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记者：菲尔·布朗）中国的主要报纸今天在大力要求加强纪律，以解决经济和政治难题的同时，警告资本主义国家不要企图干涉中国的内政。    《人民日报》没有对这些企图作详细说明。但是，这家报纸说，中国愈是对外开放，就愈是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加强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以便抵制资产阶级的影响。    中国曾经警告美国和其他国家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在台湾的反共的国民党中国政府。然而，今天的社论谈的是在中国的“颓废”影响的危险。    北京各家大报均在头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这篇社论还敦促要对采用“四人帮”那一套“打、砸、抢”手法的残余的“造反”分子和新生的“坏”分子保持警惕。社论说，不能允许这极少数人破坏中国“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    这篇社论是继中国最高领导人、党的副主席邓小平上个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要求加强纪律的重要讲话之后发表的一系列社论中的最新一篇。    在经济方面，中国正在为解决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失业问题而斗争。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被归咎于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此外还归咎于一些中国出不起钱的好高鹜远的基本建设项目。    在政治上，共产党承认，文化革命之后，它的威信下降了。《人民日报》再次对一些抵制党的现行政策的党员发出了警告。《人民日报》说，民主还需要发展，但也必须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以保证调整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安定团结。    【合众国际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记者：雷蒙德·威尔金森）中国今天说，这个国家会遇到经济和社会混乱，除非共产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并无情镇压企图推翻已确立的秩序的持不同政见者。    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上的这一警告是迄今官方发出的最明白的信号，表明领导人决心进行镇压以设法重新确立控制。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记者：德隆）中国领导正在为了中国的“政治安定和经济调整”而加紧思想控制。    官方的《人民日报》对那些“思想混乱”的知识分子和要求同外国扩大接触的持不同政见分子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该报强调说，“政治上的安定是经济调整的保证”。    共产党关报在一篇社论中重申，中国共产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应当放在首位。    这家报纸还谴责了那种认为这些原则妨碍“解放思想”的混乱思想。    这家报纸实际上是威胁要对存在这种“混乱思想”的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控制。这家共产党机关报在警告资本主义国家不要干涉它的内政——据观察家们说，这一警告是针对国内的——时加上了一个限定，即重申中国要继续学习“一切外国对我们有益的事物”。    共产党机关报敦促全党全国“坚决打击……各种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活动”。    在这些人中，这家报纸特别谴责了文化革命激进领导人的“死不改悔的残余势力”和“继承他们那一套的新生的坏分子”。    这家报纸特别谴责那些要求恢复在毛的文化革命期间实行的四大自由——其中包括贴大字报的自由——的人。这些权利己于去年九月正式取消。    今天的社论对西方文化的批评多于最近中国报纸言论中的批评。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五日电】题：中国：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即将访问    可靠人士一月十五日获悉，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弗朗索瓦·密特朗下月将对北京进行访问。    然而，这一访问的准确日期还不知道。    观察家们指出，密特朗（他是他的党参加法国不久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候选人）的访问是北京实行的向西欧左派运动开放政策的整个步骤的一部分。‘去年六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曾指出，密特朗如果愿意来中国，他会受到欢迎。

【法新社曼谷一月十七日电】泰国《民族评论报》今天说，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向记者介绍了一个他说是柬埔寨前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儿子的人，说他新近参加了反对越南占领柬埔寨的游击斗争。    据说这个人是诺罗敦·诺林达拉邦王子。在《民族评论报》记者昨天到乔森潘的丛林根据地采访这位红色高棉领导人时，诺林达拉邦被介绍给了记者。    据说，这个人说他是西哈努克亲王的二儿子。    亲王的这位二十六岁的“儿子”说，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南人率领的部队接管金边时，他正在莫斯科。他说，在这次出兵推翻了已四年之久的红色高棉统治之后，他在北京会晤了他的父亲，后来到巴黎参加了流亡的柬埔寨人组成的一个反越运动。他说，他在去年十二月参加了红色高棉的“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他讲话时由被赶下台的政权的社会福利部长英蒂丽为他翻译。    他还说，他不想在这个阵线中取得什么“职位”，只是“为柬埔寨解放战争作出贡献”。    他说，他最近曾写信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现在在北朝鲜首都平壤，但是迄今未收到回信。他说，“除了同民主柬埔寨协力争取国家的团结外，我预计他不会发挥任何作用。”    现在正艰苦地发动一场深入宣传运动的红色高棉，一直努力让西哈努克来领导其打破河内对柬埔寨的控制的努力。

说西哈努克把他讲话的录音带送到泰柬边境以向国内传播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一月二日一期刊登纳扬·昌达的一篇文章】题：亲王式的政治手法又来了    （原文提要：西哈努克以录音讲话的方式给高棉人民传去信息，强调不结盟主张和中立立场）    尽管柬埔寨前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前不久宣布了他要退出政治斗争的「不可逆转的」决定，但是现在正在渐渐地返回政治舞台．这位亲王第一次以录音带的方式把他的信息传到了泰柬边界，以便秘密地传进他的国内散播。这一行动对柬埔寨政局的影响可能比他以前的任何行动都更为重要。    本刊编辑部获得了西哈努克讲话的盒式录音带。他通过巴黎的一位中间人把这一信息送到泰柬边界地区。    他的讲话驳斥了越南和韩桑林政府关于西哈努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红色高棉和中国人的同谋的说法，并扼要地谈到了他为重建一个既不是北京的卫星国也不是河内的卫星国的中立的柬埔寨而作的努力。西哈努克告诉本记者说，他「是应柬泰边境地区的同胞们」的请求，传送这个信息的。    西哈努克亲王把他讲话的盒式录音带送给泰柬边境上亲他的集团，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收到最大限度的影响，而又不致于被人认为他同正在柬埔寨抗越的红色高棉或是自由高棉集团是一伙的·    西哈努克在讲话中说明了为什么说责骂他同红色高棉勾结的越南和韩桑林统治集团本身就是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的战友的原因。据西哈努克说，只是在一九七七年，当波尔布特「想把柬埔寨变成中国的卫星国时」，韩桑林集团才脱离波尔布特，与此同时，韩桑林决定「请求越南和苏联打进柬埔寨」。    他说，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红色高棉当政时怎样进行大屠杀，但是，他看到强加给人民的苦难，一九七六年三月，他拒绝了红色高棉提出的要他继续担任挂名的国家元首的建议。结果，他被软禁，和自己的孩子们分开了，据说，其中有一个现在在金边。    亲王告诉他的同胞们说，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以来，即越南入侵以后，红色高棉释放他时，他曾不断地谴责「罪大恶极的、反国家和反人民的民主柬埔寨」，同时，他出于对同胞的关心，曾告诉过全世界，人民宁可要越南人的保护，以防止红色高棉卷土重来。因此，他现在说，越南人说他是红色高棉的同谋是「无耻的欺骗」。    西哈努克还驳斥了说他同中国勾结的指责。他指出，他批评中国支持红色高棉。「由于我同北京之间有着非常严重的和长期的分歧，我躲到了」平壤。    西哈努克在他讲话的最后部分指责「卖国贼韩桑林和（副主席）宾索万」把威岛和暹逻湾的其他岛屿以及一些边境村庄出卖给了越南人。这位亲王说，柬埔寨即将举行的选举，如果没有各政党的参加和国际上的监督，将是无效的和非法的。但是，他没有号召人民抵制这次选举就结束了他的讲话。

【时事社北京一月十二日电】题：《解放日报》呼吁同破坏势力作斗争    《解放日报》十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呼吁同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做斗争。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说，“现在依然存在并且经常出现不安定的因素。在上海以及其他地区最近出现了我们应该注意的动向。”    对于已出现的给社会造成不安的种种现象，表明了如此深刻的认识，这篇文章是第一次。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五日电】今天据从上海到这里的旅客说，张贴在上海市委大楼外的一张市委布告中规定，同禁止“侮辱干部”一样，禁止“参加集会和发表公开演讲”。

【路透社海牙一月十七日电】荷兰外交部发言人说，荷兰外交大臣范德克劳今天对中国代办说，荷兰将不取消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的决定。    这位发言人说，范德克劳告诉这位中国官员说，内阁决心许可出口这两艘潜艇。台湾当局表示高兴【合众国际社台北一月十七日电】一位政府发言人今天说，尽管中国对荷兰政府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不让荷兰向这个岛国出口两艘潜艇，但荷兰政府还是决定要出口，台湾对这一决定感到“高兴”。    外交部发言人刘达人说，“我们对荷兰政府表示钦佩，对它坚持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的原有决定表示高兴。”    这里的一位政治观察家说，荷兰坚持这笔买卖、毫不退让的立场应当是对即将上任的里根政府的一次教育，使它懂得，不能让北京左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美联社台北一月十七日电】一位台湾的高级经济官员今天敦促荷兰政府，在拟议中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的问题上，决不要屈服于北京的压力。    经济部长张光世在接见记者时说：“荷兰没有理睬大陆中国的威胁，这是好事情。”

【台湾《中国时报》一月十七日刊登该报驻美特派员的一则消息】由参议员哈特菲尔德担任主席的国会就职委员会已明白表示：中华民国受邀者，是以个人以及著名美国人士贵宾的身分，应邀参加这项就职典礼，而不是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的身分前来参加。    就职委员会人士说：中华民国受邀参加就职典礼的人士，将坐在保留给贵宾的好位置，距离华府外交使节团的坐席不远。    本报获悉，台湾省主席林洋港将不参加里根的就职典礼。林洋港是中华民国最先受到邀请的五位特别来宾之一。其余四人当中，蒋彦士和阎振兴已经在美，将会参加。台北市议会议长林挺生和辜振甫，如无最后改变，也将参加。    此外，中华民国还有其他的个人和团体，应邀参加里根的就职典礼。其中著名的有蒋一成。

中国正在进行新的经济改革的实验。如这种改革成功，那就有可能赐与中国人一种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优越得多的经济制度。中国领导的信条听起来对人民是友好的而且是现实的    【西德《明镜》周刊十二月一日一期文章】题：中国目前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副题：本刊编辑雷娜特·默克莱因谈北京经济的新秩序    北京领导人为了进行改革，正在征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意见。这种改革假如获得成功，就有可能赐与中国人一种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优越得多的经济制度。因为毛的接班人试图在其国内慢慢地解决所有现存社会主义制度都感到烦恼、并使公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的那些内部矛盾：通过增加市场经济，减少计划经济；加强企业的自我负责制；根据供与求的相互作用逐渐重新“恰当地”确定价格。    而且，根据改革者的计划，社会主义在新中国仍然应该是占统治地位的，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原则上不应该属于个体的私人，而是属于人民或合作社。    最初描述怎样才能在经济上正确地（也就是说在不持续地浪费劳动和资本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是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大利人恩里科·巴罗内，写于一九○八年年    巴罗内当时就得出了类似于现在中国改革者所得出的结论。巴罗内说，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用现有的手段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果，那么它就必须承认包括在每一种合理的经济学中的——不管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或是其他什么主义的——所有那些因素。    例如：当一种：商品比其他的商品相对来说短缺或    充裕的时候，就必须变动价格；消费品市场的自由竞争；不同质量劳动的不同报酬；关闭不赚钱的企业，也就是解雇劳动力；资本要有利息，因为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也不能无偿地分配给同样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因为否则会造成巨大浪费，并从而产生破坏繁荣的结果”（巴罗内语）。    因此，一个设计合理的社会主义，原则上必须象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发挥作用，因为逻辑和合理性（它是任何高效率经济的前提条件）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和无情的。    西方市场经济学家的论点同中国人的经验是完全相符的。例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顾明对一位西方客人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所有直接由国家控制的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不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您的国家都如此。”    “我们现在所寻找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无疑，转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成根据供与求的相互作用恰当地确定价格，转变成由利息操纵生产资料是很困难的——如果这么多年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在起作用的话。    因此，新的中国领导人只是想非常谨慎地和小步子地使经济体制变得灵活一些和提高效率。    领导着强有力的计划委员会的副总理姚依林对来    自西方的一位客人说，“中国目前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中国的计划者在限定的局部地区内，在几千家企业中对各种不同的自由化设想进行试验，以便通过小规模的，因此也不会冒太大风险的试验寻找一条尽可能短的道路，以摆脱社会主义正统做法和求得进步。    在试验的范围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多得到一些自主权的六千六百家企业（总共有四十万家企业）已有一点繁荣的景象。在最近十二个月中出现的一些小型自由市场，显著改善了对居民在新鲜肉类、新鲜蔬菜和新鲜水果方面的供应。    已经有数十万家小型私人企业，大多数是服务行业，它们不需要配备大型生产资料；它们能够方便、灵活和迅速地供应居民希望得到而松垮的国营企业又不能提供的那些东西。    在所谓经济特区——在东南和南部有限的地区，例如在香港以北的深圳——笼罩着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氛。中国人不久前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在那里推行了“一项非常开放和自由化的政策”（主管投资的副总理谷牧语）。那里在建设，在经营；那里的建设气氛和希望差不多象是在当时五十年代的西德。    然而，为什么北京操纵经济的人仍然执行谨慎的，首先只是有限地进行改革的政策呢？毛遗留下来的这个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饥饿一直还是一种危险。因此，在这个国家中每一项较重大的经济政策上的失误，甚至某些正确的、但操之过急的改革至少都有可能使某些集团的生存受到威胁。    中国是一个本不该这么穷的国家，但由于它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国家一样，接受了苏联的一种管理经济的模式，这种模式完全没有可能最佳地利用经济资源。    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之所以未达到本来有可能达到的程度，也是因为多年来肆无忌惮地通过在社会政策上进行荒唐的试验，使世界上这个最大的民族心绪不安并且陷入混乱状态。    迄今为止，中国在承受着所谓“大跃进”和“文化革命”及其后患带来的后果。毛及其追随者想通过这两场大规模试验造就共产主义的新人。在这两场试验中仅仅第一次试验就使中国倒退了许多年。    这种代价不能仅仅用所耽误的经济增长的百分比来衡量。文化革命即中国说的“那十年”，花的代价更大。因为在这段期间有些学校，尤其是许多大学都关闭了，所以整整一代人，即现在将近三十岁至将近四十岁的人当中有许多没有受过或者只是受过不完全的培训。此外，这次试验还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百分之十左右的文盲——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前景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来说明，在这两次试验之后对中国整个经济造成的结果用货币来衡量是怎样的。现在的改革者是从这样的结果起步的。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生活水平在过去数十年中的增长速度以及今天的实际状况，要比一些邻国或也是由中国人经营和工作的那个独立的省份慢得多而且也低得多。虽然饥荒不再存在，人的寿命相当高，为七十岁。但是，消费的状况在大多情况下显然是很低的——低到以致最重要的基本食品，还有布匹不得不定量供应。（上）

听说新加坡的公共汽车……我最近试坐了一次，果然有很多先进之处    听说新加坡的公共汽车秩序好，服务态度好，我尚无亲身经历。最近，我到新加坡采访时试坐了一次，果然有很多先进之处。我挑了市内公共汽车车次较少、乘客较拥挤的一二一路车。夕阳的余辉照在马路旁的车站顶棚上，等车的大约有二十人。秩序很好，人们自觉排队上车。车上有十多个空位，先上先坐，没有抢位现象。我最后一个上车，车箱内迎面处挂着一块牌子，上面用英、中文写着：“上车后往前站”。    我的眼睛往两边一扫，果然没有人堵在车门口上，倒是我还呆呆地站在离中间车门约一公尺处，犯规了。于是，我迅速地往前走去。    新加坡的公共汽车的设计多样化。一般是前后各一个车门。但我乘的这辆车却只有开在中间的一个门，车门正对面的乘客座位旁有一个门锁着，上面写着“安全门”的红字，大概是有紧急事件才打开吧。    车上另一块较大的布告牌扑入我的眼帘：“本车只准坐四十一人，站十三人，三个小孩算两人”。这引起我的好奇，用心一数：此时车上站着的乘客，连我共九人。我指着这块牌子问正在车上忙着的华族女售票员：“这条规定能做到吗？上下班时，人多了怎么办？”她笑着说：“一定要做到！市内汽车多，站着的乘客一般不会超过十三人。这个数字是调样后确定的。”我接着问：“如果超过怎么办？”她答：“警察发现了要警告司机和我。再犯规时，要对我们两人罚款！”“啊，是这样！”我领悟地说。我搜索车上有没有别的布告，发现还有两块。一块写着““严防扒手”四个大字，另一块是：“禁止在车上吸烟，违者罚款五百元”（本刊注：一新加坡元相当于我人民币七角）。我来新加坡以来看到吸烟者甚少，办公室及公共场合又禁止吸烟。我想，“烟民”们大概只有在家里才能自由地吞云吐雾了！每个站都有人上下车。空出来的位子往往两三分钟内没人坐。青年人不坐，中年妇女走去生的多。据说，如果有老人、孕妇或抱小孩子的上车，大家是争相让座的。新加坡每年举行一次“尊贤敬老周”，看来有成效。    车门口处挂着一个废票箱。我看见下车者都把废票往里扔。有一个旅客忘记扔进去，我跟着他下车要看个究竟。只见他下车后不是把票撕碎扔在地上，而是走了一段路，投入路边的废品箱里。我问他：“为什么你们能够这样遵守纪律呢？”他说：“我曾因不遵守卫生规则而被罚款，因此牢牢记住了。其实，从学校时代开始，我们就都养成爱卫生、守纪律的习惯了。”    夜色朦胧，我跑了一天也累了。往那里去好呢？忽然，我看见路边车站有一排坐凳，离它不远，在人行道的树下砌有三排水泥椅子。在水泥椅坐下去后，默默感谢新加坡城市规划的设计：他们为乘客和行人想得多么周到啊！    据悉，新加坡市现在共拥有二千七百七十八辆公共汽车，行驶在二百零八条路线上。它们有单层和双层车，按照市区、郊区、区间和长途等不同，而在车上涂着不同的颜色，以便乘客识别。辛勤的司机和检票员除了执行行车任务外，还是检样和维护乘客规章和社会秩序的积极分子哩！（杨木寄自新加坡）

【英国《每日电讯报》一月七日报道】题：俄国的卢布太多，而东西太少    俄国陷入困境的经济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有钱人太多了。这就是说，消费品工业供不应求。    额外的购买力之大，从俄国人把大量钞票花在购买黑市商品上就可以看出，这种额外购买力来自苏联某些经济学家们称之为的“外快”。这就是说，这些钱是“优厚的”奖金或猛增的工资的变种，就是专家们所说的许多工人干的活，实际上不配拿那么多的奖金或工资。    这也就是说，私下收入来自“干私活”，从事个体农业，进行投机活动和非法买卖。    由于这些“外快”卢布，苏联一些人发财了，而且国家的一些商品也因此而更加长期短缺。可获得的现金额远远超过商店出售的商品量。    某些经济学家和共产党官员想制定一项法律，规定国家不给有“外快收入”的人免费医疗，而且规定他们必须支付房屋保险费。收入来回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加弗里尔·波波夫博士说，“有人认为，我们应当比现在更确切地了解每个社会成员的收入数额和来源”。    党的机关报《真理报》的读者写信给该报，要求制订一项对个人收入来源进行监督的法律，以监督“有欺诈行为”的人。“干私活”有利可图    《真理报》最近报道说，有这样一些事例：“工程师干工人的工作，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隐瞒实情，因为他们认为提高他们的资历并没有多拿报酬，这样的事例并非少见。”    这家报纸直截了当地谈到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接受技术教育越来越不感兴趣。    官方统计材料说，苏联平均月工资为二百卢布（一百二十五英镑），但是，私下收入，往往使实际收入大大增加。    个人储蓄迅速增加，部分是因为人们买不到他们想买的东西。消费品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说，解决收入过多问题的第一步必须是增加高质量消费品的供应。波波夫提出了回收货币的另外一些主张。    他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考虑利用想买汽车的人的钱再建一座汽车厂，然后再用汽车来偿还‘股东，的股本呢？”    他还提出了合作建房的方案，并且在一级和二级旅行及旅馆价格之间划一条比较明确的界线。

品名芝加哥市场    （三月份近期货收盘价格）    （美元／蒲式耳）小麦５．０２玉米３．７８燕麦２．２６大豆７．８７豆油２４．６３品名纽约市场    （三月份近期货收盘价格）    （美分／磅）食糖２６．６５棉花９２．７７

今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部论述现代中美外交关系的专著，年限都属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内有国共相争，外则有美苏的抗衡，国际形势急激变幻，而中苏美的外交关系也愈形微妙，在中美近代外交关系史上说，是一段极不稳定的时期。对于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海外学术界虽作过不少探讨，但意见纷纭，不少内情仍有待究明。因此，这两部专著的出版，值得注意。当然这两书都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去作研究的。    里尔登—安德森著《从延安到大国》《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起源》一书，作者运用了大量未为人留意的材料，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解放战争初期，在延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对外政策。旨在通过对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研究，以论述在当时国际局势中的中美苏的三国外交关系。    《捉摸不定的年代：中美关系》，是一部探讨自一九四七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逐渐取得优势起至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的四年间，中美两国不稳定的外交关系。这是一部论文集，执笔者都是研究近代中美外交史的著名学者。主题讨论自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当时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在外交关系上调整失败的过程，并进而讨论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的失败，带给以后冷战时代的影响。论文利用了刚开放的美国外交和军方的档案，资料相当丰富。

自从一九六四年英国间谍小说作家弗林明去世之后，“詹姆士·邦德”小说从此绝响，弗林明曾从事谍报工作，最初是业余写写间谍小说，谁知一举成名，共完成了十四本“詹姆士·邦德”，使“詹姆士·邦德”成为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去世时完成了第十四本《金枪汉》的校稿，该书是他死后出版的。    最近英国作家格拉由弗林明的文艺执行人在英国作家中选出，担当起使“詹姆士·邦德”这个人物复活的任务，写三本“詹姆士·邦德”小说。    格拉幽居于爱尔兰的域克罗山，他每年写一本严肃作品，一本神秘作品或一本间谍小说，是个畅销小说作家。    他最近表示：“被邀把詹姆士·邦德复活，使这个间谍卷土重来，实在是一种挑战，但我将接受挑战。并以此为乐。要从六十年代将詹姆士。邦德带到八十年代来，他将会有所改变，詹姆士·    邦德对妇女会尊重一些了，也不再酗酒猛喝伏特加马丁尼酒，烟也抽少一些，至少抽含焦油较少的香烟了。”    他写的第一本“詹姆士·邦德”小说仍挂着“００７”的招牌，暂定名为《熔化》，已经完稿，定于明年四月出版。格拉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任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    后来成为专业作家。

《科学美国人》是美国著名科学普及杂志，在美国出版已有一百三十五年历史，现在该刊总印数达一百万册，用六国语言发行。    一九七九年中国与美国合作，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编译出版中文版的《科学美国人》，中文刊名为《科学》，发行两万册；    一九八○年起，中文《科学》只比美国的《科学美国人》迟出四个月。    《科学》内容侧重基础理论，每期内容有：物理、数学、化学、天文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医学、科学史等，此外还有三个固定专栏：科学与大众、数学游戏、业余科学家。    这份刊物重视了解和发现世界各国科学家、科学研究机构的科学新发现、新成就，以及科办界讨论、探索的重大问题。    这份刊物的读者对象主要是科技人员，对于一般读者则内容较深，文章也比较枯涩难懂。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从一九八○年起，出版一套于梨华的作品集，包括于梨华过去的一些旧作和新近发表的作品，其中有《梦回青河》、《也是秋天》、《归》、《雪地上的星星》、《白驹集》《焰》、《又见棕榈》、《会场现形记》、《考验》、《三人行》、《新中国的女性及其他》、《傅家的儿女们》、《谁在西双版纳》等，共十四集。这套书包括了于梨华各个不同时期的作品，可供读者对她不同时期的观点与技巧作比较。（本专栏选自香港《开卷》月刊）

英国储君查理王子的处女作《卢尼加的老人》最近出版，这是他十一年前所写的童话故事，是用来娱乐两个弟弟的。    故事的背景是卢尼加，那是苏格兰的巴摩鲁古堡附近的一个湖。王室的人通常在这儿渡假。查理王子当时只有二十岁，是在皇家游艇上写的。全书四十页，充满笑料。    去年在温莎堡曾展出该书的四页，吸引了出版商的注意，说服查理王子让他们出版，该书由“皇家学院”院长卡逊爵士插图。

过去人们对于豺狼的印象是极坏的，因为豺狼凶狠而且食人。但最近有一位心理学家，四十三岁的福克斯著了一本书，名叫《狼魂》，对过去人们对狼的看法提出异议。    福克斯对狼很有研究，他不只养狼，还曾著有《狼的行为》、《狼和狗》等书，在近作《狼魂》中，他根据多年研究狼群的生活经验，用大量事实指出狼并不像人们想像那么凶狠。狼是合群的动物，有一种社会感，狼只有在觅食时才杀生，平时它们是不随便互相杀戮的。而且一群有一群的地盘，当一群狼走近另一群狼的地盘时，就发声长嗥，作为相互警告，以便维持和平。    这样就有一些两不管地区留下，鹿可以在这地区生长。

已故著名文学家纳布柯夫过去曾任教职，在五十年代，他在美国康尼尔大学教授文学。在纳布柯夫未写《罗丽泰》之前，他是以教书为生的。纳布柯夫的讲稿《文学演讲集》最近由波华斯编辑成书，共三百八十五页，这本文集包括讨论七本欧洲和英国古典小说，印有纳布柯夫的绘图、表格、平面图和评语眉批。其中包括论述卡夫卡的《变形》、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史蒂文森的《鬼医》、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公园》、狄更斯的《黑屋》。

这是一本科幻小说选集，收有西班牙、阿根廷、意大利、波兰、瑞典、美国、英国、丹麦和台湾的十一篇科幻小说、编译者张系国对科幻小说颇有研究，他还在每篇翻译后加上说明，阐述各种不同流派的科幻作品的特点。

美国著名作家亨利·米勒在今年六月初已经去世，他患的是血管栓塞，延及脑部。米勒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出生于纽约市，是德国移民。他曾说过：「我生活在纽约的街道，因而具有典型的美国匪徒精神。」他的父亲是个德国裁缝，颇有钱。望子成龙，要供他读大学，让他到康乃尔大学就读，可是米勒却同一个年纪比他大很多的女人夹款私奔。    米勒写的小说很多，自成一家，文笔古怪，他的整个文学生涯，往往出乎他的反对者和崇拜者的意外。    他曾结过五次婚，最后一任太太是个日本酒馆的舞娘，他是一九六七年七十五岁时跟这日本女人结婚的，但婚姻只维持了两年，以后十多年都过着独身生活。    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北回归线》。他批评美国的文学是「现实而多产的」。

【美国国际交流署华盛顿十二月二十四日电】题：污染威胁海味生产的增长    据全国海洋和大气层管理署署长说，如果能够扭转海洋污染的趋势，增加世界捕鱼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弗兰克作为美国全国海洋和大气层管理署的最高长官，对全国海上渔业处负有政策督导的责任。    下面是他的谈话：    问：鱼的消费一向是许多人食物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是在世界比较贫穷的国家。这方面的前景怎么样？    答：如果更多食用非传统的鱼种，如果渔业养殖区的污染趋势得到扭转，扩大鱼消费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鱼传统上产卵的沿海区域和河口湾地区越是发展，这些地区受污染就越是严重，鱼产量下降的风险就越大。    问：最近几年鱼产量增加了吗？    答：没有，世界鱼产量多少陷于停滞了。栖息地的丧失只是限制鱼类生产的好几个因素之一。大多数渔民捕捞高价品种的鱼，这些鱼有时捕捞过份了。    例如在六十年代，底栖鱼类鳕鱼和鲱鱼，就被捕捞过量。结果这些鱼群的数量下降了。美国正在努力制订二百海里区内的管理计划，这将使我们能够把这些鱼群数量增至能提供持久稳定产量的适当水平。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增加不那么受欢迎的品种的捕捞量。    问：污染有多严重，采取什么行动来消除污染？    答：在公海上，鱼不会靠近溢油。但是，如果污染发生在对渔业极其重要的近海区——例如在河口湾地区内潮湿土壤一带，问题就严重了，因为这是鱼繁殖、产卵、也是幼鱼开始生活的地方。鱼不能从这样的污染地方游走。    近海钻探石油日益增多，使这样的近海区更不适于鱼类栖息。    此外，从海上运油越来越多，增加了溢油的危险。    化学药品对鱼的危害比石油更严重，即使这些药品不是直接在海洋上使用。    例如聚氯联苯通过河流进入海洋。其中一些化学药品不仅对鱼，而且对人也有毒，即使通过吃受污染的渔业产品而间接地吸收这些药品。    问：近年来是否越来越多地利用质量较次的鱼作为动物饲料？    答：大量的鱼用于非直接的人类消费。例如，鱼油和鱼粉用作动物饲料。

【《香港时报》十一月二十七日消息】蔬菜喷洒农药，一直是消费者与菜农间纠缠不清的结，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一种利用昆虫分泌物——性费洛蒙（ＳＥＸ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将逐渐替代农药，并可消除因使用农药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从十月份起，台湾省农林厅已选定新竹、台中、台南三县，试验以性费洛蒙防治病虫害。这是多年来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周延鑫博士努力的成果。    性费洛蒙是什么？周延鑫解释说，它是节肢动物所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具有可传递动物间消息的特性。它最大的功能是可利用来诱虫，达到防治的目的。大约十年前，周延鑫第一次提出有关小菜蛾性费洛蒙的研究时，震惊了国际生物界，随后日本积极跟进，目前正大力提倡。周延鑫说，现在已研究成功斜纹夜盗蛾与小菜蛾的性费洛蒙人工合成技术，可经由人工合成大量制造，而推广应用于蔬菜专业区。    实地试验显示，将人工合成的雌性小菜蛾的性费洛蒙装置于诱虫器内，雄性“嗅”到后，自动跑入诱虫器内，可说是一种“爱情式的死亡”。    利用性费洛蒙与农药的比较如何？这位年轻的生物学家分析，前者最大的优点是可避免农药污染及维护人体健康。    据农发会的统计，目前台湾农药的使用种类已达三百七十五种，每年使用的农药重量达三万一千多吨，在农作物的生产成本上占百分之六至十。    最值得忧虑的，有连续使用农药，导致一些生物产生抗药性，逼得农民不得不提高农药使用量，连带造成生产成本增加。最可怕还是农药残留毒性对人类引起的毒害。    由于性费洛蒙不是直接洒在蔬菜上，因此绝不会产生污染问题；最有利的是成本低。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十二月十九日一期文章】题：尽管国内困难越来越多，越南军人还在干下去    多年来美国分析家们一直有争论、而现在在东盟国家首都正以极大兴趣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事情使河内开始感到疼痛？有关这个问题的最新说法是：河内面临的困难堆积如山，它什么时候才会对柬埔寨发慈悲？    越南的经济形势，尤其是北方的经济形势，比最近能记得起来的任何时候都糟，这几乎是普遍的看法。东盟各国驻河内大使向其政府发回的大量电报，记述了城市居民因物质上的困难而存在普遍的不快之感，和越来越能听到较低层干部抱怨艰苦的牢骚声，有些报告谈到一位军人在九月二日独立日那天竟以身殉的事例。    东盟某一国家的大使甚至向国内发回电报，说在河内的一些墙上第一次看到了乱写反对政府的字迹。一直有消息说，越南政府征募新兵运动无人关心，并遭到反对。据说，在食品短缺和痛苦没有可能解除引起的沮丧情绪日益增长的同时，贪污、偷窃和夜盗案也在增加。    注视着河内决心的动摇和软下来的迹象的那些人，很有兴趣地看了越南官方新闻机构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社论。一位越南评论员秋香在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异常坦率的文章，十一月初河内电台广播了这篇文章。作者在文章中要求人民在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不要“悲观，不要优柔寡断”，不要受中国宣传的影响。    从其它一些文章和社论中可以看出，越南共产党中有一些主要成员对越南卷入柬埔寨不热心。    雅加达、吉隆坡和曼谷的分析家们也看了同样的报道，也读了越南新闻机构的同一篇评论文章，但是他们似乎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者们正在辩论，当前对河内实行的政治和经济孤立以及施加的军事压力给它造成了多大程度的损伤，是否可以指望这种做法会使河内的立场——柬埔寨形势是“不可逆转的”——软下来。在雅加达和吉隆坡有少数人、在曼谷有多数人认为，过几年之后，越南人也许会采取一种比较和解的立场，但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一些有影响的分析家，却排除了河内会因经济上的困难而屈服的可能性。    尽管人们认为越南正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但是普遍认为柬埔寨的形势对越南支持的韩桑林政权来说正在好转。尽管对红色高棉向驻在柬埔寨的不能调动的越南大军发动雨季攻势进行了宣扬并做了种种预言，但是，除了几次伏击和屠杀了一列车平民之外，看来红色高棉游击队没有取得很大成果。    考虑到红色高棉（估计约有三万人）没有任何征募兵员的基地，而且他们一到柬埔寨境内的村子，村民就向越南人报告这一事实，西方分析家们认为游击队没有多大希望能取得很大进展。    【南通社曼谷一月六日电】本社记者报道，在遭受几年严重歉收之后，越南去年获得了好收成。尽管如此，还不能满足越南的需求，越南还必须进口一、二百万吨小麦。    前几天的国会会议上已在讨论的政府报告强调说，由于上一个五年计划未能实现，“因此粮食供应非常困难，特别是在城镇”。鉴于这种情况，已经定量的粮食供应不得不进一步减少。    这种情况又带来了政治后果。一些越南领导人说，“我们的市民中有些人”由于不了解基本粮食长期短缺的原因，以及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此“产生了消极、动摇和怀疑的情绪，就象一艘在暴风雨中迷失方向的船一样”。

【路透社伦敦一月十六日电】一些英国对外政策分析家今天说，由于里根政府和它的欧洲盟国之间互相有猜疑，这两者的关系可能会遇到麻烦。    他们说：“低估目前美国人的情绪中的飞扬跋扈和民族主义倾向是不明智的，这种倾向将在里根任总统期间充分反映出来。”    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准备于里根一月二十日就职时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中说，即将就职的美国政府如果说同其前一届政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对欧洲人比前一届政府疑心更重。    由私人办的这家研究所说：“许多欧洲人认为里根在对外政策方面没有经验，而且是有名的鹰派。”    这项研究报告（它是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政策研究小组准备的，报告中对里根政府领导下可能出现的政策趋向作了估价）说，许多欧洲人“对往往只根据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来估价别的国家这种倾向感到不安”。    这个研究小组说，由于美国新政府和它的十五国北约联盟中的盟国之间互相有猜疑，这两者之间可能会在好几个方面出现重大分歧。    这项研究报告说：“这些相互猜疑造成了一种容易发生误解的可能性，因为人们往往不是根据政策本身来作出判断，而是根据他们认为可以说明决策者的‘软弱’或‘强硬’态度的迹象来作出判断的。”    这个研究小组说，有理由认为，苏联将发现同里根打交道比同卡特政府打交道容易些，但是在一九八一年，波兰的局势对东西方关系将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美欧在防务开支、缓和、部署美国核武器问题和中东问题上的分歧，有可能使美国重新想减少驻欧洲的军事力量。这类政策性争端还可能使美国政府“在防务和对外政策方面更多地采取单方面行动，还会使它越来越不理会欧洲的看法和敏感情绪”。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十三日电】经互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卢卡诺夫今天在这里主持经互会执委会第九十八次会议开幕时说，在过去的五年计划（一九七六——一九八○）中，经互会国家在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新的五年里，经互会将要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更重要的任务。    出席为期三天的会议的，有下列执委会国家代表、政府副首脑：    保加利亚卢卡诺夫、匈牙利约瑟夫、越南黄晋发、民主德国魏斯、古巴布拉沃、蒙古泼勒杰、波兰雅盖尔斯基、罗马尼亚尼古列斯库、苏联塔雷津、捷克斯洛伐克罗赫利切克，还有南斯拉夫驻经互会常任代表格利戈里耶维奇。    【法新社莫斯科一月十三日电】一些了解情况的人士今天在这里说，苏联常驻经互会代表卡图谢夫已由塔雷津所接替。塔雷津迄今是部长会议副主席。

【法新社安卡拉一月十一日电】这里的土耳其安全部队今天说，他们已经逮捕了一个极左组织的二百○四名成员。这个组织叫革命者左派组织，它有已经谋杀了二十五人、还在策划行刺另外三千人的嫌疑。    一项公告说，这种谋杀行动是要成为一场武装叛乱的开始的，而这种武装叛乱的目的则是要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政府。    公告又说，这些“革命派”是在首都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三个月的调查期间查获的。    公告说，安全部队在安卡拉郊区的一个村子里发现了一份处死者的名单，它上面列有大约三千个人的名字。警方说，每份材料都有未来受害者的照片，开有他的家庭与工作地址，汽车牌照上的号码，个人习惯以及常去的地方。    他们还没收了八辆车辆，近一百万土耳其镑四万六千西德马克，“军事档案”以及许多武器。    他们说，革命者左派组织是“土耳其人民解放阵线和土耳其人民革命党”的重建。后者的领导人曾于七十年代初被捕而于一九七四年被赦免释放。他们把土耳其分成十一个地区，每个地区为首的都是一名从首都派出的官员。

【法新社卢萨卡一月十五日电】据今天赞比亚首都收到的外交报道说，坦桑尼亚国防部长拉希迪·卡瓦瓦十三日在达累斯萨拉姆被逮捕，并已被拘押起来。    这些未被证实的报道还说，与他一块被拘留的还有九名亚洲商业巨头，这表明前副总统可能与这些人有金融交易。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月十六日报道】（该报记者发自莫斯科）《新时代》杂志今天在一篇就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纪念日而撰写的文章中强调指出，「苏联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克服在六十年代初产生的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中的困难，致力于建立平等的合作」。三十五年前，阿尔巴尼亚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该杂志说，「苏联的出发点是，建立正常关系，既有益于我们两国，也有益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    莫斯科向地拉那提出进行合作和苏阿关系正常化的建议，这不是第一次了。苏联的类似倡议在过去十年里至少每年提出一次，通常都是在十一月阿尔巴尼亚国庆节的时候。新情况只是，苏联方面最近没提及两国二十年前关系恶化的原因，也没有指责阿尔巴尼亚方面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    《新时代》强调指出，苏联人「过去和现在都始终为阿尔巴尼亚劳动者的成就而高兴，并对他们表现出友好的感情」。苏联杂志提出，苏联努力向公众介绍「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雄历史」，介绍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杂志还说，搞阿尔巴尼亚语以及从事文学和历史研究的苏联科学家和专家，「定期在科学出版社发表研究文章」，用俄语翻译「进步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可以预料，苏联关于苏阿关系正常化的最新倡议还将提到最高一级，就是说，将在四十天以后的党代表大会上得到进一步肯定。

《法新社伦敦一月八日电】越来越多的英国人    离开联合王国移居国外，希望过更好的生活。    据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统计数字，去年离去的人是一九七五年以来最多的。申请到澳大利亚去的人非常之多。    新西兰也计划接受更多的移民。它去年接受了来自英国的三千人。熟练的技师和焊工是在新西兰需要的合格人材之列。    加拿大驻伦敦高级专员公署表明，一九七八年接受四千一百人，一九八○年接受八千七百人。提出申请的总人数两年中从一万人增加到四万一千人。但到中东和美国的人则少得多。去年移居国外的英国人的总数比一九七九年增加了二万一千四百人，达到了近二十万九千人，而外国来的移民增加了八千九百人，达到约二十万三千人。

同时，斯大林所想的和所希望的肯定恰恰相反；他在会谈时表现出的粗卤和他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及其领导人的藐视态度，尽量少担风险，因为斯大林知道，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绝不会为了别人的利益牺牲最优秀的战士和全体人民在艰苦的人民解放斗争中流了许多血才赢得的一切。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斯大林多次在舒巴希奇不在场的时候对我说：“为什么你们对这个问题这么不安？对这个国王，你们以后想什么时候废除就可以什么时候废除掉。”我对他说，我们的人民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方式很难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疑也要受到很沉重的政治打击，同时这会加强反革命的反对派。铁托和其他同志感到气忿    有时，斯大林会提出与会谈本身毫不相干的问题。有一次他这样问我：“您是斯洛文尼亚人，难道不是么？”    我说是。    而斯大林说：“你们的知识分子很软弱。”    我对他说，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因为绝大多数斯洛文尼亚知识分子都参加了游击队，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帮助游击队。譬如，游击队有许多医生，可以满足我们游击队的一切需要。我们有最好的画家、作曲家等，他们在人民解放军的连和营里拿着武器参加战斗。    回国后，当我向铁托和其他同志讲述同斯大林进行了怎样的会谈时，他们都感到气忿，但是，也都为会谈的内容感到担心。很清楚，为实现铁托和舒巴希奇达成的协议而进行的内部斗争将是非常艰巨的，而在这方面不会得到苏联的大量援助，而我们恰恰对来自这一方面的帮助寄于最大的希望。    经过分析斯大林的作法，我们大家似乎都认为，斯大林这样做，也只是耍手腕，特别是就此同他争执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最好保持沉默。我们相信，斯大林运用同西方大国斗争的种种手腕，还是希望帮助我们的。当然，我们的这种结论，不仅是根据同斯大林的这次会谈得出的，而且也是以铁托以前同他的会谈为依据的。本来，我们的关系，也包括经济关系，发展是比较正常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给这一进程制造任何麻烦。（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