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莫斯科九月七日电】据《红星报》今天报道，于昨天抵达这里进行正式访问的越南国防部长文进勇同苏联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出席会谈的苏方代表团中有一名负责军事物资出口的苏联高级官员。    苏联的这位官员谢尔盖奇克是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经管苏联的军事出口。文进勇还会见了苏联国防部长索科洛夫。    据西方人士说，苏联目前对越南的援助每年约合二十亿美元。泰国专家曾说，其中约八亿美元是军事援助，用于在柬埔寨同红色高棉游击队打仗，而经济援助约为十亿美元。

【美联社北京九月七日电】（记者杰夫·布雷德利）西班牙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今天在同中国人讨论了直布罗陀问题以后说，西班牙对直布罗陀的主权要求与中国收回香港有相似之处。    但是冈萨雷斯说，西班牙不能用中国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来解决直布罗陀问题。    这位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说，在他对中国的访问期间，达成了几项协议，让西班牙在这里建一座炼油厂、一座水泥厂和一座柑桔加工厂。    他表示，西班牙愿意在北京和只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充当中间人。但是，冈萨雷斯的助手说，中国人没有明确要求西班牙帮忙。    这位西班牙社会党领导人在同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总理和中国党总书记胡耀邦会谈以后说：“我们所有的目标都达到了。”    他说，西班牙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以后已加强了西班牙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他还说：“中国认为，欧洲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演员之一。”    冈萨雷斯说，他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直布罗陀问题，并看到这个问题在两项原则上与香港问题有相似之处：主权问题不能谈判；必须考虑到当地人民的利益。    但是他说：“我们不应夸大这些相似之处，这里所使用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对西班牙和直布罗陀就根本不适用。”    他说：“西班牙现在说，将来也还是这么说，它对直布罗陀的主权要求是最高的原则。对西班牙来说，直布罗陀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对英国来说，它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

【西班牙《阿贝赛报》九月三日文章】题：中国的改革形象（日内瓦国际研究所佩特霍）    中国对外开放新政策的领导人正在努力表明，他们国家的人民正在不断改善生活条件，而且处于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宣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的生活状况，这个国家的人民目前要退回到教条主义路线、孤立或贫穷落后的状况是很不可能的。不应忘记的是，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讲究实际的人民。    的确，说中国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那将可能是荒唐的。    同样，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是经过残酷的内战创伤壮大起来的。在经过十多年的极端政治主张影响后，今天，这个党还必须进行一次全面的改革。    但是，事实表明，这个党是有能力团结一定的力量来支持它自己的改革计划，甚至取得重要的成果。可以说，在许多方面是值得称赞的和有希望的。然而，它还会受到来自极左和极右的压力。    那么，在中国国内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可以那么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史上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是，放弃了使社会如此高度集体化的平均主义，放弃了苏联模式的官僚的集中统一管理的经济。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无疑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开放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获得新的技术和工业投资和更多的外国投资。    总之，在毛泽东逝世后仅仅十年和邓小平提出改革仅仅六年的时间里，不难看出，一个新的中国正在诞生，它已开始以坚定的步伐前进，并已开始起到它的历史作用。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七日电】题：评苏中关系    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部长扎米亚京今天在苏联电视台《第九演播室》节目中讲话时说，时间向双方表明，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不会从断绝往来，更不会从仇恨和怀疑中得到好处，而睦邻合作是完全可能的和人们所希望的。我们这方面打算积极促使苏中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得到彻底克服。    扎米亚京说，不提及我们正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政治谈判一事是不对的。很快将在北京开始举行第七轮谈判，在这一谈判中，我们希望并且认为需要讨论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并使这种关系具有具体的法律和政治基础。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们能够签署可以确定两国相互关系长期基础及其主要政治意图的双边文件。    扎米亚京说，我不能说过去的几轮谈判使我们感到满意。    中国代表在每一轮谈判中都提出消除所谓的“三大障碍”的先决条件。    【法新社莫斯科九月七日电】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扎米亚京今天在这里说，在中苏下一轮关系正常化会谈时，苏联将设法签订一项协议，为中苏关系确定法律和政治基础。    分析家们说，这项建议是旨在使陷入瘫痪的中苏关系正常化会谈再度出现希望的一个新的进展。    扎米亚京对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时说，今年十月在北京举行第七轮关系正常化会谈时，“我们希望，而且我们认为有必要检查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建立在法律的和政治的基础上”。

【共同社东京九月六日电】题：二阶堂同丁民会谈：    六日上午，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就防卫费问题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对访问自民党本部的中国临时代办丁民说：    “日本只有以和平国家生存下去，别无他途。希望不要担心。”

【日本《赤旗报》九月五日消息】题：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要求厚生省取消赞美侵华战争的“祈祷和平综合中心”的建设计划    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副岛种典和事务局长大田宣成四日前往厚生省，以其团体的名义要求厚生省取消根据日本遗族会的要求研究兴建“祈祷和平综合中心”的计划。    该中心赞美以往的侵华战争是“勇敢的战争”，具有赞美战争的性质。

【路透社泰国亚兰九月三日电】非共产党的柬埔寨游击队今天欢迎波尔布特退休，不再担任红色高棉部队总司令的消息。这里收听到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则广播说，这一行动可能导致同越南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直接谈判。    西哈努克派也欢迎由红色高棉国防部长宋成接替波尔布特的职务，    【法新社曼谷九月三日电】柬埔寨抵抗力量的一个重要的民族主义派别今天说，波尔布特不再担任红色高棉军事首脑一事将有助于柬埔寨问题的解决。    在泰柬边界收听到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电台的一则广播还说，波尔布特的退休还将有助于抗越的柬埔寨各派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这则广播说，对于越南来说，这个行动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美联社北京九月二日电】代表柬埔寨抗越联合政府的驻京使馆人员今天说，波尔布特已退休，不再担任共产党红色高棉游击队的军事首脑。    这里的外国外交官说，宣布此事有可能促成谈判，来讨论结束六年的柬埔寨冲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外交官说：「这是意义十分重大的新闻。」    他说，这样就能使越南受到更大的国际压力，来同西哈努克领导的联合政府进行谈判。    这位使节说：「宋成肯定更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南斯拉夫《新闻周报》八月二十五日文章】题：中国——另一种下放（记者文里察发自北京）    八月中旬，座落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充满了欢送的气氛。这是毛逝世后青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大批从中国首都开往国内广大村镇，共有三千二百五十人。    同过去的类似情况很不相同。没有高呼口号，也没有“对天宣战”的喊声，没有表达忠于领袖的誓言，也没有那种按捺不住的立即就要出发去整顿“阶级秩序”和“为无产阶级造福”的狂热情绪。这是在中国一个新的时代的欢送。    下去的人都是从中央党政机关中挑选出来的。挑选的标准十分严格。要求被挑选上的要具有全面知识，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对当地的教师进行专门时业务、文化和政治培训。这些中国现代化的新先驱还将帮助地方干部，给他们带去有关国内外方面的知识，激发他们的    进取精神，加深他们的改革思想。    不过，首要的任务是进行教育制度改革。中国正转入九年一贯制，对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显然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国家领导正在寻求更合理地利用知识分子的潜力的方式，以使现代化更深地扎下根和更快地得到推广。但如果人们的知识水平很低，现代化理想是无法实现的。    总之，这次目的和方式同“文化革命”时期的下放截然不同，在许多方面同“发扬光荣传统”时期的下放也不同。在如此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程度差距很大的国家中，应更好地利用一部分人的知识为另一部分人服务。中国所具有的这种知识财富不能轻易浪费掉，而是应更好地利用起来，因为对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来说，它所拥有的知识实在太少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说，到二○四九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中国应达到“繁荣昌盛的、世界上头等强大的国家”。    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正如“发扬光荣传统”时期一样。这次从北京下去三千二百五十名知识分子，就属于这种战略规划范围。他们将起到教师的作用，但在许多方面也将起到中国正在追求的现代化时代的“使者”的作用。

【台湾《联合报》九月一日文章】题：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作者郑竹园）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空前浩劫。不仅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惨重的牺牲与破坏。更重要的是使一九一二年以后逐步展开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夭折。使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少推迟了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中断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自海禁大开以后，由于外人投资的增加，与西方生产技术的逐步引进，已在沿海沿江地区展开。    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六年，中国经济已萌露“起飞”的迹象。这十年间，现代化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七点六，基础工业尤其是电力工业有长足的进展，预兆工业化的蓬勃展开。    作为中国现代工业支柱的棉纺织工业，在一九二二至三六年这十四年间，纱锭及织布机均增加一倍多。新式机械进口十年内增加二倍多。铁路及公路建设皆有巨大进展。高等院校由一九二八年的二十八所，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一○八所。大专学校学生人数，由一九一六年二万五千人增为一九三四年的四万三千人。所有这些进展，显示中国经济，到一九三六年已具备“起飞”前夕的各种条件。如无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必将大大加速。    “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工业精华地区，立即遭受空前严重的破坏。中国原来的现代化工业，七成以上集中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五市，即集中全国工厂总数百分之六十。这一精华地区，在战争初期即陷入敌手。其中被破坏最大的地区首推上海。自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中旬，在历时三月的激烈市街战中，上海工厂被毁者达二千二百七十多家，损失总额超过八亿元（当时币值）。长江三角洲地带工业设备半数以上被毁。战争对中国经济的直接破坏农业方面，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广大农村，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亦遭到空前的损失。全国十一亿四千万亩耕地中，有六亿以上遭到破坏。华中各省受波及地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浙江直接受害农村占总数百分之四十，安徽占百分之三十五，造成大量土地荒芜。华中区十五种谷物总收获量。沦陷时期一般比一九三六年下降二成至三成。农村手工业亦一蹶不振。中国蚕丝生产由战前一九三六年年产十五万公担，到一九四五年剧降为一万五千公担。在日军的残暴压制及榨取下，中国农民收入锐降。    根据有限资料粗略估计，中国经济在战争期间所遭受的直接损失，约为一九三六年全年中国国民所得的一半。这一数字不包括人命的牺牲与支持战争的消耗，亦不包括工农业因破坏而减产的长期损失。据中共方面本年八月初发表的估计，战争期间，中国人民伤亡一千八百万人，军队伤亡三百八十万人，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折合一千多亿美元。日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除遭受战争直接破坏外，工矿业及农业资源，以及人民财产，亦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强取豪夺。    一九三七年前，日人对东北工业的统制仍限于重工业。一九三七年后所有重要轻重工业，无不列入直接统制范围。到一九四○年，在东北全部工业中，日人资本占到总额八成以上。日人对东北农业榨取与掠夺更不择手段。到一九四○年，几乎所有主要农产品及其制成品，皆列入统制范围。并对粮食实行所谓“粮谷出荷”，官方所定“出荷”额极高，通常占产量七、八成。“出荷量”价格极低。一九四三年日本人收购东北大豆占产量百分之七十一点二，官定收购价不到市价一成。实际上是变相征收。    对关内占领区，除少数内迁工业外，留下的新式工业，大部分均为日本人所攫夺。其方式包括“军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任赁”与“收买”五种，而以前两种最为普遍。    占领华北初期，日军采用“军管”方式，掠夺大批华资工矿企业，移交东洋、丰田等私人会社代为经营。占领华中初期，则采取“委任经营”办法，掠夺大批华资企业，移交日人私营商社。    以棉纱业而言，战前全国华商纱厂九十四家中有六十一家在沦陷区内，被日人用“委任经营”方式掠夺的即有五十四家，占沦陷区内华商纱厂数百分之八十七。    华北煤矿到一九四三年，除土法开采的煤矿外，几乎所有新式煤矿全部落入日人手中。这些矿产品大部分被输往日本。一九四一年开滦煤六成输往日本，二成输往朝鲜及东北，只有二成留在关内。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即提出“以战养战”口号，决定从中国掠夺物资资源，来支持其在亚洲的侵略战争。    日本占领地区，均使用极低价格统购农产品。山西每年被掠夺粮食达五百万石。收购价低于市价一半以上。华北地区收购价，一般只有市价三成多。除横征暴敛外，并通过滥发钞票向沦陷区人民作残酷的掠夺。一九三八年后先后发行“军用票”、“蒙疆券”（蒙古新疆），“联银币”、“储备券”等等，都是准备不足或毫无准备的钞票。“储备券”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发行额只有六千五百万元，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已达二万六千九百七十亿的天文数字。战争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八年的抗日战争，不仅使中国即将“起飞”的经济计划中断，而且耗尽中国国力。为支持这场史无前例的长期战争，中国国家预算七成以上用于军费。由于战费激增，而中国原来主要税源的关、盐、统三税皆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一地区陷入敌手，使中央政府税源濒于断绝。到一九四一年赤字占支出百分之八十一。为弥补庞大赤字，不能不增发钞票，形成战争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一般人民的生活，腐蚀了国民政府的政治基础。通货膨胀造成贪污风行、投机炽烈。    如无日本侵华战争，由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三年这二十年间，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毛额应增加一点六三倍左右（按每年百分之二点五增长率计算），而实际增长只有百分之二十八左右。这二十年间中国大陆的国民生产，由于战争的破坏导致生产能力下降，损失在一千八百亿美元以上（一九五二年币值）。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造成的无穷灾祸，不是简单的数字所能表达的。我们可以宽恕他们的滔天罪行，但不能亦不应忘记这一笔旧帐。

很明显，这是打着先总统的招牌，为蒋纬国造舆论的报纸。从题词者的身份看，国民党文工会、海工会、侨委会、新闻局等均不赞一辞，黄少谷、倪文亚、陈立夫、谷正纲和几位元老却为之鼓吹，这就显得颇不寻常。这张报纸的出现说明，在国民党内部，蒋纬国确有拥趸。他们认为孝武兄弟接班条件既未成熟，且内外阻力太大，为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与其拥立少主，何不更立长君，学宋太祖的办法，先让蒋纬国过渡。持这样看法的可能就有部分元老派。他们主张“兄终弟及”，赞成蒋纬国接班，是因为蒋纬国上台，他们能保持原有的权力和影响。但这份报纸很快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了。蒋经国的艰难抉择基于相同的理由，宋美龄也支持蒋纬国接班。宋美龄在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去世后，即避居美国纽约长岛，十年不归，反映她与蒋经国之间的龃龉。但她对台湾政局非常关心，特别是一九八二年蒋经国因病入院以后，关注尤切。据说她要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随时将蒋经国的健康情况告诉她，不得隐瞒。    据说，她目前仍是庞大的台湾外汇存底和蒋家海外财产的监管人。因此，她对台湾政局的影响力量是不应低估的。现在，蒋经国一些重要的决策和人事安排，往往也要事先知会她。最近任命毛松年为东亚关系协会驻日代表（地下驻日大使），就是她提议的。蒋经国一旦去世，而她尚健在的话，宋美龄极可能成为蒋家的大家长。    当然，国民党统治集团如何解决接班人问题，究竟传子、传弟还是传贤，决定权仍握在蒋经国手中。但蒋经国的威望已大不如前，面对内外困局一筹莫展，应变无方。加以最近江南案、十信案的连续打击，民心动摇，台湾上下弥漫着“王朝覆没的不祥预兆和不安气氛”，蒋经国作为“天纵型”领袖，已大大褪色。    蒋经国是不会自己下台的。他希望“家天下”一代代传下去。但是他不能不知道，他生前虽然可以运用权力把蒋孝武兄弟捧上宝座，但不能保证自己死后他们仍能坐稳，不能保证自己死后他们不会成为报复的对象。也许正是这样的考虑，使他在选择接班人时更犹豫、更难下决心。（下）

我到北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参观了最近经过调整后重新开放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仔细地观看了抗日战争馆，看到了在八年抗战期间蒋委员长的三幅放大照片，高高挂在墙上，照片下面的说明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着“蒋委员长”，这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项“创举”。我心里想：现在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馆的新面貌，对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地位，根据历史的真实性而予以正确肯定，就等于是纪念他。    上面所说的蒋委员长照片，第一幅是他在庐山向中外广播宣告对日抗战时拍的，那篇历史性演讲词，便是陈布雷（畏垒）的“不朽杰作”，包括“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决不惜一切牺牲”那两句话。尽管前一句是企图掩盖蒋介石从“九一八”以后那一段长时间的“不抵抗主义”，但是当他毅然宣布对日抗战时，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热潮中，的确还是予以接受了。因此造成蒋氏政治生命中的黄金时期。以后虽趋低落，但抗战胜利，又出现了昙花一现的光彩。    第二幅照片是蒋氏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在召开南岳会议部署保卫武汉时摄的；第三幅是抗战末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成立中国战区统帅部，蒋氏任总司令、美国史迪威将军任参谋长，蒋氏夫妇和史迪威合拍的照片。    抗日战争纪念馆全部图片和实物，客观地展出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正面地位，其中包括淞沪战争、太原保卫战、徐州战役的台儿庄大捷以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日军投降后，重庆、广州、台湾和海外侨胞热烈庆祝胜利的情况。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的图片也全部展出，在各个重要战役中，还把军长、师长以上的指挥将领用表格列出官衔、姓名。轰动中外、指挥八百壮士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将军的照片以及赞颂他的“八百壮士”歌词也都展出了。    值得一提的是还展出了一九四○年七月十七日的原本《新华日报》，头条新闻的大字标题是《对缅甸禁运事件，蒋委员长发表声明》，显示当时《新华日报》的明正立场，凡有利于民族救亡图存的国民政府领导人的表现，均表重视而予以适当报道。    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中共为了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贡献，早在去年便决定调整抗日战争馆，经过将近一年的搜集资料和对展览馆的重新布置，才全部完成工作，按照原定计划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揭幕，但据说有不少资料仍掌握在台湾当局手中，希望台湾当局能够提供更多资料，使抗日战争馆的历史面貌更为完整和充实。

据《北美日报》七月八日报道，台湾礼仪研究发展基金会最近在台北发起一项“乘公共车时站立运动”。据该会董事长谢银行说，乘公共车时站立有利于人脑的健康，是一项非常有效的保持头脑活力、延缓人老化的运动。    谢银行说，据日本医学博士有川清康解释，人通过走路和站立使下半身的紧张肌受刺激后将讯息传给脑细胞，这是使脑细胞保持活力的有效运动。所以常常保持站立姿势是刺激脑血管、增强脑运动量的好方法。    他希望那些上了公共车就想找座位的人把观念改过来。    （白梅）

八月十五日，曾参加日本投降签字仪式采访的前《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先生在香港向记者讲述了有关日本侵华的三个“九一八”。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历史上称为“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把魔爪深入到华北，到处杀人、放火，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把沈阳通北平的火车，改为“九点十八分”开车，这就是所谓第二个“九一八”。这个“九一八”彻底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妄图吞并全中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举行日本无条件投降仪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当签字仪式完毕后，当时的《大公报》记者朱启平一看手表，正好是九点十八分，这就是第三个“九一八”。（肖光）

【新加坡《联合早报》八月三十日报道】去年美国国家航天局邀请一位印尼太空人参加明年六月二十三日“哥伦比亚号”航天机的宇航计划。这架航天机升空时，将携带印尼的另一枚通信卫星“统一号”纳入太空轨道。    向印尼太空人遴选委员会申请参加宇航者有二百零七人，其中二十二人是女性。经过初步淘汰后只剩下四十七人，包括六名女性。第二次遴选过程又淘汰三十五人，只有十二人（包括四名女性）入圈。经过最后的筛选，仅剩下四人有资格成为太空人选，他们将到美国休斯顿，接受国家航空局的最后遴选，然后才决定谁有资格成为印尼的首位太空人。    四名候选的印尼太空人是：三十三岁的柏拉蒂薇女医生、三十四岁的道菲克、四十九岁的尤索夫及二十八岁的哈里姆迪。    引起大家兴趣的是印尼文《时代周刊》记者哈里姆迪和在印尼大学执教的柏拉蒂薇女医生。    哈里姆迪是万隆理工学院的电子工程师。毕业后，他不务他的电子工程专业，改行当新闻记者，现在又要做太空人。他的另一个动机是希望能成为第一个太空记者，把在宇宙航行中所见所闻，以通俗易懂的笔调，在他的《时代周刊》上发表，让千千万万读者了解太空的真相。    在印尼大学担任微生物学教授的柏拉蒂薇在印尼大学医科毕业后，又到日本大阪大学攻读微生物学，获得微生物博士头衔。    照常理推测，当太空人应该是年轻力壮的人才能胜任。把这个问题向四十九岁的飞行员尤索夫提出时，他说，依照美国航天局的规定，超过五十岁的人仍然能够当太空人。

据香港《明报》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州亿万富翁罗斯贝罗斯，以一百五十万美元购买了一页十三世纪版本的英国大宪章，这页具有特别价值的文件，将作为永久性的陈列品陈列在美国。    这页写在羊皮上的单页手写文件，上面有英皇爱德华一世的玉玺，它是一二九七年发布的四份英国大宪章之一。    罗斯贝罗斯在宣布获得这份有特别价值的文件时说，他之所以对这份文件感兴趣，是因为这是第一份给予人民个人自由的文件，也是美国宪法和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    这页英国大宪章，是买自英国的布鲁德维尔家族，因为这页文件一直都是由布氏家族保管。得克萨斯州大学人文学科主任德撒尔科达是帮助鉴定这页大宪章的工作人员，他说，这份一二九七年由爱德华一世签署的文件有特别的价值，因为它是最后一份大宪章，内容也广泛详尽，成了英国法律的一部分。在这页大宪章中，它阐明了个人应有的基本自由和个人基本权利等观念。    而这种观念就连至高无上，拥有绝对权力的英皇也不能剥夺。    罗斯贝罗斯说，它将在美国各地作一次巡回展览，然后在华盛顿美国国家历史文献馆作永久性的展出，陈列的位置是放在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旁边。（肖西）

据美国《时代》周刊九月二日一期报道，近年来，美国政界名人在退出政界后所写的自传体小说或回忆录都成为畅销书。出版商由于这类书能提高出版公司自身的声望，都乐于出版。作者本人则由于这是退出政界后获得一大笔收入的好机会，也热衷于写书。    美国预算局长戴维·斯托克曼六月底宣布辞职后，哈泼一罗出版公司就同他订立了出版他写的书的合同。这部书名《政治的胜利》，出版公司预付了他二百多万美元稿费，限十二月一日前交稿。所以斯托克曼八月一日卸任后，便要每天苦干八小时，赶写回忆录。斯托克曼当预算局长时年薪七万五千美元，而这笔稿费相当于他当局长二十六年余的薪金，也就是说写一小时回忆录，可收入约二千二百美元。这笔稿费是哈泼—罗出版公司成立一百六十八年以来一次付出的最大投资。    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八四年美国总统竞选的费拉罗夫人，与矮脚鸡出版公司订立了合同，出版她写的《费拉罗：我的故事》，十月份出版，稿费约一百万美元。西蒙—舒斯特联合出版社与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订了合同，要她写她在担任驻联合国大使期间的回忆录，稿费一百万美元上下。    兰多姆出版社与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订立了写书的合同，稿费一百万美元。    此外，西蒙—舒斯特联合出版社还约请古巴主席五十九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写三本书。第一本书的内容包括卡斯特罗一九七九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和他对拉丁美洲债务的看法。第二本书是阐述他对宗教和马克思主义的想法。第三本书是他的回忆录。三本书的稿费据说为二百五十万美元。但《时代》周刊说，卡斯特罗可能拿不到这笔钱，因为美国财政部规定该出版社只能付给美国冻结的帐户内，也就是说不得转移到其它任何国家。    《时代》周刊认为，在政治书籍方面下这么大的赌注未免冒险。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著作销路不错，前总统约翰逊、福特和卡特的回忆录的销路都令人失望。出版商则认为，出版这种有威望的书，能提高出版公司的名声，即使赔本，也还是值得的。（陈亮）

伊朗政府职工都有医疗保险，即每月从工资里扣除为数极少的保险金，在看病、治疗和购买药品时也只需付很少的费用。他们都需在指定的医院就医，转院需得到大夫的同意。    传染病房是免费向一切人开放的。在这里，吃、喝、住以及治疗，分文不取。给予这种优待的出发点是鼓励传染病患者不必因为经济上的困难而不住院治疗，从而造成传染病在社会上的扩散。这种病房在德黑兰共有三处。    医院坐落在城北一个幽静的地区，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投入使用的，建筑和设备都很新。    传染病房分男女病房，各有床位三十个，接收肺病、伤寒、痢疾到无名热等传染病患者。虽然伊朗人在卫生习惯方面并不十分讲究，但传染病似乎不多，病房很少有人满之患。这里集中了各种传染病，病人之间的界线不甚严格，例如肺病病房里住有伤寒病人，至于那些未确诊的病人，杂居情况很普遍，病友之间可以互相串门，只要不越过病房区的界线，即使穆斯林神圣的祈祷，也只能因地制宜，不得去医院专设的祈祷室。    病房一般一间为二十五平方米，四张床，四个床头柜，一个洗手池，每张床旁还立有一个活动炕桌。病房窗明几净，空气流通，勤杂人员一天数次打扫。    女病房的工作人员，除了几个男性勤杂人员外，都为女性，查病房的医生则男女兼有。不论是医生还是护士，一概不戴口罩。护士穿白长褂，白长裤，包白头巾，都受过专门训练。她们的工作认真，效率高，和霭可亲，受到病人的尊敬。护士的工资不低，只要一出差错，每两年可升级一次。可以看出，她们是安心于自己的工作的。    医院的伙食从质量上来说是不错的。早饭有鸡蛋、牛奶和大饼。中午是米饭和鸡、酸奶，晚饭是米饭和牛肉等，食谱天天如此，一成不变。所有的病人，不管是肺炎还是痢疾，老太太还是儿童，都吃“大锅饭”。病人严禁吃从医院外边带来的食物，以防不洁，但是一律喝自来水和未经加热的牛奶这是伊朗人的习惯。    （本报特约记者刘幼兰德黑兰来讯）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七月二十七日报道，吸毒在美国已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现在除了对军人和运动员进行吸毒检查以外，许多大公司也开始对新雇员实行检查，以断定他们最近是否服用了非法的毒品，然后对工作作出评价，决定去留问题。    一些公司的负责人说，吸毒检查是要查出那些因吸毒可能造成事故或降低生产效率的雇员。他们还说，进行吸毒检查也许能制止整个社会滥用毒品的现象。    南加利福尼亚爱迪生公司负责人事工作的约翰·亨特说：“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大公司现在不进行吸毒检查或不认真考虑此事。”该公司在其一家核工厂的建筑工人服用可卡因、大麻和其他毒品的报道公开化以后开始对所有新雇员实行检查的。    亨特说：“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安全问题。我们不能让受某些毒品影响的人处于要害的工作岗位，不能让他们于危险的工作。”    很多公司认为，进行吸毒检查是对雇员本人负责，而且也是为了减少公司的保健费用。不过目前许多公司不愿公开议论此事，不愿详谈细节，认为谈这种事令人不快，而且这是一项新的计划，也许会有一些阻力。（三坤）

一对假夫妻    此时此刻，另一组调查人员在港口紧张地走访码头工人和船员，了解“彩虹战士”号周围是否出现过值得怀疑的人或事。目击者披露，在案发的当天，曾见到有一对男女，三十来岁，驾驶野营汽车多次出没于“彩虹战士”号周围。又有人补充说，他们是“一对夫妻”。    这对夫妻到底是何许人也？破案经验丰富的调查人员当然会立即抓住这条重要线索。他们马上行动，询问宾馆、饭店，检查码头、车站和机场的过往游人。两天后，即七月十三日，终于在奥克兰港找到了那对夫妻。丈夫若无其事地从兜里掏出两份瑞士护照，很有礼貌地递给面前的警察。一份护照上写着：“索菲—克莱尔·蒂朗热，女，三十六岁，教师”；另一份写着：“阿兰—雅克·蒂朗热，男，三十四岁，公司经现”。    面对这堂而皇之的身份证，老练的警察不禁皱起了眉头。还有什么可疑的呢？警察边想，边翻弄着护照，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破绽。一位警察准备将证件还给蒂朗热夫妇。然而，也许是出于不甘心或者是出于职业的习惯，那位警察最后又一次核对了证件上的照片和眼前的蒂朗热夫妇。就在这时，他突然眼睛一亮，发现照片和人似乎不完全相象。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疲劳和求胜心在作怪。可是再定睛一看，他肯定了护照是假的。于是，警察当即把这对“夫妻”扣下了。    经盘问，这一男一女确实不是夫妻，他们根本不姓蒂朗热，也不是瑞士人，而是法国人。他们的护照是偷来的。这时，警察又联想到小气垫船上发现的两个人的指纹。会不会与蒂朗热“夫妇”有关？检验结果，正是他俩的。    原来，蒂朗热“夫妇”是法国秘密情报组织——国外安全总局的两名军官。男的是阿兰·马法尔少校，系国外安全总局行动处阿斯普雷多航海基地蛙人培训中心的教官；女的是弗朗索瓦兹·普里厄上尉，多年来一直在国外安全总局情报中心任职。他俩于六月十七日途经伦敦飞抵奥克兰港，冒充瑞士旅游者。    事情取得了明显进展：被遗弃在海面上的气垫船与蒂朗热“夫妇”有关，而这对假夫妻又是法国的情报人员。那么，下一步——按照调查人员的假设    ——就得弄清他们怎样以及为什么要炸掉“彩虹战士”号了。（二）（施光耀）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九月一日电】由不结盟国家的各国通讯社联合经办的专门提供经过选择的经济和商业信息的机构——不结盟国家经济通讯联营组织于今天成立。    这个机构将提供信息，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不结盟国家的经济情况，以促进不结盟国家的合作。世界一些不结盟国家通讯社从今天起开始向经济通讯联营组织提供信息。从一些公司和机构所表现出来的相当大的兴趣及其愿意进行合作的态度判断，可以相信，参加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营组织的所有九十三个通讯社，都将参加经济通讯联营组织。    不结盟国家的各国通讯社可以通过经济通讯联营组织每天交换各种商业和经济信息，特别是交换有关不结盟国家发展计划和发展潜力的情报。

【新加坡《联合晚报》报道】随着电子元件不断发展，电子仪器已可放在跑鞋内测量和记录跑步者所跑的距离及消耗的能量。    此电子仪器是一个电子传感计秒表，只需装在右鞋的鞋跟内，跑步后，将鞋的电线接通电脑，电脑荧光屏便显示一个图表，说明跑步者在一段时间内跑了多远和消耗多少体能。    这种跑鞋由美国一名教授发明。

【香港《明报月刊》八月号文章】题：围棋在中国大陆（作者郝克强）    笔者第一次看中日围棋比赛是一九六一年。那次是日本的曲励起八段（当时）带了几位专业和业余棋手到北京与中国棋手对弈。结果日方全胜。    随着中国新一代棋手的进步，中日围棋交流在棋手水平和比赛规格上逐步升级，中方的成绩节节上升。陈祖德六十年代开始战胜日本的九段，聂卫平则在七十年代中期战胜藤泽秀行、石田芳夫等著名九段，在日本掀起了“聂旋风”。八十年代初，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与中国的棋手比赛，全部以专业棋手出场，名称也从一般的访问比赛改称对抗赛。一九八三年，以石田芳夫九段为首，来了四位九段、四位八段。今年，以坂田荣男九段为首，加强至六位九段、两位八段。去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日方派出了赵治勋、加藤正夫、武官正树等最强棋手出阵。为了使比赛更能真正显示实力，对抗性更强，从去年开始举行了三番棋赛和擂台赛。    如今，中国围棋的水平到底怎样？著名围棋家吴清源先生今年五月访问故土北京时说，中国年轻的棋手进步很快，已经赶上了日本的一流九段，但与几个“超一流”九段，尚有一点差距。最近以坂田荣男为首的拥有六名九段和两名八段的日本围棋代表团与中国棋手进行对抗赛，在三番战中，中方获胜（五胜、一和、一负），而总成绩则打平（二十六胜、二十六负、一和）。实战证明，中国棋手今天已经可以与日本的九段棋手分庭抗礼了。    日本几位所谓“超一流”九段，就是日本几个大的棋赛的多次冠军。一般说，有王座战冠军加藤正夫、十段战冠军小林光一、棋圣战冠军大竹英雄、多次本因坊战冠军武宫正树。还有两位非日本籍的著名棋手，即棋圣战、名人战冠军南朝鲜人赵治勋和本因坊战冠军中国台北的林海峰。中国棋手近两年来与赵治勋、加藤正夫、小林光一、武官正树交过锋，迄今未胜一局，应当承认是有差距的。    小林光一十段今年在擂台赛中连胜江铸久、邵震中、钱宇平。但棋无常胜，比赛的结局难以预测。仔细分析，“超一流”的实力固强，但在日本的大赛中，亦常败于被中国棋手击败过的其他日本棋手。    毛者以前看中日棋战，常有一种压抑感。每每棋未到中盘，已感形势拘紧。    这一两年，有了变化。中盘时局面开阔，回旋余地较大。中国古谱中的善战为传统棋风，至今在一些新手中得到发扬。    中国棋手要赶超日本，必得善于学习，又敢于创新，发挥自己的长处。中日棋手在棋盘上激斗，但气氛始终友好。每次局终，双方都认真复盘，相互探讨，指点得失，已成为一种习惯。这在观今世界的各种竞技中可以说是最文明的。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八月二十二日文章】题：麦克法兰已崭露头角（记者夏洛特·赛科夫斯基）    罗伯特·麦克法兰正在成为总统的精明强干然而又不锋芒毕露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在制订对外政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在国会休会和里根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度假的情况下，“伙计”麦克法兰这些天一直在前台活动，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使得他成了八月份许多报纸大事报道的人物：    ——最近，他与南非外长鲁洛夫·博塔在维也纳会晤，以表明除非南非政府实施改革以改变它的种族隔离制度，否则，里根将无法阻止国会采取制裁的行动。    ——在南非总统彼得·博塔随之发表了语气强硬的讲话之后，麦克法兰第二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代表白宫作出了审慎的答复，后来，他又出现在有线新闻广播网的节目上，对南非未解除紧急状态表示失望。    ——本星期，他又在圣巴巴拉向本地的民间团体发表讲话，强烈谴责了苏联在安全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并警告说，除非莫斯科改变它的作法，否则苏美关系将难以得到改善。    麦克法兰如此频繁地抛头露面，这与他在一九八三年十月首次接任此职时所表现出来的低调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麦克法兰作为一名前海军陆战队中校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他以满足于在幕后默默无闻地工作以及在官僚机构中排解各种纠纷而赢得了一个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总统助理的名声。    但是，特别是自从里根的第二届任期开始以来，麦克法兰逐渐发挥了更大的影响，起草立场文件、主持各工作小组的会议并参与处理贝鲁特人质危机这样的局势。如今，他经常出现于电视谈话节目上，在电视摄影机旁向报界吹风。    一些外交专家把麦克法兰影响的上升看作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他们说，起先，总统经常受到来自国务卿的压力，要他保证使国家安全顾问停留在一个“内部伙计”的位置上，而不是一个抛头露面，可以动摇国务卿地位的外交政策发言人。    但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势力却插了进来。例如，总统开始认为，国务卿只忠于他本人所领导的国务院，而国家安全顾问才是自家人。另外，安全顾问是一个与总统每天碰头的人物，因此能更多地了解到总统的秉性、兴趣以及他在政治上所受到的约束，包括那些来自除国防部和国务院之外各个部门的压力。    一位研究国家安全委员会情况的专家彼得·桑顿说：“这样，总统逐渐地把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看作比国务卿更可靠的发言人，因此。国家安全顾问最终开始露面。”    外交观察家们认为，虽然麦克法兰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但还不至于影响到他与国务卿舒尔茨的关系或者对里根所依赖的政府内阁体制构成挑战。在以前数届政府中，这两个职位的占据者之间的斗争与摩擦时有发生，比如基辛格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还有布热津斯基与国务卿赛勒斯·万斯之间的斗争和摩擦等。    但是，政府官员们说，在许多问题上看法相同的麦克法兰与舒尔茨之间已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协作精神。事实上，倒是国防部长温伯格看来已成为次要人物，因为加强军备的工作已趋于平稳，他无法再争取增加防务开支了。

【奥地利《新闻报》八月七日文章】题：红色的糖岛在债务危机的漩涡中（作者埃里希·霍尔恩）    不仅波兰和罗马尼亚，而且古巴的情况也表明，计划经济不能保证一个国家不发生管理不善和借大量债务的现象。古巴在一九八二年就不得不同它的西方债权人首次举行短期债务改为长期债务的谈判。这个国家所欠的总债务可能达三十五亿美元左右，其中约一半是有国家担保的贷款，其余是私人贷款。    但是，必须考虑到，加勒比地区的这个“红色糖岛”在经互会的伙伴那里也欠了很多债。至于债台有多高，谁都不确切知道。美国人估计，最高可能达一百四十亿美元，但这种估计可能过高。这个国家同东方经济共同体其他的弟兄们是密切连结在一起的。这些国家占古巴对外贸易的比例已达百分之八十五，而在一九七七年才占百分之六十七。    这样，卡斯特罗对苏联的依赖也增加了，苏联在贸易上占了绝大部分。据西方估计，莫斯科必须每天向这个中美洲盟国提供一千一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这种援助大多是这样提供的：古巴从苏联买到较便宜的石油，反过来则向莫斯科和其它经互会国家提供超出世界市场价格的白糖，众所周知，哈瓦那在同莫斯科结算帐目范围内用转帐卢布购买石油，而常常在世界市场上转卖掉，赚回硬通货。因为今年甘蔗的收成又不好，这个国家显然要到世界市场上买糖，以履行对莫斯科和其他东方国家的供货义务。此外，古巴百分之八十的出口收入来自糖的出口，所以糖的降价对这个国家是个沉重的打击。要搞大规模的多样化生产，特别是生产工业成品，这显然是困难的，并且受下述情况的妨碍，即古巴在东方有一个可靠的、人为地保持高价的食糖市场。因为古巴的工业产品在西方推销不掉，所以现在这个国家进行巨大的努力发展旅游事业，吸引西方的，特别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奥地利的旅游者。正在修缮现有的旅馆设施。    在其他投资方面，占主要地位的是同其他经互会国家搞一体化范围内的项目。对这些项目西方只能提供技术知识和个别的部件。这里所涉及的特别是扩大镍和钴的生产以及柑果加工等大型项目。去年在古巴召开的上一次经互会理事会会议上，人们答应增加对古巴、越南和蒙古这些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打算帮这些国家搞工业化，使之能达到同欧洲的其他经互会国家一样的发展水平。    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一次会议上要求负债三千六百亿美元的拉丁美洲国家拒绝还债，从而强迫实行一种新的经济秩序。他说，归还贷款从政治、经济和道义上来说都是没有道理的。他这样是不是也在向经互会暗示，应把债务变为馈赠呢？

【法新社曼谷九月二日电】新任命的民柬方面的主席乔森潘（五十六岁）是红色高棉领导人中最知名的人物。自一九八○年以来，他名义上一直是红色高棉领导班子的负责人。    红色高棉电台今天宣布任命乔森潘为主席。他曾以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民主柬埔寨抗越联合政府负责外交的副主席的身份，出访过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他以比他的其他红色高棉伙伴更为开明而著称。    他是五十年代初期在巴黎同波尔布特一道创建高棉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创建人之一。    一九五九年，他以一篇题为《柬埔寨的经济和工业发展》的论文毕业于巴黎大学，他开出的革命处方要温和得多。在返回金边后，他成了一名记者，并且曾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政府中短期担任过负责商业的国务秘书的职务，在此之前他曾当过议员。他一九六七年参加了波尔布特的造反活动。    在西哈努克亲王返回金边并提出辞职后，他于一九七六年担任了红色高棉的国家元首。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五日电】里根总统的政府现在把它在中东实现和平的希望寄托在约旦身上，但是在一份秘密研究报告中又告知国会，这个阿拉伯王国如“在和平进程中进一步往前走，其安全将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然而，美国政府建议武装约旦来加强它的信心，虽然约旦说，再次向美国购买武器也不能保证它会参加同以色列的和谈。    本社记者今天搞到了一份国务院的研究报告。    该研究报告说：“尽管沙特人一直坚决反对就使用其基地问题达成正式协议，但是他们说，如果需要用来对付苏联的侵略或者在发生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地区性危机时，他们将乐于向美国军队提供基地。”    这份盖有“秘密”印章的文件长达十七页，是由副国务卿施奈德在国会八月份开始休会前不久提交给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    该报告认为，中东的安全形势和美国对中东政策是“今后在（向该地区）出售武器方面作出决策的基础”。    政府向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出售武器的一揽子计划即将制订完毕，并且已开始非正式地向国会议员作简单汇报。    预料国会中一些坚决支持以色列的议员会竭力阻止这笔交易，他们会争辩说，这两个阿拉伯国家对和平并不真正感兴趣，而且，如果中东再发生一场冲突，它们可能会拿这些武器来对付这个犹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