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八月二十一日文章】题：经济舞台（日本野村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福岛）    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开始了经济起飞：中国终于开始扎扎实实地搞现代化了。这种努力长期坚持下去，可能对世界经济和战略力量对比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潜在的好处大概会对日本和美国产生最重大的影响。虽然这两国的企业必定会在中国市场竞争，但是两国政府的领导人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他们都有利，从而制定共同的政策目标。    诚然，中国最近出现了放慢进口速度的迹象，发展计划大概会受到间断的外汇储备危机和必要的调整的妨碍。但是日本政府和企业领导人预见到这些停顿，未来再出现这种情况不会造成多大影响。    日本公司从长远的观点看待中国，因为它们意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走几十年崎岖不平的上坡路，才能实现工业化。只要中国缓慢但是持续不断地向现代化前进，并且摆脱不符合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日本人就不会被中国偶然的起伏所烦恼。    诚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过去极力以革命的方式发展（如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但是他们终于意识到吸收一些资本主义成份是加快发展和现代化所必要的。    中国的目标是，通过鼓励家庭消费，利用市场途径和促进出口，在二○○○年使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五位。据中国计划者说，工农业产值每年要增加百分之七，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年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鉴于中国的低收入水平和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许多专家认为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是可能达到的。    日本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中国在一九八二年左右跨过了现代化不能后退的临界点。虽然外国人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影响相当有限，但是外国贸易可以加快或者放慢中国的发展速度。    这意味着西方在前面有着空前巨大的经济机会。    迄今为止，日本一直是这个新边疆的主要受益者。中国有日本缺乏的剩余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但是缺乏技术和资本，而日本愿意出口。日本现在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一九八四年向中国的出口增加百分之四十，达到八十六亿美元；从中国进口五十三亿美元。美国的数字分别为三十八亿美元和二十三亿美元。    扩大美中贸易的巨大机会还未利用。中国并不想依靠日本一家提供资本货物和现代技术，而美国在这方面的出口能力大于日本。从基础结构的投资到在经济特区开现代化的工厂，更不用说对金融和教育事业的巨大需求，两国不应忽视这条正在升起的新地平线。    中国的十亿人民正在努力增加收人，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使世界经济和政治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    第一，它最终可能大大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二，它可能表明同资本主义结合的非苏式经济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从而削弱苏联的影响。第三，如果一切顺利，中国可能成为继日本以后第二个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同时保持非西方文化特点的国家。这可能对非西方国家产生更大影响。    中国的未来对美日关系很大，它远远超过了利用所谓的中国牌对付俄国人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主要是日美在对华政策上的争端。今天对华政策对美日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重大，需要双边不断给予注意。

【法新社新德里八月二十一日电】政治观察家和外交官们今天在这里说，锡克教领导人隆格瓦尔被暗杀，使锡克教的阿卡利党温和派失去了唯一的领导人。    他们说，隆格瓦尔的死也使拉·甘地总理在为平息旁遮普邦的动乱而作的努力中，失去了一位极为重要的谈判对手。    观察家们说，隆格瓦尔在过去的四个月中已成了阿卡利党的无可争辩的领导人，成功地孤立了该党的激进派。    隆格瓦尔在七月二十四日同拉·甘地签署了一个协议，它为旁遮普邦恢复正常铺平了道路。    据议员和锡克教的著名记者库什旺特·辛格说，隆格瓦尔之死已使锡克教的领导层中出现了“完全的真空”，并使这个协议岌岌可危。    他说：“它把一切都打乱了，前景完全不可捉摸。”    政治分析家们说，阿卡利党内出现权力真空只会对党内的激进派有利。    他们说，自从拉·甘地提出了使旁遮普邦恢复和平的倡议以来，激进派已失去了很多地盘。    分析家们说，隆格瓦尔被暗杀和在过去两个月里拉·甘地的国大党内有三名领导人被杀死，这表明激进派仍有能力在新德里和旁遮普进行暴力活动。    一位外交官说，尽管在旁遮普实施了反恐怖法，在那里驻有几万名警察和士兵，但联邦政府仍无法保证高级政治家们的安全。

【美联社雅加达八月二十二日电】越南外长阮基石今天在这里说，他和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外长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    两位外长在外交部举行了两次会议以后，阮基石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些进展是很令人鼓舞的。”    阮基石不肯透露会谈的细节，但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如果与我上次会谈相比，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我们之间的分歧已经缩小了一点儿。”他说，关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踪人员问题的讨论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他说，他预料即将举行的越美战争失踪人员问题的会谈“将会取得成功，因为双方都有良好的愿望”。    阮基石说，他已经邀请穆赫塔尔访问河内，以便举行进一步的会谈。他说，访问日期将通过外交途径来安排。    他说：“现在这个阶段是一个很敏感的阶段。我想，对于我们的共同点或者分歧，最好什么也别说。”    当有人问，为什么越南把从柬埔寨全部撤军的日期定在一九九○年时，阮基石说，到那个时候“柬埔寨人民将会有足够的防御能力了”。与此同时，虽然穆赫塔尔不想对解决柬埔寨冲突是否已取得任何进展一事发表评论，他还是说，越南已不再反对从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撤出它的军队的意见。    他说：“我认为我们只是在撤军的时间安排和条件方面存有分歧。”

【路透社突尼斯八月二十二日电】外交人士说，突尼斯今天命令武装部队处于戒备状态，这是对来自利比亚如下信息的回答：利比亚扬言要在突尼斯和利比亚这两个邻国之间不断升级的争端中使用武力。突尼斯已勒令大部分利比亚外交官连同另外二百五十多名被谴责进行间谍活动的利比亚人离开突尼斯，这是对利比亚驱赶二万名突尼斯移民的一次报复行动。    外交官们说，卡扎菲在给突尼斯当局的信中扬言，突尼斯如不停止他所说的反对利比亚新闻宣传，利比亚就要诉诸武力。    利比亚天天在驱赶突尼斯工人。突尼斯电视台突出地报道了被驱赶的突尼斯工人对他们受虐待的抱怨，说利比亚方面不允许他们把储蓄带回突尼斯。    突尼斯除了驱逐利比亚的外交官和所谓利比亚间谍外，还实行利比亚游客必须办理签证的制度，并关闭了利比亚在突尼斯的文化中心。    据突尼斯非洲通讯社报道，被利比亚驱赶的突尼斯工人今天已达二万三千二百八十六人。在利比亚开始驱赶行动之前，在利比亚工作的突尼斯工人约为九万二千名。    突尼斯工人说，利比亚方面要求他们改为“阿拉伯”籍，实际上改为利比亚籍，他们不答应，就被驱逐了。    西方外交官说，在经常起风波的突尼斯与利比亚关系中最新这场危机即将开始之前，突尼斯的武装部队就已经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外交人士说，在卡扎菲发出威胁之后，突尼斯军队就加强了戒备。

【美联社突尼斯八月二十三日电】一位突尼斯人士今天说，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利比亚在突尼斯南部边境集结了二万至二万五千人的军队。    这位人士说，军队集结在地中海沿岸离突尼斯边境十三公里的兹    瓦拉地区。他说，南部地区的突尼斯部队都奉命处于战备状态。

【路透社莫斯科八月二十二日电】苏联今天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关于莫斯科使用可能有害的化学药剂跟踪美国外交官的指责，说这纯系「荒谬的捏造」。苏联指责美国破坏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气氛。    苏联官方的塔斯社播发了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递交的一项正式抗议照会。    这项照会说：「美国方面指责苏联对美国驻苏联机构的工作人员使用化学药剂，这纯系荒谬的捏造，苏联方面坚决「拒绝接受这种指责。」」    苏联今天是第一次正式提到美国的这种指责。    照会说，华盛顿要为这种行动可能引起的后果承担一切责任。    照会否认苏联当局过去使用过或现在正在使用化学药剂跟踪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

【路透社莫斯科八月二十二日电】美国驻苏联使馆今天向其他西方国家大使馆的三十名代表，通报了所谓苏联使用可能致癌的化学药剂跟踪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的情况。    外交官们说，今天下午在美国大使官邸举行的这次情况简介会，是由美国临时代办库姆斯主持的，会议持续不到一小时。    一位出席这次会议的欧洲外交官对本社记者说，这次会上谈了许多具体事情，这是一次技术性很强的、非常认真严肃的会议。    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说，这次情况简介会上介绍的内容同昨晚向在莫斯科的美国人介绍的内容一样。美国国务院高级医药专家查尔斯·布罗乘飞机专程从华盛顿来到莫斯科，他也出席了昨晚的情况介绍会。    这位发言人说，「北约国家、太平洋盟国和欧洲中立国家」的代表应邀出席了今天的情况介绍会。

【纽约《北美日报》七月三十一日社论】中国日前公布了华侨短期回国不必办理签证的新规定。官方宣称此举目的在于简化华侨出入国境的手续，方便侨胞临时回国探亲、旅游和经商等活动，并强调中国的政策是来去自由。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此时颁布这一规定有三个方面的目的。    第一，希望通过简化，改革延用三十余年、已难以适应今天形势的旧规定，向外部世界展示中国正朝着进一步开放的方向前进，以消除某些海外侨胞，特别是工商界人士的疑虑和不安，使他们放心。    第二，通过简化出入境手续吸引更多的华侨回国。因为无论他们是探亲、旅游、还是经商，都可以为中国带来经济建设所急需的外汇。    第三，新规定中有一条，即中途回国探亲、度假的自费留学人员，只要办好所在国家再入境许可手续，中国公安机关尽量提供方便，随到随办出境签证。这是一条意义相当重要的新规定，影响非同一般。    不可否认，自费留学生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一直存有一种顾虑：中途回国探亲、度假后会不会不能再次出境？如何消除这些人思想中的疑团，使他们无论回国还是留在海外都能为祖国作出贡献，相信一直是中国当局关切的问题。此次有关自费留学生「再出境签证」可获优先办理的规定，可以说是朝向解决上述问题迈出了积极的一步。我们希望，类似的关心人才、爱护人才的措施越多越好。    可惜的是，此次规定中虽然特别提到，华侨回国后和当地人民一样享有自由探亲、旅游的权利，却没有保证他们不再受到国内某些「崇洋」思想严重的服务人员的歧视，而这一点正是不少爱国华侨关切的问题。    一位当年海外「保钓」运动的积极分子，不久前回国特地脱下西装，买一身「人民装」外加黑布鞋到处亮相。不料此公在国内进出宾馆和友谊商店常遇到极不礼貌地对待。有一次他有急事到北京某大饭店访友，却偏偏忘记随身携带证件，结果遭到守门人员一顿奚落：「就你这德性还想冒充华侨？……」这位在海外学术界颇有声誉的学者因此内心受到极大伤害。    久居海外的人对「歧视」最敏感。他们满怀游子返乡的激动心情回国，自然不希望自己遭到歧视，但反过来对他们过分「优待」的同时使国内同胞相形之下成了二等公民，相信也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现象。    这一点我们以为国内负责侨务工作的部门的确应加以正视，也希望「内宾止步」之类的牌子在国内永远不再出现。

【纽约《美洲华侨日报》七月二十九日社论】题：深圳试验得失的评估    对于深圳建设的成败，应如何评估？根据各方面的报道，我们认为，深圳的建设成绩还是应该肯定的，但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问题甚至是相当严重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深圳的试验都是不正确的。    深圳特区才搞了三年多时间，就在昔日荒凉的土地上建成了一座繁荣的新城市，高楼大厦栉比鳞次，并且兴办了不少的工厂。这是凡到过深圳的人都可以看到的。深圳的土木建设工程采取了承包责任制和较先进的施工方法，其建设速度为中国之冠，这个成绩是不容抹煞的。    中国中央政府给予深圳特区自主权以及容许采取灵活和特殊的措施，虽然在执行上出现了不少偏差，但这个方向还是正确的。正是依靠了这项政策，深圳特区才有可能在昔日不毛之地上出现。    在吸引外资上，深圳的成绩基本上应该肯定。深圳以前没有什么工业，现在出现了一批工厂，还出现了一个蛇口工业区。据说，今年上半年深圳的工业总产值近十三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将近一倍。    但是，深圳的现况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建设特区的目的尚未能达到。    首先是，工业所占比重太低，现在所吸引的外资多是投放到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上，投资于工业的还不够多。因此深圳还谈不上是生产性的城市。    其次，深圳没有引进多少先进技术，目前所建立的大多是劳动密集的工业，远未能达到通过经济特区为中国引进先进技术的目的。    再次，深圳未能为中国赚取大量外汇，而只能做到外汇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工业产品只有百分之二十外销，赚的主要还是内地的钱。    复次，在实行开放政策方面，还有许多严重的偏差，甚至把西方的一些糜烂的东西也引进来，典型的例子是深水湾酒店开设赌场，十天以后又被当局以“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为由封闭。    此外，深圳在外汇管理上也存在着严重缺点，黑市外汇买卖盛行，禁之不绝，扰乱了中国的金融和币制的稳定。建设经济特区在中国是新事物，走点弯路是不奇怪的。另外，也是由于有关当局存在着官僚主义，制订政策和决定采取某些措施时未曾事先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以致有的措施放而又收。有些干部作风不正或水平不高，致使工作受到损失。这些都是需要大力改进的。但是，既然实行开放政策和建设经济特区的总方向证明是对的，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中国将会改变这个总方向。现在，深圳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最高层的注意，相信中国当局会总结深圳的经验教训。有的问题能够早些解决的，就尽快想办法解决。

【台湾《青年日报》文章】题：在巴黎看国际航空大展（该报驻巴黎特派员梁立凯）    一年一度的国际航空大展由英、法两国轮流主办，今年是第三十六届，展出地点在巴黎东北郊的布杰机场。展览由五月三十一日起一连举办了十天，共有来自三十二个国家的一千一百个航空单位参展。除了展出飞机各式引擎、零件、防空设备等之外，停机坪还陈列了二○六种军、民用飞机，每天排定时间作性能表演。    展览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零件馆，大自机身、引擎，小至螺丝钉、安全带，全部集中展出。各国摊位依次排列，从入口处望去，仿佛没有尽头一般。这一部分比较专门，一般人兴趣不大。各式飞机目不暇给    第二部分是飞机展示。机场内各式各样的飞机，使人目不暇给。有硕大无朋的巨型运输机，如美国的Ｃ１６０，苏联的ＡＨ１２４（世界最大型，载重一百五十吨）；有各式民航机、军用民用直升机，各种战斗机如美国的Ｆ１６Ｃ，法国的幻影２０００，英国的海上鹞式飞机以及预定一九八六年出厂的最新式战斗机ＥＦＡ。另有许多小巧的休假用飞机，有的外型优美，有的却丑陋古怪，有的只有数根架子撑着，顶上是长翼或三角翼，座位后有个发动机，就这么简单，但它也能飞，还可以表演给你看，售价便宜。欧洲多风景名胜，人们又爱外出度假，这种休假机是很有销路的。此外，各种防空导弹、电子侦测仪器、训练攻击机、飞靶等，也在现场陈列。这些展出的飞机和器材，有的可以让人登上参观，有的把机身各部作“解剖性”的展示，表示它的确很有“内容”。    第三部分是参展单位办公室，是谈生意的地方。各国推出航空产品，希望拓宽销路，增加交易机会。根据去年情况看，飞机买卖有由淡趋旺之势。去年各地成交及预订的飞机买卖合同，商用机达一千七百五十亿美元，军用机达三千七百九十亿美元，一般飞机为六百九十亿美元。商用机中又以载客一百至一百五十人之中型机销路较佳，宽体客机问津者较少。这种交易上的强弱情势，也可在这次展览中显示出来。    第四部分是太空馆，这是今年航空展的一项特色。鉴于美国致力于星球大战研究，欧洲太空总署也亟思有所跟进突破。这次特别设置了几个馆，介绍欧洲的航天成就。    第五部分——各国航空馆各具特色。以色列馆展出的是各种精密电子仪器及导弹系统。美国馆内部以黑幕围起，布置得如同置身太空中一般。其所显示的也是美国的各种太空成就，如航天飞机、太空漫步以及未来的星球大战构想等。苏联馆内容比较单调，除了一些太空器材外，还陈列了一架老爷式战斗机。苏联从来不参加其他任何航空展，但巴黎航空展是例外。苏联向来不展军用飞机，今年同样只展出两架民航机、两架直升机及一架大型运输机。中共则展出一架地区运输用的小型民航机，为首次参展，未作飞行表演。飞行表演叹为观止    空中表演是最吸引入的项目。从上午起，各展示机即依次升空亮相。一会儿是六架直升机并列转弯，一会儿是Ｆ１６及幻影２０００凌空直入云霄。    获得掌声最多的是英国的海上鹞式战斗机，此机在一九八二年马岛战争中大出风头。这次飞行表演中，只见它“起跑了两三步”就忽然升了空，转了几圈之后，忽然“停”在了空中，在原位置慢慢作三百六十度的回转，然后徐徐垂直下降，连在一旁警戒的安全人员也看得目不转睛。航展会上警备森严    欧洲恐怖组织是以狠辣出了名的，此次航空展中军品甚多，主办单位不能不小心防范。搭车由巴黎前往布杰机场，沿途可见宪警林立，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个人。展览场内，除了各展示区由各国自行负责安全警戒外，法国军警及便衣人员更“密密麻麻”地在各地点巡逻。他们手持步话机不停地呼叫，眼睛四处搜索。展览场侧设有闭路电视监视台，可以仔细观察各展览点的人群。恐怖分子的照片已事先印发给警卫人员，电视监视员可以对比着搜索。此外，一些比较敏感的展览馆，游客必须接受行为检查及金属反应测试，有如登机一般。例如法国国防馆，一进门便有十余名军警分立各入口侧，逐一检查提袋。以色列馆和美国馆除了目测及搜行李外，还备有“‘能嗅出火药味”的大狼犬把关。

【法新社北京八月三日电】北京的圆明园曾在一八六○年遭到英法联军的劫掠，现在又受到法国新的“进攻”——这次是对中国修复工作的批评。    根据法中联合修复圆明园的一项计划而进行的修复工作，是九个月前开始的。    三十三岁的建筑师菲利普·若纳唐真言不讳地谈了法国代表团的印象。    他说：“他们一直是从商业的观点出发，而完全不考虑美学价值。”    若纳唐说，最初建造的全部园林建筑恰到好处地把中国建筑传统和西方建筑风格融合在一起了。    他说，已修复好的一部分“非常丑陋”。他指的是入口处新建的一座混凝土桥和那些桥孔。“这些桥孔一点也不象原先凿的桥孔”。    这位法国建筑师抱怨道，中国工人把瓦砾堆弄得遍地都是，遗址上还堂而皇之地用预制构件建造一个展览馆，虽然说是“暂时的，但是有可能成为永久性的”。    最使若纳唐不能忍受的是，花园、亭台楼阁、喷泉和曲径迷宫等景色都被一个停车场包围了。    他说：“这不是个处理方法问题，而是个审美观点问题。”“这里有个权力问题。中国建筑师的精心考虑无人理会。这项工作需要具有专门知识和审美观点，但是有审美观点的人讲的话无人听。”

【《美国电影》月刊六月号文章】题：震撼世界的十年    美国电影界在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五年这十年中，不但接二连三地推出大获成功的影片。而且出现了新一代电影从业人员顺（在某些情况下逆）强大的保守潮流而动的景象。    在西贡陷落后六周，即一九七五年六月，好莱坞发行了两部重要的影片：《地震》和《高耸的地狱》，将当时那个多灾多难（如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年代高度艺术化了。它们那种影星荟萃、情节复杂的模式又被后来的《纳什维尔》加以发展和政治化。    《纳什维尔》最终确立了描绘灾难年代的电影，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则给了这个年代第二次生命。《纳什维尔》对美国生活表示悲观，预言一种表面上歌舞升平的专制政治将兴起。《大白鲨》则表现出勇敢的乐观：影片的主人公——一个普通男人和一位警察—战胜了残忍的自然和虚伪的政客，打败了大白鲨。直到一九七七年，《大白鲨》仍然是最卖座的影片。    阿尔特曼、佩金派赫、库伯里克那一代人已被斯皮尔伯格、卢卡斯以及后来的劳伦斯·卡斯坦、约翰·兰迪斯等新一代所取代。这一代导演是看电视长大，受过电影学校教育的。他们将他们年轻时代最富生气而又最名誉扫地的电影——科斯特洛风格的闹剧、摇滚音乐片、周末早晨科幻片——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代表作有《精神变态者》、《搜查员》、《没有目标的反叛者》、《被禁止的行星》和《绿野仙踪》等。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是往后的电影主题和潮流的分水岭。随着新趋势的兴起，黑人演的黑人片、有关上层社会的色情片、城市西部片、犯罪片的市场越来越小。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重拍片、闹剧片、太空片、七十年代青年片及一些“成人”片统治了银幕。    一九七七年五月，美国电影业被《星球大战》所震动，它不但是《外星人》之前最卖座的电影，而且有人认为是好莱坞最完美的作品。    该片导演乔治·卢卡斯取西部片和战争片之长，使《星球大战》成为华丽辉煌的科幻片，取代了正在没落的描写灾难年代的电影。从此，科幻片兴旺起来，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一九七五年三月，美国广播公司有一项研究表明，在经历了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之后，观众们希望重新回到传统的价值观念上。很快，喜剧电视系列片和各种电视超级英雄便压倒一切了。    一九七七年，有一份调查材料说，有百分之五十七的电影观众是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这样，以青少年为对象的巨片便应运而生。一九七七年圣诞节放映了反映七十年代青年的《周末夜晚的狂热》之后，一九七八年夏天又有两部划时代的青年电影问世。它们是《油腻》和《动物馆》。    在此期间，成人电影最有意义的成就是妇女的地位在电影中得到改善。妇女片有：《朱莉娅》、《转折点》、《一个未婚的女人》、《回家》及《女友们》。    有不少电影中的妇女问题是由男主角体现的，如在《克雷默夫妇》中，男主角就不得不背起抚养孩子的十字架。    一九七四年，有一种叫做“超级—８”音响的摄影机进入市场。四年之内，它便成为整个新地下电影的基本工具，并出现了一个与在一九七五年就已定型并有经典作品流传于世的先锋派相对立的“超级—８”破格摇滚乐电影运动。这个运动于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二年间经历了诞生、繁荣和衰落三个阶段。    在六十年代反文化高潮时出现的录像则比其它传播媒介给人以更大的希望。于“超级—８”摄影机出现的同一年，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一次关于未来的电视的会议上，录像带和迎合观众趣味的艺术家的作品取得了统治地位。    一九七五年，录像片被社会所承认，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将录像带视为一种永久收藏品。一些电视台开始播送独立摄制的录像片。    美国电影学院宣称，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三年将是维持现状的十年，而重新摄制的《拿破仑》、《一颗新星降生》、《贝基·夏普》和《走下东方的路》的上映，是这种文化自觉意识的另一现象。

波兰新故事片《无止境》最近在华沙一家影院公映，引起轰动，场场客满，创造了该影院上映影片的最高卖座率。    《无止境》公开描写了团结工会。故事是从一次葬礼开始的。同情和支持团结工会的著名律师安东尼的葬礼已近尾声。漆黑的夜晚，空旷的墓地，昏暗的烛光……一片凄凉。    死者的办公桌上堆放着一叠卷宗，这是青年工人达留什的档案材料。达留什不是团结工会会员，在军管期间领导工人罢工，因而被捕入狱。死者的妻子乌尔舒拉从这批卷宗中看出达留什是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正直人，于是她设法把卷宗转给拉勃拉多尔律师，并说服他出面为达留什辩护。    乌尔舒拉拜访了达留什的妻子约安娜。约安娜家里挂着瓦文萨的大幅相片，墙上贴着团结工会的标语。约安娜同达留什的同事们保持着联系，坚持斗争。乌尔舒拉见约安娜生活拮据，帮助了她。约安娜向她诉说了达留什的同事们和团结工会会员们的种种不幸遭遇，更激起了乌尔舒拉的同情。    拉勃拉多尔律师到狱中探望达留什，劝他放弃绝食斗争，设法先出狱，并劝他讲究策略，不能在坦克底下斗争。经过拉勃拉多尔律师等在法官和达留什之间的私下活动，双方同意互相妥协。法院开庭审判，判处达留什一年零六个月的徒刑。因临时拘留已超过一年零六个月，故当庭开释。达留什虽然获得了自    由，但因自己作了妥协，一直深感内疚，丝毫也不感到宽慰，反而陷入极度苦闷之中。    安东尼的一位生前好友托梅克在安东尼去世后从国外返回波兰，后来看到国内没有“宁静、和谐、公正和理想”，决定再次出走。托梅克对乌尔舒拉说：“这一切，可能只有在安东尼所去的那个世界里才会有”。    乌尔舒拉逐渐加深了对已故丈夫高尚品德的认识，更加爱他，在催眠术师的启迪下，最后走上了自杀之路。她与安东尼在阴府相会，一道奔向远方——墓地、烛光、凄凉的夜空……    《无止境》公映后，立刻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响。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一部分评论把这部影片称为一朵艳丽的鲜花，说它无情地、层次分明地揭示了今天波兰各种争端和悲剧所造成的生活创伤；而多数报刊的评论则认为这部以自杀为主题的影片没有给观众任何积极的东西，散布了悲观主义，把现实生活描绘成是没有希望的，从悲观、绝望、自尽直到墓地，该影片以惊人的厚颜无耻编撰了团结工会同政权的关系。（辰冬）

【法国《巴黎竞赛画报》连载文章】题：不朽的人们约翰·韦恩    约翰·韦恩失前曾表示希望人们在他死后的碑文中写上「丑陋的，坚强的，正派的」等词语。他善于表现出超人的力量，总是以「好人或正派人」鞭策自己，这是事实。但要说丑陋，那就错了。实际上他是英俊、尊严和威仪的化身。    韦恩一九○七年出生于美国衣阿华州的一个小村庄，年轻时长得肩宽体壮，最善打架，被吸收为帕萨迪纳体育俱乐部成员。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时，他成为校队成员。在三年中，他成了足球爱好者们的偶像，引起了福克斯公司名演员汤姆·米克斯的注意，从此进入电影界。    专横而暴躁的著名导演约翰·福特知道他是一名优秀的足球队员。一天，在拍电影间歇中，他向韦恩挑战，让韦恩单腿跪地，两手撑地。他想把处于这种姿势的韦恩撂倒，但没有成功。他又转过身去，趁韦恩不备，突然转身飞起一脚照准韦恩的手臂踢去，韦恩当即趴在地上。韦恩站起来，建议再来。这次福特未能如愿，韦恩给他当胸一击，福特就趴在地上疼得叫起来。两人由此建立起一直持续了五十年之久的友谊。福特开始大胆地起用韦恩当演员。    但使马里恩·莫里森（韦恩的原名）成为约翰·韦恩的是美国电影的另一个先驱拉乌尔·韦尔施。当时，电影正处于从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过渡的时期。韦尔施发现，韦恩的声音同他那魁梧的身材和犀利的目光很协调，能表现一种自信、果断和冷静的气质，能使从密苏里到俄勒冈的商队中的妇女和孩子有一种安全感。    韦恩一生都在美国西部度过，好莱坞是他一生活动的中心。五十七岁时，他已骑马奔驰了几千公里，累垮了几百匹马，「击毙」了几十个匪徒，喝了数吨威士忌，每天吸烟五十多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演技也象酒一样越老越醇美。一九七○年，他拍的《一百美元与一个县长》获奥斯卡奖。为得到这一荣誉，他奋斗了半个世纪。授奖那天晚上，他穿着不合身的常礼服，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韦恩为人顽强，勇敢。他的祖父和叔叔经历过美国南北战争。他的父亲曾对他说：「首先，为人要守信用，说话算话；其次，绝不可故意侮辱和伤害别人；最后，不可找碴儿跟人吵架打架，但如果必须打的话，就必须打赢。」他一生拍了二百五十部电影，誉满世界，但在个人生活中却屡遭不幸，三次离婚，唯有事业上的成功能给他一些安慰。约翰·韦恩的最后十五年是在同癌症作斗争中度过的。起初是肺癌，后来又作心脏手术，最后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作肠切除手术，癌已扩散了，六月十一日约·韦恩去世。他得癌症的起因不仅仅是烟、酒。一九五九年，他在内华达（距核试验地不远）拍《征服者》，摄制组的十几名演员和技术人员得了癌症并都在五年后死去。只有韦恩又顽强地活了    将近二十年。（完）美国影星约翰·韦恩

【苏联《星期》周刊第三十期报道】苏联人民演员帕·彼·卡多奇尼科夫已从影五十年，曾主演《侦察员的功勋》、《真正的人》和《波罗的海的光荣》等影片。今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庆祝了七十寿辰。苏联《星期》周刊的记者采访了这位影坛明星。    问：哪些角色您最喜欢？    答：我从十七岁起拍电影，扮演过六十多个性格各异的角色。有的角色看来不重要，但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贝多芬生平》中的罗兰和《伊凡雷帝》中的斯塔里茨基。    问：您要是不当演员，会成为什么人呢？    答：也许会当音乐家，也许会当画家。我父亲喜欢画画，特别爱花。我从他那里继承了这一点，也爱画风景，画水彩画、石墨画、油画或色粉画。    问：您现在从事什么创作？    答：我正在写《金弦》这个剧本，不久就可完成。这是为俄国第一个管弦乐队的刨立者安德烈耶夫写的。我打算把它拍成电影，并在影片中扮演安德烈耶夫的第一个教师安季普。    问：听说您在写书？    答：其实这是《演员日记》。我早就开始写它了，而且是用各种体裁写的，有中篇小说，也有短篇小说，有札记，也有特写。《日记》中还有自画像及诗歌的草稿。    问：您通常在什么地方看自己拍的影片？    答：说真心话，我不喜欢隆重的首映仪式，而是喜欢与观众一起看电影，听他们的反应。至于我新拍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从观众来信看，是受人欢迎的，而且放这个影片时，也无人中途退场。    问：您的演员信条是什么？    答：我的信条是：劳动、不断从事创作活动和进行演员素质训练。这几条帮助我永远精神饱满。我现在一见到“注意，马上开拍！”的字样，心情仍象五十年前一样激动。

华沙来讯    在素有波兰麦加之称的波兰天主教圣地明山寺院，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万人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圣母升天节朝圣活动。    明山位于华沙西南二百三十公里的琴斯托霍瓦市。十四日上午当我们驱车进入琴市中心通往阴山的路，就立即望见马路中间的林荫道上从远道步行来朝圣的队伍一队接一队。据报道，来自华沙的朝圣队伍人数多达四万人。走在每支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身穿黑色袈裟的神甫。各支队伍中都以青年居多，偶尔可见六十来岁的老人，也有穿制服的童子军（即少先队员），有的年青的妈妈用小车推着襁褓中的婴儿，父亲怀抱着幼小的孩子，还有些伤残者坐着轮椅。来自华沙的朝圣者对我们说，他们在路上走了十天。据说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的朝圣者在路上走了二十三天。队伍中有人举着花束和木十字架等圣事用具，还有各色旗帜。队伍中还有人带着高音喇叭，负责维持秩序。他们边走边唱，不时举起手用两个手指比成“ｖ”字形向路旁观看的人群和行人致意，人们报以掌声和欢呼。朝圣者在途中每天还要作礼拜，祈祷和斋戒。明山朝圣已有二百五十六年的历史。一六五五年波兰—瑞典战争时，瑞军包围了明山寺院，未获成功而撤退。民间传说，这是因为圣母玛利亚显灵所致。在这以后，便逐渐兴起了一年一度的圣母升天节（八月十五日）朝圣活动。    朝圣者来到明山首先到悬挂有圣母像的教堂主厅笔者也随着人流挤了进来。这里简直是水泄不通，教徒们或跪或坐，整个大厅都是人。有的教徒还跪在地上等待到圣母像下的一块约十平米见方的地方去作祈祷，他们跪着往前挪动。我们中午来到大厅外一块约有篮球场大的空地，只见骄阳下，在地上跪着一大片教徒，聆听神甫布道。    在寺院的四周，许多朝圣者扎了帐篷，有的干脆就露天躺在草地上休息。一位神甫看到我们这几个东方人立即迎了过来，他说，朝圣者主要是青年人，他们都是自愿来的，没有人强迫他们来。这是一种情绪的爆发。我们为自由而斗争，宗教是独立的基础。过去普奥俄三国瓜分波兰时，波兰天主教不承认瓜分。这位神甫还说，我们不是苏联的敌人，我们不想把任何人看成敌人，因为我们主张所有的人都自由。当又有一支朝圣的队伍从我们面前经过时，神甫指着队伍中的一面横幅，要我们注意看。原来横幅上写着“团结工会同教会在一起”字样。明山寺院正面的一排长约一百米铁栅栏上挂了各种旗帜，其中有二十一面写着团结工会字样的横幅。    天主教是波兰很大一股势力。据教会人士估计，波兰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力量在战后有了很大发展。在一九八○年团结工会事件以后，由于教会采取了支持团结工会但又不赞成团结工会某些激烈行动的立场，并在政府和团结工会间进行有倾向的斡旋，教会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展。据波兰《共和国报》报道，到一九八三年底，全国有教堂和祈祷所一万四千六百多座，神甫两万一千多人，均比一九三七年底的数字增加约一倍。    波兰《共和国报》说，波兰天主教徒自己都认为，波兰“建成教堂与祈祷所之多在全欧洲都是罕见现象。”

【美国《新闻周刊》八月十九日文章】题：出生地在苏联的移民副题：自从一九七○年以来，十三万苏联人在这里开始了新生活，但是生活并非容易（作者罗伯特·卡伦）    一九七○年，当缓和之花开始盛开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允许一些少数民族的人（大多是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离开苏联，自那时候以来，大约有十三万苏联公民移居到美国。这些苏联移民定居在洛杉矶、芝加哥、费城、波士顿的一些社区，而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布赖顿海滩的尤其多。对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适应美国的生活就如同获准离开苏联一样困难。其他一些人则进入了美国生活中不那么体面的阶层。警察目前正在追踪一个在布鲁克林区为非作歹的“俄国黑手党”。联邦调查局认为，有些苏联移民可能是克格勃派进来的。    苏联移民已经改变了布赖顿海滩。这个一度曾每况愈下的社区现在已欣欣向荣，俄国熟食店、夜总会、商店和晚餐俱乐部比比皆是。夏日的夜晚，一位吟唱诗人在海滨的木板路旁弹起了巴拉莱卡琴，一些俄国人聚在酒馆外畅饮卡瓦酒。    在那些面朝大海、宽敞古老的寓所里，他们在积累着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财富——东方地毯和古朴的家具。    移居到美国的苏联人比其他国家的移民拥有一些重要的优势。据犹太人联合委员会的调查，男性移民平均受过十四年的教育。他们可以立即得到犹太人组织的帮助。    犹太人组织借给他们钱购买房子，教他们英语，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据调查，大多数移民认为，移居美国后，他们的住房条件改善了，收入增加了，生活标准提高了。但是在被调查人中，有五分之一的移民认为，他们在美国“感到不愉快”，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说，他们在苏联的文化生活要比在美国丰富。

据《美洲华侨日报》七月二十四日报道，文莱苏丹国于去年建成世界上最豪华的宫殿。    文莱苏丹国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获得独立，不再是英国的所属国，三十八岁的苏丹王是位忠实的回教徒。该国建成的宫殿坐落在文莱河畔，一边是丛林，一边是首都，占地五十平方英里，规模相当于白金汉宫的四倍。宫内共有一千七百八十八个房间，仅室内建筑面积就有两百万平方英尺。宫内的维修工、清洁工、侍者都必须以三轮摩托车代步，游客要参观这座宫殿得花上整整一天时间。    宫中的觐见厅拥有二千五百个座位。巨大的餐厅可供四千位宾客同时进餐。厅内悬挂着每盏价值百万美元的吊灯，墙壁和屋顶由二十二Ｋ金镶成。宫中还有冷气设备齐全的马房，豢养着苏丹王所爱好的两百多匹骏马。    宫庭内还有一个屋顶直升飞机场，以及一个可以停放几百辆车的地下室。    这座宫殿是五千名工人花了三年时间才修建成的。（白玫）

【西柏林出版的《柏林晨邮报》八月十九日报道】题：在耶拿火车站一位苏联红军战士被枪杀    一位驻防在图林根地区的苏联士兵，试图私自逃回苏联家中，苏联驻军和耶拿当局封锁了这位士兵逃跑经过的道路，开枪打死了这位逃亡者。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四个星    期之前，现在才从去过那里的旅游者嘴里传出来。    这位苏联士兵从苏联父母的来信中得知他的弟弟在阿富汗阵亡的消息之后，想马上回到苏联家里安慰自己的父母。他向领导提出回国休假的申请，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恼羞成怒，失去控制。他携带着自己的冲锋枪和大约一百五十发子弹私自离开了自己所在的部队，叫了辆出租汽车前往耶拿准备乘火车回国。    于是九条主要的公路和耶拿市的街道立即由苏联红军和当地的人民警察封锁起来。在耶拿西火车站附近，这位逃跑的苏联士兵出现在封锁线跟前，他打算冲过封锁线，但是并未成功。

【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七月号文章】题：越南一破碎的承诺，破碎的原则（记者邓天诺）（原编者按：邓天诺是西德《明镜》周刊意大利箱通讯员，最近到过解放已十年的南越，重访当年他目睹其易手的胡志明市。）    人们看来健康，衣着整洁而快乐，但仅限于在海报上。在市区各处，在绘满表情坚定、微笑仰视天空的工人、士兵、儿童的彩色大型宣传画之下，真相是饥饿、衣衫褴褛、病弱、肮脏的人们正低头找寻烟蒂，而捡起的不过是一张纸头或碎屑。“这是他们的胜利”    西贡正在庆祝一九七五年胜利的周年纪念，公共建筑物重新粉饰，不同政见者被集中管起来，乞丐们由大街上被驱到郊区营房内，以防他们污染这个城市“清洁、有战斗气息”的形象。官方称这个城市为胡志明市，但没有什么东西能掩饰从三百五十万居民中的大多数身上和脸上所呈现出的忧郁、消沉与悲伤。“这是他们的胜利，不是我们的。”    十年前，当我看到挂着越共旗帜、布满灰尘的坦克开过美国大使馆门前，向阮文绍总统官邸驶去时，我看到第一批富有朝气而神情害羞的年轻游击队员由自由街一路走来，我兴奋得叫了出来，我想到这个可怕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越南人终于获得独立了，重新团聚的人们终于拥有一些和平与正义了。    如今，在同样的街道上走着，访寻一些过去的朋友，每个人都小心谨慎的频频回头张望，看看我们是否被跟踪或监视。触目所及，对一切未做到的、被废弃的，以及造成的乱局，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人们仍然是彼此分离的。生活素质比以前更差，贫穷困厄、缺乏效率、贪污腐败到处泛滥着。对新的共党警察的恐怖与对过去法西斯警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革命并没有信守它的承诺。”一个朋友说。旧政权的过来人    一九七五年，新政权承诺每个越南人皆可参与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家园，但那些历经多年“再教育营”的劫后生还者却连重新开创一个正常生活的机会都没有。曾经身为“傀儡”政权或“傀儡”人民一分子的“罪孽”并未消失，相反，它象遗传病一样由父亲传给儿子。对“傀儡”而言，这不仅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将无工可做，同时也没有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机会。    当全部均来自北越的共党官员们正在旧统治阶层及富裕阶层的住宅区、别墅和房子安顿下来时，整个南方社会穷困、凄惨的人民却被弃置街旁，象被遗落的部族一样注定要随时间的流逝而灭绝。    一个朋友说。“我们好象已经死了，却又能走路，我感觉自己象另一个世纪的鬼魂。”    西贡就这样散布着这些过去的鬼魂。无论何处，你都可以看到长发褴褛的人，许多人身上布满水泡及未愈合的伤口。他们有些只是毫无目的的四处游荡，有些从事着各式古老或新兴的临时工作。南北之产充满猜疑和敌意    新政权无论在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再适应方面，都没有成功。曾是它的敌人的南方人民，在解放后的十年仍是与它隔邻而居，仍是彼此猜疑及充满敌意。即使是因内战分离的家庭，解放虽使他们团聚，十年的时间仍未能和谐共处。    目前西贡所有具权责的职务几乎都由北方人担任，从街角的警察到在中央邮局监督售卖“社会主义邮票”的人员，都来自河内。这令人怀疑是否北方共党政权所要的真是他们十年前所说的“全国和解”。    一个事实是在一九七五年，南越有数千位原先准备与新政权合作的工程师、律师、专业人士及受过训练的人才，北越政权拒绝接纳他们，大大浪费了人的生命、素质与善意。    一九七五年，南越有二千名医生。其中八百人随美军离去，决定留下的人之中又有半数在过去十年中相继离开。“我不介意穷困，”一位承认自一九七五年开始就无力为自己或家人添一件衬衫的医生说，“我心里早有准备，令我真正无法忍受的是感到自己毫无用处，无法发挥所长。”他目前以教授英文维生，学生都是些准备逃亡者。“我们不过是傀儡”    自一九七五年开始，超过一百万越南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大部分冒着生命的危险成为船民。目前，每月平均仍有二千人尝试离开。    在共党胜利与统一的十年后，对新政权的所作所为有最深刻的觉醒的，是那些曾是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分子或同情者的反阮政权南方知识分子。    “所有解放阵线的承诺全被河内清扫了，包括解放阵线自己。”一位曾是越共的反抗者说。另一位曾在共党地下组织作战二十年的著名南越革命者则说：“北越只相信他们自己，在他们眼中，我们也不过是傀儡。”现在他已放弃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在越战期间以南方反叛者姿态出现的领导人，如今没有任何一位握有任何实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