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北京９月１３日电】邓小平今天在欢迎来访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时说：“你现在会见的是一个老百姓。”    邓是中国目前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推动力。    马尔登听邓提到自己是个老百姓，便笑着说，他相信，人们“还是会听”这位前副总理的话的。    这话使得邓轻声笑了起来。他说，要是新西兰总理把上次（在一九七六年）访问中国的时间定在那一年早些时候，他们那时本来是可以会面的。    马尔登回答说：“我一直对在我那次访问期间我们没能会见感到遗憾。”    马尔登在今天同这位前副总理会见之前，昨天同中国新总理赵紫阳会谈了将近四个小时。    【路透社北京９月１３日电】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今天说，中国共产党副主席邓小平在谈话中表示希望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关于台湾问题的讲话只不过是为竞选作宣传的词藻。    马尔登说，但是邓表示，如果里根当选总统，并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将会恶化。    新西兰总理在同邓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晤之后说，这位中国领导人把北京同台湾的关系看得甚至比它的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更重要。    马尔登说，他曾问邓先生，对于里根所说如果他当选，华盛顿将同台湾建立某种官方关系的谈话，中国持何态度。    外交观察家说，邓先生似乎是愿意向里根先生伸出橄揽枝，只要这位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放弃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的主张。但是这位中国领导人同时也表示得很清楚：台湾问题是不能谈判的。    马尔登先生说，邓先生的“总的看法是，所有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全部协力反对苏联扩张主义是至为必要的”。    马尔登还说，“但是，到遇到考验的时候，这个论点的确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碰到了障碍。”    他说，邓先生对他说，“在竞选演说中要讲许多话，而竞选演说未必代表在当选以后要实行的政策……（邓）显然表示他希望这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言论”。    马尔登说：“他的评论总起来说就是，如果这种话是因为考虑到选举而说的，不是坚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那么，我可以理解。”    这位新西兰领导人援引中国党的副主席的话说，“谁要是认为里根州长当上总统执行他所阐明的方针，不会造成同中国的关系恶化，那只是幻想。”    马尔登先生还说：“那番话实际上是说，中国同台湾的关系要比他曾阐明的（关于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更加重要。”

【香港《中报》９月１１日社论】题：评价人大喜忧参半    从海外看，这个会议的特点，是采取各方面的具体措施，设法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四化建设，落到实处。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欣慰的。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后，北京    的作为，开始时还是承袭过去的一套，显著的例子是盖“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选第五卷。直到邓小平复出，大陆才渐露生机，长期的封建统治才不得不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逐步退却。到了这次人代会，可以说，这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才在大陆站定脚跟，从而国家才真正开始走上正轨。    目前，约占全国人口八成的农民的生活，确实比以前好一些了，工人的生活也稍有改善。当局也注意到了，从事科研、教育、医务和机关工作的人的生活还很清苦。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完全是纸上谈兵了。“渤海二号”事件，使身为副总理的康世恩记了一大过、石油部长宋振明被撤职，直接有关的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副局长等四人判了刑。中共执政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财政部长王丙乾的报告，列举数字中，毫不讳言国家财政出现赤字，不但去年如此，今后两年也不能免。把国家这本账如实地摊在全国人民面前，决不是把事情做糟了的表现。    特别是领导人员的调整，对于健全国家体制，实行党政分家，提高工作效率，是可以有好处的。    以上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措施，都集中说明一点：大陆已经放弃了过去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从此是真要搞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了。    但是，对于大陆存在的问题，决不能低估。三十年的统治形成的各级干部，有不少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踩着别人的脊梁爬上来的；有不少至今仍以大老粗为荣，把外行领导内行认为是天经地义，甚至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有不少认为老子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自然应该封妻荫子，光耀门第；尤其严重的是，十年浩劫中那些行凶杀人，打家劫舍，栽赃诬告，无中生有，血口喷人的打砸抢分子。中共党员三千八百多万，新党员占一半，新党员中有不少是这类货色。    大陆是由中共统治的，中共好，大陆就好，反之亦然。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建设四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条路是对的，但这需要中共的干部朝气蓬勃，中共的党员一心为公。中共不把党整顿好，不把大堆垃圾清除出去，使党员具有为人民服务的饱满热忱，那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开得再好，也是无济于事的。喜忧参半看北京，但愿忧是多余的。

【共同社东京９月１３日电】（记者池内发自曼谷）    中国的赵紫阳新总理已向越南发出呼吁，不把越军从柬埔寨撤出作为开始谈判的前提条件。对于这一点，曼谷人士认为，这可能是在柬埔寨代表权已成为重大焦点之一的本届联大开会前夕，中国一面同东盟国家采取共同步调，一面对越南发动了外交攻势。    赵紫阳总理说，如果越南撤退，中国将高兴地协助建立并保障柬埔寨的领土完整和民主政权。可以说，这证明了同东盟的统一步调。

【英国《每日邮报》９月９日刊登了伦敦东方和非洲问题研究院克里斯托弗·豪教授的一篇文章】题：红色龙在令人惊异地大转向！毛逝世后四年，中国突然宣布了它的最惊人的行动    北京过去几天采取的异乎寻常的行动可能比过去十年共产党世界发生的任何事件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因为很明显，这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是政治平衡的潜在点，它已经达到一个迄今为止不可想象的十字路口。即将发生急剧的大转向的迹象是很明显的。    虽然并没有人说我们现在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是恢复了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不可否认，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相当自由化的情况，恢复了对个人努力进行刺激的混合经济。    我们五十年代就认识赵紫阳。他在鼓励使用经济刺激方面，在不知疲倦地工作从而真正受到人们的爱戴方面，以及在把过时了的政治口号同实际问题隔离开来方面，有一个使人产生深刻印象的记录。    最后一个乐观的理由是，世界上富强的工业化国家现在愈来愈现实地了解到中国的未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美国、日本和西欧现在都在同中国发展关系，如果中国需要援助，大多数人认为我们提供援助是有道理的。    中国人现在寻求可以行得通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东西方密切注视这个共产党国家惊人的转向的原因。东西方国家在注视这个共产党国家这种惊人的大转向时，不仅感到有趣，而且认识到，这种大转向在今后若干年内能够决定世界的力量对比。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９月９日《本报观点》栏社论】题：中国实行了大胆的方针    北京发出的新闻其实并不新鲜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改革如果能够实行，将对中国和外部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值得注意的事情之一是，这是任何一个共产党社会中第一次在领导人还活着的时候安排了和平的交接班。其目的是为了保持长期的稳定。    第二，代表大会肯定了指导中国的务实主义方针。新的领导人都认识到，经过多年的大动乱之后，要使中国在本世纪末成为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唯一的出路是使中国人民在这个制度下得到切身利益。可以肯定，计划人员并不是要引进资本主义，但是市场力量和自由企业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生产搞得好的工人和农民将得到报酬，发明创造将比亦步亦趋地遵守共产主义教条的态度吃香。同样重要的是，将鼓励已婚男女只生一个孩子——这个计划最终可能证明是最紧要的一项“改革”。谁也说不准这种务实主义做法最终在意识形态方面将使中国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新的灵活性肯定会有助于解放中国人民巨大的创造力。    最后，为了支持上述改革，中国人正在把它的法律制度现代化，修改它的税务法，并且进行其他体制改革。也许是最重大的体制改革是所传已决定允许选举代表参加全国性和地方管理机构和取消共产党官员的终身任职制。虽然这样做，不会影响党的最高权力，但是这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民主化，使中国人在选择领导人方面有一定的发言权，清除无能的官员，和防止一个独裁者终身占踞职位。    另外一些改革同样表明了现在正在发生的知识界的革命的深度。例如，官方报纸一直向普通老百姓开放，刊登他们的直率和生动的评论，尽管地下刊物已被取缔。教堂和神学院已经重新开放，圣经和可兰经也重新出版了。苏联人所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哲学正在遭到拒绝，共产主义的教条已经被彻底改变为中国独特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共产主义”。    当然，这一切是否行得通将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正在进行的尝试是极为大胆的。所面临的问题    ——落后的经济、养活十亿人民的需要、缺少熟练的技术人员——是难于克服的。    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甚至超过南斯拉夫的模式——将有它潜在的危险。例如，工厂被给予雇用和开除工人的权力，这就会导致失业和劳工的动乱。取消对价格的管制势必引起通货膨胀。由于有了私人财富，富人和穷人之间出现了鸿沟——这不仅违反共产主义的准则，同时也违反孔夫子的平等主义的道德准则，社会上就可能出现紧张关系。也还有保守官僚的问题。青年人特别思想混乱和心理上矛盾。    必须认识到，中国在试图放宽政策而不致引起无政府状态和纪律松弛时，它是冒很大风险的。今天中国人民最大的希望是保持秩序和稳定，结束常常震撼这个国家的动乱。虽然西方应该对所有国家提出人权的理想，而且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这个人民共和国，但是，如果对中国领导人施加过份的压力，那可能产生反作用。    对于一个若干世纪以来一直奉行专制制度，而现在正在努力克服好多年的混乱和独裁主义的国家来说，它在小心地打开门户让西方之风吹进来，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不是在外国的压力下而是根据它自己的意志这样做的。这是一个应该得到鼓励的显著的有益的趋势。

【路透社北京９月１３日电】（记者：理查德·帕斯科）在最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取缔大字报的决议之后，北京的由政府控制的代替“民主墙”的场所已经关闭了。    昨天，当最后几张残缺不全的大字报被从西郊一座失修的公园里的那道五十米长的灰砖墙上刷掉的时候，为守护那道墙而设立的临时派出所也撤走了。

说这次会议标志着四年过渡时期的结束，八十年代经济计划草案预示着可望保持稳定    【英国《泰晤士报》９月１０日社论】题：毛以后的四年    在毛泽东于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逝世以后，中国显然面临着一个新时代。毛泽东去世以后这四年可分为两半。头两年，华国锋清楚地看到，经济是当务之急。他大力抓经济。后两年，邓小平在七十年代第二次复职，他使华先生同他一起重新采取比较合理、不那么注重意识形态的经济政策。邓先生及其大多数同僚在１９４９年以来为之奋斗的中国重新走上了轨道。    北京的人代会已经具有比过去更坦率地承认一些缺点的特色。邀请各国外交使节和外国记者出席某些会议是又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这是一个比较开明、不那么神秘、显然不那么骄傲的中国，因为它已经抛弃了毛自以为是的态度；是一个愿意承认它的问题成堆、愿意听取外国人意见的中国。北京的这次会议标志着四年过渡时期的结束，同时，八十年代经济计划草案预示着可望保持稳定。    值得怀疑的是，这样的计划在九十年代是否会继续贯彻下去，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很可能变动的。对邓先生来说幸运的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从来不是妖魔，因此，我们也许会期望出现这样一个中国：不受旧的、死板的经济方式的束缚，摆脱了“极左主义”，而进入高生产率和市场经济，且不提象赤字财政、国际贷款、外国投资以及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未知的领域。目的是什么呢？既不是某种不明确的、要求大家作出绝对自我牺牲的乌托邦，也不只是中国与世界先进工业国相等，而是华先生向代表大会所保证的，使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在去年的代表大会会议上，以及在目前这次会议上，改变是由于汲取了痛苦经验教训而建议作出的。人们提出了建立法制的要求，去年的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自今年１月起生效——实现了这一要求。现在将提出有关民法和处理劳工、工会和工作场所的新立法的细节。毛的错误中的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是，他在管理党或象人民代表大会这类非党机构时不理会民主规则。    与过去的一个较为肯定的决裂是打算“明确而有效地”把党的工作与政府的工作分开。在五十年代周恩来的领导下，很幸运地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他很快发现他的努力受到阻碍，而在他的最后十年中的悲惨事件使这些努力完全失败了。赵紫阳先生至少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不过，提到了党和政府，却没有回答国家的第三要素——军队——的问题。意味深长的是，军队在这届代表大会上有十分充分的代表，占代表人数的七分之一。军队作为整体或作为各个部分，自从１９６６年以来在一切政治变化中一直是活跃的力量。    邓所打下的基础看来还是很牢固的，足以经受住可能刮起的任何风暴，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群众、农民或城市居民，在过去两年中都享受到了拖延已久的物质利益。    现在掌权的人深信，他们现在是在纠正过去２０年中的错误。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人民的支持。他们还确信，他们把重点集中于经济是对的。这些领导人是为革命献出过生命的那一代人；他们看到革命在哪个方面使全国人民感到失望，过分的革命热情是怎样转移了中国的目标的。他们正忙于改革这一切。他们肯定认为，现在不是开展新的、大规模的、后果无法预料的政治辩论的时候。    然而，每个大城市的十字路口处都写有简练的格言：“实事求是”。现在，优先考虑的是经济现代化的目标。

认为我改革的主要影响在国内，美焦急地等着了解中国领导人能否使新制度发挥作用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９月１１日报道】美国官员们对中国控制住国内表示欢迎，他们现在焦急地等着了解中国领导人能否使新制度发挥作用。    一位密切注视中国事务的外交官说，政策和人事方面的变动是“特别重要的事”，这些变动现在接近于完成。    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世界上这个人口最众多国家的改组无异于猛力地向新时代推进。在政治上，这种改组准许中国的政策全面地趋向于同美国合作。    根据所宣布的新政策，意识形态变得不如技术上的合格和经营才能那么重要了。中央制订计划必须服从于牟利目的和竞争规律。    华盛顿政府认为，所具有的影响绝大部分是针对国内的，对外政策受到的影响不会那么直接。一位专家说，对外政策新方针（最重要的是大力同西方打交道）在很大程度上是毛仍然在名义上控制政局时颁布的。    但是，美国认为，上周所批准的新制度的真正缔造者是已故总理周恩来。正是周恩来在１９７２年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起创建了美中新关系。这一进程由邓小平继续加以推进。邓仍然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邓虽然继续担任党内职务，但是正在把他的衣钵逐渐移交给经济和政治革新派组成的新班子。    美国官员认为，美中关系目前的变化会产生两大实际后果。例如，随着中国采取一些资本主义技术，这种关系就会在贸易方面形成一种共同语言。    一位美国官员说，“美国商人和其他自由市场国家的商人将能以比较熟悉的方式进行贸易。他们将免受一些同中央计划当局打交道的烦恼。”    美国人士还承认，中国内部的变化可能加速同美国发生准军事关系。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副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现在正在中国调查这种可能性。    一位美国官员说：“中国领导人这样迅速地按计划采取行动，这是很大胆的。他们敢于承担通货膨胀、腐化和人民思想混乱的风险。现在我们必须看看，他们是否有能力使这一切顺利进行。”

【加拿大《环球邮报》９月８日文章】题：开明的经济政策指导着新的领导人    中国新总理的经济政策显示出开明的色彩。    赵紫阳把共产主义归结为两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和按劳分配。除了这两条以外，任何事情，只要行之有效，显然都是允许的。    他认为，“国家控制得太紧了。这种状况无法激发起企业的热情。”    当赵在１９７５年接手负责中国人口最稠密的一个省的领导工作后，他采用了什么有效就用什么的办法，结果创造了现在人们所称的四川奇迹——使经济上完全改变了面貌，仅仅在三年时间内，一个被搞得七零八落的省的工业总产值就提高了８１％。

原文提要：通货膨胀、萧条、购买力下降：东方同样出现了危机。这场危机特别严重，因为它冲击着经济脆弱、生产力低的国家    【法国《问题》周刊９月１日一期文章】题：经济发展为何遭到挫折？    华沙人面带苦笑讲述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顾客走进一家肉店，他问：“有牛排骨肉吗？”店主回答：“没有！”“里脊肉呢？”“没有”。“有牛肋排吗？”“没有”。“那小牛腿肉呢？”“没有。”总之，这位波兰人从头到尾问了一遍，什么牛肉也没有。他气恼地拎着空包离开了肉店。店主转向他的妻子，赞赏地说：“这个人记性真好！”    这个故事完全适用于莫斯科、布拉格、东柏林、布加勒斯特、索非亚。因为，社会主义集团所有国家的农业生产，不管是农作物还是肉食生产都明显地、接连不断地失败了。近几年的恶劣气候使农业生产的失败更加惨重。只有一个国家例外：匈牙利。这是东方人士习惯地称它为“社会主义阵营糟糕的工棚中最好的工棚”的原因之一。    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下降，投资减少，甚至匈牙利的情况也是如此。生产增长率极低或者根本没有。外债达到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程度。同西方一样，（东方国家）出现了危机。扰乱资本主义世界稳定的因素已经影响到自称社会主义的制度。还有一个加剧危机的因素：最近出现的这些动乱冲击着这些国家的经济。由于制度本身造成的原因，这些国家的经济生产力低，缺乏创造性，工业体制脆弱。    东方国家的著名专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匈牙利经济和社会学家皮埃尔·肯代说：“苏联人６０年来在农业方面屡犯毁灭性的错误，并且从不吸取教训，这是当代最大的奥秘之一。”    苏联和其他卫星国农业产量低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农民缺乏工作热情和信心。因为他们成了集体农庄庄员或合作社社员。因此，他们不太关心或不关心生产率和产量。    然而，波兰的情况井非如此。除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之外，波兰有３００万个体农户。但他们的耕地太少，太分散。土地的主人是半工半农，他们不能或者不愿实现农业现代化，因此产量同集体化部门的产量一样低。    皮埃尔·肯代承认，匈牙利没有小农，“但匈牙利的情况比其他国家好，这是不可否认的”。为什么呢？因为匈牙利人模仿南斯拉夫。他们允许私营部门发展，私营部门的形式是极小的企业，主要是经商或从事手工业生产。同时，他们扩大大型国营企业领导人的自由。世界各国都一样，造成僵化、浪费时间、生产力发展不足等现象的因素有两个：计划的高度集中；工人缺乏纪律性和信心。    当然，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所有工业和商业企业都归国家所有。国家根据五年计划领导这些企业。五年计划确定了产品数量、价格和技术标准等要求。因此，从理论上说，生产和消费应该是合理调配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无用的产品大量囤积，然后变质，而消费者急需的产品奇缺。在东方，这类事情屡见不鲜。例如：小号和大号鞋过剩，中号鞋缺货。    计划经济也无法解决工厂必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设备的供应。以致所有企业都经常断断续续地生产。工人们早上跨进厂门时，从不知道今天是否有活干。这显然是促使他们留在家中的原因。    据苏联官方消息说，工厂的缺勤率一直是１０％至１５％。为了解决缺勤问题，工厂增加超编职工人数。这是造成生产力下降和反常地造成劳动力缺乏的又一因素。因为苏联的工人、职员和干部今后有权比较自由地调换企业，他们不会放弃这种权利，这进一步破坏了生产。    在这种长期存在问题和遭受失败的情况下，从１９７５年起，东方国家象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发生了“危机”。世界最大的产油国之一苏联——今年预计产油６．０６亿吨——决定学习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榜样。在此之前，苏联向社会主义国家供应的石油的价格是参照五年来世界石油平均价格确定的。苏联突然对这些国家说：“再也不能用这种价格了。今后，我的石油价格每年都将有不同幅度的增长。”    事实上，苏联原油价格虽然比阿拉伯石油便宜２５％到４０％，但五年来还是大幅度上涨了。苏联人限制了向社会主义国家供应石油的数量，他们担心再涨价，因此储备石油。皮埃尔·肯代说：“同西方一样，东方的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廉价的能源。如果必须付出６倍的代价才能使经济发展，那显然是一场灾难。”    同其他国家一样，这种情况发生后，要么提高产品价格，要么用预算补贴来保持产品价格，这种办法会导致破产，将使国家债务超出偿还能力。这两种办法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一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例如，匈牙利平均涨价１２．３％，苏联啤酒涨价４５％，伏特加涨价１００％）。    捷克斯洛伐克财政部长列奥波尔德·列尔６月初在议会说：“我国再也不能向干部提供它过去所能提供的东西了。现在必须节约原料、能源、消费。总之，节约一切。”事实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购买力增长很少，甚至下降。    由于向西方出口少，进口多，所有东方国家都债台高筑。捷克斯洛伐克欠债３５亿美元，东德欠债８０亿美元，苏联和波兰各负债约２００亿美元。    对苏联人来说，这不是灾难：他们仍然可以出售金子或铀等稀有原料。而波兰却没有这些原料。幸亏西方银行，特别是德国银行迄今一直资助波兰人堵塞最明显的漏洞。皮埃尔·肯代解释道：“他们宁愿贷款，不愿失去一切。”但这种局面能维持多久呢？    皮埃尔·肯代还说：“波兰是可能破产的国家。它陷入了计划工作的粗枝大叶之中。目前为罢工工人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是导致分配购买力，但没有以增加生产或生产力作为补偿。这将导致常见的后果：加剧通货膨胀。”    皮埃尔·肯代认为，要使波兰肉店和饭桌上重新出现牛肋排或牛腰肉，必须“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小农经济。要使工业不再成为包袱，必须比匈牙利更加开放地解除计划对企业的束缚。    但是如果这样做，这些国家在勃列日涅夫的眼里还将是社会主义制度吗？

该报编辑部约请专家举行圆桌会议，就朱娜的“特殊功能”能否治病进行了讨论。卫生部调查委员会认为此事缺之可靠根据    【苏联《文学报》８月２７日报道】题：关于神秘的“罕见现象”（《文学报》编者按：关于第比利斯的达维塔什维利（即朱娜），已经传闻了好几年。据说，她只要用手做个动作，就能得知某人是否健康，或患有何种疾病。有些人还说，她不仅能诊断，而且能治疗。经她治愈的患者中，有的患神经根炎，有的患高血压，有的患巴金森综合症，也有的患前列腺炎、头疼或溃疡……近来，本报接到不少来信，就广泛报道的关于朱娜的“特殊功能”提出问题，究竟在科学上对这种现象作何解释？    本报编辑部决定举行一次圆桌会议，听取专家们的意见。    此外，编辑部还请苏联卫生部进行说明。卫生部研究“特异感觉功能治病者”的委员会的意见作为后记附在报道之后。）    会议主持者、作家贾帕里泽：我对朱娜的试验很感兴趣。    我曾经用了两周的时间来观察朱娜医疗按摩的工作。我的观察结果以及同患者的谈话已经概括地写在《神秘主义还是客观现实》一文中。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引起专家们对这一现象的注意。我在文章中引用了以前有关达维塔什维利的报道，以及经她治疗过的患者的反应。其中也有一些知名人物，他们一致承认，治疗后有所好转。    这些情况只是主观的见证，至于治疗的客观效果和长期效果尚未进行研究。科学应当研究这种“罕见现象”。    生理学家、格鲁吉亚科学院通讯院士阿萨季阿尼：我完全同意你最后的号召，然而我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达维塔什维利的试验（我们只能说是试验，还谈不上是诊断和治疗）搞得轰动一时，是由于某些人经她看过后感到病痛减轻了，自我感觉改善了，这些我都不怀疑，我怀疑的是另一件事。据说，她只要将双手靠近病人，就能作出正确的诊断：“你甲状腺肥大”或“你有胃溃疡”。仅仅这些倒还好说，然而还说能够进行治疗，而且包治百病，这，我就不大相信了。    贾帕里泽：我知道也有些病她不能治。    阿萨季阿尼：反正能治的病很多，涉及到外科、肿瘤科、内科、神经科，如果有的患者在她手里耽误了时间而造成致命的后果，怎么办呢？    至于达维塔什维利的“罕见功能”，我认为这是产生某种强烈反应的结果，我指的是人们的心理作用，例如暗示疗法，催眠，其心理治疗效果是人所共知的。    医学副博士瓦尔多萨尼泽：如果治疗效果达到细胞组织的话，就不能说是心理治疗，因为细胞既无理性，又无感情。    阿萨季阿尼：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对生物机体的任何反应，包括心理反应在内，归根结蒂要触及到细胞组织。    许多文章都报道，目击者亲眼目睹达维塔什维利在１５分钟内治好了营养不全性溃疡。这个患者是谁，是什么样的溃疡，真正效果究竟如何，哪些人亲眼目睹？两个月来我一直在寻查他们的踪迹，但是没有找到……    至于研究这种“罕见现象”，应该宣布一下，格鲁吉亚卫生部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今天在场的我和恰尔克维亚尼教授。    肿瘤科专家医学博士恰尔克维亚尼：在进行这项测定时，第一个条件是客观，没有偏见。然而我承认，我是多少有点倾向于达维塔什维利的。除了大家可以理解的心情，希望接触到一种新的、前人未曾发现的事情外，同时也听到我一位老友的反应，他是著名的耳鼻喉科医师，因为她解除了他因胃溃疡引起的胃痛病。    委员会建议达维塔什维利自己选一批同一类病的患者在诊所进行观察治疗。她起初选的是妇科肿瘤，后来我们选定妇科糜烂这一项，因为这种病易于观察，能将客观效果记录下来。    共和国肿瘤中心选了七位患者，监视其治疗过程，对试验情况进行必要的记录，进行细胞分析、照相。委员会观察了患者在一个疗程之前、进行之间和之后的情况。我们的结论是，并没有记录到病情好转的客观证明，但其中有些人的感染组织有结疤的趋势。    贾帕里泽：反正是有所变化吧？    恰尔克维亚尼：我们认为这是患者在一个月的住院期间遵守作息制度、保持个人卫生的结果。    瓦尔多萨尼泽：有没有进行过对比？把监视治疗者与患同样疾病而没有经达维塔什维利治疗的患者相比较？    恰尔克维亚尼：委员会认为无此必要。因为变化是微不足道的，连达维塔什维利本人也承认好转不明显。我不倾向于全盘否定她的方法，尽管我们的观察没有得到实际的效果。    阿萨季阿尼：不能排除达维塔什维利“罕见功能”的心理机体作用。我们还听说过溃疡自动消失的例子。身体中没有任何一种功能、器官不是直接受到第一信号系统或第二信号系统的影响。但是围绕着这种“特异感觉功能者”的试验搞得沸沸扬扬是没有好处的，这会使患者失去对医生和医学的信仰，而把希望寄托在某种“不平常”的方法上。    瓦尔多萨尼泽：我认为必须把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罕见功能”（如果确实存在的话）本身，另一方面是它的实际运用。我不了解达维塔什维利具有什么样的本领，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传送生物信息是可能的。而且，我已经说过，拿模型做试验可以证明，它既不会对理智，也不会对感情产生影响。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传送信息这种事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可能，每个人都具有某种同别人息息相通的场。不排除所谓有“特异感觉功能者”的这种场比其他人更强烈。    这完全是抽象性的假设，归根结蒂要靠专门的记录仪来测定。    巴拉米泽：这种仪器已经有了，并且正在第比利斯大学放射量测定实验室进行试验。    肿瘤中心化学癌实验室工作人员奥列涅娃：我就参加了传送生物信息的试验。    贾帕里泽：为什么不宣布试验结果？    奥列涅娃：试验至今尚未结束。    瓦尔多萨尼泽：最后的判决应由试验者来说。不过我也同意，把这事情过分宣扬是没有好处的，无论是口头或通过报刊来传播达维塔什维利治好了谁或治不了谁之类的话，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圆桌会议”后记：    对上述会议作一点补充，苏联卫生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由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医学科学院士乔尔努赫领导。调查委员会的目的是研究所谓“特异感觉功能者”的“治疗”活动。    调查委员会指出，近来在报刊和谈话中涉及到所谓“生物场”及其诊断和治疗的作用。    然而，真正的科学必须是在严格的试验条件下进行并由实践经验加以证实后才能得出结论。    近来发表的材料中，特别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斯皮尔金的谈话，引用了一些不知姓名的目击者和患者的叙述，而这些例子又无法得到证实。更不用说，其中许多事例与现代科学概念是相违背的。这类谈话在人们的精神上产生了不良的后果。    报刊文章上所举的一系列事实不符合实际。例如，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假设的生物场能够“根治”像营养不全性溃疡之类的疾病。据作者的材料，具有“特异感觉功能”的达维塔什维利在经过１５分钟的治疗后就使溃疡收干，“再过５分钟，患处出现粉红色的嫩皮，说明皮肤组织正在形成”。    然而，格鲁吉亚卫生部调查委员会对达维塔什维利的工作进行核查之后证明，所谓依靠“生物场”能够治病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调查报告强调指出，目前正在治病的达维塔什维利井“没有受过专门的医学教育，只有一张按摩训练班的结业证书”。    一些文章中举了“特异感觉功能者”“诊断”疾病的例子。    这个问题很好解答。因为无论是甲状腺肥大还是胃溃疡还是肾脏病都会在患者外表显出病症。一个稍稍学过一些医学常识的大学生，就能看出这些变化而作出判断。    此外还应指出，让一些不懂行的人士来收集并解释这种或那种有关诊治方法的材料，并让这些材料在报刊杂志上广为宣传会引起可悲的后果。让一些没有学过医学的人来进行治疗工作，特别是涉及到癌变前期的疾病的肿瘤病，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科学家的调查报告中还谈到一位患者在“特异感觉功能者”的影响下，放弃了早期治疗，过了几个月之后，由于病情恶化，到肿瘤科求治时，病变已经扩散，不久就死了。    因而，对任何一种不了解的现象进行科学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在今天，据专家们认为，还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说明“特异感觉功能者”具有某种罕见的治疗能力。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认为在自然界存在某种不同于物理场的“生物场”，像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所说，可以用来作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神话在文学艺术中是富有魅力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危险的。而医学上的神话，更是危险中的危险。

【科威特《火炬》报８月２４日报道】题：美人鱼    最近，在红海海岸发现了生物的一个奇迹    ——美人鱼。美人鱼的形状上半身如鱼，下半身象女人的体形——跟人一样长着两条长腿和１０个脚趾。可惜的是，它被发现时已经死了。    不久前，美人鱼已被送往亚历山大海洋生物学院公开展出。于是，美人鱼轰动了整个埃及。国家海洋生物协会和海洋生物学院的专家们极其重视对美人鱼的研究，已派出一个大型的专家代表团前往亚历山大对美人鱼进行研究和剖析，然后作出结论。红海海岸发现的“美人鱼”

【科威特《火炬》报报道】题：在大西洋发现了罕见的“月亮鱼”    法国一位名叫韦福的人，酷爱钓鱼。假日中的一天，尽管他象往日一样大清早就离家去勒阿尔海边垂钓，但他却有点漫不经心，因为在这个星期中，他已去钓了几次，都没有钓到什么珍贵的鱼。    来到海边，当他在鱼钩上安好鱼饵放入海里后不久，感觉到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把鱼杆往海里拽。这时，韦福紧握鱼杆不放，经过长达半小时的周折，他终于得胜了。呈现在韦福面前的是一条从未见过的形状奇特的大鱼。    这条鱼重达１５公斤。使人感到稀奇的不是这条鱼大，而是这条鱼的属类异乎寻常，海洋学家称之为“月亮鱼”。在此之前，从未有人在大西洋中捕到过这种罕见的“月亮鱼”。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８月３０日电】题：赤手擒鲨    贝尔格莱德一位旅游者斯坦科维奇最近在南斯拉夫门的内哥罗共和国南部临近亚得里亚海的博卡科托尔斯卡湾，捕到一条２．３米长、１００公斤重的鲨鱼。    据贝尔格莱德一家报纸报道：    斯坦科维奇带着他的几个孩子在距离科托尔镇不远的海里游泳时，发现一条鲨鱼顺着浅水向他的孩子们游去。    他赶紧奔过去骑在鲨鱼的背上，双臂紧紧抱住鲨鱼，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把鲨鱼拖到海滩上。    科托尔海洋生物研究所已经确定这是一条雌鲨，体内有４４条小鲨鱼。

【埃及《十月》周刊报道】一艘美国宇宙飞船担负着一项历史上最奇怪的使命：美国科学研究机构要它跟踪一只海龟的行动。    这只海龟名叫“第亚那”，头上装有一台发报机，专为海洋环境局进行工作。它于去年十月放进密西西比河河口，在美国的沿海游弋。人造卫星一直不断地接收着海龟发出的信号。    突然，海龟去向不明，直到最近才搞清楚，原来发报机从海龟头上脱落了，并被一名海员捡获。    海龟担负的科研任务尚未完成，现在人们分别在数只海龟身上紧紧绑上发报机，继续进行科学试验。

说土发动这次政变的是稳健的亲西方的武装部队，并事先向美打了招呼。因此，美感到宽慰    【美国《华盛顿邮报》９月１３日文章】题：盟国的态度：耐心    美国昨天以有节制的态度对土耳其的军事政变作出了反应。它表示希望“早日恢复民主”，但是它小心翼翼地没有批评土耳其武装部队采取的行动。    这种反应同美国对南朝鲜和玻利维亚最近发生的军事接管作出的反应形成尖锐的对比。美国作出这种反应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官员们清楚地感觉到土耳其的局势是有所不同的，需要土耳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的各盟国采取耐心的态度和谅解。    据了解，美国官员们都认为，被政治上的瘫痪、削弱力量的经济问题和右派及左派的极端主义分子日益频繁的恐怖活动所困扰的土耳其，一直在无可避免地蹒跚地走向某种内部动乱，尽管没有一个人愿意公开这样说。    在这种情况下，看来美国官员们几乎感到宽慰的是：中断民主的行动不是象土耳其共产主义者或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这样的极端主义力量采取的，而是武装部队采取的。武装部队被认为是稳健的和亲西方的，并且忠于土耳其作为北约组织在地中海的战略上重要的南部支撑点的职守。    事实上，虽然美国的官员们坚持说他们事前不知道真的在酝酿一场政变，但是这场政变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从年初开始，土耳其军方曾数度公开发出警告说：如果土耳其长期不和的各政党未能互相合作一致对付恐怖活动和经济不稳定的局面，军人将插手恢复秩序。    国务院发言人特拉特纳的确透露过，在军方到电台上去告诉全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一小时又十五分钟，美国得到过关于发生政变的通知。    美国官员认为土耳其将坚决留在西方阵营里，军事统治的时期不会很长。总参谋长埃夫伦将军后来向土耳其国民发表的声明中重申了这些保证。    卡特政府的决策者考虑到这些因素，让特拉特纳宣读了一份经过仔细推敲的声明，其中说道：    “美国必然关心任何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的权力遭到剥夺。我们注意到，土耳其军方在夺取政权时说过，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恢复民主政府的作用。”    华盛顿对土耳其的政变作出了有节制的反应，昨天在大多数其他北约国家的首都和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似乎也对土耳其的政变作出了同样的反应。虽然大多数北约国家政府似乎是尽可能少发表评论，但是它们确实表示，使它们受到鼓舞的是，政变领导人在北约人士中都是知名之士，而且由于他们的亲西方的态度深受人们的尊敬。

说卡尼亚受到苏联的信任，同教会有联系，他有良好的权力基地；他将走上一条精心选择的曲折道路    【英国《泰晤士报》９月８日文章】题：波兰的新领导人    任命卡尼亚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新的领导人显然是符合逻辑的。现在，波兰是进入真正改革的新阶段，是否滑回到人们所熟知的失望和危机的循环之中去，决定的因素正是莫斯科和波兰统一工人党。    正是波兰党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使盖莱克早期的改革企图没有得逞，给他的政权招致了如此难堪的后果。他的命运后人可引以为诫。    卡尼亚熟悉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内情，由于他的权力基地在华沙，他比盖莱克更加了解党的机器，因为盖莱克的权力基地西里西亚的情况相当特殊。他知道，波兰工人党非常气馁，而那些感到地位不稳的人会下定决心，死死地保住自己的地位。这个党现在几乎没有人支持，并且面对着教会在道义上占优势的巨大威望和拥有四分之三耕地的个体农民的强硬抵抗。从各种消息来看，党的中层和下层党员对于教皇的访问都深感不安，那次访问向公众显示了他们的权力的虚伪性，令人不快地鼓舞了各个教区的教士。他们对于党承认独立的工会也深感不安。由于意识形态已经完蛋，党的存在只是为了谋求它自身的政治和物质特权和维护自己的权力，除此之外，别无他图。任何威胁到这些权力的东西都会受到抵制。这就是勃列日涅夫从赫鲁晓夫的倒台中接受的教训。正是这条教训使他一直握有权力，使卡尼亚上了台。    从这些体制方面要比仅仅注重于卡尼亚的品格和阅历更能充分地了解波兰的局势。作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一个人物，他既不是鹰派，也不是鸽派，既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是改良主义者。他是靠老谋深算和看准并利用到手的机会而爬上来的。如果脱离开前前后后的背景，我们是不能从提升他的决定和他在各个时期的地位中了解多少他的情况的，但有一点除外，那就是，他多半必定能够正确地审时度势，以至于他取得了现在的地位。    卡尼亚之所以被选上，是因为他的表现使他赢得了波兰统一工人党，首先是莫斯科的信任。作为负责警察和军队工作的党的书记，他必须同莫斯科和克格勃经常保持接触。    由于他还负责宗教事务，他同波兰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权力中心也建立了联系。华沙地区到处有他的亲信，因此，他有良好的权力基地。现在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可能性最大的候选人奥尔绍夫斯基反而落选了。原因就是他没有这么多的联系，同时，正如一些人所说，他一直在同时弹两部钢琴：一方面同勃列日涅夫拉关系，同时也同改良主义者友好相处。而卡尼亚却没有这样暴露自己。    他现在发现，他正处在错综复杂的冲突力量的中心。莫斯科将给他两项指示：避免引起麻烦，但也要扼杀任何可能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性质的变革。他自己的党将要求他做的大体相同，不过要把重点放在恢复党的权力和威信上面。现在的问题是：这两项指示是否能够和谐共存。要扼杀改革，势必引起更多的麻烦，如果任其发展，那就有可能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    卡尼亚要做的事情自然是消除各方的疑虑，以此赢得时间。看来，这正是他目前所做的。现在的情况是，卡尼亚将走上一条精心选择的曲折道路，一方面向工人保证，同时也告诉党内，如果他们耐心等待，就会发现他们的利益将得到充分的保护。不过，这种平衡手法的表演只能到此为止。在某些方面，有人开始感到他正站在失败的一方。因此，除非卡尼亚真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否则，波兰就会再次陷入危机之中。

【法新社华沙９月１３日电】仅次于统一工人党的波兰第二大政党农民党要求“改善波兰的政治制度”，以便使它和统一工人党人比较起来有较多的活动余地。    农民党的声明要求波兰各级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分开。    农民党说，波兰的统一工人党、农民党和民主党之间应当形成“合作的体制”，这样农民党才能成为“统一工人党的真正伙伴”。农民党的声明要求扩大农村地区的报纸发行量，要求在决定农业政策时拥有较大的权力，以及更广泛地参加青年组织的活动。    【法新社华沙９月１３日电】波兰工人自从七月份罢工以来所采取的“有控制的解放”的谋略已传播开来，被波兰农民党所采用。该党中央委员会昨天要求重新确立议会中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农民党在波兰议会中将近占１／４的席位，工人党占一半以上，民主党约占十分之一。４６０个席位的议会中另外十分之一的代表是独立的天主教会的代表，他们一共有１７个席位。农民党领导人强调，他们并不是和工人领导人一起对统一工人党在波兰的领导作用提出疑问。    据官方波通社发表的关于农民党中央委员会昨天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报道，农民党要求“对代表机构的选举方式进行重大改革”，并敦促恢复“民主原则”。    农民党还赞成分权的原则，要求承认立法权优先于司法权。农民党说它希望“全面参加国家生活”并成为“统一工人党的真正伙伴”。    农民党采取的策略，虽然不能被看作是对民族统一阵线的联合的威胁，但仍然是对一党制的首次突破。农民党在过去从不对改革和独立表示兴趣。看起来该党领导人现在是要把他们自己推向一股改革情绪浪潮的前头，由于最近的罢工，这股浪潮可能席卷波兰农村。

【美联社东京９月９日电】“第三势力”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领导人宋双今天在东京说，除非越南人离开他的国家，否则再过十年柬埔寨人民将被“消灭掉”。    宋双今年６９岁，在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６８年期间，他在西哈努克亲王手下任财政大臣。他说，“仅仅是为了得到食物，柬埔寨妇女被迫同越南人结婚。我国人民正挨饿和死亡，我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国家。”    宋双说，他的组织在柬埔寨是很出名的，是得到广泛支持的，因为它既反对越南人也反对红色高棉部队。虽然宋双说他的组织现在同红色高棉建立了“稳定的”关系，但他预言如果在联合国支持下在柬埔寨举行选举的话，他的组织最终将在柬埔寨执政。    他不愿说明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支持者的人数。宋双是在法国受过教育的佛教徒，他近来一直在周游欧洲、美国和亚洲，以争取人们支持他的组织。他到这里访问是由世界宗教与和平理事会日本分会组织的。    宋双指责本来要给柬埔寨人民的救济援助大都被错误利用了。他说，供应的大米约有半数被运到越南，有４０％被用去喂养越南人支持的韩桑林政权的士兵。但是他说，救济努力应继续下去，因为有１０％的援助到了人民手中。他说，“１０％总比没有好。”    他说，他的组织在分发援助食品和药品方面是非常诚实的，所以已取得了柬埔寨人民的信任。    宋双说，越南人正从有名的吴哥窟搬走佛像，把古物装在棺材中运往越南。    【共同社东京９月９日电】宋双９日在东京会见记者，讲话要点如下：    一、国内仍有许多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和组织，把援助物资送到他们手里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国内携带武器的新加入者不断地增加。    二、关于同民主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关系，在４月份举行的大会上承认了“共处”关系，即：不联合开展武装斗争，但可以在各自的地方同韩桑林政权进行斗争。    不过，条件是波尔布特派不对我们以及粮食等运输线发动攻击。    三、关于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在现阶段可以给波尔布特政权，不过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四、必须遵照联合国决议，在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以后，通过自由选举决定真正的柬埔寨政府。柬埔寨是个小国，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中立和不结盟。    五、对于承认波尔布特政权的日本政府，我们并不打算让它正式承认我们，但是希望日本对我们予以默认。    六、我是为了得到日本更多的援助而访问日本的。

【路透社华沙９月１２日电】持不同政见人士今天报告，波兰各地发生了新的罢工，波兰共产党主要报纸惊呼持续的罢工正在破坏经济。    持不同政见人士说，波兰北部、中部和南部的许多企业举行了罢工，其中包括卡托维兹钢铁煤炭中心附近的梅什科夫钢铁铸造厂，这是个大工厂，共有４５００名工人。    据这些人士说，至少有七个工厂的工人昨天举行了罢工。    这里的官员们估计，仅在八月份，由于罢工而造成的生产损失达十亿美元左右。

【日本《读卖新闻》九月五日报道】（山田发自曼谷）在泰柬边境地区发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柬埔寨的非共产党游击组织「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主席是前总理宋双）的力量扩大，把以前分散的非共、反共的自由高棉各派集中在自己的旗帜下，正在形成反韩桑林政权的统一力量。    其背景是，泰国当局期待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今后成为一张有效的王牌，这种意图似乎也正在发生作用。并正在努力设法使该阵线同波尔布特派实现合作。宋双正在国外展开宣传活动，前不久甚至有人传说他秘密访问了北京，似乎可以说，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的存在，是值得注意的。    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于去年十月正式成立，这个组织最近发表声明说：「各分散的非共产党民族抵抗力量，已决定在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据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说，上周，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司令殿德将军在边界附近的难民集中地带农占（亚兰北二十公里）同自由高棉各派的领导人进行了磋商，这些组织决定参加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强调说：一、可以说，现在整个边境地区，除波尔布特派统治的地区外，都是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的统治区；二、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最近已浸透到越柬边境地区；三、甚至连韩桑林政权的高级官员，也表示要参加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