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巴黎１０月２２日电】题：吉斯卡尔·德斯坦认为自己“完成了任务”    法国国家元首吉斯卡尔·德斯坦星期三（２２日）上午返回巴黎时说，他已“完成了任务”，他认为，他对中国为期一周的访问达到了三个目的。    共和国总统下飞机后说，这三个目的是：    一、“鉴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必须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人和法兰西共和国负责人之间在高一级的关系。    二、“确保这个辽阔的大国和我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    三、“加强知识、科学和文化的交往”。    关于第一点，吉斯卡尔·德斯坦强调说，他同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同时他还指出，已经确定了在巴黎和北京之间定期进行磋商的制度。在法国方面，这一任务将由外交部长让·弗朗索瓦—蓬塞承担。    在两国经济关系方面，他承认说，法国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够的，但是，由于中国决定把建设它的头两个原子能发电站的任务交给法国，这一情况将得到扭转。    最后，在谈到文化、科学和知识方面的关系问题时，吉斯卡尔·德斯坦认为这些关系的发展是“令人满意的”，但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这方面，他提出了在上海建立一所法国工艺学院的建议。吉斯卡尔·德斯坦明确说：“这所学院将根据中国的需要办，但教师将都是法国人。”

【合众国际社伊斯兰堡１０月２２日电】伊斯兰国家和平使命谈判人员今天说，伊朗领导人答应研究穆斯林国家元首共同探索结束波斯湾战争的途径种种办法的一项建议。    伊斯兰国家会议秘书长哈比卜·沙提博士是在从德黑兰返回伊斯兰堡之后讲这番话的。沙提在德黑兰同那里的领导人举行了四天的会谈。    这项建议包括建立一个由六个穆斯林国家元首组成的谈判委员会。

【法新社莫斯科１０月２１日电】题：最高苏维埃会议：对政府提出严厉批评    负责筹备星期三（２２日）将要在莫斯科开幕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冬季会议的几个委员会对政府提出了严厉批评。    苏联报纸星期二（２１日）透露，１９８０年的经济成果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好。    尽管统计数字使人们看到了上半年一些符合计划规定的情况，但头９个月的总结表明，情况并不太好。    这段时期的工业生产只增长了３．９％，而计划规定的指标则是４．５％。    在农业方面，官方宣布的产量是１．９亿吨，而不是勃列日涅夫主席所希望的２．３５亿吨。    面对这些令人失望的数字，最高苏维埃的各筹备委员会对政府提出了许多批评。    星期一（２０日）晚，政府机关报《消息报》透露了委员会提出的一些指责。    文章说，特别是农业，“不应把一切失败都归咎于恶劣气候”。还发出了一项呼吁，要求发挥私人自留地的作用。    但批评并不仅限于农业。国家的经济结构也是成问题的。最高苏维埃各委员会指责运输方面是落后的，特别是铁路运输：列车未得到合理使用、技术上的缺陷、为旅客服务很差。    星期二（２１日），苏联报纸强调，没有完成经济计划已给国家生活、特别给居民生活水平造成很大影响。    １５００名苏维埃代表将于星期三和星期四（２３日）对本年度工作总结进行审查，力图在１９８１年能纠正这些错误。实际上，只有不多的几个问题使代表感到满意。    诚然，对苏联来说，尽管１９７９年是“阴郁的一年”，但１９８０年仍是发展的一年。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达到了预定指标。有些部门，如汽车工业部门是繁荣的。但仍有许多弱点：特别是煤的开采以及食品供应。    因此，苏联报纸星期二要求“消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这些缺点”。最高苏维埃各委员会（《消息报》引用了它们所作出的结论）认为，“假如各个部关心改进技术和劳动条件的问题，那么经济成果就会较好一些”。    苏联人强调指出，这些批评是在他们的经济体制中出现了一些民主的体现。１９７９年，勃列日涅夫主席曾直接批评了１１位部长。    外电报道苏领导人出席会议情况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１０月２２日电】苏联总理柯西金昨天未出席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式，这个情况证实了广为传播的消息，说由于身体有病，他不能担任他１６年前从赫鲁晓夫那里继承下来的职务。    据认为，７６岁的柯西金在过去一年里至少发过一次心脏病；在１５位政治局委员中有几位没有出席会议，但只有对他的缺席没有说明原因。    苏联电视台并没有明确说柯西金未出席最高苏维埃会议，可是该电视台播送的出席会议名单中显然没有他的名字。    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格·罗曼诺夫没有出席会议，那是因为他正在欢迎来访的阿富汗领导人卡尔迈勒。    勃列日涅夫主席走进了克里姆林宫大会堂。脸上含着笑容，并突然向１，５００名代表作出“Ｖ”字形的手势。这位７３岁的领导人在会议进行期间，他使用助听器，因为他的听力不好。    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苏联理论家苏斯洛夫已很久没有公开露面了，这次两人又都突然出现了。    克里姆林宫高级领导人出席象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式这样的活动被认为是必要的，而没有出席这种开幕式几乎总是由于下面两种原因中的一种：不是病重就是在政治上失宠。    分析家们曾认为，柯西金也许会利用这次最高苏维埃会议来宣布他退休的决定，但是，在苏共第２６次代表大会于明年二月之前，看来是不可能作出这种人事变动的。    当最近刚进入政治局的最年轻的委员戈尔巴乔夫坐上座位时他显然怀着兴趣笑嘻嘻地环顾四周。

【共同社东京１０月２１日电】外务省２１日就安全保障和外交问题归纳了“坚持和平外交”等八项原则，伊东外相在同一天的众院安全保障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回答了有马元治（自民党议员）的质询，说明了上述原则的意思。外务省的方针是：在今后展开的外交中，要把它作为“伊东主义”加以对待。    外务省人士说，之所以在目前表明这种强调和平外交的见解，是因为最近的防卫议论已发展成大谈苏联威胁等鹰派的议论，这样做是为了阻止这一趋势。    伊东主义八项内容的要点如下：    一、战后，我国一直把和平外交作为国策。但我国是资源缺乏、依赖对外经济关系的岛国，因而，是以这样的和平外交为基调的：排除自私和孤立，以合作和协调为宗旨    。    二、不做军事大国。这种思想在经历了战争灾难的日本国民的真挚感情中扎下了根。    三、专守防卫。不能被别国欺负，但也不要给别国以威胁。日本的自卫力量，如果能够在日美安全条约的基础上，整备成一支足以阻止对我国的武装进攻的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威慑力量就足够了。    四、不采取以行使集团自卫权为前提的行动。    五、坚持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则反映了国民的一致愿望。    六、把日美安全条约体制作为制定防卫政策的基础。    七、确立文官统制。在民主主义国家，必须确保政治优先于军事。    八、尊重国民的意见。与我国生存攸关的、象安全保障之类的国策，必须在倾听全体国民的意见的基础上加以制定。

【塔斯社莫斯科１０月２１日电】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生于１９３１年，１９５２年入党。国立莫斯科大学和斯塔夫罗波尔（北高加索）农学院毕业。１９４６年起当联合收获机助理司机、开始了劳动生涯。１９５５年起担任共青团和党的工作。１９６３年起任苏共边疆区委某部部长、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苏共边疆区委第二书记。１９７０年起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１９７８年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１９７９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他是苏联几届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认为苏重视农业的政策是克里姆林宫充满苦涩的决断    【共同社东京１０月２２日电】题：苏联领导集团痛苦地决定依靠重视农业提高福利    莫斯科２１日电：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２１日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把通过重视农业来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最优先政策提了出来。但是多数人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充满苦涩的决断，由于受到波兰形势的强烈影响，意识到如果继续置人民的不满于不顾，就很可能动摇现体制，出自这一危机感才采取提高人民福利的政策的。同一天晚上，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了迎送新华社莫斯科分社新老社长的宴会，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内的各国记者均前来参加，话题的中心是‘勃列日涅夫报告”。各国记者都异口同声地指出这个报告是“托波兰的福”。    关于这次勃列日涅夫报告，引人注目的是很快公开发表了报告内容，在下午９点钟的广播新闻节目时间播送了报告全文。迄今为止，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多是不公开发表的，可以断定这是被迫感到需要把提高人民生活政策赶紧告诉人民。    勃列日涅夫的报告坦率地承认了对城市及工业区的肉食、奶粉供给不足，再次表明了要发展农业政策，但是引人注目的是指出了极为细微的具体政策。对于容易受气象条件左右的苏联农业来说，极为重要的是向大幅度采用机械化的细耕农业改进。    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严厉批评了农机制造落后，表明了苏共中央委员会新成立了农业机械制造部这一事实。    据说苏联的国防工业是水平最高的部门，预算也最多，要求国防产业部门协助农业一事，说明了克里姆林宫为了农业而表现出的非同一般的热情。    可以说农业问题专家戈尔巴乔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也是勃列日涅夫政权热心于发展农业的表现。

【美联社新加坡１０月２２日电】泰国外长西提·沙卫西拉今天在这里说，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本月底访问中国期间将同中国领导人讨论另外成立一个领导班子来取代目前在柬埔寨执政的韩桑林以及已被推翻的波尔布特政权的问题。    泰国外长对此没有作详细阐述，但他还说：“我们去中国是想看看中国领导人的反应，便于我们在我们的地区实现和平。”西提说，他在近两天中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和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奥恩那里“接受了一些看法”，但他没有详谈。    这位泰国领导人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他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一致认为，炳·廷素拉暖拟议中的中国之行是“适时的、有益的”。    他还说，这位泰国领导人将设法了解中国领导人对东盟的一些和平建议的看法，这些建议主要是要求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在柬埔寨举行由联合国监督的选举，以使柬埔寨人选出自己的政府。

【日本《世界周报》１０月１４日一期刊登驻北京记者辻田坚次郎的报道】题：中国报纸实行群众路线，报道姿态变化之大令人吃惊    “这种事情完全是第一次。实在很有意思。因为甚至连发言者的名字也一一报道”——知识分子Ａ先生对有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宣传报道，似乎相当满意，激动地说了上述一番感想。    从８月３０日到９月１０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焦点，当然是华国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的辞职及赵紫阳副总理晋升为总理等国务院人事的大幅度变动。    不过，中国的民众，通过内部发行的、专供中国人阅读的转载外电的《参考消息》，事先已经得知了其内容。因此，“建国以来最大的人事变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莫如说报纸的宣传方式给人以新鲜的惊异之感。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以及各报，连日以大幅版面报道了包括姓名在内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发言内容。    日本等西方国家报纸报道国会上议员争论的内容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共产党国家却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几年前，审议内容还是不报的，就连是否已经开会的消息外部也是不得而知的。Ａ先生对报纸姿态的如此变化感到惊讶，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中国的报纸象这样实行群众路线，并非是从人大的报道开始的。在清除“四人帮”后，就已经有了苗头，最近是更为明显罢了。    其第一个特征是重视民众的生活。从中国的报纸来说，作为共产党的宣传机关，是列举党的政策和方针的，具有上情下达的性质。    在民众看来，报纸就是政治学习的教科书。    报纸最近开始刊登了有关市民生活的话题。典型的例子是一份叫作《北京晚报》的小报。《北京晚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刊，于今年２月１５日复刊，很快就成为北京市民爱读的报纸。这是因为该报增加了不少同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甚至刊登有关哪个商店出售什么样的商品、烹调、家庭医学以及市内发生的犯罪事件和交通事故等消息。    特别是充实了文化和体育栏，最近还安排了介绍“当代新星歌手”的专辑。    其它报纸多多少少也表现出了这种倾向。    开始批判高级干部的特权化和官僚主义，这也是一种新的倾向。特别是《人民日报》点名批评同“渤海二号”翻船事故有关系的石油部长宋振明的消息，似乎博得了群众的喝采。    不过，期望报纸起到批评高级干部的官僚主义、沟通领导人和群众的关系的渠道作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人代会的分组会上，上海市的代表主张：“为了加强民主与法制，应当让报纸发挥它的作用。不管是光明面还是阴暗面全都应当报道，要揭露干部违法的问题。”这位代表说，为此，建议制定“新闻法”，记者可不受党委的检查，自由写稿。    中国尚无民办报纸。官方报纸依靠这条群众路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共鸣呢？消除广大群众对政治本身的不信任感，这是赋予中国报纸的一项重大的使命。

【英国《每日电讯报》１０月２０日刊登驻北京记者格雷厄姆·厄恩肖的报道】题：三轮车又回到了北京    中国的三轮车，在消失了十年之后，如今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    上星期，三轮车工人从北京火车站把旅客运往城区各处，每半英里收费约１２便士（合人民币４角多一点）。    蹬三轮车的几乎全是年轻人，因为国家未能给他们找到固定的职业。这些三轮车工人收费也是非常灵活的。昨天，我雇了一辆三轮车，把我从北京站拉到我居住的外国人公寓的大门口，有一英里的路程，收费人民币两元。    这位蹬三轮车的人在许多骑自行车的人中间引起了奇特之感，有几个人和他并行，问他租一辆三轮车要多少钱，每月能挣多少钱。    当我们穿过繁华街道遇上红灯时，这位１８岁的蹬三轮的新手说：“我预料这个月大约可挣７０到８０元。这个月还算不错。不过这是一种很劳累的工作，并且又快到冬天了。再过一两个月我就不干了，找别的事干干。”    他说，目前拉人的这十几辆三轮车是集体经营的。蹬三轮是政府为了安排一百万城市失业青年最近允许开办的几千个行业的一种。    大约一个月以前，北京的报纸上对于三轮车这个问题有所争论。有的人说蹬三轮车有损人的尊严，其它人则认为这至少可给蹬三轮的人提供生活费用。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可缓和北京站外长期以来交通紧张的状况。    中国南方一些城市里也可见到这种三轮车。我的前任记者奈杰尔·韦德今年年初在福建省的泉州乘坐一辆三轮车，由于他身体过重，把三轮车压坏了，因此他在那里还出了名。

八十年代综合商社的基本特征是冒险经营，因此建立敏锐的情报搜集体制以应付政治风险，已成为当务之急。对综合商社来说，“情报就是钱”    【日本《经济往来》杂志１０月号文章】题：活跃的商社情报战——商社经营仅仅“懂经济”已经不行了迅速进入冒险经营的时代尽管人们说综合商社正处于“好光景”，已从这几年的不景气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决算令人满意，但是综合商社首脑的表情却是很严峻的。“在今后的商社活动中，必须更加重视的主要危险是信用贷款危险、汇兑危险、商品投机买卖危险和国家危险等”（伊藤忠商事公司户崎诚喜总经理语），正象这句话表明的那样，八十年代综合商社的基本特征是冒险经营。    今年以来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给综合商社经营带来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苏联军事介入阿富汗，伊朗占领美国大使馆事件，以及美国由此对苏联和伊朗采取的经济制裁措施也波及美国的同盟国日本。    美国对苏联的经济制裁不仅突然限制了日本企业对苏联的出口。由于禁止对苏出口，甚至农林水产省也要求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和丸红四大商社接受美国剩余的农产品。    综合商社的经营完全受到国际政治的摆布。即使是最近，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波兰和韩国等与综合商社交易额高的中等发达国家还在发生动荡。    现在综合商社已经开始谋求加强搜集和分析政治情报，这也是因为国际交易界出现了越发受到政治趋势摆布的倾向，回避危险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有必要进行综合的冒险经营。    八十年代的综合商社的危险比以往的商业危险更大了。因此，确立敏锐的情报搜集体制以应付政治风险已成为当务之急。设立收集国际政治情报机构对于“人就是设备”的综合商社来说，的确“情报就是钱”。在世界上布满蜘蛛网般的情报网也是为了最早搜集到准确的情报。    最大的商社——三菱商事公司在世界各国设置了１１５个海外办事处，约９００名日本人和２，０００多名当地职员从事着搜集情报工作。    甚至被人称为“超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三井物产公司情报网超过了三菱商事公司的情报网。    而且各商社都完善了能在瞬息之间交换情报的联络网。    三井物产把这个机构称作三井全球通信网，专线长达４０万公里，能绕地球１０圈。由于设置了这个系统，仅东京总公司一天就能处理超过８万份的情报。人们说“综合商社只有白天没有黑夜”，这也是因为人材济济，设备完善，人员在世界各地活动。    这个系统有时也搜集世界重大事件的情报。    综合商社过去的一切情报活动都是以搜集与贸易有直接关联的经济情报为中心。人们把这个机构称为“贸易尖兵”和“经济动物”，商社人员的大肆活动使整个世界感到吃惊。    日本商社的工作人员都受过训练：他们可以极贪婪地把认为是赚钱的情报尽快发回东京。因为这种情报的准确性和速度是竞争愈演愈烈的综合商社的命根子。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即使遭到一些小的失败，经济成长力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但是进入稳定增长时代，小的失败也已不能允许了，而且现在已经进入“政治与经济复合危机时代”；进入了视危险的程度如何，综合商社将被置于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的时代。    各商社开始加强情报机能的背景是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    三井物产因为同伊朗搞了个石油化工工程计划，所以迅速地于去年１２月底设立了“中东情报委员会”。    据说这个委员会的业务是以中东各国为中心，对伦敦、纽约等地的海外当地法人发回的有关中东的政治和经济情报加以分析，把分析结果报告给具有代表权的全体干部和有关部门。但是，“最近不仅仅中东，还涉及国际政治和军事情报”。    进入今年以来，设立这种“情报机关”的活动在商社中间活跃起来。    日商岩井公司今年４月也把以前由计划总部管辖的海外综合部和由开发总部管辖的海外开发部合并为“海外业务部”，设立“情报室”作为其下属机构。    其任务“主要是分析国际政治和军事形势，不专门以某一个国家为对象，而是以东南亚国家联盟、欧洲和中近东等地区的动向为对象”（日商岩井公司情报室长南政寿语），例如搜集、分析伊朗革命对其他中近东各国产生什么影响之类的情报。纷纷聚集到政治情报的大本营——华盛顿无论怎么说，国际情报的据点还是美国，是议会所在地华盛顿。    例如今年一月中旬，美国对伊朗采取的经济制裁的趋势如何，引起了人们注目，政府一直采取慎重的姿态。而在这时，综合商社却很快地开始与伊朗进行了新的贸易洽谈。综合商社之所以不等政府作出判断就开始行动，也是因从各商社驻华盛顿办事处得到了美国国务院人士提供的情报：“美国和伊朗出现了和解气氛”。    “总之，最近在贸易中，最注意的是美国的动向。国际关系如此紧张，不看准美国的表态，日本企业就不能做买卖。”此外，美国首都华盛顿作为世界的情报中心，正在日益提高其作用。    现在，综合商社中设有华盛顿办事处的有５家商社：三菱商事（１９７１年４月）、三井物产（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丸红（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７７年，后关闭一时期又于１９７９年４月重开）、住友商事（１９８０年４月）、日商岩井（１９７７年４月）。    如果说起综合商社的海外驻在人员，他们是每天为扩大销路奔走的贸易尖兵。    但是在华盛顿办事处的驻在人员的工作是象新闻记者似地搜集情报。商社进入了搜集情报能力出现差别的时代情报确实具有两重性。准确的情报能够回避危机、扩大销路，相反，情报不准确，甚至由于“冒牌情报”，也会错过营利机会，有损信用。    某大商社的董事长说，情报工作有４个阶段：（１）收集素材、（２）审查素材、（３）作出判断、（４）采取对策。    要从各个角度研究第一线商社职员搞到的情报，然后加以判断，使其发挥作用。这４个步骤如果得以顺利地组织实施，就不会发生问题，但是在严格的工作定额下，从事买卖的商社职员常常是根据自己的判随意处理自己搞到的情报。    此外，综合商社是“人的集团”。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加之商社的组织是采取重叠的纵的事业部体制，所以往往不能很好地进行横的合作。    三井物产的情报网几乎超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它的情报量是惊人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发来，问题在于怎样把它变成有价值的情报，这是最难的。这大概是综合商社的永久课题”（三井物产某干部语）。虽然程度上有差别，但各商社都对此感到头痛。    虽然各商社都设立了国际情报机构，但是真正的机密情报和各国政府内部的动向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搞到的。    日本政府搞情报的能力还是很弱的。综合商社中甚至有人说：“依靠政府和官厅就没有办法做买卖。”    即使是外务省派遣到国外的工作人员也只不过相当于大综合商社一个社的派遣人员。尽管说最近正谋求加强阵容，然而也不能否认，力量还远远不够。日本驻美大使馆好不容易才设置了负责宣传的人员。与各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    商社的人自豪地说：“在伊朗情报、沙特阿拉伯情报和阿富汗的情报上也是综合商社搞到的情报要准确得多、快得多。”这也是由于情报网上的差距和搜集情报能力上的差距所致。    八十年代的综合商社，仅仅依靠“经济动物”的本能已经不能维持商社的生存了。另一方面，综合商社经营愈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怎样控制自己的庞大躯体和怎样回避危险是赋予经营者的最大责任。

谈波兰船员在海上航行时看到太阳发出绿光的情景    【苏《科学与生活》８０年第７期刊登科托娃译自波兰《青年技术员》杂志的文章】作者：波兰著名快艇运动员乌尔班奇克题：绿光    绿光的整个故事是去年夏天开始的。７月２０日新的“晨星号”纵帆船，由我带领从旧金山出发向波利尼西亚方向驶去。    我们在夏威夷群岛耽搁一段时间后，驶过赤道，在几个群岛作了停留，通过了南波利尼西亚，我们经过萨摩亚群岛后，继续向西行进……    我们受到热带太阳的曝晒、大雨的浇淋和风暴的袭击。我们这些帆船运动员逐渐变成了活跃的水手，无风浪时，我们捕鲨鱼、在海里游泳。我们收集了植物样品与动物样品，拍了照，拍摄了电影，钻进了礁湖和珊瑚礁区。    一天傍晚，不值班的人坐在被风吹鼓的主帆的阴影里，喝着冰啤酒，突然我听到了舵手激动的喊声：“快看那边！快看！绿色的太阳！”    起先我怕是舵手理查德被太阳晒晕了，可是我从航行室走到甲板上后，马上就明白理查德一切正常，帆船在正常航行，帆的工作也正常，引起这场慌乱的“罪魁祸首”清醒地对我们说：“我正在观察日落，以便确定明天的天气，突然，当太阳几乎已经完全隐没在大海中时，它还没有沉下去的那一部分从黄红色变成了绿色，象草地一样向四周放射，后来就消失了。”    第二天，全体队员在日落前半小时都到了甲板上。最不相信这件事的人带上了相机和电影摄影机。使理查德懊丧的是，太阳鼓成了一个大球，仿佛在嘲笑我们，发着红光，象平常一样地消失了。    几天后，舵手再次见到了绿光，这次同时看到的还有两个人。第二天我们准备好了帆船上所带的所有的摄影器材，但在日落前一会儿，太阳钻进了云层。    从此开始了捉迷藏。绿光简直是在捉弄我们。有时太阳刚落，马上出现了绿光，而这时大家恰好不观察了；有时好几天都不出现绿光；有时正好没人观察时，它倒反而出现了。船上所有的人都等得焦虑不安。    《晨星》号的全体船员至少有５次是公认看到绿光的，而有８次是有争议的。    所有多次观察过海面上日落时会发出特有的紫红色光的人，看来会对上面描述的现象表示惊奇。更加怀疑的人可能会把它看成作者幻想的结果……    太阳变平常的金黄——紫红色为它所不特有的青草色是否现实，是否有可能呢？除我们这帮人之外，是否也有别人见到过这种奇观呢？    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绿光的光学奇观在古埃及时就有人知道。在金字塔中保存下来的图画里，可以见到向四周发射绿光的太阳。这些图画过了６，０００年才被发现，人们要得到这些神秘现象的解释，也许也要在那么多年之后，也许还要过更长的时间。    大气光学上认为绿光是例外现象，尽管如此，有些观察人员已见过多次。据他们说，这种现象通常持续１——３秒钟，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发绿光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些人一致认为，绿光是一种迷人的奇怪现象，是美丽非凡的奇观。    为了看到这种现象，需要同时具备一系列条件：空气透明，能见度高，大气中水蒸汽含量尽量少，地平线平直（最好是在水面上）而清晰，没有云彩、没有雾。苏联著名天文学家季霍夫多年研究了这一现象，他写道：“如果日落时太阳是红色的，用肉眼就可看出，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不会出现绿光。原因是清楚的：太阳的红光意味着深蓝光和绿光在大气中的强烈扩散。相反，如果太阳没有十分改变自己的淡黄色，日落时仍然十分明亮（这意味着大气对太阳光的吸收很少而且是成比例的），那么绿光就有出现的可能。重要条件是，地平线应是一条没有任何不平整的地方（如附近的森林、建筑物等等）的清晰的线。这种条件在海上是很易达到的，正因为如此，生活在海上的人很熟悉绿光。”    这样，海洋为观察这种现象提供了最大可能。特别是当酷暑后骤然寒冷下来，这往往是由于极风的到达引起的。这时的空气总是清彻透明，因为上述现象引起的短时间的暴雨冲掉了空气中的灰尘。由于温度低，水蒸汽的含量也相对地较少。云彩出现的机会少，而且往往在傍晚前就消失了。    有趣的是，日出时，偶而也能见到绿光。这要求空气的透明度极高，所以它主要发生在温暖地带，因为那里的地平线上的空气的透明度极高。    绿光在能见度往往很好的地中海见过多次，但在能见度中等的波罗的海则一次也没有见过。最近几次见到的绿光中，有一次是在加里宁格勒附近见到的。绿光曾在黑海、墨西哥及智利海岸出现过，它在亚得里亚海出现过多次。    一位观察到绿光的人写道：“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４年间，我在亚得里亚海上见到绿光近百次。如果地平线十分清楚，海上无雾，我几乎总能猜到会出现绿光。绿光会变得碧绿，象火焰一样，照得人睁不开眼。”    陆地上见到绿光的机会要少得多。在高山上有时能见到。    两名法国天文学家借助透镜观察过绿光，他们报告如下：“我们见到绿光多次，总是在太阳的最上端消失在海平面上时。正是太阳的上部在消失前几秒钟变成了一个火球，它在消失的瞬间喷出强烈的绿光。它往往呈三角形，犹如绿色闪电擦海而过，这不超过一秒钟，但光却亮得刺眼。    科学是如何解释绿光的出现的呢？其实十分简单。    太阳的白炽光实质上是几种光的混合，这我们在小学时都早就知道。大家也都知道，借助透镜可以把它分离开来。象地球一样成曲面的大气成了一端向上的“气体透镜”。位于地平线以上位置很低的太阳光通过的正是这个透镜。    让我们通过这样放置的透镜，观察固定在墙上的模拟太阳的一个白纸圆圈。于是我们看到，向圈外面套上了彩环：上面是紫色的、蓝色的和绿色的，下面是黄色的和红色的。这说明，通过透镜折射得最厉害的是紫光，其次是蓝光、绿光、黄光、橙黄色光和红光。    当整个太阳高出地平线时，它的亮光会遮去颜色不太鲜艳的光环，而当日落或日出时，从理论上说，可以见到它上部的紫光、蓝光和绿光。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文章】（记者：哈希）题：动物园联合挽救濒于绝种的动物    关于２０００年世界人口增长情况的引人注目的预报，意味着对人类以及动物都将产生严重的影响。    预料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将是欠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野生动物最集中，同时保护处于危境的各种动物的技术、法律和财政手段又最少。    因此，世界各地动物园管理人员正携起手来，进行他们认为的最后的努力，来挑选能够挽救的动物种类，然后共同努力确保这些动物得到挽救。    华盛顿国立动物园动物计划负责人艾森伯格，告诫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会议的６５０名代表说，如果各国动物园能够合作，就能完成很大一部分工作。    美国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即将去职的主席、得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的波特动物园的法斯特对本报记者说，今天对野生动物的最大威胁是“为了养活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口，热带森林、草原和没有开发的动物栖息地正在遭到迅速的破坏”。他说，这种破坏肯定要继续下去，因为“如果还有一个饥饿的农民需要再开垦一英亩土地来养活两个孩子”，就没有别的办法。    在这里的动物园负责人解释说，答案是要实行一项以改进动物园，对处于危境的动物进行强制繁殖的技术为基础的突击保护计划。同时还要实行一项教育计划，加强公众对动物园保护动物工作的支持。    美国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已经建立了一个掌握动物园中将近２５万只动物情况的计算机化的国际动物种类目录系统。这个系统正在克服稀有动物的近亲繁殖问题。近亲繁殖的死亡率高，失去了遗传方面的多样性。利用国际动物种类目录系统，可以迅速地使动物与相距遥远的动物园中没有亲缘关系的动物交配。    有了这个系统，可以把这些动物当作分布在世界各地动物园中的一群动物来统一管理。    纽约州动物园总管康韦博士说，布朗克斯动物园现在同４０个动物园签订了繁殖贷款协定。有了这种协定，货币不用转手了，繁殖的后代则由参加协定的各个动物园分享。    康韦警告说，随着更多的自然栖息地的消失，这种动物园间的合作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他估计在今后的２０年里，为维持全世界各动物园中现在饲养的７６０只西伯利亚虎将花费４，９００万美元。他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管理这些西伯利亚虎是保证这类动物生存的唯一办法，因为今天在山野里只有３００只西伯利亚虎了。７６０只虎将需要４０００平方英里的原始栖息地维持生存。    即使动物园能汇集足够的技术知识、费用和空间来维持某些动物的生存，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法斯特先生说，必须对繁殖加以精心的控制，“以便我们不按照人类的希望来选择品种，例如选择容易掌握的大象或最大的老虎”。他说，我们应当保护现有的种类，因为“如果保持了适当的山野栖息地，这些野生动物就会一代代地生存下去”。    此外，美国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的成员认为，有些种类的动物由于空间有限已经无法挽救了。他们都坚持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仅对加利福尼亚秃鹰来说是这样（这种鹰在自然栖息地只剩下大约３０只了），对其他好几百种动物来说也是这样。人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法斯特说，阿拉伯直角大羚羊‘‘不怕骑骆驼的猎人，但是受不了人们乘坐吉普车用机关枪猎取”。这种美丽的动物只是由于有动物园才免于绝种。今天在动物园里的大羚羊已经繁殖到一百多只，并被重新送到非洲的一些安全地区。    这类的成功取决于动物园的改变——例如芝加哥的林肯公园动物园就改变了方式。这个动物园把非洲狮换为印度狮，结果在这所湖滨城市动物园繁殖了第三代的印度狮和向世界其他动物园提供了创纪录数量的健康小狮。

【法《世界报》９月２日报道】题：巴黎地铁８０年    １９００年７月１９日，是巴黎地铁从樊尚门到马约门之间第一条线路通车的日子。在那时，为改善城市交通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今天，巴黎地铁已伸展到１８３公里，拥有３２５个车站，１３，３７９名职工，平日客运量达４００多万人次。    巴黎建造地铁与其他一些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相比稍晚一些。伦敦第一条地铁是在１８６３年开始通车的，纽约第一条地铁是１８６８年建成的，芝加哥的地铁是１８９２年通车的，布达佩斯第一段地铁１８９６年开始营业。    巴黎建造地铁时曾争论了好长时间，１８９８年，工程在“地铁之父”菲尔让斯·比安弗尼领导下才得以动工。建筑工地是庞杂的，在１８个月期间，巴黎街道闹翻了天，好几公里长的下水道、自来水管道、电线和电缆都挪动了位置。    施工中发现了许多历史文物。在共和国广场下，人们挖掘出夏尔五世时代包括围墙在内的唐普尔门柱子的基座，还挖掘出许多石头棺材，最名贵的发现是巴士底八个塔之一的“自由塔”的基座。    第一条巴黎地铁建成后使用的列车只有三节，一节机车，两节挂车，车厢是用木头制成的。

【塔斯社哈巴罗夫斯克１０月７日电】题：阿穆尔河鱼类的本领    阿穆尔河（黑龙江）嘉鱼在预报天气方面误差不超过３％。鱼类的这种有趣的特点，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鱼类学家在实验过程中发现的。在晴朗而平静的天气里，鱼儿安然自得地在专门修建的养鱼池底游戏。“活的风雨表”并没有错：刮起了小风，薄云变成了浓云，在暴雨到来之前嘉鱼特别活跃。专家们认为，气象学家也完全可以利用鱼类的这些特性。    远东河流的鱼类已经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例如，卡拉库姆运河河床的生物清理工作，交由草鱼和鲢鱼去做了。    阿穆尔河将近有５０种可捕捞的鱼类，在最近几年里已经在全国养鱼池里安家落户了。鲢鱼已经很好地习惯于鲤鱼养鱼池。鲤鱼以水底无脊椎生物为食，而这个新住户则以水生植物为食，因而这种混养两种鱼类的养鱼池的产量，提高了好几倍。    阿穆尔河鱼类对饲养条件要求不高，这有助于开发新的人工养鱼场所。

【《日本经济新闻》９月２３日报道】题：利用草鱼群吃掉杂草——在埼玉县鸿巢市实验成功。    埼玉县鸿巢市的稻田地带——笠原地区所进行的在农业用水道投放草鱼，吃掉在水道里长满的杂草，实验获得成功。    不久前回收了第二次投放的鱼。这次回收了肥大的１３４尾草鱼，与投放时相比，体重增加了两倍多。据迄今收集的数据，投放草鱼前，一平方米的水面下平均生长着两公斤杂草，投放草鱼大约１００天，杂草全无。    在笠原地区，以前当地农家每年要全体出动四次割草。现在只是在投放和回收草鱼时需要人手，劳动的合理化程度大为提高    。

【美国《华盛顿邮报》１０月１８日专稿】（伯吉斯发自曼谷）题：右派叛乱分子使老挝人和越南人担忧    一股股右派游击队在互不相连的公路上伏击车辆，并在村落里鼓吹造反，这引起了五年以前在河内军事力量支持下上台的老挝共产党政府的严重关切。    西方分析家说，河内在老挝大约有４０，０００军队，其中有许多牵制在维护国内治安任务上。    右派游击队派系极多，纪律松弛，大概只有几千人，目前没有威胁到政府的稳定。    老挝抵抗战士中有许多是在１９７５年解散的由美国装备的军队中的老兵。美国就象干涉越南那样，花了２０年的时间试图阻挡老挝的亲越共产党巴特寮接管，但未获成功。    在老挝南部，游击队从１９７５年以来便以灵活机动的小组形式进行活动。许多人留着披肩长发，发誓说不取胜就不剪发。使用的武器有美国的，也有共产党发的，弹药总是不够用。    外交人士说，８月份以来，从越南通向西面的九号公路沿线的袭击事件多起来了。游击队出击车队和一些孤立的哨所，然后消失在丛林中。两年前，他们把巴特寮的一位高级将领打得几乎死去，炸毁了他乘坐的车辆前面的一辆车。    看来，右翼部队得以在南部的某些乡村地区自由行动，因为在那些地区，共产党政府一直不怎么受村民的欢迎（１９７５年以来，老挝的３００万人口中将近十分之一沦为难民）。    抵抗力量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的政治纲领非常简单，我们希望老挝恢复成一个中立国家。”游击队说，这种反越倾向对整个老挝有广泛的感染力。然而，恐怖活动很可能是针对不同意反越的那些人的。在老挝北部，中央情报局组织的部族人“秘密军”残部，继续在一些分散的地区抵抗巴特寮的统治。他们带着全家到了丛林，自从１９７５年以来，他们一再受到大炮和飞机的袭击。    越过边界进入泰国的难民，详细地讲述了在老挝如何使用化学药剂来消灭村庄。难民说，空投下来的化学药品，有时是鲜黄色的，有时是鲜红色的，它们能造成当即死亡，或者造成严重呕吐、腹泻和痉挛。    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游击队都经常越过泰国边界进入难民营；目前在这些难民营中住着大约１２万名老挝人。    疲惫不堪的游击队休息好了之后开始收集物资运回老挝。新的游击队员是从难民营中闲散的年轻人中征召的。    在泰国东北部的乌汶难民营，“白色老挝”（游击队员们这样称呼他们自己，以区别于他们的敌人“赤色老挝”）看来得到了几乎是普遍一致的同情，许多难民的家属为这个事业把分配给他们的部分大米捐献了出来。    但是，抵抗力量也象柬埔寨的自由高棉一样，在领导和纪律方面存在着危机。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部，相反，却是各不相干的解放运动和私人军队的集合体，各自声称效忠于它自己的军官或政治人物。    下面列出的这份领导人（其中大多数都舒舒服服地流亡国外）名单中，包括老挝近代历史上一些最著名的人物。    贡勒，这个在其１９６０年的一次政变中创建了老挝中立主义军队的小小的陆军上尉，被一个在老挝南部的小组织称为领袖。据信他现在住在巴黎。    一度是贡勒敌人的富米·诺萨万，在１９６２年使美苏发生尖锐冲突的危机期间曾受华盛顿的宠爱，现在是另一个组织的保护人。他后来到泰国流亡去了。    一位前国防部长指挥着第三个组织。一位前发展部长指挥着第四个组织。总的来说，老挝北部的游击队都是忠于秘密首领王宝将军的。王宝是在１９７５年逃离老挝到蒙大拿定居的。    目前正在作出努力把一些主要组织统一在共同的旗帜之下。９月１５日，富米正式和发展部长的那个组织一起成立了老挝人民民族解放联合阵线。    已向王宝和贡勒发出邀请，请他们也参加这个阵线。然而，由于他们个人之间的冲突以及他们两人谁都不直接指挥自己的游击队组织，因此无法肯定他们是否会响应。    比较现实的抵抗运动领导人说，他们不能指望打败巴特寮政府，但是如果再施加五年的军事压力，也许能迫使它进行谈判，并让他们也参与国家的政治。    他们认为，即便要实现这个较小的目的，也必须找到一个外国赐主。抵抗运动领导人向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工作的老朋友进行了接触，但遭到了他们的拒绝。    红色高棉向与柬埔寨接壤的老挝最南部各省的老挝游击队，输送一部分他们从中国获得的武器和弹药。    与此同时，位于中国南部的红色高棉电台已开始定期广播有关老挝人战胜越南人的消息。（也包括在越南的游击队活动的消息。）    中国在老挝北部边界一带的活动仍很神秘。有人预言它将在山区少数部族中间组织分离主义运动，企图把若干省份分离出来，而不是同越南直接较量，但这些预言至今还未得到证实。路透社记者自万象报道老挝当局大肆逮捕反政府的人    【路透社万象１０月２０日电】（记者：迈克尔·巴蒂）据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老挝的亲越政府发现了一个据称是同情中国分子策划的反对它的阴谋。    新闻部副部长松·坎万冯萨对本社记者说，逮捕这些所谓阴谋分子是１０月９日开始的，进行了一个星期，但是他说他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拘留。    然而其他官方人士估计被捕者在５００人左右，并说其中有政府官员、军官、学生和将近五年前被共产党巴特寮推翻的右翼政权的退休官员。    松说，这个据称的阴谋没有发展到企图发动政变的程度。    他说，“但是他们企图推翻政府，要是我们让他们继续自由的话，他们是有可能造成麻烦的。”    西方外交人士说，他们认为，这种麻烦原来有可能在１２月２日，即共产党政权建立五周年的那天发生。    他们说，老挝政府计划在政权建立五周年纪念日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有迹象表明，它认为反对者可能利用这个时机或许通过用安置炸弹的办法来引人注目地进行反对老挝现政权的示威。    这些人士说，几乎没有什么疑问，有一些人——甚至在共产党队伍内部也有——反对老挝同越南结成牢固的联盟。他们还说，但是这种反对力量有多广泛以及这次逮捕是否把它根除了，却不得而知。    松说，他不知道是否要对这些被捕的人进行审判，但是他又说，警方和当局掌握着大量证据，证明他们阴谋反对政府。    这些人士说，在前几次兜捕老挝政权的据称的反对者行动中，被捕者被送到了老挝边远地区的再教育营去。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１０月１９日文章】题：流亡分子预谋使霍梅尼倒台的同时，伊朗希望伊拉克政变    伊拉克总统侯赛因在５个星期前战争爆发之初，曾保证要战胜伊朗，取得“历史性胜利”，在伊拉克尚未取得这种“历史性胜利”的情况下，接近伊朗领导阶层的人士目前在谈论着巴格达可能政变。他们说，“那里在２０年中发生过１０次政变。为什么不会再发生政变呢？”    与此同时，据说，伊朗国内外的反对派组织正在联合起来，预谋要搞垮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历时２０个月的伊斯兰共和国。    由目前在巴黎的前首相巴赫蒂亚尔领导的抵抗运动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霍梅尼政权指责巴赫蒂亚尔同巴格达勾结在一起。    然而，事实上，据接近巴赫蒂亚尔的人士说，他已同巴格达断绝联系，并反对向伊拉克作出领土让步。    另一位副首相阿里·阿米尼·阿米德将在反对派联盟中担任领袖。它同各流亡的军官组织和反霍梅尼部族都有联系，它使伊朗同伊拉克及早解决问题变得更为困难。那些接近这个计划的人士没有公开这样说，他们暗示，胡齐斯坦的停火会成为对德黑兰政府搞武装起义的信号。    合伙搞这件事的有：极右的泛过渡党和左翼的社会主义联盟。还有另外一批支持者，诸如伊朗自由党和民族阵线，该阵线对５０年代的首相摩萨台的政策和时代梦寐以求。    而另一个组织是争取自由社会民主联盟，该组织同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有联系，此人是温和派什叶派领导人，他得到北方省阿塞拜疆人的支持。自４月以来，他一直被软禁着。    据接近这个联盟的人士说，它将同好战的南方卡什凯、马马萨尼部族、西部的纳克什班迪斗士和在东南部难控制的俾路支部族建立联系。    领导着一批流亡军官的德黑兰前军事长官吴拉姆·阿里·奥韦西将军已同这个联盟进行了联系。奥韦西宣称得到首都一些军队和宪兵军官的支持。    据悉，另一个反对派人物海军上将艾哈迈德·马达尼（他是霍梅尼前国防部长，是巴赫蒂亚尔的亲密朋友）也支持这个计划。他两个月前逃出了伊朗，目前住在西德。

【美联社巴黎１０月１７日电】《阿拉伯石油和天然气》杂志说，要修复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波斯湾邻国在战争中受破坏的石油设施需要８０到９０亿美元。该杂志说，就目前需要更换的费用来计算，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的损失达４０亿到５５亿美元，伊拉克达３５亿到４０亿美元。在巴黎出版的这家刊物又说，停止石油出口使伊拉克每天损失１亿美元，伊朗每天损失３，１００万美元。    该刊物说，目前，两国油田的产油设施受破坏的程度没有炼油厂以及运输和出口设施那么严重。

说日本在两伊战争中受害比美欧国家要大    【西德《时代》周报１０月３日一期文章】题：把宝押错了地方    自９月２４日以来，日本人知道，在石油供应问题上他们把宝押错了地方。伊拉克人暂时停止了用船从波斯湾各港运油的工作。对日本来说，更糟的是：东京曾满有把握地指望，伊朗在１１月份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会重新对它供应石油。在伊朗和伊拉克石油工业的废墟下，这个希望也被埋葬了。    此外，三菱在伊拉克的设施和三井在霍梅尼港的庞然大物同其他等等上周都中了炸弹，部分被摧毁了，日本在伊拉克搞的规模庞大的炼油厂、房屋建筑、基本设施等工程被中断并被推迟到遥遥无期了。曾在这两个国家工作的４，５００名日本人大部分不得不被撤走或逃亡。    然而，这些损失只是先吃一点这个不再成为可能的能源启示录的小苦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短期被封锁的话，东京就得立即从抽屜中取出关于能源配给计划。如果波斯湾的油源长期不能供油，那日本将面临能源灾祸，因为石油进口缺了四分之三，这是在任何地方都是无法补偿的。    日本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冲突中直接受害的程度比美国和欧洲国家要大。

【美联社香港１０月２１日电】在这个位于中国东南海岸上的英国资本主义堡垒里，派驻官方代表的唯一共产党国家是亲苏的古巴。    尽管北京最近向西方开放了，香港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中国观察”中心，古巴由于一个历史的偶然性在这里设有代表机构，使俄国人有了一个友邦国家的一些眼睛来密切注视他们共产党敌手的动向。    消息灵通的政府人士说，自南越于一九七五年垮台后，这些古巴人在“注视中国”动向方面取得了几个常驻这里的越南非官方贸易代表的一些帮助，他们经营着一组五个公司，这些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受河内政府控制。    古巴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于一九五九年上台执政前在这里设有领事馆，后来允许它继续开馆。    古巴人在这里尽量少出头露面。他们设在愉园赛马场附近的一套房间里的领事馆不挂牌子。总领事曼努埃尔·波索·努涅斯（列在正式外交人员名单上的唯一古巴人）几乎为驻这里的其他外交官所不知道，打电话要求会见他的记者被一位说西班牙语的妇女客气地告知，他拒绝对任何记者发表谈话。    这位政府人士谈到古巴领事馆时说，“我看这是注视中国情况的一个据点。但是，在东欧国家往往算作是情报活动的活动，在西方国家则不被看作是收集情况的活动……仅仅通过阅读报纸和在本地收集情况，就能捞到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古巴人和越南人不用出钱雇佣间谍便能这样做。”    这位政府人士说：“我们还没有获得任何认真的证据，证明他们对香港或中国人有非法行为。”

【中央社金门１０月２０日电】张学良先生与夫人，今天上午９时抵达金门参观。    张学良夫妇是由国防部副参谋总长马安澜上将，及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夫妇陪同，到金门参观。他们于下午四时离开金门飞返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