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莫斯科一月十六日电】此间西方专家对苏联提出的全面裁军的最新建议感到迷惑。苏联的最新建议看来包含一项同中程导弹有关的崭新内容。    戈尔巴乔夫建议美苏两国在第一阶段彻底销毁各自部署在欧洲地区的所有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驻莫斯科的一位专门研究军备控制问题的外交官说，这项建议将是迈出的重大的一步。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之前使全世界实现全面核裁军。    这里的另外一位外交官说：“我们还拿不准，还得等等看苏联的评论。但是这可能意味着莫斯科彻底改变立场。”    苏联表示愿意销毁其ＳＳ—２０导弹这还是第一次。    此间外交人士认为这表明，为了制止“星球大战”，克里姆林宫什么都愿意干，甚至包括销毁关键地区的核武器。    【路透社莫斯科一月十六日电】外交官们今天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他提出的到二○○○年在全世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计划中，看来是向西方表示愿意作出一些重大让步。    西方大使馆的军备控制专家说，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重申了苏联对军备控制问题的众所周知的立场，但也提出一些新内容。    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看来是改变了克里姆林宫过去长期坚持的立场，即苏联部署ＳＳ—２０导弹为的是对付英国的导弹。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苏联这次不全是为了施放烟幕和进行宣传。看来苏联内心里真的是决心在军备控制问题上取得突破。”    另外一些外交官则有些怀疑。他们说，戈尔巴乔夫的话常常说得模棱两可，美苏两国将于今天在日内瓦重新举行军备会谈，届时将是对苏联的考验。他们说，戈尔巴乔夫的这项计划同克里姆林宫过去的许许多多的声明是一致的，也是为了促使公众对美国施加压力和保持所谓的苏联和平运动的势头。    但是，一些外交官认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计划中有几点重要内容表明苏联的想法有变化。    其中影响最大的变化是，戈尔巴乔夫主张美苏两国在八年的时间里彻底销毁各自部署在欧洲地区的中程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这看来是暗示苏联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零点方案”。华盛顿提出的零点方案的内容是，如果苏联销毁其ＳＳ—２０导弹，美国就不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Ⅰ式导弹。    【德新社莫斯科一月十六日电】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在二○○○年以前在全世界完全销毁核武器的建议看来是旨在破坏美国继续推行太空防御计划的决心。    西方观察家们说，克里姆林宫提出这项建议的主要目的看来是想动员世界舆论反对美国，特别是离间美国和西欧盟国间的关系。    【路透社莫斯科一月十六日电】西方外交官说，戈尔巴乔夫的声明是把苏联目前采取的各种立场拼凑在一起，显然是为了保持去年十一月美苏首脑会谈带来的势头。

【法国《世界报》一月十六日文章】题：戈尔巴乔夫的美妙的计划    谁能反对在地球上消灭核武器呢？当然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反对。戈尔巴乔夫很可能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在美苏日内瓦谈判再次举行的前夕，戈尔巴乔夫又一次提出了关于在本世纪末完全消灭核武器的计划。他的这一计划引起了轰动。    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手段虽然并不高明，但也并不笨拙。苏联领导人很早以前就已明白，他们可以利用西方舆论界的合法愿望。    戈尔巴乔夫在星期三采取的行动显然也属于这一传统作法。但现在已不是五十年代，所以我们要想一想：他的这一行动是否比以前走得远些？    这也正是华盛顿考虑的问题。里根已迅速地发表了一份公报，表示注意到了苏联建议中的积极因素。美国作出这种反应有多种原因。首先，美国不想在使两个超级大国几个月来针锋相对地进行的宣传战中失去一分。在这一宣传战中，戈尔巴乔夫比他的前任们表现得更富有想象力。除了这一策略性原因以外，还有里根个人方面的原因。    人们常常把美国现总统描绘成总是寻衅斗殴的牧童。毫无疑问，这位总统对戈尔巴乔夫提到的无核世界的前景是敏感的。这一梦想是符合他那清教徒式的道德规范的，他本人也曾多次提到过这一梦想。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他的战略防御倡议是正确的。说这一太空屏障是为了使核武器成为无用的东西。但人们仍不知道他的战略防御倡议是否能实现。    他的这一倡议使戈尔巴乔夫感到不安。    从短期来看，苏联总书记的和平计划主要是要使战略防御倡议归于失败。苏联头号人物明确地说，这一建议只有在美国保证不研制和部署其太空防御系统（虽然关于战略防御倡议的研究工作显然会继续下去）的条件下才有价值。    戈尔巴乔夫计划中提到的两个阶段（这还是很遥远的事）是超现实主义的。    因为，这两个阶段的前提条件是核武器的拥有者们放弃他们拥有的优势，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拥有监督和控制技术手段，但目前人们尚不拥有这样的技术手段。    这些困难中的某些困难很可能在一九九○年以前就会出现，因为，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标准签订的关于欧洲导弹问题的美苏协议可能会迫使伦敦和巴黎放弃其现在正在进行的威慑力量现代化计划……从而导致联盟的分裂。

【路透社莫斯科一月十六日电】西方外交官今天说，苏联似乎对南也门发生的反对阿里·纳赛尔的政变感到措手不及。    官方新闻机构自三天前迅速报道亚丁宣布四名政变领导人被处决的消息以来，一直对南也门的战斗保持沉默。    驻巴黎的外交官今天说，阿里    ·纳赛尔正在苏联驻亚丁使馆同反叛领导人举行会谈。    驻莫斯科的研究苏联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的外交官说，他们认为，这次政变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尽管政变领导人与苏联关系密切。    一位使节说：“不应该从是亲苏派发动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次政变，这次政变主要应该说是一场个人争权夺利的斗争。”    政变领导人包括持强硬态度的前国防部长和前主席伊斯梅尔。    外交官们说，克里姆林宫认为，阿里·纳赛尔是一个可使那个地区更为稳定的人物，尽管他最近向温和派阿拉伯国家和西方作出一些姿态。    这些外交官说，在莫斯科谋求同海湾国家和其他温和派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的时候，阿里·纳赛尔起着对莫斯科有益的作用。    一位外交官说：“也许苏联人不喜欢他同西方调情，但是我认为，在他们看来，他已成为一种促进稳定的力量。”    但是，有些使节说，前国防部长显然一直反对采取可能使亚丁偏离苏联阵营太远的行动。外交官们说，莫斯科今天安排双方举行和平谈判一举表明，莫斯科非常希望它的这个重要盟国恢复稳定。    【路透社莫斯科一月十六日电】外交人士说，南也门总理阿塔斯今天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与此同时，南也门主席阿里·纳赛尔在苏联驻亚丁使馆同四名反叛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南也门是苏联的亲密盟国，苏联在南也门大约有二千人，他们在一个空军基地和一些海军设施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在南也门部队担任顾问。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十六日电】白宫今天谨慎地欢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全面核裁军建议，但是对苏联想把这项建议和取消美国的“星球大战”防御计划联系在一起的企图表示担心。    总统发言人斯皮克斯今天说：“初看上去，苏联新建议中的许多内容与他们以前的几个建议相比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因此使我们感到担心。”    斯皮克斯说：“我们认为，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中，战略防御计划能为局势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但是这位发言人重申，美国政府认为苏联的建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严肃的建议”。他说，在对双方遵守现行武器协定的情况进行核查方面，特别是在拟对武器试验进行现场视察方面“也许有某些建设性的步骤”。    一位官员说，戈尔巴乔夫提出的通过谈判把遍布全球的美苏核导弹、轰炸机和潜艇的数目减少一半的建议也使白宫感到振奋。    国务卿舒尔茨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记者采访时对苏联建议中的一些措词提出了质疑。    “问题始终是，取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你们把它们放进仓库里？我们认为它们应该销毁……但是问题在于不能对许多详尽的细节进行讨论，因为这项建议中有许多陷阱，许多问题。”    舒尔茨说，他欢迎苏联的这项建议，但愿它“是悄悄提出来进行谈判的。不过现在已公开提出了，这样很好，我们要对它作出初步的反应，那就是表示欢迎”。    【路透社华盛顿一月十六日电】美国今天正式宣布，它将不参加苏联提出的延长暂禁核试验的建议，但是里根总统说，他对克里姆林宫就武器控制问题提出的新建议感到高兴。    白宫和国防部长温伯格还说，里根政府决心执行它的战略防御计划即人们所称的“星球大战”计划，尽管苏联要求美国放弃这项计划。    温伯格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继续把它的武器削减建议同停止星球大战计划相联系令人“非常非常不安”。    温伯格和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都说，华盛顿必须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官员们说，这些试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试验以氢弹作动力的用于星球大战计划的激光器。

△菲律宾警方十六日说，总统候选人科拉松·阿基诺的教子德赫苏斯及其司机十五日在公路上遭到枪杀。据目击者说，在逃刺客是马科斯总统的支持者。    △塔斯社报道，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塔雷津十六日结束了对越南、老挝和柬伪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分别同越老柬伪讨论了如何协调一九八六至一九九○年的双边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并签订了有关议定书。    △加拿大通讯社十六日报道，加拿大已加强蒙特利尔、多伦多和渥太华三个机场的保安工作，原因是传闻有一名利比亚恐怖分子扬言要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放炸弹。    △台湾行政院院会十六日批准经济部关于制造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台湾将投资二亿多美元成立一个制造公司。行政院长俞国华说，这项计划虽然困难大，但为了台湾工业前途和工业结构的改变不得不这样干。

【纽约《中报》十二月十八日社论】题：谈中国大陆的税政及其改革途径    财政为庶政之母，税收又为财政之本。何况现代的税政与财政还有调剂经济荣枯、促进经济发展、平均财富分配等等经济及社会的多重功能。因此，对中国来说，健全税政、增进税收，不但为今日四化建设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当前经济改革成功或失败的一个重要关键。    一九七八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力批判过去的税收政策，恢复多种税收，增设和加强税收机构，充实税收人员，强化税务管理，这才逐渐把接近溃败状态的中国税务逐渐恢复过来，并注入了一些新的力量。可是，随着“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经济改革的进展，税源的大幅增加，以及经济社会情况的复杂化，已有的税务政策显得无法赶上经济情况的变化。因此逃漏、贪渎、税政效率低劣等问题，仍然相当严重。本于此义，我们提出如下几点补充性的意见，作为中共当局推进税政改革的参考：加速完善税制、实现以法治税近年来，中共当局虽然制定公布了不少税法，如中外合资经营、外资企业、个人所得税法等，起到了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的作用。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税法，其权威性、适法性、稳定性都不无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应尽先将其中比较定型的、行之有效的、具备了立法条件的税种，诸如产品税、营业税、所得税及其他地方税等，完成立法程序，实现以法治税。其次，税务人员必须结合自己业务、精通税法、并加强向纳税人宣传税法，提高纳税人守法自觉的纳税观念；对于严重的违反税法、偷税抗税人员，税务机关尤需破除情面，移送法办。切实做到有法可据、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大力提高税务人员的专业素质    中共税务人员大部分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用的，且大多数为年青的中学生，有大学程度的为数甚少。他们对于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大中型国营或集体企业征税之时，专业知识就很不够。因此，我们认为大陆的财税机关不妨参照工厂里设置工程师、会计师的办法，设置高级税务师、税务师、助理税务师等职称的官员，吸收大量具有经济、管理、会计、成本、法律等专业知识的大专毕业生担任，以提高税务人员的专业技术素质，增进税务行政的效率和声望。加强对外资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的税收管理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大中型国营及集体企业，不但规模大、税额高，而且关系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改革策略和四个现代化的成败，故应成为税收工作的重点所在。税务人员必须彻底改变左倾时期对这些企业放松征管的思想和自办自查的纳税做法，而严加监管稽征，必要时，并应指派专人驻厂执行国家税法，预防和纠正一切违法乱纪的事件，使税收能按期足额入库而无所逃漏。    在四化建设的今天，税收似不应以平衡财政收支为鹄的，而当以累积建设资金为目标。为此，我们对其税政改革，寄以厚望。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十二月二十一日一期文章】中国的农业更加接近富足所造成的种种问题。中国人从食品中摄取的卡路里同一般的巴西人或马来西亚人一样多，尽管他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上述两国的六分之一。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不到印度的一半，如果政府不断把财力投入农业，它很快就会出现巨额预算赤字和数额比印度更大的粮食过剩。    对中国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它找到了一种提高农业产量的方法，从而把在公社和农场不好好干活的人变成了工作热情很高的农民。被称为“生产责任制”的这种改革的结果令人眼花缭乱。从一九七八年以来，农业产量每年提高百分之七点五以上。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三年之间，许多国家经济衰退，而八亿中国农民的富裕程度则提高了百分之七十。    虽然中国人所获得的卡路里已经足够，但他们富起来以后想吃更多的肉。目前，中国人食物中只有百分之六的卡路里来自动物性食品，这是很小的比例。随着中国人家庭对肉的需求量的增加，农民们将能增加其收入。在今后大约十年中，下述三者应该取得平衡：（一）把更多的土地用来放牧；（二）把更多的粮食用作牲畜饲料；（三）仍然要为十二亿人民的主食生产足够的粮食。

【美国《食品工程国际》杂志文章】（作者威廉·李梅热）虽然中国生产大量的食物，但极少象其他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加工和包装技术予以保藏。现在，政府说这种情况正在转变。    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首脑说：“眼下的困难是市场上的食品供应不能满足需求，而农民则不能将他们的农产品都卖出去。”谈到另一个问题时，他说大多数的食品生产设备陈旧、卫生条件差，“包装技术也很落后”。    我们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食品工业上。    所有的事情就是把中国变成世界上加工、包装食品的主要供应力量。劳动力和国土是这种转变中的重要成份，中国这两样东西都很丰富。现在所需要的是食品技术上的投资并实现改造。

【香港《镜报》月刊一月号文章】题：上海之行的尴尬（作者王大兆）    去年九月初，笔者前往温州，参加该市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成立大会并进行采访报道。途经上海的一段旅程，给我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    九月八日，我们完成了在温州的采访任务，当天乘坐新近下水的中国第一艘双体客轮离温赴沪。刚登轮就看见同行的袁先生正和服务员争执。一问，原来是两位与我们一起上船的外国少女找不到特等舱，袁懂英文，为之带路，边走边向服务员询问特等舱所在，谁知服务员没好气地回答：你带她们来的，你应该帮她们找……这种极不礼貌的语言，把袁先生激怒了，终于爆发了这场舌战。    下午睡了一觉，起床后按规定时间去吃晚饭，到了餐厅门口，只见里面乱哄哄的，尽管还有不少旅客在吃饭，服务员们却毫不客气地将空椅空凳乒乒乓乓地扔在桌上，一面用水管往地上冲水，一面挥舞着大扫把。面对如此恶劣的气氛，叫人怎么进餐？于是，我们只好回房啃饼干充饥。这的确是条漂亮的船，作为一个中国人，深为我国能自行设计制造这样的客船而自豪！然而由于保养差，几乎把这条新船搞得不象样子。房间里冷气不冷，问服务员，说是两部机器只能开一部，一怪也；房内洗手间水龙头不好用，抽水马桶盖已损坏，广播喇叭不响，二怪也；船上有电台，但不准乘客发电报，说是尚未有这项服务，三怪也。更令人奇怪的是，船票上只有床号而无房号，我们只好在每个房间逐铺查看才终算找到。    次日上午，蒙船上关怀，我们总算在二等舱客人用膳的小餐厅里，吃了一顿满意的客饭。这样好的餐厅，为什么不对旅客开放，而放弃获取经济效益的机会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洛杉矶《国际日报》十二月九日文章】题：台湾下一步将打出哪张外交牌？（作者陈尧钦）    大致而言，台湾在外交上打出的策略牌，可分为三个时期探讨：（一）在一九七一年以前，目标是确保联合国会籍，此一阶段使用的是“非洲牌”；（二）一九七八年以前，为了维持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曾经有部分人士主张采用“苏联牌”；（三）一九七九年以后，为了维持一定的建交国家，使用的策略可视为“中南美洲牌”。    从一九六○年开始，台湾当局开始苦心经营非洲。但是，这张确保在联合国席位的“王牌”却因中共的“三个世界理论”而逐渐式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非洲牌”的成功运用，至少延长了台湾在联大的年限。神秘诡谲的“苏联牌”至于所谓的“苏联牌”，在台湾曾引起广泛的议论。早在还没有正式喊出“苏联牌”之前，就曾发生了几件值得玩味的有关传闻。首先是六十年代，当中共与苏联关系开始恶化之际，台湾在不知不觉中将喊了十几年的“反共抗俄”口号改成了“反攻复国”。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正当杨西昆苦心经营非洲之时，外电曾报道杨氏曾在非洲多次与苏联外交官员“晤面”。    一九七一年底，我国退出联合国，外交情势急剧逆转，而美日两国承认中共也是迟早之事。于是，部分关心台湾外交处境的人士乃公然主张利用“苏联牌”作为在美日之间周旋的一副筹码。不过，台湾对这些看法以及传言却始终保持缄默。    一九七八年年底，美国正式承认中共，一时间台湾民心沸腾。而要求打“苏联牌”的口号叫得更响。甚至于当时驻美大使沈剑虹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也以未置可否的语气答道：如果与魔鬼打交道能获得好处，也未尝不可一试。而当时国外观察家又以蒋经国早年留学苏联的背景，判断台湾大有采行苏联牌的可能。基于这种情势，美日乃断然提出警告，倘使台湾真采苏联策略，则将进行贸易制裁，停止军售。一向对此策略保持缄默的政府，此时终于表明态度，正式否定了“苏联牌”。    美国与中共正式建交后，台湾当局遂将全力投入确保中南美洲建交国之上，而“中南美洲牌”也成为台湾突破外交困境的唯一一张王牌。困难的外交模式事实上，就这些策略而言，虽然曾为台湾开拓出新的外交局面，但毕竟是一时的局面。当台湾逐渐从国际政治舞台退却后，短期的策略已无法应付相继而来的国际组织会籍保卫战。于是，早在六十年代即已被提出但并未受到广泛讨论的国际法上的外交模式，又再度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这些模式包括了“德国模式”、“新加坡模式”、“多体制国家模式”以及“奥运会模式”等。这些模式在国际法或现行政治环境中，虽或多或少有其可行性，但事实上却有其掣肘之处，故终未能成为台湾突破外交困境的长期战略。    首先，就德国模式而言，这项对台湾最有利的外交模式，随着中共逐渐崛起国际舞台而失去其可行性。其次，“新加坡模式”主张台湾与大陆分离成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这种主张事实上无异于台独，而在实践上不但无法得到美日支持，甚至有可能予中共以口实，对台湾强行使用武力，根本是走不通的。    魏镛的“多体制国家”精义是在“一个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存有两个“政治体系”，在两个体制未能统一前，其他国家有权利和两边建立官方关系，但不必涉及主权问题。魏氏此一主张曾获得台湾国内许多开明人的支持。但正当台湾徬徨于这种主张时，邓小平却以多体制国家为口号，建议台湾与中共谈判。台湾当局遂不愿再谈“多体制国家”。不过，从许多迹象看来，“多体制国家”模式可能是目前突破外交困境较为可行之策；台湾虽不愿谈论，但实际外交工作如能循此模式发展，实不失为可行之策。    当台湾在努力重回国际组织之际，沈家铭、纪政、沈君山等人所提倡的“奥运会模式”曾昙花一现地打开一条新出路。但是“奥运会模式”的让步太大，台湾当局除了能容忍体育团体采这种模式外，在对外关系上却不愿采用。    另外，台湾在确保亚银的会籍上，始终坚持不愿改变会籍名称，但并不坚拒中共入会，这种新出现的“亚银模式”等于默许海峡两岸的官方代表，可同时存在于同一国际组织中，其地位较“奥运会模式”为优；但问题是，在已失去席位的国际组织中，如欲以“亚银模式”重新打入，恐怕很难如愿。经贸关系依然顺畅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尽管面临了重重的外交困境，但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却没有遭到类似的困扰。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克拉夫指出，一九七一年以后，中华民国在外交关系上开辟了新途径，他们的新方法是与他国建立关系，而不再需要在各地派驻传统的使馆。他因此而称台湾的外交策略是一种经济导向下的外交策略。    诚如克拉夫所言，台湾当局在处理对外关系的问题上，的确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取向，那就是如能回避主权问题是最好的现象。但是如果回避主权问题不谈、则双边关系势必局限于经济、文化、新闻等层次上。事实上，台湾所争取的也就是维持这些关系，即习称“实质关系”。    如果说台湾当局在涉外问题上有既定的策略，则维持“实质关系”就是一贯的长期政策。

【日本《读卖新闻》一月十一日报道】题：从阿富汗归来的苏联兵的后遗症    苏联军事介入阿富汗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处理从阿富汗归来的士兵的问题正在成为社会问题。因为在阿富汗体验了死亡的恐怖的年轻人不能适应腐败作风蔓延、四平八稳的苏联社会。可见对苏联青年来说，阿富汗问题，已经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    《共青团真理报》一月八日用三分之二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报道。    说的是一个从阿富汗归来，住在陶里亚蒂市名叫阿纳托利的士兵。他在阿富汗从军一年半之后复员了。    阿纳托利在与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的战斗中出生入死，多次负伤。他看到小女孩在自己眼前饿死的情景，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他在经历了这种战争之后回到故乡一看，参军前那些朋友们都热衷于买流行音乐磁带或汽车，自己的女朋友也穿着美国产的牛仔裤到处闲逛。    再看看周围，盗窃国家财产的小偷和腐败官僚们并没有受到惩罚，仍然为所欲为。与残酷的战场相比较，阿纳托利对苏联社会这种腐败透顶的现状充满愤怒。    于是，他同从阿富汗复员的士兵们结成团体，为靠自己的力量惩治“苏联社会的反政府游击队”而进行训练。    据说，关于阿纳托利的这篇报道是一位负责调查经济犯罪的检察人员为反映他的邻居行为不轨而写的。    他只是作为一种“情况反映”送交《共青团真理报》的。该报编辑部却把这件事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公开发表了。    据认为，苏联驻阿富汗部队约有十二万人，而这个数字以及在阿富汗死伤的人数在苏联国内依然是保密的。但在军事介入阿富汗已经第七个年头的今天，为数众多的青年都经历了阿富汗战争，而且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负了伤，这却是事实。阿纳托利是用批判苏联社会现状的形式反映了入侵阿富汗留下的后遗症。然而可以认为，公开发表这种事实的本身就证明，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反对在阿富汗打仗在内的各种“阿富汗后遗症”。

【埃菲社墨西哥城一月八日电】世界名著《佩德罗·帕拉莫》的作者，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夫七日夜间在墨西哥城逝世，享年六十七岁。    胡安·鲁尔夫在十岁以前同祖母生活在一起，后来进了孤儿院，在那里呆了四年。    十六岁时，他在《面包》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不久，他迁居墨西哥城，一直呆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周游了墨西哥大部分地方，此行使他了解了墨西哥各地的方言土语和风土人情。这番经历对他后期的作品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逝世前他是国家土著人研究所出版社的负责人，这个研究所对墨西哥的土著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宣传。    胡安·鲁尔夫曾获国家文学奖（一九七○年）和哈维尔·比劳鲁蒂亚奖，并于一九八三年在西班牙荣获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    去年十二月他被任命为墨西哥自治大学的名誉校长，并且是上届塞万提斯奖的候选人之一。    胡安·鲁尔夫的著作只有两本：一本是小说《佩德罗·帕拉莫》，一九五五年出版，被译成五十六种文字。另一本是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一九五三年出版，里面有十五篇短篇小说。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九日电】莫斯科三家剧院在这个演出季节将同时演出阿塞拜疆天才剧作家易卜拉欣别科夫的作品。瓦赫坦戈夫剧院排演社会题材的剧《办公室趣事》，主人公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新话剧院”排演了描写上次大战的话剧《“忘却”旅馆》，而艺术剧院新排了道德题材的剧《家庭内部》。    各共和国戏剧加强交流，常见的方式有各共和国艺术节及各剧团的巡回演出。    评论家们认为，全国六百多个剧团，大部分接近了首都优秀剧团的艺术水平。    苏联用五十多种民族语言演出戏剧。而十月革命前，只有九个民族有自己的剧院。现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包括中亚各民族、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少数民族都有剧院。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艺术大师在建立民族剧院、培养导演、演员和美工人员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苏联的各民族剧院经常到国外巡回演出，参加各种国际艺术节。

【香港《中报》一月二日文章】题：日本社会病    日本社会表面上看来井井有条，人民整洁、守纪律，经济发展快，邮递、运输系统效率高，娱乐事业发达，文学、电影都在国际艺坛上占一席之地，似乎是个理想的现代国家。不过，随着日本社会急速发展，都市社会问题也不断出现。旅行中毒症日本人特有的一个社会病症。日本出外旅行的人遍布全球，去年高达四百万，但其中不少游客患上述病症，漫无目的地为旅行而旅行，犹如酒精中毒一样，有一种瘾，要借旅行去解除内心的不安。暴力倾向另一种日本社会病便是青少年的暴力事件增加。    日本社会病多由青年引发。青年飞车也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病。去年日本飞车案件达四万宗以上，其中肇事者百分之八十是青少年。丙午年不生女婴现今的日本社会盛行迷信。例如说，日本对丙午年十分忌讳，他们相信在丙午年出生的女孩子性格刚强、好胜，而日本社会是男尊女卑，刚强的女孩不易驯服，故现今的日本父母尽量在丙午年不生女孩，不然便隐瞒岁数过关。以此可见日本之迷信程度。

对共产党人来说，中国没有一块地方是安全的。危险最小的地方是朱毛领导的赣南中央苏区。一九三三年春，党的领导人开始从上海撤到江西和红都瑞金。布劳恩也计划要继他们之后尽快南下，但是他先得等一位新的军事总顾问到来，这位总顾问将是布劳恩的上级。到了暮春季节，他终于在上海的一条马路上同这位新上级偶然相遇。这个人是曼弗里德·施特恩，化名弗雷德。后来他在西班牙内战中出了名，成了忠于共和政府一方的“克莱伯将军”。弗雷德走了半个地球——横跨欧洲、美国、太平洋和日本——但是到上海后却接不上头。    上海是苏联地下活动的中心。很多苏联秘密工作人员是德国人或美国人。最好是美国人，因为，正如曾在上海工作过的著名美国共产党人史蒂夫·纳尔逊所说的，他们有“金护照”，也就是美国护照，所以不大可能被逮捕。在布劳恩抵达上海时，共产国际的最高秘密工作人员是阿瑟·埃瓦尔德，即尤尔特。布劳恩在德国时就认识他。在布劳恩到上海之前，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白劳德也曾是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秘密工作人员。在布劳恩离开上海不久，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尤金·丹尼斯到了上海。后来曾担任纽约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主编的哈里·甘尼斯也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    里夏德·佐尔格在一九三○年抵达上海，建立了他那个著名的苏联军事间谍网。他原来一直在共产国际，无疑是知道布劳恩的。尽管从事秘密工作有严格的组织分工，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却经常互相磕磕绊绊。佐尔格有他自己的无线电设备可以同莫斯科和苏联的另一个地下活动基地哈尔滨联系。他的军事情报是不告知共产国际的。    在一九三三年充当共产国际的交通员的纳尔逊夫妇，给上海局带来了中国驻莫斯科代表王明的指示和活动经费。史蒂夫·纳尔逊带的是指示，他妻子带的是钱。尤尔特那时是上海局的头头。据纳尔逊回忆，离开江西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就已经辩论过，王明的指示是让他们自己作出决定。尤尔特赞成留在江西，中国代表们说他们不得不撤出。    “弗雷德”在西班牙内战中发挥过突出的作用，那时候用的名字是“克莱伯”。他同布劳恩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奥匈帝国的军队中服役，后来被俄国人俘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内战中打过仗，后来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    据布劳恩说，他同施特恩在一起没有多久就常常吵架。但是，由于施特恩来了，他才能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初藏在一只运货帆船的中舱夹缝中，溯赣江而上，秘密抵达红都瑞金。在苏区欢迎他的是共产党的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身后跟着背挎带红穗弯刀的警卫。邓发满脸笑容。据布劳恩说，邓发同他后来成了可靠的朋友（二十）

【合众国际社内罗毕十二月二十九日电】题：有关国家为挽救黑犀牛而采取行动    由于携带机枪的偷猎者大量捕杀黑犀，使之没有交配的机会，这种珍稀动物的数目已急剧减少，濒于灭绝。    著名自然资源保护学家说，组织得很好的偷猎者已把苏丹、中非共和国、乍得、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境内的黑犀捕杀殆尽。    尽管有关方面不断发出告诫，但是，世界上黑犀的数目仍在减少，在过去的五年中，已从一万五千头减至七千头。    设在内罗毕的非洲大象和犀牛保护组织副主席埃斯蒙德·布雷德利一马丁说，人们捕杀这种体重达三吨半的动物，是为了得到它六磅重的角。每个犀角在世界市场上售价达一千九百美元，即每磅三百二十美元。    肯尼亚前不久宣布黑犀为“保护动物”，这是“挽救黑犀”运动的一部分。肯尼亚黑犀的数目已从一九八○年的一千五百头减至一九八五年的大约五百五十头。肯尼亚计划设立四个黑犀保护区，投资约一百八十万美元，第一个保护区已于一九八五年设立。    邻国坦桑尼亚也掀起了“挽救黑犀”运动。    布雷德利—马丁说，挽救黑犀的最佳办法是杜绝犀角贸易。一九八五年七月，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发动了一场不购买犀角的运动。布雷德利—马丁说，这场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劝阻那些仍然合法进口犀角的政府停止进口。还将向那些已作出了禁止进口犀角的规定但没有充分实行的国家施加压力。此外，有关方面还将要求亚洲的进口商、批发商、医生和药剂师用羚羊角代替犀角来配制退烧药。

据加拿大《多伦多商报》十二月三十日报道，住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莱尔岛上的海达族人不顾逮捕和政府命令，阻止「西方木材公司」在岛上伐木，成了轰动全国的新闻。海达族人说，他们对于该岛有天然的、传统的主权，未经他们同意，政府和任何人都无权在该岛伐木采矿。「西方木材公司」在政府许可之下，原准备在莱尔岛的原始森林中采伐木材的百分之二十。但该公司刚派工人上岛，就受到了海达族人的围攻，通往林区的所有路也被堵塞。哥伦比亚省政府下令海达族人撤掉路障，放工人伐木，但该族人不予理睬。该族已有几十人被捕，包括该族酋长。目前，岛上局势极为紧张。（三坤）

苏联文物保护人员最近在列宁格勒市的艾尔米塔什剧院施工场地，发现了彼得大帝的前冬宫遗址。    这座两层楼建筑物紧靠湟瓦河，大约有四十个房间，其中包括这位十八世纪沙皇的私人套间和一个停泊他的游艇的小船坞。苏联考古专家们说，这座建筑物很可能是第二个冬宫的遗址。第二个冬宫建于一七一六至一七二○年。    第二座冬宫后来陷入湟瓦河岸的泥滩里。艾尔米塔什剧院就建在这里。一七五四至一七六二年，建筑师巴托洛梅奥·拉斯托列利在靠近这座建筑物的地方建造了第三个冬宫，即现存的冬宫博物馆。（孙）

开罗来讯    自从埃及官方于一月七日发表公报，宣布曾经在西奈打死七名以色列人的埃及士兵苏莱曼·哈提尔被判处终身苦役后在开罗阿巴西亚军事监狱所属医院“上吊自杀”以来，埃及各地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这场风波至今尚未平息。苏莱曼死亡的消息刚一传到他的家乡，当地数千名群众情绪激奋，立即举行示威游行，甚至放火烧毁警察所，袭击途经该省的火车。在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埃及各地有不少人涌向死者家乡。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当局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和警车，包围了苏莱曼家乡阿克亚德村。同一天，首都的开罗大学、艾资哈尔大学以及东方省扎格齐格大学的校园里也举行了集会、游行和静坐示威，抗议当局杀害了苏莱曼。这场抗议的浪潮甚至波及远离埃及的海湾国家。    苏莱曼今年二十五岁，出生在农民家庭，是埃及东方省扎格齐格大学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一九八二年七月应征入伍。根据埃及兵役法规定，他应于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服役期满。他本人要求延长至一九八六年一月。无巧不成书，就在他延长服役期内，一九八五年十月五日，他在埃及和以色列有争议的西奈塔巴地区执勤时，枪杀了在那里旅游的七名以色列人。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于十月六日就此事向以色列道歉，并称这名士兵是精神失常，要对此事进行调查。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坚持要埃方对此事作出正式解释。十一月，以色列外交部扬言说，如果埃方不将调查结果报告以色列，以色列就要驱逐埃及驻以色列临时代办。一时间，两国关系呈现出紧张状态。    埃及军事法庭终于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判处苏莱曼终身苦役。对于这一判决，以色列表示不满。在埃及国内，意见也不一致。不少人反对这一判决，有些反对党还称他为“西奈英雄”、“戴维营协议的牺牲者”，认为对他进行判决是屈服于以色列的压力。    他的突然死亡使问题更为复杂化了。一些大学生和反对党认为苏莱曼不是“自杀”，而是“他杀”，并指控埃及军方杀害了他。还有的甚至说，是埃及情报部门同以色列情报部门联合密谋杀害的。    但是埃及不少内阁成员，包括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阿布·加扎拉多次发表谈话，否认苏莱曼的死同军方和当局有任何关系，认为他是因判处终身苦役后感到绝望而自杀的，并且指控反对党借题发挥，给外部世界造成埃及政局不稳的印象。    这里的观察家认为，苏莱曼之死引起如此巨大反响，表明埃及国内存在比较强烈的反对以色列的情绪，以及对当局执行的对美国和以色列政策的不满。

【路透社伦敦一月七日电】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在国内很受尊敬，但国外却有许多人骂他是危险的和无法预测的人物。    在利比亚的首都的黎波里，到处都可见到比本人还高大的卡扎菲的肖像，国内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认为他消除了贫困。    他无情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同苏联集团保持着密切联系。    尽管同苏联保持着这种关系，卡扎菲个人的处世哲学——“第三种普遍性理论”——是走一条介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卡扎菲出生于一九四二年，一九六九年二十七岁时夺取了利比亚政权，当时他和一小批下级军官废黜了伊德里斯国王。    长期以来，卡扎菲一直在提倡阿拉伯世界联合起来，他曾多次提议利比亚同埃及、苏丹、叙利亚和突尼斯携起手来。一九八五年，他同摩洛哥在经过了多年敌对之后签订了一项与他这种意愿相似的条约，但是没有取得进展的迹象。    虽然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在海湾战争中支持伊拉克，但利比亚却支持不属于阿拉伯国家的伊朗，卡扎菲同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常常处于紧张状态，他曾敦促海湾地区的阿拉伯人起来推翻他称之为他们的“腐败的君主制度”。    他把靠石油赚取的数十亿美元的款项用于提高生活水平，使他在低收入的人中深孚众望。    利比亚的道路齐整，住房漂亮，国内已消除了文盲。禁止了喝烈性酒，关闭了夜总会和赌场。虽然伊斯兰化运动使得的黎波里气氛肃穆，但它却是第三世界国家最整洁的首都之一。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二日电】题：美国前高级官员为其他国家政府办事    当迈克尔·迪弗在白宫任职时，他曾以同里根总统的亲密友谊以及他在公共关系方面的天才而著称。自从去年五月离开白宫后，他利用这些资本开办了一个赚钱的咨询公司，除为本国的和国际性的康采恩服务之外，还为其他国家提供咨询。现在，在这位前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的客户中有加拿大政府、韩国一家贸易公司以及总部设在巴拿马的一个食糖组织。    迪弗是里根政府前高级官员中少数几个将他们的关系和影响卖给那些企图同华盛顿重要官员取得联系的外国人的人物之一。在华盛顿，只要你认识了你所要找的人——并通过电话找到他们——就能容易赚到钱。    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为外国人游说的行业已经受到国会某些议员的批评。他们担心那些前政府官员可能滥用他们知道的情况和影响。关心美国酸雨问题的加拿大政府每年付给迪弗和他的同事十万零五千美元的酬金。    其他曾经在政府供职、现在被其他国家聘用的还有：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理查德·艾伦、南希·里根的新闻秘书希拉·塔特、前助理国务卿兰霍恩·莫特利以及前白宫副新闻秘书莱斯·詹卡。

【日本《宝石》杂志一九八五年第十二期文章】题：宫泽喜一其人（作者小林吉弥）    宫泽喜一是自民党总务会长。不言而喻，他是准备接中曾根班的自民党“三位新领导”之一，其他两人是竹下登和安倍晋太郎。迄今为止，人们对他们的褒贬和评价不一，而对宫泽则更是众说纷纭。虽小却光彩夺目的钻石    宫泽喜一在学校时就通过了高等文科行政科和外交科考试，一九三一年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进入大藏省，立即当上了沼津、芝的税务署署长，走的是一条尖子道路。战争结束成立东久迩内阁的时候，同后来当了首相的大平正芳一起，当上了当时的大藏相津岛寿一的秘书官。在这之后，宫泽历任涩泽敬三、石桥湛山、池田勇人等三任大藏相的秘书官，当时他是被称作藏相“助理”的有名气的秘书官。    政治评论家三宅久之说：“历任大藏相重用宫泽为秘书官，是因为他有超群的政策理解力和英语水平。尤其是在决定被占领时的政策方面，同麦克阿瑟司令部交涉是关键，所以，宫泽的这种能力是宝贵的。譬如说，池田勇人在从大藏相、通产相升到首相的过程中，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宫泽。缔结和约、池田—罗伯逊会谈、吉田茂—艾森豪威尔会谈、池田—肯尼迪会谈等战后日美之间的重要会谈总是有宫泽参加，毋宁说他比主角还活跃。对宫泽的这种能力，美国政府要人羡慕地对池田勇人说：“‘你有一颗虽然小却光彩夺目的钻石’，你真幸运。”    但是，田中内阁和大平内阁一次也没有起用宫泽当内阁成员。大平正芳否决福田赳夫起用宫泽任官房长官本身，说明了宫泽和大平之间以及宫泽和大平的盟友田中角荣之间关系不和睦。接近“合不来的”田中角荣有一个“场面”引起了宫泽喜一的注意。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第一次实行预备选举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大平正芳“奇迹般地反过来战胜”当时的总裁福田赳夫而坐上了总裁交椅，这个“场面”就发生在此后举行的盛大庆祝宴会上。    宴会时，宫泽在铃木善幸旁边就座了。这时，铃木悄悄地对宫泽说：“宫泽君，好好看看吧，这就是政治的世界。”    不知道当时宫泽是如何看这次宴会的，也不知道对铃木的话是怎么理解的。但是，人们说从那以后宫泽渐渐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他在想方设法改变迄今为止成为定论的“对自己不利的事不沾边”和“不能吃苦”的印象，同时，也证明了以往同“合不来的”田中角荣一直保持一定距离的作法已发生了转变，进而开始接近田中了。    宫泽对洛克希德事件却很“慎重”，他说“审判时都没有确定田中有罪，而现在的舆论和新闻机构却把他当成罪人看待。这是人权问题”。他还说，“今天想起来，田中角荣的确是了不起的人物”。另外，今年二月田中病倒住院的时候，宫泽在自己家里通过电视新闻知道这个情况，就匆匆换上衣服，一个人叫了辆出租汽车就跑到了东京递信病院。他的神速劲连警卫人员都跟不上他，在自民党大人物中他是第一个赶到医院的。使出了干劲    铃木派的年轻国会议员白川胜彦说：“宫泽对自从他担任池田大藏相的秘书官以来一直身居我国政治中枢这一点，抱有强烈的自负和自豪感。他对自己一直是政权的中坚拥有相当强烈的责任感。”    或者用宫泽喜一的选区——广岛的选民的话来说，“他终于使出了干劲”，对宫泽“改变宗旨”松了口气。政治编辑部说，“令人感到成立了中曾根内阁后，宫泽终于认真地于起来了。令人感到他脱去一层皮了。他一直被称为自民党的尖子，脑子反应灵敏，但他却象‘闺秀，一样，就是轮不上他掌权。也就是说，他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人们终于注意到了他这位一向演唱古典曲子的人还能唱流行歌呢。”    那么，令人感到已不是光谈“理论”而是真正开始“扩大军备”的宫泽，有没有为夺取天下决一胜负的“胆量”是个问题。但是，很多人认为宫泽是相当有“胆量”的。    譬如说，中曾根首相刚提出“以总结战后政治为目标”，宫泽就果断地提出不同见解，这也是一个例子。不透明的夺天下战略    伊藤昌哉对宫泽的“战略”作了如下分析：    “从政策方面的能力来说，宫泽比竹下和安倍强得多。但是，正如宫泽的监护人铃木善幸在为‘拥戴二阶堂’（去年秋天）奔走而遭到失败所表明的那样，要夺取政权，宫泽身边人才还太少。正如宏池会被称为‘老爷集团’那样，能够在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取胜，能打仗和出谋划策的人物还不够。    “过去池田勇人身边有过高桥等人物，田中角荣身边有二阶堂进。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为知己不惜豁出生命的人物，要夺取政权是困难的。”    在宫泽的夺取天下战略中，依靠的主要人物是“竞选后台老板”田中角荣。尽管有人说田中将要重返政界，但是现在无法计算田中重返政界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其战略不免给人一种朦胧、不透明的印象。尤其是，虽然宫泽拼命接近田中，而田中却病卧在床，在这种情况下田中“对宫泽的理解程度”始终没有加深，这是现实。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初，美国企业研究所总裁威廉·巴鲁迪召集全所人员开会，宣布了一条早有传闻的消息：由于经费紧缺，这家已有四十二年历史的著名研究所将被迫裁员百分之二十。巴鲁迪说，虽然研究所获得的赞助在不断增加，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开支的需要。    有人认为，企业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表明，竞争已日益深入到学术研究领域。    就在几年前，华盛顿的思想库世界还是由美国企业研究所和资深的布鲁金斯学会平分秋色，这两家研究所都以其高深的学术造诣和对问题长期不懈的研究而闻名遐迩。但是今天，思想库世界再也不是它们的一统天下了。    自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一大批思想库在美国纷纷出现，有的已经崭露头角。其中的佼佼者要数传统基金会。它创办虽然只有十二年，却已因能迅速地分析现实问题成为华盛顿的一家热门机构。由于诸如此类的研究机构越来越多，争取基金会、公司和个人赞助的竞争便愈加激烈了。不仅各思想库之间为争取赞助而竞争，一些非盈利的组织和机构由于近几年来被政府削减了开支也加入了争取赞助的行列。（林齐曙编译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