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助手说里根将起用历届共和党政府官员和温和派人物；路透社认为里根外交政策高级职位的主要争夺者将包括基辛格和黑格，前财政部长舒尔茨可能出任国务卿    【路透社洛杉矶１１月５日电】当选总统里根今天已开始组织他的内阁并制定他的政府的政策。他的一位主要顾问说，这位共和党领袖对民主党人卡特的巨大胜利是“实行变革的授权”。    里根同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布什及顾问们举行了会见，以便决定他的过渡性工作班子的人选，这个班子将为明年１月接管政府做准备。    预计过渡班子的许多成员将留在他的内阁里。里根竞选班子的负责人米斯（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律教授）预料将成为白宫总管。米斯说，在里根明年１月２０日就任总统以前，他将有一半时间在加利福尼亚，另一半时间在华盛顿。米斯说，里根一上任就会提出一些建议，供立法机构讨论，他的建议将包括他曾许诺过的在今后三年内每年减税１０％的建议。    米斯在电视谈话中说：“我认为，里根得到的巨大支持显然授予他实行变革的权力。”但他又说：“要扭转经济各部门的状况，要扭转我们的对外政策将需要一定的时间。”    他说：“我认为，你们将会看到，里根将组成一个管理班子，它将在１月份就职并迅速实行人民所盼望的改革。”    与此同时，他告诫里根的右翼支持者们，不要期望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米斯说：“在同一个部分是由另一个党领导的国会打交道时，一定程度的妥协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你们将会发现，里根将是个为所有人谋利的总统。他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不是狭隘的。”    【路透社华盛顿１１月５日电】高级助手今天说，当选总统里根将通过重新启用过去历届共和党政府的官员和挑选温和派担任高级职务，来扩大支持他的基础。    预料里根将根据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前任所确立的传统，尽量使主要的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协调一致。    据里根手下的人说，前财政部长、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的重要顾问乔治·舒尔茨可能在新政府中起重要作用，其作用也许仅次于总统。    舒尔茨今年５９岁，预料会被任命为国务卿，或者总统的高级白宫助手，里根的一位顾问称这个职务是某种“超级秘书”。    但是舒尔茨是比奇特尔公司的负责人，这是一家同阿拉伯世界关系密切的工程公司，舒尔茨的这种地位可能使他难以争取到美国参院支持以色列的议员的支持，而所有内阁提名都必须由参院确认。    如果任命舒尔茨为白宫工作人员，那就无需参院批准。一些人士预料，他实际上会起到“助理总统”的作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外交政策的高级职位的主要争夺者将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前北约司令黑格。财政部长这个高级经济职位的主要人选包括前副国务卿查尔斯·沃尔克、前预算署署长詹姆斯·林恩以及沃尔特·里斯顿和戴维·洛克菲勒两位银行家。    据说，财政部长威廉    ·西蒙想当国防部长。    但是里根的助手说，这个职务很可能给黑格将军（他也在争取当国务卿或者中央情报局局长，如果他的身体允许的话），或者前国防部副部长戴维    ·帕卡德。    一些里根圈内的人说，基辛格不大可能再次领导国务院，他因为谋求同苏联缓和以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而疏远了共和党的右翼。    但是另一些共和党人士说，基辛格最近改善了同里根的关系，要不给他对外政策的职位是困难的。

【合众国际社北京１１月５日电】中国今天对里根在总统选举中取得压倒优势的胜利反应冷若冰霜，并且直截了当警告他说，只有他放弃他的引起争议的对台政策，中美才能保持良好关系。    中国发表的一项官方公报根本没有对里根表示任何形式的祝贺，而是严厉地教训里根，说他必须奉行前两届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的政策，放弃他在竞选时许下的要同台湾恢复“官方”关系这个引起争议的诺言。    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从华盛顿发出的另外一篇分析选举结果的文章中说，由于选民的态度冷漠、人民希望变革以及国内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和国外苏联扩张，卡特总统“在美国现代史上最激烈的一次总统竞选中”失败了。    中国的官方声明几乎使人毫无疑义地看到，北京对里根的态度是不热情的。这里不久前曾指责里根在台湾问题上“胡言乱语”、“侮辱中国人民和干涉中国的内政”并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使时钟倒转。”    声明甚至没有提到台湾的名字，但是当它说“我们希望和期待美国新政府遵守上海公报以及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中阐明的原则，以使两国关系继续取得良好进展和进一步加强”时，显然是含蓄地指着台湾问题说的。当里根第一次许诺要恢复同台湾的“官方”关系时，北京就警告说它将采取有力的反击措施，也许甚至要断绝它自己同华盛顿的关系，今天的宣告看来是对新的当选总统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表明这种威胁仍然有效。    【合众国际社北京１１月５日电】中国对里根占压倒优势的胜利反应冷淡，它说，共和党只有严格遵循前几届政府在同北京交往中执行的政策，两国关系才会改进。    高级官员说，他们在判断北京是否能同即将上任的（美国）政府密切合作之前，要仔细观察里根的政策，而不是他竞选时作出的诺言。    【路透社北京１１月５日电】中国官员对于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不肯马上发表评论，他们说，中国政府将等到有了完全的结果再说，尽管卡特总统已经承认失败。外交人士说，预计北京政府将采取一种静观态度。北京政府对于里根先前所说的要同台湾建立正式关系的话，曾作出强烈反应，表示反对。    这些人士说，中国领导人对于里根获胜大概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他们曾表示希望，选举中的漂亮词藻不要演化成政府的政策。    外交人士说，中国高级人士近来态度谨慎，避免对处于最后阶段的美国竞选正式发表评论。

发言人称美台间的“实质关系”将继续加强    【中央社台北１１月５日电】外交部今天称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为“美国民意的表现”，并说，中美两国未来的实质关系，将在互利基础上，继续加强。    外交部发言人刘达人，上午就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一事，答复记者询问时说，“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对自由世界及国际情势，将有深远影响，为各国所关注，我们很高兴知悉里根先生当选美国总统，此乃美国民意的表现。”    他继续说，“我们相信中美两国在互利及维护东北亚和平与安定的基础上，双方实质关系，将能加强。”    【合众国际社台北１１月５日电】对里根的当选感到兴高采烈的国民党中国官员今天打破了惯例并立即发表了评论。    国民党今天发表的声明打破了国民党于１９４９年溃逃到台湾时开始的不对美国总统选举发表评论的惯例。    国民党的反应是在一位发言人说，政府将不发表正式声明之后两小时发表的。另一些官员对于卡特的失败比对里根的胜利更为高兴。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一月五日电】数以百计的苏联人今天去美国大使馆了解里根的情况。    他们站在大使馆外面，透过纷飞的雪花注意观看介绍里根当电影明星的经历，他任加利福尼亚州长那些年以及总统竞选情况的图片和说明。    一位高个的青年人说：「我们对他（里根）的情况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听说他反苏。……」这位青年紧紧抱住他的冻得发冷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说，「这无关紧要。我们需要的是和平。」    一美国外交官说，「从早到晚他们总是络绎不绝地来，他们十分注意几年来我们展出的每样东西。」    苏联公众并非不知道里根，因为，苏联官方新闻机构经常报道美国总统竞选的情况，小心翼翼地避免显得它是赞成卡特或里根两人当中的某一个人的。    有些人说，他们发现里根从采取行动到搞政治都是引人注目的。

路透社说苏对卡特惨败幸灾乐祸、对里根当选并非不悦    【路透社莫斯科１１月５日电】苏联对里根当选为下一届美国总统作出了反应，它今晚说，苏联愿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发展两国关系。    塔斯社是在报道美国投票结果时作出这一评论的。塔斯社激烈地批评了在选举中失败的卡特总统。莫斯科广播电台在类似的评论中以同样的措词说，卡特之所以遭到选民们的拒绝，主要是由于他的“反苏”政策。    莫斯科的初步反应清楚地表明，苏联对卡特在大选中的惨败是幸灾乐祸的，因为苏联早些时候对卡特的怀疑后来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深深的敌视。    苏联内部人士的初次反应与官方的思想协调这一点表明，尽管里根有反共的观点，但是克里姆林宫对里根的胜利并非不悦。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１１月５日电】接近克里姆林宫决策者的人士今天说，苏联领导集团对于美国总统竞选的结果感到失望，而且对里根当选总统该如何作出反应，又举棋不定。    最耐人寻味的是，里根以绝对优势战胜卡特总统这一点会使苏联人的最大希望破灭，这个希望就是美国参议院能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他们迫切希望这项核武器条约能够生效。    一些人士说，鉴于共和党的纲领是要谋求美国的军事优势，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对于如何打开同里根政府的关系感到没有把握。    苏联人在这项纲领宣布后不久明确表示，他们决不会让美国获得这样一种有利条件。    【美联社莫斯科１１月５日电】苏联今天似乎作好了同当选总统里根打交道的准备，并且忘掉它过去说这位共和党人是一个“冷战战士”的话。    官方塔斯社在一篇关于美国总统竞选的报道中强调，苏联‘‘始终主张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实现苏美关系正常化并使之得到发展”，塔斯社关于美国总统竞选的报道没有直接批评里根。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１１月５日电】里根越接近于进入白宫，他的言论也就越温和，他的一些顾问今天说，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之中。    里根对外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乔治城大学教授威廉·斯蒂尔曼说：“他在竞选期间发表的许多引起议论纷纷的讲话    ——例如关于中国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讲话    ——是断章取义，不代表他真正的立场的。”    斯蒂尔曼说，里根的对华政策“将是同卡特的一样的。如果你仔细看看共和党的纲领，关于中国的一段就象是目前国务院拟订的”。    他说，里根反对目前这样谈判的和提交参议院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但是他赞成控制战略武器，如果双方真是削减武器的话”。    斯蒂尔曼说：“对外政策方面的区别是，将更多地强调一贯性，将倾向于较多地同我们的朋友和盟国进行磋商，并加强我们包括常规部队在内的军事力量。”    以前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中任副国务卿的西斯科说：“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区别：对人权政策将不那么强调，这是应该的。”    里根的一些顾问说，最能表明里根的对外政策方向的是他选择什么人来执行政策。    里根在竞选运动中的主要对外政策顾问理查德·艾伦很有可能成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但是据说他不正当地利用了他上次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因此这种说法削弱了他当国家安全顾问的希望。

满岛启二说中国地方自主搞外贸，对于提高外贸的质和量有重要意义    【日本《国际贸易》１０月７日刊载日本贸易界对华贸易座谈会纪要】东京丸一商事社长谷泰宏：２０多年来只是同北京的总公司打交道，对各省市的经济特点简直一无所知。这次访问中国能同各地政府机关见面交谈，可说是２０多年来的一大变化。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森田尧丸：现在中国人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对于自己的过去、当前的问题、对外国的要求，都能开门见山地讲出来。    丸红中国室长中川克：最近到兰州，那里的重工业很发达，出乎意料之外。玉门油田建成了第一座炼油厂，毛纺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就是轻工业较差。兰州热望同外国搞石油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方面的合作，不过令人头痛的是他们全要搞补偿贸易。    谷泰宏：辽宁靠海好办，黑龙江、吉林以及内地等省份，运输很困难。过去靠北京的总公司一手安排运输，今后由各省自己去解决就很成问题，而且价钱也不合算。东北要大量开发大豆、玉米、小麦、亚麻等，但怎样解决运输问题呢？日本方面很难下决心搞补偿贸易，因为必须考虑它和正常贸易的差价问题。    中川克：外商花了许多钱坐飞机，到内地省份谈买卖，成交额无非１、２万美元，这就划不来了。各省市最好在北京、上海设办事处和常设样品间，便于对外洽谈。    谷泰宏：吉林省有几个机构都要搞啤酒补偿贸易，而彼此之间似乎都不通气。积极性固然好，但是不加调整就会混乱。日本代表团的成员都十分认真，可是中国方面却不统一。    岩井中国室若杉正实：对于价格、运输、重点商品等问题，中央应进行调整，否则日中双方都要吃亏。特别是专门对日出口的商品，不能让各省都搞，否则不得了。中国各地只顾要做买卖，却不重视同中央保持联系。看来关键在于中央和各省能不能搞好综合调整。    中川克：据推测，中国是进口赚钱，出口赔钱，以进口利润贴补出口亏损的。今后各地自己搞出口，怎样弥补亏损，这是很棘手的问题。    满岛启二：地方自主搞外贸，对于提高外贸的质和量，具有重要意义，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必须调整得当。中央也应明确制定优惠政策，以利各地开展外贸。

【美联社东京１０月５日电】当日本同中国建交时，日商想象贸易上会出现繁荣的年代。中国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大规模的发展计划，对日本来说，中国是个极好的对象。    ８年以后，几乎大家都认为蜜月已经过去。    今年中日贸易额预计将达８０亿美元，比去年增长２０％。由于中国采取提高生活水平的政策，日本在轻工机械、电子和通讯设备方面已找到了日益发展的市场。专家们预测，在今后几年内中国同日本的贸易额将超过１００亿元。    但是，此间商人因中国对迅速发展工业来了个大转弯，及大量削减原先答应供给日本的原油而感到不安，他们认为今后几年内（中日）经济关系是不明朗的。    在过去几年里，向中国出口的钢铁下降了一半。今年连一个新的成套设备合同都未签订，而１９７８年向中国出口的成套设备总计近４０亿美元。    １９７９年初，邓小平认识到中国工业的基础设施和外汇储备同其指标不相称，便宣布进行调整。日中经济贸易协会的雨角说，调整时期还要有二、三年才能结束，我们认为中国已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但企业界至少有半数人对中国经济的恢复持怀疑态度。最近中国人承认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石油出口的能力，更加深了这种疑虑。目前中国的石油官员说，他们供应日本的石油不能超过今年８００万桶（占日本进口量的３％）的水平。    日本对中国人批评价值５０亿美元的宝山钢厂也表示担心。另一座以日本技术建造的武汉钢厂则由于电力不足而开工率仅为３０％。北京的缺乏协调也是中国１９７９年７月宣布的合资企业法不能吸引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的原因。１６家日本公司已同中国签订了基本协议，但是没有一家合资企业开始经营。    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菱田说：“日本的公司正在等待中国提出关于税收、劳工组织以及谁来决策等全面的条例。人代大会在税收方面澄清了一些问题，但对诸如专利和注册等问题仍然不清楚。”他说，许多商人都不愿意作试验品，并认为在中国投资风险太大。

【巴西《圣保罗州报》９月７日报道】题：在富有国家里不存在高级官员生活待遇制    来自纳税人的款项应该用于社会福利，而不应该用于维持执政者和某些间接的行政官员的特权或者专有权。这是在许多发达国家都遵循的一项准则。在斯塔的纳维亚国家，就连国王都不使用飞机特权也好，专有权也好，不论给高级官员生活待遇以什么样的称呼，事实是，它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不存在的。少数比其他人有权享受某些利益的官员，在交所得税时要交纳很高的税。他们的思想是，应该把来自纳税人的款项用于社会福利方面。除此以外，关于政府当局人士和所有公职官员的工资情况，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知道。如果在使用公共资金方面出现任何大手大脚的现象或者过失的话，那么，新闻界就会加以揭露。    丹麦、瑞典和挪威这些立宪制和议会制的君主国家，尽管其人民的生活水准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却是官方待遇最节俭的国家。比如，即令是君主也没有个人专机。    在瑞典，首相必须和别的内阁成员一起分享归政府支配的五辆工作用车。而且，自１９７３年石油危机以来，这些汽车逐渐被更加小而经济的车辆所代替。    在丹麦，首相仍然住在哥本哈根一个普通住宅区的一套租用的公寓里。在这个国家里不存在什么官邸，更没有用公共资金支付当局私人开支的现象。由于被认为是丑恶可耻的特权，挪威的大臣停止使用其“蓝皮证”。这些“蓝皮证”曾为他们提供免费乘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周游世界的权利。    丹麦在丹麦，只有首相和政府大臣才有权使用配备司机的专供公务之用的官方汽车。他们可以在周末使用这类汽车以供私用，但是，要按行程支付费用和燃料费，而且由他们自己开车。    任何政府当局或官员都没有官邸。丹麦首相自身居住在哥本哈根的一个普通住宅区的一套租用的公寓里。这位工人出身的首相，假如愿意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搬进由一位已故的没有继承人的百万富翁赠给政府的一座小宫殿里居住。但是，他宁肯继续保持他当工会领袖时的生活水准，而那座小宫殿则暂时作为内阁特别会议的会议室使用。实际上，首相得到的唯一好处是，在哥本哈根市郊有一座小小的乡村式住房，屋子里没有电话，他在那里过周末。    大臣在国内的公务旅行，无论是乘火车、船、公共汽车或者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飞机，都是免费的。如果他们出国想要带家眷随行的话，就必须自己掏腰包。在丹麦，人们对这样的一件事情依然评论纷纷：当新闻界揭露教育大臣在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会议期间，住在巴黎里茨旅馆和租用一辆高级大型汽车的时候，这位大臣不得不辞去职务。    即使是少量不至于被认为是特权的专有权，受益的官员也要在交纳所得税时为之付款。    丹麦议员无权使用官方汽车，没有女秘书，甚至没有专用办公室：两人或者三人合用一个房间。    瑞典象别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瑞典不向其政府高级官员提供任何特权。共同使用现有的供政府成员办理公事用的官方汽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证：首相和其他大臣合用五辆配备司机的汽车。    尽管现首相象大多数政府首脑那样继续居住在他的私人住宅里，但是，有一座作为首相官邸的房子。这所房子被用来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场所，或者用来接待官方来访。没有一个政府成员拥有飞机，即使是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也没有自己支配的飞机。所有人都乘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当局公务旅行每天的开支都是预先规定的，任何人不得携带家属。首相和外交大臣有权动用一定数量的款项，旨在支付参加具有代表性活动的开支。    挪威在挪威，首相、外交大臣和贸易大臣有权享有官邸，其他人均住在自己家里。政府中的这三名成员，外加财政大臣，有权因公使用配备司机的官方汽车。也可以因私事使用官方汽车，但是要为这种特权交纳很高的税。在官邸举行的招待会或者官方晚宴的费用由国库负责支付，但从不支付大臣及其家属的个人开支。大的公共企业的总经理也有权拥有工作用车，但是没有一个人在国内拥有自己支配的飞机（即使是王族）。出外旅行，为所有官员的日常开支规定了一个俭朴的标准。美国只有在华盛顿容忍特权出了华盛顿，美国政界人士只能享受很少高级官员生活待遇。    在大部分州里，州长拥有一座官邸，其修缮费用由公共资金支付。此外，州长也有官方汽车和代表官方的活动经费。    一些州长，如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甚至对享受这些有限的高级官员生活待遇都不感兴趣。布朗不住官邸，并且常常驾驶自己的汽车——一辆小型汽车——去上班。    各大城市的市长大致享有州长的同等的高级官员生活待遇。    在华盛顿，特权要大的多。总统除了每年２０万美元的工资收入外，还有五万美元的开支经费。总统办公室和住房所在地白宫的修缮费用由公共经费支付。白宫里，有一个游泳池、一个滚木球场、一个网球场和其它运动设施。白宫炊事长是国际水平的厨师。除此之外，总统有一名私人医生（和全家都享受免费医疗）。    免费医疗也是参众两院议员享有的一种特权。在华盛顿，有三家专门为国会议员服务的诊所，都配备齐全的医生和护士。在首都服役的陆军和海军成员住院治疗也是免费的。    华盛顿的政界人士还有由公共资金支付开支及其班子费用的自由经费。他们班子人员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需要，最近，许多国会议员受到了这样的指控，即在他们的支付表中填进了纯属捏造的官员的工资开支。    政府内阁的部长也享有使用官方汽车、附带私人餐厅的办公室和运动设施这类高级官员生活待遇。一些人享受这些待遇，另一些人则宁肯弃之于一边。前国务卿万斯对任何高级官员生活待遇是如此之嫌恶，以致他常常用简单的三明治作为自己的午餐和开着自己的车去国务院。首相减薪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每年的工资为２７，５００英镑，外加６，９５０英镑议会津贴，但是，按照减少公共开支的政策，她把自己每年的工资减少到２３，５００英镑——和她的２１名内阁成员同等水平。    有关政府提供官邸的情况如下：首相住在唐宁街１０号，财政大臣住在旁边的１１号，外交大臣住在卡尔顿大厦。    在威斯敏斯特宫，上议院和下议院议长占用了两套房子。    关于官方汽车的使用，大臣可以得到在政府办公用的汽车，但是，执行纯政党使命时应该使用其所属政党提供的汽车。任何官方汽车不得用来进行私人旅行，即使是去看戏，或者周末旅行。

说中国茶叶质量好，价格有竞争力，但提高产量和使质量标准化是需要改进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英国《泰晤士报》１０月１３日刊登凯文·拉弗蒂的文章】题：中国：努力争取美国市场    在过去几年内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国开始发表它自己的茶叶产量的统计数字；它开始大量出口红茶，并且特别努力争取美国市场。中国这样作已在茶叶贸易界获得好评。伦敦一位商人说：“中国产的茶叶质量好，价格有竞争力。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把推销人员派到各个国家去进行长时间的访问，显然他们的准备工作作得很好。”    根据中国所宣布的数字，茶叶产量稳步增长，１９７７年的产量是２５２，０００吨，到去年增加到２７７，０００吨。红茶出口量的增加甚至给人以更深的印象，出口量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６，０００吨增加到去年的５２，０００吨，几乎与５６，０００吨的绿茶的出口量相等。有些迹象表明，中国有意增加茶叶的销售量。在１９８０年的头７个月中，中国对美国的茶叶出口量几乎达到１９７９年全年的水平。    伦敦一位商人评论说：“中国茶的质量不如肯尼亚的茶的质量。但是中国人很聪明地看到，美国５０％的茶是速溶茶，他们的茶叶在这方面是很理想的。”出售茶叶是北京寻求外汇的重要努力。    仍然有很多需要改进的方面。提高产量和使质量标准化大概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如果中国有信心标明茶叶的种植园名称的话，那么外国人大概会大大增加对中国的信任。要采取的另一个步骤是发展原茶的生产，中国在这方面仍然是落后的。

说普及教育是日本经济成功的因素之一；普及教育的直接好处是使人民能够迅速吸收新知识，有能力分析情况；日本收入最多的３０个大公司中２９个公司的社长都是大学毕业生    【新加坡《南洋商报》１０月２６日文章】题：日本经济的成功因素    日本经济的成功因素，近年来已成为人们纷纷讨论的课题，除了日本的情报收集系统，日本的科技研究及发展，日本的劳资关系之外，有另外两个因素必须考虑的便是日本的普及教育制度和日本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各种资助和协助。    今年７月，日本执政自民党推出了以铃木善幸为首的新内阁。在首要的１３位部长中，除了首相铃木善幸和农林水产部长龟冈高夫外，其中１１位部长是大学毕业生。早期教育已普遍从他们的年龄（平均６４岁）和学历，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早期的教育已很普遍。事实上，东京大学在１８７７年已设立。    日本《读卖周刊》在今年６月刊登一篇有关日本全国４０，０００多间大公司的社长的学历的调查报告。这４０，０００多间大公司的每年所得，都是在４０万新加坡元以上。在４１，８８４名社长中，有４３．９％是大学毕业生（１８，７３７人），其中早稻田大学人数占最多（１，７８３人），其次是东京大学，庆应大学，日本大学和明治大学。    在日本３０间每年所得最高的公司中，除了松三电器产业的社长外，其他２９间公司的社长都是大学毕业生。    早在１８７２年，日本明治政府便创设了现代化的教育制度。１９０７年，日本实施６年的强制小学教育，１９１０年儿童的入学率高达９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把强制教育延长到９年，即小学６年，初级中学３年。    根据日本在１９７７年的统计，日本的儿童有９９．９％接受９年的强制教育，较后有９４％进入高级中学，３８％进入大学或学院。教育制度大特色日本教育制度的一大特色，便是学生一进入学校后，几乎肯定一定会毕业，差不多所有小学生都能完成６年教育，淘汰率非常低或无。初中和高中，甚至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差不多是如此。日本大学的淘汰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差不多有９０％的大学生都顺利完成学业。欧美大学的淘汰率是５０％。自然，我们也不应忘记日本著名大学的入学试的艰难和竞争之剧烈。    全日本目前有１２５间国立、县立及市立大学，３００多间私立大学及学院。根据日本教育部的统计，１９７８年日本籍的大学生总数是１８５万名。    日本人强调的一点，便是机器和天然资源在必要时可以从外国输入，人力资源就很难输入，即使输入也是非常小规模。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最终仍旧有赖于国内人力资源的素质，因此人民的知识和技术对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普及教育的推行便是在于加强人民的知识和技术。迅速吸收新知识普及教育直接带来的好处，便是人民能够迅速吸收新的知识，有能力分析各方面的动态，年资比较高的职员，能够有系统和有条理地把工作经验传授给年资较低的职员。女性教育的提高，也有助于鼓励女性加入劳动市场，家庭计划也较容易推行。    日本人的教育非常普及，日本人在吸收外来科技知识方面又如何呢？一般人有一个错觉，认为日本人学习外国语文的能力差，在日本旅行，英语几乎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又怎能吸收外来科技知识呢？    事实上，日本人学习外国语文的能力并不差，问题是在于学习的重点。譬如，以英文来讲，日本人从中学开始便学习英文，但是教导的重点是在于看和写，不在于讲。阅读书写能力强在日本，许多人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远东经济评论》，《金融时报》和其他著名的新闻周刊，或商业、经济周刊。但是，在谈话时，有些能以英语很好地表达，有些便在用英语表达意思上有困难。    在日本你可碰到第一流的年轻女通译员。在日本购物时，如果你用英语无法使年轻的售货员了解你的意思，你只要用英文写在纸上，通常他们都能了解。    据日本教育部今年４月份的一份调查报告，在日本的１０万多名科学研究人员中，有６９．１％（７３，４４１人）能够以外国语文写报告和交谈，其中英语占最多，达６６．１％，其次是德语、法语、华语、苏联语和西班牙语。因此，日本人在吸收外国科技知识上毫无困难。他们甚至很迅速地把最新的外国科技知识翻译成日文，让广大的日本人能阅读和吸收。

【日本《产经新闻》９月２１日消息】题：日本的大学具有国际水平    日本的大学教育被称之为“大量生产教育”，都说质量差。不过，已得知，６０％以上的外国留学生都高度评价说：日本的大学、大学研究院的质量“已达到国际学术水平”。这是广岛大学的大学教育研究中心的喜多村和之教授和马越彻副教授，以大学研究院留学生为对象、就对日本大学研究院教育的评价进行书面调查得出的结果，已在仙台市东北大学召开的日本教育社会学会上发表，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据调查说，在作出回答的人中，６４．５％的留学生把到日本留学作为“第一志愿”。但是，从不同的地区来看，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绝大部分人的第一志愿是美国，这是个特点。    而且，回答说选择到日本留学的主要原因是“要研究学问”和“关心日本文化和社会”的所占比率很高。已得到日本政府发给的奖学金的留学生提出，有无这种奖学金是重大原因之一。    至于令人担心的日本大学、大学研究院的质量，６３．５％的人认为：“日本的大学、大学研究院的质量已达到国际水平。”特别是在专攻理工科、保健方面的留学生中，评价很高。不过，亚洲各国的留学生给予的评价较高，而在北美、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中，持否定意见的人大大超过持肯定意见的人。可以看出地区的差别。    关于这个调查结果，喜多村教授谈了自己的印象，他说：“对外国教员进行测验时，外国教员简直把日本大学看得一钱不值。    但留学生对日本大学的评价却是肯定的，这一点甚至出乎人们的预料，日本大学研究院也并不是毫无价值。”

【《日本经济新闻》８月１８日文章】题：大学生的精神结构趋向单一化    ——失去目标、丧失热情    （原编者按：人们说，最近的学生变了。如果把短期大学也计算在内，大学生已超过２００万人。这些大学生“社会性格”的变化无论是好是坏，都将左右大学教程的内容。为此，我们请大阪大学人类科学部麻生诚教授谈谈他“对现代学生的看法”。）    只要长时间做大学教师工作就会注意到，最近的学生与过去的学生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这种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学生们的出身阶层、入学动机等外在属性多样化、以及应称为内在属性的、他们精神结构的单一化。    所谓他们外在属性多样化，举例来说，由于大学的普及，与过去相比，出身阶层变得多种多样了。仅从学生父亲的职业来看，也是富于多样性的，这是战前不曾有的。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也占２０％左右，可以看到各种职业阶层出身的学生。而且，他们的入学动机也已多样化——从“求学受教育”到“谋取有利于就业的学历”，还有把大学看成娱乐园地、“想使青春过得愉快”的。此外，入校的大学生的智力和学习能力也比过去的学生大大增强了。    然而，他们的内在属性——精神结构已明显单一化。从前的学生们是优秀分子，表面看上去素质相同，然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却是极有个性的。与此相反，现在的学生虽然给人第一眼的印象是多样化的，但其生活方式是没有个性的，单一的。那么，现代学生的精神生活在哪些地方是没有个性而又单一的呢？    第一是丧失长期目标。他们既没有世俗的欲望    ——象从前的学生那样，谋求威信高的职业和地位    ——也没有以理念装点起来的目标。可以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现状，即大学生毕业后的发展前景正在不断丧失。总之，确立自己未来发展方向的能力显著减弱了。    第二是研究学问的能力明显减弱了。大学是通过传授知识来培养高度“处理情报能力”的机关。大学期待学生们有目的地钻研学问。但是，现代的学生好象丧失了通过研究学问使自己成长起来的动机。他们上课时虽然一般不缺席，但总的说来教养生活缺乏活力和热情。    他们明显地被现有学问所疏远，而他们自己也疏远这些学问。    第三是缺乏追求最终价值的志向，即缺少对人生所具有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不断进行探索的精神。在“然而我们每天都在思考”的时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曾抓住了许多年轻人的心。在那里，自己的未来生活与建设新社会的理念融为一体了。现代学生们对意识形态几乎毫无兴趣。相反，他们对主张具有连贯性和逻辑性的生活方式感到厌恶。他们追求最终价值的欲望，不能以现有的意识形态而得到充实，因而欲望正在减退。校园的脱离意识形态的倾向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第四可以指出，现代学生的自我综合性极弱。自我综合的要求是主体性的基础，它将决定他们的价值观。    虽然有只提出现代学生心理状态的否定的一面之感，但他们中的多数的确（１）不能把青年的冲动提高为热情；（２）疏远学问；（３）不关心最终价值；（４）以容易对欲望感到不满，自我孤立，在校园里游荡。    我认为，对于他们已经如此单一化和衰弱了的精神生活，今天的大学应该及早准备新的具有挑战性的教育环境，这样的时期已经来到。

【法国《世界报》９月１４日报道】爱尔兰每年生产的４００万吨泥炭相当于８，０００万桶石油，它可以满足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电力需要。    这些泥炭层由国营公司或私人公司开发。生产出的泥炭６０％供应８个电站。    近３０％的泥炭改制成煤砖出售给个人用于家庭取暖。剩下的部分用于农业。

【苏联《劳动报》十月十日报道】英国气象学家发明了一种不用任何仪器（包括电子仪器）的袖珍天气预报器。    这种预报器是一套画着表格的画片，表格上列举各种气象资料和天气特征。只要对照一下卡片上列举的各种特征和资料，就可以相当准确地说出未来十二至三十六小时内的天气情况，预报的结果可以从表格的格子里看出来。

【苏联《劳动报》十月九日报道】瑞士比埃尔市布洛夫钟表公司研制了一种新型电子手表，其能源是在一个微型的温差电池里产生的。    这种表与人体接触时，温度的差别形成电位差，而这种电位差就成了手表的能源。即使人体与手表的温差只有半度，也可以使温差电池产生电能，以供手表充电。因此，这种电子手表的能源供应几乎是不断的。

【塔斯社里加九月二十三日电】苏联拉脱维亚的科学家们建议用激光消除微型电子计算机中的故障。为此需要利用聚于五千分之一到七千分之一毫米点上的强光束。这项试验已在现代电子计算机所采用的集成电路上取得成功。一般来说，经过激光照射，这些集成电路就不需要修理了，假如经过光照，毛病得不到校正，这些集成电路便要废弃。利用这种光学仪器可以使微型结构恢复正常工作。    拉脱维亚大学固体物理研究所设计了一个特殊装置，用它可以自动地发现和校正集成电路上的毛病和故障。

【法新社东京１１月４日电】作为日本最有声望的职业棒球俱乐部“读卖巨人队”的一垒手被称为国民英雄的王贞治，今天宣布他不再打球了，从而使他的全垒打世界纪录以８６８次告终。    王贞治这位世界奇才的左手击球手，在１９７７年９月打出了他的第７５６次全垒打，从而打破了由美国人阿伦保持的世界全垒打纪录。    当时的体育报刊发行号外报道这个消息，电视台也中断了大约１０分钟的节目，来转播王贞治的记者招待会实况。    这位４０岁的国民英雄说，“我决定挂起球棒，因为我感到我将不可能再击出全垒打来满足棒球爱好者的期望了。”    他还说，４０岁了，他已感到体力差了。他说，“我从精神到身体都感到力不从心了。”王贞治在他２２年的职业棒球员的生涯中共打出了８６８次全垒打。他９次被选为日本最优秀选手。    王贞治将作为接替不久前辞职的长岛的藤田的助理监督，在下个比赛季度继续留在读卖巨人队。    王贞治退出球员队伍，加上长岛的辞职，是对读卖巨人队的沉重打击。王贞治虽然出生在日本，但不是日本公民，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按照日本法律规定，他保持他父亲的国籍。    他在打破了阿伦保持的全垒打世界纪录后两天，成为接受日本政府颁发的国民荣誉奖章的第一个人。

说东欧“卫星国”仍然是由操各种不同的语言的各国人民组成的，他们信仰不同的宗教，对莫斯科的效忠程度也各不相同    【美联社华沙１１月２日电】（记者：罗伯特·里德）题：东欧——民族主义    （原编者按：今年夏天震撼波兰共产党政府的工人罢工，只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影响苏联东欧卫星国的骚乱之一。    本社记者罗伯特·里德在即将发表的有关这次巡回旅行的两篇报道中，研究实行了３５年马克思主义的东欧的状况。第一篇报道《东欧——强烈的民族主义》，介绍了目前在东欧存在的鲜明的民族主义特点。在第二篇题为《东方——西方》的报道中，里德报道说，西方人及其思想在东欧广泛流传，但是，流露出担心：如果改革快了，可能危及数年来已获得的成果。）    在灰蒙蒙的千篇一律的形象后面，所谓的东欧“卫星国”仍然是由操各种不同的语言的各国人民组成的大杂烩，它们信仰不同的宗教，对莫斯科的效忠程度也各不相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军带来的３５年的共产党统治，并没有消除匈牙利人与罗马尼亚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俄国人与波兰人之间数世纪以来的憎恨。    这些不同的民族，曾经抵抗过土耳其人、奥地利人、普鲁士人和俄国人的帝国，而这些民族上的差异有助于在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这些社会更多的是在口号上而不是在实际上是划一的。    这些差异不仅在形成本国的社会和政治气候中，而且在决定六国对它们应与苏联和西方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方面起着重大作用。    例如，罗马尼亚在与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中奉行的是独立的对外政策。然而，罗马尼亚政府在对待国内持不同政见立场方面却以态度最强硬而著称。    匈牙利虽忠实地执行苏联的对外政策，但是，在国内却保持比较开明的气氛。    波兰人可以随便地邀请西方人到他们家里作客，但在罗马尼亚，这样做却是非法的，除非是家庭的直系亲属才行。    象在苏联一样，在东德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实际上消灭了一切私营企业。而在波兰，大约８０％的农田掌握在私人的手里。    在索非亚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保加利亚人是东方集团中独一无二的。他们真的喜欢俄国人。在保加利亚人看来，俄国人是友善的老大哥。”    往北大约８００公里在罗马天主教盛行的波兰，这里的情形就不同了。波兰曾在１８世纪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过。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当奥地利—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波兰才重新归于欧洲的版图。    一位波兰作家说，“我们波兰人向来是指望西方，指望巴黎。我们的不幸在于地理位置不好。”这位作家要求不要说出他的姓名。    地理位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决定这六个国家的命运起了重大的作用。    １９４４年和１９４５年苏联驰骋这一地区，追击退却的德国人，并建立了一个由“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缓冲地带，以作为抵御入侵的屏障。    由于在莫斯科受过训的共产党人被安插来掌权，并以苏联军事力量为后盾，因此，每个东方国家政权都按苏联模式着手“建设社会主义”。    莫斯科强加的一体化，很快由于这一地区的各国人民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阿尔巴尼亚一度是属于苏联集团的国家，但是，１９６１年在苏联采取贬低斯大林的做法之后，它分裂出去了。今天，阿尔巴尼亚尽管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国家，但是，它在对外政策方面却是自行其事最厉害的国家，它既攻击莫斯科、北京，也大骂华盛顿。    访问这一地区的人发现，最明显的差别是语言。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保加利亚人讲的斯拉夫语，与俄语很相近。    罗马尼亚人的语言鼻祖则可以追溯到罗马士兵，在当时的达契亚省他们得到了一块块土地。东德人讲的是德语，而匈牙利人则使用的是乌拉尔阿尔泰语，与芬兰语很相近。    第二个明显的差别是宗教。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东德人信仰罗马天主教或者耶稣教，由于信仰的关系，使他们同罗马或者同西方的改革和复兴思想发生了联系。    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大多数是东正教徒，东正教是俄国人和东方各国的人民信仰的传统宗教。保加利亚人在土耳其人统治时就不让西方思想传入，直到俄国人在１８７８年把土耳其人赶走为止。    在东欧任何一个国家的宗教影响都没有波兰的大，在波兰，三千四百五十万人当中大约９０％的人自认为至少在名义上信仰罗马天主教。    苏联人仍在东德驻有估计为４００，０００军队，在东德的公路上看到苏联的军用车，那是常事。    罗马尼亚不允许苏联人在那里驻扎军队，苏联人在保加利亚驻军也不行。    在对外政策方面，所有六国仍然与苏联采取一致行动，很少背离莫斯科的路线。采取独立立场最甚的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总统的领导下，承认以色列，仍然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    波兰政府意识到波兰—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有共同利益，因此仍然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美国与匈牙利的关系在美国１９７８年归还国宝圣·伊斯特万的王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顶王冠一直留在美国——以后，已有了改善。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也欢迎过尼克松和福特，他也访问过华盛顿。    东德和美国在一九七四年以前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冷淡，美国在保加利亚的外交官几乎不与高级决策人接触。    有时这些差异影响到东方集团国家之间的关系。

【法新社贝尔格莱德１０月３０日电】南斯拉夫目前正处于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外债增加；人民购买力急剧下降以及许多产品一再短缺的状况。    南斯拉夫领导人从未用过“危机”这个词，但是南斯拉夫遇到的却是２０年来最严重的经济问题。    投资额大（占国民收入的４０％）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通货膨胀为３０％，而去年是２２％。投资额大也造成外债增加，现在南斯拉夫的外债已达一百五十亿美元。几年来，南斯拉夫人的生活比较富裕，但是，现在，南斯拉夫正在为其宽松的生活付出代价。有一个时期国家曾向所谓的“政治”工厂提供资金。    其结果令人吃惊：去年这１４００家有亏损的工厂亏损达十亿美元。    斯洛文尼亚党的书记弗朗茨·塞廷茨最近呼吁把“所谓糟透了的地方官员”送去坐牢，因为，这些人凭借靠不住的论点“榨取新的贷款。”    南斯拉夫政府在面临经济冒进的情况下，今年六月将第纳尔贬值３０％。贬值３０％已证明是不够的，看来，必须大大增加出口。因此，这里在议论，今后几个月内第纳尔将进一步贬值。    虽然如此，六月份的调整措施有助于限制进口，有助于发展旅游业，今年旅游业将赚取十三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数字。即便如此，用一位党的官员的话来说，由于自治制度中出现这些矛盾，因此不能有效地采取其他措施来稳定经济。    例如，对价格的限制已告吹了：最近几个月食品上涨了２０％，房租上涨了１０％，电费上涨了１５％，小汽车上涨了３１％。    由于限制进口，商品出现短缺，２５年来商店外面总是有人排长队，等候购买东西。人们买不到咖啡、石油和肉类，药品也很难买到。据工会说，公司利润低是造成大多数商品短缺的一个原因，当局只好允许涨价，因此生活水平下降了７％。    据前总理米卡·什皮利亚克说，“工人不会允许这样下去的。”    经济学家们１５年前曾怀疑，没有国家的真正控制，如何能使自治和计划工作协调一致。    党的头号人物斯特凡    ·多罗尼斯基上月建议，实行在自治企业监督下的权力集中措施。但是，这样的企业迄今显然不愿牺牲它们的自主权来实现经济稳定。

【法新社贝尔格莱德１１月２日电】有一些人士今天在这里说，南斯拉夫一百名知识分子上书请求南斯拉夫集体领导的主席团，要求废除有碍于自由发表意见的法律。    这份请愿书特别反对刑事法典第１３３款。这项条款规定，谁要是“以恶毒和虚构的方式描述国家形势”，就要被判处一至十年徒刑。    请愿者们还对就“敌视南斯拉夫的宣传”提出起诉的规定表示不满。    这些知识分子说，这些法律与宪法保证舆论自由的情况不符，并且侵犯了出版和言论自由。    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几位著名作家，其中有多    ·乔希奇、安·伊萨科维奇和塔·姆拉德诺维奇，以及一些大学教授和律师。

【美联社梵蒂冈城１０月２９日电】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已结束对于免除神甫发誓不结婚所实行的两年冻结做法，并制定了放宽了的新规定，即允许天主教神甫脱离神职而结婚。这一决定意味着，梵蒂冈将立即开始处理业已归档的近５０００份神甫要求解除誓约的请求书。    这项新的教皇指示是梵蒂冈权力很大的信理部部长塞佩尔红衣主教致主教和教派领袖的一封信中下达的。    １０月１４日的这封信有力地重申了教会达１５００年之久的不准神甫结婚的禁令。人们认为，这个禁婚令是近几年天主教神甫纷纷脱离神职的人数猛增的主要原因。脱离神职的神甫人数每年约为４０００名，即占世界４０万神甫人数的１％。

【奥地利《新闻报》１０月３１日评论】题：克里姆林宫采取预防措施：    当波兰的政治危机在经过了一段表面上的平静之后又重新掀起了波涛之时，各个共产党国家对待波兰的态度开始出现不断增长的差异。即使这些不同的态度表达得含糊不清并且总是小心谨慎的，但它也反映了东欧集团各个国家中的国内方针和一般的政治气候。    所以，使某些西方观察家感到吃惊的匈牙利领导人的保留态度是前后一致的，并且是和卡达尔·亚诺什在大约２０年前所宣布的路线相一致的：“‘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主管意识形态的专家阿策尔在和《新闻报》记者的谈话中明确无误地强调说，布达佩斯政府决心毫不动摇地继续走困难重重、但却是唯一可行的经济改革之路。    恰恰在这些日子里，这种本身是不言而喻的态度的重要性之所以增加了，是因为人们听到了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完全不同的声调。尤其看来波兰的危机时间延续越长，邻国捷克斯洛伐克起的作用将越大。甚至最老实的同志都不会相信，被许多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看作是实际中的政治局第二把手的苏联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基里连科，在捷克斯洛伐克逗留了三天只是为了和瓦·比拉克一起在斯麦塔纳剧院观看《卡门》的演出，以及观赏“金色的布拉格”和签订关于两个国家之间“发展全面合作”的联合公报。    尽管如此苏联是在着手准备干涉吗？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有些事情说明，基里连科在这样一些人那里请教主意并不是偶然的，这些人在１９６８年８月军事干涉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了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那就是使这个受控制的国家的局势“恢复正常”。    晚一星期公布的在最近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警告让人证实，布拉格的当权者甚至在起着一种督导的作用。党的书记瓦·比拉克，这个莫斯科真正信任的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说，“波兰的事态使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深感忧虑。”当然德国的共产党人也感受到了这种同样的不舒服。苏联领导人越来越难以继续对波兰的事态发展保持沉默，甚至心平气和地看着而不采取任何措施。    布拉格，东柏林，甚至还有布加勒斯特的这种变得激烈的言论，是要使波兰的领导人处在压力之下，并迫使他们采取更坚决的态度来对付不听话的工人。从一切可得到的证据来看，苏联不愿重复１９６８年的暴力行动。以下一点也是非常可能的，即根据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痛苦的经验，在采取处罚措施的情况下也只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敲敲边鼓，而不要它参加干涉部队。匈牙利人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保加利亚人又远离危险区，而罗马尼亚人则会对事情的平息表示欢迎，不管是否运用武力，但要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要苏联的干涉。    但是，决定是在莫斯科作出的——而决不会只在但泽和华沙作出。基里连科的布拉格之行中的神秘使命，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产生作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推行的对到波兰去和从波兰来的人进行事实上的旅行封锁的作法已经是又一个不祥之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