯似乎是不同政治局的同事们商量就处理外交问题。任命谢瓦尔德纳泽取代葛罗米柯担任外交部长一举，通常被看作是戈尔巴乔夫为使这一外交机构重新回到党中央的控制之下而采取的一个行动。    现现在这一点已开始显露出来，即谢瓦尔德纳泽只起苏联外交政策的传达者而不是设计者的作用。在党恢复了对外交部的控制之后，一个新的人物——多勃雷宁立刻登台了。这位前驻美大使被任命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作为苏共中央国际部负责人，他在党中央的机构内负责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是，据说多勃雷宁受权监督外交人员的任命。换句话说，苏共中央国际部拥有了控制外交部人员的相当大的权力。外交部新任命的领导人的任务是很清楚的。在葛罗米柯任外长时苏联的对外政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戈尔巴乔夫希望事情重新动起来，因此不能再依靠葛罗米柯等老一代外交官的判断了。    从外交部最高层最近的变化可以得出些什么结论呢？    预计新任命的外交官将会象戈尔巴乔夫所提倡的那样比较富于人情味，并且比较容易接近。但新面孔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表明苏联对外政策会有大的变化。

【本报讯】据外电报道，印尼电信部长艾哈迈德·塔希尔六日在雅加达对记者说，印尼已通过“特殊关系机构”与中国洽谈在九十年代帮助印尼发射第三代通信卫星事宜。    一些观察家猜测，鉴于去年中国和印尼两国商业机构重新开始了中断十八年的贸易关系，两国之间目前关于发射卫星的洽谈可能是通过印尼工商会进行的。塔希尔说，去年六月，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帮助印尼发射了第一代通信卫星，明年三月将用美“三角”式火箭发射印尼的第二代通信卫星，但由于“三角”式火箭发射卫星实际费用太高，且美国参议院又取消了对火箭发射卫星的补贴，因此印尼只得谋求他法。

【美联社北京八月六日电】中国今天保持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但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个多星期前提出的相互减少军队的建议没有关上大门。    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在每周一次的情况介绍会上评论说，戈尔巴乔夫在七月二十八日在海参崴的讲话中“讲了一些过去没有讲过的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新话”。    但是他告诫说，讲话仍在进行研究，“问题在于进行认真的对话，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在北京的一位东欧外交官说，大概在九月或十月以前不会有任何正式的回答。今年九月两国外交部长大概将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会晤。今年十月，半年一次的关系正常化会谈的下一次会议将在北京开幕。    【合众国际社北京八月六日电】中国今天承认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最近发出的改善这两个对立的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呼吁中出现了新内容。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北京对莫斯科的最新提议作出的首次公开反应看来是“十分认真”看待苏联发出的进一步密切关系的呼吁的。    一位亚洲外交官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昨天对来访的日本官员说，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包含了值得研究的新内容。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虽然中国人不愿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我认为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个讲话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他说，“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国看来正在考虑戈尔巴乔夫关于蒙古的建议。    西方外交人士说，中国对戈尔巴乔夫讲话的私下反应可能会“较为爽快”，特别是如果北京认为这些建议标志着向消除所谓的“三大障碍”迈进的话。    北京坚持认为消除三大障碍之后才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路透社北京八月六日电】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中国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的评论表明，北京正在非常认真地研究这篇讲话。他说：“看来他们从这篇讲话中看出了一些对他们来说是积极的东西，但是他们正在仔细地寻找合适的对策。”    【法新社北京八月六日电】中国今天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周在一篇重要的对外政策讲话中讲了一些关于中苏关系的“新话”，但拒绝了他关于召开一次亚洲太平洋安全会议的建议。此间的分析家们说，看来北京正在考虑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同时又在等待把这篇讲话付之于行动。

【本报讯】莫斯科八月六日消息：今天苏联副外长贾丕才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苏中关系问题。    他说，在苏中政治磋商过程中，苏联方面建议成立军事和外交专家小组，研究边境的信任措施和减少军队的问题。现在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就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更具体的建议，关于沿边界线各自相应地减少军队的建议，这是新的表示。对此，中国方面作了一般的表态。评价总的说来是积极的。但还没有具体讨论，将来会讨论的。    关于中苏边界问题，贾丕才说：“苏中、俄中边界是历史形成的。一八六○年条约之后确定了远东和滨海地区的边界，边界走向沿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一八六一年两国把边界划上地图。根据这份地图，边界在有些地方靠近中国江岸。因此一些岛屿，包括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在航道的中国一方。现在苏联的立场是：双方以航道为边界。就是说，航道那边将来要划归中国。关于苏联在蒙古驻军的问题，他说他不知道苏联在蒙古驻扎了多少军队，但“可以说那里的军队不多，是象征性的。我还可以说这些军队的相当大一部分将撤回苏联”。谈束埔寨问题    【塔斯社莫斯科八月六日电】在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今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要记者们注意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讲话中关于表示关心恢复中国和越南之间同志式对话的部分。    他说，东南亚的局势是不简单的，虽然现在比起几年前已不那么尖锐了。印度支那国家过去和现在都不止一次地表示，它们希望在这一地区终止军事冲突和对抗，寻求政治解决。这些国家准备与各种政治力量在完全排除波尔布特分子的条件下就民族和解进行谈判。越南和老挝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柬埔寨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在加强。那里发生的一切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六月三十日文章】题：我为美国设计的比赛方案（作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一九八五年初，北约国家的一位外长正在莫斯科受到德高望重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款待。或许是作为同行情谊的表露，或许是因为预料到自己快要退休而产生的一丝留恋之情所引致的一种优厚礼遇，这位苏联东道主忽然向他的客人透露，他每周总有好几次一定要离开繁忙的办公室去自己的书房，在那里他可以独自一人冥思苦想。    葛罗米柯邀这位多少有些受宠若惊的西方客人跟他走，然后带着明显的自豪神情打开一个小房间的门，里面一张舒适的扶手椅正对着一幅大世界挂图。葛罗米柯说：“我坐在这儿一动也不动，看着那张地图思考问题，一呆就是一个小时。”    话不多，但是给人印象深刻。葛罗米柯面前的这幅挂图有助于集中思想。苏联的对外政策行动就具有地理政治的成份。

【英国《卫报》八月六日文章】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昨天打开了同苏联改善政治关系的大门。他说戈尔巴乔夫先生上周的一次讲话含有“积极因素”，应予以认真地研究。    戈尔巴乔夫先生的建议受到了蒙古政府和河内的欢迎，这更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越南发表的声明并没有进一步提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任何步骤。    中国认为，越南在柬埔寨的驻军是第三个“大障碍”。    到目前为此，中苏双方都没有作出任何实际的让步，同时它们保留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在同美国的关系方面）的外交主动权。    就表面判断，戈尔巴乔夫先生的这一建议现在把需要对此作出回答的责任推给了中国人。

据法新社六日报道，参议院以一百八十一票对一百一十四票，通过克拉克西政府关于加速共同体联合、加强地中海国家间合作和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稳定政府的必要性的计划。

美国两教授在美报撰文说，中国仍然贫困，但其发展速度是个新气象。中国到处在进行建设，经济变革的速度令人感到不胜惊讶。并非所有改革都受到热烈欢迎，但从迄今的情况来看，支持者比批评者多。邓小平将作为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名垂青史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七月二十七日文章】题：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向前进（默尔·戈德曼和马歇尔·戈德曼发自北京）    可能有言过其实的危险，但是，一个离开中国两年后再度去那里的来访者对中国经济变革的速度感到不胜惊讶，是应该得到原谅的。中国要成为日本、甚至是南朝鲜或台湾，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实际上中国的贫困仍然是十分突出的。然而，中国的新气象是它的发展速度。这种变革速度使人们想起了七十年代中期南朝鲜的情况。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一九七八年底以来一直在说的变革现在越来越清楚可见了。到处在进行建设。四年甚至两年前还是破破烂烂的小平房的地方，现在或许已经建起了超现代化的饭店或办公大楼。建设的步伐是如此之快，以致北京市的繁华地区可能很快就将失去它那传统的风味。北京新建的现代化的喜来登（谢拉顿）、马里奥特和假日饭店，几乎与香港或菲尼克斯的同样类型的饭店一模一样。    如此大规模的建设，本身并不一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苏联也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在那里完成一个工程项目通常要用七至九年的时间。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建设速度要快的多。    农村也进行着同样的变革。实际上，农村收入的增长幅度最大。人民公社实际上已经解散了。    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他们把新增加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改善住房。农村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两层农家小楼。农民盖楼在新的改革开始之前是极为罕见的。改革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尽管中国一九八五年的粮食收获量减少，但现在已成为粮食净出口国，甚至向苏联出口粮食。    虽然建筑是反映经济增长的最明显的迹象，但同样十分突出的是全国到处出现的私营企业、商店和个体小商小贩。    经济改革还正在使国营部分发生变化，虽然这种变化不那么明显。现在，政府敦促那些效率低下的企业宣布破产。在每个人都确保有一份有保障的工作和福利（中国人称之为铁饭碗）的社会中，解雇和破产是两个激进的概念。    当然，并非事事都发生了变化，即使发展迅速的沿海地带也并不是这样。虽然中央政府赋予了企业较大的权力，但是地方官员们继续在征收各种各样的烦扰税和施加各种限制。虽然中国人取得了成功，但迈出的最初的改革步子是不容易的。最初的改革进程是缓慢的，争论不少。    然而前面的路可能更加难走，特别是在使范围日益扩大的私有部分即非国有部分同国有部分结为一体的时候。已经有迹象表明，党的某些领导人以及国营部分的经理人员感到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正在被削弱，因而已努力重新确立这种权力。然而，从迄今的情况来看，经济增长率的迅速提高，尽管得益分配的情况不平衡，所产生的支持者比批评者要多。    大多数中国人说，改革已经进行得很深入，得到十分广泛的支持，不可能走回头路。另一些人则信心不是这样大。中国有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党的官员，他们对于社会上那些自己认为是日益发展的消费主义和物质至上主义思想明显地感到忧伤。    但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认为，邓将作为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名垂青史，即使他的革命不是我们期望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国家所进行的那种革命也罢。

【南斯拉夫《今日》周刊七月二十九日文章】题：中国与世界（驻北京记者托·布托拉茨）    在「文化革命」中几乎完全是封闭的中国近年来发生了十分剧烈的变化。几乎每时每刻都出现新闻。昔日空旷的街道上，现在简直被汽车挤得喘不过气来。居民们的穿着比过去好多了，服装的花色式样五花八门。商店里货物琳琅满目，过去的平房已开始被高楼大厦所取代。电视节目繁多，经过精心挑选的外国电视节目越来越多。外国的名演员、歌唱家接踵而来。还举办了毕加索画展和南斯拉夫稚拙派画展。在剧院里上演过去被禁演的」资产阶级」剧作家的作品。一九八○年《人民日报》开始刊登广告，这也成了新闻，因为此前这是不可想像的。自从在农村取消了人民公社并将土地租给农户耕种之后，中国农村的确是改观了。连续六年来农业都是大丰收。    中国最重要的变化是努力在国家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实行改革。中国希望放弃僵硬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制。中国承认搬用了苏联三十年代的模式，这种模式不够灵活，因此不适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现在通过的一项政策是，中央经济计划只管六十种最重要的产品（过去是一百二十种），对其他小产品实行指导计划。多数农产品和小产品已放手让市场调节。对亏损的企业也在试行破产这种敏感的办法。有些地方还发行债券。    各地都允许从事私人经济活动，这在不久前还是被禁止的。    然而，中国国内外的一些极左分子一味谈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赵紫阳总理曾严肃地说过，只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取酬制度占统治地位，任何方法都是允许的。    赵总理指的是，资本主义的某些经济管理方法对社会主义也可能是有益的。亨利·基辛格不久前曾说过，「认为中国很快会出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看法是一派胡言和错误的。」    北京的党政最高领导人知道，通过大门不仅会进来新鲜空气，而且还会进来几只苍蝇。但是必须注意不要让诸如《花花公子》上的美女也进到中国来。这不是真的害怕裸体女人，而是为了不给反对目前现代化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的保守分子们以另外的口实，不给那些希望「不健康的东西」进来的敌对者们以口实。

【香港《快报》八月一日文章】题：台斥巨资重塑国际形象（作者林建）    在国际舞台上饱受孤立的国府，最近强调国家形象塑造的工作。目前国府负责塑造国际形象工作的机构，包括行政院新闻局、外交部与交通部观光局，其他如经常在世界各地举办或参加商展的外贸协会、经常主办或协办学术活动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育部国际文教处、中央研究院、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及其他许多官方与半官方的机构，也都是塑造国府国际形象的重要机构。    正因为机构众多，实际上难以估算国府每年花费在“国际形象塑造”上的经费有多少，不过，仅以新闻局邀请外国新闻界人士来台访问的计划来看，每年一千多人，其中有三百人左右由新闻局负担费用，每人来五至七天，共需经费约达一百万美元。    不久前，新闻局委托某民间单位安排，设计在美国一国的年度宣传广告计划，估算也高达二百万美元。    此外，新闻局不断制作影片及出版刊物。一部长约二三十分钟的记录影片需费七百万元新台币。一份象《光华》这样的刊物，每年需费八千万元新台币。估计行政院新闻局一年支出这方面的费用，约为六七亿元新台币左右。    其实，钱的问题并不重要，值得关切的还是“人”与“政策”、“方法”的问题。其中“人”的问题则是整个外交、新闻机关公务员的素质问题。这些公务员的待遇一直赶不上民间工商机构的水准，因此，有关机构的主管官员，仍常常感叹无法吸收到好人才。    而目前在塑造国府国际形象的工作上，最有争议余地的，还是“政策”与“方法”的问题之争。    广告界人士认为，国家广告往往是“无聊、冷漠而无人情味”，看不出立即效果，他们批评国府的做法仍太粗疏。但负责新闻局国际宣传部门多年的戴瑞明认为，国家广告只是塑造形象工作中的一个环节；现代的国际形象塑造，应是整个公众外交的工作成果。    其实，在塑造国际形象过程中，国府有其一定的困难与包袱。困难之一自然是来自中共。因为实际上中共管治大陆，使得国府在强调“中国与中国人民、中国文化”的宣传时，有时难与中国大陆上的中共政权形象完全区分。

【台湾《天下》月刊文章】题：九十年代企业领袖新形象    资讯的发达使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经济锁国”时代逐渐远去。时代不同，对企业领导人的条件也有迥异的要求。经理任期多久为宜    去年日本各大企业社长交接的特色之一，就是年轻人窜起。新社长个个虎虎生生、胸怀大志，有心改革旧有的经营方式，大展鸿图、扩张业务，而长期掌理大权的社长往往缺少对未来的革新计划。从上述情况看，社长任期太长并不宜。    日本兴业银行特别顾问中山素平认为，六至八年是最理想的任期。任期太短，比如说，四年以下，无法发挥实力，而太长往往会使组织因太拘泥常态而失去弹性和活力。他认为，一个人工作到了第六年才是最得心应手的时候。    松下电器产业的创办者松下幸之助认为，要做好社长工作，至少要有十年时间。日立制作所遵循每隔十年替换社长的传统，有助公司内部组织的安定。日本一些服膺“社长任期十年”的公司如松下、日立、野村证券等都是日本大企业中收益能力极好的，这足以说明十年也许是理想的年限。高位非一蹴就聪明不足自恃    新一代企业接班人的晋升也并非平步青云。最近就任野村证券社长新职的田原义久就是按部就班、一步步爬升上来的。在他成为社长之前，已熟悉各部门的所有业务。    二十一世纪的企业领导应具备什么条件，耐人寻味。日本广告公司“日本电通”的历任社长都以人品为优先考虑条件，要求社长应该是很高明的调和各部门之间关系的人。也有公司偏好“魄力”。日本企业界名人已故樱田武则认为，身为社长应体认：企业是一种暂时拥有的物品，好好保管这个公司，提升业绩，然后把公司交给下一任社长。    无论规模大小的公司都和整个社会息息相关，“身为企业领导者必须具备社会责任感”，“企业领导人最大的责任是挑选接班人”。化妆品制造商“钟纺”的前会长伊藤淳二认为，“社长只要有调节各部门的能力，使大家都能舍弃私心、和睦相处就很好了”。九十年代“企业领袖”要具备国际观    时代的不同，对企业领导者的要求也各异。四十年代的日本企业界是人事部长擢升社长的时代；五十年代前半期，善于调度资金就是理想的企业领导人选，后半期是业务能力挂帅的年代；六十年代，产品间差距缩小，商品形象最为重要，使宣传和作广告的能力受到重视，有这方面才干的人开始扬眉吐气；七十年代技术改革日新月异，技术能力受人尊重，科班出身的技术人员最吃香。    未来的企业领导者要求具有“国际观”。这指的不是狭义的、一心扩大输出的国际观；视野仅逡巡于国内的经营观更被视为落伍。    日本企业体认：经济发展的结果应是彼此蒙利，近年来积极进行海外投资，并进一步设厂，雇用当地人，期待在对当地经济繁荣有所贡献后，自己才得以长期获益。

【台湾《联合报》七月三十日报道》俞国华昨天应邀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揭幕式中致词，他说，目前政府依照第三次全国科技会议的建议，对未来十年的科技发展已决定了三个基本目标：（一）人文科学、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技术，要均衡发展；（二）研究人员从现在的平均每一万人口中有十人，十年内至少将增加到十五人；（三）研究经费从现在占国民生产毛额百分之零点九五的比重，十年内至少将提升到百分之二。

相会的方式是这样的：    一个人开着车来，要我开着车尾随他。开了一程后，来到拐弯处，换乘在那里等候的另一辆车，有时要换十次车才能见到他。每次相见，我事先都不知道他隐藏在哪里。帮助我同纳尔逊见面的大多数人当然是白人。我不认识他们，只知道他们让我和他单独呆在一间属于白人的陌生的房子里。    一旦遇到警察总有许多麻烦。我们在公路上被警察拦住时，我圆圆胖胖的身材很有用。有一次，我假装临产前阵痛！那一阵子，我确实很胖，圆乎乎的脸，看上去活象个孕妇。车到路障前面，警察见是红十字会的车，我又同大夫坐在一块，躺在座位上象阵痛的孕妇一样呻吟，呼吸急促，浑身是汗，没盘问什么就放我们过去了。    纳尔逊那个时候乔装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往往。一天，他穿一身灰色工作服，戴一顶棒球运动员帽似的帽子，钻进了停在拐弯处准备带我去见他的那辆小汽车。在此之间，我看着这个人从人行道上朝汽车走来，而我居然没有认出原来是他。他把我带到一个停车场，卖掉了这辆破车，另买了一辆，将我带到约翰内斯堡市中心。车受阻在索尔街的红灯前，人流潮涌，他把方向盘让给我，自己下了车，消失在人流中。    这就是我丈夫和我的生活……    他就这样跑遍了整个南非。对他来说，这个时期的生活最令人兴奋。他活着完全是为了我们的人民，把一生贡献给了人民，甚至可以说为人民牺牲了一切。    我是突然获悉纳尔逊被捕的消息的。    我在约翰内斯堡闹市区幼儿照管署工作。那天，我要去索韦托照管那里的几家人家的孩子。我离开办公室，乘电梯下楼，来到一楼大厅，正巧跟一个平时带我去见纳尔逊的地下工作者打了个照面儿。来人面无人色，神态惊慌，胡子拉碴，穿一条龌龊长裤和一件衬衣。顷刻间，我呆住了，心想纳尔逊大概出什么事了。    因此，我问站在面前的脸上带着不祥之兆的人：“他怎么样？大概受伤了，或被打死了。我的天！大概开着车想冲破警察的路障……”    捎口信的人摇摇头说：“不是，法庭明天开庭审判他……”    纳尔逊被捕了！秘密地生活在我们的人民中间的人，不屈不挠的人被捕了……    当时，我不仅为我自己，而且为同他一起战斗的所有人，为这场对我们的人民意味着希望的斗争而伤心。我记不清我是怎么回家的，只记得把资料随手往车上一扔，机械地开着车出了约翰内斯堡城。    令人欣慰的是，我姐姐正巧在家。假如我只身一人，恐怕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我明白，任何样式的夫妻生活或家庭生活，对我，并对孩子来说已经结束。过去我所有的一丁点儿，我在纳尔逊充满危险的生活中占用的时间，今后再也没有了。我象丈夫已被捕入狱的其他妇女一样，象我的人民的千百万男女一样，忍受着悲痛。我不能例外。    （中）

【美国《高教纪事》周刊七月九日一期文章】题：学者们说人们纷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表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死亡（作者卡伦·温克勒）    在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是否快要死亡了呢？    许多学者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活动的前途可能不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仍然受到重视，在英国和美国更是如此。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很多方面正在重新得到阐述。一些批评家所说的混乱实际上正是表明它的创造性和生气的迹象。他们还说，在英国和美国的大专院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已越过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塞缪尔·鲍尔斯说：“英国和美国正在出现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最富有创造性的论述，这肯定是一种新情况。”    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多样化，其中包括下列各派：    ——“马克思主义分析派”，他们团结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主张采取共同立场，而是因为他们都致力于把社会科学研究和分析哲学的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    ——“批评派”，这是指那些赞成“对法律进行批评性研究”的人。这种研究分析法律是怎样形成的以及阶级和其他社会经济及政治因素对法律的形成起了什么作用。    ——“持批评态度的理论家”，他们吸收了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于尔根    ·哈贝马斯对文化的分析和他创立的一种既有马克思主义，又有民主思想的社会理论。    ——自由批评家，除对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之外，他们还用精神分析法和认识论来解释创造力和信息传播。    ——社会科学家，他们正在研究在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怎样行使权利的问题，询问马克思主义对政治所下的定义是否太狭隘了。    ——女权主义者，他们正在把有关性别的主张与关于阶级的主张联系在一起。    ——经济学家，他们正在设法修改和扩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没有任何严格的界限可以把这些观点分成各种限定的学派。此外，牛津大学的科恩先生说：“目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核心是什么，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他还说，但是，卡尔·马克思本人在世时就是一个很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发展了一些思想。”然而，某些共同的方向的确把今天的种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连结在一起。    西北大学哲学教授托马斯·麦卡锡说，例如，上述大多数理论都“倾向于‘取消’经济分析法的‘特殊地位’”。    马克思曾在一八五九年写道，总的说来，物质生活方式决定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方式。从十九世纪末的恩格斯的著作到二十世纪列宁的著作，一些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上述马克思的话是说，经济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阶级结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由经济决定的。    然而，在六十年代，路易斯·阿尔图瑟和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者却抛弃了经济决定论，他们认为，对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是社会结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哲学教授乔舒亚·科恩说，社会结构的影响现在可能在不断缩小，但是，“在促使人们研究经济之外的问题的方面，社会结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一些学者来说，这意味着要扩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范围，即不仅要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而且还要批判其他形式的统治。    其他学者正在重新给阶级这个概念下定义。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埃里克·赖特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只有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词，而没有中产阶级这个词。当你们开始询问中间意味着什么时，你们就开始懂得不仅要利用经济资源，而且要利用诸如职业证书之类的东西。”    对其他学者来说，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经济之外意味着强调文化和政治。    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家们发展了“批判理论”，这种理论把批判资本主义变成批判文化。今天，法兰克福大学的于尔根·哈伯马斯已成为一种新的批评理论的主要拥护者。他认为，资本主义危机不只是经济危机，而且还包括文化和政治危机。他说，资本主义至少在其高级阶段会侵蚀政治机构，从而破坏民主，另外，还会破坏文化，而要使公民见多识广，文化是必不可少的。美利坚大学经济教授约翰·威治比说，研究国际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正在探究的一个问题是，“推动帝国主义发展的是否不仅有经济规则，而且还有政治和社会力量”。    经济学家们自己也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进行修正，有时甚至予以摒弃。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罗默说，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两个概念“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这两个概念是：利润率随着资本对技术投资的增长而不断下降；产品的价值仅仅取决于投入的劳动量的多少。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斯陆社会研究所所长乔恩·埃尔斯特说：“应当到其他领域，而不仅仅在经济学领域，去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力。”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如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利反应太多了，从而出现一种趋势，忽视经济学而重视文化和政治理论。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不是对未来确信无疑的。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工人运动，至少当前美国的工人运动，似乎不象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具备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热情。例如，芝加哥大学的普热沃尔斯基就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为何社会主义运动一直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得不正视的另一个问题是苏联和东欧滥用权力，那里实行共产主义已有多年。牛津大学的科恩说：“二十世纪国家社会主义的劣迹引起关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许多争论。”

【美联社纽约七月三十日电】首次环球火炬接力赛的组织者希望通过举办一次世界规模的火炬接力赛活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集五亿美元的资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干事詹姆斯·格兰特说，这次盛大活动将有四十五个国家联合举办。    这次环球火炬接力赛还安排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项目和一次庆祝该组织成立四十周年的结束仪式。    纽约州的律师安德鲁·哈佛将担任由美国人、尼泊尔人和中国人组成的登山队的负责人。他说，他的登山队将于下月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登山时，他们还得带上一支象征性的火炬。    主要活动将安排在九月十六日联大会议召开前夕。正式火炬将从联合国开始传起。全部活动历时八十六天，途经美国、苏联、埃及、中国、以色列、马来西亚、坦桑尼亚、尼加拉瓜和其他一些国家。    每个主办这次活动的城市都要举行一次具有自己特点的庆祝活动，但所有庆祝活动都必须有十至十五公里的火炬接力赛和一次点燃蜡烛的仪式。

【路透社伦敦七月二十六日电】据政府统计数字说，英国大约有九百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自玛    ·撒切尔首相执政七年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昨晚公布的数字说，一九七九年当玛·撒切尔开始执政时，有五百九十万人申请国家救济，到一九八一年，申请救济的人增加到七百六十万，一九八三年增加到八百八十万。    英国目前的失业人数仍然超过三百万。反对党工党政治家菲尔德说，今年将有一千多万人依靠国家救济维持生活。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十七日电】白俄罗斯工艺学院的学者发明了用木屑和刨花制作多孔模板的方法。    模板不是压制成型的，而是更象浇铸成型。用木屑刨花混合成的稠性液体趁热浇入模子，制成房屋构件，这种构件结实耐用。    这种方法可使林场及木材加工厂的废材及木屑等得到充分利用，即使加上百分之三十磨碎了的树皮，也不影响多孔模板的质量。    隔热试验证明，一百二十毫米厚的多孔模板完全可以代替七百五十毫米厚的砖墙。而制造多孔模板的劳动强度要比普通木墙板减轻百分之三十，成本减少三分之一。

【西德《世界报》七月二十三日消息】题：发现一种新的超级粘合剂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具有异乎寻常力量和耐久力的有机粘合剂。迄今只有蓝色的贻贝为了附着在岩石上而产生这种物质。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海洋生物学家成功揭示了这种粘合物的化学公式。    由于这种粘合剂在潮湿的底板上也只要三分钟就能硬化，不受人体细胞含盐液体的侵蚀，因此这种粘合剂在医疗和技术上有很大用处。例如，牙科医生今后较容易粘贴断牙，外科医生作复杂的骨折手术时可以不用钉子和螺丝，眼科医生可以固定脱落的网膜。    在造船业也可以运用这种物质作水下防锈漆的底层。

【南斯拉夫《新闻周报》七月六日报道】题：如何摆脱危机    如何评价十三大？无论对大会决议进行分析，还是对大会的发言情况和选举情况进行分析，都不会得出最后的结论，因为这还需要时间和耐心。    十三大的真正的典型情绪表现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六个委员会的主席向大会报告了四天的分组讨论情况，通过了大会决议，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尤·比利奇并向代表们解释了对南共联盟章程的修改建议。之后，执行主席米·雷诺维察问道：谁还有什么补充意见？    代表达尼察·米洛萨夫列维奇走上讲台，建议代表们不要通过带有下列内容的党章第二条：“各共和国共盟和各自治省共盟联合成南共联盟。”这位代表提醒说，这种提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把党联邦化了。    她建议，关于党的定义应以下列提法开始：“南共联盟是统一的组织……”这项提议付诸表决，结果很轻易地被拒绝。    然而，久罗·比尔比亚建议党章中写入如下条款：在举行党内选举时名单上的候选人应多于当选人数。    他提醒说，铁托主席在十一大上就提出过这一立场。这一提案付诸表决时，又轻易地被拒绝。    米洛什·佩洛维奇建议，南共联盟应规定统一的党费标准。这一提案提交表决时，也被轻易拒绝。    党章委员会负责人尤·比利奇在解释上述三项提案为什么没有被接受的原因时，曾多次提到“各民族党”、“各民族党的代表大会”。但却无人纠正他这种提法，也没有人提醒他，在南共联盟的党章中从来没有这种提法。    还有一个值得补充的事实是，这次代表大会收到的申诉书数量是创记录的，其中之一是约婉卡·布罗兹（铁托夫人）递交的。    总理布·米库利奇提醒说，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于一九八一年底成立了一个经济稳定委员会，其任务是制订一项稳定经济的纲领。几乎经过三年的工作之后，这个纲领被一致通过。然而，所预计的社会经济决定制订得非常缓慢，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从各种不同的思想理论立场出发和不同利益出发的抵制行为造成了这种状况。他提醒说，最近四年来，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恶化了，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脆弱，个人实际收入明显下降，平均主义更厉害了，劳动热情低落。米库利奇批评了在国家机构、政治机构和组织机构中那些打小算盘的人。    摆脱危机的出路还没有找到，对全部理论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还没有进行全面讨论，陈腐的和新出现的教条主义的唯意志论还在起作用。在代表大会的议题中政治体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题目。博·克鲁尼奇说：“听了大会上的发言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即大家都赞成改革，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可是，已经宣布的政治体制改革却不进行，这是为什么？是谁在反对？对此谁也不清楚。这使人感到有点离奇。”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在发言中很少有人提到制订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件。    约·弗尔霍韦茨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只强调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共同利益的现象”。    弗尔霍韦茨在谈到最近在共盟中出现的越来越大的严重思想分歧时说，“遗憾的是，事实证明，不仅是经济上的分割，而且在思想上的分割也同共和国之间的地理界限相吻合了”。    从整个大会发言情况来看，老一代人的发言对民族主义、分裂南斯拉夫团结和整体的现象进行的谴责，比其他人更加尖锐和强烈。

【新加坡《联合早报》八月五日文章】题：马来西亚大选结果剖析（作者余文锁）    马来西亚第七届国会、州大选已于昨天清晨结束，国民阵线在一百七十七个国会议席中，赢得了一百四十七席，远超过反对党所要“否决”的三分之二多数席，反对党（包括独立人士）全部得到三十席，因此，拥有十二个成员党的国民阵线，重新获得选民的委托，组织下届政府。同时国民阵线也赢得十三个州的执政权。伊斯兰教党惨败这次大选结果，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伊斯兰教党派出的九十八个国会候选人只有一人中选。    根据吉隆坡观察家的分析，伊斯兰教党自去年以来采取的两面政策，既不受马来人支持，也得不到华人的拥护。    伊斯兰教党向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发动的一系列攻势，包括抨击巫统违背伊斯兰教教义、宣传伊朗式的什叶派教条、它的支持者在华玲制造军警流血冲突事件，以及宣布要建立伊斯兰教共和国，都使华裔社会感到恐惧，因此大选结果说明，伊斯兰教党通过华社咨询委员会对华人展开的微笑攻势并没有产生效果。    还有一点出人意料的是有五名独立人士中选为国会议员。与上届大选有九名独立人士中选相比，这次独立人士中选的人数是大幅度减少了。选人与选党大选结果说明了两点：    第一，华人选人，马来人选党。在华裔选民众多的四十一个选区中，知名度高的马华领袖差不多都中选；至于知名度不高的马华领袖，大多数都不是民主行动党候选人的对手。    第二，城市选民选反对党候选人进入国会，选国民阵线候选人组织州政府为他们服务。    在这次大选中，许多城市的国会选区落入反对党手中的原因之一是年轻选民的态度。据统计，在马来西亚的七百万名选民中，大约有七分之一是年轻选民，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在城市工作和居住。同主行动党署理秘书长李霖泰在吉隆坡举行的一次“政治座谈会”（竞选群众大会），出席的听众中，有一大部分是华族年轻人。这说明了这些年轻人是反对党的支持者。    巫统派出的大多数候选人都中选，这说明了马来人选党不选人之外，还有其他两个原因：（一）在巫统与其他国民阵线成员党联合执政下，马来人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方面都有极大的改善，因此，他们仍然大力支持巫统及其他国民阵线成员党。（二）这是新经济政策在一九九○年期满之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大选，马来人需要强有力的巫统在国会和内阁中代表他们，对新经济政策进行检讨。

【合众国际社马尼拉八月五日电】（记者杰克·里德）农业部长拉蒙·米特拉说，共产党与科·阿基诺政府今天在马尼拉就解决历时十七年的共产党暴乱活动开始举行和谈。    政府的三名谈判代表之一米特拉向科·阿基诺介绍了会谈情况之后对记者说，它同据说是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萨图·奥坎波和全国民主阵线主席安东尼奥·苏梅尔会晤了三个半小时。    米特拉说，会议将分成两部分。比较“紧迫的”问题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万七千名新人民军与菲律宾武装部队之间宣布停火。然后是就十七年暴乱活动的“根本原因”举行会谈。    米特拉说，苏梅尔和奥坎波对政府是否能够保证武装部队将遵守为他们及其“同伴”提供行动安全保证的条件表示“有点怀疑”。    米特拉说：“我向他们保证，这是我们的责任。”他又说，这次谈判将被认为是和谈而不是停火会谈，因为最终目标是结束困扰了马科斯前政权十七年和二月上台的科·阿基诺政府的暴乱活动。

【路透社华盛顿八月五日电】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国部队上周顺利地进行了一次对抗苏军的模拟中东战争，但美国部队十之八九不能击退克里姆林宫决心夺取中东油田的进攻。    有三万五千人参加的代号为“雄鹰”的演习在南加利福尼亚莫哈韦沙漠的炎热天（和令人窒息的尘土中对国防部中央司令部的陆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部队进行了考验。据官员们说，该地区看上去很类似中东战场。    中央司令部总司令乔治·克里斯特上将说，演习进行得很顺利，在喷气机投下五百磅的真炸弹、大炮朝着模拟苏联坦克开炮以及穿着沙漠伪装服的美国部队发动反攻时，各军种配合默契，协同作战。    克里斯特在其大本营帐篷里简单介绍情况时坦率地说，如果真的要求中央司令部防止苏联真正向中东的进军，情况也许不会象演习那样顺利。    五角大楼中东问题专家对本社记者说，如果莫斯科决定愿意付出人员伤亡的代价去夺取中东油田，那么它十之八九能够越过阻挡他们去路的中央司令部的任何部队。    另一些五角大楼分析家说，面对在这种情况下的失败，华盛顿将不得不就是否使用核武器问题作出决定。    对于国防部的决策人员来说，这种前景令人深思。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预料，苏联在发生任何重大战争的情况下都可能发动夺取油田的攻势。

【路透社莫斯科八月五日电】一些外交官今天说，苏联和以色列达成关于两国十九年来第一次官方接触的协议，未必会导致两国关系的突破，也不会使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人数大量增加。    这些外交官说，苏联官员和以色列官员定于八月十七日在赫尔辛基开始会谈，这标志着莫斯科为松动它同以色列的关系而作出的最新尝试，但是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某西方大使馆的一位分析家评论说：「莫斯科同以色列关系的任何进展都将是缓慢的和长期的。我看苏联人不会在现阶段让许多犹太人移居国外。」    一些外交官说，苏联和以色列已在进行低级官员之间的非正式接触，以色列商人有时谨慎小心地到莫斯科去。    一位外交官说：「新情况是苏联对这次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会谈进行了宣传。」共产党集团暗示，去年当波兰和以色列官员宣布他们一致同意在对方国家内建立「利益区」的时候，它重新考虑了对于同以色列的关系所采取的态度。    大使馆分析家们说，这一行动为苏联同以色列人接触提供了有用的渠道，若没有得到苏联的赞同，波兰未必会采取这样一个步骤。    专门研究中东事务的外交官们说，拟议中的苏以会谈还可以被视为苏联为加强它在这一地区的作用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外交官们说，苏联对以色列作出主动表示冒了使莫斯科的阿拉伯盟国，尤其是叙利亚和利比亚感到惊恐的风险，但是克里姆林宫也许事先就拟议中的赫尔辛基会谈试探过它的阿拉伯盟国的想法。    一位分析家说：「如果苏联和以色列的接触开始扩大到政治和经济领域，那么苏联人也许会同他们的阿拉伯朋友发生纠葛。」

【美国《洛杉矶时报》七月九日文章】题：在苏军占领下阿富汗的集市贸易仍一派繁荣（作者威廉·伊顿）    尽管这里到处都是苏联的势力，但苏联军事占领七年以来，喀布尔活跃的集市贸易经济没有丝毫受控制的迹象。    自由市场非常热闹，只要口袋里有充足的阿富汗尼，任何人都能在这里挑选一些来自西方的上等商品：日本的立体声音响设备、瑞士的手表、芬兰的手纸、德国和荷兰的啤酒、苏格兰的威士忌和美国的蓝斜纹布裤。    这些集市很富有现代色彩，以致一些商人乐意收外汇。喀布尔甚至有个货币集市。在那里，外币可以不按阿富汗银行规定的官方汇价买卖，美元远比苏联的卢布走俏。    按官价，一美元兑五十六阿富汗尼。而在集市上，一美元可卖一百四十三阿富汗尼。在莫斯科，一卢布值一点四美元，而在这里的集市上只能换二十五阿富汗尼。阿富汗从一九七八年以来一直在进行游击战争，但战争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成千上万家小商店每天黎明即始的兴旺买卖。驻喀布尔的外交官说，这些小商店出售的货物仅仅是被贩进这个国家的堆积如山的货物中的一小部分，其中许多货物从日本、西德、瑞士等国进口后立即被走私到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    尽管大量个体企业的存在不符。合苏联模式，但企图改变根深蒂固的商业习惯无疑会引起强烈不满，而且十之八九是行不通的。所以苏联官员都装作看不见。    毫无疑问，在阿富汗工作或生活的苏联人也利用这种集市。在最近一次从喀布尔至莫斯科的班机上，大多数苏联乘客的行李中都有三、四大箱在阿富汗购买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