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政治报》十月十八日文章】（记者格沃兹代诺维奇发自北京）中国在最近几年中，任何一个时期都重视党的工作问题。当然，各个时期情况不同，方法也不同，这是有一定原因的。过去一个时期中，党的工作要适合某个人的需要。    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现在对党的工作的讨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尤其是对党的工作作风问题的讨论。可以说，现在几乎无处不谈党风问题。一些官方人士说，党的工作作风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只有良好的作风才能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邓小平最近一次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的根本好转，这是当前社会发出的最强烈的呼声。    中国领导人特别强调党风，显然是有许多原因的，党风的好坏任何时候在党内都有一些反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甚至强调，党风的好转，需要解决许多严重的问题，要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任务还非常重。他还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于这些问题，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确实谈论了不少，在其他的一些场合和报纸上都有许多议论。有的说，党风没什么好转，特别是与社会经济改革和整个社会的进步比较，几乎没什么进展。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当万物已经苏醒的时候，党内还有这种可耻的现象，为什么党风不能出现根本好转。    显然，进行这些讨论是为了现在，也是为了将来，因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形势和新的条件下，还会出现资本主义思想和作风”。比如说，中国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活跃市场，这些都对中国整个的发展带来了难以置信的结果，但也出现一些消极的现象。不能忽视这些消极现象，如果对此闭口不谈，怎可能采取措施去把它们铲除掉。党和国家的一些干部，甚至他们的子女，已经直接地进行经商（这是不允许的）。这些情况已经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和谴责。    出路在于改变党的作风，在于建设每个党员的精神文明。    党风的转变将会迅速地找到正确的道路。

【埃菲社北京十月十七日电】中国总理赵紫阳此次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四国之行，将主要讨论拉美外债和必须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等问题。另外，中美洲和平和中国同被访问四国的双边关系也将是这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南美之行的议题。每次拉美重要人物访问中国，双方总要深入地讨论债务问题，北京当局也总是向债务国表示它的同情。    在双边关系问题上，经过一段时间的遗忘之后，中国最近对拉丁美洲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法新社香港十月十九日电】美国副总统布什今天在这里警告亚洲国家说，除非它们采取措施开放它们的市场，否则里根政府可能无法阻止保护主义的法案付诸实施。    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华盛顿认为，‘在美国众议院上周通过的詹金斯法案中体现的保护主义的规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在谈到中国时，布什先生说，在六天的访问中，他所感受到的“致力于改革、致力于现代化的决心”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美国和中国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分歧”，但他又说，两国关系“正在良好的轨道上前进”。    布什先生说，中国越是对外开放，同美国之间的“误解”也就越少。    他说，中国领导人对里根总统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计划下个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最高级会晤“很感兴趣”。    他说：“我对他们说，不能让世界各国抱太大希望，好象就要取得突破了，从而可以解除各种担心，或者认为我们同苏联之间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合众国际社香港十月十九日电】布什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他支持北京的现代化计划，并说，美中关系在不断加强。    有消息说、里根可能会批准经过修改后条件放宽的詹金斯法案，目前詹金斯法案仍在参议院待批。    但是，布什在对美国商会发表的讲话中却猛烈抨击亚洲国家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    他说：“美国今年将创贸易逆差纪录，可达一千五百亿美元。差不多有一半逆差是与太平洋沿岸国家进行贸易时造成的。    “美国人认为，其中许多国家都非常想向美国买东西，可又拒不向所有美国人提供进入它们的市场的同等方便。”

【美联社纽约十月十七日电】分析家和石油界的人士说，苏联已重新开始向西方运送石油。三周前，苏联令人不可思议地中断大部分石油出口。    但是，分析家们又说，预计苏联的石油出口不会很快恢复正常水平。    他们说，苏联石油出口的下降和从遭受战争破坏的伊朗哈格岛石油总站运出的石油量的减少，将有助于使石油价格在整个冬季里不致下跌。    美国坎布里奇能源研究联合公司（一家私人咨询公司）经理丹尼尔·耶金说：“这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是个好消息。”    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去年石油出口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它主要是靠向西方出口石油赚取外汇进口谷物和技术。    分析家们说，苏联可能是不得不把一部分石油改供给东欧集团国家，以弥补伊朗向它们少提供的那部分。    伊朗对东欧的石油出口每天减少了大约五十万至一百万桶，因为它的哈格岛石油总站遭到伊拉克空袭。

江西岁月    邓小平没有变。他仍然是那样直率，那样真诚。他认为大跃进——毛于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加速工业化的计划——会带来灾难，于是，他谈出了自己的想法。    不久以后，邓就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就再也看不见他了。他被关在自己的家里，不得外出活动。他的子女被送到农村从事体力劳动。他的当时只有二十岁刚出头的大儿子被红卫兵从四层楼的窗口推下去，造成腰以下瘫痪，而且也不给医治，成了终身残疾。一九六九年十月，邓和他的妻子卓琳以及他的继母一起被送往长征的出发地江西。    当时，邓已六十五岁，可是他拖地板，劈柴，敲碎大块大块的煤，为分给他住的那个小砖房取暖的炉子生火。他曾在法国雷诺工厂当过工人。所以他和他的妻子每天上午在一家工厂干活，他操作机器，他的妻子擦洗一圈圈的铁丝。他们去回由武装卫兵护送。他们未经允许不得说话。每天下午，他们在菜园里干活。他们养鸡，种菜。他们把钱攒起来，希望能使五个子女同他们团聚。    每天傍晚，当梧桐树开始给小院投下长长的阴影时，邓就开始散步。他绕着小院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步伐轻快，微微低头，陷入沉思。他每天散步，红土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他的女儿毛毛在窗口看着。卫兵也目不转睛地监视着。毛毛后来说：“望着他那坚定而轻快的步伐，我心里想，他的信仰、他的想法和决心一定变得更加明确，更加坚定，准备迎接今后的斗争。”    邓没有受到拷打。他还获准从北京带来一些书籍。他每天晚上读书，有时阅读马克思著作或列宁著作，有时阅读中国历史，有时阅读中国文学或外国文学。他的继母做针线活儿。他们收听电台的晚间新闻。    一九七一年，邓获准将他的残疾儿子邓朴方领回到自己的身边。当时朴方在北京以北的一个福利中心过着痛苦的生活，为了挣一点钱，他平躺着编织铁丝篓子。这位年轻人回到家后，邓给他按摩，帮他洗澡。邓开始请求当局把他的儿子送到北京进行适当治疗。这个要求到一九七三年才得到了满足，当局准许邓朴方去北京治疗。朴方现住北京，任中国残疾福利基金会主席。应召回京    一九七一年十一十一月五日，邓和他的妻子被召去参加一个会议，听取一个政治报告。这是他们自一九六六年被捕以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当时毛毛和邓朴方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当邓和他的妻子同他们的武装警卫回到家时，他们什么也没说。然后，卓琳向毛毛示意，她就跟着母亲走进厨房。卓琳默默地在她女儿的手上划出了四个字。这四个字清楚地说明了所发生的事情：“林彪死了。”    一九七四年二月，邓小平被召回北京。文化革命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毛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的思想和情绪很不稳定。周恩来总理身患癌症。    毛再次求助于这位从来没有被压服的人。他把邓召回来了，而且对他有这样一个评价：“邓是难得的人材。邓有思想。他不会不加思索就匆忙处理问题。他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以负责精神处理难题。”毛说，邓是好战士。他知道怎样同俄国人进行斗争。象邓这样的人是难以找到的。    随着周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邓管的事情越来越多了。他是急性子人，时间观念很强。他比谁都了解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他知道谁已被害死了。他认识那些被关进监牢的有才能的将军和政府官员。他也知道毛的妻子江青和所谓四人帮的其余人的危险性，这些人仍然藏在毛的身边，向这位老人灌输有害的思想。    尽管邓很机智灵活，但是他无法加快时间的步伐。由于周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去世以及公众悼念周的感情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四人帮”再次把邓拉下马。但是，没过多久，那年十月，毛去世后，“四人帮”也垮台了’邓又掌了权。肩负重任    邓将在一段时间内肩负重任。为了实现他的任务，他不仅拿出了干劲，发挥了创造力，而且还把他在流放期间每天傍晚在院子里散步时加以完善的主张付诸实施。首先使国家再次运转起来。使军队走上正轨，使工厂开工，使青年人上学。然后向总目标迈进：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前进入二十一世纪    邓在加紧工作的时候说过，“我的任务是活得长一些。”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中国活得长一些。他在洗海水浴以后对朋友说，他感到他的精力“象鱼一样充沛”。    邓在他发起的新长征中有一个秘密盟友。这就是年轻一代，特别是象他那种经受文化革命折磨的家庭里的年轻一代。在中国、共同经历使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之间产生的联结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牢固。不仅象邓这样年老一代的人一直在重新考虑中国的革命，年轻一代也在吸收新思想，新见识。    中国在进行新长征的同时，还开始实行了邓所谓的“对外开放政策”。对思想、技术、贸易实行开放，学习其他文化，其他意识形态，从别国的技术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从而中国能够建立新秩序。    只有如此，中国才能满是自己的需要，中国需要一切。（下）

在史密斯推动通用汽车公司进入新的业务领域里的努力中，最巨大和最重要的收购行动，在一九八五年年中之前，就是收购电子资料系统公司。史密斯买下这家公司，有三项策略目标：一、该公司的电脑技术，可使开设“农神公司”的计划加速实现；二、使通用汽车公司本身的资料处理部门作业流线化，也就是精简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三、可从电子资料系统公司的企业文化中学到东西，像更快的决策过程，事业心的驱策，以及摆脱对大堆文卷表报的依赖，从创新的观念中得到收获。第九号最有影响人物五十年代初期，当时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威尔逊说过一句名言：“‘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事情，也就是对美国有利的事情。”这句话显示当时通用汽车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调查，史密斯是今天美国政府以外，在对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位人物中居第九位。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十六日，《亚洲华尔街日报》第一版报道了史密斯目前在通用汽车公司里所进行的一场大刀阔斧的体制大改革。这条消息说，通用汽车公司“有一位有战略学头脑的计划者。这个人从二千多年前中国一位战略家写的《孙子兵法》中学到了东西。”    “这个人”，就是罗杰·史密斯。他在一九八一年出任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商场如战场，他运用《孙子兵法》，道理易朋。    史密斯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有许多标志。其中一个标志是，他（她）们都热衷于办企业的基本原则，同时大力鼓励及进行改革，决不容忍官僚主义。    史密斯登上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的宝座之后，并没有让自己表现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闲角，而是进一步励精图治，把这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办得更好，规模更大。    二十年代，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史隆先生采取了财政控制制度及分散经营制，为后来这家公司的成长和发展铺平了道路。史密斯恢复了史隆先生的一些经营管理原则，使通用汽车公司保持为美国企业界仅次于埃克森石油公司的第二号巨人地位，但是在经营管理方面则具有小型企业的灵活性。    当今世界上，任何一家企业求生存，谋发展，都必需进行改革，尤以从老路上走过来的企业为然。改革则生，不改革则亡。史密斯出任通用汽车公司主席以后，高唱改革进行曲。他作为公司的最高主管，唱起了强化这个庞大企业的进行曲，这首进行曲的最强音是：改革！改革！再改革！改革是强化这个企业的任务中心。    史密斯推行改革运动的成果，已经见得到了。在营业额最高的一九七九年，该公司每售一美元的货物，净赚四·四美分，而在一九八四年，它每一美元销货额的净收入是五·四美分。但是，史密斯仍不满意。小公司影响大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的员工，在美国工业界是工资最高、受到最好照顾的员工之一。他们的工资不比别家公司差，福利待遇第一等，红利又分得多。该公司的高年资主管们都说，这种慷慨的津贴，在员工心中注入一种观念，就是通用汽车公司坚如罄石，稳若泰山，只等着升迁就是了。    买下电子资料系统公司这件事，却使通用汽车公司产生剧烈的变化。一位部门的主管说：“长期以来，人们感到通用汽车公司的主管们拿着的是铁饭碗，从摇篮到坟墓，都受到保护。现在我们开始担心这只母鸡的健康，而不只是注意它生下多少金蛋。”    在一向放任自流地行动的电脑工业中，电子资料系统公司显得很古怪，与众不同。这家公司的管理，就像一所军事学校。    电子资料系统公司的经理们办事认真，不胡闹，以完成任务为导向的工作态度，获得罗杰·史密斯的热情支持，使得通用汽车公司的一部分主管人员，真不知道到底是谁兼并了谁。    事实上，史密斯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其他领导人，都希望电子资料系统公司成为母公司人员在工作上的模范。    一个小公司能够影响形若巨人的母公司的原因之一是，电子资料系统公司懂电脑，而电脑将会对全世界的汽车生产方法，起重大作用。今天的机器人在汽车制造过程中所做的焊合接缝、搬动沉重的部件、喷漆，只不过是汽车制造中技术快速发展的婴儿期而已。通用汽车公司在有远见的史密斯的推动之下，正在以冒险家精神，进入明天一代机器人的领域之中。    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在明天一代机器人、机器视觉、人为信息方面具有领先工艺。而所有这些装置，都靠电脑来运转。    其实，除了汽车生产之外，电子资料系统公司还影响了通用汽车公司的业务和管理体制。    电子资料系统公司的董事长佩洛特说：“史密斯对我说过：‘如果有任何人，拿着一本通用汽车公司的作业手册出现，你就给我把他枪毙。’”    电子资料系统公司在一九八五年初，已经加强了通用汽车公司管理方面的管制。这家公司创造了一种以电脑追踪保健费用的新方法，可使通用汽车公司每年省下两亿美元——大约是二十亿美元保健总费用的百分之十。（中）

【香港《新晚报》报道】题：把中国传统医学带入英国贵族社会英前首相女儿当针灸师    中国古代传统医学同英国贵族社会，本来沾不上任何关系，但前首相霍姆勋爵的女儿梅丽尔·达比，却勇敢地跨越了。    满头金发的梅丽尔四十三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是牛津大学学院学监。    她虽是贵族社会成员，但对从东方传来的有悠久历史的针灸技术，却甚感兴趣。    有谁想到。一根小小银针，扎在身体穴道竟能治疗许多不同疾病。梅丽尔苦心钻研，终于学有所成。她除了在伍斯特郡两个诊所行医，每星期为数十名病人针灸外，现在还做针灸老师，把她的技艺传授给学生哩！    梅丽尔在十二年前同针灸接触，她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疾病困扰，正统医生束手无策。她在朋友介绍下，向一位针灸医师求诊，医师问症后，立即说是肾病。    梅丽尔说，经过检验证实果然是肾病，她听从医师劝告，用针灸治疗，终于把疾病治愈，这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开始对针灸产生浓厚兴趣，于是下决心接受三年针灸课程，亲自钻研针灸术。    梅丽尔经过多年学习实践，针灸术已有相当造诣，但她表示，她只能用一英寸半长的银针，而且只能把部分针扎入皮下，不像一些中国针灸医师那样高明，用长长的银针扎到穴位最深处。    梅丽尔曾用针灸术治疗各种疾病，其中包括周期性偏头痛，关节炎和牛皮癣等等。但她最感满意的是对一名癌病妇人了。她说，“虽然病人最后死了，但我用针灸法，令她减少痛苦。她在弥留之际，并不感到极大痛苦，最低限度能死得舒服。”    梅丽尔的丈夫安德里安和两个孩子对针灸也相当感兴趣。

【法国《费加罗报》十月五日文章》题：科研工作中的中国道路用生物工艺学来检验医学（作者让·克鲁瓦兹）（原编者按：经过数千年的改进，草药的使用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遗传工程方面的尖端研究和国际合作，将使迄今只是凭经验获得的结果达到最理想的程度。）    使中医恢复青春，利用生物工艺学知识使其有一个新的飞跃发展。这是中国科学界的主要目标之一。    对于天朝来说，现代化应该挖掘出旧东西的真正价值来。因此，掌握遗传工程就是要在今后几年里很经济地生产出几千年来根据经验所使用的草药的主要成分。    用草药治病在中国仍然无可争议地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现实情况。    上海第二医学院五年级的一位学生说：“西方人之所以对我们的办法持怀疑态度，是因为它们认为这里面的哲理太奥妙了。”    不要把这当成是“修修补补”的小玩意儿，因为必须学习六年才能成为一个中医医生，而这个医生还要学习五年才能完全有权开草药。在中国的六十万医生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医生正式有这种权利。    法国科研部长居里安在访问中国期间，把一枚荣誉军团的勋章授予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前院长康教授。康教授是“现代化的”中医的倡导者之一，四十年前他在巴黎学习了医学。他用流利的法语说：“西方的科学和医学使我们理解了我国只凭经验得到的东西。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在动物身上进行了许多研究，以确定这些草药起作用的化学和生物学过程。与此同时，我们还试图找出它们的效力在何种剂量时最明显。”    他说，最近在一些方面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结果，例如在内分泌学、冠状动脉病、高血压和易感性病理学等方面。这些都说明了在这些基础研究之后，中国的生物学家几年来已经在设法分离出构成每种草药主要成分的分子，以便进行工业生产。    一个惊人的例子是对研制一种“Ｂ”型肝炎疫苗所进行的研究工作。这项研究是同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科学家们合作进行的。中国人说，斯特拉斯堡大学对天朝草药的主要成分非常感兴趣。    目前还处在准备阶段，市面上还没有出售任何合成中药。但是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到的。

【塔斯社北京十月十六日电】（记者捷列霍夫）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苏联作家代表团，在中国首都访问三天后，前往南京、上海、苏州、广州访问。    第一天，代表团成员同中国同行们举行了友好的会晤和座谈。代表团领导人米哈尔科夫在同塔斯社记者谈话时强调指出，中国读者和作者们对苏联现代文学家的作品有深刻的了解，这使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感到高兴而又惊讶。    第二天，苏联作家米哈尔科夫、艾德林和谢苗诺夫访问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叶夫图申科则在中国首都国际俱乐部的礼堂里朗诵了自己的诗。    米哈尔科夫和谢苗诺夫强调指出了这些接触的友善作用和性质。    在北京逗留的第三天，苏联作家参加了由中国作协书记处成员韶华主持的同中国作家的会晤。中国作协书记处成员鲍昌讲述了中国文学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命运。    《世界文学》杂志副总编高莽对中国和苏联文学作品作了广泛的评论。

【日本《油脂》杂志八月号文章】（作者刈米孝夫）天刚蒙蒙亮，天津就苏醒了，打太极拳和练剑、跑步的人首先出现在街上；然后是如潮水般的自行车队伍，川流不息。勤劳的中国人每天就是这样蹬车去上班。    我偶尔来到饭店附近的集市上，见到早市的情景既活跃又有秩序，街道两侧整齐地排列着各种蔬菜，还有虾、蟹、鳗、鲤、鲋及小杂鱼，均十分新鲜；早点铺里品类很多；还有杂货店等，吃用一应俱全。这些买卖全是个体经营，对顾客态度之热情，使我感到如归故里。    星期天的天津市区，人们摩肩接踵，显得异常拥挤，在日本是见不到这种情况的。百货商店里，商品丰富。家用电器、丝织衣料等为时尚商品。我花一万六千日元买了一件羊皮坎肩，图案、色泽及缝制都非常精良，据说是天津的传统产品。在我看来，人民的生活确实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天津市有两个电视台，其一主要为教育，讲的是高深的经济数学和自然科学：其二是一般节目，不少是很动人的，字幕、动画片都很巧妙，与日本几无差异，在欧美是不曾见过的。黑白电视机已普及，彩电因价高普及率还不高，名牌货供不应求可能是更为直接的原因；饭店的每个房间里均有彩电，播放时间大概是日本的一半。    天津的坐车除上海牌外，还有日本、法国和西德的小汽车。其中日本车占了绝对优势。面包车的数量也不少。此外，民间用车以中国产吉普车为主。    在天津，我们观看了东方歌舞团的精彩演出。令人吃惊的是每当演唱世界歌曲前，男女演员都能讲一段外国语，然后再用中国话演唱一遍；当然也会唱日本歌曲和说日本话。

【新加坡《联合晚报》十月八日文章】题：小说工厂    在纽约州的一个小市镇，住着一个已发行了三亿册书籍的大发行商。他名叫莱尔·恩格尔，今年六十六岁，是一位精力旺盛、头脑灵活的人。    他最大的成就，并不是搞发行，而是创办了一家“书籍生产公司”，专门生产价格低廉的纸面简装本小说丛书。内容情节大部份是由恩格尔想出来的。    但他并不直接写小说，而是去找出版社，把想好的故事内容卖给他们，并签订合约。接着，他就代出版社在经常为他工作的八十多个作家中，挑选一些质素较高，又愿意为他写作的作家，按照恩格尔自称为“宝藏路线图”的提网法“挖掘”。恩格尔会把小说主角姓名、具体内容、各种资料及情节等输进电脑，作家们边按电脑，在荧光幕上参考一切所要知道的东西，一面只管动笔写作，小说写成后，恩格尔手下的七名编辑，包括他的妻子和儿子，就帮出版社再次加工。    这类小说是不能列入传之久远的文学作品中去的，但它们读起来却省力，不费脑筋，所以销路很好。    他的公司每年收入达几百万美元。

【路透社斯德哥尔摩十月十七日电】瑞典文学院今天宣布，法国小说家克洛德·西蒙荣获一九八五年诺贝尔文学将    有一百九十九年历史的瑞典文学院说，西蒙（今年十月十日是他七十二寿辰）的小说“通过对人类环境的描写，将诗人和画家的丰富想象力与对时代的深刻认识融为一体”。    该文学院的拉尔斯·于伦斯滕说，他打电话给在法国南部家中的西蒙，告诉他荣获一百八十万克朗（二十二万五千美元）的诺贝尔文学奖。    于伦斯滕在俯瞰斯德哥尔摩股票交易所的文学院大厅里对记者说：“他兴奋万分，他对我们表示感谢，并说他肯定来斯德哥尔摩领奖。”    于伦斯滕说：“我们看了他的全部著作，但我认为，他最近出版的一部小说《田园诗》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一九八一年出版的《田园诗》描写的是西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他在那场战争中帮助共和园政府同佛朗哥军队作战。    于伦斯滕说，西蒙在西班牙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是他作品描述的主题。他还说：“他曾说过，他认为他的这些经历是他的大学。”于伦斯滕说，西蒙的作品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以所谓的法国“新小说”而引起人们的注意。    西蒙一九一三年出生于前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父亲是一名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战死。西蒙是在法国南部城镇佩皮尼昂的母亲家中长大的，那里是种植葡萄的鲁西荣区的中心地区。    西蒙在三十年代曾周游西班牙、德国、苏联和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步父亲的后尘，加入骑兵参加战斗。    一九四○年五月在默兹战斗中被德国人俘虏，但他成功地逃跑了，回到自己的家乡佩皮尼昂，参加抵抗运动。    在那里，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作弊者》。这部小说于一九四五年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来到巴黎。    此后他就把一半的时间花在知识分子常去的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一半时间花在鲁西荣区的葡萄园里。    于伦斯滕说，西蒙早期的小说都是带有部分自传性质的，是传统的叙事体。    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风》和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草》则以新的风格出现。

【新加坡《联合早报》九月十九日转载美《国际先驱论坛报》文章】有一个人能在不出两分钟之内作完一幅风景画，在八秒钟内装好木柜。可这并不是神话，而是事实。这位能超速作画的人，便是美国人莫里斯。卡茨。    莫里斯·卡茨的这种「瞬即」作画技巧，是在一九五六年创始的。目前他是尚存世上的作品最多的一位画家。据《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记载，卡茨一生所作的画，至今已有十四万三千幅。    卡茨不用画笔，而是用调色刀作画，他说这样会更快，画笔很难擦干净，他只用调色刀和整卷厕所纸，一幅幅画便神奇般在帆布上出现了。    卡茨说：「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转越快，样样讲求速度，艺术一定要跟紧步伐。」他在布朗大酒店的一次表演，只花了一分四十六秒五，便完成一画，画中有山、有水、有树、有叶、一间屋子、几只小鸟，还有两个人，简直把在场的人给看呆了。

据香港《快报》报道，大家都知道，诺贝尔是科学家，实际上他还是文学家。他幼年体弱多病，孤独地度过少年青春时期，暇时爱读小说，酷爱文学。    十八岁时，他写了一首传记体长诗《谜》，充满灰色人生的悲观意识。后来到外国留学，在巴黎研究英国文学。    他暇时从事写作，其著作有：《姊妹》、《专利细菌》、《爽朗的非洲》等。后又写了一个名为《复仇女神》的剧本及一些小说。他写了这么多书，只有《复仇女神》出版。    诺贝尔死后，他的作品才付印，在巴黎出版，这时他已被世界各国视为伟人。他的文学作品在他死后却流传甚广。他的三部小说《姊妹》、《爽朗的非洲》及《专利细菌》在各国均有译本，成为一世界性作家，这是他生前没有预料到的。（肖）

据外电报道，美国最有影响的散文家、文体家埃·怀特因病在他的缅因州北布鲁克斯住所去世，终年八十六岁。    埃·怀特于一八九九年生于纽约的弗农山，一九二一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他从一九二五年《纽约人》杂志创办之日起，二十五年一直是这家杂志的撰稿人，撰写散文和评论。《纽约人》编辑威廉·肖恩称他是“一位伟大的散文家，一位超级文体家，他的文学文体象我们语言文体一样纯洁。”曾同怀特共过事的，美国著名的幽默作家詹姆斯·特伯曾说过，他从怀特那里学到了许多写作知识。怀特为使这家杂志具有深奥微妙的幽默语调作出了贡献。    埃·怀特不仅是一位散文家，也是一位作家。他一生写了十六部小说，其中最有名的是儿童书籍，一九五二年，他发表了他的成功之作《查尔特之网》，写的是关于一只名叫查尔特的蜘蛛拯救一头猪的故事。其他儿童小说还有《斯图尔特·利特尔》、此外，他还以书籍的形式发表选集，有一部名叫《贵妇人是冷淡的》的诗集和《一个人的爱好》等。    埃·怀特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散文家。１９５９年，他发表了他的康奈尔大学老师威廉·斯特伦克于一九三五年首次出版的《文体要素》一书的修订本。这是大学新生的一本必读书，也已被看成是英语“作家的圣诗”。全书共五十八页，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美国英语的习惯用法、写作、结构和文体。    一九七一年，埃·怀特获国家文学奖，一九七三年，他被选为美国文学院院士，一九七八年，获普利策散文奖。（赵）

【法新社河内十月六日电】越南戏迷正在这里付出黑市价钱观看抨击越南社会和高级领导人的一出尖刻讽刺剧。    该剧名为《我和我们》，指的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它严厉抨击官僚主义和管理上的无能、争权夺利和挪用公款，巧妙而大胆地把高级官员作为抨击对象。    该剧讲的是一位年轻而有生气的公司经理的不幸遭遇，这位经理想要使他的工厂现代化并增加生产率的尝试。    尽管他获得了成功，也许正是由于他的成功，妒忌他的干部想方设法撤了他的职，最后以他违反公司原则和妨碍工厂正常生产为罪名把他逮捕。    作者以辛辣讽刺的笔调抨击了越南社会的各种弊端，揭露了奉承上层干部的下层干部中间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和谄媚的态度。该剧最突出的是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官僚制度的上层。    观察家们说，虽然该剧抨击当局和官僚主义，但是，它基本上还是想说明，当局希望大力支持两个月前开始的大规模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使越南摆脱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以提高效率和效益。    在胡志明市最近的一次戏剧节上，该剧得到了金质奖章，上周也在电视上播放。

【美新处出版的《交流》杂志第四期文章】布赖恩    ·夏皮罗以好莱坞影城为题材作画，但是他用以飨待观众的作品并非往常那种富丽堂皇的电影场面。相反，这位四十一岁的现实主义画家描绘的是电影制作中鲜为人们揭示的一面。就以《准备工作》这幅现代田园诗式的画为例（拍摄的影片名叫《维拉》，外景现场在狄斯尼摄影场），画面上是一棵茂密的大树，浓荫下聚着一群人，正为拍摄一场晨景作准备，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坐在那里沐浴着清晨的阳光。在另一幅与此完全不同的题名《内景》的作品里，画面上却是一个孤独的人伫立墙角，在那象征着“解雇”的灯光下，他停工了。    确切地说，夏皮罗的进入片场和被人遗忘的后台人物这个世界，本身就具有一种电影故事的色彩。一九八○年以前，他已经在威斯康里州的农村画了整整十年的农民和风景；那年刚刚搬到洛杉矶，便参加了一个神话般的好莱坞宴会。他在宴会上遇到了理查德·德赖弗斯并和他结为朋友。德赖弗斯邀请这位艺术家到《谁是生活的主人？》一片的片场参观并画些场景素描。    夏皮罗拿了画具便去作画。其他一些导演看了这位艺术家的作品，便纷纷请他去画他们导演的戏。三年时间，他绘了三十幅油画、一组速写和二十幅树胶彩色画。    这些画既有制片过程的实录，也有不带神秘色彩、但却充满敬意的描绘，表达了我们这个世纪最主要的艺术与娱乐形式。    夏皮罗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得过学位，十分喜爱他所画的现代题材，因此，他把欧洲的浪漫主义传统和美国的现实主义传统糅合到一起。他说：“我的观点来源于美术。我遵循的传统已有五百年的历史。    但是电影才刚刚开始，因此，我想我是在为这部分历史增添些东西，把它囊括到艺术博物馆里去。”    他把表现现代寓言的一幅题名为《神话》的作品称为自己“绘得最准确的油画”。这幅作品以有线电视剧《神话剧场》为基础，共分三部分。画中右侧是男演员克利斯托弗    ·里夫正在独个儿培养感情，准备表演；中间是一个工作人员在场景魔宫前施放“烟雾”；左侧是导演（正研究着一组视屏）和场务员在准备开镜拍摄。    我们把这三部分连起来，看一看整个过程：演员—梦境—工人和技术人员。    夏皮罗从没有忽视电影的幕后人员，因为他意识到他们的重要作用。例如，《首映》这幅画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楼下进来观看《晴天霹雳》的大群明星，而是着重描绘站在楼梯上往下看的几位职员和领座员。    布赖恩·夏皮罗很了解好莱坞。他感受得到它的活力、冲突和痛楚。布鲁斯·马尔穆思说：“他作画就如我准备开镜拍戏一模一样。”    人们说他是出身电影界的专业画家。    对于一位同样以表达明与暗、形与态以及实与虚为业的人来说，这的确是非同一般的赞誉。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月十日文章】题：越南的接班人副题：人们看到黎笋正为准备他的继任而解决悬而未决的外交政策问题和加快经济变革的步伐（记者保罗·奎因—贾奇）    越南领导人黎笋看来正在不声不响地为其政治交班作准备。    只要黎先生还能保持健康，这一继任的进程在近几年内也许不会发生什么戏剧性的变化。但是，在过去六个月里越南在政策上采取的一系列步骤都表明，变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其中包括：    ——今年公开承认共产党总书记黎笋是越南的最高领导人。    ——黎笋支持的，可能前不久还遭到其他一些领导人激烈反对的经济变革加快了步伐。    ——把黎笋最亲密的同事之一召回了政治局。    ——河——内宣布一九八七年为解决两个关键问题——柬埔寨问题和美军在越作战失踪人员——的最后期限。    这些变化给人的印象是，黎笋想要在他下台之前料理一下悬而未决的外交政策问题——柬埔寨问题和美国不承认河内的问题，并试图以他的威望来保证新的经济政策能坚定地贯彻下去。    直到今年早些时候，人们还普遍认为，黎笋只是一个集体领导班子中一位资历较老的成员。其他人，如国家元首长征时不时也显出与黎笋有不相上下的威望和影响。    但是，在庆祝西贡（现称胡志明市）解放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期间，这种情况似乎已有变化。黎笋，而不是整个领导班子，被说成领导反美战争取得了胜利。    庆祝胜利的活动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经济变革的步伐骤然加快。    这些政策的宗旨基本上是为了取消那些庞杂而无能的机构；给地方政府和计划人员以更大的主动权；给工人们以更大的刺激。这些政策的支持者认为它们是使越南停滞不前的经济状况复苏的唯一方法；是改善至今仍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低国家之一的唯一方法。    但是，这些政策遭到了老一辈党的领导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些政策背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据信反对经济变革的主要人物中就有长征。    这一变革看来是一个小集团搞出来的东西。其中一些主要成员以前是南部的地下活动的组织者，这些人在一九七五年后才进入中央政府。他们看来忍受不了中央机构的官僚作风，而更易同基层群众的思想发生共鸣。这个集团中最著名的成员是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武文杰、一位曾在五十年代同黎笋亲密共事的南方人。    但是；如果没有黎笋的支持，改革者就不可能迈开步子。性格与持异见的南部组织者相仿的黎笋自去年起开始公开支持着重变革的政策。另一位高级领导人黎德寿看来也支持这些政策。    而当黎笋的另一位老同事阮文灵今年早些时候出乎意料地重新进入政治局后，这些政策在最高领导层中就得到了更大的支持。    下一次党代会将于一九八六年初召开。届时黎笋可能从党总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也许担任党的主席。该职位在胡志明于一九六九年去世之后没有了。    而当黎笋真的退下来时，那么看来最可能成为接班人的不是黎德寿就是武文杰。

【法新社罗马十月十五日电】联合国粮农组织已成立四十周年，但是它要使世界成为一个摆脱饥饿的世界的目标看来仍然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时一样遥远。    粮农组织是在联合国本身正式成立一周前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在华盛顿成立的。    该组织的总部在一九五一年移到了罗马。开始时，它的主要力量是用来与营养不良作斗争和稳定战后欧洲的农产品价格。    六十年代，许多欧洲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使第三世界变成舞台中心，这时粮农组织也就改变了它的注意焦点。    自那时以来，粮农组织设立了七十四个地区性组织，负责关照一百个国家的情况，主要把力量用在旨在提高贫穷地区的农业生产率的地方工程项目上。    粮农组织在西非的萨赫勒地区发生大饥荒后，于一九六二年监督设立了联合国应急粮食储备，目前争取把这种储备量保持在五十万吨的水平上，粮农组织希望使之增加到二百万吨。    粮农组织估计，非洲各国如果要使其农业摆脱目前的停滞状态，就必须把它们的国家预算的平均百分之二十五用于农业，但是，目前用于这方面的开支只占这些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十左右。

【哥伦比亚《现状报》九月三日消息】题：卡斯特罗试图获得原子弹制造工艺    一位参加九月二日在加拉加斯闭幕的古巴独立民主运动第六届代表大会的前古巴政府官员断言，古巴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制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这位前古巴政府官员名叫劳尔·罗德里格斯·德尔雷伊，是一位苏联培养出来的工程师，现流亡在马德里。他向古巴独立民主运动代表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古巴核发展计划的报告。    核发展计划是由古巴主席卡斯特罗的儿子菲德尔·卡斯特罗·迪亚斯领导的，他是古巴核委员会主席。    提供给美联社的这份报告的副本说，「在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期间，古巴政府决定制定一项核发展计划」。报告指出：「古巴应该依靠自己力量建立必要的防卫体系，以防止一九六二年的导弹危机重演。」

【埃菲社巴拿马城十月十七日电】题：拉美筹备最高级债务会议（记者费德里科·塔拉韦拉）    在美国坚持认为拉美外债是金融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的同时，该大陆各国正开始筹备一次最高级会议，以便讨论这一极其紧迫的问题。    巴拿马总统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列昨天接受了「拉美的挑战」，「荣幸地」同意把他的国家当作下次最高级会议的会址，来研究该地区「迫切的债务问题」。    德尔瓦列说，他将开始征询他的拉美同僚们的意见，以便在明年年初在巴拿马召开会议。    巴拿马总统说，虽然这项倡议是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提出来的，但这同「巴拿马在该地区促进各国的接近和和平往来的历史传统」是一致的。    德尔瓦列说：「巴拿马的形势也不能使自己置身度外，所有拉美国家都遇到了经济、财政、外贸和外债问题。」    在蒙得维的亚，美国驻乌拉圭大使托马斯·阿兰达却说，拉美三千六百亿美元的外债只是金融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美苏两国近来在影响国际舆论方面所进行的宣传战，其激烈程度为历年所罕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十月七日一期说，它们针锋相对的斗争给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十一月十九至二十日在日内瓦的会晤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回顾两国宣传战的历史时说，现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在投入很大的人力，从金钱和技术上下更大的本钱来影响全世界的舆论。莫斯科把宣传机器每年的开支提高到三十亿至四十亿美元。美国为了改变世界舆论，其所有宣传机构每年总共开支达三十亿美元，其中美国新闻署花费七亿九千六百万美元。美苏双方在文字战方面几乎每天都在出新招数就在美苏首脑最高级会议日益临近的这段时间里，双方各不示弱，力求抵消对方宣传的影响。苏联人的行动是：    向支持武器控制的美国人透露克里姆林宫准备提出削减百分之四十的进攻性导弹的建议；    在九月二十四日在联合国发出一项类似广告式的号召，要求举行“星球和平”国际会议来谈判结束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反导弹计划；    戈尔巴乔夫对法国访问四天，以这种最大胆的行动离间西欧同美国的亲密关系。    美国的行动是：国务卿舒尔茨在九月二十三日指责莫斯科一面加紧进行“闪电式”宣传，一面执行“世界上最积极的军事性质的空间计划”；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从九月二十三日开始发动“宣传外交”攻势，作为这次最高级会议的重要准备工作，这个攻势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是通过世界卫星电视广播网播映里根对西欧发表演说。    由于美苏最高级会议前这段时期一方面双方都在进行紧张、激烈的宣传战，另一方面双方又各标榜自己一方不是宣传而又指责对方进行宣传，一些政界人士担心一场应当严肃认真地进行的最高级会晤反而得不到结果。政治战略是双方宣传战的基础和出发点美国观察家认为，苏联的战略重点是争取西欧靠拢苏联、分化美欧关系，首要目标是法国。戈尔巴乔夫访法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引人注目的步骤。《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苏联的“取悦于人”的攻势，旨在“满足法国领导独立的欧洲的宏图”，同时“促进莫斯科要成为二十一世纪欧洲大陆的主宰力量的目标”尽早实现。戈尔巴乔夫已经采取了一些讨好欧洲舆论界的主动行动。莫斯科对巴黎所作的工作如果成功，不仅将削弱西方联盟，还有希望得到它所十分需要的现代技术。    美国的目标是要使它同西欧的传统关系发挥新的活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美国一直在致力于弥合相互间的分歧，告诫人们莫斯科的封闭社会是神秘莫测的。    里根近两年两次访问西欧，美国通过外交和宣传工具揭露苏联侵略阿富汗、苏联东欧在英国和西德进行间谍活动，等等，都是争取使欧洲大陆对苏联保持距离。（戴增义）

【英国《金融时报》十月十七日报道】题：保加利亚再次呼吁举行共产党会议（记者莱斯利·科利特）    保加利亚领导班子的一位高级成员再次呼吁举行国际共产党会议，这种呼吁已遭到好几个非华约国共产党的拒绝。    这些党担心苏联利用这样的会议企图重新控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这一建议刊登在布拉格出版的重要的国际共产主义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上。    保加利亚党的中央书记迪·斯塔尼舍夫说，举行世界共产党会议将“加强”各党的“一致性”。    他还说，由共产主义运动“集体讨论”问题是一种“自然的和正当的需要”。最后一次这种世界会议是一九六九年在莫斯科召开的。    去年有好几个党呼吁举行一次国际会议，它们是阿根廷、东德、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的共产党，它们都被认为是亲苏的觉。    然而苏联共产党没有附和。这表明，这种建议是试探气球。莫斯科显然不希望被人看成是在面临西方共产党及其他共产党坚决抵制的情况下强行要求举行这样的会议。    对于保加利亚今年早些时候提出的举行国际会议的建议，南斯拉夫直截了当地表示“不同意”。

【合众国际社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比奇十月十四日电】题：人在水上行走    戴维·莫刷新了在水上行走的世界纪录。    这位三十八岁的冒险家靠着“滑水筏”从圣卡塔利娜岛出发行走了将近三十海里的路程。这种“滑水筏”是用十一英尺长的塑料板制成的，类似介于滑雪板和小型皮船之间的东西，使用时将它绑在脚上。莫从圣卡塔利娜岛行至纽波特比奇的一家饭馆，在人们的鼓掌欢呼声中完成了他的十小时行程。莫是滑雪运动员、爬山运动员，还当过海员。    莫这次艰苦的旅行在距离上打破了水上行走的纪录，而且在时间上也比他原先预计的时间缩短了两小时。上一次世界纪录是用九小时二十五分钟行走了十九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