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世界报》十二月四日文章】题：邓小平在中国实现经济的根本转折（作者：皮尔茨）    十月底，邓小平在通向他的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也许是最重要的突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实行一种新的经济体制。转折的原因是要实行需求决定供应的原则。自由竞争、赚钱和做生意的兴趣不再是异端邪说了。    要衡量这一决定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也许它将改变世界，但肯定的是它将涉及整个世界。经济上它起刺激作用，意识形态上它起挑衅作用。北京打算在今后三、四年内就用它外汇储备中的一百四十二亿美元进口高级技术设备。对为国内市场而进行的生产所加的限制已经或将要取消。    这样的社会主义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对克里姆林宫模式的有吸引力的替代物。除接受这一挑战外，莫斯科没有别的选择。目前苏联《真理报》限于告诫人们不要让中国新的经济体制毁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使人民去吃资本主义的苦头。    任何人，尤其是中国领导没有低估需要加以克服的困难。企业家可以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中央计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每年国家提供几乎占国家支出的一半的补贴的时代已经过去。一百万个城市企业面临适应的任务。不能适应的将淘汰。    已得以实现的新体制的苗头使人可以抱乐观的态度。这方面有农业的非公社化，它使农民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把人均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还有四个经济特区，尤其是香港边界上的深圳。无怪有些外国商人敢于预测，在本世纪末中国作为工业国家将超过苏联。

【合众国际社印度博帕尔十二月五日电】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一家农药厂的官员五日说，由于一次“化学反应失去控制”，一只安全阀又关不上，多达二十五吨有毒气体喷入了这家工厂上空的大气中。    联合碳化物公司驻这家农药厂的发言人阿瓦斯蒂说：“不知什么原因造成化学反应失去控制，使得贮存罐内的压力突然上升。”    与阿瓦斯蒂在一起的该公司的一位技术人员说，这种化学反应使化学甲基异氰酸盐的温度升高了。这种物质在正常情况下是以液体状态冷藏在不锈钢罐里的，这些不锈钢罐有三分之二埋在地下，用钢筋混凝土加封。他说，这种液体化学剂一般称作ＭＩＣ，在大约三十摄氏度的情况下就会汽化，但是，这种化学反应产生的热使温度上升到三十八摄氏度。    他说，那股压力把一个用于降低压力的安全阀冲开了，工人们无法把它关上。    阿瓦斯蒂说：“通过这个安全阀排出的甲基异氰酸盐大约有二十五吨。”    阿瓦斯蒂说：“泄出的毒气是太大，而能得到的氢氧化钠的数量又太少了。”    他无法提供这种毒气开始泄出的时间，但是，据同这家工厂有联系的人士说，是从午夜前开始的。    这家工厂负责安全工作的官员梅赫拉说，警笛是从一点零五分拉响的。    这个工厂的官员早些时候对印度化工部长萨特说，这些毒气形成了一块很厚的云，使这个工厂的上空笼罩着一层浓雾，连看东西都很困难。

【路透社华盛顿十二月五日电】白宫发言人说，里根总统为大幅度削减美国预算赤字，今天向内阁提出了一个削减三百四十亿美元国内开支的清单。    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援引里根在内阁的讲话说：「我们必须把整个计划开支冻结在一九八五年的水平上。大部分联邦计划将要冻结或减少。」    他说，里根说，他想把一九八六财政年度的计划开支控制在八千三百亿美元，这个数字与一九八五财政年度相同。他今天提出的削减国内开支的数字，比原来的目标差八十亿美元。    削减开支的最后部分可能出自防御开支，预算局长斯托克曼要求里根把一九八六年的军费开支减少八十亿美元。    斯托克曼还敦促里根把一九八七财政年度的军费开支减少大约二百亿美元，一九八八财政年度减少三百亿美元。他说，这些削减对实现里根要在一九八八年把赤字削减到大约一千亿美元的目标是必要的。如果里根要实现他的开支目标，政府明年的总开支，包括对债务支付的利息在内将达到大约九千八百亿美元。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三日电】题：政府加紧完成“太平洋设想”    政府正在以外务省为核心推进完成“太平洋合作设想”。到十二月一日为止，作为该地区合作的“重要项目”提出了建立四种网络的问题，即一、信息通信网；二、人才培养网；三、大学网；四、能源网。有关省厅之间正在加紧调整。其中的信息通信网，是根据安倍外相在今年七月于雅加达召开的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提出的。即使在民间，为使以亚洲和大洋洲为对象的利用通信卫星的信息网设想具体化，也已经行动起来。今年秋天在美国研究机关建议下建立的，利用联结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金融机构的通信卫星的金融信息网，和今年十月成立的亚洲和大洋洲信息产业机构就是上述行动的结果。在太平洋合作设想方面，政府考虑支援这样的民间活动，尤其是要对发射和利用通信卫星采取向前看的姿态。另外，在共同开发信息通信技术，交流技术人员，接受研修生等方面，日本将表示愿意起积极作用的姿态。    关于培养人才问题，政府的方针是，保证对今年七月召开的外长扩大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即“东盟育才计划”给予全面合作。目前要努力做到：一、充分利用明年四月建成的冲绳县浦添市的“育才中心”，并使它同东盟各国的“育才中心”实现网络化；二、扩大外务省的招聘青年的事业；三，充实文部省的国费留学生制度等。另外，政府认为，为了使太平洋合作获得成果，有必要把日本和澳大利亚间的“假日工作”事业和“东盟育才计划”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于建立大学网的设想，它同培养人才也有密切关系。政府的方针是，不仅要进行学生交流，还要进行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研究人员和教员的交流，推进共同研究，加强交换信息的工作。另外，在能源方面，正在研究使太平洋沿岸产煤国和煤炭消费国贸易有组织化的“环太平洋煤炭流通设想”等。    这些都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长远计划，所以，要在充分听取东盟国家的要求和意见的基础上，经常加以修改。中曾根首相打算在明年一月份访问美国和大洋洲的时候提出有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案，但是，在实现这一设想的时候，想避免单方面地强加于人，而要从同各国达成协议的项目，一个一个实现它。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二月六日电】美国国务院对苏联主席契尔年科保证寻求同美国在所有武器控制问题上达成协议的说法表示欢迎。    契尔年科昨天说，苏联愿意在明年一月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日内瓦举行的初步会谈中，寻求解决所有的裁军问题。    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当然欢迎契尔年科的讲话，他说，苏联在即将到来的日内瓦谈判中将同我们一起，为在所有裁军问题上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而努力。」    这位发言人说：「至于我们方面，我们重申决心进行建设性对话，从将来达成协议出发，谋求同苏联取得互相谅解。但我们认为最最紧迫的问题是削减现有的核武器。」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二月六日电】（记者：托马斯）里根总统的发言人今天表示，总统愿意将自己的薪金减少百分之十，为政府紧缩计划树立一个榜样，“带头争取”公众支持他建议的削减预算的计划。    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还说，里根重申坚决反对增税，告诉国会共和党的领导人，除了冻结开支别无它法。    里根建议从一九八六年一月开始的一年中，联邦文职雇员的薪金减少百分之五，联邦退休人员生活费用的增长冻结一年。官员们说，总统尚未决定是否冻结军人的薪饷和退休金。    官员们说，建议还要求冻结为穷人制订的计划，包括食品券和对老人、盲人、残废人的救济。    估计削减文职人员薪金的建议，会遭到强烈反对，特别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会和在联邦工作人员中有不少选民的国会议员的反对。

【《纽约时报》十二月五日专稿】题：律师说杀害刘宜良是台湾的命令（巴特菲尔德发自旧金山）    在这里被杀害的中国作家的家属聘请的律师今天说，杀人凶手是一个与台湾政界关系密切的地下犯罪集团的头头，这说明此次凶杀案是“台湾有权势的人下令和策划的”。    律师加奇克说，这个犯罪集团的头头陈启礼同台湾一些官员有联系，其中包括蒋经国总统的一个儿子。蒋总统的儿子蒋孝武现任台湾权力巨大的安全机构国安会的副秘书长，曾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在那里结识了一些电影明星和歌星。加奇克说，其中一些演员是称为竹联帮的地下犯罪组织的成员。    斯坦福大学的一位中国学者说，国民党政府以非常有效的警察网对台湾实行严密的政治控制，许多中国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竹联帮要存在下去，必定要同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个集团近几年发展很快，大量参与敲诈勒索、赌博和卖淫活动。    加奇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其他几个未解决的问题表明台湾当局介入了这起凶杀案。    加奇克说，这起凶杀案以及最近查明的嫌疑犯的身份有严重的国际影响。加奇克在这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认为这是一起国际恐怖活动案，如果台湾不引渡这些罪犯，他们就是窝藏恐怖分子。”    华盛顿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说，国务院目前没有评论，因为这是一个刑事犯罪案件，联邦调查局正在处理。

近来，我曾写了好几篇有关新闻写作的短文。长期阅读《人民日报》引发了我对新闻职业标准的直觉。我的反应往往是在新闻的形势方面。例如，我曾指出，外国首长在北京访问时，都毫不例外的受“热烈”欢迎，作“亲切”握手，举行“友好”会谈。既是毫不例外，那末这些“热烈”、“亲切”、“友好”一类的形容词是不是多余？尤其是，在标题上加了这些形容词，是不是成为主观的渲染？    最荒诞可笑的是某家新闻社近来所发的特写：《北京举行“体育日”活动》，“从洛杉矶回来的记者在逐个介绍奥运情况，为了争取听众，数人均自称所讲为秘闻……一记者说，李宁夺得六枚奥运奖牌，当晚美国、台湾的许多小姐连夜打电话以身相许，每人均比一米六八的李宁还高，最高的一位美国小姐高达一米八一……”    这家新闻社的报道似太藐视读者的智能程度，读了上述报导后，读者第一个问题是：深夜电话是私人的，那位记者如何知道那些打电话的美国、台湾小姐“以身相许”？第二个问题是，记者怎么知道“每人均比一米六八的李宁还高”？难道将深夜打电话的各位小姐一一找来与李宁并肩比试？第三个问题是，记者怎么知道“最高的一位美国小姐高达一米八一”？难道把她找来量了身高？    这类穷加渲染的报道，不但没有提高李宁的身份，而且反必使他尴尬发窘。    中国新闻报道近年来的放松桎梏，摆脱框框，着重生动写作的倾向，我举手赞成。可是“自作多情”式的虚构写作在新闻职业中没有位置。（转载十月三日《美洲华侨日报》）

【纽约《中报》十一月二十八日文章】美籍中国农业问题专家韩丁二十六日在纽约说，中国目前实行的个体农业经济政策固然刺激生产全面跃进，但也给农村带来土地面积过小无法机械化、缺乏大规模建设工程等问题。    韩丁数十年来从未间断的在中国农村中担任顾问工作。他本人是一名农夫，在宾夕法尼亚州拥有百多亩面积的农场。    韩丁在纽约华美协进社发表题为《中国的农业政策》的演说，指出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恢复个体生产的农业政策，促使谷类作物、经济作物和家畜家禽的生产急速上升。他说，这种包产到户式的农业政策容许每个家庭有较大的生产自由，可以选择生产一切能带来较大利润的东西，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    但是，这种看来成功的政策同时又带来很多有严重后果的问题。韩丁说，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农业机械化的物质基础的彻底破坏。他说，在恢复个体经济后，大片的农田再度被分割成小块，没法进行机械化。在农村里，人们到处乱开山坡、乱垦田地和乱砍树木，以争取耕地，而没有考虑到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如泥土的流失等。在内蒙古，个体拥有的牛羊在公有的草地上过度放牧的结果，造成大片荒芜沙地。

【《日本经济新闻》十一月二十日报道】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迅速进展，可以看到来中国访问的外国人的烦燥表情了。到达首都北京的人订不上去其他地方的飞机票，打不通电话，叫不到出租汽车……其原因是外国旅客急剧增多，而中国与此相适应的体制却跟不上。西方国家对“开放的中国”的期待感不断增强，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只不过刚刚有个头绪。人们头脑里描绘的形象同现实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日本驻北京某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叹息地说：“现在只有硬着头皮忍耐着”。最近，不论是贸易谈判或是观光旅行，到中国访问的日本人急剧增多，但第一个问题是订不上饭店，预定好的饭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取消。从北京到地方的飞机票也订不上，由于时间紧迫，想改乘火车，又只有次等的卧铺车。    据中国国家旅游局人士讲，今年一至八月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人达六十八万五千人，如加上港澳华人，共达八百五十七万人。    访华人数增多，其背景首先可以举出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从今年春天开始进一步加快，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及企业，都同西方国家企业开始进行合作。因此，美欧等国家的实业界人士相继来到中国，展开合办企业谈判、贸易谈判等。    其次，中国为了获得重要的外汇收入，开始注意发展旅游业。过去限制外国人去的地方城市也相继开放了，外国人出入境及在国内活动也开始大幅度放宽。    问题在于国内的相应措施跟不上决心实行的开放政策。饭店和翻译人员不够，交通通讯设备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主要的还是缺少有效地安排剧增的外国旅客的综合技术。由于组织之间情况联络不好，相当耗费时间和人力。    中国也为解决这些问题开始提出各种对策，例如建饭店、培养翻译、建立现代化电话网、新建航空公司等等，但是这将需要一定时间。长期以来，由于置于锁国状态，要使基层的工作人员适应开放体制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台湾《中国时报》文章】题：客家婚俗（作者：李幸祥）    在我所见到的本省婚礼中，我最喜欢的还是美浓这地方的婚礼仪式，因为它带有浓厚的客家色彩和极深远的意义，令人觉得庄严、隆重。尤其当你亲身经历婚礼过程，而发现带路鸡、挂尾蔗和泼面盆水时，你当会觉得，那是多么亲切和富于情调的一件事呢？    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切都在简化中，客家婚礼的形式一直在演变简化中，然而“带路鸡、挂尾蔗和泼面盆水”这三种规矩，却历久不衰。笔者愿意把这三件客家婚礼中的主角详加叙述，使人们了解它们所代表的意义。    一、带路鸡——由一只公鸡和母鸡组成，结婚当天由女方随新娘礼车由女嫔相用花篮子提到男方，也叫“主婆鸡”。“带路鸡”一定要大要壮，最好一带进新娘洞房中，放在床下当日就会下蛋最佳。带路鸡由女方母亲亲自准备，用一条长九尺的红色带子绑住鸡脚，带子两端各系一只鸡之双脚放于花篮中。其用意是希望女儿嫁出去后和女婿和好相处，不但永浴爱河，白头偕老，而且还要象鸡一样，要百子千孙，子孙满堂，俗称“好命”，其九尺长之红带子，则因“九”与“久”谐音，所以有长久之意，希望女儿、女婿能“长相厮守”。    二、泼面盆水——是婚礼当天，新郎前来女方接新娘时，当新娘、新郎一登上车，车子要开回夫家时，新娘的母亲或家族中的长者，手持一盆水（少许），往新娘车上一泼，车子开动，紧接着新郎便把手中的扇子由车中抛下，泼面盆水者即刻捡起扇子猛扇，边扇边念着：“扇凉一点，很凉呵！很凉呵！”这个习俗，不外乎是在提示新娘，“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要好好地对待夫婿，永相厮守，就如同“覆水难收”，不能轻言离婚之意。而泼水者拿着扇子猛扇猛叫，则是代表着更深一层的意思，因为“女儿嫁出去了，又了了一桩心愿”，所以“好高兴，好凉快，好痛快啊”！仿似为女儿找到了一位理想的归宿而高兴。    三、挂尾蔗——这是女儿出嫁后第二天回娘家时，由母亲所赠予的。过去是用南江蔗（一种专供挂尾蔗用的大型甘蔗，高及二、三丈），现则多用红甘蔗来代替。“挂尾蔗”顾名思义，就是保留着蔗尾的甘蔗，要刚从田中连根拔起仍保留着青蔗叶的甘蔗，它与带路鸡一样，每逢“转妹家”（回娘家）都要，是每次两株，也是用九尺长的红色带子绑在甘蔗的两端，由新娘和新郎带回夫家，它代表的意思是“有头有尾”，时时警惕着夫妇，要“万事忍耐”、“和好相处”，致能“有头有尾，白首相偕”，同时要象甘蔗一样“青春永驻”、“生机勃勃”，其绑蔗用的“九尺”红带子所代表的意思与绑“带路鸡”的红带子一样，也有“长久”之意。挂尾蔗与新娘新郎同行

我大致答道：「在日本，人们都尊敬地称呼蒋介石为「蒋介石总统」。尽管在战争中我们给中国添了那么大的麻烦，但就在战争结束的同时，他作为中国的代表讲了要让几百万年轻的士兵「很快回到母亲身边」的话，让这批人返回了日本。所以，日本人对他这种作法抱有感激之情。」我踌躇了片刻，但还是坦率而不加掩饰地讲了我的看法。    周总理以真诚的语调披露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英国还是荷兰，都把统帅权全部交给了盟军最高司令，而唯独蒋介石没有这样做。」    听了周总理的话，我情不自禁地「嗯」了一声。迄今为止，我会晤了许多国家形形色色的首脑，听到了对各式各样的人物的评价。但像周总理这样评价一个人还是第一次听到。    周总理的大半生是在生死攸关的险境中度过的，是在这种环境下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所以他对人的理解才那么深刻。    在首脑会谈之余，我问周总理：「您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是从什么地方怎样回国的？」    「是从神户坐货船回来的。」    「总理，以后有便时请一定到东京来。」    「我想去，一定要去。座落于上野的西乡先生的铜像还在吗？」    「还完好无损地塑在那里。」    「神田的旧书店街还有吗？」    「有。东京的市容由于高速增长而焕然一新，唯有神田的旧书店街丝毫未变，还保留着昔日的风貌。」    我觉得这番交谈就好像发生在昨天那样，历历在目。    由于彼此是这样了解，所以，两国国民如果继续扩大交流，那么日中关系就必将大大发展。    中国的文化水平是很高的。今后在同中国交往时最重要的是重信义，不说谎、言必行。急于赚钱是不行的。不久将来的中国    辞去总理职务后，中国的重要人物每逢来到日本，大多都到我家来看望我，诚恳地对我说：「田中先生是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家。中国人在饮水时是不会忘记掘井人的。」我同邓小平先生、廖承志先生、姬鹏飞先生和孙平化先生的愉快交谈是难以忘怀的。我曾对他们这样说过：「香港归还中国的日子不久就要来到了。主权当然是中国的。但是，还是要把香港扩大成为在东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的据点。」    「中国应该利用华侨强大的经济力量。我想，福建省和台湾之间，若能够自由往来也是件好事。」    日中两国名副其实地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是谁也搬不走的邻居。只要两国紧紧地携起手来。稳步走向共存共荣的道路，两国的未来就必定是光辉灿烂的。    今天。我回顾了十二年前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的一些往事，从而使我更加坚信，今后的日中关系必将向前发展。（完）（张红译李德安校）

【美国《读者文摘》英文版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号文章】题：亚洲能战胜代沟吗？    就在经济发展与技术现代化持续加速的同时，亚洲也许正面临着其人文之根基——家庭——遭受毁损的危险。无论走到哪里，家庭都正在向所谓“代沟”屈服，这是指青少年在价值观念方面与其父母，乃至祖辈格格不入的现象。    亚洲大多数经济发达的社会经受这种沉重的打击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肺癌、肥胖症和冠心病一样，代沟也是一种成功和都市化的苦恼。其报偿是：自由。其潜在的代价是：孤独的老人，无精打采的成年人以及对过去一无所知，对未来抱负甚少的青少年。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对它的反应，变化相当广泛。中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代沟问题在二千五百年儒家文化将敬老推崇备至的中国，表现得最多也最严重。    本世纪以来激荡整个中国的政治动乱在一定意义上是反对老年人压制青年人的一种造反行动。父母的地位在文化革命发动后就达到了最低点。不管政府如何重新灌输敬老意识，十年动乱的流毒依然故我。    与此同时，对独生子女家庭实行严格的奖励政策也可能在独生子女与比他们大些的非独生子女之间制造了隔阂。中国当局担心这些孩子会过分娇纵，并已组织了一些会议来向父母介绍如何培养好这个唯一的孩子。菲律宾：这类问题在菲律宾多半还属于未来主义的。目前在那儿大家庭仍然是一种规范。在农村，扩大的家庭是住在一个独院内，年轻人每逢大事总要和父母商量。然而时代毕竟在变化。大约百分之五十五的菲律宾人年纪在二十一岁以下，这一代人意识到自己在数量上的优势。过去，对于一个未婚者来说，一旦他能自己谋生就搬出去住，是不可想象的事。而在今天，年轻的公务员已在自己选择生活，排队登记单身公寓。对于那些留在家里的人来说，可能有一种智力上或精神上的孤独感。    隔阂可以弥补吗？“为什么不能？”德拉萨勒大学的一位社会学教授、副研究员皮拉尔·吉米内兹答道。她也承认“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市中心，哪儿的人本能地要和同等人呆在一起”。无论菲律宾人走到哪儿，即使是在海外，他们也要借社交仪式，比如生日、洗礼、婚礼、毕业和宗教节日之机来聚会，非家庭成员也可以借圣诞节，新年进行聚会。吉米内兹解释说，菲律宾也许能特别好地解决代沟的压力，因为存在一种很强的“双边的亲属系统”——一个包括父母双方的叔舅、姑姨，祖父母和表兄妹所构成的关系网。泰国：虽然泰国的亲属链要比菲律宾弱一些，但泰国的家庭也具有敬老以及长者对年轻人负有责任感的基础。    泰国首席社会学家把代沟问题的存在几乎全部归因于外国的影响。班考克的朱那农空大学社会学家万克断言道：“在西方化之前，人们很自然地接受各自的社会角色，然而今天的青年人要在各种事情中亮相，他们已变成完全不同于长辈的人了”。    泰国文化中可能有助于削弱正在产生的隔阂的部分因素是出于避免公开论战的愿望。朱拉农空社会研究所主任沃林·翁汉早博士说：“泰国的代沟并没有西方常有的对抗性的一面。”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变化采取了一种当地特有的形式。致力于锻造不同于拼盘式文化的国家个性的政府领导人已经推行了一项语言改革，这项措施大大加速了方言的衰落。以致有些父母和孩子之间不仅缺乏共同的世界观，也缺乏共同语言。    这种隔阂在马来西亚人，华人和印度人家庭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些家庭的孩子们更乐于说马来语和英语，而对其母语知之甚少。（上）

【英国《外事报道》十月十一日文章】题：捷克摇摆舞音乐处于困难的境地    数年来，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一直感到担忧的是，摇摆舞音乐在这个国家的青年人当中有强大的吸引力。青年人表现出的离经叛道和有时公开反叛的态度被视为对共产党控制的威胁。一九八三年四月，党的周刊《论坛》发表一篇文章尖锐地攻击摇摆舞音乐。结果许多乐队不得不放下吉他。一个时期以来，政府似乎被这篇文章所激起的纷至沓来的抗议信弄得烦躁不安。使政府心烦意乱的还有非官方的人权组织七七宪章小组策划的对于政府音乐政策的激烈批评。但是现在政府又再进一步施加压力。    本刊得到捷克音乐家协会青年音乐小组的一项紧急请求帮助的通知抄件。青年音乐小组在七月二十日对它的支持者俱乐部成员发出的通告中，描述了它本身的生存、甚至音乐家协会本身的生存处于怎样的危险境地。    青年音乐小组登记在案的成员有一千五百至二千名。这个小组坚决支持摇摆舞音乐，直到前不久才停止出版它自己的名为《圆周》的杂志，其内容是关于现代音乐的。看来，当局想把这个小组置于死地，当局给它寄去需缴交三十万克朗（按官方兑换率计算，折合四万五千美元）的税单，它是付不起这笔钱的。青年音乐小组说，实际上税款应该只有八万克朗，但是不能就这件征税的事情提出上诉。起初，这个小组考虑请求它的支持者捐款以摆脱困境。而后来则决定保卫整个音乐家协会。    据青年音乐家小组的刊物《圆周》报道，内务部七月十九日宣布禁止音乐家协会三个月的活动。这份通告还说，音乐家协会只有同意不再搞出版活动、取消爵士乐小组并停止一切与爵士乐有关的工作，才能取消上述禁令。青年音乐家小组认为，音乐家协会如果同意这些条件，就必将“自我毁灭”。限期快到了，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让步的迹象。    两年前这个小组曾面临被取消的危险，于是呼吁它的成员给予支持，这些成员对于这件事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从而挽救了这个小组。青年音乐小组现在采取同样的策略。    当局似乎不象他们在五十年代那样反对爵士乐了，那时爵士乐在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完全被取缔，当局对爵士乐小组感到恼火的是：这个小组对具有批评性内容的潮流感兴趣，并支持“客”音乐和新潮音乐。这使现政权感到很不自在。

主演《卡桑德拉大桥》的意大利著名演员索菲亚·罗兰今年九月已年满五十周岁，但她仍然在世界影界闪烁着影星的光芒。现在，她正在那不勒斯（她的演员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和罗马拍摄新片《奥罗拉》。她在影片中扮演五十岁的妇女，她的小儿子爱迪奥多演儿子。在这部影片中，主人公历经磨难，冲突情节此起彼伏，但是结局皆大欢喜。    索菲亚·罗兰是一名很有个性的演员，生活上的索菲亚同影片上的索菲亚从不互相矛盾。    索菲亚·罗兰的人生道路布满荆棘。她不止一次地遭受恶毒的造谣中伤，各种各样的崇拜者对她纠缠不休，小偷也常常光临她的家门。但是，这位从小就饱经风霜的女人从不因此而灰心丧气。    《秋天》是她拍摄的最优秀影片之一，她在片中扮演罗马的一名家庭主妇。她在银幕上把千万个同时代人的遭遇全都再现出来了。她所能做的比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多得多——这就是索菲亚·罗兰的主要成就。    索菲亚·罗兰能够完全控制面部表情，能够以此表达感情波动的细小环节。她能用眼睛“说话”。她还具备另一种天赋——表意明白的嗓音。她能不费力地发出任何声音，这全靠她那灵敏的听力。她家所有的人都具有出色的音乐才能。她姐姐玛丽亚是著名歌手，母亲弹得一手好钢琴。母亲当初教女儿演奏时，要求她们倾心竭力。由于听力好，索菲亚·罗兰掌握了意大利的各种方言，并且熟知英语。她的丈夫卡洛·蓬蒂说，在苏联拍片时，她学会了一些俄语口语，而且发音相当准确。    在谈论表演技巧时，索菲亚·罗兰十分谦虚地说，她本人只是一名爱好者，并没有一点艺术才能。她不是那种自认为一切都比导演和编剧高明的演员。她主动完成导演要求的动作，努力研究她要塑造的形象的每一个细节，找准说话语调。她还是个小姑娘时，曾在波佐利向一位拍过无声电影的老演员学过表演。今天，她仍然十分重视姿势和动作的优美。索菲亚没有受过专门的表演艺术培养，也没有舞台经验，但是从她拍摄的影片中可以看出，她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她完全进入角色所收到的效果，是那些自以为具有真正艺术才能的人所达不到的。索菲亚·罗兰一生中拍了许多影片，曾荣获奥斯卡奖和许多其他奖赏。（卢敬利编译自苏联《在国外》第４４期）

【合众国际社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十一月十三日电】克莱尔·布思·卢斯——驻一个大国的第一位女大使、前国会议员——昨天获得了雷蒙德·鲍德温公共服务奖。    卢斯夫人由于不断取得成就而被誉为“永远吃得开的妇女”。    有声望的鲍德温奖金是布里奇波特大学法学院以鲍德温的名义授予的。鲍德温历任州众议员、州长、美国参议员、康涅狄格州首席法官。克莱尔·卢斯于一九○三年四月十日出生在纽约市，她是美国第一位驻一个大国的女大使、美国现代剧最成功的女剧作家。    克莱尔·卢斯是时代杂志公司创始人、全国最有权势的发行人已故亨利·卢斯的妻子，她于二十年代初开始致力于争取妇女平等权利。

【路透社伊斯兰堡十月二十九日电】巴基斯坦的三个主要妇女组织指责军人政府新颁布的一项法律歧视妇女，那项法律规定在签订商业契约时，两名妇女顶一名男人。    这三个妇女组织昨晚发表了一项声明，指责这项法律蓄意贬低妇女的地位。政府颁布这项法律是其为了使法律体制伊斯兰化而作的努力之一。    这项法律规定，在缔结商业契约时，签字的必须是两名男人，或一名男人和两名妇女。这项法律的依据是《古兰经》上的一段话，那段话说的是妇女对经商一窍不通，没人帮助，她们会把自己签订的契约忘得一干二净。    这三个妇女组织的声明说，这些法律中的一些段落措词含糊笼统，可能会降低妇女向法庭提供的证词的价值。    政府看来是想避免引起争论，想把妇女证词的问题交由法官按照《古兰经》的规定自行裁定。巴基斯坦的正统派阿訇们一直在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政府降低妇女的法律地位。许多伊斯兰学者认为，《古兰经》规定，妇女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能同男人平等。    这三个妇女组织发表的声明说，这项歧视性的法律实施后，首先商人们就会不愿意同妇女签订契约，随后其他方面的人也会跟着歧视妇女。声明呼吁全国的各个妇女组织抵制政府为妇女组织的活动，以示抗议。

【美联社华盛顿十一月二十三日电】在过去七年里，美国空军一直允许妇女参加“大力神”式导弹的发射工作。但是现在“大力神”式导弹正在从美国的核武库中被逐步淘汰，女发射人员也在被逐步淘汰。    当现有的三十一枚“大力神”式导弹在一九八七年最后被淘汰时，目前担任这种导弹发射工作的大约七十五名妇女将换做其他工作，因为美国空军不想让妇女担任“民兵”式导弹的发射工作。    “民兵”式导弹是目前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力量中的主力导弹，迄今已经部署一千枚。从美空军的观点来看，更为重要的是，一枚“民兵”式导弹只需由两个人在地下操作室内进行控制，而“大力神”式导弹却要由四个人来控制。    美空军发言人说，“民兵”式导弹的地下操作室“设计得象一节列车车厢，中间是卧室，顶头是一个卫生间，是专门为两个男人设计的。”

美国买彩票的人很多，因为这是一条发财致富的终南捷径。    彩票中奖，奖金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美元。记者闻讯，登门采访。第二天，中奖人家的照片还会刊登在当地报纸头版显著地位。一个普通人转眼间成了百万富翁和知名人物。    可是麻烦也就接踵而来。首先，中奖人家的门铃和电话铃从早到晚响个不停。随后，信件会象雪片一样飞来。来访来信者中，要求救济者有之，求婚求职者有之，施展骗局者有之。    有人向新泽西州一位中奖者写信：“请帮我一家人回南方老家吧！我患关节炎，不能工作。如回老家，便可买半亩地或摆个卖热狗的小摊……”    纽约市的艾伦中奖后，有人写信，要求艾伦帮他全家迁往纽约，收他一家当佣人。    一位十七岁的少女中奖一百万美元，接到一封求婚信，写信者是当地的一位治安官，年龄比她大一倍。    另一位中奖者收到当地铜管乐队的信，表示愿演奏军乐，以换取他出钱为乐队制装……    有的人中奖后，花钱大手大脚，反而债务缠身。厄恩哈特的遭遇便是一例。    厄恩哈特在一九七六年中彩，奖金一百万美元，分二十年付清，每年得五万。她在领到第一次五万美元后便飘飘然了，买了幢四居室四卫生间的住宅，添置了大众牌小轿车，送给父母和姐妹各人一笔钱，又到各地旅游。日子过得的确不错。    但第二年到手的钱只有两万多美元了。因为要补交第一次奖金的所得税，还得预扣当年奖金的所得税，两项相加共两万多美元。她顿感手头拮据。    厄恩哈特曾两次离婚，独生女儿被前夫领走，为争得女儿监护权一直同前夫打官司，不时付诉讼和律师费，每年还得付女儿抚养费九千二百美元。    两年前她不慎扭伤双膝，失去工作能力，单是医疗费就已超过七千美元。厄恩哈特濒临破产边缘，只好变卖房产，买一辆充活动房屋的大拖车，权且栖身。    下一笔奖金要到明年四月才能拿到，可是她已欠银行一万美元。她不胜感慨地说，“早知道一百万美元奖金会使她落得如此下场，当初不如撕掉彩票”。（沈德彝）

日本的黑社会组织叫“暴力团”。据日本警方调查，目前日本共有二千三百三十个暴力团，人数达九万八千七百七十一名。暴力团的数目每年都减少百分之三，已经降为黑社会势力鼎盛时期（一九六三年）的半数。    日本警方表示，目前日本势力最大的组织有三：“山口组”、“住吉联合会”和“稻川会”，共统辖八百一十九个暴力团，二万四千四百一十六人。而且这三个组织还有“托拉斯”化的倾向，意欲独占鳌头。    “山口组”是日本最大的暴力团，由年轻头目集体领导。山口组第三代组长田冈已死了三年，但一直无法产生第四代组长，因为头目之间和派系之间斗争相当激烈。去年七月以后，山口组下属的五个黑社会团体相继解散，山口组内部分崩离析。整个日本的黑社会受此影响，人心惶惶，内讧和械斗激增。    日本警视厅为了整治“黑帮”，设立了“暴力取缔推进委员会”，聘请经验丰富的老练警官四处侦查，必要时则动员有关府县的警察通力协作，一举逮捕几十至几百人。    由于日本黑社会派系复杂、倾轧严重，械斗相当频繁，去年一年即达三十四起，一百九十八个“回合”。过去以使用冷兵器为主，现在热衷于枪战，去年大小枪战共二百三十起，死伤九十六人。警方不得不在“暴力取缔推进委员会”下增设“枪械对策小组委员会”，商讨取缔枪械，在全国没收非法枪械。去年共缴枪一千零八十九支，超过前三年总和。    黑社会内部自相残杀，为警方提供了下手的良机。据称，警方最近又准备大举出动。施展“扫黑”绝技。    迄今为止，日本最大的两次“扫黑”行动，是一九六七年扑灭“柳川组”的行动和一九七八年的“大阪大出击”。头一次，日本史上最残忍的杀人集团“柳川组”被斩尽杀绝；第二次，警方趁“山口组”与“松田组”械斗之机，逮获“黑帮”二千余众。这两次行动，使日本黑社会大伤元气，成员被歼灭一半。（摘编自新加坡《联合晚报》）

伦敦来讯    英国《每日镜报》最近开展反吸毒运动，受到当局和各界群众支持。从十一月九日以来群众不断给报社打电话和寄信。    据《每日镜报》透露，目前英国至少有五万人吸毒，比五年前高出四倍。一位叫麦克的医生说，目前英国吸毒的人起码有五至十万。吸毒的人很多人是青年。    这家报纸过去在社论中曾把吸毒、失业和儿童教育列为英国三大社会问题。据内政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一九八三年在吸毒者中有八百七十九人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下，一千一百五十人年龄在二十一至二十五岁。一些年轻人吸海洛因致死。一些吸毒父母生下的婴儿反常，经常大哭、气喘、呕吐和流泪。    一个叫杰勒的验尸官十一月二十九日说，他最近验尸时，发现一个二十一岁的失业青年凯文，由于失业苦闷吸毒过量而死。他要求政府绞死毒贩子。    很多青年和儿童的家长、亲属纷纷投书报社，要求严惩毒贩，并质问政府为什么不与毒贩作斗争。    英国每年销售海洛因二亿英镑。《每日镜报》说，有一个吸毒者每天需注射二克海洛因。按目前价格需一千五百英镑，他靠偷盗还账。    英首相撒切尔夫人见《每日镜报》开展反吸毒运动，立即下令政府调查吸毒问题。

伊丽莎白女王是英国最富的人，其财产估计为二十五亿英镑。其次是伦敦地产主威斯敏斯特公爵，其财产为二十亿英镑。    其他主要富豪有：经营肉类贸易的维斯蒂，财产十五亿英镑；经营食品杂货的塞恩斯伯里，财产九亿英镑；航运界的凯泽，财产五亿英镑。    前披头士乐队流行歌曲歌星保罗·麦卡特尼名列第九，财产为二亿五千万英镑    。    英国一百名最富有的人当中有四分之一是零售商。（译自《星期日泰晤士报》）

墨西哥儿科学会会长卡马雷纳说，在第三世界国家，每六秒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传染病死亡，另一名丧失生活能力。如果接种疫苗，这些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每年投资五亿美元就可给这些孩子接种疫苗，“这笔钱还不到十架轰炸机的价钱”。    第三世界有五亿儿童患传染性腹泻，二十人中有一人死亡，尽管只要花少量的钱，就可以避免这种病。    （译自埃菲社电讯）

「您不说梦话吧？」大夫问一位来看病的政治家。    「不，大夫。不过往往有这种情况，别人睡觉我说话。」    「这是怎么回事？」「每当我作报告的时候。」

人类在老化。据联合国统计，除了非洲，世界各地年青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今天在发达国家，六十岁以上的人占百分之十六，在发展中国家，占百分之七。再过半世纪，这两个比例将分别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三和百分之十四。    由此也产生一个结果：单身和孤独的老人越来越多。前者举目无亲，后者亲人虽有，但漠不关心。    我们楼里有两个老太太。一个老太太的儿子在莫斯科市另一头分到了一套住宅，每个月上母亲这儿也就打一两次照面；另一个老太太的几个女儿全在外地。我每次上老太太那儿，打两分钟电话，总要被拉住坐一小时。她们请我喝茶、吃水果，有时还留我共进晚餐，同时不断地跟我聊天。她们缺的是跟人的交往。    老人们最苦恼的是逢年过节和自己的生日。我认识的一个老律师经常找借口让我上他那儿去。一天，他又来电话：“求求您，来一趟吧！”    那天，老律师西服笔挺，打着黑领结，还特地理了发，刮了脸，洒了香水。桌上放满了水果、巧克力和点心。    “今天是我八十五岁生日！”我成了为他祝寿的唯一来宾。老先生容光焕发，不停口地跟我说今论古。我既可怜这位孤老人，也为自己害臊，因为我过去嫌他老是缠着人，其实他缺少的是人间的温暖。此后，我经常主动去看他。    对城里人来说，找人聊天并不容易。乍一看，四周全是人，细一想，没人跟你聊天。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作“人群中的孤独”。对老人来说，与人交往是生命的“维生素”。老太太克服孤独的办法是串门或请人来作客，老头儿宁可到街上和公园里，边散步边跟人闲聊。楼房门外的长椅，过去被看作是长舌妇搬弄是非的温床，现在人们理解，老太太需要在这里呼吸新鲜空气，跟活人说说话。    莫斯科北郊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附近的林中空地上，一年四季每天傍晚都有许多老头儿和老太太跳舞。这不是“老寿星红旗歌舞团”演出，而是退休老人消闲解闷。他们在手风琴伴奏下翩翩起舞。迪斯科跳不动，就跳慢华尔兹和狐步舞。旁观者有的同情，有的哂笑，有的怜悯，有的赞叹。老人们并不搜集观众反应，自得其乐。其中一位六十三岁的老太太说：“我在住宅（对她来说，仅是住宅，不是家）里孤零零一个人，到这儿聊聊天，心情就好一点。”    但是，跳舞的人中间也有儿孙满堂的人，虽然儿孙很孝顺，但他们觉得在同龄人中间更自在。一位老先生说：“孩子们的兴趣跟我们不一样。”    苏联塔林市文化宫二十年前成立了一个“老奶奶俱乐部”。老太太们每星期四聚会，喝咖啡，聊大天，夏天还乘大客车旅行。每逢俱乐部成员生日，大家送贺片、赠礼品，热闹一番。这类老人俱乐部的费用基本上由工会负担，俱乐部成员象征性地一年交一卢布会费。    如有人生病，俱乐部成员一定替他取药、做饭、收拾屋子。    苏联的医疗、生活服务、社会赡养和红十字会系统，都有关心老人的责任，但有时“七个奶妈带不好孩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政府设协调委员会，把上述各系统的力量联合起来，事半功倍。    俄国民谚说：“人一老，万事糟。”这话不见得对。还是歌德说得好：“莫道黄昏天色暗，心有明火永不熄！”（编译自苏联《星期》周刊）

「见到您很高兴，」心不在焉的教授对一位女同事说。「您丈夫好吧？」    「对不起，我还没出嫁……」    「噢，明白了，您的丈夫是个光棍？」

「我有两个朋友打赌，看谁身子伸出窗口更远。」    「结果呢？」    「突然，其中的一个赢了。」

「我们的约若只要能多挣，干活象大象一样有劲。」    「可是他花起钱来象笨驴一样不动脑子！」（译自苏联《鳄鱼》杂志）

对不同的顾客区别对等（女售货员前面六个大小不等的砝码上都标着“一公斤”。）（原载苏联《鳄鱼》画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