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说，西共同中共正式恢复关系，从而在中苏争端中含蓄地偏袒北京一边。合众社说，两党成功的重新和解是中国争取朋友以孤立苏联的重大胜利    【法新社北京１１月１１日电】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今天在这里正式恢复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从而在中苏争端中含蓄地偏袒北京一边。    卡里略会见了党主席华国锋，进行了两党关系中断后２０年来第一次最高级会谈。    据报道，这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说，他的党正“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中国和西班牙共产党“发展友好关系是完全可能的”。    一位西班牙人士说，卡里略在同华主席会谈之外的谈话中还承认，他的党同中国党关系破裂是由于没有摆脱莫斯科的控制所致。    这位人士还说，苏联１９６８年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促使西班牙共产党改变了这种立场，从而使卡里略能在１９７１年对中国进行一次非正式的访问。    卡里略在同华会谈开始的时候说，意大利共产党首脑贝林格向他介绍了他今年４月在这里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情况。    贝林格那次访问是一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恢复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观察家们说，西班牙和中国共产党都谴责了苏联军事干涉阿富汗，但是，柬埔寨问题看来是一个远为微妙的问题。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坚决反对莫斯科的盟国越南的入侵。    他们说，双方任何一方都未公开提及柬埔寨问题。    【合众国际社北京１１月１１日电】中国和西班牙共产党在经过２０多年的关系冻结以后，今天接触并公开和解了。在这个过程中，两党间接地猛烈抨击苏联，指责它企图对世界各共产党的事务发号施令。    这种成功的重新和解，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在第三世界和共产党中间争取朋友以孤立莫斯科这一强有力的运动的重大胜利。    这种和解是在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访问中国期间出现的，在此以前，他今天同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和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进行了讨论。    在六十年代初，流亡国外的西班牙共产党在莫斯科同北京分裂时站在莫斯科一边。想重新和解的企图由于文化革命而化为泡影，但是在去年，两党又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弥合这种裂痕，结果导致卡里略目前进行的为时两周的访问。

【德新社波恩１１月１０日电】据此间今天宣布，施密特总理在下周访问华盛顿同卡特总统进行磋商期间，将不会晤美国当选总统里根。    政府发言人克劳斯·伯林说，施密特完全理解里根的工作人员的暗示：这位当选总统宁愿等到他１月２０日就职后同盟国和其他外国政府首脑举行会谈。    消息灵通人士同时报道说，法国总统德斯坦正在考虑于明年春天举行由他自己、里根、施密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参加的一次会晤。

【美国《华尔街日报》１１月１０日文章】题：重建基础    当选总统里根为了“给美国对外政策重建一个两党一致的基础”，这次任命挑选了一个第一流的班子，这首先表明，他并不担心在他的周围有一批独立见解的男男女女。实际上，从这个班子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是持有证明书的民主党人，包括著名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班子是两党的。    谁都不会想象所有这些人都在步伐一致地前进，唱着“永远团结在一起”的歌子，但是，尽管如此，里根对两党关系的强调还是相当重要的。他的清醒的政治意识告诉他，在经过多年的混乱和辩论之后，在美国有可能再次在对外政策上取得可靠的一致意见。选民们给他的全面信任无疑是对这种本能的认可，并且已加强了他争取取得一致意见的机会。    现在，里根当然真的不会冒任何不必要的风险了。他的主张在防务和对外政策上采取较为强硬态势的倡议，不会遭到杰克逊和吉恩·罗斯托等民主党人的反对，同时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个班子里的其他民主党人也会是这样。    对于恢复在对外政策上强有力的一致意见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美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和影响的衰落，可以归咎于几件事，例如美国经济政策严重管理不善，结果使美元蒙受损失。    但是最主要的应当是美国政界未能在美国将来在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国内的混乱使得我们名义上的盟国和朋友产生了绝望情绪，也使得世界上那些为苏联的扩张主义效劳的人或者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不希望我们好的人越来越胆大妄为了。苏联—古巴对中美洲的扩张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了，伊朗荒唐傲慢地扣留人质的行动也说明了这一点。    卡特总统谋求取得一致意见的努力是以“人权”原则为中心的。但是这项原则迅速被他自己党内已在对外政策方面担任重要职务的左翼人士所破坏。它已成为抛弃伊朗国王和索摩查这类人物的一个武器，但是却根本没有对波尔布特或黎笋一类的人起到什么作用。世界已经看到了一个大国不能区分敌友这种情况。    里根的过渡班子现在必须拿出应当用什么来取代这个失败的政策的主张来。卡特在竞选辩论中提出的关于里根的对外政策不会是“老练的”这种说法一点也没有帮他的忙。在看了有基辛格、麦克洛伊、拉姆斯菲尔德、温伯格、舒尔茨、威廉斯等人的过渡班子成员的名单后，有关老练的说法听起来就更为愚蠢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他们都一致认为，美国应当从一种实力地位，而不是从软弱的地位，来执行它的对外政策。    我们毫不怀疑，绝大多数选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卡特总统已帮忙使他们信服了。他们的投票结果表明，我们已最终实现了真正的强有力的意见一致。而且这种意见一致来得正是时候。

【路透社华沙１１月１１日电】波兰人今天以欣慰和重新抱乐观的心情欢迎最高法院对“团结”自由工会的裁决，然而政府当局与工会领导人看来在对那项决议的解释上有意见分歧。    官方的新闻机构强调，波兰巨大的工会运动已在１０日在最高法院注册，工会章程的附件提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从而打消了对“团结”工会的意识形态特征的一切怀疑。    “团结”工会赞成这一附件，认为它是一种妥协的形式。    “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昨晚在华沙最大的剧院的一场座无虚席的义演上庆祝了他的胜利。瓦文萨谋求把那一附件的意义减少到最低限度。他说，这一附件与工会章程是分开的，而工会章程没有任何变动。    但是波通社援引最高法院法官福尔曼斯基的话说，这项附件是“团结”工会的特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官方所有的公告都强调了附件中说工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部分。但是“团结”工会在昨晚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这将导致人们的误解。    “团结”工会说，“承认共产党在这个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承认共产党在独立和自治工会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没有把这一条款写进（给工会内部组织下定义的）章程中，而是把它写进（提到给工会和国家的相互职责下定义的文件的）附件中。”    这种强调的侧重点不同看来与其说是分裂，倒不如说是为了向双方的强硬派们兜售这个妥协和保全面子的办法。    “团结”工会现在在波兰已形成其自己的特色，尽管波兰的某些东方集团邻国感到担忧。    波通社在报道世界报刊对波兰事态发展的反应的英文稿中报道说，目前这里的局势堪与南斯拉夫１９４９年的形势相比。那年铁托元帅脱离了苏联的轨道。    波通社报道说，“意大利日报《共和国报》的特派记者刊登了采访布达佩斯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赫格杜斯·安德拉斯教授的谈话。”    波通社说，“赫格杜斯·安德拉斯在评价波兰目前的局势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有两件事：十月革命和南斯拉夫１９４９年的情形堪与波兰目前发生的事相比。”

合众社说在“团结”工会举行的音乐会上观众齐唱这首歌曲，显示了爱国主义精神    【合众国际社华沙１１月１１日电】在昨晚为波兰最大的独立工会即“团结”工会举行的义演音乐会上，舞台上的一位演员开始演唱一首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让波兰重新成为波兰》。    华沙最大的剧院座无虚席，观众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跟着唱，最后所有的人都站起身唱了起来。    这场音乐会是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之后举行的庆祝胜利仪式，“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象一个民族英雄一样向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讲了话。    最高法院为此作出决定，清楚地显示了在近几个月动乱的时间里给波兰带来许多变化的“人民力量”。    剧院观众的齐声歌唱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热情清楚地显示出爱国主义精神是那种力量的根基。    最近发生的变化很多：大的如成立了工人自己的工会，小的就象报纸上几行新闻那样明显地微不足道。    在这些变化中，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当局的态度有所改变，这个变化使当局尊重独立工会，并开始把独立工会和它们带来的劳工革命看作是波兰生活中的正常的组成部分。

【合众国际社北京１１月１０日电】特别法庭今天告发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及其同伙煽动暴动，这表明离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事关重大的审判可能只有一个星期了。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起诉书已经提出。这就是说检察当局已经克服了在这次政治上有爆炸性的审讯开始之前的最后法律障碍。    没有宣布审讯日期，但是外国分析家认为，在拖了将近两个月之后，起诉人最后准备让被告出庭。中国领导人很希望毛的名声在这次敏感的审讯中不致受到任何损害，尽管他们承认毛犯过一些严重错误。    中国报纸今天发表了邓小平副主席接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摘要。邓在公开发表的这部分讲话中说，毛的错误是，他没有尽他所能来遏制四人帮的影响，但是主要罪犯是江，他说，江“坏透了”。    这家官方通讯社在强调使用正当的法律程序时说，当被告接到起诉书副本时通知他们，“他们有权进行辩护，并且可以请辩护人”。    人们认为在审讯前不少于七天向被告提出起诉书，这样被告就可以准备他们的辩护。    起诉书的提出表明，当局在一再推迟以后终究准备在经过挑选的中国公众代表面前进行审讯。    官方认为这次审讯是自从１９４９年以来最重大的刑事案件，它不仅要对被告作出判决，并且还要对被称为文化革命的十年浩劫作出定论。    在北京的一次政治摊牌中的失败者被送往法庭，这是自从这个国家建国以来的头一次。在过去，从权力宝座摔下来的人们只不过从政治舞台消失了而已。

【美联社伦敦１１月６日电】香港总督麦理浩昨天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局势是远东最重要的稳定因素。    他在对英国航运总会发表讲话时说，中国“同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以及同东南亚国家的新关系驱散了长期笼罩在东亚上空的不稳定乌云”。    他还说，中国领导与政策的变化增强了中国在整个地区的建设性影响。    他说：“意识形态已让位于常识，让位于一种重实务的、我们都能理解的态度。”他还说：“我们是讲究实际的人，因此都喜欢讲下面这种话的一位中国领导人：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麦理浩回顾了远东经济活动增长的情况，并说：“我认为，这次对东方市场兴趣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仍然是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导。”    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速度可能不会象有些人预料的那么快。    但他又说：“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认为这些新政策是我们时代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发展的开端。”    这位总督说，新中国的诞生所开辟的贸易前景激发了整个远东地区——不论是各个国家的市场还是同中国人做生意的“基地”——的新兴趣。    他说，１５年前是不会预计到有目前的这种稳定的。    他说：“没人预见到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这样一些国家会朝气蓬勃、昌盛和自力更生。”    他称越南“不论其自身还是作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都是一种不稳定的影响。”    但他又说，对越南也有一些限制因素——它迫切需要恢复国民经济以及“中国在其北部边界的存在使其头脑清醒。”

【日本《每日新闻》１０月２０日报道】题：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重新估价广告    曾经写着毛泽东语录的大标语牌，如今换成了画具、电气制品、电影广告牌，给北京街头增添了色彩。    中国的广告热，起源于事事抢先的上海。去年，在上海开始活动的上海广告公司，曾一度包揽海外企业的广告业务，甚至搞到北京来了。后来，为了取得不需要本钱的外汇，北京、天津、广州、南京和辽宁等地也都成立了广告公司，异常活跃。    当然，国内广告也开始增加，甚至连《人民日报》也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广告的作用。由于出了广告，多年的库存销售一空，人们从广告上了解优质产品等等，广告作为新经济政策的润滑油，得到了高度评价。因此，一部分报纸为刊登广告而增加版面，为了把一部分广告收入用于报纸，也有很多报社直接和日本的企业和广告代理店接触。    虽然如此，中国的广告目前还只限于竖广告牌，在报纸、杂志上刊登，以及在电视上播放。最近，上海公共汽车的车身上出现广告，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在对广告习以为常的日本人看来，中国的广告还有广阔的天地。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一直是由国家独揽贸易。有人认为，中国的广告不能指望取得很大效果。这种近乎情理的意见，最近似乎也不得不改变了。正如赵紫阳总理在四川取得巨大成功那样，中国的中央政府目前把贸易以及外汇管理，大幅度地下放给了地方或企业。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也不再象以前那样由官僚决定，而是大量采纳专家的意见。    中国广告的另一个特点，是人们认真看，因此，他们对日本制品非常了解，对于收音机和照相机的情况熟悉到了使我也感到吃惊的程度。驻北京的日本广告代理店人士说，今后可望出现列车广告和霓虹灯等电光广告。利用铁路网作广告，还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而如果出现美丽的霓虹灯广告和会动的电光广告，那肯定会成为群众的重要话题。    似乎可以说，为实现现代化而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的中国，在广告方面，市场也是无限宽广的。

【日本《读卖新闻》１０月３０日报道】本田技研工业公司２９日表明，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要求它协助在中国天津建厂生产摩托车。这家公司已接受请求，计划建设一个年产１５万辆规模的工厂，已开始同中国进行具体协商。我国的摩托车生产占世界第一位，已在美国、欧洲和东南亚等国当地生产，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这次得以实现，那将是第一个。    据说中国的摩托车生产，目前每年为２５，０００辆左右，虽然得到苏联和捷克的协助，但技术和产量却都很低。因此，据说中国打算设法实现摩托车产业的现代化，把摩托车作为“国民的交通工具”而加以普及。

【香港《文汇报》１１月７日译载美《时代》周刊文章】题：曹禺展望中国文艺    现年７０岁的曹禺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自１９７９年西方艺术形式在中国恢复以来，中国的戏剧家一直很勇敢。在过去两年中，几十个剧本批评了中国的缺点，突出了因政治动乱和贪污无能的领导者所造成的个人困苦。戏剧家们还小心翼翼地触及曹禺所称的“一度成为禁区”的爱情。    曹禹的寓所是简朴而舒适的，他热情地在这个寓所内欢迎客人。他享有国际声誉，到过很多地方（今年春天曾访问纽约），因此，他对中国艺术自由的评价具有老练的见解。他说，“对电影的管制仍然太多。”今年上演或发表的二百部新话剧受到的对待就好得多。他说，“这些日子里，高层已没有什么干预。每个剧团可决定自己的演出剧目。”    曹禺像大多数作家一样，在“文化革命”期间成为体力劳动者。“我们现在称那段期间为“十年浩劫”，”他说。“我们受了很大的苦。我们深深地陷入一种封建主义的精神状态中。人们认为上级说的话一定是对的。每一件事都成为对忠心的考验，一个人的话成为法律。即使如此，他们还是阻止不了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陷于这样的境地？我们应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再发生？正是探讨这些问题的需要才使大量新剧本涌现出来。”    他说，在标准的框框戏剧中，“……你描写一个成为模范工人的英雄，然后他受了伤，但伤还没有好就回去工作。这些戏千篇一律。但现在情况正在改变。我们对变化深有感觉，中国甚至可能产生一个欧根尼·奥尼尔，产生本国的莎士比亚。”

【台湾《经济日报》１０月３０日译载美《商业周刊》文章】题：美自行车业再现荣景    公司企业主管对中东战事可能于明年再度引致石油短缺和燃油价格暴涨的可能性，都感觉战栗。但美国自行车工业却不然，当汽油身价抬高之时，它的销售额便激增，如若再发生一次石油危机，它将会走好运。    经济萧条在今春给予美国自行车业者严重的打击，目前业者仍在蹒跚复原之中。他们的工厂开工率只占产能的６０％，而业者估计，倘若１９８０年的装船出货能达到９３０万辆，就已经够幸运的了。较次的期望则是，出货的９３０万辆中，今年至少有五分之一是在国外制造的。在１９７９兴旺年中，只１６％在美出货的自行车是由国外制造的。    受不景气和外国货入侵打击最严重的是制造价廉自行车的美国公司，其售价在１５０美元以下是由如施乐百、Ｋ·马德、蒙哥马利百货以及班尼百货公司等连锁零售商所经销的，它们每年的销售量占全美约７５％。举例说休菲·寇瑞公司——美国最大的自行车制造商在９月２６日这一系列的盈利降到１２０万美元而总销售额只有五千零六十万美元，至于第二大的俄亥俄墨瑞公司，其１９８０年盈利可能较１９７９年减少２０％以上，它１９７９年的总销售额为三亿二千七百万美元，而盈利为一千零六十万美元。踏入坦途国内经由专门店销售较昂贵型自行车的业者——如史文自行车公司和制造罗斯自行车的柴恩公司——将有较好的展望。柴恩公司总裁薛伍德·罗斯说：“在不景气中，自营商的自行车市场并不像大量销售商市场那样受到严重的打击。”不过他承认，他的公司今年销售量可能会跌落２０％左右。    不论眼前的展望如何恶劣，美国自行车业者坚信目前所踏上的艰苦路程很快就会变为平坦。真的，俄亥俄州的休菲和墨瑞两家公司是如此相信１９８０年代早期自行车业将突然景气，以致他们目前都正将产能扩充三分之一，使该业整体产能增加了约２０％，到１９８２年为止，每年自行车总产量将近乎一千零二万辆。休菲公司在俄克拉何马州庞卡城的新工厂——该厂于５月５日开工生产    ——是自１９７６年以来第一座新建的自行车工厂。休菲公司总经理史徒华特·诺斯洛普宣称：“我们是以１９８０年代为展望而建造此厂的。”休菲将在１０月１７日的一次会议中寻求股东的核准使普通股倍增，这是过去两年来该公司第三度的增股。而这项举动的部分原因就是要偿付以上扩充产能所需的费用。购买季节不过，目前的大问题是，是否圣诞节将是自行车销售回升阶段的开始呢？史文公司认为大有可能，并且正发动一项耗资１００万美元为期六周的广告突袭。其它自行车业者预计会跟进。    倘若买者愿上钩，那么要将自行车在圣诞节前及时送到店中也还大有问题，因为零售商担心利率高涨最近都不愿提早订货。俄亥俄墨瑞公司的执行副总裁约翰·邓肯警告说：“如果他们到了１２月１５日才来订货，那么我们将不可能在圣诞以前把自行车送达。”由另一面看来，零售商的订货进缓会进一步使已经低落的库存更加枯竭。    休菲公司总裁哈利·萧奥估计说：“１９８０年内至少会有５０万辆自行车被移出库存。”这也是装船出货下跌的部分原因，并且更说明了为何美国自行车业公会执行理事詹姆斯·赫兹极力主张说，市场并不如似乎显示的那么疲软。他预测“甚至今年的零卖将不可能下跌超过１０％，这种下跌率较许多其它消费耐久货品之销售衰颓微小得多。”复苏迹象有其它迹象显示，自行车工业在年底之前将再度快速复苏，并且在未来数年将至少有５％—６％的实质成长率。这些迹象之一为成年人所购买的自行车（目前占全美自行车销售的３０％）可能在１９８５年底增长到４０％。    俄亥俄墨瑞公司的邓肯说，联邦政府预备倡导使用自行车的花费，到目前为止还只是“空口说白话”。一项在两年前通过的自行车专用道岁出预算案，提议政府在连续四年内每年花二千万美元来宣传提倡骑自行车有益健康和节约燃料的好处。但目前为止只用掉了四百万美元。此外ＢＭＡ估计自１９７３年来因公路立法而来的２０００万美元经费的１０％弱也可能纳入供自行车设施的使用。    不过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已开始扮演更活跃的角色。新的自行车专用道——诸如那些在美洲大道上以及纽约市第七大道上的——正在普遍化，因为往返通车的业务员骑用自行车去上班。ＢＭＡ预测到１９８５年底将有八万一千哩的自行车专用道产生；是自１９７３年来三倍的增长。ＡＭＦ公司车辆部门总主管法兰兹·杜其喝采说：“新的自行车专用道是对自行车业者的一项巨大助力。”    美国的５０个州之中，现在约有半数拥有全时间工作的自行车计划协调者，较１９７５年的四或五个州大有进步。并且大约有４００位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官员，在这方面负有部分职责。    此外，许多大量运售的代理商目前也正试着鼓励人以骑自行车为消遣。举例说，旧金山的运输当局准许乘客在非上下班时间携带自行车乘坐地下铁。而圣地亚哥也正为某些巴士车装上自行车架，便利那些想把自行车及大量运输服务合并利用的通勤人。进口车美国自行车业者对于今年自行车进口量增加的长期暗示似乎并不很忧虑，他们认为这是零售商在今年稍早的恐慌买进所造成的。效率良好的美国制造商在１９７０年代初期将外国自行车逐出市场，使它们只占有极低的比例，如今美商相信已在进行中的扩展计划将保证进口车不会接近市场３７％的１９７２年纪录。    但就在休菲及墨瑞公司扩充产能之时，有些他们的本国竞争者可能发现自己在困境中。欧本海麦公司的自行车业分析家邓尼斯·罗森柏克预测说，在未来数年，“进口车将继续失去市场占有率——而较小的公司如哥伦比亚与罗斯公司也会如此。”    为了自逐渐增多的成人自行车市场中取利，一些目前以大量零售连锁店为主要顾客的公司——休菲、墨瑞和ＡＭＦ    ——将要说服较年长的顾客说，他们并不一定要到专门店选购才能买到高品质的产品，但这将不会是容易达成的。    史文公司的主管销售副总裁贾伊·汤立预测说，“像我们这样已经透过独立自营商来分售高品质产品的公司，在未来十年会好过得多”。休菲公司的会计员赖安承认说，这项有利条件可能是坚固的依靠。他认为“目前休菲公司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塑造成高品质的印象以吸引成年顾客。而唯有等待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知道我们是否能做到。”

【香港《快报》１１月９日文章】题：日报章分析特务活动    一篇分析世界特务活动的文章中指出香港属于一个有特务活动的城市，而亚洲的东京、曼谷、新德里则被列为特务活动非常活跃的地方。    根据这篇文章显示，世界上特务最活跃的城市是伦敦、巴黎、纽约、华盛顿及墨西哥城，而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则为中东及中美洲。    文章是由日本一份报章根据专家的意见拟成的，其中最突出的地方，是指出今日的特务活动跟昔日的活动情况大有不同。    文章分析说：踏进八十年代，一人纵横天下的占士邦式特务不再是主流，今日套取情报，获得消息来源的方法主要是依靠间谍卫星及电子偷听装置。    现代的特务人员，大多数不必远赴外地进行谍报活动，只要坐在冷气房里，对着台上的电脑按钮，便可以获得所需要的资料。    根据来自美国的消息，八十年代的特务，最重要的工作是从间谍卫星、电子偷听组织网所输送回来的相片、录音带及情报等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及技术上的分析，当然，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查勘外国新式核子军事力量的进展。    故此，今日的特务必须要有丰富的专门知识及经验。    由于这个原因，去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所聘用的职员，便发现其中百分之十六有博士衔，百分之三十八已完成硕士课程。    又据最新的情报显示，今日世界上特务最多的国家是苏联，有十万人，其次是美国有七万五千人，西德有九千五百人，英国有五千三百人，东德及中共则未明，波兰有三千五百人，法国有三千人，以色列有二千人，古巴有一千五百人。    据分析，单在美国国内活动的特务所需费用每年便要五十亿至一百亿美元之谱。    专家指出，美苏两国的间谍卫星其识别能力已近乎神奇阶段，据说美国的“彼古哈得”间谍卫星能够辨别出苏联的货车司机，又说可以看见细小的高尔夫球上所写的文字。    而美国国家安全保护局的电子偷听装置，更可以偷听到苏联战斗机驾驶员跟地面坦克驾驶员的通话。    由这些装置中，对了解苏联军事的调动有很大的帮助。    苏联方面，它除了运用间谍卫星及偷听器之外，最爱采用人海战术式的特务活动，它联同其东欧兄弟国构成一个人为的间谍电脑，来进行特务活动。    据知，苏联保安委员会每年都将大批特务伪装成大学教授、摄影师等混入美国。    在外国活动的苏联特务有一个共同特征，便是作长时期居留的打算，通晓该国的语言，并且能随口说出当地那一队球队的好坏。    同盟国之间的特务有时会互通消息的，例如美国与以色列的谍报人员，曾经进行过一次大交易。以色列特务于一九五六年，将苏联第二十次共党大会批判斯大林的绝密文件拿到手中，然后交给美国特务。    另一方面，虽然是同盟国的间谍，但有时亦互相欺诈，例如以色列的特务便传说曾经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原子弹原料中的铀偷去。    英国的陆军情报第六部亦是非常著名的特务组织，他们对解读暗码的能力特别强，在这方面的成就使美国一年间节省了情报费用五亿至十亿美元。    古巴间谍组织（ＤＧＩ）亦是相当活跃的，由于他的人种跟第三世界没有很大差别，故此在亚洲非洲活动起来较之苏联人更为方便，深受苏联特务机关的倚重。

【新加坡《南洋学生》报１１月３日文章】题：苏联特务赫尔曼    一位在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像特务的赫尔曼，相信原籍是捷克人。他在过去十年里，利用假名掩护，在纽约附近装成自由摄影工作者，而他的真正的工作，却是使用尖端电脑，侦察卫星和破密码技术。美国联邦调查局相信，他的真正侦察效果，可能要在苏联把他安置在美国的许多年后，当发生危机时才能表现出来。    由于美国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所以像赫尔曼上校这样的特务，在美国做起工作来就十分容易。十年来，他的邻居并没有看出他和他的家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而他也一直忙于他的无线电密码讯息的工作。试图使太空船停止宇宙飞行他曾经试图促使美国停止阿波罗载人太空船的宇宙飞行。当时，莫斯科总部通过无线电把一张匿名信的电文传给他，要他把信转寄给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信的内容是说，太空飞行器已经被弄坏了。    他依照指示，买了一架旧打字机来打信，然后迂回曲折的跑到亚特兰大，把信投进邮箱里。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人员收到信后，只是一瞥就把信丢掉，结果，载人太空船当然按原订计划起飞。向苏联提供汉伯顿情报赫尔曼上校也曾经向苏联提供过一名加拿大大学教授的情报，这名教授在美国充当苏联的间谍达三十年，名叫汉伯顿，是一位石油经济学专家，为苏联特务机关奔跑，所到的地方远至拉丁美洲和西亚，由于苏联曾经怀疑他所提供的情报的真实性，所以指令赫尔曼上校对他进行调查。    赫尔曼上校在今年初所以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逮捕，是因为一个和他联络的苏联特务犯了错误而被捕。赫尔曼为了避免被提控，就同意和联邦调查局合作，充当“双重间谍”，向美国报告有关继续为苏联特务机关活动的情况。充当双重间谍妻儿一同失踪苏联已经怀疑他的“双重间谍”的身份，所以坚持要他的儿子到莫斯科接受高级训练。当这项指令到达了他的手上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却为他作好安排，使他和他的妻子儿子，一同失踪。

【《日本经济新闻》十月二十六日报道】题：不积雪的屋顶材料    日本轻金属公司最近研制成一种氟树脂薄膜的自然清除积雪的屋顶材料。雪国的冬天，下雪是件大事情，而据说如使用这种屋顶材料，雪就会在积得不太多的时候滑落下来，所以既省事又安全。    在雪国现在一般都使用彩色镀锌钢皮屋顶，但这种材料三到四年就会失效，需要重新涂刷和把雪清扫下来。氟树脂表面不易粘附东西，氟树脂屋顶材料就是利用这一特性。    氟树脂屋顶材料有使用铝箔的Ａ型（改装用）和使用以锌钢板为材料的Ｃ型（新建用），但不管哪种都把氟树脂切成薄片附在金属表面上。Ａ型是在里面涂上粘着剂，把原来的镀锌钢皮屋顶压上。Ｃ型和彩色镀锌钢皮一样，直接作为屋顶板使用。    日本轻金属公司过去三年里，在北海道和东北等地的七十栋楼房进行了实验，在屋顶上积的雪平均不到二十厘米时雪就滑落下来。氟树脂薄膜本身能保持三十年以上，清除积雪性能也能保持十年以上。

【日《读卖新闻》十月三十一日报道】题：能够测量到小数点以下两位数的电子体温计    东京芝蒲电气公司和东芝玻璃公司三十日联合宣布，他们联合研制了能够测量到小数点以下两位数的高精度电子体温计，从十二月开始出售。电子体温计是用最新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来测量体温的，它有下述三个特点：（一）检温时间比过去短，只需两分钟（腋下），并且利用液晶数字显示，能读取到小数点以下两位数；（二）测温范围广，从三十四度到四十三度，不易破损；（三）只要关掉开关，显示值的数字就会消失，不需要象玻璃体温计那样用力甩。

【日本《日刊工业新闻》十月三十日报道】题：不易吸水的新型气泡水泥    小野田公司开始生产一种新型的不易吸雨水的轻量气泡水泥。    过去的轻量气泡水泥有量轻、绝热性能良好的优点，但是，缺点是易吸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试验在轻量气泡水泥板的表面涂上一层蓖麻毒保护层。但水还是可以从涂料脱落的地方渗入。尤其是在多雨、多雪地区及寒冷地区会因冻害而造成破损。    新投产的水泥之所以具有不透水的特性，是因为在轻量气泡水泥里掺进了硅树脂。

【日本《日刊工业新闻》九月二十日报道】题：世界第一个光音响显微镜    东京大学工学部的泽田嗣郎和织田昌平两位助教，利用一百年前就得到证实但后来几乎没有受到重视的「光音响效果」，在世界上首次试制能够使肉眼看不到的物质内部微观结构重演的新式「光音响显微镜」获得成功。    光音响效果的原理是，物质一吸收光，就会因热膨胀释放出特殊的音波。一八八○年发明电话机的贝尔等人已经阐述了光音响效果的存在，但它的应用却只限于气体分析仪等有限的方面。几年以前，美国相继开展了着眼于这种效果的研究。前年，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温博士等人提供了「光音响显微镜」的设想方案。．    泽田助教等人试制的显微镜，在描绘物质内部间接像这一点上，是世界第一次。

【法新社纽约１１月１日电】根据纽约警察局催眠科的迪格尔所说，现在已经越来越经常地使用催眠术的方法来调查诈骗案和其他各种文职案件。    据迪格尔说，对于嫌疑犯罪但又长期未能起诉的案件，这种技术特别派用场，因为催眠术能使很久以前的对话复苏。    迪格尔解释说：“在调查文职罪案时，我们总是要了解某人以前说过些什么话。”    对于警方，使用催眠术进行问话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至三小时。问话时，负责该案件的调查人员都出席，而且如果被问话的人愿意，也可允许目击者或其亲友参加。    在问话中，疑犯是不会被直接问及该项犯罪事件的，疑犯只是转弯抹角地被引导去讨论罪案的事实，好像被人要求复述一个故事或一场电影一样。    据迪格尔说，催眠术用于协助查案只是从一九七六年起才在此间使用。至今为止，这种方法能在百分之七十五的案件中找到线索，其中百分之十的案件线索得到证实。（转载自香港《文汇报》）

【本刊讯】意大利    《快报》周刊１０月２６日报道】题：间谍滚出意大利    在最近两年，意大利负责保障国家军事和工业安全任务的军事安全情报局，曾当场抓住披着外交官外衣的５０名外国特务，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境，平均每月驱逐两名。    实际上，长期以来在间谍和反间谍的秘密场合悄悄地实行着这样一项特别协议：如果一个间谍由于技术不熟练而被当场抓获，既不声张和宣扬，也不以外交照会相威胁。这时，这个被抓获的人会微笑着说：“请原谅！我收拾行李，去机场，立刻回国，因为我的老母身体不好，我也应该医治一下关节炎”。这样，别人就为他提供方便，一直陪他上飞机，一走了之。８名捷克人、８名苏联人、３名保加利亚人、４名罗马尼亚人、２名黎巴嫩人、１名叙利亚人和１５名利比亚人就是按照这样完美的程序遣返回国的。    首先被遣回的是苏联克格勃的特务，他们一向忠于莫斯科学校规定的最古典的方式：通过个别挂钩渗入，带着大批伏特加和鱼子酱参加小型祝贺宴会，造成一种大方仁慈的假象；或者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讹诈、威胁、哄骗、贿赂。所有这一切都具有这样的目的：在政治上监视意共及其众多的左翼团体，并窃取军事、工业情报，如豹式坦克、弹道导弹雷达和瞄准器情况，以及最新的多用途的飞机图纸。当然，克格勃进行的这些工作几乎在所有方面进行的都不顺利。    克格勃在日常活动中得到两个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特务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公安局特务是在卡罗维法利学校和杜博夫学校训练出来的。他们有着神奇的模仿能力，语言和方言学得非常流利，并且大肆使用美人计。这种美人计战略大师就是卡雷尔。克卢夫少校。他设置了一个监视网，监视北约在意大利所有的５８个基地。但是去年他和他的朋友，驻都灵的领事、特种合金钢专家一起被赶出了意大利。    以色列特务的首要目的是监视巴勒斯坦运动，研究巴勒斯坦人同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意大利政界人士进行和保持接触的渠道，追踪最危险的敌人。    法国外国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特务也是能手。他们对政治问题不太关心，因为他们认为，在意大利不存在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他们最关心的是专利项目、制造业中的技术秘密、商业技术和军火市场。英国的特务完全是另一种风格。由于古老的传统，他们非常关心狭隘的政治事件。他们就此一类政治事件向伦敦发了许多毫无用处的报告。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在意大利干些什么事呢？他们经常干的事情就是搞政治阴谋，给这个党或那个党传送情报和给钱，严密地注意意共动向并向华盛顿提出建议。他们定期编造报告。一个月前他们编造的一份大报告竟然认为，弗朗切斯科·科西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他的政府需要一切方式的支持。实际情况表明，当时科西加已经有了支撑不下去的明显迹象。

【本刊讯】曼谷消息：由泰国副外长阿伦·帕努蓬率领的泰国高级官员代表团１１月１１日上午离开曼谷，前往苏联、波兰、东德、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瑞典和奥地利进行为期１９天的访问。    阿伦在机场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不是去访问的，而是去谈判的。我们是一个真正去执行任务的代表团，不是一个注重外交礼节的访问团。”    他说：“我们将向他们解释我们希望解决本区域存在的问题、使本区域获得和平与稳定所坚持的政策和诚意，以及我们对解决柬埔寨问题所持的立场，同时将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关系，同波兰和东德签订贸易协定。”    谈到对苏联的访问时，阿伦说，这次去的目的是，按照既定的政策维护双方的良好关系，了解苏联方面对泰国、东盟和东南亚问题的态度，向苏联方面说明泰国和东盟为本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所作的努力。同时将向苏联方面提出苏联军舰驶入接近泰国领海的暹罗湾海面问题和召开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问题。    他还透露，他带去了炳·廷素拉暖总理和西提·沙卫西拉外长的信件，分别转交给苏联总理和外长。    记者问：“你是否告诉苏联，泰国将不承认波尔布特，请苏联方面放心？”阿伦说：“我将不谈别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人问题。那是别国的内政。如果苏联方面要问我认为谁是合适的领导人的话，我将回答说那是柬埔寨人的事，由他们去选择。我们的原则是由人民去决定。”    记者又问：“是否要求苏联去劝说越南？”阿伦答：“我们将讨论与双方有关的、对双方都有利的问题，会谈的内容没有限制。但是，会谈时采取什么方式，怎么讲，要看当时的气氛。”“我们此行是要试探对方的态度。”    【法新社曼谷１１月１１日电】泰国副外长阿伦·帕努蓬今天从这里动身经东京前往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举行重要的商谈。    阿伦对记者说，他带着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    这位率领着一个强有力的６人代表团的副外长在今天发表的一篇记者访问记中说，将来在东南亚国家之间是否可能签订一项安全条约取决于他在莫斯科举行的商谈的结果。    他对记者说，他还将要求苏联对它的军舰上月第一次出现在泰国领海附近作出解释。    【美联社曼谷１１月１１日电】阿伦·帕努蓬和一个６人代表团今天从这里动身前往莫斯科和其它东欧国家，进行一次目的在于寻求柬埔寨冲突的政治解决的访问。泰国外交部人士说，该代表团将代表联合国的９７个成员国讲话，这些国家都投票赞成一项广泛的和平计划来解决柬埔寨问题。    外交部人士说，对欧洲国家和莫斯科的访问的目的在于“抵销越南在那里的影响”。该代表团预定要把东盟国家的立场通知这些政府的领导人。

说民柬正在整顿军队以对付侵柬越军的旱季新计划    【香港《亚洲周刊》１１月７日一期刊登英萨利对该刊记者的谈话】题：越南人失败了    最近，《亚洲周刊》记者萨利夫·迪恩在联合国采访了英萨利，问答如下：    迪恩：越南进兵已有２２个月了，你们还在打一场有些人认为是打不赢的战争。这种局面能继续多久呢？    英萨利：我们没有赢，但是越南人也没有赢。事实上，越南人在军事上已经遭到惨败。我们相信这场战争拖得愈久，我们的力量就会愈强。越南军队已垮了。打仗好比爬山。他们已经爬到了最高峰，现在正在下坡了。    问：你们怎么取胜呢？    答：首先是靠我们的战斗精神。第二，靠我国人民的支持。第三，靠东盟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我们对这三点是有信心的。我们虽然没有一个严格的时间表，但还是制定了战略的。我们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保护我们打击敌人的力量，这个阶段快结束了。第二阶段快要开始，这个阶段将确保力量对比。第三阶段将是发动最后攻势。    问：那么，这场战争要打多久呢？    答：我们上一次战争打了２０多年，有２５年。我说不上这次战争的时间会短些还是更长些。    问：你们一方打仗的有多少人？    答：到现在为止，我们有６万名正规军和大约５万名游击战士。我们知道，越南人有一个旱季新计划。我们正在整顿军队来对付任何新的进攻。    问：你认为在外交上还能继续得到中国和西方的支持吗？    答：中国一贯执行反对外界势力侵略的政策。在越南自身遭受侵略时，中国政府曾经支持过越南。我们相信，只要越南军队留在柬埔寨，中国将继续支持我们。保持一个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我们还一定能继续得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支持。    问：不结盟运动外长们将于明年年初在新德里开会，你认为你们能够不受这次会议影响继续保持原来地位吗？    答：如果不结盟国家坚持不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的原则，我们就能继续保持原来地位。在联合国，大多数不结盟国家投票支持我们。我们相信会一致支持我们的。    问：印度承认了（河内支持的）韩桑林政权。你们在新德里是否会有点不自在？    答：只要印度发给签证，我们肯定要去新德里。

【《亚洲周刊》１１月７日一期文章】题：我们决不让波尔布特回来    洛松断然地说，“联合国和其他国家承认波尔布特政权是非常错误的。”“在波尔布特政权当政时期，我们过着象地狱一样的生活……从韩桑林和救亡政府那里，人民重又获得了生命。”    洛松现在６９岁，过去曾是王室的官员，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６５年一直在王宫工作，１９６５年退休。他是在从前的皇家剧院同我交谈的，他的妻子过去曾一度是皇家剧院的舞蹈老师，现在是国家博物馆的雇员。但是他对红色高棉这一组织的头头的了解是第一手的，因为洛松是沙洛特绍即波尔布特的哥哥。    洛松（他比波尔布特几乎大２０岁，但他是波尔布特的亲哥哥）谈的情况丝毫也没有让人透彻了解波尔布特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但是他的确让人了解到沙洛特绍的经历和早年情况，而所提供的这些情况同普遍流传的说法有惊人的差别。（据报纸报道，普遍流传的说法是他自己帮助传播的。）    他们的父亲洛正象普遍传说的那样，的确是磅同的一个“农民”。而且这两个男孩子最初都是在寺庙里——“剃着光头”    ——接受教育的。他们的父亲是有土地的：他雇了一些人在地里干活，而他自己的八个孩子（七个儿子）中只有两个种过地。    沙洛特绍自己是６岁就离开了磅同省，进了金边的博敦瓦代寺，三年之后转入一所天主教的教会学校，一直到１５岁。他在磅同的西哈努克学院呆了四年，后来在金边的一所技术学院又学了一年，随后他便去法国学无线电电子学。但是，沙洛特绍不是（至少他哥哥是这样回顾的）一个青年反叛分子。洛松大约在沙洛特绍出生的时候就到王宫去工作了    ——洛松说，对他敞开这个大门是因为“我们的表姐妹是莫尼旺国王的第一夫人”。“她在西索瓦统治时期是一名芭蕾舞女演员，莫尼旺（西索瓦的儿子）要娶她是因为她非常漂亮。”因此，这位未来的革命家（波尔布特这个将会使无数的高棉人极痛苦地死去的疯子）同在１９４１年成为国王的诺罗敦·西哈努克就有了姻亲关系。（西哈努克的母亲哥沙曼是莫尼旺的姐妹。）沙洛特绍之所以有可能受教育是否同这一王室关系有关，或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关，这一点是不清楚的。他在大学的成绩使人们对他的智能如何是相当怀疑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竟在一所以这位年轻的国王的名字命名的大学里读了四年书。洛松坚持说，但是这个到法国去学习的“非常可爱的”和富有献身精神的几子不是一个空想家，他曾有三次未通过考试，几年之后被迫回国。    那么洛松是否见过沙洛特绍在法国留学时的同事——英萨利、乔蒂里、宋成等人呢？他回答说，没有，但是在沙洛特绍回国以后，他参加了沙洛特绍同乔蒂里的姐妹乔帕娜莉的婚礼。她比她丈夫大五、六岁，洛松“不喜欢她。”洛松不能肯定他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见他年轻的弟弟的，但是他想是在１９５８年左右。不过在金边的哥哥们都知道，西哈努克的警察要抓沙洛特绍。    他们也和别人一样，在１９７５年４月被迫撤离了金边。沙洛特绍的二哥沙洛蔡死在路上。沙洛特绍的这些兄弟和他们的家回到了他们的故乡磅斯威县后，被迫在合作社干活。洛松说，沙洛特绍成为逃亡者在丛林里呆了许多年之后，家里以为他死了。只是到１９７８年，波尔布特的照片开始出现时，他们才意识到他就是沙洛特绍。

【美联社布加勒斯特１１月２日电】（记者：罗伯特·里德）一家人在晚上休息时看美国的电视节目。在另一个城市，一位作父亲的在公共图书馆里翻阅英文报纸，而他的孩子们伴随着美国音乐在跳迪斯科。    现在，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东欧共产党国家的首都，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或波兰的华沙以及这里的布加勒斯特。    ３５年后，分隔东西欧国家的“铁幕”防御工事仍然存在。每年都有试图逃往西方的东德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被捕或被击毙。    但是自从６０年代初，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感到比较安全以来，穿越这条分界线的人员和思想的交流也一直在逐渐增长。在７０年代美苏缓和的时期，那种安全感又增长了。    例如去年，有８００万西方人去过东德。尽管大多数的旅行都是西方人去东方的，但是也有几个苏联集团国家，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放松了旅行限制，允许它们更多的公民去西德、奥地利和美国旅行。    其结果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对数以百万计东欧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强烈影响。    东欧没有放宽政策的国家是闹独立的阿尔巴尼亚。    在那６个仍然留在苏联集团的国家中，西方影响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在东德的１，７００万居民中，估计有８０％的人经常收看西德的电视节目，许多人在西方有亲戚朋友。    而在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亚却很少见到西方的电影和书籍。在那里，苏联的影片、书籍和电视节目是标准的精神食粮。    在华沙闹市区的两个公共阅览室里可以看到大量的外国报纸，其中包括英国、西德和法国的出版物。这里的美国大使馆在使馆院子外面开了一个大的图书馆，对任何罗马尼亚公民开放。警察不阻止普通的罗马尼亚人进入这个图书馆，然而有人对西方记者们说，他们的工长悄悄地要求他们不要经常去那个图书馆。    尽管情况已经改善，西方影响增加了，但是住在或去东欧的外交官和商人们提醒来访者们不要忘记警察的控制仍然存在。秘密警察经常被派到第一流的饭店监视西方客人。一些细心的东欧人有时把他们谈话中最坦率的话留到汽车上讲。    他们认为汽车是防止窥听的最安全地方。    波兰和匈牙利的工人起义使这些国家的政府相信，改善它们人民的日常生活是符合它们长期利益的。在这以后，这些国家政府在５０年代中期开始慢慢地放宽政策。    在１０年内，卡达尔开始放宽了对国内的控制，并且允许更多的人去外国旅行。    在他的领导下，匈牙利政府在经济中采用了物质刺激的方法，奖励生产好的工人，并让企业管理人员有更多的自由管理他们的工厂。    常在苏联集团内旅行的西方人发现，人们最普遍的抱怨是经济的萧条和没有旅游的机会。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苏联集团国家的公民可以去西方旅行，但实际上，他们的机会是有限的。    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去西方旅行的机会最多，然而他们的政府可以拒绝发给护照，而不用作充分解释。    那些有近亲叛逃到西方去的东方集团国家的公民发现，几乎不可能得到旅行证件。    尽管在苏联集团内，东德人的经济情况最好，但是他们去西方旅行的机会却是最少的。    但是一些西方观察家注意到，搞自由化这种行动使得许多东欧人提防着，是否会采取可能危害他们的成果和把他们国家带回到冷战的任何行动。    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说，“美国人认为，缓和是对苏联人的某种屈服。而对我们来说，缓和提供了一个减轻紧张局势和让我们这里的人能过上更好生活的机会。”    从而，人们不仅私下里钦佩波兰工人的斗争，而且也担心这场试验会以类似１９５６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或１９６８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灾难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