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贝鲁特１０月１３日电】此间的外交官员说，虽然苏联表面上保持中立，但是似乎在援助伊朗，也在援助伊拉克，以图在中东起比较积极的作用。    但是苏联卷入是一个冒险的政策，可能对莫斯科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就象在非洲之角发生的情况一样，当时苏联在欧加登战争中企图既支持索马里，又支持埃塞俄比亚。    消息表明苏联人正在这样干：    在马克思主义南也门和埃塞俄比亚储存的大量苏联武器，正通过海运，经约旦亚喀巴湾，运去补充伊拉克储存的一些武器，这些人士表明，这些供应物资只限于弹药和零件。    这些人士说，伊拉克、南也门和埃塞俄比亚都同莫斯科签订了友好条约，并在根据长期协议进行重新供应。    同时，利比亚和叙利亚储存的武器在通过这两个亲莫斯科的中东国家运到德黑兰。    苏联于１９７６年１１月同伊朗国王政权签订了一项协定，向伊朗交付地对空导弹、装甲车和反坦克武器。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苏联人在安排由第三方来帮助双方，这是“一个重要的军火商作出的意料中的反应”，克里姆林宫认为，它将通过在发生战争后对双方进行重新供应得到好处。    另一位外交官说：“苏联人在脚踏两只船。这是他们的典型政策：非常小心谨慎和保守。”    此间观察家们表明，伊朗由于扣留美国人质，自去年１１月以来一直遭到美国的抵制，它在发生战争后期也许会发现苏联的援助具有吸引力。    苏联上周也同叙利亚签订了一个２０年的友好条约，此间分析家们认为这是苏联为了在中东起更大的作用而作出的努力。    外交官员们说，苏联搞平衡的行动在过去一直没有起什么作用，他们谈到同埃及、苏丹和索马里签订的长期协议均告破产的情况。    在苏联开始向埃塞俄比亚运送武器以后，索马里总统废除了友好条约，拒绝了结成邦联的主张。    外交官员们认为，如果俄国人开始向伊朗人大规模运送武器，莫斯科同巴格达的关系也可能破裂。    此间阿拉伯外交官员预测，这个倾向在发生战争后将继续下去，伊拉克将向西方要专家和装备以重建石油和其他经济设施。他们还预测巴格达会采取一种比较均衡的武器购买政策，但更加依赖欧洲。    此间观察家们说，苏联对伊朗的兴趣的中心是，它希望它同伊朗和阿富汗的边界安全，在阿富汗，苏联军队在同得到德黑兰的伊斯兰革命者同情的穆斯林叛乱分子作战。    在伊朗起影响也适合苏联的长期战略，即进入波斯湾的不冻海。

【美国《纽约邮报》１０月１３日报道】题：叙利亚人在伊朗作战，伤亡惨重    据今天获悉，将近２，０００名叙利亚的士兵正同伊朗部队一起对伊拉克作战。    这些人士还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一份秘密电报透露，他的部队正遭到惨重的伤亡。    拍给阿萨德驻德黑兰的大使的电报，命令把战死的叙利亚士兵埋葬在伊朗，以掩饰叙利亚在军事上卷入战争的事实。    暂时还不知道叙利亚的士兵是否参与了阿巴丹之战。    据谣传，叙利亚的伤亡数字在迅速增加。    情报人士说，在伊朗作战的叙利亚人并不是精锐部队，甚至也不是单一部队的成员，而是从叙利亚各个不同部队抽调出来的潜在的威胁势力，把他们打发到国外去，是为了使他们不能对阿萨德总统捣乱。    【美联社巴格达１０月１３日电】伊拉克主要报纸《革命报》今天说，伊拉克政府已经掌握了叙利亚向伊朗提供军援的证据。    伊拉克通讯社引用这家报纸的报道说：伊拉克政府“己有某些证据证明，大马士革的统治者参与了向波斯人提供各种军事援助和武器的活动”。    《革命报》在头版发表文章说，这里掌握的情报证明，叙利亚喷气式飞机正在把苏联制造的武器和装备运往伊朗。    该报说：“不管可能是什么理由和考虑，给敌人波斯人提供军事援助从而使伊拉克军队受到了这些武器的杀伤，使伊拉克人民受到残害。”    该报说：“大马士革从军事上支持德黑兰统治者的一系列阴谋，暴露了它对阿拉伯事业的憎恨以及它决心为波斯人效忠反对阿拉伯民族的合法权益和崇高目标。”

【法新社科威特１０月１３日电】约旦首相巴德兰今天排除了约旦站在伊拉克一边在军事上卷入伊朗—伊拉克战争的可能性。    巴德兰在接见科威特报纸《火炬报》记者时说，约旦不会“在军事上卷入伊朗一伊拉克战争，尽管它认为它应在这场冲突中尽它的义务”。

【美联社华盛顿１０月１３日电】古巴政府今天说，它即将赦免关押在古巴监狱中包括大约１０名被指控犯有劫持罪的人在内的所有美国犯人，并说“一旦完成了必要的程序”就释放大约３６名犯人。    这件事是由在华盛顿代表古巴的、附属于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古巴利益代表处主任拉蒙·桑切斯—帕罗迪宣布的。    帕罗迪是在国会山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此事的。一直谋求释放古巴监狱中的美国犯人的国会特别委员会主席本杰明·吉尔曼众议员陪同他参加了这次记者招待会。    桑切斯—帕罗迪说：“古巴共和国政府已决定赦免目前在古巴监狱中被判了徒刑的美国公民。这些人是因为在古巴国土上犯有各种不同的罪行被古巴法庭判刑的。”    他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这意味着要赦免古巴监狱中的所有美国公民。    国务院欢迎这个行动，称它是“积极的一步”。它说，这涉及３３个美国人，他们都监禁在哈瓦那以外的地方。    释放这些人看来是对卡特政府作出的一个姿态，卡特政府１９７７年改变了１６年来冷冰冰地孤立卡斯特罗政府的政策，同意两国互派外交官。    一位要求不要披露其姓名的美国官员说，古巴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步骤，显然是不想成为美国总统竞选中的“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    卡斯特罗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采取强硬方针。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这位古巴领袖６月２６日在谢戈德阿维拉发表讲话时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正生活在阿道夫·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之前的那个时代。”

【法新社华沙１０月１３日电】这里的政界和新闻界已开始辩论波兰当选的行政官员和共产党官员的任期长短问题。    １０月４日至６日在这里召开的波党中央全会上，代表们在发言中几次提到这个问题，全会结束后发表的决议中也提到这个问题。    官方国际新闻社促进了这场辩论，它建议党内通过一项新规定：官员们在“连续两届任职”后必须自动离职，由别人替换。    国际新闻社的评论说，这个规定尤其应当适用于波兰的最高职务——波党中央第一书记一职。评论说，如果不作这样的规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往往容易“主宰他的职权所在的这个机构，而且容易高踞于党组织之上”。    国际新闻社说，通过这样的决定将能使最高领导人“体面地”退休，避免过去党的领导集团换班时经常出现的“难堪的局面和个人的戏剧性事件”。    国际新闻社的评论在未点名地列举前领导人贝鲁特、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兹、雅罗谢维奇和盖莱克的例子时说，他们在离职后几乎总是“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评论还说，“他们的在以前得到赞同而且被奉为榜样的最好的主意和经验”也随着他们的下台而消失了。党的历史上出现了“空页”，年轻的一代丧失了“对他们国家的连续性和同一性的感觉”。    国际新闻社说，在１９５６和１９７０年的政治动乱中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每一次党都放过了机会。    评论说：“我们现代的政治文化要求结束在从事地下工作和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时代行使权力的方式。有足够多的行政职务空着，放弃一个职务不应当意味着完全离开政治舞台。”

【路透社华沙十月十三日电】波兰全国自由工会运动的领导人今天在格但斯克开会，讨论当局推迟登记他们的运动和其他的问题。    一位发言人说，向法院登记问题将是会议议程上的首要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团结」工会三十八个分会的代表。    工会申请取得合法地位已遇到一系列困难，工会领导人说，这些困难是政治性的。    团结工会说，它承认波兰共产党在波兰社会中的领导作用，但是，不准备屈从于这样的要求：要它在其章程中写上表示工会是忠于党的这一条。    华沙法院迄今只登记十二个新的「独立」工会，但是，这十二个工会都不属于八月由格但斯克造船厂罢工工人建立的「团结」工会。    【合众国际社华沙十月十三日电】格但斯克的人士今天说，波兰独立工会联合会的负责人扬言要抗议政府推迟登记他们的拥有六百万会员的工会的做法。    官方对工会章程草案持反对态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该工会打算代表波兰全国的所有工会，而不仅仅是代表格但斯克地区的工会。    格但斯克的一位人士说，法院没有理由不给团结工会登记。    这位人士说，「我们很可能将对法院推迟登记提出抗议。」他说，工会很可能将派一位领导人向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开会，解决这一冲突。    华沙法院的一位人士说，对章程草案总共大约有十条反对意见，不过，他不肯具体谈是哪十条意见。

【美联社贝鲁特１０月１３日电】伊朗总理星期一（１３日）第一次暗示对解决人质危机感兴趣，但他表明，是否释放那５２名美国人质，将取决于伊朗以前宣布的各项要求是否得到满足。拉贾伊总理说：“我们对解决人质问题感兴趣。”他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外国记者说，“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里。”他又说，“可是美国政府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伊朗禁止美国记者在伊朗活动。拉贾伊的讲话是由这里收听到的德黑兰电台广播的。    他的讲话表明，伊朗以前宣布的有关美国人质问题的立场有所变化。

【苏丹《天天报》９月２２日文章】题：新中国与现代化政策    在毛泽东时代后期，对于文化革命和国内的经济与社会形势的批评，往往来自人民中国的外部，来自外国的宣传工具或外国政治家。    而现在，象这类批评则来自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他们有的被文化革命之火烧伤，受到一些不公正的描述。另一些人并未受文化革命的伤害，但曾勉强地保持沉默。现有的政治领导人中，在文化革命时受冲击最烈者，是中共副主席邓小平，他在文革中被革除领导职务，被指控为背叛中国革命；毛泽东主席逝世后，邓恢复了名誉，回到共产党和政府的行列中来。    邓小平在最近一次谈话中说，他不会以苏联的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那种方法来攻击已故毛泽东主席的时代，他对毛泽东主席在培养中国革命的干部并指挥他们去实现革命胜利中的领导作用表示尊重和钦佩。他只批评毛泽东执政的最后一段时期。在此期间，四人帮得以利用毛泽东的年迈来推行对中国及其经济有害的政策，几乎使中国陷入内战的深渊。    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已辞去总理职务，他只担任共产党主席。    中国把总理之职已交给赵紫阳，他是一位专家治国论者。    中国的政治现在为之转动的轴心是搞现代化。可以肯定，搞现代化和向世界开放的现行政策，在长期受闭关自守政策之害以后，将给中华民族带来好处。而闭关自守政策，曾是毛泽东时代的特征。

【日本《朝日周刊》９月２６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井泽久美子的留学生日记    井泽现在正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现代汉语，趁她暑假临时回国的机会，请她介绍一下在中国的“留学生日记”。自行车窃贼“伟大的中国”也有小偷。有小偷是理所当然的，但却相当多，超出了井泽的想象。仅在这一年时间里，她就曾几度被盗。如上课时宿舍门被撬；在上厕所的一会儿功夫，磁带录音机被拿走等等。    最使人头痛的是自行车。去年１１月，她的车子因车链坏了放在宿舍前，结果不翼而飞。她说：“我曾想这算找不到了，结果两个月后，自行车被送回学校”。作弊每当期末考试临近时，学生们就忙得不亦乐乎。笔试和口试都必须用汉语一一作答，要求十分严格。然而，忙得不可开交的实际是老师。    学生的成绩关系到老师的面子。在考试的两周之前，首先把有关各科的“复习提纲”发给大家，以此为基础，进行一周时间的授课。    剩余的一周时间是自己复习的时间。这个期间老师的忙劲更是无法形容。他们逐个地访问自己所教的每个学生的房间，不遗余力地进行“个别辅导”。并暗示“复习提纲”中的哪一段可能会在考试时出现。    井泽亦是如此。语文的题目中可能出哪一道呢？当她正为此感到不安时，班主任Ｑ老师进来了。她小心翼翼地问老师：“这些题是否还要把答案作出来呢？”    于是，老师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请你务必把它作出来。”    当然，这些后来都成了考试题。    下边再谈一谈考场上笔试时的情景。监考人是班主任Ｑ老师。井泽对一道题有两个答案，不知写哪个为好，最后只好下决心写了Ａ。这时，突然从旁边伸过来一只手连敲桌子。她抬头一看，原来是Ｑ老师。老师一言未发，用手指不住地指着答卷上的那个地方。    心领神会的井泽赶快把Ａ改写成了Ｂ，这时，老师才爽快地离开了。考试后一问，才知道一位同班同学也曾受到过同样的指点。    作为班主任，想让自己教的学生取得好成绩，这种心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尽管如此，我看也未免有点太过份了。业余华侨某个休息日，井泽从位于北京郊区的学校骑自行车进城，打算到北京饭店去。可是，在饭店门口突然被５、６名看门的拦住了，他们死死地抓住她的胳膊不放行，要求出示护照。    北京饭店是唯有外国人或住在外国的华侨方能进去的地方。但是，据说时常有打扮成华侨模样的中国人混进去。人称“业余华侨”。井泽是被误认为这种“业余华侨”了。    当她出示了学生证，总算放行了。但是，对于看门的那种过于生硬的态度，井泽却大为恼火。她疾言厉色地斥责道：“你们这种粗暴的作法，应该赔礼道歉。如果不懂得如何赔礼道歉，我可以教给你们，但必须赔罪。”    但是，对方似乎认为这样作是应该的，始终未作任何道歉的表示。    井泽说，这可能是一种官僚主义。总之，在工作中，因中国人态度不好而发火是常事。“譬如，即使去取预约好的飞机票，如果承办人突然休息不在，是办不成事的。甚至连理睬你的人都没有。可能是框框太多，也可能是不愿承担责任。因为中国是一个上下关系的社会，如果是上级的旨意，就会畅通无阻，很快落实。假如是由下往上，或者是同级之间办事，似乎是非扯皮不可。”    “在中国生活，不便之处很多，如果留学生们相互交往过多，就会说你的坏话。从美国来的留学生，据说已经回国了一半。然而，我仍然喜欢中国，尤其喜欢它那辽阔的土地和悠闲度日的人们。”

凡是拿出出口证据的企业，即使出口产品只是为了装装门面，货物被储存在国外某个自由港口，然后被用倾销价格脱手，但它可以始终得到新的、便宜的政府贷款。是政府的贷款而不是商品的最终价格成了这些企业的真正的利润来源，然后，它们用有利的贷款进行与公司无关的投机性投资。没有任何民主监督、完全依靠相互勾结的军事—工业集团支撑的朴政权，让那些对利润贪得无厌的早期资本家为所欲为。朴政权引诱他们，通过给予新的借钱特权，驱使他们搞自己的、符合朴正熙“独立经济”梦想的重工业试验，而许多著名的经济专家认为，搞这样一个重工业还为时“过早”。例如朝鲜世界经济研究所有名的肯尼斯·帕克把这说成是“大项目造成了巨大浪费”。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压力下，尤其是在朝鲜内部的危机和正如日本的一家银行在一篇报道中所说的那样，政治越来越不稳定的压力下，朝鲜经济的空中楼阁现在突然倒塌了。十多家日本公司，包括象本田、山羽和东洋工业公司这样一些大公司，正在撤回它们的投资或者是让技术协定自行到期。外国伙伴不再延长约１３００个合资企业协定中的５００个合资生产协定。国际上的银行对给予新的贷款犹豫不决，井要求越来越高的保险费。南朝鲜的公司中破产的正在日益增多，这些公司由于资本不足而不能适应紧缩银根的政策了。社会危机现在，当所有这些肥皂泡沫都破裂之后，南朝鲜虽然还拥有一个庞大的造船厂（它的销售机会是极没有把握的），拥有自己的赚不了钱的钢铁厂和化工厂，以及生产效率不高的、纯粹是为制造军备目的建立的昌原工业区。但就是连最大的企业也拿不出钱来如期地或拖延几个月地或甚至是用债券来支付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更谈不上拿出资金来支付早就到期的社会救济、医疗和老人保险等负担了。    朴正熙在１９６１年他的工业革命的第一个５年计划开始时说：“朝鲜是一个年轻人；而年轻人得会学会忍受痛苦。”为了使之发展和强盛起来，这位独裁者为这个落后的国家所开的烈性治疗药方也许是必要的。在可以分配经济财富之前，先得积累大量的财富。    南朝鲜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富裕、更加不知疲倦了。    可是，朴并不放松，他想让老百姓继续受苦。到五月份还担任副总理和计划部长的李汉彬说：“他只考虑火车头，从来不考虑乘客。”然而，那些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和变得越来越不容易满足的人迅速增加了，他们希望不只是在统计方面，而且也亲身尝受一下创纪录的经济增长的好处。１９７８年，有相当于１９６５年３倍那么多的人毕业于中学和高等专科学校。年龄的结构起了变化：今天有２／３的朝鲜人还不满４０岁，足足２５％的产业工人不满２９岁——就是说，这些人完全没有受到日本的桎梏和朝鲜战争的创伤的影响，他们是在经济蓬勃发展，增长率日益提高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只知道朴正熙向他们灌输的那句话：“没有办不到的事，没有比天高的山。”    只是他们对这个号召的解释与作者不一样。６３岁的李汉彬说：“这一代年轻人对西方和世界的情况了解得很多，个人主义的思想比他们的父辈还要严重。”一位高级经理，退役的将军——他也已年逾六旬了    ——说得更加明确，他说：“这一代年轻人首先为自己考虑，然后才想到民族的利益。这与我们年轻时候的情况正好相反。”    社会的自我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社会迄今以孔教的稳定，令人钦佩地放弃物质的个人的愿望、忍受等级的差别，并且对现有的专制制度既不表示怀疑，也不表示反对。一位社会学教授评论说：“是朴正熙本人使这个处于静止状态的社会动了起来，他把这个社会颠倒了过来，做法是，把在孔教制度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商人和士兵提拔到了上层，使他们成了其革命的英雄并给予他们特权。”李汉彬更加细致地解释说：“孔夫子的思想在南朝鲜远远还没有死。但他受到了杰斐逊、卡尔文和还有马克思的竞争；另外还有谋求幸福、对金钱和利润的欲望；以及变得越来越明显的社会的不公平和不满等。”    在汉城，人们不愿意谈论令人担心地日益增多的无产现象和贫困化，即谈论朝鲜的经济奇迹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人们得穷追不放地一再询问，计划部长金元基最后才承认，有差不多一半的国民收入流到了２０％的上层人的钱包里，而最下层的４０％的人却只有得到不足五分之一的国民收入。汉城西江大学劳动和管理研究所所长朴容基说：“有四分之三领工资的人或者说有约６５０万人不用纳税，因为他们的收入在纳税义务的界限之下。例如一个五口人的家庭，其收入低于４７０马克这一生存最低限度。”社会事务部为１９８０年制订了援助规划，以便保证５００万失业者、半失业者和赚钱少的朝鲜人——约占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不致挨饿。据一个消息灵通的西方大使馆说，朝鲜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秘密研究报告得出了令人担忧的结论：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大城市的人口稠密地区，都有２０％到２５％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据谨慎的政治学家们说，在汉城高大豪华的建筑物的阴影之下和耀眼的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的背后，不只是生活着一些“与世隔绝的贫穷之人”。这是一批被挤到这个社会边缘的人：    △不熟练的或半熟练的低工资工人不断增加，国家在无节制的增长思想的驱使下要求这些挨饿的工人承担无情的通货膨胀的负担，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实际收入的损失、越来越显著的收入不平衡——“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并使他们得不到部分是他们亲手生产的，但从来也买不起的现代产品。    △１９７９年，约有８０万农民住进了郊区荒凉的茅舍居住区。这不是因为有一个职业在等待着他们，而是出于生存所迫，因为农民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又变得象十年前那么大了。    △一万名精疲力尽的纺织女工，她们之中最年轻的只有１３岁，她们在汉城市中心东大门市场周围从早晨六点忙到晚上九点，经常上夜班和在她们的工作室里过夜——她们每月挣的工资只有１５０马克，而基本食品的价格却接近于欧洲的水平。    △４０，０００至５０，０００名持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朴时代被拒绝进入研究或适当的工作岗位，还有那些大学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一贫如洗的大学生，去年，享有很高名望的汉城大学，有三分之一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还有数百万无家可归的和得不到家庭、得不到公家救济、全靠自己谋生的人，他们在南朝鲜这个出现经济奇迹的共和国没有选举权，没有工会和人寿保护，没有可以确保生存的收入来源。    朴正熙对这些不祥之兆熟视无睹。他的经济计划院长官，后来担任总理的申铉镐，曾要求巩固经济、制止通货膨胀，要求从社会和工资政策出发稳住价格阵线。朴反对实行这个方案。这个有着杰出的经济专家的发展研究所警告说，人民将不会继续毫无反抗地接受这项严厉的经济增长政策。有一家日报在１９７９年４月曾写道，朝鲜人不再愿意对将来的幸福预先作出让步和为实现总的经济增长目标而放弃其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民意测验表明，对年轻一代来说，现在社会救济、分配、社会的公正和“经济的民主等问题”成了最重要的谈话课题，而瑞典——不是日本或美国    ——则成了这方面的榜样。    朴并没有作出让步，他不惜牺牲供应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坚持把无节制地扩大出口放在首位。    到这时候，这个始终还敬重领导和具有权威意识的民族终于失去了忍耐。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北朝鲜的间谍，而是对高高在上的和不公正的当局感到深为不满，才使得工人登上了街垒。他们的口号在西方人听来还一直是很温和的：“我们不愿意再这样饿着肚子工作下去了”，“要么让我们一起活下去，要么干脆让我们一块儿死”。不怀好意的官方宣传试图把这解释成“激进的社会主义”，这是无从谈起的    在负责调解雇主—雇员冲突的最高法院工作的朴容基教授说：这些南朝鲜工人愿意再次勒紧裤腰带和把其工资要求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只要人们告诉他们实际情况，让他们有说话的权利和最终建立一些他们可以在那里提出其要求的机构，而不是动不动就被辱骂为共产党分子。如果政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将面临一场混乱的局面。（下）

（原文提要：世界生育调查计划主任肯杜尔爵士接受访问，讨论各国出生率普遍下降的原因及有关问题，本文为访问的记录译文）    【美国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月刊１０月号文章】题：全世界出生率普遍下降    问：联合国人口活动研究基金会报告说，世界人口出生率肯定在下降，你认为这种说法的论据是否充足？    答：虽然我们的调查还没有完成    ——我们希望得到４５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报告，到前目为止只收到１５份——不过所有的事实都表明，出生率确有下降的趋势，也许只有尼泊尔、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等国例外。其他地方都可看出生育率在继续下降，在某些地区，下降趋势比人们所预料的还要快。实际上整个世界的出生率都在下降却是毫无疑问的。    问：这种下降趋势比多数人预料的来得早，这是什么道理？    答：我看，家庭计划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全世界的人是由于逐步了解到他们对下一代的责任，因而利用日益普遍提供的家庭计划设施来限制家庭人口过多呢，或是由于家庭计划设施本身直接影响到出生率呢？这有些像究竟先有鸡或是先有蛋的争论那样，也是一个可引起争论的问题。再过几年，等我们对一些尚未大力推行家庭计划的国家加以研究，看看那些未实行现代避孕法的国家（例如缅甸），人们对家庭是否也有同样的态度。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得更多了。    问：你是否发现妇女有较迟婚的现象？这是否也是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答：是的，妇女迟婚的趋势相当明显。在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结婚年龄是趋向于提高的。但我们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所谓普遍的社会运动，或者是由于教育的结果。除了家庭计划之外，还有两个主要因素似乎在人们对家庭的观念上起了影响，那就是年龄和教育。这二者是有密切关联的，女子要上大学就必然会迟些结婚。我们还不清楚的就是，如果结婚年龄推迟了，妇女在生育能力停止之前，是否也会和早婚的人一样生那样多孩子？有一种说法是，妇女虽迟婚，在生育上还是会赶上的即是说迟婚的人生孩子生得快些，两个孩子出生的时间不会那么长。所以迟婚本身不一定就能限制家庭人口的多少，虽然总是会对出生率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正根据我们所得的资料加以测验。    问：你是否认为在某些国家中，经济因素会影响到人们决定少生孩子——例如通货膨胀使食物价格高涨等等？    答：影响孩子数目的一个因素是婴儿死亡率的大为降低，这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很明显的。以前，一个女人生十个孩子，可能要假定其中五个养不大。现在她可能希望生六个，其中也许只有一两个养不大。所以单是这一点就可能改变她对生多少孩子的看法。    另一个与此有关的因素也正在缓慢地改变中：农村的习惯是生多些孩子来帮忙做农场的工作。目前农村仍有这种情形，但也并非完全与以前一样，尤其是乡村人口正在不断移向城市。    问：报告明确指出“加速城市化”——第三世界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是将来人口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你认为这种看法对吗？    答：毫无疑问这种人口迁移是在进行着的，而且速度很快。不久之后，发展中国家超过１００万人口的城市数目，会比已发展国家这种城市的数目为多，这种发展速率当然会引起生活水平的大为降低。    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城市中，很多人是在低于维持生活的水平下过活的，住的是贫民窟。这是令许多发展中国家极关心的问题。除非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人口加强控制，否则是很难阻止人口流向城市的。我认为，制造这些大都市，实在是人口问题中一件最可悲的事，这些城市有大量营养不足的、穷困的，居住条件极为恶劣的市民，而且他们对这种情况不加控制。    问：有些已发展国家对生育率下降的现象表示担忧，你看这些担忧是否有根据？或者只是它们对一种十分自然的过渡时期的过敏反应？    答：我不认为这是过敏反应。实际上，大部分国家为了商业上和国际上的原因，不愿意人口减少——虽然它们也许乐于见到人口稳定。在欧洲某些地区，人口已经降到净生殖率之下。在那些地区不仅是人口多少问题，而且是社会中人口年龄结构的问题。    报告说，在有些国家，儿童和老年人——那些必须由社会中有经济活动能力的一部份人供养的人——所占人口的比例日渐增加。由于这种人口上的结构，某些地区社会保障措施的支出大到超过社会所能负担的程度。    当然，只要生产力增加，这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但是一旦到了人口数稳定不变或开始下降的时候，生产力的增加就难以供养那些在经济上无活动能力的人。    问：那么发展中国家怎么样？许多国家有极严重的失业问题或就业不足的问题，而且也看不出生产力能提高到可以追上人口的增加。这些国家应怎么办？    答：不管人口出生率的变化如何，看来到了公元２０００年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多养２０亿人口，是否养得起还很成疑问。我们正在大量消耗我们的资源，世界大部渔场都被过度网捕；当然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但我们无法摆脱马尔萨斯的理论所说，人口增加快过粮食增加的恐惧。在发展中的国家，大家都同意，认为应该走已发展国家走过的道路，进行工业化，以便增加生产，供养更多人口。这仍然是普遍的想法，但这究竟是不是适当的途径，则不能定论。这又牵涉到能源和粮食问题，而这两者的供应都有短缺现象。    问：联合国人口活动研究基金会强调说，１９７０年代世界各国已经认识到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你是否认为，大部分国家已认识到，在拟订经济计划的时候，必须把人口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来加以考虑？    答：以前，人口问题似乎是分别考虑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现在不管是已发展或是发展中的国家，都把人口问题视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它们需要的与其说是一个人口政策，不如说是一个足以尽量促进人民幸福的经济政策，而人口问题则是这个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洲《华侨日报》８月１２日文章】题：卢森堡忧虑人口少    困扰西方工业国家的许多经济问题，卢森堡都一一应付过去了，但唯独有一个难以驾驭的死结，使卢森堡难以将之解开，那就是“人口不断减少”。    以物质而言，卢森堡是成功的。在个人收入、个人购买力、每个家庭拥有的汽车数字、以及减少失业等等各方面，卢森堡的表现都比共同市场大部分国家略胜一筹。    但是，这个只有３５万人口的欧洲小国，却碰到世界最低的人口生育率，每一对夫妇中，平均只有１．３名孩子。在欧洲一些高度工业化国家里面，卢森堡的人口问题可说是一个极端例子。    西德和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出现轻微负数。从统计学上说，卢森堡的情况似乎较好，因为它每年都让数以百计外来移民工人归化入籍。    本来，卢森堡是不应该出现人口减少的，因为它国家经济富强，人民生活安稳舒适，加上９６％的人口都信仰罗马天主教，严禁用一切人工方法去控制生育，但结果恰恰相反，在卢森堡的土著人口中，却出现共同市场中最急剧的人口下降率。    卢森堡人都过着富裕同时也是朴素的生活。社会一片平静，人民安居乐业。但最近却发生了多年来第一宗丑闻，据说，一名警察局长涉嫌利用进口女郎，组织妓院。本来，这些事情在其他国家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但在卢森堡却被视为“第一丑闻”。    幅员小，面积细，可说是卢森堡取得繁荣富庶的一个因素，使卢森堡在共同市场中处于一个特殊而又非常有利的地位。    钢铁是卢森堡的主要出口工业品，邻近欧洲各国都要仰赖它。卢森堡电台夺得周围各国的广告市场，获得可观的收入。卢森堡人口虽少，却有９６间银行，同时，由于它做到共同市场所要求的最严密保密制度和较低的保证金条件，因而使它的银行业获得丰厚的利润。    卢森堡今天所享有的繁荣和富强，在历史上还是新鲜的事情。在过去战争年代，卢森堡也如其他地方一样，灾痕遍地，人民靠种植马铃薯而生存下去，走私帮会十分活跃。    卢森堡对待外来工人一视同仁。在比例上，卢森堡的外来劳工比其他欧洲国家高许多。每３名工人中，即有１人是外国人；在建筑业中，每１０名工人中，即有９人是外国人；今年，幼稚园的学生更有５６％不是卢森堡土著儿童。有鉴于此，当局为外来学生开设许多特别课程，使他们接受卢森堡教育；而思想较为开放的年青一代，甚至提议让外来工人参加当地政府选举的投票。这些外来工人，大部分是来自地中海海岸的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他们也信仰罗马天主教文化。    尽管如此，土著人口出生率仍不断下降，这令卢森堡当局感到极其担心。    为了维护国家未来的独立，它们也学习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采取补救办法，鼓励扩大家庭人口，据说，社会已开始出现一些变化，有些家庭富庶的青年夫妇和职业阶层，已开始生养较多孩子。这种趋势，可能影响卢森堡人口减少的趋势。

【本刊讯】东京１０月１１日消息：三轮车仍然活跃在日本    在日本首都东京，马路上汽车如潮，川流不息，但自行车、两轮手推车也在使用，而货运三轮车仍然活跃在街头。    骑自行车上班或上学，小饭馆送饭送菜、邮局送信、商店送货，都有使用自行车的。而骑车送报的则屡见不鲜。    两轮手推车在东京也能派上用场。晚间停在街角路旁卖烤白薯、烤玉米之类小吃的，用的是它，有些店铺短距离搬运物品也用它，个别卖菜的，还推着堆满各色蔬菜的手推车，串街走巷叫卖。    货运三轮车在东京随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家专门用三轮车送货的小公司。它在年终岁末最繁忙时要出动２６辆三轮车为一家大百货公司送货到订货的顾客家里。用三轮车作运输工具的，还有牛奶店、豆腐店、鱼店、菜店、废品回收店等。日本报纸说：“在东京，货运三轮车正得到广泛的利用。”    这些三轮车“象游击队”一样出没于后街小巷，东转西弯，灵活方便。东京市政当局也并不认为三轮车有碍这座国际大都会的观瞻。    货运三轮车在日本慢慢恢复使用并渐渐多起来，重要原因是，“石油危机”以来，汽油价格上涨，运输公司成本增加，便提高了租费，因此用户减少了。利用三轮车省钱。其次，交通经常因汽车过多而堵塞，运输效率降低，招致用户不满。三轮车则几乎不受影响。住宅区的街道一般比较狭窄弯曲，汽车行驶不便，三轮车可以发挥灵便的长处。三轮车还可避免废气污染、噪音等公害。    日本有一家专门生产货运三轮车的厂家，叫惠尔比公司。

意大利和法国研制成一种最快速、最经济的火车。    这种新火车即将投入世界火车市场。这种新火车每小时能行驶三百公里，并比普通的火车能节约燃料百分之十五，目前正在意大利和法国试验行驶。

意大利研制成一种自动瞄准的新式步枪，即使视力很差的人也能用来击中目标。这种新式自动步枪的瞄准器极度精确。只要端起步枪对准靶子的方位，它就自动瞄准，当它瞄准目标时就发出指示声，这时一扣扳机就可以击中目标。

电脑已进入烫发世界。西德威斯特法伦州哈根市的一名理发师在他开设的理发馆里，现在已使用电脑烫发。    先把妇女头发的有关资料数据，如长度、硬度以及颜色输入电脑。几秒钟后，荧光屏上即显示出她最理想的发型，这种发型同其肤色、身材和脸型极为和谐。当然，发型仍可按顾客的意见决定。    （本栏选自埃及《十月》杂志）

【日本《东京新闻》９月９日报道】题：又有一具大海牛化石    两年前山形县的两个小学六年级学生在最上川的河床上，发现了已经绝灭的海兽“大海牛”的宝贵化石。    今年７月，他们两人透露了“秘密”说，“其实还有一具”。因此，山形县立博物馆紧急开始发掘第二具化石。    海牛被称作海中珍兽。    大型的“约旦海牛”、“苏特拉海牛”等被称作“大海牛”。这种海兽以海带等海草类为主要食物，性情温顺。一般体长４米，据说大的有９米。体重将近１吨，但是行动缓慢，大约在８００万年到１０００万年前就几乎绝种了。生息在白令海的苏特拉海牛，也由于乱捕乱杀而在１８世纪中叶绝灭了。    发现化石的两名少年１９７８年８月在离家不远的最上川钓鱼时，在露出水面的河床发现了浮现出来的第一具大海牛化石。

【美国《纽约时报》１０月１１日刊登格韦茨曼的新闻分析】题：莫斯科在波斯湾的机会俄国人谋求从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中捞到好处，但是面临试图同双方友好而冒的风险    今天在莫斯科签署叙利亚同苏联的友好条约一事着重表明，苏联显然决心利用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尽量扩大苏联在那个地区的影响，即使这样做会产生一些表面上的前后行动不一致。    美国利用这个机会在危机期间，加强同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其他一些产油国家的关系，美国已经深深认识到，苏联有在这个地区捞到好处的可能性。    可是美国官员说，莫斯科取得进展的能力受那个地区存在的对抗情绪的限制，也受苏联在阿富汗驻军给穆斯林世界留下的反面形象的限制。    迄今为止，美国对苏联在那个地区的政治活动表面上仍然是不为所动。例如，国务院在别人要求它对叙利亚和苏联取得的协议发表看法时说，这只不过是把两国已经有的密切关系固定下来，国务院发言人特拉特纳主动提出表示怀疑的看法，他说，苏联过去同埃及和索马里缔结的友好条约后来因为同莫斯科的关系恶化便都废除了。    政府对苏联的外交活动处之泰然，看来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开始时，华盛顿相对说来是忙于防止苏联以军事力量干涉这次冲突。    俄国人一直避免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卷入。在伊朗和伊拉克发生冲突时，已经在海上的少数苏联船只在约旦的亚喀巴卸了货，再由陆路转运去伊拉克。但是苏联官员已向伊朗保证，不会向伊拉克输送大量补给。据卡特政府所能得到的情报看来，莫斯科是遵守诺言的。    这种克制态度大概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希望避免有可能同美国对抗。可是，美国的专家认为，莫斯科采取这种行动的动机主要是，由于苏联对第三世界发生战争时采取的一贯外交做法，就是试图对发生冲突的双方都能产生影响。    自从伊朗和伊拉克发生冲突以来，苏联采取的行动说明，莫斯科认为这次危机是在伊朗取得一个立足点，同时避免同伊拉克分裂的好机会。    这里的苏联问题专家说过，俄国人早就谋求同叙利亚缔结条约，以便在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冲突中取得更大的影响。据专家们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一直到不久前都拒绝苏联的建议，是因为他希望看起来不要伊拉克的那些同他的思想意识对立的人那么依靠莫斯科。    这位叙利亚领导人今年一直在为他的政治生命同反对他原教旨主义穆斯林人作斗争，他最近还同意使他的国家同利比亚联合。向利比亚和苏联靠拢的行动，大概将确保阿萨德得到利比亚的财政支援和莫斯科继续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利比亚今天公开谴责伊拉克袭击伊朗。据说，利比亚和叙利亚都支援伊朗，接纳伊朗的伤员，也许还提供一些军事装备。    美国官员关心的是，苏联有可能在伊朗和伊拉克的这场冲突中成为波斯湾地区最突出的超级大国，甚至可能成为和平缔造者。    俄国人迄今为止不公开出面，只是支持伊斯兰国家和安理会为停止战斗而作的努力。他们不能自己出面做调解人，因为伊朗反对。    可是这里的官员担心，如果冲突继续下去，伊朗可能听从劝告同莫斯科作出安排，因为苏联是唯一能对伊拉克有很大影响的国家。

【路透社伦敦１０月６日电】右翼暴力活动和新法西斯组织的活动加强，正使几个西欧国家的政府日益感到不安。    在过去二十年中，欧洲的大部分政治暴力活动是左翼城市游击队干的，而小小的新纳粹组织只参与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事件。    但是西德、意大利和法国最近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总共炸死了１００人，这表明，右翼极端分子可以象左翼游击队一样凶暴。    右翼的袭击浪潮已经使政府担心，至今还没有通过选举获得重要政治权力的欧洲新法西斯分子现在想通过暴力来攫取权力。    １０月３日，巴黎的一座犹太教堂外发生一起炸弹爆炸事件，炸死４人，这是右翼暴力运动的高潮。右翼暴力活动的目标经常是犹太侨民、人权组织和左翼团体。    法国政府已经答应加强对犹太侨民的保护，镇压右翼的暴力活动。    新法西斯组织的暴力活动在意大利和西德是特别富有爆炸性的政治问题。    自从上月慕尼黑发生炸死１３人的炸弹袭击事件以后，新法西斯组织的活动成为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    从今年２月份以来，右翼分子搞了一系列炸弹袭击事件，从而使过去几乎完全是来自左翼游击队的恐怖活动的威胁突出起来。

【法新社马尼拉１０月１日电】菲律宾两个革命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不赞成搞城市游击队的爆炸活动，这些爆炸活动在过去一个月震憾了这个城市。    党的人士说，倾向于毛主义的菲律宾共产党认为城市游击队的活动是“纯粹的冒险主义”。该党的军队新人民军已在农村进行了１２年的“人民战争”。    这些人士还说，“对共产党人来说，最主要的是进行持久的斗争”，先在农村取得胜利，最终再包围城市，使革命获得成功。马尼拉的炸弹爆炸活动不是属于他们的思想体系的。    新人民军（它的前身是五十年代的亲苏的民抗军）现在由几乎分散在菲律宾全国的３，０００名武装游击队组成。    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是这个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中的所谓的基督教的左翼）也赞成搞全国性的反对马科斯总统的军事管制政权的暴动，认为城市游击队是“无政府主义者”。    只知道这些城市游击队自称为四·六解放运动，（他们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搞的三次爆炸性浪潮中，使１６座大楼受到了震动，炸死一人，炸伤３４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基本的意识形态。    这些人士说，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一个组织，他们急于想推翻马科斯总统和军事管制统治，并相信爆炸活动能够加速达到这一目的势头。

吉斯卡尔，德斯坦自１９７４年５月以来是法国的国家元首。    德斯坦１９２６年２月２日生于德国的科布伦茨。当时，他父亲在法国莱茵兰高级专员公署负责财政工作。    由于他父亲的关系，他对企业界人士很熟悉，从法国最著名的两所学校    ——综合工艺学校和国立行政管理学校——出来后，他就成了第四共和国最后一届国民议会的议员，当时他还不满３０岁。    德斯坦３３岁进入政府，在戴高乐重新执政后，任负责预算的国务秘书，８年后，成为经济与财政部长。由于他制订了总统认为过于严厉的稳定计划，不得不于１９６６年１月辞掉部长职务。    离开政权以后，这位“专家治国论者”成立了“独立共和党全国联盟”。他的“联盟”主席的职务越来越影响到戴高乐的行动，直到１９６９年建议“不举行”公民投票。这次公民投票，多数法国人持否决态度，这大概导致戴高乐政治生命的结束。    蓬皮杜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后，德斯坦又于１９６９年６月重新回到财政部，一直任职到蓬皮杜逝世。１９７４年，他又非常勉强地战胜左翼总统候选人密特朗而接替蓬皮杜为总统。    德斯坦自从进入爱丽舍宫以来，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了许多主动行动：举行工业化国家首脑会晤、开始旨在保证世界上最富与最穷国家之间的团结的“南北对话”，以及最近提出进行“欧洲—阿拉伯—非洲”三方对话的主张。    德斯坦支持开展不受任何集团束缚的“开放外交”。    德斯坦是个瘦高个儿，秃顶，衣着讲究，他善于使用电视武器赢得人心。德斯坦不愿闭门独居于共和国总统的正式官邸爱丽舍宫，而喜欢象卓越的前任戴高乐将军一样，在法国和世界上奔走。    安娜—埃蒙娜·德斯坦不仅仅是法国第一夫人，她还在共和国总统身边起着积极的作用。她在爱丽舍宫靠近她丈夫的地方有一个办公室，每天收阅大量信件，经常去外省进行正式访问，推动慈善团体的工作。    德斯坦夫人出生于布朗特贵族家庭。她的父亲弗朗索瓦·德布朗特中校在１９４４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几个月后，死在马多桑集中营。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３日，她嫁给了德斯坦。他们共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她爱好体育，滑雪滑得非常好。她也喜爱文学、古典音乐和园艺。    不久前她说：“从个人角度来说，我想继续过女人生活，需要时排队去看电影，而不要卫兵跟随着。”

说明：被绳子吊着的苏联人挂的牌子上的外文为”调解人“，地上的两人的外文分别为“伊朗”和“伊拉克”。（原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美联社纽约１０月１３日电】卡特总统今天发誓不重新估计对以色列的政策，并说支持里根的一批人说卡特会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卡特企图把自己说成是有正当权利获得纽约的极其重要的犹太人选票的唯一候选人。    卡特总统企图消除某些犹太人的这样一种担心，即在即将举行的关于中东问题的最高级会谈中，他可能把他对以色列的某种支持转到埃及身上。总统直接提出了犹太人担心的那些问题，企图解答那些问题。    他说，人们在问“选举以后怎么样？到目前为止的记录是很好的，但是，是否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将来卡特总统是否会改变美国的政策，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抛弃以色列？”    他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永远不会，……本总统决不会重新估计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    卡特说，支持里根的独立的政治委员会之一在纽约犹太人的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中“完全歪曲了”卡特政府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策。    他说，他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国家”，并保证，“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利并拒绝接受”试图为中东和平奠定基础的联合国决议，“美国决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同它谈判。”    卡特是在这里的犹太人居民中心发表讲话的。    【路透社纽约１０月１３日电】卡特总统今天保证保持反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态度，但是他遭到了正统的犹太人的质问，他们指责他出卖以色列。    正在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城市进行竞选的卡特总统，在谴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及在法国和耶路撒冷进行的反犹太人袭击时，受到了普遍热情的欢迎。    然而当他开始在三个州进行为期一天的旅行，而在一个犹太居民中心对大约８００人发表讲话时，数十名质问者不断打断他的讲话，这些人指责他暗中伤害以色列。卡特多次被迫停止讲话，他要求要保持安静和遵守秩序。    卡特说耶路撒冷的前途只有通过谈判和只有得到以色列的赞同才能决定。他的这番话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总统一再保证，只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拒不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美国就决不会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同它进行谈判。    总统还批评苏联今年减少了犹太人移居国外的人数，他说，除非苏联每个犹太人都可以自由移居国外，否则我们不会罢休。    卡特向美国犹太人保证：“本总统决不会背弃以色列，本总统决不会拿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作为一种手段来反对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