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法国布雷冈松堡八月二十四日电】西德总理科尔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一致同意设立电话“热线”，以加强两国在防务和安全问题上的协调。    密特朗在同科尔进行会谈（共七小时）的间隙对本社记者说，他们已决定设立直接的和受到保护的电话线路，以促进通信。    他在谈到总的安全问题时说：“我们决定……法德在这方面的关系应该特别得到加深，我们的活动领域应该扩大。”

【西德《世界报》八月二十一日文章】中国在现代化政策调整了六年之后，现在以和平的力量、反对侵略和干涉的积极分子和贸易伙伴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中国最大的吸引力就在最后的这个问题上。当经济衰退的魔鬼再次在各国出现的时候，当原料价格跌到历史上最低的水平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的时候，中国看上去是世界经济的推动力。北京的外交政策重点不在美国和苏联，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同美国的关系是友好的，尽管它受台湾问题阴影的笼罩。在最近同苏联的六轮谈判中，同苏联的关系在转暖。    许多中国高级政治家代表团在过去几个月里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六月份，中国总理赵紫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和英国介绍了“新中国”的情况。    在印度，中国力图忘却一九六二年边界战争留下的不愉快的事。中国同缅甸和泰国的关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好。二十三年前，奈温在缅甸掌权，把缅甸引上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当奈温六月份作为中共的客人访问北京时，缅甸人打消了对中国的猜疑。    但是，历史的麻烦事和长年来形成的猜疑只能慢慢地消除。印度尼西亚认为北京对一九六五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试图搞政变也是有责任的。印度尼西亚至今还对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做法犹豫不决。不管怎样，印度尼西亚现在作出了初步的姿态：四月份，印度尼西亚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参加了万隆会议；六月份，雅加达决定同北京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    对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些重要的成果。因为亚太地区在它的全球战略中是最重要的。亚洲的亲缘关系是共性的天然基础。    苏联人在过去十年中把它的军事力量扩大到了这里。没有人能阻止他们这样做和阻拦他们。现在，中国和日本自然而然觉得阻止苏联的进一步扩张是它们的共同利益所在。中国党的首脑胡耀邦选择日本作为他访问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个国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两年前的事。今年四月中，他访问了南太平洋地区，访问了澳大利亚、新西兰、萨摩亚、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胡耀邦所到之处都把中国称之为未来的伙伴，和平与安全的保证。他要求区域性的团结和合作，目的是共同阻止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称霸。中国人从切身的经历中体会到受外国人的统治是多么痛苦。

【日本《朝日新闻》八月二十二日报道】题：东盟加速靠近中国，目的是要开拓新市场（记者土井、吉田发自新加坡）    据新加坡政府人士二十二日透露，该国总理李光耀将于九月中旬到下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毗邻的马来西亚的总理也将于十一月份访华，并已正式公布。李光耀总理访华的主要目的是扩大两国的经济交流，但是，东盟各国都看准了中国的市场，一致向中国靠拢，这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未来似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李光耀总理对中国的访问是自一九八○年十一月以来的第二次。据新加坡的外交人士透露，李总理访华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该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和贸易，估计还会就建交问题举行会谈。该国采取的基本方针是：“同中国建交的问题，在东盟国家中排在最后一个。”这是对印度尼西亚的照顾。因为，自一九六七年以来，印尼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一直处于冻结状态。    但是，新加坡正在着手稳步地大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今年五月，两国航空公司已开始互飞新加坡和北京，此外，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吴庆瑞就任了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为了摆脱今年以来迅速发展的不景气，新加坡经济界也看准了中国市场，显得十分活跃，在七月底和中国经济界人士举行的会议上，就建设中国的饭店和化工厂等项目成立了一百零六个合办企业。此外，两国的人员往来也从前年的一万二千人增加到去年的二万四千人，估计今年将一举猛增到四万人。

【埃及《金字塔报》八月二十二日文章】题：我国驻北京的大使（该报副主编刚从中国访问回国的萨米·德苏基）    埃及驻北京大使在进入外交界之前，曾是位经济学教授。    据萨利姆大使说，中国正在采取宁静的外交政策，并且尽力向邻国解释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不是扩张主义国家。    中国高度评价埃及在中东的重要性。中国认为，埃及是中东地区有前途的国家，没有埃及，中东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同时，中国并不否认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重要性。中国希望看到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和睦相处。中国已为这个目标作出努力。萨利姆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政策。    萨利姆在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时说，吹毛求疵者把矛头针对这个政策，但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新的开放政策是一项新的经济政策，而社会主义是一种哲学，他们能够既采取开放政策而又不放弃社会主义。    萨利姆大使还说，中国现在把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区别开来。这是一种新的外交立场。他们同印度和苏联存在一些政治问题，但这不影响这两个国家和中国之间高级代表团的互访。

【法新社莫斯科八月二十四日电】塔斯社今天报道，在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的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上，苏联几个工业部门的部长受到戈尔巴乔夫的“严厉批评”。    塔斯社说，他批评工业、建筑和运输部门对实行集约化反应“太迟缓”。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是主张实行集约化的。    他还批评这些部门没有鼓励科学技术进步和浪费人力财力。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一九八六年将是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开始进行“急剧变革”的一年。    戈尔巴乔夫在过去几个月里进行过类似的批评，随后有十名部长被撤换，其中绝大多数是经济和工业部门的部长。    【路透社莫斯科八月二十四日电】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今天命令高级官员为苏联的下一个五年经济计划草案提改进意见，戈尔巴乔夫刚从南方休假回到莫斯科。他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对部长们和其他领导人说，一九八六年对负责经济的官员们将是一个“严峻考验”。    塔斯社和苏联电视台都报道了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上发表的讲话，但是没有播发这次讲话的全文。这次会议讨论了迄今为止在起草一九八六至一九九○年的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    戈尔巴乔夫说，官员们应该继续努力改进计划草案。该计划将为苏联经济的各个方面提出一个广泛而又具体的纲要。这说明苏联当局对迄今为止的拟订下一个五年经济计划的工作并不满意。    一九八五年上半年的经济数字好坏掺半，石油和钢铁工业的产量仍低于指标，另外一些部门的生产情况则略有好转。

【美联社内罗毕八月二十四日电】乌干达新上台的军政府和主要的叛乱组织全国抵抗军今天宣布，双方商定将于二十六日在内罗毕开始举行和谈。双方还一致同意正式停火。    全国抵抗军二十四日上午向驻内罗毕的新闻记者散发了一项书面声明。有关和谈的消息就是在这一书面声明里宣布的。    肯尼亚政府宣布了拟议举行和谈的消息。

【德新处波恩八月二十三日电】题：德通社报道逮捕了一百六十八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间谍」    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从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到今年六月逮捕了一百六十八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间谍。在德通社这则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间谍失败惨重》为题的消息中说，这些事件没有导致同联邦共和国的关系产生严重影响，这只能归功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奉行的审慎的政策。德通这还说，「这件事可能联邦总理科尔也知道。因为他直接负责的部门是协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间谍机构，特别是联邦情报局的活动的」。

【美联社华盛顿八月二十四日电】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今天说，里根总统的政府声称苏联人在里根上台之前就开始使用化学粉剂跟踪美国人，企图以此来转移人们对自己反应迟钝的批评。    特纳从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说：“他们现在声称，长期以来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而我说，这是胡说八道。”    他接着说：“他们感到他们一定会由于没有早一点提醒人们注意这件事而遭到批评。”    特纳说，他怀疑苏联在一九八二年前就已使用这种化学药品。他还说，官员们大概感到“难堪”的是，他们在发现苏联使用这种化学药品之后没有较迅速地采取行动。    特纳说：“当时尽管我十分关心驻莫斯科使馆的安全，但是我从来没有掌握苏联使用这种化学粉剂的迹象。”他说，人们知道存在或者可能存在这种化学跟踪剂，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苏联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方使用这种化学药品”。    国务院一位官员说，当时没有人把这件事告诉特纳也许是因为使用这种化学药品的情况当时很少见，可是特纳不接受这种说法。    从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九年任驻莫斯科大使的马尔科姆·图恩说，当时也没有人对他谈起这种化学药品。他说，如果他得知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受到威胁，他会向他们发出警告的。    特纳说，也许是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的苏联公民把这种药粉撒在美国官员身上的。他说，最近发生的这件事“更加说明”不让那些（苏联）人在使馆工作是“重要”的。

【新加坡《联合早报》八月十七日文章】中国民用航空局成立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三十五年来，中国民航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在国民经济建设和对外交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民航的机群，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建国初期，只有少量的活塞式小飞机，一九五○年运输总周转量只有一百五十多万吨公里。今天已经发展到拥有国际上较先进的波音７４７——２００Ｂ宽体客货混合型等多种喷气式客机，八三年总周转量已超过六亿五千万吨公里。建立国际航线随着世界各国与中国建交的越来越多，中国民航与世界各航空公司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五十年代初，中国民航就开始建立了国际航线。六六年中国民航首次远航西亚和非洲。七十年代，中国民航相继开辟了中日、中法、中伊、中罗、中柬等航线。    一九七八年中国旅游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配合这一形势，中国民航又开辟了通往非洲、欧洲和亚洲一些其他地区的航线，如中埃、中德、中瑞、中菲、中泰等航线。迄今，中国民航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联系亚、非、欧、美和大洋洲的国际航线网，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空运企业建立了联运代理或业务往来关系。另外，有十六个国家的航空班机通航中国。航线不断增加中国民航经营的航线不断增加。一九五○年仅有十二条航线，运载旅客一万人；一九七八年发展到一百六十二条航线，载运旅客二百三十一万人。一九七九年，中国大大加速了民航事业的发展。一九八三年有国内、国际和地区航线二百零三条，航线里程约三十七万公里，载运旅客三百九十一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二十一条，通航二十个国家的二十四个城市。中国与四十多个国家签订了航空协定，中国民航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一百八十多个航空公司建立了业务关系。中国民航的飞机已经在世界九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九十一个机场起降。    民航教育训练目前，中国民航兴办了十多所民航院校；各种机型的空勤人员、航行管制人员、机务维修人员、运输专业人员，均由自己培养。一个由初、中、高三级配套，科目比较齐全，分布在全中国各主要机场的民航教育训练系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    中国民航积极发展为工农业生产和国防、科技服务的专业航空。目前，中国民航有一个工业航空服务公司和二十个专业飞行大队和独立中队，可以同时出动成百架飞机进行航空摄影、航空遥感、航空探矿、航空调查、农林业播种、除草施肥、防治病虫害、抗灾救护、海上服务等一百多项作业飞行。    迈入八十年代一九八三年，中国民航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保证安全的决定》、《关于提高运输服务质量的决定》和《关于贯彻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的决定》，不断进行企业的整顿、调整和改革，不断提高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水平，为中国民航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更大的努力。

运用价格和信贷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在改进产品质量问题上，价格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保在这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第一，增加价格的灵活性，使价格浮动直接取决于产品的技术水平。对有前途和有竞争能力的产品广泛采取加价的办法；对于质量不高和过时的产品，坚决降低出厂价格，甚至以成本价出售。    第二，扩大由生产者、商业组织和需求单位相互通过合同确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范围。同时，加强国家对价格的监督。对于不合理的定价，特别是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变相提价，坚决进行调整，非法所得全部收缴国家。    第三，在确定出口商品生产者的收入时，坚持以出口产品的最后销价为基础。    第四，只有那些经过论证确实具有高度技术和工艺水平、并能生产出优质高效产品的建设项目，方能得到基本建设投资贷款。银行有权改变贷款利率，根据采用最新科技成果创造的经济效益给予申请贷款者以优惠。经济单位如采购了劣质材料，或是向商业部门提供劣质产品，银行有权收回其周转金。收入分配同工作质量挂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使工资同工作质量挂钩，是保在改进产品质量方面采取的另一项措施，其做法是：    第一，职工个人的劳动报酬取决于其产品质量、采用科技成果、节约物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状况。如因生产者和有关劳动集体本身的过失而导致产品和服务质量低劣，它所付出的劳动不给予报酬，并要赔偿被浪费掉的材料。    第二，领导人和专家的工资，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们在采用科技成果、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赢利方面所做出的具体贡献。    第三，完善技术人员的劳动报酬制度；把迅速采用国内外先进科技成果、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作为确定他们工资数额的主要指标。    第四，业务干部如达不到其工作所要求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熟练程度，不许提级、提薪。改进标准化和计量管理工作具体做法是：    第一，按最新科技成果和国内外市场消费者的未来需求制定质量标准，确定产品规格。    第二，实行统一化和定型化，广泛利用定型工艺流程，不断提高产品的统一化水准。    第三，经济组织和企业有权制定并批准质量标准高于国家标准的标准化文件。    第四，为确保实行高效的计量检查方法，要迅速发展同研制和推广新产品、新工艺有关的计量方法和计量手段。健全组织机构加强质量监督为加强对质量管理工作的领导，保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专门设立了产品质量委员会，由国家、生产者、消费者和社会组织派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各级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加强质量监督，保护消费者利益。    保在质量监督方面的基本要求是：对产品的质量实行综合监督，它包括技术参数、外观设计、生产消耗和产品投放市场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从工艺上对产品的质量进行全面监督。每个生产班组都实行个人登记制度，以便根据登记结果计算劳动量和分析产品质量，追究事故责任，查找偏离质量标准的原因；加强对购进的原材料和零配件质量的检查，对出厂产品的质量也要进行严格检查；对出口产品的质量实行国家统一检查制度，未经国家监督机构的许可，产品不得出口；生产者对其售出产品有义务进行高质量的定期维修。（下）（张春荣）

人们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推动者，这场改革的目的是到二○○○年使工农业产量翻两番。邓坦率地承认，他的改革计划是对马列主义的许多基本原则的挑战。但是，他强烈否认资本主义在中国将取代社会主义，或者说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最终被西方企业和资本操纵。他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的目的，“但是，有些人忘记了‘社会主义，这个重要的形容词。”    邓及其支持者正设法甩掉指令性经济的羁绊，赋予地方企业的经理以更大的权利来处理日常发生的限产超雇、工资、竞争、质量管理、供应与需求和收集资本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是莫斯科从未认真地加以解决的问题。    目前，中国看来比最近几十年的任何时候都显得平静。它的经济改革的速度在加快，规模在迅速扩大。    目前，中国似乎还没有经济实验的蓝图，没有宏观经济的模式来指导哪些事行得通，哪些事行不通。在农业方面，人们实际上不懂得质量监督和冷藏。结果是：香港不买邻近福建省生产的桔子，而从加利福尼亚进口。在工业方面，中国的自动化程度大致相当于日本三十年代的水平。对于机器人、信息技术和先进的电脑系统设计，他们认为那是将来的事。（下）

【匈牙利《经济》杂志（季刊）今年第一期文章】题：确定企业领导人物质利益的基本原则（作者波尔加尔·米克洛什）    企业领导人是企业经营的关键人物，建立适当的物质利益制度，采取正确的奖励措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我们设想了一种与以前的做法根本不同的企业领导人物质利益制度。这种制度不是单纯地把企业领导人看作是中央经济领导机构意志的执行者，而还要把他们看作是代表独立的经济利益并在经济上发挥作用的人。    一九六八年规定的第一步，就是根据对企业的生产成绩所起的作用把企业职工分为不同的类别。职位较高的领导人、重要生产单位和处、科的负责人以及承担重点技术    ——经济任务的人属于第一类；中层领导人、独立担负重要工作的技术——经济管理人员以及直接领导生产的人属于第二类；除了上述人员外，其他的人都属于第三类。一、二、三类的人年终的现金分红最多可以分别达到他们全年工资的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十五。    实行新规定的原因和目的在于：进行以市场为基础、能创造利润的经营活动。为此，第一步就是把个人的收入与企业的成绩（利润）挂起钩来，以促使企业职工尽量多地创造利润。    取决于盈利的收入比例增加了，换句话说，即浮动工资在收入中的比例扩大了，这是有好处的，因为浮动工资比固定工资更能促使一个人去好好工作。    在确定企业领导人物质利益制度方面，一九七六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把企业领导和一般职工的鼓励制度严格区分开来。在这种奖励制度中，与生产成绩联系在一起的奖金和把对工作总的评价作为基础的酬劳金是一种新的成分，企业领导人的奖金和酬劳金的来源不是分红基金，而是工资基金，规定奖金最多相当于全年基本工资的百分之三十，酬劳金最多相当于基本工资的百分之二十。

【保加利亚《视线报》八月十九日文章】（作者该报对外政策评论员恩·戈斯波丁诺夫）中国官方的公式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外交路线必须保持独立。然而，如果纯粹从统计学的角度看问题，人们可以发现一些微妙的地方。比如，光是近几个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访问了五个太平洋国家，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总理赵紫阳也访问了西欧的几个国家。另外一个中国高级代表团又访问了日本。李先念主席早就开始准备对美国的夏季访问。    此外，每个月还有许多个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    培训经济方面的管理干部同样是中国特别关心的事情。我所访问过的企业，几乎都能遇到在美国、日本、意大利或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过专门训练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经济人士。根据外国报刊的材料，有二万二千名中国专业人员被送到各西方国家去学习，其中去美国的是一万人，但是派往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人数，同上述数字相比，暂时还只是象征性的。    在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下述事实是令人高兴的：近年来，苏联一中国的国家、经济、文化和体育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尽管离完全的正常化尚远。    对待保加利亚，我发现普通人和工厂的经济领导人由于我们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成就，而对我们怀有巨大的兴趣和真诚的尊重。    中国号召经济、军事和其他生活领域的领导职务，应由确有实际能力的年轻人担当，这引起了那些仍然固守于昔日领导作风的人的不满。除了党的最高层的许多人事变化外，在省委和军内目前正在进行所谓“整党”，其目的是清除党员的“不良倾向”。    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新风也带来了另外一些现象，其中之一叫做“精神污染”。今年五月末，中共中央总书记号召中国的作家和艺术界人士，要献身于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任务。在不否定创作自由的前提下提醒这些知识分子，同西方金钱和机器一起涌来的还有同社会主义道德和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

在斯里兰卡期间，我有机会访问了当地土著居民——伟达人。    按其生活方式，伟达人可分两种：森林伟达人和村庄伟达人。森林伟达人只有到鸟兽同居的深山丛林里才能见到他们的踪影。他们虽处在二十世纪的文明时代，却与世隔绝，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他们以洞穴、岩石作为栖身之处，以树皮作为遮体之衣，以野生植物、蜂蜜和兽肉果腹。这些人性情凶悍，举止粗鲁，一般人都不愿接近他们。我所访问的是村庄伟达人。他们同僧伽罗人接触较多，影响颇深，早已离开丛林，住在丘陵和平原地区，以农兼狩猎为生。他们较温和，好接近。    在伟达人村看到，他们住的都是茅棚。这一家棚子不大，约十五平方米，用树干作柱，枝条和枝叶编织成围墙，很矮，没有窗户，只有几个出气口，大白天也是黑乎乎的。屋里有几个树墩子，几把锄头、镰刀、石块、弓箭等工具，既无桌子，也无床铺；一边有几张席子，旁边有几件衣服和杂物，显然那是他们睡觉之处；一个角落里堆放一些玉米、山芋、瓜果、土豆等，那是粮仓；屋外，有个用石块垒成的小炉灶，灶上放着一个熏得漆黑的旧锅，旁边有几个盆罐，还有一些树干、树叶、杂草等，那是他们的厨房。    他们以狩猎和种地为生，所获猎物放在火上烤熟，然后放起来慢慢食用。收获的山芋、玉米也煮熟吃。过去，他们用藤将树叶、兽皮串起来当衣服穿，现在也穿布料衣服，女人穿短衫，围裙。他们将兽皮、粮食拿到僧伽罗村里，换回需要的用品。    伟达人婚葬习俗与僧伽罗人不同。他们实行一夫一妻的姑舅表婚制，就是说，一个姑娘，可嫁给她父亲的伯母、叔母、姑母、舅母、姨母的儿子。但在叔伯兄妹之间是禁止通婚的。伟达人婚姻自由，关键取决于姑娘。当小伙子看上了一位姑娘时，就请自己的父亲去见姑娘的父母，后者就征求姑娘意见，如同意，双方父母一起协定成亲日子。婚礼前，新郎向新娘家赠送鹿肉、牛肉和蜂蜜等礼品，新郎新娘也互赠信物。婚礼那天，女方家用鹿肉、牛肉、蜂蜜招待亲友，村中的族长为新郎新娘祝福。然后，新人同跳祈求舞，以求两家祖宗保佑。婚礼后，新人离开父母，另立门户。按母系社会习俗，他们的儿女属新娘所在的氏族，子女继承母亲家财产。    伟达人的葬礼很独特。当一个人死去时，亲友用树皮裹尸，在丛林中挖深坑土葬。当尸体放进坑里时，家人哭泣，亲属默哀，村里老族长为死者致哀歌，亲友们用双手捧土，掩埋尸体。哀歌大意是：“不幸的人啊！你离我们而去，你不要忘了我们，你的幽灵要时时跟随我们，保佑我们。”    伟达人的起源至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从伟达入的体形特征看，很象南印度丛林中的达罗毗荼人，与东南早期的居民亦有相似之处。从地质学的观点看，在数百万年前斯里兰卡与南亚次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并没有现在的保克海峡，因而，这一带的动物和人可以自由往来。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斯里兰卡和次大陆脱离时，一部份人和动物就留在岛上，这些人就是现在伟达人的祖先。（李政）

【美国《时代》周刊七月十五日文章】题：马萨伊人已届成年    自从苏格兰探险家汤姆森在一八八四年发现马萨伊人以来，他们一直是闻名于世的猛士。他们迄今仍有这个名声。马萨伊人大概是非洲最出名和被人拍照得最多的部族。游客可以在象内罗毕以南一百五十英里的国家公园那样的肯尼亚禁猎区看到他们。高大、威严的马萨伊牧人手持长矛守卫他们的牛群，成为他们的民族抗拒变革的自豪象征，而与此同时，非洲有许多别的民族却纷纷失去了自己的特点。马萨伊人能不能继续完整无损地保持他们的自由和传统？让我们到肯尼亚腹地的洛伊塔山区，看看马萨伊人如何举行标志成长过程中重大阶段的仪式吧。    举行这种仪式的马尼亚塔（村子）是专门为此而修建的。这是一些在杂草丛生的山头上用枝条编织和牛粪抹墙的茅草房。    从东方出现了一头角长两英尺的牦牛，牦牛身旁跟随着七个马萨伊长辈。在牦牛快接近村子时，突然有五百名左右穿红色宽短上衣的青年冲向这头大吃一惊的牲畜。有些青年倒在地上陷于昏迷状态，口吐白沫，发出象牲口般的吼叫和呼喊。一个瘦削的青年跑步向前，抓住大黑牛的左耳，然后抓住那对巨大的牛角，在胜利中高呼他的氏族的名字。    这头遭到突然袭击而惊慌失措的牦牛纵身跳进了小溪，身上还挂着这个“被挑选上的青年”。一群狂热的青年紧紧追上，每人都决心要抓到牛角。这是为成为勇武男子而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牛在水里扑腾，身上到处是正试图把它撕成碎块的年轻人。这时那几个长辈跑上前来救援。牛是马萨伊人最敬重的东西，因为它强大有力，是马萨伊经济的主要依靠。这几位长辈挥鞭把青年打跑，然后把牛赶上山关进畜栏。要是这些年轻人真的杀了这头牛，这个部落就会在今后的年月里丢人现眼，失去体面。新的一代马萨伊勇士就是用这种简短的、暴烈的仪式锻炼出来的。    参加仪式是马萨伊青年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在仪式中所体现的一个对几乎所有非洲文化来说都很常见的主题是：生活的旅程就是在诸如青春和年岁、本能和理性、激情和克制、权威和自由之类相互对立的力量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这五百名仪式参加者一到达便分成两组：红组和黑组，代表神的左右手。他们在九天中大部分时间用来聚会和社交，直到最后莽撞地涌去抓牛角这一行动把他们联结起来。第二天便把这头牛宰了，作为供奉恩卡伊（神）的牺牲，因为马萨伊人认为恩卡伊把他们创造出来是为了统辖全世界的牛。    仪式结束后，参加者回到各自的村子后把头发剃光，举行割礼。这时他们才能被称为摩兰（勇士），而且只有这时候才有权婚娶和参与决策。在马萨伊的所有价值标准当中，几乎没有比勇敢、耐久和吃苦的能力更得到重视的了。在洛伊塔山区，勇敢并不是一种无谓的美德，因为马萨伊牧人仍然不时会碰上狮子等食肉动物，而且为了得到肉食要从事远距离的狩猎。马萨伊人的这种日子现在看来已不长了。    他们在英国统治下失去了一半的土地。一九六三年独立以来，政府已把马萨伊保留地吞并了三分之一，为的是建立狩猎公园和居民区。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因为干旱和牛瘟流行而被马萨伊人卖掉了。有人担心这个部族对变革的抗拒，可能会导致部旅的客。马萨伊人要在今天的肯尼亚繁荣昌盛，就需要更多的教师来教育年轻人，需要更多的兽医来制止牲畜疾病的蔓延，需要更多的律师和公职人员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洛伊塔马萨伊人决心抗拒政府要把他们残存的保留地分割成私人拥有的地产的努力。理由很简单，马萨伊文化的核心是所有土地属于村社这个概念。

非洲西部的几内亚笃信伊斯兰教，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境内住有苏苏、富拉、马林凯等大小部族二十多个。各民族的婚俗虽然不尽相同，但对男娶女嫁都很讲究，别有情趣。    苏苏族的传统婚姻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信条，不许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如果某位小伙子看上了一位自己中意的姑娘，绝对不能当面向她倾诉，要回家禀告父母，让他父母或叔伯出面，去姑娘家拜访她的父母，申述来由和小伙子的长相、秉性，并向姑娘的父母奉上事先准备好的可拉果，如果姑娘的父母收下了可拉果，则表示同意这桩亲事。这时，小伙子的父母要带上可拉果，亲自挨门挨户地拜访姑娘家所有的亲戚，礼拜之后，就开始为儿子盖新房、操办彩礼了。待一切都操办完毕之后，小伙子的父母要第二次登门拜访姑娘的父母，奉上可拉果，表示万事俱备，只等新娘过门。于是双方父母给儿女订下结婚的具体日期。在苏苏族，男女结婚前须行割礼，否则是禁止结婚的。苏苏族的婚礼一般定于下午四点在清真寺举行，由阿訇主持。    在几内亚森林区的一些较小部落中，新郎在结婚前是不给未婚妻家送彩礼的。结婚时，送给新娘一、两件衣服即可。姑娘一般在十岁左右与人定亲。定亲后，小伙子每年要到未婚妻家帮助备耕、种地和收割，直至姑娘长到十七岁。可拉果在几内亚森林区的某些小部族中是定亲的信物。如在格尔泽族中，如果小伙子看上一位姑娘，要托人或亲自给姑娘的父亲送去十颗可拉果，表示求婚；姑娘的父亲如果同意，要回送十颗可拉果，否则就是不同意。然后，姑娘的父亲把女儿叫到跟前，征求她的意见，如果姑娘本人也不反对，父亲叫她吃上一颗可拉果，然后再叫她把吃下去的可拉果吐出来，如果女儿表示无法时，父亲就会对她说，吃了人家的可拉果，就等于收了人家的聘礼，是不能退还的，这桩亲事就这样定了，不能反悔。    在基西族中，男女双方定亲的信物也是可拉果，但不是十颗，而是四颗。由于几内亚森林区的各部族大都不信奉伊斯兰教，而信奉拜物教，因此，他们的婚礼只在家中举行，由家族中的长者或村里德高望重的人主持。    此外，在居住在几内亚沿海地区的那鲁族中，存在着一种古老的交换婚姻，即向某家求婚的男子要保证把他妹妹或一亲属嫁给该家的一名男子。如果定了亲的小伙子，在没结婚前死了，他的弟弟要代替他；如果他的未婚妻在结婚前死了，由未婚妻的妹妹顶替。（本报特约记者张振义、王朝文科纳克里来讯）

【美《华尔街日报》六月十八日文章】十三岁的罗森    ·斯托瓦尔只有四点七英尺高，但是在三亿美元的电子游戏业中，却是一个高大的人物。他在得克萨斯州阿比林的住房写的电子游戏评论在家用软件业激起涟漪。在过去三年中，他每周通过报业辛迪加发表的专栏文章有二十家报纸刊登。二百一十个城市的观众经常在每周的大众电视节目《新技术时代》上看到他。去年，道布尔戴公司出版了他一百四十页的评论集，名为《家庭电子游戏论文集》。    罗森的钱稍多了一些：这本书使他得到一万美元，电视台上季给他八百五十美元，专栏文章使他每月得一千二百美元。经常约定的谈话也增加了他的收入，他把一部分收入存起来，一部分用来旅游和购买设备。    大家都想同罗森谈谈。布罗德邦德软件公司希望罗森检查一个旨在使儿童从《世界年鉴》中寻找事实的新奇游戏。斯平内克软件公司想请罗森吃饭，听他讲对在电子游戏中做商业广告的看法（罗森认为这是可行的）。伍德伯里软件公司要罗森评判奖金为一千美元的故事创作竞赛，竞赛者要根据该公司的程序创作神话故事。罗森说：“我可能更有兴趣自己参加。”    回到阿比林，罗森试图考虑专业以外的事。他骑自行车，踢足球，同妹妹詹尼弗玩，欣赏他最喜欢的歌手马多娜和劳珀的歌声。他卧室的墙上挂着几张电子游戏的广告，但是更引人注目的却是阿比林精神健康协会因他一九八一年的杰出成就而授予他的一个奖品——本尼读书比赛奖。    他的工作室有六百台电子游戏机和五台家用计算机，另有三台计算机和七台电视电子游戏系统分散在他五间一套的住房里。朋友来了，他就设法离开工作室。他解释说：“我不希望感到这是他们到我家来的唯一原因。我喜欢玩电子游戏外的其他东西。”

据路透社报道，墨西哥最近出动一万名军警扫荡墨西哥北部的鸦片、大麻种植场。据墨西哥官员说，这是墨西哥采取的一次较大的扫毒行动。墨西哥有关方面出动了四十一架直升飞机、十一架飞机和一百八十辆汽车进行了软长时间的侦察。墨西哥北部种植的鸦片和大麻大部分偷运到美国。自一九七五年以来，墨西哥和美国协同进行扫毒工作。这次扫毒行动显示墨西哥决心在种植阶段将毒品铲除。

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菲律宾中部一名注重身体形象的军区司令，最近下令肥胖的警察节食，并不准他们在公共场合值勤。地区司令部发言人说，如果有关人士能在一个月内达到减肥标准，将被送到地区的训练中心受训，以保持身段。

据路透社报道，西德波恩在一所已废弃的纺织品仓库建立的妇女博物馆已经四年了。目前这家博物馆正在举办四周年庆祝活动。博物馆创办人之一的玛丽安妮·皮岑说，博物馆内收藏有专门讲述妇女历史的档案，有妇女艺术家的作品，有影响妇女健康问题以及治疗方法的图片展览，还设有一间健康商店和一个名叫“夏娃”的妇女通讯社。

据美联社报道，最近，英国王储查尔斯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访问时说，他有很多顾虑，经常要确保自己不做错事，要尽量保持生活上的平衡。他说，“表面上我已得到我所需要的一切，我不能做出任何抱怨，但同时处于我这个地位也确有很多不利的事……所以，我并非称心如意。”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广播公司最近宣布，英国电视观众将有幸能通过电视机「游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十号的官邸，为了配合今秋唐宁街十号官邸启用二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英国广播公司破天荒第一次获准进入这座大厦拍摄，英国电视观众将得以一窥撒切尔夫人及其夫婿的家居情况。

据印尼报纸报道，印尼一名五十三岁的建筑承包商，有子女七人，欠下七千万印尼盾的债务，迫于无奈，声言若有人替他还债，自愿出卖身体的一个器官。这个居住在印尼中爪哇文化名城日惹市的建筑承包商，早已把家中财物变卖精光。他说，他已征得妻子儿女的同意，只要有人替他还债，他愿出卖一个肾、肺、眼球或一只耳朵，也愿意放弃自己信奉的基督教，皈依接受器官者的宗教。

据印尼《希望之光报》报道，印尼南苏门答腊省苏柯哈佐村一个居民，为了逃避债务，爬到一棵椰子树顶上生活。四十二岁的多希兰在一九八四年一月爬上高达二十米的椰子树顶，任凭当地官员一再下令，他的妻子忧心如焚地呼唤，他始终拒绝结束这一「自我流放」。该村村长说，他曾拿枪威逼多希兰下来，但他竟然不为所动。

【法国《解放报》八月二十一日报道】题：贝鲁特——正在毁灭的首都（作者马克·克拉韦茨）（原文提要：在贝鲁特，战争并不象这样可怕吗？是的，黎巴嫩人在每次轰炸之后总是设法堵住突破口。但是，富裕、勇敢和美丽的首都已只是一些废墟和濒于毁灭了。）    人们向从贝鲁特回来的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一样的：在贝鲁特还有一座未倒塌的大楼吗？还有一条未受破坏的街吗？还有一座能住病人的医院吗？应当回答说，市内各区几乎都带有十年战争的创伤。遇上好天气（即在没有暗杀、炸弹爆炸和交火的日子里），东西两区的贝鲁特人都去海滨玩，商店是顾客盈门。饭店里菜饭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顾客却能受到令人满意的招待。    另一种不好的回答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如果这种回答是真实的    ——的的确确是真实的，那么其余的一切都变得可疑了。所谓一切，就是指我们对战争的悲惨报道。    究竟怎样回答呢？这座城市是难以摧毁的呢，还是民兵们由于愚笨而未能把一切砸烂呢？在一九八二年的以色列—黎巴嫩—巴勒斯坦战争之后，认为自己是“公正”的观察家们    ——不象驻贝鲁特西区的特派记者那样——走马观花地参观了城市。他们看到商店营业和漫不经心的居民站在完好无损的房屋前，因此感到“战争并不是如此可怕”，并感到我们对以色列轰炸进行的使人吃惊的描写引起了许多不好的偏见。每次空袭确实只是破坏了少数的楼房，在公正的观察家们参观的各个区里就是如此。    在每次冲突之后，能干的黎巴嫩人总是设法清除废墟，拆掉无法修复的建筑物，并进行新的建设。大家都知道，从前的市中心已不再存在了，那里野草丛生，每天夜里都要遭到两派大炮的轰击。把东西两区分隔开的“绿线”比柏林墙更可怕。此外，还有不断遭到各派打击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南郊的断垣残壁。这些废墟是清除不掉的。    但是，正在逐渐毁灭城市的并不是这些破坏。贝鲁特曾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唯一享有一切自由的首都。这样的贝鲁特正在逐渐消失。贝鲁特国际机场今天已被所有的外国公司抛弃了。大饭店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的风暴中消失了。贝鲁特大学的可与西欧最好医院相匹敌的医院，现在已被各派弄得乱七八糟。

【法新社新德里八月二十日电】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理之一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今天庆祝了他的四十一岁生日，但他要求政府不要搞庆祝活动。    甘地的办公室说，甘地已经要求他的国大党（英迪拉派）和政府不要庆祝他的生日，而是建议他们发起一场反贫穷运动。    报纸刊登了关于甘地生日的简短的报道。观察家们说，这种做法同他为纪念他母亲、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的诞辰时的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美国《纽约时报》八月十一日文章】题：危地马拉军方退位也许是策略（詹姆斯·勒莫因发自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军队的资金、招数和时间都不多了。实践证明，三十年来几乎一直统治着国家的军人没有能力对付自一九三○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他们认识到，他们在用过时的装备打游击战，而公众的支持减弱，外国朋友也少了，这是由于军政府在上流国际社会中越来越不受欢迎。    为了躲避困境，军队打破惯例，鼓励十一月选举文人总统。美国官员对这一举动表示支持，危地马拉政府首脑奥斯卡·梅希亚·维克托雷斯将军说，他已得到保证，一旦文人上台，美国就将增加援助。但是许多人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知道军方是否会允许新总统拥有实际权力。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比尼西奥·塞雷索·阿雷瓦洛说：“军队打算交出政权。但是需要做出实际努力来减少目前集中在军队手中的权力。”    自从一九五四年中央情报局策划和支持的政变使右派军官及其支持者上台以来，军队一直支配着危地马拉的政治生活。军队与实业界的保守分子联合在一起，或者偷偷摸摸地搞选举，或者让候选人不参加竞选，或者干脆杀掉潜在的对手和批评家。一九六六年，一位名叫胡利奥·塞萨尔·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的文人当选总统，但是他很快被迫把大部分权力交给了军队。危地马拉政界领导人担心这一幕会重演。    军队的影响通过由军人领导的军事化委员会“联合机构协调委员会”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委员会掌管着国家百分之八十的地方事务。这些委员会由过去独断专行的部门指挥官负责。如果某位指挥官不友好或者能力不强，用一位专门研究军队事务的外国外交官的话来说，在他管辖区的人算“倒霉”。另一位外国特使说：“我们谈论的这个国家是西半球最接近于封建制的国家。军队指挥官有自主权，他们只受到职务调动的惩罚。”    随着竞选越演越烈，政治上的暴力行动可能增多，军队内部也有可能出现派别之争。一位外国官员说，在过去三个月里，有四起政变阴谋，就连美国大使馆都特地对军方说，政变将影响美国援助。美国大使阿尔韦托·彼德拉说：“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人干扰和平进程。”    一些里根政府官员指出，危地马拉可以效仿萨尔瓦多。但是在萨尔瓦多，迫使军方指挥官给文人政治家一个机会用了三年时间。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七月二十九日文章】题：希望与理想    ——莫斯科街头的四种声音    苏联今天境况不妙。苏联人民在努力克服经济摇摆不稳状况。苏联领导人使人民产生希望，但又使人民的希望化成泡影。苏联当局不时地告诫人民警惕美国的军事威胁。苏联并非一直是这种状况。就在二十五年前，整个社会情绪高昂，人们满怀期望。    赫鲁晓夫曾许诺说苏联在经济方面会超过美国。他说过，到一九八五年，住房、午餐、公共交通、医疗和教育都将实行免费，个人的机会将无穷无尽。他的这些许诺今天大部分仍然只是理想。现在；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在努力推动停滞不前的国家前进，正在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苏联人民怎样看待共产主义制度呢？对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有何想法呢？普通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呢？为了寻找答案，本刊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尼古拉斯·达尼洛夫采访了苏联各阶层颇具代表性的四个人，他们是年迈的家庭妇女、艺术家、共产党高级官员和一位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对别种生活一无所知    米哈伊洛夫娜·彼得罗娃今年已经六十八岁，出生于革命年代。丈夫一九七九年因心脏病逝世后，彼得罗娃一直孀居，靠不多的养老金维持生计。她现在同已经成年的儿子住在莫斯科的一幢大楼里，共有两间住房。    彼得罗娃辛苦了一辈子。她说，如今靠一个人的工资根本不可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在回顾她自己的家庭生活时，她说：“我们积攒不下钱，习惯于挣多少花多少。我们不搞歪门邪道。我们老老实实地过日子。我们不愁吃不愁穿，但家无积蓄。”    苏联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吗？彼得罗娃直言不讳地说：“我才不相信呢。至于说免费服务，我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不大相信真的能做到。这样做对政府不会有好处。要实行这些免费服务，必须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我没在革命前生活过。我对别种生活一无所知。从开始记事时起，我就认为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害怕犯错误    弗拉德是莫斯科的一位艺术家。弗拉德今年三十八岁，一家五口，夫妻俩加三个孩子。他的生活并不顺遂。他被拒之于官办的美术协会的大门之外。    弗拉德说：“我还算幸运，因为我的父亲是个大人物，他在政府部门供职，干得很不错。苏联的大人物有专门的商店，他们可以在那里买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的商品应有尽有，而且不用排长队。父亲为我们购买一切必需品。其他有小孩的家庭怎么过日子，我简直无法想象。”    弗拉德说：“我告诉你，我的岳母在一家食品店工作。通过她我发现苏联确实存在着一些惊人的现象。每天中午休息和下午下班的时候，她都带回家一大包价廉物美的食品。冬天她能按政府规定的一卢布左右一公斤的牌价买到西红柿，这个价格只是农贸市场上的价格的十分之一。    在谈到艺术自由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时，弗拉德说：“我有充分的创作自由。除了一些最根本的规定，如不许画希特勒的画像以及色情和反苏内容的画外，苏联确实没有给艺术家规定多少成文的检查条例。”    “但是你知道，由于经历过斯大林时代，我们大家都心有余悸。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担忧。我们大家都害怕犯错误。这种担心自然而然地变成一种自我检查。我们大家的内心里都有一种潜意识压抑力，特别是中层管理人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