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日新闻》十二月七日报道】题：《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谈苏美裁军谈判（特派记者新妻发自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六日在真理报社会见日本记者团，就美苏裁军谈判、汉城奥运会和日苏关系等说明了苏联的立场。在会见过程中，阿法纳西耶夫就美苏裁军谈判强调说：“最重要的是太空非军事化问题。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解决其他问题就没有意义。如果一方面谈判削减核武器，另一方面又在太空危险地扩充军备，那么，裁军谈判本身就没有意义了。”他表明，苏联领导机构的方针是：在美苏一揽子裁军谈判中，把防止太空军事化作为最重要的课题。    另外，关于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同美国总统里根会谈，阿法纳西耶夫指出：“没有排除苏美首脑举行会谈的可能性。但是，在会谈中要取得良好结果，就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美苏首脑举行会谈的条件在现阶段还不成熟。除非已具备相当的条件，否则就不能同意举行首脑会谈。”他对早日实现美苏首脑会谈也表明了消极的态度。    对于引人注目的葛罗米柯外长访日问题，阿法纳西耶夫说：“总有一天要访日，但不会是不久的将来。”他对葛罗米柯外长早日访日持否定态度。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汉城一东京一华盛顿之间建立了反苏联盟，日本本身正在推进军国主义化，日本甚至有一股势力主张重新研究无核三原则。阿法纳西耶夫还谈到了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会问题。他作为个人意见指出：“不能说汉城是举办一九八八年奥运会的最佳地点。我认为，苏联运动员也能参加汉城奥运会的良好气氛并未出现。”他表明，苏联对在汉城举办奥运会持消极态度。    此外，阿法纳西耶夫还谈到了中苏关系，他确认阿尔希波夫第一副总理已决定于十二月底访华。他还表明了这样的看法：阿尔希波夫第一副总理访华将导致肯定的结果。但是，阿法纳西耶夫指出：“坦率地说，中苏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中国提出的三项前提条件是发展双边关系的障碍。”

【日本《新国策》杂志文章】题：二十一世纪的中心政策是技术革新（国策研究会会长稻叶秀三）    从最近的日本产业和经济动向来看，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日本产业灵活的转变比预料进行的要快。    技术革新向前进展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并使设备投资也大大增加，但是，设备投资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有增加，而只是在有限的领域增加了。    从大的方面看，企业经营的方法在这十年或者五年之间从根本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反过来说，正由于日本如此灵活变化，它才能成为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让大家都去搞多种经营，都去干别的事情”。如果要搞别的事情，就要更加慎重和认真考虑。产业和企业经营动向，如此令人眼花缭乱地变化的事实是不可忽视的。    另外，作为最近有特色的新产业，例如电子工业中的新材料产业和尖端技术产业，作为新材料产业的精密陶瓷、碳纤维、钛和其他新产业以及生物产业等，现在要在新产业中大为发展。    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技术的变化现在进展很快，这一趋势目前还将继续下去。稍微回顾一下，明确地说日本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九四五年，在废墟中好不容易站立起来，实现了经济自立。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四年这段期间，积极发展现代化产业，奠定了现在的基础。    从日本的最近动向来看，产业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材料产业正在发展，出现了尖端技术产业，特别是新精密陶瓷和精密化学等新产业。在八十年代即将过去一半的今天，世界经济最近即将迎来以基础的、先进的领域为核心的技术革新的抬头期。我认为，应该以这一点为基础，再一次深入地研究日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今后，产业结构将逐渐向知识密集化和高水平发展。我们不能不认为今后这个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另外，就研究和开发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领域。    首先是如何进行基础研究。其次是应用研究。最后是如何实际运用研究成果生产产品的开发性研究。    在现在问题较大的集成电路技术、尖端技术和精密陶瓷等领域，政府和民间必须分别考虑如何去做。同时，在日本同外国的关系中，必须考虑和以实际行动用日本技术同先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另一点是，如何考虑和以实际行动培养有关人材。    日本也在大变。在计算机方面如何研制新半导体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呢？如何使现今以硅为核心的材料变为新的材料呢？如何研制比现在的计算机更进一步的第五代计算机和具备人的头脑功能的计算机呢？另外，通信和其他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到了光通信时代，使用宇宙卫星，所有领域都要发生巨大变化。

【日本《读卖新闻》十二月七日报道】苏联方面最近提出了葛罗米柯访日的“条件”，企图作为交换，逼日本方面让步。外务省对此提高了警惕。    苏联方面对日本的基本态度最近没有任何变化，但通过一系列的对话，使用微妙的措词，玩弄软硬兼施的伎俩。外务省认为，这种做法是为了动摇日本国内的舆论，担心因此助长无原则地希望葛罗米柯访日的主张。外务省今后将坚持“无条件访日是先决条件”的一贯立场。只要苏联表明无条件访日，外务省并不否定向苏联作出让步的可能。

【路透社北京十二月六日电】新闻分析（记者：巴克）    西方和非洲的外交官们说，两位中国领导人正在和即将去非洲访问，以显示北京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尽管中国对非洲大陆的直接物质援助已经大大减少了。    前外长黄华今天动身，他率领一个议会代表团去访问中国在东非的两个长期以来的友好国家赞比亚和坦桑尼亚。    副总理田纪云正在访问非洲六国。    外交官们说，这些访问，和接连作出的其他姿态，旨在使黑非洲确信，尽管自从赵紫阳总理一九八二年非洲之行以来，北京的外交重点放在了世界的其他地区，但中国在政治上是支持非洲的。    但是，这些访问并不预示着援助将有较大的增加，也不预示着甚至是部分地恢复六十年代中国对非洲承担很大义务的状况。    一位西方外交官对路透社记者说：“中国在非洲提供的援助是适用的和有效的。”    但他说，中国对于一些事业，如反对南非的斗争和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给以更多的政治上的支持。

【《日本经济新闻》十二月七日报道】外务省对将于明年一月开始的美苏新的裁军谈判表示欢迎和赞赏。另一方面，分析认为：“谈判不会轻易取得进展，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似乎还得经历相当大的曲折。”    外务省人士指出，一、预定于明年一月七日和八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之间的会谈，可能难以按照争取削减核武器和宇宙武器的具体谈判步骤达成协议；二，在宇宙裁军、削减中程核武器谈判和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等各个领域，美苏双方军事当局各有企图，专家级研究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这位人士预测，谈判将是旷日持久的、困难的。    外务省认为，第二届里根政权把改善美苏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课题。    所以，外务省把主管课长派往美国，探寻美国当局的对策。并且，通过外交途径了解美苏双方对谈判的战略。苏联方面最近也向驻日本大使帕夫洛夫发出训令，要他向安倍外相说明苏联对新的裁军谈判的基本态度。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外务省占上风的看法认为，美苏即使坐到谈判桌旁来，要取得一定的成果，也将需要时间。

【美联社伦敦十二月七日电】英国首相玛·撒切尔今天说，美国和苏联应该在即将举行的核武器会谈中作出同等的让步。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作出让步，「除非它们从对方得到同等的让步—一对一的让步，即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让步」。她说：「这是我们可能获得持久裁减的唯一基础。」撒切尔夫人指的是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之间订于明年一月七—八日在日内瓦举行的预备武器会谈。当被问及她订于十二月十六日在伦敦同被广泛认为是克里姆林宫第二号人物的戈尔巴乔夫会晤一事时，撒切尔夫人说，她希望会谈将是「直率的或现实的」，她避免使用外交上有不同意见的委婉语——「坦率的」一词。她说，她认为，「避免武装冲突」是符合西方国家和共产党国家两者的利益的。

【英国《外事报道》十二月六日文章】题：契尔年科的智囊团    象里根和其他西方领导人一样，契尔年科也有一个“智囊团”。提供消息的人士说，智囊团由六人组成。虽然里根和契尔年科统辖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但助手们的工作多少有点类似。    现年约六十六岁的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是契尔年科式的国家安全顾问。在他参加契尔年科的班子之前，于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八四年为前两届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主管对外政策问题。    现年约五十二岁的沃尔斯基相当于里根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他开始时任莫斯科一家汽车厂的党委书记。后来他提升为党中央委员会机械制造部第一副部长，在这里，他受到安德罗波夫的注意。一九八三年作为安德罗波夫的经济顾问。一九八四年进入契尔年科的班子。    拉普捷夫是契尔年科的法律顾问。他曾是安德罗波夫的一名助手。他编辑了安德罗波夫言论集。今年三月，拉普捷夫成为联盟院法案委员会成员。    佩切涅夫是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顾问，他写过若干本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书，一九八四年成为契尔年科助手。他的工作是确保契尔年科讲话的理论观点准确无误。他可能还是契尔年科讲话的主要起草人。    普里贝特科夫一九八一年以来一直担任契尔年科的助手，集中抓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    沙拉波夫原是安德罗波夫的一名助手，担任过《真理报》驻北京记者。他象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一样是契尔年科的外交政策顾问。    不知道苏联的这位主席是否有一名象里根的办公厅主任贝克那样的人。

【日本广播协会电台出版的《日本广播电台新闻》一九八四年第十期文章】题：我所看到的中国（作者：依藤美江子）    我离开北京回国已一个多月了。一年的北京生活，使我增强了对中国各方面的了解，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社会知识。北京之行还使我萌生了把中国作为我第二个故乡的想法。    也许因为我担任的这个节目名叫《春夏秋冬》，所以我对北京的四季颇感兴趣。去年八月底我到北京时，正值夏末，但气候却依然如同仲夏一般的炎热。    直至九月末才渐转凉爽，使我感到北京的夏季似乎比日本的长得多。    长驻北京的人有口皆赞，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的确那蓝得透顶的天空，平阔的大地真使人感到心旷神怡。然而几阵秋风便把茂密的树叶打落在地，使周围一片荒凉。    漫长的冬天要持续到第二年的三月。大概到了四月，北京大地才又变成一片青绿。人们脱去棉衣，步履也变得轻盈起来。气温亦逐日上升，郊外的果树此时是花儿朵朵，格外惹人喜爱。真的，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春天竟是如此动人美丽。但遗憾的是强烈的偏西风时而闯进来“作客”，并带来不受人欢迎的“礼物”沙土。不速之客“黄沙”一旦随风袭来，即使是晴天，也会把空气搅得灰蒙蒙的。四月下旬，沙土袭来的次数减少，气温亦随之上升，柳枝的青绿也一天浓似一天。    在北京的一年，我亲眼看到了一些变化。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建筑，充满乡土气息、给生活带来情趣的夜市的恢复，人们在穿着上的变化……都表明中国在变，而最大的变化要算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年青人的爱好变得丰富多样了，摄影爱好者增加了，还兴起了旅行热。我还“耳闻目睹”了广播和电视节目中的广告。它不象日本那样中断正在进行时节目，突如其来的蹦出来，而是作为独立的“商品信息”节目播送。一般五到十分钟，这种编排方式我觉得很合理。    在日本，青年向往城市生活，农民子弟亦不愿务农，人口外流现象很严重。中国的情况如何？带着这个问号？我参观了日中友好公社。接待人员告诉我们：过去年轻人不安心务农，一有机会就想跑到城里去。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多干多得，收入比工人多了，现在就是让他去他都不肯了。    在中国期间，我共去了十个省份，尽管每一次时间都很紧，只能走马观花，但桂林的山水，云南路南的天下奇观石林，苏州精巧雅致的园林，杭州风光秀丽的西湖，绍兴那富有江南色调的乡村之景，南京的古迹……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旅游地经常有人主动跟我搭话，使我感受到中国人是热情好客的。    不过，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在一次旅行时，我们到一家宾馆投宿，在服务台出示了专家证明说明来意后，一位女服务员看了以后现出不大高兴的样子，与另一位女服务员用方言交头接耳地商量了一阵对我们说，没有房间不能留宿，因为当时我们的印象是客人并不太多，就又跟服务员说了几次，最后总算勉强答应我们住下来，结果发现客人廖廖无几。原来宾馆为了多赚钱，不欢迎可享受专家待遇打几成折扣的人投宿。    宾馆是接待外国人的一个窗口，服务态度的好坏会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声誉，这种“向钱看”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有时去普通商店买东西。在这里常常遇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爱人同去，用日语商量买否，服务员看出我是外国人的时候态度热情和蔼。    我一个人去买，用中文直接打交道时，服务员多半是爱理不理的。我觉得那种崇洋媚外，以貌取人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实际上当我知道因为我是外国人才对我热情，对本国人则冷若冰霜时，我并不以受到“优待”而高兴，相反心里是很难受的。真诚地希望对待任何一位顾客都能一视同仁，同样地热情友好。大家知道，从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民族性与文化。中国民族是开放的民族，有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一民族性：一般来说日本人忌讳初次见面，就打听对方的年龄（对女性更是如此）、收入和属于私人生活方面的事情。中国则恰恰相反，把积极主动地探问这些事情看成是关心对方，缩短相互间距离，增进彼此了解的一个手段。两国人民都努力地去了解对方国家对方民族的习俗礼节，这样在遇到与本民族相反的习俗时，就不会感到困惑不解，这也是我这次中国之行的一点体会。

罗马的香港柏莱国际影片公司与南海影业公司、天津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故事片《西游记》，上月初已经选好演员，拉队齐集天津定做石膏面谱。然后南下苏杭一带选景，“花果山”、“水帘洞”、“芭蕉洞”的外景地点已经找到。    罗马昨日透露，该片的外景很多。    苏杭一带的外景只是拍摄山洞，大西北“河西走廊”的外景是重要的主线，此外还要在东北吉林拍摄“三打白骨精”的雪景。现在一支外景队正在西北线选景，看来要等农历新年过后才能开镜。    《西游记》影片既有江南的水帘洞，又有吐鲁番的火焰山，富有真实感。    至于演员方面，扮演孙悟空的演员有两个，一个是擅演猴戏曾在电影《真假美猴王》演过孙悟空的福建省京剧团演员王金柱，另一个是河南京剧团的武打演员张亚春，因为孙悟空是全戏的中心人物，不单能翻能跳，还要有王者气度，需要两个不同的演员互相补足。    饰演唐僧的是电影幕后工作者吕麟，演猪八戒的张兆铮，是沙僧演员李志江一力推荐的。    饰演白骨精的是天津市京剧三团刀马旦张楠，她认为白骨精不好演，要变几个不同角色，难度很大。    罗马今次到天津电影制片厂，发觉工作人员工作态度相当好。    罗马很高兴地表示，天津电影制片厂二百多位工作人员都参与他这个戏的制作，优秀人才众多。    罗马对天津厂很有信心。（摘自香港《文汇报》）

陈奇禄现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也是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和“中央研究院美国研究所”主任。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学政治的，一九四七年却在上海《公论报》主编《台湾风土》副刊，就这样把他引入研究台湾山地文化的范畴，决定他一生努力的方向。    一九四七年，台湾刚刚摆脱日本的统治，对于台湾风俗、习惯、历史以及先民移居台湾时笔路蓝缕、艰苦拓垦的精神，和对台湾与大陆的血浓于水的关系，正要加紧宣传。因此，《台湾风土》最能发挥作用。由于工作的关系，促使陈奇禄和山地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使他对台湾土著文化的研究发生浓厚的兴趣。后来还应邀主编台湾省文化协进会出版的《台湾文化》和《台湾研究》年刊。    抗战胜利后，他在台大任助教。一九五一至五二年，他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及英国伦敦大学研究人类学，后来又在日本东京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    这位人类学者，在台湾山地文化的研究上，取得很好的成绩。他经常在台大考古人类学标本室和台湾省立博物馆里潜心研究，又经常带领学生跋山涉水，深入高山，去找土著文化的根源，了解高山族人的生活。尤其对排湾群诸族（包括鲁凯、排湾和卑南三族）的木雕、织布和农耕等了解得更深刻。他认为“民族文化和民间技艺的研究，是一个无尽的宝藏”。目前他正从事一本《台湾民间旧俗》的著作。    陈奇禄教授不但是山地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者，他也是一个画家。他所采集的山地风土文物，不假手于人，全部由自己绘制，三十年来，他已绘就数千张画图。一九六一年，台大出版陈奇禄著的《台湾排湾群诸族木雕标本图录》和《台湾土著物质文化》两书的二百六十多幅插图，都是作者自己于一九五八至六八的十年间绘制的。据陈奇禄说，他少年在厦门鼓浪屿求学时，有感于大自然景色，所以有了绘画的念头。据说他的四个儿子虽然各有专长，分别学建筑、地质、历史和法律，但都能够绘得一手好画。（摘自纽约《华侨日报》）

日本除了精于茶道、花道和剑道之外，也重书道。    一种源自日本的「水书道」，最近拟打入香港市场。    这种水书道，也的确有趣，特别趣在其用作书写的咭纸。书写时，清水便可当墨用。因为是用水作墨，以手揩拭或抹在衣物上也不会被弄污；即使你写得一塌胡涂，三分钟内，纸张上的字也好、画也好，什么东西都会自行消失。同一块咭纸更可重复使用一万次以上。    这种专利的纸张还可底面两用，有四种颜色。（摘自香港《大公报》）图为日本人以水作墨在神奇纸上练字

防弹衣的发明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依照材料的不同和进步的过程，大致可分为硬式、软硬式和软式三种。    硬式防弹衣是一种以刚克刚型的防弹装，借助于前胸和后背的钢板或钢丝网，避免子弹穿透。十几年前，由于钢材料的防弹衣重达十几二十公斤，遂以较轻的陶瓷板来替代钢材料。即使陶瓷板较轻些，重量仍在十公斤以上。    钢材料硬式防弹衣笨重、穿着不舒适、行动不便。硬式防弹衣遭到淘汰的原因还不止此，其他如身体侧面无法防护、颈部下裆无法防护。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穿着不舒适。    直到一九七○年，化工界的泰斗杜邦公司发明了一种有机聚合纤维，使得防弹衣走进软式和软硬式“以韧克坚”的新领域。这种名叫克夫勒（ＫｅｖＩａｒ）的化学纤维，强度竟然是同重量钢材的五倍。将多层克夫勒叠合裁制成的防弹衣，效果远比硬式为佳。    所谓软式防弹衣，即不夹陶瓷板，完全靠克夫勒的韧性避弹。至于软硬式的防弹衣，则是用于重火力的场合，它是在全软式防弹衣预留夹层中，放置陶瓷板增强防弹的功能。    防弹衣防弹能力的好坏，要经过测试才能得知。目前世界上大都依据美国ＮＩＬＥＣＪ及Ｉ．Ｄ．Ｆ两项标准测试。大致上是透过两个光电靶，测出子弹的速度，再依防弹衣上的弹着情况及后粘土靶垫的凹陷程度，了解防弹衣的功能。    二十层克夫勒缝制的全软式防弹衣，不加陶瓷板也可以抵抗口径九公厘的轻机枪连放，至于手枪、猎枪更是轻松应付；若是遇上了Ｍ—十六或是来福枪的重火力，则需加上陶瓷板。全软式的防弹衣由于柔软舒适，重量还不到两公斤，加上颜色和款式皆富于变化，可当作内衣随时穿着。（摘自台湾《联合报》）图为软式防弹衣

据联邦德国《长寿医学》杂志说，在联邦德国和在与它相似生活水平的国家里，十万居民中有一至二位百岁以上的老人。    维尔茨堡大学弗朗克教授在三百四十四位百岁老人中作了调查。其中有百分之三十还很精神，生活可以自理。一半人部分生活需要别人照料，经常卧床的占百分之十八。这三类人中，听力与视力相比，视力减退更厉害些。但总还有百分之四十五的高龄者能很好地看东西。百分之十三的人视力大受限制。百分之十一的人眼睛已看不见东西。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耳朵有点不好使，百分之十三经常卧床的老人耳朵已聋。    被调查的人中女性占多数。百分之六十九的高龄老人死前神志很清醒。百岁以上的老人由于心脏衰弱致死的最多，这约占百分之四十三。由于体力完全衰竭致死的占百分之二十九。只有百分之一是患癌症死亡的。年过百后还能继续生活下去的绝对时间平均是三十个月。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美国犹他州年纪最大的居民约瑟夫·斯图尔特上月二十八日度过了一百零六岁的生日。    斯图尔特生于犹他州中部，一生务农，养牛，养羊，养猪。他以前舞跳得很好，几年前把舞鞋收起来了，但现在仍然想来几个舞步。他认为华尔兹帮助他活了那么大年纪。他年轻时抽过烟，后来戒了，他说戒烟大概使他多活了十年。他从来没有学过开汽车，并且认为这也是长寿的一个原因。（美芬）

【南通社莫斯科十一月二十二日电】苏联现在有五千四百万拿养老金的人，换句话说，现在每五个苏联人中已有一人吃养老金。在今后十五年内，还将增加六千九百万退休人员。    如果苏联的人口出生率在今后一个时期不能升上来，从九十年代起，中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这种比率就会更加不相称。即使是在今天，将近百分之八十建设铁路的工人和百分之九十建设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的工人都是远离亲人单独生活的。根据不成文的规定，他们总是先在一个地点落户，一般到四十几岁才成家，这时要生儿育女已经太晚了。    苏联一九六○年的出生率是千分之十七点八，现在只有千分之七点九。在这期间，结婚总人数看不出有什么减少，而离婚总人数增加了三倍。从这一方面来看，苏联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离婚率最高的国家，因为平均每三对夫妇中就有一对解体，在有的工业地区和郊区，甚至两对中就有一对离婚。

据法新社十一月二十六日报道，不久前，在一次钓鱼比赛中，人们正在岸边静悄悄地垂钓，突然一阵石块袭来。发动袭击的是一些头戴钢盔、手持铁棍的青年人，自称属于一个称为“动物解放阵线”的地下组织。他们每天要发动五次这样的突然袭击。这个组织的创始人龙尼·李说，人的生命并不比动物更重要；对于一个虐待动物的人来说，动物的生命比他更有价值。由于英国一家巧克力公司资助了利用猴子做甜食是否损害牙齿的实验，十天前这个组织竟散布说，在该公司的巧克力中施放了老鼠药，以致在全英国造成一场大虚惊：两天之内，不得不对正在货架上出售的一千万支巧克力进行逐个检查，使该公司蒙受极大损失。连英国内政部负责官员也说，“动物解放阵线”的这些人是危险的，必须加以逮捕。    英国有很多动物保护主义组织，其主张和倾向各不相同。拥有三万名成员的“皇家保护动物协会”认为人们可以利用动物进行实验；而有些合法的动物保护主义组织就反对这样做。“废除活组织解剖联合会”不主张利用动物皮革做衣服。拥有一万一千名成员的“动物援助组织”还动员人们成为蔬食主义者。    主张对人采取暴力的动物保护主义组织并不多。“破坏打猎协会”只有五千名成员，“动物解放阵线”自称有一两千名成员。但是，他们近来对人的暴力活动有发展的趋势。    （耀文）

【路透社巴黎十一月二十五日电】让—诺埃尔·卡普费雷对谣言百听不厌。他专心致志地听完你所知道的一切，然后恳切地复述他听到的最可怕的段落。但是必须强调，他是以科学和人道的名义来进行这一工作的。    卡普费雷和另两名社会学家最近刚建立一个谣言研究基金会。你只要拨通设在巴黎的该机构的电话，自动答问机里就会传出一个男子低沉的声音：「如果你知道或者最近听到什么谣传，你能否详细说出它的来龙去脉？它目前在什么地方流传，你是怎么听到的？」自动声音结束后，你有充分的时间来回答问题。    卡普费雷说，他们每天可以接到大约十次电话，但是有些电话说的是谣传，有些只是小道消息。该基金会计划收集二十个最逼真的谣传，散发给法国各阶层的人，统计出有多少人相信这些谣传，为什么相信和是否被传走样。    卡普费雷对本社记者说，谣言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但是谣言本身却谈不上有趣。在有些情况下，竟有人对谣言笃信不疑。一九六九年在法国奥尔良流传的一则谣言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传说一些出身名门的年轻女子神秘失踪。有人毫无根据地说，城里的一家犹太人开的服装店秘密从事白奴贸易，说这家服装店里的试衣室有一个暗门，通向一个秘密的地道系统。结果，这则谣言使法国各地的犹太人商店都蒙受了损失。卡普费雷说，「谣言都有其市场。谣言可以在那些会相信它和希望相信它的人中间流传。」有史以来就有谣言存在。在发生危机的时刻，谣言更加盛行。「人们会提出各种问题。如果得不到回答，他们将千方百计找到答案。」

【共同社东京十一月十七日电】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人民的寿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成为全世界最长寿的：男子为七十四点二岁，妇女为七十九点七八岁。经济企划厅的老年人研究小组星期五发表的报告指出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迅速提高。    为了确保他们继续保持生气勃勃并且不致于成为社会的负担，有必要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并要对他们采取新的灵活态度。    政府官员说，这些建议将在下月修改八十年代政府的长期经济计划时加以考虑。    报告说，对那些希望参加工作者，应当增加合适的职业，如办公室工作或教学工作，并实行缩短工作时间或“隔日工作”制。报告建议，养老金计划也应修改，提供“部分养老金”，使一些老人能够从事非全日的工作；对为个人养老金基金捐款者应在税收方面给予照顾；对开始领养老金者的年龄采取灵活作法。为了使老年人能够同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或接近他们，报告建议由政府出资建造三代同堂住房，并提供低息贷款以扩建老年人的私房，协助父母和孩子就近找到房子，允许老年人借钱办福利事业。

日益增长的外来影响促使年轻一代的马来西亚人一旦结婚就另立门户，其后果是老人独居。这一点在大批青年人迁往城市后的农村最为明显。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已经果断地处理了这一问题的国家，尽管有很好的理由，那就是为了这个共和国经济上的高速发展。但劲头十足的语言改革和全面都市化，毕竟形成了严重的世代分裂的典型情况。    老一代人不时地抱怨儿女们太任性，吃不了苦，对于吸毒和“性自由”之类的消极的外来影响一拍即合。在新加坡，意料之中的争论之所以表现得不太明显，看来是父母和子女间的一种妥协。除了要求勤奋学习之外，父母在社交问题上给予子女相当多的自由，比如衣着，发式和音乐癖好等。作为报答，青年人也很少辜负父母的期望，特别是在基本的道德问题上，在这方面父母们的传统规范是得到政府强力支持的。这种平等交换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努力强化家庭作用的结果，这种努力包括优先给三代同堂的家庭就近分配住房。日本：然而，日益增多的青少年犯罪和感情上的疏远并不一定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副作用。日本是这个地区完成从大的、多代同堂的、数量上占优势的农村家庭向小的、核心的、都市化的家庭过渡的第一个国家。在日本能观察到一种抉择。直到一九五五年日本还有将近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有六个以上的成员。到了一九八三年，这个比例便下降到百分之八。日本的社会学家一般都将家庭结构的变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算起。战后的“经济奇迹”进一步侵蚀了传统的模式，特别是父亲的地位，已经由一家之长——法律上和伦理上权力的中心    ——沦落为一个简单的养家活口的人。对此，一个老人会说：“地震、雷电、火和爸爸是世间最令人敬畏的东西”。而日本的青年人会笑嘻嘻地加上一句：“现在不再包括爸爸了”。这种演变已强化了日本人建立一种能取代紧密的家庭联系的牢固的同等人之间联系的倾向。绝大多数人则不是这样，他们不喜欢表现自己或是造反。公园里身着艳丽夺目时装的女学生在学校里就表现很好。相貌凶狠的“暴走族”成员决定十八岁从他们的周末冒险活动中“毕业”，他们认为到了这个年龄再从事这种无聊活动已不相称了。    亚洲其他的社会将会走同样的道路吗？也许不会。然而不管现在和将来的变化所提出的挑战会多么大，亚洲的家庭仍将是强有力的，有生气的和足智多谋的，因而足以克服最可怕的代沟！（下）

莉莉·塞纳希独自坐在巴黎一家烟雾弥漫的咖啡馆里，她身边的餐桌上放着一块醒目的招牌，上面写着：“来吧，我们聊聊。”    转眼之间，她周围已经聚集了六名过路人。他们虽然有些犹豫，但却很感兴趣，于是便热烈地谈论起她发明的“聊天园地”的好处来。    这位头发灰白、态度和蔼的六旬老人既不是社会工作者也不是心理学家，然而她兼做二者的工作。在过去六年中，塞纳希女士踏遍了整个欧洲，所到之处，不遗余力地促进她的在公园、海滨、航空港和咖啡馆等陌生人聚集的地方开辟“聊天园地”的事业。    “我这个主意很简单，但却具有无可估量的心理和经济意义，”塞纳希女士不久前对美联社记者说。“我相信，如果人们不感到那么孤独寂寞的话，全世界的医疗事业必定会节省许多钱……聊天园地使孤独的人们意识到他们并没有被遗弃。”    目前，在比利时、瑞士和瑞典等国，塞纳希发明的“聊天园地”正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去年，斯德哥尔摩一家报纸曾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社论说：“塞纳希女士应该象卫星发明家一样获得交谊奖。”在布鲁塞尔的这样一个园地，前来聊天的常客中有贵族，也有清洁工，包罗了三教九流各阶层人士。塞纳希女士的“聊天园地”设想在巴黎也有为数众多的支持者。她说：“都道是法国人冷若冰霜，可我不以为然，我确信普天下人性是相通的。明年一月我要重返巴黎，要在巴黎歌剧院开辟一个聊天园地。”    莉莉·塞纳希出生在匈牙利，现在比利时定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曾多次遭到纳粹匪徒的迫害。其父就是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死去的。她精通六种语言，在以全部精力致力于社会交谊活动之前，曾多年从事翻译工作。    在她的“聊天园地”里，塞纳希女士鼓励人们畅所欲言。“可谈的题目很多，”她说，从电影、书籍到饮食、烹调“都可以成为谈论的话题，都可以使人们友好地走到一起来并从中找到共同点”。但是，她不主张人们在交谈中涉及有可能导致分歧和不愉快的题目，如宗教、政治或个人隐私等。此外，她还告诫人们要切切防止使“聊天园地”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论坛”。    （卞长川编自美联社十一月十七日特稿）

西德反间谍机关九月份逮捕了为克格勃工作了十七年的梅塞施米特—伯尔科—布洛姆公司的部门负责人曼弗雷德·罗奇。他是受苏联情报机关代号为“Ｔ”的第一总务司领导的。这个司的军官主要负责搜集科技情报以及了解高级技术领域的研究项目。    据估计，目前每年经非法渠道从西德流出的重要技术情报的价值已达数十亿马克。    西德保卫部门发现，最近几年间谍活动的重点在电子、电气、军备、车辆制造和机械制造、精密仪器、光学等部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调查报告估计，苏联百分之百的军用电子技术和百分之五十的微电子技术是在西方秘密购得的。    苏联对梅塞施米特—伯尔科—布洛姆公司从事和参加的所有项目都感兴趣。    例如，对“空中公共汽车”飞机的研制工作、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宇航项目的研究工作、反坦克导弹的设计和“旋风式”战斗机独一无二的电子技术等都有强烈的兴趣。    苏联人对“旋风式”战斗机情报的搜集也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今年八月被捕的前护卫舰舰长赖辛布尔格向苏联人提供各合作企业生产保卫方面的情况：从勃兰登堡边境潜入西方的规划工程师赖希瓦尔德则提供发动机研制方面的情报。    关于这种战斗机的所有其他情报，则设法由他们安插在梅塞施米特—伯尔科—布洛姆公司的间谍罗奇来搜集。（译自西德《世界报》）

【英国《外事报道》十一月十五日文章】瑞典记者卡利·努德布卢姆写的《工业间谍》一书，详细描写了苏联针对瑞典的军事、科技和经济等方面所进行的间谍活动。    努德布卢姆在书中写道，自一九五六年以来，苏联共招募了一百四十五名瑞典人充当间谍，并从国内向瑞典派遣了一百九十名间谍。最近，瑞典反间谍机构证实了这一结论。    该书透露，已确定的在瑞典的苏联高级情报官员有克格勃驻瑞典的最高谍报官、现年四十三岁的弗拉基米尔·巴什基洛夫，他领导着约六十名情报官员。还有基谢廖夫和尤里·普罗斯维尔宁。基谢廖夫今年五十四岁，他领导着一个由二十名成员组成的军事情报网。他以前是苏联驻奥斯陆使馆的一等秘书。当时他在苏联情报总局中的军衔为上校，现在已晋升为中将。普罗斯维尔宁曾同基谢廖夫在挪威一起共事，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八年任苏联驻挪威武官。上述三人目前都是苏联驻斯德哥尔摩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努德布卢姆还指名道姓地说出了在苏联驻瑞典使馆、领事馆和苏联公司活动的三十三名情报官员。    据西方情报机构估计，一九八○年，苏联通过在瑞典的工业间谍活动获利约九百五十万美元。同年，苏联在瑞典非法获得了价值约九亿四千六百万美元的西方技术。书中披露的大量事实使苏联深感不安。在《工业间谍》一书出版后两天，苏联驻瑞典大使潘金向瑞典外交部提出“正式抗议”。

【美联社华盛顿十一月二十七日电】联邦调查局今天逮捕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雇员，他的罪名是向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关传送有关国家安全的机密情报。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说，现年五十岁的卡尔    ·凯泽以间谍罪在纽约被捕。    联邦调查局指控说，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关指示凯泽以受雇的方式打入美国任何情报机关。一九七三年二月至一九七五年八月，凯泽曾受雇于中央情报局，接触到有关国家安全的机密情报。    凯泽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后来加入美国籍，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关受训。一九六五年，他同妻子一道来到美国。对凯泽的指控如属实，他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

一个克格勃特务叛逃后，供出大批在西方情报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的苏联间谍。一时间，涉嫌者有的辞职，有的叛逃，有的坐车，有的惨死，美、英、法三国情报机构一片混乱。    这是苏联同西方谍报战中惊心动魄的一幕。美国《行列》周刊撰稿人杰伊·爱泼斯坦广泛采访美、英、法三国当事人后，十月中旬撰文披露了内幕。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的一天，一个三十多岁的俄国人来到美国驻芬兰大使馆，求见中央情报局的代表。他自称是克格勃少校，叫阿纳托利·戈利岑，以副领事身份在苏联驻芬兰大使馆供职。他说，只要答应他携同妻子和女儿安全赴美，他愿将在克格勃总部工作时了解的重要情报和弄到手的机密文件全部提供。事情报到华盛顿，中央情报局证实他是克格勃中的“不忠分子”，批准他去美国。后经几周的紧张审讯，戈利岑供出了苏联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美、英、法三国情报机构的中枢部门安插高级间谍的情况。    戈利岑的第一个重磅炸弹抛向法国。他招供，在法国情报机构的最高层有克格勃的人，其中之一为戴高乐总统的内圈核心人物。他们把法国关于北约的情报都转送给苏联。    美国总统肯尼迪闻此当即以“亲阅信”的方式通报戴高乐总统。法国遂派遣几名反谍报专家来到华盛顿。戈利岑告诉他们，法国情报机构中有一个接受克格勃指示的集团，代号为萨菲尔，至少有六名法国高级情报官员为其成员。他们除窃取北约文件外，还将利用法国人员为苏联搞美国导弹基地的情报。法国对美关系情报官德沃若利认为此话不可信。但是，使他瞠目结舌的是，戈利岑的话很快应验了。德沃若利接到巴黎要他组织人搞美国导弹基地情报的指示。他反对这样干，但巴黎非要他这么干不可。他发觉法国情报机构确实为克格勃所控制，但又无计可施。于是，他断然决定去职，留在美国。此事导致戴高乐的情报顾问和两名情报机构负责人辞职，一名高级官员自杀或被杀，一名北约官员被判无期徒刑。    戈利岑还和盘托出了克格勃渗透英国情报部门的情况，涉嫌者达二百五十多人。结果，英国情报机构前驻美代表菲尔比逃往苏联，另一个前情报机构负责人布伦特没有跑掉，承认是苏联间谍。戈利岑还披露，克格勃获悉，英国情报部门已将苏联的一本密码拍照。这个只有军情五处的头头才知道的秘密，是谁泄露的呢？涉嫌者只有其正副处长霍利斯和米切尔。但调查了十年，此案也没有结果。    戈利岑还招供了克格勃特务打入美国情报机构的情况。结果，中央情报局的苏联处至少有五人涉嫌，并很快被调离，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一向受赞扬，但戈利岑却说，给它提供情报的一个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是克格勃特务，它驻华盛顿分局的一个官员也是克格勃特务。这种指控激怒了联邦调查局长胡佛。胡佛反唇相讥，说中央情报局弄来的这个俄国人是“奸细”。从此，美国这两大情报机构结怨日深。到一九七○年，胡佛断绝联邦调查局同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关系，使中央情报局再也难以监视克格勃在美国的活动。    戈利岑看到他提供的情报受到美国当局的重视，得意忘形，要求会见美国总统，以陈“战略性高见”。总统虽没理会，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却会见了他。一九六三年夏，他被安排到中央情报局反谍报处负责人安格尔顿手下工作。他对新上司说，克格勃已经改组，它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打进西方情报部门以观察它制造与散布的假情报的作用。安格尔顿信了这番话，认为给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的许多人都是制造假情报的苏联特务，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两大情报机构的对立。一九七四年，他被解职，手下的许多高级官员也被迫辞职。戈利岑从此再也不受垂注。    现在，戈利岑作为美国公民居住在华盛顿附近。他把他那些曾使西方情报机构陷于一片混乱的供词汇编成册，题名《旧谎新说》。但他的供词到底是假情报，愚弄了西方情报机构，还是西方因患偏执狂，自食恶果，文章没有正面回答。    （高秋福）

他出入乘坐的是防弹高级轿车，周游世界用的是价值八百万美元的游艇，空中观光驾驶的是特制的直升飞机。    他居住的房屋象一个防核隐蔽所，有三层屋顶，玻璃坚硬得枪弹穿不透。    他身边有二十多名保镖。他的名字在任何地址本上都找不到，世界各地的公馆别墅上也不标他的姓名。    他就是弗里德里希·卡尔·弗利克，今年五十七岁，号称西德首富，家产估计有二十亿美元。他经营的弗利克集团是西德最大的私人控制的财团，资产涉及汽车、钢铁、机器制造、化工、造纸、运输和保险等行业，被称为是一个“想买下整个西德’的“工业帝国”。弗利克集团一九八三年的营业额达六十七亿七千万美元，雇用四万二千多人，生产豹式坦克、小汽车、钢铁、管道、炸药，混凝土等产品。    就是这个集团在整个七十年代不断向西德各大政党（除绿党外）和重要政治家行贿，制造了西德政坛上一起又一起的丑闻。最近一起就是联邦议院议长巴泽尔因接受该集团贿赂，于十月二十四日宣布辞职，被西德报界称为“波恩的‘水门事件’”。    巴泽尔在一九七三年辞去基民盟主席职务，之后在法兰克福的保尔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弗利克集团通过这家律师事务所，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九年间以“顾问费”的名义给巴泽尔五十六万六千美元，作为他放弃基民盟主席职务、为科尔上台铺平道路的报酬。另外，巴泽尔在任这家法律事务所顾问期间，曾为处理弗利克集团申请六亿三千万美元免税一事出过力。    除此之外，西德联邦政府前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曾因接受弗利克集团的贿赂四万五千美元，于今年六月被迫辞职。据西德《明镜》周刊披露，联邦议院弗利克事件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没收了弗利克集团主任会计师迪尔的笔记。上面记着，弗利克集团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八○年期间，曾向西德各大政党“捐款”，给基民盟五百万美元，自由民主党二百一十万美元，社会民主党一百四十万美元。另外，给联邦总理科尔二十二万一千美元，社民党主席勃兰特六万三千美元。西德联邦总统魏茨泽克、联邦政府外交部长根舍和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也在弗利克集团的行贿名单上。    巴泽尔辞去联邦议院议长一事在西德引起巨大反响，反对党绿党指责科尔在七十年代坐上基民盟主席交椅是弗利克集团化钱换来的，还说西德政治家是可以用钱收买的。西德报刊仍在不断透露弗利克事件的新材料，但正如西德一位检察官所说的：“要是把这一切都披露出来，怕会动摇这个国家的民主基础。”    （何大隆）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十一月二十九日文章】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主席、权势赫赫的政治局委员黎德寿的胞弟梅志寿可能返回河内，领导一个新成立的安全部。该部显然是按苏联克格勃的模式成立的。    一位通常可靠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越南领导层在认真考虑成立特别安全部。    然而，这个新的部大概不会使党的所有领导人都感到称心。如果该部由梅志寿领导，这就肯定会加强黎德寿的地位。黎德寿看来是最有可能接替总书记黎笋的人。另一方面，这也将大大损害另一名高级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范雄——他最近几年一直管辖安全事务。    梅志寿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搞安全工作。据报道，最近几个月他一直在苏联。他如果确实要掌管新的安全部，那么可能是在苏联相应的部门受训。    黎德寿在政治局的地位已经很硬。尽管他在政治局名列第五——次于黎笋、长征、范文同和范雄，但实际上是第二号人物。最近几年，每当黎笋出国，黎德寿就代行其职务。黎笋和黎德寿在一些关键问题包括经济政策和中国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如果黎德寿的身体顶得住的话——据认为目前健康状况很好，看来他是黎笋的最可接受的继任者。    另一方面，范雄近几年的日子不大好过。他于一九七九年接替陈国环出任内务部长。陈国环由于黄文欢出走而威信扫地。    然而，越南的警察——‘“公安”继续被各种问题尤其是贪污所困扰。    一场旨在加强纪律性和改善警察力量形象的重大运动一直未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