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雅加达五月三十日电】印尼工商会一位官员今天说，印尼贸易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推迟到双方关于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谈判结束之后。    印尼工商会负责对外关系事务的这位官员说，估计有关备忘录的谈判将于下个月某个时候结束，备忘录将在第三国签署，可能在新加坡或香港签署。    他说，「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我们不能到北京去，因为它是我们以后的工作关系的基础。」    他说，并不是由于其他问题推迟此次访问。印尼工商会原打算本周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讨论建立直接贸易关系的问题。

【《自由欧洲电台调查材料》文章】题：意大利共产党的反应（作者德夫林）    意大利共产党抱着认真和同情的态度注意着毛以后时代的中国改革。一九八四年的最后的几个月里，意大利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的三名成员纳波利塔诺、马卡卢索和巴叶塔访问了北京，这三人回国后，都热情称赞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所发生的变化。    巴叶塔在对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强调，那里目前正在进行的激进的“放宽经济”的做法，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实行社会主义了，或者是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他说，中国的这种新方针，以及各种伟大的创举，最终将会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带来相当多的问题。中国的这些新的试验一点没有使我惊慌失措，其实，我同他们基本上是意见一致的。    他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迄今为止过多地利用行政管理措施，而对经济手段、市场规律和制订灵活的非官方的计划的重要性考虑不够。    巴叶塔说，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和苏联在列宁领导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有相似之处，出现的情况，考虑到了美国西海岸、日本和远东的某些发展中国家之间释放出来的给人印象深刻的生产活力。这条路线预计会在东西方之间和所有发生对抗地区的国际关系中实现有效的缓和；而中国今天的对外政策就是明确地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意共领导机构的第三位成员马卡卢索（兼任《团结报》主编）在访华回国后为《团结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也强调了国内改革和对外政策之间的这种联系。他说，对外政策同国内改革计划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得的结果之一是，欧洲左翼力量今天认为，中国是一个实际的、强有力的和可以信任的对话伙伴，而就在几年前，文化革命时期的中国人却把欧洲左翼的政党和政府视为敌人。    纳波利塔诺访华结束回国后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意义：那些改革“不是策略上的调整，而是实质上的变化……并且是长远的抉择。”他在意共党报上撰文说：“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鼓励个人的首创精神和私人经商，这些做法把中国推向前进……事实上，要求改革、要求采用现代方式、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要求消费品丰富多彩和放宽言行自由的压力显然是不可抗拒的。用禁欲理想来对付这种压力，只强调纯理想主义的和道德观点的要求和报酬是不能奏效的和不公正的。他继续说，对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贫穷或千篇一律。起决定作用的是发展生产力。人们不能总不接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不仅仅是这些国家）正在进行的技术改革的非凡进程。这些坚定不移的信念显然促使中国共产党制订了现行的路线。他认为，这种改革方针体现了一种路线，就是考虑到了太平洋地区。    马卡卢索接着谈了中国的经验同其他政权的关系。他援引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不久前同意共党报记者的一次谈话，胡耀邦说，十月革命以来，六十多年已经过去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方面怎么还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呢？赶不上的原因何在？人们必须找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必须找出这个制度内部阻止它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    马卡卢索评论说：看来这一估价不仅仅是对中国人的，对我们来说，也是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我们必须抛弃那些重复得令人生厌的说法，据说我们的经济发展落后是由于受到外部的“包围”，由于苏联在战争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压力（这使我们不得不需要巨额军费开支）等原因造成的。这些事实无疑都是真的，但是，不能对胡耀邦提出的问题作出使人信服的回答。胡耀邦提出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制度内部”使各国政权无法赶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技术却出口原材料呢？    马卡卢索在文章的结尾强调说，意大利共产党对中国的发展形势是不会“不关心的”。我们不会“不关心”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抉择，因为我们发现这些抉择同我们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我们也不会不关心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的抉择，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抉择是现实的。各国共产党政权都面临的问题    为意共机关报撰写文章的专家们在谈到中国的改革对其他共产党政权的影响时，也提到了这一点。马尔塔·达苏是其中的一位专家，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中国共产党正在采取一种新方式来解决一个老问题，也是自五十年代以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的独特经历，就是在“苏联”式的经济体制内部如何实行改革的问题。    东欧的各执政党或改革家在不同的时期都曾为解决这个问题试图找出一些答案来，但是收效甚微，她说，除了匈牙利试行了一些改革办法外，尽管南斯拉夫目前遇到了危机，而中国今天全神贯注地研究的正是这两个国家的试验，这并不是偶然的。    她还说，人们之所以对中国的这场改革尝试特别感兴趣，是因为这些改革不仅是为解决所有共产党国家都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做出的一种努力，而且同时还因为这些改革措施正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有原有的特点的和有自己独立国际地位的国家里贯彻，就象中国这样。这种独立地位排除了重要条件的因素之一——参与了苏联“集团”——而正是这个因素阻碍了东欧国家的改革取得进展。总之，中国领导集团目前进行的这种讲求实效的改革也许在许多方面吸引了东欧一些人的注意力，引起了他们的羡慕。

【路透社伦敦五月三十日电】在至少三十八人昨晚在布鲁塞尔死于骚乱之后，欧洲各报今天宣布了足球比赛的死亡。全欧洲的报纸都斥责打死尤文图斯队球迷的利物浦队的支持者并且要求禁止英国俱乐部进入欧洲。    大多数意大利报纸都用头号标题写着“体育场内的屠杀”。这些报纸还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英国首相玛·撒切尔的讲话。    荷兰海牙《电讯报》说：“在布鲁塞尔出事后，足球比赛几乎不可能了。哪位父亲现在敢带儿子去体育场看足球呢？”    奥地利日报《新闻报》报道该消息的标题是《非人类的胜利》，社会党报纸《工人报》称这一事件是“恐怖的足球之夜”。

【法新社曼谷五月三十日电】柬埔寨抵抗力量的一位发言人今天在这里说，柬埔寨三派抵抗力量已经说过，它宁愿就结束柬埔寨游击战问题同越南直接谈判，而不愿同河内支持的金边政府谈判。    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的这位发言人说，同金边会谈很可能被证明是徒劳的，因为它缺乏确保越南全面撤军的政治影响。    他说，这种宁愿同河内会谈的立场，是柬埔寨抵抗联合政府的代表昨天在曼谷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官员会谈时表明的。    这位参加了民柬——东盟会谈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的发言人对法新社记者说，看来，同越南人就撤出他们在柬埔寨的军队问题直接举行会谈比较符合逻辑。    驻曼谷联络处的西哈努克派的一位发言人对法新社记者说，西哈努克派正在认真考虑东盟关于举行近距离会谈的建议的细节和可能的含义。    对于同河内会谈是否意味着认可了越南在柬埔寨的存在，这位发言人不愿发表评论。

【路透社伦敦五月三十日电】英国对在布鲁塞尔发生的足球迷骚乱事件承担了责任，并于今天向受害者家属提供了二十五万英镑（合三十二万美元）的抚恤金。    撒切尔夫人在就二十九日晚英国利物浦队和意大利的尤文图斯队两队进行欧洲杯决赛时发生的灾祸举行了紧急商谈之后宣布，这笔赠款是英国提供的一笔“最初款项”。    撒切尔夫人在给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的信中说：“这些可怕的事件给那些负责任的人和他们的国家带来了耻辱，使他们丢了脸。”    撒切尔夫人的一位发言人说，英国可能会进一步向为受害者而设立的抚恤基金提供捐款。    大部分的受害者是意大利人，其中包括十岁的卡苏拉。    撒切尔夫人在同大臣们进行商谈后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谈到了那些“破坏足球运动的恶棍”，并说她要把他们抓起来，惩罚他们，并禁止他们去足球场看比赛。    撒切尔夫人说，她正在要求英国足球协会提前召开原定在六月二十一日举行的会议。她将在会上同他们讨论如何控制观众的问题    撒切尔夫人说，她还要求英国足球协会主席米利奇普和英国足球界的其他负责人立即从墨西哥返回英国。    米利奇普等人现在正在陪同英国的一个足球队在墨西哥进行访问。    撒切尔夫人在给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和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的内容相似的信件中说，当她在电视上看到发生这一骚乱时，她感到“可怕和反感”。

【路透社伦敦五月三十一日电】政府官员说，英国首相玛·撒切尔今天将要求足球管理人员在今后两年里禁止英国的俱乐部参加欧洲的比赛。    他们说，撒切尔夫人希望英国主动退出欧洲比赛，而不是等待欧洲足球协会联盟决定。    比利时政府昨天禁止英国的俱乐部进入比利时。撒切尔夫人说，这起骚乱使她的血液沸腾，她认为英国应负全部责任。    这些官员说，撒切尔夫人已决定在下个足球季节于八月份开始之前使议会迅速通过对付足球暴力事件的严厉法律。撒切尔夫人可能会要求保安部门调查这样的说法，即新法西斯主义全国阵线帮助挑起了这一暴力事件。    退出三次迷人的欧洲比赛将使英国的俱乐部受到严重打击。

【路透社台北五月二十二日电】立法院发言人说，立法院今天通过一千六百一十二亿元台币（四十亿零四千万美元）的国防与外交预算。    他对记者说，由七月一日开始的一九八六财政年度军事经费预算，在立法院中未经辩论而迅速通过。    行政院长俞国华说，台湾需要有更多国防经费，准备对付共党可能的军事冒险。在技术上说，台湾与大陆仍处于战争状态。    该项军事预算约占总预算四千一百二十五亿元台币的百分之四十。    军事官员说，预算中约七亿六千万美元将用作向美国购买军备，现年度购买美国军备的用款约为七亿八千万美元。

【日本《国际贸易》四月三十日文章】题：中国留学生所感（作者东京大学教授林周二）    近几年，在我国的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里，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其中很多人都是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一级的。这里我坦率地谈谈同他们接触后的几点感想。第一点，我觉得在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这一级中，有能力的人和没有能力的人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前者在各个方面的确都是有才华的，并且非常勤奋。我们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时，如果稍有马虎，省略了一些过程，就会马上被他们盯住不放。    当我们劝说道：“好不容易来到日本，请再多住些时候。出去旅游一下如何？”他们会微笑回答：“谢谢。已经充分休息和参观过了”。他们珍惜寸阴，刻苦钻研学问。这些人往往都是一些在中国国内研究人员中地位不高的人。    后者是有资格的，或者是凭地位选来留日的，这些人的年龄都比较大。他们一般都非常熟悉东洋礼节，毛笔字也写得满漂亮，但他们是一些在学术上完全没有“干劲”的人。他们回国后恐怕也是没有太大作为的人。第二点，在年轻的留学生中也同样有各种类型的人。    有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有思想教条的；也有光顾眼前利益的人，如果把这种人放到资本主义社会，恐怕要很好学习才能活下去。当然，总的说来优秀的人占多数，但是，从我所看到的情况来看，那些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的学生，多半都是靠父母地位而选来留学的。有的学生到日本留学，日语不过关，讲义内容不能很好理解，因而留了级。其中有人考虑到回国后无法交代，为了多得点分，居然在期末考试时作弊。    每当我同他们接触时，都产生一种想法，希望中国当局实行公正的留学生选拔制度和对他们归国后的安排使用采取严正而宽大的态度。

【香港《经济导报》五月二十日一期文章】题：中国应当实行企业化的企业管理（记者张坤仪）    最近，应中国国务院国际司邀请前往中国讲学的美籍华人、美国投资管理专家廖荣典先生经港返美，记者访问了他。    廖荣典三十来岁，身材健硕，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一派学者风度。他说，他这次是首次到中国大陆。他是于四月中旬开始分别在深圳、杭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讲授企业管理和市场（行销）策略等课程的。出席这些讲座的大都是科技人员、高等院校的师生、企业管理部门的干部等。他从邀请单位的要求以及听课者的反应中，深深感觉到当前中国确实需要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和专门的、受过训练的管理人才。他说，他过去对中国了解不多，这次亲眼看到了中国，感到她比想象中的要好得多。他认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是明智之举，假若这个政策早二十年实行，中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廖先生谈到企业管理时说，他这次回国接触不少人，看到不少事，对中国企业管理大体上有些认识。他说，中国目前仍然是官僚化的企业管理，手续烦琐、官样文章太多、文牍辗转呈递，官印一个接着一个，工作效率很低。    他认为，要提高生产力，要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就必须实行企业管理企业化，甚至行政管理也要企业化。尤其最好采用“目标管理”的方法，使企业产生高效率、高效益。    行政管理企业化，配合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可使行政不会消极地妨碍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进而积极地推动经济的增长。    这是他到中国各地讲学的核心。他说，看来这些论点是为各地听众所接受的。    在谈话中，廖先生还谈到投资顾问公司的业务问题。他说，在美国，投资顾问公司的业务范围很广。    一个公司、一个企业或一项买卖在筹备前，首先要做好市场调查，订出可行性计划，然后送交顾问公司，由顾问公司研究决定是否可取。    显然，美国的投资顾问公司是相当有权威的决策者    廖先生说，深圳特区的投资者中美国人极少，原因是缺少这个程序，结果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泰国《星暹日报》五月十五日文章】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也加速发展旅游业，于是各地竞相引进外资，建造高级旅游宾馆，形成一股狂潮，结果造成旅游事业结构失调。特别在北京，出现了高级宾馆供过于求，而中级宾馆和一般旅馆严重不足的现象。    现时，兴建高级宾馆的热潮仍未停止，北京市将新增高级旅游宾馆客房二万四千间，上海市三年内增客房逾二万间，西安仅在一次国际洽谈会期间，即签订兴建高级旅游宾馆合同三亿五千万美元。广州也在如火如荼地兴建高级宾馆，这种狂热的程度，在世界上极为罕见。    目前北京的高级客房共一万三千间，仅少于纽约、伦敦、华盛顿、东京、香港、新加坡，而多于曼谷和台北。预期到了一九九○年，北京将拥有可接待三百多万国际旅游者的宾馆客房，可是届时的旅客估计仅一百六十多万。    到中国大陆的国际旅客，多数愿住中级宾馆，要求住高级宾馆的不到三分之一，国际上高级宾馆一般只占全部宾馆之一成，而北京高级宾馆的比重逾四成，反映了中国高级宾馆建设的失调，如此下去，不少高级宾馆势将长期经营亏损，而中级宾馆和一般宾馆却又供不应求，人满为患，因此有识之士呼吁为高级宾馆热降温，创造自己的特色，以便在对外竞争中赢得主动。

【台湾《民主政治》周刊四月二日一期文章】题：郝柏村——军方的强人（作者陈年）    最近，江南命案闹得满城风雨，情报局长汪希苓涉案被拘捕送审，造成情治单位来台最大的一次打击。    三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常会中，蒋经国对国防部长宋长志督导情报局不力，以及在立法院中答复立法委员有关江南命案的“失言”颇为不满，要求国防部近期内作通盘检讨呈报。中常会散会后，蒋经国特别叮嘱参谋总长郝柏村，加强对国军各部门业务的督导，严格整顿各军事系统纪律；必要时，对失职和违法贪赃人员不惜严惩。    蒋经国对参谋总长作业务提示，本来稀松平常。但这一次不一样的是，蒋经国责备宋长志后，继而对郝柏村有所提示。而国务部情报局本来归国防部的业务管辖，何以蒋经国要求郝柏村对“各军事系统”严加督导，显然事出有因。深得蒋经国信任  郝柏村大权独揽    根据各军事单位的反应，郝柏村对军方的统辖权力，一天比一天膨胀，不但完全控制了军方系统，而且蒋经国对他的信任，以及他对军方的镇吓力，超过陈诚、顾祝同以来的历任十一位参谋总长。    自从七十二年五月，台湾第二号强人王升，因为“刘少康办公室”权大嚣张已有超过国安会议的趋势时，蒋经国怒贬王大将，解散“刘少康办公室”，军方将领以及政府大员已没有人敢再拥兵自重，郝柏村权力此时逐渐窜升，以致到了今天形成这种无人能出其右的局面。    何以在众人权力陨落之际，郝柏村一权独大？十分值得推敲。据官邸方而来的消息指出，郝柏村担任蒋总统侍卫长时，忠勤忘我，让蒋经国欣赏得近乎“感动”。而郝柏村带兵方式，让曾经担任过国防部长的蒋经国“大为激赏”。更重要的是，郝柏村曾在蒋经国面前表白，他身为军人，为国家打仗，但是他效忠领袖的赤忱，没有任何可以取代。留任一年的弦外之音    在蒋经国全然信任下，郝柏村除了在军事上有无可撼动的地位外，他的实力在政治上也逐渐发挥出来。这可以从今年二月蒋经国突然发布郝柏村、陈守山、蒋仲苓留任现职一年的人事命令，窥出其中的玄机。    二月三日上午，蒋经国召开军事秘密会议。这次会议由郝柏村主持，听取陈守山对台湾地区防御卫戍的报告，以及蒋仲苓对陆军作战力与军事装备报告后，蒋经国十分满意，随即发表郝、陈、蒋三人留任一年的命令。    这道人事命令，重要的不是“留任”本身。其弦外之音是，陈守山是郝柏村当权后一手提拔起来，算得上是郝柏村的直系干部。蒋仲苓从师长、军长、北军团司令、金防部司令，更是郝柏村一手提携。三人连任一年，意义上却是三人一体——最重要的三个军事单位首长完全由郝柏村一手提调。因此，蒋经国所发表的留任命令，实际上是向各军事将领暗示，在政务最繁复的时候，他对郝柏村特别满意；郝、陈、蒋三位一体，以郝柏村为主，任何军事单位重要性不会超过这三个单位，应该听命于郝柏村。    事实上，蒋经国这一强调性暗示，是近两年来让郝柏村放手整顿军方的最新一次。推动精兵政策    从前年王升由权力颠峰去职，外放巴拉圭后，郝柏村的权力突出出来。    七十年底，郝柏村接任参谋总长后，着手推动精兵政策。台湾以往三十多年一直强调有六十万大军，郝柏村上任后将六十万大军逐年裁减成四十五万。在何应钦等军方元老仍过问军事的今天，没有人敢说台湾不需要六十万军队对付中共的武力攻台。郝柏村敢打破传统军方观念，如果没有他的自信，绝不敢贸然行事。而在裁减兵源的同时，他前后调动北军团和中部军团将近十名少将师长，全部换上黄埔二十四、五期的年青将领。在缩编空军时，将空军兵员裁减了一万三千多人，当时一度气得郭汝霖跳脚，但是敢怒不敢言。亲自督导军火采购    国军以往军品的采购完全由国防部长和联勤总司令负责，但最近两年台湾的军火外销和军品采购，完全由郝柏村一手督导。前年空军从西德采购了一百架Ｆ—１０４装配核子弹抛携系统的战斗机，是由郝柏村责成驻美军事采购团长温哈熊完成的。空军在七十二年向美国买了五十架教练机取代目前的Ｔ—３３教练机，也是温哈熊在郝柏村授意下完成的。此批军机完成签约后，蒋经国相当满意，去年五月将温哈熊调返，擢升为陆军二级上将联勤总司令，据传蒋纬国卸下联勤总司令职务担任联训部主任即为此一采购案所致。    照理说台湾的防御系统应该以空军和海军在台湾海峡取得优势为重要，军品采购也应该以战斗机和驱逐舰、巡洋舰为先，但郝柏村以他的影响力和陆军的渊源，使得陆军战力成为第一要务。陪蒋经国视察    再者，历次蒋经国到全省视察，很少有军事首长随行，唯一例外的是郝柏村。在参谋本部，郝柏村随时奉召向最高当局报告军方现况。去年三月中、下旬，蒋经国先后前往澎湖、金门外岛巡视，郝柏村都随侍在侧。军权如日中天    从种种迹象来看，郝柏村在军方权力如日中天，现任国防部长宋长志与之实在无法相比。以去年六月二十日黄埔建军六十年庆典看，郝柏村亲赴凤山陆军官校主持，意义上代表陆军官学生由郝柏村统辖，属于嫡系子弟；参加的将领除三军总司令外，还有军方元老。而宋长志在台北三官俱乐部的庆典，场面根本没法相比，参加的只是三军副总司令及高级幕僚，气氛极悬殊。以郝柏村目前所拥有的军方实权来看，可以预料，在最近两年内，郝柏村将是军方唯一强人。

【日本《读卖新闻》三月十八日报道】初中、高中生视力下降早就是个问题。但是，最近发现幼儿园儿童的视力也在逐年下降。八一年度，视力不到一点○的（五岁）儿童占百分之十四点九，八四年度却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五。    如果视力差，人们常常会想到是近视。但是日本学校保健会理事宫本医生说，幼儿与中学生不同，幼儿中远视眼非常多。    宫本推测，远视眼的孩子看近物时，必然使睫状肌紧张，水晶体变厚。最近许多幼儿由于练琴、识字和学习算数等等，睫状肌一直很紧张，水晶体变厚，因此，检查视力时，如果看稍远一些的东西，焦点就落在视网膜前面。也就是说，虽然是远视，但是一度却变成了近视，这种情况正在增多。    宫本先生忠告说，最近出现了从幼儿起就偏重于智育的倾向。应该控制教练琴、教识字和算算数。即使教的话，也要注意连续教二、三十分钟，就要让儿童休息一下。应该让幼儿到外面去看看远物。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纽约州里弗代尔的苏联大院年初打开大门欢迎“儿童快讯社”和“孩子们会见孩子们”组织的成员。“儿童快讯社”是一家独立的非盈利性通讯社，报道员都是少年儿童，他们用磁带录下的采访、讨论、报道和评论由十多岁的少年和成人负责编发。“儿童快讯社”的“记者”们在苏联大院里就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一场活跃的讨论。达维德·沙赫热杰扬（苏联埃里温人，十二岁）：美国有些人不知道苏联有它自己的文化和电视。温斯顿·黄（纽约人，十三岁）：我可以肯定，苏联人认为美国和民主制度也是不成功的，而且以为美国人想摧毁世界。尤利·佩什科（莫斯科人，十二岁）：嗯，人们主要只互相了解对方国家的坏的方面。阿兰·卡尔拉斯金（莫斯科人，十三岁）：我们两国人民互相不了解。也许他们不知道所有的人都希望和平，所以，我们应该互相会见，来谈谈这个问题。克里斯托弗（美国佛蒙特州人，十三岁）：我不知道苏联人对我们有什么看法。不过，我想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特别是孩子们    ——对核战争就象他们一样感到恐怖。尤利（苏）：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可是，我们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听到过不少有关战争的情况。我们读过有关战争的书，所以我们    知道战争是可怕的。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丧失了两千万人。美    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要是爆发核    战争，损失将会大十倍。温迪（美）：你现在或许正坐在起居室里看电视，过一会儿可能就成了一堆灰烬，想到有这种可能真是相当吓人。你想想看，这么年轻，你的生命就可能结束了。那真是太不公平了。尤利（苏）：我看过许多讲核战争的电影，我真给吓坏了。我不希望这种灾祸落到我头上。达维德（苏）：在我们的父辈之后，世界上留下来的两个最大的国家的政府将由我们来组成。所以，我们必须防止核战争。尤利（苏）：如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联合行动，那对全世界会有很大影响。第一步是防止核意外事件和冻结核武器；并且互相帮助对方了解太空和我们的地球。拉沙史密斯（美国纽约市人，九岁）：要是我能统治全世界，那么，谁反对和平，我就把谁送到大洋中的某个孤岛上去。如果他们想住到好地方，他们就必须停止搞一切核武器。我想，这样一来，他们就会一个一个都赞成和平，不主张战争了。尤利（苏）：在我看来，不单是美国和苏联的官员，而且还有两国的人民，都应当更经常地会晤和交谈，互相了解对应的文化。这样，人们就会了解，每一方都并不那么坏，和平是可能实现的。克里斯托弗（美）：如果谁也不认为他们自己能发挥影响，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实际上，每个人都应当尽自己的力量去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那样就会产生作用了。萨拉（美）：我希望俄国人能知道，我和我的许多朋友，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永远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奥克萨娜·塔列修克（苏联基辅人，十二岁）：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们，美国少年儿童象各国少年儿童一样，希望能和平地生活。（王中一）

据厄瓜多尔《最后消息报》四月三日报道，目前，哥伦比亚电视播出的一系列影片，总是充满了暴力内容：超级英雄、捍卫正义者同歹徒作斗争的场面；打斗、侵略、战争、破坏和死亡的场面；决斗的场面等等。影片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是“强盗”、“侵犯”、“蠢货”、“笨猪”、“疯子”等    。    两名新闻系学生最近作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这种粗野而不文明的语言，对七岁以下的儿童有极大的影响，它能深深地印入绝大多数孩子的脑海中，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词语。    另外，儿童特别喜欢看描写战争和科学幻想的影片和动画片。尽管这些片子的最后结局总是善战胜恶，并包含着一些未来的先进科学技术，但留给儿童的印象是格斗的场面和转眼即逝的飞人，他们爱模仿进攻者的姿态和动作，效法他们崇拜的人物。一个孩子就因学“超人”飞行而被摔伤。    更有甚者，有些家长过分放任幼儿，让孩子和他们一起看色情片，对孩子影响极坏。    根据哥伦比亚规定，电视是传播文化和进行教育的工具，但在实现这一目的时，却产生了副作用，使儿童们从小就懂得了斗争和复仇。心理学家对这种片子持完全否定态度，但社会学家却说，人自古以来就是生活在不断的斗争之中，因此，影片自然要反映这些活动。谁是谁非，尚难定论。（斌）

美联社戛纳五月二十日会传真图片：在戛纳电影节上获金棕榈大将的影片《爸爸出差出了》中饰演男孩的小童星莫伦诺·德伯托利（七岁）。

【委内瑞拉《新闻画报》三月十七日文章】题：您的孩子吃得多还是吃得少？    吃饭应该是一种享乐，决不应成为一场冲突。就餐时父母与孩子之间时常发生冲突的情况必须消除，不能象填鸭似的强迫孩子吃，这样做有损于儿童的个性。不要以为喂孩子吃饭只是向孩子提供维生素、蛋白质和人体所需的其他营养成分。作为一个妈妈，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爱与充分的理解。    许多年轻的妈妈看到孩子胖乎乎，就感到非常满足，心里十分踏实。而看到孩子吃得较少，体重适中，则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殊不知儿童过胖并不是健康的表现。    吃饭时，全家人从奶奶到姑姑，甚至连家里的狗都围着孩子转。小孩并不是傻瓜，他懂得怎么做能取悦大家，当然必须有好处他才肯这样做。于是全家人向他作出种种许愿。    世上有各式各样的母亲：有的对孩子过份溺爱，有的虽疼爱但不放纵孩子，也有的对孩子实行“暴政”。一位“军阀”作风很严重的母亲，不允许孩子在碗里剩一点饭，剩饭就得挨打，于是小孩乘母亲稍不注意就把剩饭倒进垃圾堆，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妈妈对于孩子个性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应该尊重孩子们，不应该在他们不感觉饿的时候强迫他们进食。    儿童的食欲缺乏有种种原因，如吃饭时周围的环境、吃饭的时间，饭菜的花色品种、大人的影响等等。饮食是为了满足孩子的需要，不是为了满足家长的需要，因此不能强逼孩子，这样做只能使孩子越来越倒胃口。给小孩做的饭菜要经常翻花样，不能要求饭量同大人一样，孩子吃饭的时间也不应过于严格。    儿童厌食是受身体和心理方面的许多因素影响的。从身体方面来说，扁桃腺炎、肺结核、鼻窦炎、淋巴结炎、肠道传染病都会造成厌食。另外，甲状腺机能减退、寄生虫病、肠道过敏、缺铁、维生素过多症等也能导致厌食。至于心理方面的因素，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必须指出心理因素对儿童的食欲具有更大的影响。

据墨西哥《至上报》三月二十三日报道，美国一家大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罗杰罗森布拉特一本令人震惊的书《战火下的儿童》，描写中东和远东交战国家儿童的悲惨遭遇。    作者说，一九八一年春天就开始构思这本书，当时他注意到，诸如黎巴嫩、柬埔寨、越南等国已打了二十多年仗，那里生长的儿童一生中只知道战争，破坏和死亡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正常的事，而且是经常的事。    可怕的战争给儿童带来了什么？怎样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这些问题促使作者在一家杂志的赞助下以旅游者的身份去这些国家实地考察，在每个国家呆一周，找儿童了解情况。儿童们向他叙述他们经历的厄运，如一位船长在南中国海断粮后想杀他们充饥，柬埔寨童工因没有做好工作而被砍头……他们受尽了无休止的战争之害。    这本书配有照片，看了以后令人触目惊心。（德）

据泰国《民意报》三月二日报道，曼谷市救助街头流浪儿及童贩计划制定执行特别小组委员会透露，该机构将于三月二日收容曼谷市的街头童贩，对他们进行职业训练，估计将有三百名童贩进入收容所接受训练。    这种救助童贩的活动曾在春武里府进行过两次，但在曼谷市还是第一次。此项活动将有劳工厅、职业教育厅、工业发展促进厅、曼谷市社会救济厅等单位参加。训练将着重于培养这些儿童将来从事各种职业的能力。    据泰国促进青少年进步办公室副秘书长乃帕滴·素迪殊德透露，目前分布在曼谷各街道上的童贩多达六百至七百人，其中大多数是贫困家庭的子女，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街头帮助父母维持生计。但是，想要通过对童贩进行职业训练的方式使童贩消失于曼谷街头却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类走上街头从事小买卖的儿童正在日益增多。    乃帕滴说，这种训练以前已经举办过两期，每期三个月。两期共耗资十五万铢，用于支付接受训练的儿童每人每天三十铢的车费和伙食费。（景文）

【美国《太平洋星条旗报》报道】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法律松弛不堪，漏洞百出，没有禁止父母出卖儿童的条款。因此，这个州已成为美国儿童买卖的「中心市场」。这个庞大的市场生意兴隆，每年经营数千起儿童买卖。儿童价格不尽相同，有的几千美元，有的上万美元。新普林威尔的玛丽·伊丽莎白·安德鲁斯将其二十二个月的女儿卖给贝蒂·格雷格斯夫妇，换取三千五百万美元。后来，玛丽想要回自己的女儿，所以，报告了警察，警察对她说，「法律不管你们的买卖。」    南卡罗来纳州」兴隆的」儿童买卖已使那里的许多律师成为「贸易员」，他们借此「良机」大发「洋财」，一次可从交易双方牟取五百至三千美元。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竭力为买卖双方进行撺掇。一个名叫马文·奥博曼的律师已经撮合成二十五起生意，从中捞取几万美元。这个州的一些刊物也连篇累牍地为买卖儿童刊登广告。

【新加坡《联合早报》五月二十三日文章】题：里根身边的第二号人物    专栏作家布坎南今年二月搁下了笔，放弃了那份年收入四十万美元，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权威性职业。布坎南现年四十六岁，弃笔之后，却没有退出政治圈子。作为里根总统的联络官，他只是从记者栏跳进表演场。    但无论怎么说，布坎南在就职仅两个月后，就已崛起为白宫幕僚中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    布坎南的办公室，刚好介于里根与里甘之间。在办公室里，他协助制订与协调白宫对所有热门问题的策略。从国内的联邦预算问题，到尼加拉瓜的右翼叛军问题，一切策略都或多或少包含了布坎南的意见。    《新闻周刊》获悉，里甘在不久前已把白宫新闻处的控制权交给布坎南。    里根的一位高级幕僚警告，在布坎南的影响力不断扩张之下，终有一日可能会与里甘发生冲突。这位幕僚说，里甘将不会甘于和别人分享权力，或分享荣誉。    但里甘却称赞布坎南，说布坎南能够“迅速发现他的看法的弱点”。另一名幕僚说，布坎南出人意料地深受尊重。    他说：“他很少开口说话，除非你征求他的意见    ——但他通常是第一个被询问的对象。”    里根和里甘有时候会听从布坎南的意见，例如否决国会减轻农民负担的法案。但白宫高级官员说，布坎南的看法，有时在政治上具有危险性。    一一名资深幕僚说：“我不知道布坎南是否了解里根。    “布坎南是个强硬的保守派人物，大多数保守派人物都希望里根高举国旗，奋不顾身地往悬崖下跳。但这不是里根的作风。”    到目前为止，布坎南似乎满足于静悄悄地行使他的权力。当一名记者“逮住”了他，发出一连串问题时，他的标准反应是：“没意见——这些话不能引述。”    《新闻周刊》的一名记者最近侥幸地听到布坎南的真心话。当询问他对这份工作的意见时，布坎南在    访谈开始和结束时都这么说：“我喜欢这份工作，再理想不过了。”

【路透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九日电】苏联内务部长    费多尔丘克今天说，内务部已抽调五万五千名共产党    员支援执法机构和帮助打击犯罪活动。费多尔丘克原    为克格勃负责人，一九八二年调内务部以改组警察部    队。他在《真理报》上撰文说，已从各工厂企业抽调大    批共产党员，并命令他们“坚决果断地”加强治安工作。他说，许多犯罪活动是酗酒引起的，制定反酗酒    的新措施成尤为重要。他还敦促警察对黑市商人采取更    严厉的措施。这位部长说，目前犯罪率大幅度下降，尤其是暴力犯罪活动和盗窃国家财产的现象大为减少

鸣放礼炮起源于英国，英国第一次鸣放礼炮在四百年以前，当时英国是世界上航海事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海军舰船在驶入别国海域之前，为了表示对对方没有敌意，把军舰上的炮弹放光；在遇到别国舰船时，也把炮内的炮弹放掉，表示同对方友好。以后鸣放礼炮便成为国际上相互表示敬意的礼节。    目前国际上接待国家领导人时，多数国家都鸣放礼炮。鸣礼炮的多少，要根据受礼人的身份而定。过去战舰的礼炮多为七门炮，鸣炮时放七响。英国最大的战舰上有二十一门炮，海军司令登舰时鸣二十一响，海军司令以下的将官登舰时鸣放十九响。以后二十一门炮齐放，便成为最高的致敬礼节。英国最早正式用这种礼节，迎送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以后别的国家也采用了这种礼节。    （廖西）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五月十六日电】今天公布的里根总统的财务情况清单表明，在一九八四年，里根收到的礼品包括一把左轮手枪、一个小型电锯、两根马鞭、四个助听器和一只价值四百美元的牧羊狗。    这个清单上的礼品价值均超过一百美元，属于他必须报告的范畴。    他接受的四个助听器价值三千美元。四年前遭枪击的里根还收到了一把刻有他名字的左轮手枪和一个小型机器锯和附件，价值二百三十八美元。    六个月大的牧羊狗活泼可爱，名叫“幸运儿”。里根夫妇已将这只价值四百美元的黑色小狗送给了一所学校。    里根夫人南希收到的礼品有她的老朋友沃尔特·安南伯格夫人和阿曼德·多伊奇夫人赠送的一件价值四百四十美元的办公用品、一条价值四百美元的毯子、价值二百美元的羊毛针织衫和价值二百一十美元的六盘录像带。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说，这些录像带中可能包括里根早期饰演的一部电影的录像带。里根本人还收到了一架一九八四年洛杉矶奥运会纪念电话，价值三百二十五美元；一块价值四百五十美元的手表和他在爱尔兰祖居的人赠送的一本家谱。里根夫妇收到的十五件礼品共价七千一百五十六美元。    副总统乔治·布什收到的礼品共计四十一件，价值大约八千五百美元，其中包括二十六双运动鞋和巴基斯坦赠送的一枝步枪。

【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四月九日文章】题：我的同学戈尔巴乔夫（作者流亡西方的前捷共中央书记兹德涅克·姆利纳日）    西方记者、政治家和外交家们虽然一致认为戈尔巴乔夫知识渊博、聪明过人，但又认为他是个实用主义者或“经理”式人物。由于对他缺乏了解，便对某些小事过分渲染。如戈尔巴乔夫访问伦敦时，未去瞻仰马克思地，而去商店为其夫人买了副撒切尔夫人戴的那种耳环。于是，就对他在克里姆林宫可能起的作用作出一些表面化的猜测。由于我本人认识戈尔巴乔夫，所以我知道，上述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一、大学生戈尔巴乔夫    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我和戈尔巴乔夫曾一起在莫斯科大学学法律。我们是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宿舍里住了五年；我们曾一起准备考试，最后都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毕业证书。我们俩不仅是同学，而且是大家公认的好朋友。    当时，苏联的大学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中学毕业后直接考入的，另一部分是从复员军人中选派的。戈尔巴乔夫不属于这两种情况。战时他年纪较小，没有参过军。他是在故乡——高加索一带经历战争的。他了解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战后他当了联合收割机驾驶员，由于劳动出色，十九岁那年荣获“劳动红旗勋章”。选派他到莫斯科大学学习，也是一种奖赏。    学习“集体农庄法”时，我从戈尔巴乔夫那儿了解到，法律在苏联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是何等的微弱，而为保障集体农庄劳动秩序所惯用的强制手段的作用又是何等的巨大。在电影《库班哥萨克》（即《幸福的生活》）中，我看到庄员的餐桌上摆满美味佳肴。但是，戈尔巴乔夫告诉我，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戈尔巴乔夫在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时，把黑格尔的“真理总是具体的”这句名言，作为自己最喜欢的座右铭。当苏联教员或学生脱离实际情况、空谈一般原则时，他总爱重复黑格尔的这句话。和许多苏联大学生不同，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死记硬背的公式。而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尽管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但我相信，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已经变成政治上的实用主义。    诚然，在今天，戈尔巴乔夫通过亲身经历，会知道权力为何物，政治实践为何物，实践与理论的差别又在哪里。但我认为，象他这样一个人，不会把政治和权力当作追求的目的。他从来就不是玩世不恭的人。就其性格而言，他是个把政治视为手段、把人的需要视为目标的革新者。    一九五二年，在斯大林主义仍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我们学习苏联的官方历史教科书，它要我们相信，任何与上边确定的路线不同的想法都属于“反党倾向”。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对我说：“列宁也没有叫人逮捕马尔托夫而是让他离境出走。”当然，如今在苏联，再有人说这类的话也不会被视为异端。但在一九五二年，戈尔巴乔夫说出这样的话，表明他对当时以对某一路线支持与否区分好人和罪犯的作法，表示怀疑。当时他就认为，社会上存在着反对者、批评者和革新者，不能把他们都说成是罪犯。此外，戈尔巴乔夫把他的上述观点告诉了一个外国同学，这在当时的确是不寻常的。一个有机会主义思想的人是不会这样干的。因为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自己的政治信念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戈尔巴乔夫在大学生时代不仅是个十分聪明、品德高尚的青年，而且很开朗。然而，聪明并未使他自高自大，他乐于并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为人诚恳、正直，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他有自知之明，有自信心；依靠自己的天才和勤奋取得成就，而不是靠别的什么。我相信，他的这种思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增强。    我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结识的第一个外国人。一九五一年夏天，我回布拉格度假，他也回到故乡度假，还去开他的联合收割机。那时，我给他寄过一张明信片。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对我讲了一件可笑的事：有一天，民警局长亲自到劳动地点找他，说要面交一件令人生疑的东西。原来，就是那张来自国外的明信片。我们二人都为此而忍俊不禁。（一）

【美国《华盛顿邮报》五月十九日报道】题：生活在笼子里的士兵（记者威廉·德罗兹迪亚克）    驻扎在东德的三十八万苏联军队是所有在欧洲国家内人数最多的外国军队。他们驻扎在东西方分界线附近的前线，是莫斯科的外围军事力量的前卫部队，并且为当地共产党当局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保证。他们很少公开露面，不过，偶尔也有一群群因身穿棕色军服、面貌象斯拉夫人或者亚洲人的苏联士兵大胆出来参观战争纪念碑。然而，同当地人往来是严格禁止的。    驻德苏军集团军群是苏联驻国外的最大的而且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他们是用苏联军火库内最新型的坦克、战斗轰炸机和直升机装备起来的。    尽管有些军官和主要的师据说是第一流的，然而，大量的苏联士兵（尤其是坦克师和步兵师中的士兵）据认为是平庸的。在尼科尔森被击毙仅一周之后，苏联驻东德的步兵部队就受到莫斯科的军方报纸《红星报》的批评，说他们训练不良、指挥不当而且演习时草率从事。曾经著文广泛论述苏联武装力量的西德德意志广播电台东西方部负责人威廉说：“苏联驻东德的军官无疑是一些军事上的杰出人物，他们的作战能力和作战准备以及薪金和津贴大大高于他们在国内的同等人的平均水平。”    曾在东德服过役、而后在阿富汗叛逃的苏联陆军士兵报告说，军官和普通士兵的待遇有很大的差异。大多数苏联军队驻扎在破旧的军营里，同当地居民无来往。他们的薪金比东德军队少得多。据说东德军队藐视苏联坦克师和步兵师衣着褴褛、缺乏纪律的状况。    据说，苏联士兵在东德所呆的三年时间里每天上午六点起床，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一个月只有一天假日。几位叛逃的陆军士兵说，饭菜的质量非常差，一个星期只供应两次肉，其他时候供应白菜、土豆、面包和茶。    正如苏联社会的其他地方一样，酗酒据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驻东德的士兵想家而且与世隔绝，这一问题更加严重。由于伏特加酒很昂贵而且严格按定量供应，据悉有些苏联士兵便转而采取较为极端的方法来满足酒瘾。据逃兵们说，苏联驻东德的空军人员曾经把防冻剂同水和捣烂的苹果拌合起来制造代用酒。    尽管苏联驻扎在东德领土的部队同东德的国家人民军在人数上的比例为二比一，然而就士气和指挥机构而言，东德国家人民军给人印象则更为深刻。    在东德的一位有见识的西方外交官说：“东德士兵中保持下来的普鲁士传统并不仅仅是正步走。他们是极为自尊的、有高度纪律性的军队，这是东德士兵为什么不尊敬苏联人或者不同他们来往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