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克曼向里根报告美经济情况，里根说美经济情况正在严重恶化    【法新社华盛顿一月八日电】从星期一（五日）就一直呆在这里的当选总统里根，在他下星期三（十四日）永远搬到美国首都之前，今天离开这里去加利福尼亚，这是他最后一次去那里。    里根在离开这里之前主持了在国务院举行的他自己设计的内阁的第一次工作会议。据众院新的少数党领袖，众议员米歇尔说，里根提醒他未来的合作者们记住他在竞选期间作出的“实行变革的保证”，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实行变革的保证”。    会议主要致力于研究新政府的“各个机构”问题，尤其是内阁成员和国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里根在会上就这个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后来，参议院新的多数党领袖、霍华德·贝克和米歇尔向十三位新内阁成员讲了话。当选总统里根在昨天才完成了他的组阁工作，他昨天提名犹他州的特雷尔·贝尔为教育部部长。    里根对内阁成员的各项任命仍然必须得到参议院批准，然而批准大多数被提名者的听证会已经开始举行。关于批准已被提名为国务卿的黑格将军的听证会将在明天开始举行。预期十三名内阁成员都会无困难地被批准，包括里根选中的、有争论的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    除了里根内阁人选问题之外，这位当选总统一直最为关心的是制订一项经济计划的事。    里根为赢得对他的经济计划的支持，昨天在一次午餐会上同民主党的几位国会领袖进行了接触。在他一月二十日就任之前，他还预定同他的助手们就经济和预算问题举行一系列会议。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八日电】当选总统里根在听了他的顾问们对美国经济的前景所作出的令人沮丧的估计之后，昨天说：“经济情况正在‘严重恶化’”。    里根的经济顾问们告诉他，自从大选以来，美国的开支庞大的预算问题已经相当恶化，并且将比他们一度认为的要难解决得多。    当里根参加一次私人招待会归来时，有人问他是否同意上述估计，他说：“是的，我同意。”    他说：“经济情况正在严重恶化。我认为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即将成为里根的预算局局长的戴维·斯托克曼和被提名为财政部长的唐纳德·里甘在同当选总统会谈了两小时后对记者们说，他们描绘了一幅非常    阴暗的景象。    但是他们说，里根的经济恢复计划如果能够由一个持合作态度的国会迅速实施，它仍然能够在今年带来真正的进展。    里根利用上午的时间同包括他挑选为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黑格和威廉·凯西在内的对外政策顾问们进行磋商。    里甘说，“当选总统里根昨天指示他的经济顾问们下次向他提出我们将在今后几周研究的可供他选择的办法。”

说俄国对法国的转变已有警觉，对法国政策的估价显然有了变化    【英国《外事报道》一月七日文章】题：法国对俄国的态度强硬起来了法国对俄国的态度长期来比多数西方国家都要温和，可是现在法国突然转而加入了强硬派的阵营。在施密特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最近的一次会晤中，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东西方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显然比施密特要强硬。在北约讨论如果俄国入侵波兰，北约可能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时，法国人的态度远比德国人强有力。同时，法国防务开支的增长幅度始终比任何其他北约大国都要大。    俄国人对法国态度的这种转变现在已有所警觉。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团长、苏共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去年十二月对法国进行访问期间，在同一批法国议员谈话时对法国的防务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波诺马廖夫谈到了，当法国总统宣布法国已成功地试验了中子弹，并将在一九八二年或一九八三年决定是否生产中子弹时，克里姆林宫“令人不愉快地感到震惊”。波诺马廖夫说，苏联“无法理解是什么东西促使法国如此热衷于军备竞赛，以致完成中子弹的研究工作。这将为美国制造中子弹铺平道路，但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其他国家在制造中子弹，苏联也将被迫制造。”    当吉斯卡尔·德斯坦去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一次宣布中子弹的消息时，苏联让法国共产党出来领头反对中子弹。这同莫斯科在卡特总统第一次宣布美国制造中子弹的计划（一九七八年四月暂停执行这项计划）时所持的那种强烈反对的态度形成了对照。这反映了俄国长期来所持的这种看法：法国对苏联的态度不象北约其他国家那么敌对。而现在莫斯科对法国政策的估价显然有了变化。

【美国《华尔街日报》一月五日刊登罗伯特·基特利的文章】题：里根与台湾：仿效荷兰的做法吗？    就局外人所知，里根对美国同中国以及同台湾的关系至今仍举棋未定。但是现在看来荷兰将帮助他拿定主意，但结果可能会引起争议。    现在里根州长即将成为里根总统，因此，台湾问题不久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了。里根先生显然强烈地感到，两年前，美国的一个老盟友受到了卡特的冷遇。他说过，他要纠正这种状况。但是他在不破坏重要的美中关系的情况下可以做些什么至今还不清楚，因为如果破坏美中关系，就会间接地    使俄国人感到高兴，而俄国人在他的打击对象的名单上是列在首位的。荷兰现在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里根总统很可以断定，他为他的国民党老朋友做些好事不会有什么风险。    在一定范围内，他也许是对的，但实际上这同一种重要的例外情况关系不大，而这种例外情况对事情会有极大影响。    例如，他也许会考虑把美在台协会升为正式大使馆。    或者里根分子可能给目前的驻台北机构派去一位级别更高的负责人，允许同台北各部举行直接会谈，并让几个台北代表在有正经事务（譬如像订定贸易协议）要讨论的时候比较自由地溜进华盛顿各机构。这样做将会使台北的受到挫伤的自尊心理得到某种安慰，而又不会过分刺激北京，只要国民党人能够抑制一下他们每次都要自吹自己的地位又上升了一两级的那种倾向。    对这种做法，北京大概都会忍受下来。但是武器问题就不会这么容易了。如果里根先生把荷兰的经验作为先例加以借鉴，他很可能向台湾出售它希望得到的喷气式飞机。    至于北京是否能像荷兰那样轻易地被容忍过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多数专家认为不能。中国出于战略需要，不会直截了当地中断关系，而它同海牙却可以，但是，采取其它步骤是完全可行的。交流可以大大减少，贸易转向日本和欧洲，而且很可能导致一场——正如一位外交官所说的——“关系危机，至少是在辞令上的关系危机”。    所以，荷兰的例子很可能促使这位新总统遵照自己的本能去做。但是，他在选定将做到什么程度之前，他必须断定到底他认为怎么做最符合国家利益——是做到能使一个其盛世已经过去了的老盟友能信赖自己呢，还是保持住同一个在世界上的作用正在增长的新朋友发展关系的势头。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七日电】当选总统里根今天说，他已要求前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继续任他目前担任的驻日大使的职务。    里根是在国会同民主党参议员举行午餐会时宣布这一点的。    曼斯菲尔德是在一九七七年由卡特总统任命为驻日本大使的。他在参议院担任民主党领袖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参议员长。    里根宣布的这一消息受到了民主党参议员的热烈欢迎，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曼斯菲尔德的朋友。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八日电】题：评铃木对东南亚的访问    《真理报》政治评论员弗谢沃罗德·奥夫钦尼科夫今天在该报上写道，“不管同东盟国家的贸易经济联系对日本如何重要，铃木对东南亚的访问追求的仍是政治目的。”    评论员指出，东京的官方人士目前还在反复强调忠实于一九七七年出笼的“福田主义”（福田主义当中的三条说，日本将不成为军事大国；它将同东盟国家建立相互信任和亲切的关系；‘它将促进东盟国家同印度支那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是，它的这三条公开宣言同实际行动之间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从表面上多少掩饰一下这种距离，这就是铃木访问的政治目的。”    评论员指出，东盟国家人民不仅对日本本身的军国主义化感到不安，而且也对东京可能成为华盛顿重新装备中国方面的帮凶感到不安，因为中国现领导人并不掩饰他们在东南亚的霸权主义图谋。”    弗谢沃罗德·奥夫钦尼科夫接着写道：“日本高唱‘相互信任和真诚相待阔论’，它实际上是企图使东盟国家加入它所策划的，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将参加的‘太平洋共同体’。这一思想具有使东盟国家同不结盟运动隔绝，保持它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依赖性，使它们变成帝国主义阴谋的同谋者的目的。”    评论员接着写道：“而且，在东京支持波尔布特集团并与华盛顿和北京一起企图妨碍东盟国家与印度支那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又怎能谈得上忠实于‘福田主义’第三条呢？”    评论员强调指出，“铃木第一次出访的路线看来并不是由于‘改变了优待对象’而决定的（面向华盛顿的方针仍然是东京政策的基础）。这是向东盟国家献媚的一种方式，其使命是掩盖真正的目的，为此目的，华盛顿将自己在该地区的一部分宪兵职能转托给了东京：将东南亚各国置于帝国主义强国政治影响的范围，永远使它们服从于跨国公司”。

【法新社台北一月八日电】安娜·陈纳德在两次受到蒋经国总统的接见后，今天结束了她对这里的访问。    陈纳德夫人和史蒂文斯先生在星期一晚上来这里之前对中国进行了三天访问。据一项政府新闻公报说，他们两人星期二下午受到蒋总统的接见。历一小时，“就国际形势一般地交换了意见”。    史蒂文斯先生于昨天离此去东京。    消息灵通人士说，中国出生的陈纳德夫人第二次会见蒋经国总统是为了向这位国民党总统详细汇报她北京之行的情况。

【台湾《联合报》一月八日报道】政府官员证实，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在内的五位人士，已收到里根就职筹备委员会的邀请，将以贵宾身份参加美国新总统的就职典礼。    这五位人士除蒋彦士外，还有林洋港（台湾省主席）、林挺生（台北市议会议长）、阎振兴（台湾大学校长）和辜振甫（中国工商联合会会长）。    政府官员表示：这五位人士尚未决定是否成行，或何时成行。但有迹象显示，这五人中至少有四个人已在作前往华府的准备。

【中央社台北一月八日电】蒋总统经国今天上午在总统府接见了美国联邦参议员纳恩夫妇，就国际一般问题交换意见。    【美联社台北一月八日电】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位高级委员今天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听取有关台湾安全问题的意见的。」    民主党参议员萨姆·纳恩是于昨天偕同妻子抵达台北的，这是他第一次来此访问。他在会见记者时说，他将与台湾官员就台湾要求获得的具体武器交换意见。

企业和职工结成“宗教共同体”，社会划一化迅速发展，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    【日本《东洋经济》周刊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一期刊登纪念创刊八十五周年征文中一篇得奖优秀文章】（作者：阿部毅一郎）题：日本式经营的总检讨一，日本企业宗教式统治的特点（１）就职如同入教    企业采用终身雇用制，“一旦就业，就要干一辈子，而且要有宗教信徒般的忠诚”，有为企业“殉职”的精神。“只要一切都托付和依赖企业，一生就有保障”，“这种安心情绪就成了热爱企业精神的源泉，成了培养牺牲自己为企业服务的精神的土壤”。职工和企业结成了“宗教共同体”。（２）行动规范就是教义“企业有各种各样的堪与宗教戒律相比的行动规范”，“企业的教义控制着职工的精神世界”。（３）宗教式的团结    企业的各种决定采取同职工协商的形式作出。对企业的决定“要象宗教信徒绝对服从教条、教义一样，这是企业的宗教式团结的核心”。“企业的坚强团结有如远征的十字军”。（４）宗教式的等级    日本企业采取论资排辈制，“它和宗教的等级制度一样，根据对企业的归顺程度、对教义的理解和皈依程度等，来确定工资体系中的等级差别”。（５）平等主义和审判异端在企业中，企业领导和职工的工资待遇是平等的，而且“管理人员不仅要管理工作，还要和职工同吃一锅饭，进行日常接触，关心他们的生活”。“企业中设有各种审判异端的制度”，“对不服从的人的强制力量也和宗教同样强大”。二，日本式企业经营对日本社会    的深刻影响（１）社会的划一化迅速发展“入好：的学校、进好的企业，谋得好的职位就等于幸福”，这种全国性的单纯化的人生观和幸福观体系，“使社会生活令人吃惊地走向划一化”。“日本式经营以这种价值体系为支柱而成立，反过来又推动着这种价值体系固定下来”。一个人就职后，终生专属于单一的组织，形成了日本式的“专属单一组织型社会”。（２）精神生活贫乏化“私生活也纳入企业，越是有能力的职工，私生活越贫乏”，一心想的只是工作，“牺牲企业以外的社会活动”，“牺牲个人的学习生活。”“企业培养出来的都是对其它社会和组织漠不关心的井底蛙式的人物”，精神生活“濒临危机”。（３）填鸭式的教育    “学校进行着死记硬背的填鸭式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为进入好企业而长期身受应考煎熬，“过着修道僧般的生活”。学校为社会培养的是“脑海里充满各种知识，但却缺乏判断力和创造性的”“大批工蜂预备军”。三，今后的方向    “要逐渐从目前的过于单纯化的一元的价值体系中解放出来”，“要以多样的价值存在为目标”，从精神生活贫乏和异常的“考试地狱”中摆脱出来。（１）适应国际化的形势，当务之急是培养能同外国人进行交往的全面的人材；（２）“以技术立国为目标，需要培养大批有创造性的、多才多艺的人材，又必须有能够享受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商品之才能的国民”；（８）“要关心和保障职工的自由时间”，“要把职工从以前的只为了公司这个枷锁中解放出来。”；（４）“要努力培养不同质的人”，培养“身兼两种对立职务”型的、采取“交错型”生活方式的人。要倾听敢于讲话的人的意见。职工“有了这种丰富多彩、不同质的才能，企业才能朝气蓬勃”；（５）适应职工高龄化的形势，要努力为职工渡过有意义的晚年创造条件。

【法新社伦敦一月二日电】有影响的食糖掮客Ｅ·Ｄ·曼和Ｆ·曼在其最新    的评论中估计，由于最近两年生产不足，一九八一年前半年世界食糖市场的形势会越来越紧张。    他们估计，一九八○———八一年将歉产三百三十万吨到四百四十万吨。他们强调说，世界的贮备会因此而下降到危险的水平。一九八一年头半年价格的涨落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对早期收成的估计和一九八一——八二年的消费量。但是他们说，目前还难以看出生产方面有充分改善，因此，看来大概会出现第三个年头的歉产。    最近世界市场的价格达到了将近六年来从未有过的水平。    这些掮客刚刚修正了他们对一九八○——八一年世界收成的估计，他们现在估计的数字是八千六百一十四万七千吨，比四个月以前所作的估计少了一百二十万吨。他们说，之所以必须作此调整，主要是因为东欧国家的收成是令人失望的，在这些国家，由于天气不好，他们的甜菜收成受到了损失。    Ｅ·Ｄ·曼和Ｆ·曼还指出，古巴的收成仍然是令人怀疑的，他们希望为五百九十万吨。    至于消费，他们注意到了一种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南朝鲜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九八○年头九个月平均减少百分之五。    但是，他们相信，一九八○——八一年总产量仍然在八千九百五十万吨至九千零五十万吨之间。

【日本《日刊工业新闻》十二月二十四日报道】题：产业界十大新闻    一、两伊战争使产业界受到冲击，也给通常贸易带来很多障碍；二、汽车业界积极开展国际活动，丰田、日产和本田技术研究所相继在海外建立据点；三、产业界为冷夏而号泣，以中小企业为中心，纺织、空调和饮食业遭大打击；四、众参两院同时选举，自民党获绝对胜利，公明、共产两党在追悼大平首相的选举中大退坡；五、延长退休年限的行业扩大；六、建设关西新国际机场的计划决定下来；七、新外汇法付诸实施；八、“稻山经团联”成立；九、新能源开发机构成立；十、日中大型工程项目将重新研究。

品名伦敦市场（英镑／公吨）铜７９１．２５锡６２３５．００铅３１４．５０锌３３０．５０铝６０５．００镍２７３０．００

就这样，我在这次会上明确阐述了我的看法，也明确表示了我主张采取什么手段来实现我的意见。    可是，会议结束时并没有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因为虽然并没有人明确地反对我，但是许多与会者也没有表示他们同意我的主张。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一直没有吭气。    亲王向皇帝禀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于是皇帝召开了御前会议，不过与会的人有了变动，只有我、万诺夫斯基将军、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参加。    在御前会议上我又重申了自己的意见；别的人或者根本没有反对，或者不强烈反对，最后皇帝同意采纳我的意见，责成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予以执行。应该给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以公正的评价，他执行得很巧妙：立即同德国和法国商妥，使它们表示同意支持俄国的要求：然后，俄国毫不拖延地向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日本被迫接受，但提出要求：以大量赔款交换辽东半岛。    我们，即俄国，对赔偿数额问题和其他问题没有过问，只提出一项原则：我们不能允许对中华帝国领土的完整性有任何破坏。    就这样签订了马关条约，以赔款代替领土割让。    与此同时，我同中国打上了交道，提议俄国愿在贷款问题上效劳。当然，中国无法仅靠信用得到这样的巨款，因此，俄国主张用关税，即以中国的收入来作为借款的保证：如果中国出不起这笔钱，俄国就为此借款提供保证。    此外，我其实已在巴黎各银行的交易所为中国搞到了这笔贷款；参加这笔贷款的有：巴黎与荷兰银行、里昂信贷银行以及戈登热银行。这些银行的代表奈斯特和戈登热都到这里来了。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由法国方面来扩大在中国的银行活动，以此作为他们向我贷款的酬劳。    于是，根据我的提议和这些法国银行家的请求，我筹办了俄华银行，主要的入股者是法国人。起初，我国国库也是这个银行的大股东，最后，它几乎把全部股金抽出来了。在不幸的俄日战争以后，我们大大丧失了在中国的威望。自从我辞去了财政大臣之职和爆发了不幸的俄日战争以后，我所创办的、由法国银行家、俄国、以及中华帝国（它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参加的这家俄华银行，在颇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基础，现在已同北方银行合并，组成一家新银行，称为俄亚银行（即俄华道胜银行——本刊注）。    在我们给了中国如此大力的援助以后，皇帝当时的亲信乌赫托姆斯基前往中国，一方面是为了更加直接地了解中国，另一方面是为了结识那里的官员。    皇帝要举行加冕典礼了。按照惯例，各国都派了代表前来俄国。这些代表大部分是王室人员或最高级的官员。中国派来的是李鸿章。他是一个最卓越的人物，当时在中国身居首屈一指的高位，因此，派李鸿章来参加加冕礼，就是表示中国感谢我们的年轻皇帝给予中国的协助：正是由于我们皇帝的帮忙，才保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此外，还表示感谢我们在贷款问题上对中国的帮助。    当时，我们的西伯利亚大铁道已经修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所以有必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进一步往前修。我们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想法：将铁路径直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但要穿过蒙古和满洲北部。这样的走向可使筑路工程的进展快得多。而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确是一条世界性的通路，它可把日本和整个远东同俄国和欧洲联通。    全部问题在于要通过和平的、商业上互惠的途径来达到这个目的。我热衷于这个想法，并将它告诉了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后来又向陛下启奏。    正值此时，巴德马耶夫医生到故乡布里雅特去了一趟；他一直希望这条铁路经过恰克图直通北京，所以他认为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是次要的。我当然决不能同意这个想法，因为第一，我认为我们必须有－－条路把我们同符拉迪沃斯托克联接起来；第二，我认为不能这样做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这样一条路如果通往北京，无疑会招致整个欧洲反对我们。    而且，修建西伯利亚大铁道这件事本身，依照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想法，根本不是具有军事政治意义的事情，而只是经济上的、涉及国内政策的工程。也就是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想以这条铁路作为捷径把我们的一个地区——滨海州同俄罗斯联接起来。换句话说，整条西伯利亚大铁道在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和尼古拉二世皇帝看来，都只有经济意义，只有防御意义，而决无进攻意义；特别是，它不应成为占领任何新的领土的武器。巴德马耶夫医生到蒙古和北京去的时候，在那里表现很不正派，言谈模棱两可，所以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后来是我，都不同他发生任何联系了，因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既聪明又滑头的投机者。    当李鸿章已经离开中国（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华帝国）很快就将抵达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我禀奏皇帝说，如果能使李鸿章在苏伊士运河同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会晤，那就太好了，因为乌赫托姆斯基公爵过去就认识李鸿章，同他关系不错。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良机，而且也必须这样做，因为据我所知，其他国家，即英国、德国和奥地利，也都千方百计地在拉拢李鸿章，他们想要李鸿章途经欧洲来到彼得堡。我则相反，希望李鸿章在到达我们这里以前不要到任何地方去，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他如果先到欧洲，就会受到欧洲各国人物各种阴谋诡计的影响。    陛下同意了我的想法，责成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会见李鸿章。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找我详细商量了会晤事宜。而皇帝希望这次会晤别露痕迹，于是，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欧洲，坐上一条轮船（使人看来似乎是前去马赛的）迎着李鸿章而去，在苏伊士运河出口处同他相遇。后来，李鸿章尽管受到各方面的邀请要他到欧洲各处港口，他还是坐上了我们俄国航运贸易公司的轮船，我为他安排了这次会晤，他就带着自己的全部侍卫同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抵达敖德萨。    因为敖德萨是李鸿章抵达的第一个俄国城市，所以我想在那里为他安排一次隆重的欢迎。我便向皇上禀奏说：按照李鸿章的官衔，不妨派我军仪仗队去迎接这位显贵。使他通过这样的方式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军队。皇帝同意了我这个主张，便下诏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照办。（二）

说在英国政治戏剧曾在六十年代激励了戏剧工作者社会主义革命的美好理想，但后来日渐消失    【英国《卫报》十一月十六日文章】题：光喊革命不行（作者：比林顿）    在英国，政治戏剧处于何种地位？为什么曾在六十年代激励了那么多戏剧工作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美好理想，后来日渐消失，以至使人咬牙切齿，感到幻想破灭？    首先我要说的是，这种美好理想本身是很幼稚的。那种认为戏剧能够成为革命侍女的想法是在下述情况下产生的：即他们高估了戏剧的威力，也不懂得英国社会对于种种抗议具有的消溶能力。在达根纳姆工厂门外演出一个剧目，在小酒店、俱乐部里上演一出有趣的宣传鼓动剧，或是在布雷特福大街表演一番俄国革命，是能产生一些局部影响的，但就全局来看，这种影响实在微不足道。    这倒不是说，这种类型的戏剧运动，因为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戏剧，或不能促成激进的政治变革，命中注定就得完蛋。按巴克的说法，它确实“给僵化的戏剧注进了新鲜血液”，也确实产生一些第一流的作品。    它也打进了敌人的营垒——尽管还没有占领敌人的营垒。伦敦西区上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偶然死亡》就表明：城堡的大门尽管不能说已彻底冲垮，起码也已摇开。这一点，革命者可能不会从中感到快慰，但对我这样的改良派来说，却是一丝安慰。但是话又说回来，尽管不能一笔抹杀政治戏剧运动，我们还是感到，这股狂飚猛进式的创造力对于现存的戏剧和英国的社会却只是起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呢？    照我的看法，从事政治戏剧运动的人们之所以不能使得戏剧和社会也激进起来，其原因不外乎两点：即他们不懂得艺术质量和艺术结构。毛主席有这样一段话：“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没被左派戏剧工作者所认识，才使他们的大部分作品失去了光彩。我作为一个批评家，有时也作为一个拨款专门小组的成员，有时也在晚上观看一些给三个人和一条狗，或给俱乐部里争得面红耳赤的年青人上演的所谓大众戏剧。说实话，观看这些实在是我一生中最难受的时候。    我不是非难这些剧目、我只是批评下述这样一种观点：即追求艺术质量是某种资产阶级文人学士的思想，是针对无产阶级的阴谋。例如《论坛报》上就有这么一句很典型的话：““ＢＳＣ上演的《亨利四世》倒底有什么高超的艺术质量，需要比在布雷特福上演的俄国革命戏剧更多的钱？”    回答很简单，就是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中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手法揭示了政府的虚弱与民众的反叛。他逼真地表现了腐败不堪的统治阶级本身是社会动乱的原因。这种手法，《论坛报》是应该懂得的。我的观点是，政治戏剧如果缺乏艺术质量和冷静探讨，就会显得苍白无力。这一论点业已为格里菲思、黑尔和埃德加这样一一些作家的作品所证实。我知道，格里菲思在创作《喜剧演员》之前，曾经饱览过北国的喜剧。因而，他非常成功地，相当生动地反映了渐进主义和革命之间的斗争。埃德加同样如此。他花了两年时间研究英国的右翼势力，然后才创作了《命运》一剧。这样，该剧就把握住了英国政治活动过程中的某些东西。    坏的戏剧一无所获，    而上述那样好的剧本起码能在社会上掀起一层涟漪，引起一些反响。    至于艺术结构，我认为是艺术质量中最关键的一环。我曾看过不少充满生气的政治剧目，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箱。原因就在于他们无视戏剧中那些不可违背的规律。巴克的许多剧本是个典型例子。    他的剧本很少能上演第二次的。原因很简单，他把剧中情节安排得就象一连串电影剪辑镜头。他根本不顾人们熟知的戏剧节奏，把一连串极不和谐的场景揉在一起，摆在观众面前。观众犹如处在雾里云中，晕头转向，不知剧中所云。    总之，我认为政治戏剧得做三件事：它得反映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它得把整个社会和个人生活联系起来；它得对艺术结构有足够的认识，不要只着眼于一件事情。

【香港《快报》十二月二十五日报道】第一架设备自给自足的医院飞机——飞行医院，已由洛歇飞机服务公司设计及建成，倘若有大地震发生，通往现场周围的路面皆破烂，救伤车难以抵达现场施救，而直升机的载运量有限，这种医院飞机最派用场。    飞行急救医院，是利用一架Ｃ一三○大力士型运输机，经过特别设计改装而成，它具有医院急诊的一切必需设备，它的好处是无远弗届，能够以第一时间飞往一些交通设备较为落后的偏僻地区，为伤病者提供初步治疗，同时快速地送往基地医院。    这架飞行急救医院共分成四个舱，每个舱均各有特别的用途，而机上所有设备与布置，都是为应付灾祸紧急情况需要而设计的。    而Ｃ一三○大力士型运输机所以获选为这种飞行急救医院，是因为它具有在崎岖山地上降落的功能，同时仅需极短的跑道即可升降，通常四千英尺左右即已足够。    此外这种飞机的两边机翼非常高，使机身能够更接近地面，方便病人及必需的设备在起落飞机时之搬运工作。    一旦发生灾难时，基地医院闻报，即派遣飞行急救医院往灾区。停定后，机上的辅助发电机及空气调节设备便会立即开动。    机上的电力，是由气体涡轮机供应，每具涡轮机可产生一二○千瓦的电力，足供一切需要。    机上四个舱的设备，依次为检验室，化验室，手术室及治疗室。每一个舱均配有最新式设备，以供处理不同伤势需要，由简单的护理以至最复杂的手术，均能应付出如。    基本医疗设备包括一部Ｘ光荧光检查器，早产婴儿保养器，电脑化血液气体分析机，心脏电震器，血库，高压消毒锅，以及五张供紧急治疗病床，机上并有一具全面性的电讯机，可将病人重要资料，传送基地医院，由电脑代为分析病情。    这种飞机的特别设计其实不仅能适用于地震灾难，其他如洪水，风暴甚至大瘟疫等自然灾难发生时，这种飞行急救医院，都能立即派上用场，为灾区的居民提供最迅速的救援和治疗服务，此外它又能利用来作为对住在遥远而正常医疗设备不足的偏僻地区居民，提供一般性的护理服务。

【希腊《晚报》１０月１７日文章】题：压迫感使人们易于感冒    经常处于高压状态下的人们比一般人更容易感冒。这是英国托德曼博士在对一般感冒进行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    对医学界来说，为什么有些人时常感冒，一直是个难解的问题。人们都知道，引起感冒的因素之一是病毒感染。但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有些人常常容易感冒，而另一些人却不这样呢？显然，除了病毒是引起感冒的因素外，还有其它原因。医学界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机体的免疫情况，也就是机体对于疾病的自卫能力。机体是否能摄取足够的维生素以及天气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使人们惊讶的是托德曼博士的发现。他认为，心理方面的因素是引起感冒的各个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这位英国科学家的工作是为了证明愈来愈多的科学家近来所持的如下观点：一些带有表面症状的疾病具有心理上的原因。    为了证明压迫感与感冒之间的关系，托德曼找了一些志愿人员，对他们的免疫组织进行了检查，尤其是测量了他们的抗体能力，接着对每个人进行心理测验。之后，在每个志愿人员的鼻子里滴上包含两种病毒的液体，然后进行为期十四天的医疗科学方面的观察。    这个实验极其有趣的结果是：抗体的能力和机体的自然抵抗力在感冒过程中的作用比心理方面的作用要小得多。托德曼认为，在心理上产生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生活节律的改变，例如工作调动、退休等等。尽管感冒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小毛病，但上述理论却使人们去探索人的心理状态与一些严重疾病——例如癌症之间的关系。这样，它或许会证明，许多疾病的治疗就不仅仅是发展超级疫苗的问题了。

【塔斯社莫斯科消息】题：新的眼科医学中心    苏联首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理论与实践眼科医学中心之一。在集中有着百年历史的著名门诊所、医院和医疗中心的莫斯科老区，建起了一所１５层楼白石建筑物，这就是眼病研究所。    在研究所的门诊所里，代替护士接待患者的将是计算机。计算机可以“问诊”、写病史、记录医生的诊断和手术经过。计算机存储器中记录着专家、药房甚至会计送来的所有资料。计算机自己可以“开药方”并把它送给大夫。    除主楼外，有着几十个实验室的科研中心还有教室、会议厅、医生休息室以及冬季花园和接触镜片制造车间。    将有驰名苏联国内外的著名专家接待第一批患者，这些专家不仅发明了新的治疗方法，而且能做独一无二的手术。    【塔斯社莫斯科消息】《真理报》报道，莫斯科开办了一个新的眼显微外科科研中心。院长是世界著名眼外科专家费奥多罗夫。    报纸写道，前不久，美国各城市的３５名眼科专家参加了新研究所的第一次苏美讨论会。    代表团团长博勒斯说，我们组成了第一个大型美国医生小组到苏联来研究新的眼科手术法。、    博勒斯接着说，费奥多罗夫深受全世界眼科专家的尊敬，他的精湛的手术恢复了数千人的视力。我们希望交流知识将使我们两国人更好地相互了解。讨论会参加者之一、波士顿大学海特博士说：“我认为，苏联医生用手术治疗近视与散光是本世纪眼科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我感到十分荣幸的是，能给费奥多罗夫当手术助手。”

所有生物都可能遭到癌症的侵袭。本世纪内，人类的癌症死亡率已经增加了三倍。各种迹象表明，癌症的死亡率还要增加。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清楚的了解引起癌症的真正原因，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彻底治疗。事实上，癌症有一百多种，由各种不同因素造成。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证据，证明情绪紧张有时也可能引发长期潜伏体内的瘤肿恢复活动。    肿瘤——突变细胞在一种无法控制的增殖情形下所结成的集合物——可以在任何组织中发生。良性肿瘤有时长得很大，但总是生在原来的组织里，恶性肿瘤则不同，很容易波及邻近的其他组织，而且时常经由血液或淋巴腺系统扩散到身体上距原始肿瘤很远的部分。这种转移扩散的现象，使癌症成为绝症。    今天，科学家日益相信，引起癌症的主要「致癌因素」均是来自环境而非得自遗传。在生活中每天都接触惊人数量的致癌物质，例如人们吃的食物，服的药品，呼吸的烟气，吸收的化学物质，以及接触的放射线等。癌症的形成期相当长，很难事先预测日常生活中或工业上使用的一种新物质是否能引起癌症。    目前癌症依照病情共有四种治疗法：外科手术割除肿瘤；放射治疗，用放射线消灭所有原有的或残余的癌细胞；化学疗法以阻止癌细胞增殖；以及较少使用的免疫法，使其毁灭癌细胞。到目前为止，这四种治疗法无论单独或联合使用，都证明无法根治癌症。治疗后能不再复发的人，不及百分之五十。目前控制癌症寄望于改进早期的预防、早期诊断技术，以及改善诊断确定后的各种治疗方法。

【《青年非洲》杂志十二月二十四日一期消息】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国际儿童年”——１９７９年出生的婴儿中，已有１２００万死去，占那一年出生婴儿总数的十分之一。死亡的原因是营养不良、主要由饮用的水不干净而引起的寄生虫病以及传染病。    报告还包含许多令人不安的统计数字。在非洲和亚洲，每年有５０万名妇女在分娩时死去。在第三世界，每天有３０万名妇女分娩，其中１２万人流产。

美国生产的抗生素，超过一半是用在农场而不是用在医院里。有些用来治疗牲畜，但大部分是混在动物的饲料中。饲料如果含有少量抗生素，牲畜便会长得更肥更快。农场主表示喂养抗生素药物可节省千百万美元，现在美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肉类和牛乳制品，都是取自用抗生素药物喂饲的家畜。长期使用抗生素喂养，细菌会产生对药物的抵抗力，家畜患病使用抗生素来治疗，就失去了效力，而且积存在动物纤维里的抗生素可能引起食用者的过敏反应。    一九六九年，英国研究人员研究后，认为动物饲料加入抗生素药物对人体健康有害。英国政府随即禁止在饲料中加入药物。一九七二年，美国粮食药物管理局作了同样的研究，但找不到确实的证据，宣布抗生素药物对人体健康并不会引起一般人所说的危险。抗生素也用来治疗植物病，特别是梨树和苹果树的疫病。（章辑）

说苏今年必须就经济政策、领导班子、阿富汗问题和波兰局势等作出决定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一月四日电】对于苏联来说，一九八一年已成为在诸如食品生产、对外政策和领导班子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领域作出决定性的，也许是不可挽回的决定的一年。    这里的观察家将仔细地观察克里姆林宫所选择的改善它在阿富汗的军事困境的途径，以及它对波兰自由化趋势作出反应的程度和咄咄逼人的态度。观察家们认为，这些情况是一些十分重要的迹象，表明在二十世纪余下的年代共产主义将是什么样子。    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苏联人面临传统的确确实实的选择：要大炮，还是要黄油。    这个拥有两亿六千万人口的国家能否喂饱肚子，不再是一个使其生活水平具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    苏联连续两年农业歉收，美国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继续实行粮食禁运，以及世界粮食市场普遍紧张，可能迫使莫斯科指望从国内找到解决其食品短缺的办法，严冬腊月食品短缺的情况尤为明显。商店几乎没有肉卖。精美的面包几乎没有。货架上出售的奶制品经常是刚运到就是酸的，这说明运输长期存在问题。人们囤积黄油。    尽管执政的共产党下令大力增加农业投资，但是分析家们一致认为，苏联经济必须改革，必须在轻重缓急的安排上来一个大改变，如果苏联想要使食品生产保持稳定的话。    一位西方经济学家说，“他们不可能把钱只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他们要作出认真的努力使他们的农庄、农场象生产导弹的工厂那样重要。”    这些生产导弹的工厂的潜力令人生畏，可以改装使之超速转动，如果苏联人决定完成他们对阿富汗的统治的话。    十三个月来，阿富汗的叛乱势力，他们一心一意要搞分裂的决心以及他们的过时的武器情况越来越恶化，使得入侵者除了象喀布尔和赫拉特这样的大城市外，无法控制这个国家。    一九八一年，苏联人要么会使他们的进攻逐步升级，要么采取一些初步的步骤以便脱身，说得最轻，这也是令人尴尬的一步    。    看来，克里姆林宫现    在也未拿定主意，如何来进行第二个意识形态方面的战斗，同波兰的越来越无法无天的自由工会作斗争。    苏联目前在波兰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仍然存在，而一九八一年情况如何将决定莫斯科是否愿意允许社会主义制度搞试验。美国当选总统里根的一位高级顾问上周得出结论说，苏联领导在二月份的第二十六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期间将作出有关这场波兰挑战的某项决定。    这也许并非是要作出的唯一一项重大决定。    勃列日涅夫尽管七十四岁而且动辄生病，但是，可以想象，他可能要利用这次代表大会作为他体面地隐退和指定他的继任者的机会。如果这样做，对于苏联来说将是第一次如此有条不紊地过渡。不管克里姆林宫一九八一年是否发生变化，但是，它必须设法稳定它的经济政策并使其卫星国恢复秩序。    克里姆林宫是决定逐步改革，还是继续以武力威胁来称王称霸，可以决定它在二十世纪末叶的历史上的地位。

【路透社华沙一月八日电今天，当波兰政府和工人看来要发生新的冲突的时候，共产党报纸谈到了这个国家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现象。    在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代表们开始就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举行第二次会谈，这些问题有可能使工会同政府的关系变坏。    昨晚，这些代表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在政府提出新方案之前，每周工作五天。    政府已经表示，要末两周中有一个星期六不上班，要末每周工作五天，四十二个半小时，它认为，眼下如果推广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那会给经济造成严重后果。    波共《人民论坛报》在一篇社论中提到一些人在搞无政府主义的现象，这些人一心要迫使当局解除党内某些官员的职务。    该报说，一些地方的工会会员要求解除地方党官员的职务，它说，这种行动表明他们藐视社会准则和起码的民主原则。    该报还对“团结”工会高级领导人安·格维亚兹达提出了批评，援引他同西方一家报纸的记者的二次谈话说，他要求充分的民主并主张波兰实行多党政治制度。    观察家们回想起，《人民论坛报》点名批评“团结”工会主席团成员还是第一次。    昨天，持强硬态度的军报《自由战士报》说，共产主义制度不能容忍在政治上出现反对派。    《人民论坛报》说，波兰不能无限期地当欧洲病夫。它说，“波兰不能总是象一个煮开的大锅，让一些人不断地企图挑起无政府主义事件。”    这家党报说，旨在反对政府的行动使得振兴国家的希望越来越遥远，而且只有利于那些一心要使冲突变成波兰生活的永久性特点的人。    【法新社华沙一月八日电】波兰电视台今天强烈谴责“大叫大嚷的无政府主义”，并攻击“团结”工会会员占领公共建筑物的行为和为要求撤换地方政府官员而施加的其它压力。    电视台广播重复了今天的《人民论坛报》的一些话，指责“‘团结’工会某些地方分会的好斗分子”在托伦、耶莱尼亚戈拉、弗洛斯瓦维克、克罗斯诺、琴斯托霍瓦和其它城市挑起事件。电视台评论员说，当前所进行的抗议活动是“一次蓄意反对当局的行动”。这位评论员说，这些好斗分子的活动已“超出了工会章程所明确规定的活动范围”。    波兰电视台和党机关报所发出的这些警告表明波兰的紧张局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法新社吉隆坡一月六日电】马来西亚外长里陶丁下个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会议上将会见越南外长，以便了解越南是否参加即将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    他今天在参议院说，这次会见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越南对参加即将在今年年初举行的这次会议的立场的最新态度。里陶丁在回答问题时说，就目前所知，越南从来没有说过它不参加这次会议。    他说，马来西亚仍在寻求通过外交讨论用政治的办法解决柬埔寨冲突。    他又说，“必须说服越南参加这次会议，而且正如侯赛因·奥恩总理所说，为政治解决这一问题而同越南对话的大门仍然敞开着”。    不结盟会议定于二月九日召开，十二日结束。    里陶丁说，他准备再次到越南去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他还说，目前正通过马来西亚驻河内的大使馆以及越南驻这里的大使馆就这一问题进行间接的会谈。

【法新社高平一月八日电】尽管中国施加了遭到河内谴责的军事压力，住在越南边界省份高平省的居民照常营业。    这个省距河内西北三百公里，位于传统的北方入侵路线之上。从中国两年前所谓的对越南的教训中，受难最深的就是高平。    当中国军队撤走时，他们尽力地破坏，从堤坝到水牛栏无一幸免。    虽然一位军官认为形势是“紧张的”，但生活在可能的程度上仍然是正常的。由于气候良好，这个省今年同一九七八年相比是获得了好收成，虽然还有直接处在中国火力线之内两千公顷（四万九千四百英亩）土地没有种上作物。    人们看不到什么重武器和碉堡，但在我走了三天的路上充满了士兵，他们大部分没有武器。军官和文官都说，没有正规军驻在这个省。保卫这个省的是“地方军队”和民兵。这些士兵到处出现，他们似乎同居民完全结合在一起。我看到穿军装的军队在稻田里耕地，而其他人则整修道路或桥梁。一位官员说：这些士兵是在这里保卫这个地区的，也要参加该省的经济生活。”    这个省没有进行真正的重建。在高平象在我访问的其它城市一样，仍然能够看到废墟。在旧的建筑物的旁边建立起轻便房屋。用石头和砖瓦修建的建筑物被泥土和草顶的房屋所代替。高平中心商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个商场被中国人烧毁，只剩下了门面和屋顶的金属架子。在商场内，商贩们摆上他们的柜台，用临时搭起的屋顶挡雨。    高平省的大部分居民是山区部族，主要是住在边界两边少数民族泰族和农族。战争和一直紧张的局势使一切过境贸易和家庭联系中断。

【路透社地拉那十二月十日电】阿尔巴尼亚的来宾首先被领去参观的地方之一，是一个名为“今日阿尔巴尼亚”的展览。这个展览展出了这个国家制造的各种各样产品，从钻井设备一直到钮扣。    举办这一展览的目的，在于向外国人和阿尔巴尼亚老百姓显示，这个只有二百七十万人、欧洲最穷的小国在经济上可以自立，而无需外国的贷款、赏赐或援助。    下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也许要规定，阿尔巴尼亚必须完全依赖自己的人力物力。这将是阿尔巴尼亚第一个作出这种规定的计划。    中阿关系的破裂打乱了现行一九七六——一九八○年的计划。由于同北京的关系一天天地恶化，这项计划现在已经困难重重。一些外交官说，这项计划将以在好几个领域达不到指标而告终。    阿尔巴尼亚的钢产量将达不到计划指标，因为中国人着手兴建的爱尔巴桑大型钢铁厂原计划年产一百万吨钢，但在中国人撤走的时候，该厂还没有完工。外交官们认为，实际产量大大低于一百万吨。    阿尔巴尼亚禁止接受外国的信贷，也不允许外国享有特权或者办联合企业。这并不是它一时心血来潮而作出的决定。    上述方针是一九七六年的宪法明文规定的。这部宪法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袖恩维尔·霍查亲自制定的。他试图通过这部宪法确保在他死后他的政策能够继续下去。    但是，阿尔巴尼亚拒绝同外国公司缔结合作协议，加之这个国家财政基础薄弱以及适合西方市场胃口的产品有限，有时使人们很难在这里做生意。    尽管人们几乎不可能得到确切的数字，但是，西方外交官们估计，阿尔巴尼亚的出口额现在每年大约为三亿美元，从而使它能够用这笔钱进口同样多的货物。    阿尔巴尼亚的确生产石油，而且由于没有私人汽车，水力发电计划又方兴未艾，还能够出口一部分。不过，石油的质量相当低劣，硫的含量很高。    一位外交官说，计划规定的石油产量每年大约为三百三十万吨，实际上每年只生产二百二十万吨左右。阿尔巴尼亚也是世界上第三个铬出口国，不过，一位外交官说，铬的质量变化无常，而另一名外交官则认为，总的来说，质量低劣。阿尔巴尼亚还生产优质铜，大部分向国外出口。    由于占阿尔巴尼亚百分之七十的山区都有水力发电计划，因而，这个国家目前最值钱的出口商品大概是电力。地拉那刚刚缔结了一项向南斯拉夫输出大量电力的协议。    农业是另一个有前途的领域。阿尔巴尼亚在五年前就已自给自足，现在已经能够向国外出口一部分谷物和蔬菜。霍查最近说，他要提高粮食产量，大概是为了出口。现正在派工人到农村去支援农业生产。同时，政府还打算大力发展化学工业，以提供更多的化肥。    除此之外，阿尔巴尼亚还出产一些大理石、矾土和其它矿物，外国商人还可以购买烟草、棉花、纺织品、酒和皮革。    “今日阿尔巴尼亚”展览还展出了诸如钻床和Ｘ光设备之类的产品，不过，这些产品不可能在西方或者东欧国家找到现成的市场，因为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也一直在制造这些东西。    阿尔巴尼亚将怎样实现新的五年计划呢？这是人们纷纷猜测的一个问题。（二）

说明：从左至右的外文为「西方」、「欧安会」、「东方」。（原载西德《世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