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北京９月７日电】华国锋主席今天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讲话。    邓颖超女士在主持今天会议时宣布，今天的议程将包括考虑中共中央关于选择新总理的建议。    根据中国宪法规定，新总理要由全国人大根据党中央的建议任命。    邓女士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一。    【美联社北京９月７日电】即将卸职的总理华国锋今天对议会说，国务院将废除旧的１０年经济计划并制订一个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的新的１０年计划和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五年计划蓝图。    华说，原先的１９７６——１９８５年的１０年经济计划对今天的中国已不适用了。    他说，原计划受了激进的四人帮和已故国防部长林彪的影响。他说，因此，有些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过大，各经济部门缺少综合平衡。    新华社报道，华说：“这个十年规划纲要，时间已经过去四年多，再修订也已失去意义。”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为了实现现代化，制订长远规划或长远规划纲要的任务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路透社北京９月７日电】（急电）华国锋总理今天要求中国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任命赵紫阳取代他担任总理的职务。华（也是共产党主席）还要求代表大会批准七名副总理的辞职。    【法新社北京９月７日电】中国党主席华国锋今天在全国人大宣布，他将辞去总理职务，他接着说，党中央已建议赵紫阳副总理任总理。    华还说，政府１８名副总理中的七名将辞职。他们是：中国的铁腕人物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王震、徐向前、王任重和陈永贵。    【共同社东京９月６日电】（记者边见发自北京的评论）题：这次更迭总理，不是由于政争或者指定的终身领导人的死亡，而是采取了根据党中央推荐，让位于赵紫阳副总理的形式，这表明了中国的政治的成熟程度和政局的相对稳定，因而将引起人们的注目。

认为这次会议任务是在集体领导和集体责负气氛中制定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    【南通社北京９月６日电】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这几天一直在举行分组讨论会，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新法案。人民代表拥护从中国的宪法中删除人民有权写大字报的条款建议，因为这一权利在文化革命期间给亿万人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但是，另外又发表了这样一种意见，即如果撰写反对官僚主义分子的事实确凿的大字报，并且署名的话，不应认为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此外，中国议会此次讨论的特点是，它是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的，提出社会的许多十分重大的问题，并且正在对那些明确的缺点追究个人的责任。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９月５日电】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目前正在举行的会议是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反映出中国近年来发展中的一些实质性的变化。本届会议的任务是在集体领导的和集体负责的气氛中制定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为更加迅速、全面地发展开辟新的可能性，以使中国在本世纪末有可能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本社驻北京多年的记者米·沙拉诺维奇在贝尔格莱德最近一期《新闻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以上就是萨拉诺维奇在这篇文章中作出的估价。    作者强调指出，可以把中国现在的事态看作是中国“调整政策”的第二个阶段。    中国六十年代初就开始实行“调整政策”。然而，这个过程后来由于“文化革命”而在１９６９年中断了。清除了“四人帮”之后，“文化革命”期间否定了的政策再次得到了确认。    这家周报最后说，这次人代会表明，中国正处在一种困境之中：有一种东西它不能放弃，又不想失去，那就是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加速国家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机会。

《纽约时报》说这次人事调整显示中国要继续进行国内大改革的决心，标志着政权的巩固    《洛杉矶时报》说中国为实现现代化作出令人欣喜的新尝试    【美国《纽约时报》９月５日社论】题：中国出现新的管理班子    赵紫阳迅速晋升为中国总理，这件事除了显示出要继续进行国内大改革的决心以外还说明许多情况。这件事标志着毛之后的政权的巩固。这一变动还加强了共产党国家与众不同的双轨制度：党负责制订政策，政府负责管理。    毛逝世后担任党主席的华国锋即将把他兼任的总理职务让给赵。邓和另外四位副总理也将放弃行政职务，只保留党内的职务。公开宣布的目的是要把“过份集中的”权力分散，并提拔那些在实际工作中作出了成绩的‘‘年富力强”的领导人。    这些变动的主要意义看来是：不要有变动。新中国情愿要账簿而不要小红书。它将加速分散经济权力，它要把强调生产率和技术——从而也就强调了责任——的新做法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国家法庭上最新的被告是四名管理人员。他们的罪名是在一艘近海油船的翻船事故中渎职和隐瞒，这样一来，渎职成了人们比异端邪说更关心的事。    所有的革命都会达到这样的阶段：革命者发现政府的工作是保持国家这条船不至沉没。由于毛声称他的革命是持久的，并为实现他的这种设想而牺牲工业甚至牺牲教育，因此那些必须恢复秩序，把生产搞上去和使学校重新开门的人的办公室里拿掉他的照片也就不可避免了。这是在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里进行的一次令人感兴趣的变革。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９月５日电】《洛杉矶时报》９月５日发表题为《中国：变革之风》的社论：    显然，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开始把权力移交给新的一代领导人，确定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胆而脱离正统的新经济政策。    华的总理职务将由６１岁的副总理赵紫阳接替。赵是作为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省的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共产党领导人而出名的。    赵在担任四川省那个职务期间，领导了一次极其成功的试验，就是采取资本主义方法——这跟南斯拉夫的做法很相象——来增加工农业生产。现在，这些方法正在大得多的范围内采用。    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想象中国领导人是在放弃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根本信仰。    中国领导人已作出如下符合实际的判断：他们的国家要生存下去和繁荣起来，就必须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经济必须给中国人民和西方公司较大的鼓励。    这一新方针能否弥补中国极其缺乏受过训练的专家和工程师的状况，还没有把握。然而，正如人代会的调子清楚地表明的，毛以后的中国领导人愿意作一番尝试，这是令人欣喜的。

【合众国际社北京９月４日电】（记者：龙布乐）中国人民代表大会９月初举行的会议向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开放了，这是２０年来的第一次。    安全措施比较松。会场入口处的工作人员稍微看一下记者证和特别入场证就让进去了。装着各种摄影器材的提包都未经检查就带进了人民大会堂。    外国新闻机构的记者可以在这个宏伟的大会堂的一层楼厅里拍照和对代表大会的三次会议的实况录下音来。    记者们曾用小望远镜观看象华国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这样的有权力的人物，还可以用强光电视摄影机对他们进行近镜头摄影。    尽管在人大会议上受到约束，外国记者能报道人代会消息这在中国的新闻采访中是一个里程碑。    西方分析家说，中国人现在向外国记者开放获得新闻的渠道，为的是向外部世界表明，在文化革命动乱结束之后，中国的局势正在恢复正常。    有一位分析家说，“中国人想表明，他们对自己是有信心的。他们想通过让西方人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件事来使外国对中国确立信心。”这种信心对于中国急需的外国投资显然是有影响的。

【日本《东京新闻》９月５日报道】（记者山本发自北京）题：即将成为中国新总理的赵紫阳先生符合现代化路线的要求    三个月前赵紫阳先生还只是一位地方政治家、不习惯大批记者拍照，但是，不久就要成为大国之首的伟人竟然腼腆，却是令人意外。会见过赵紫阳先生的外国人很少，据他们说，赵紫阳先生给人的印象是稳重、诚实、谨慎。从印象的角度说，他和以邓小平先生代表的中国以往的领导人，有不同的风度。    也许正是赵紫阳先生的这种性格，使他上升为符合这一时代要求的新领导人。    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就在于怎样从过去那种反复无常的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素质中摆脱出来。中国正在为此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浮现出来的“受期待的领导人形象”是：（１）不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２）废除家长式领导，实行集体领导；（８）不屈服于权力、实行民主换班。    不言而喻，要求新领导人具备的首要资格，是具有稳步推进现代化路线的能力。    赵紫阳先生稳重、诚实、谨慎的形象十分突出，同时，也是能力极强的行政干部。可以认为他的这种中国以往的领导人所没有的素质，使他能够接近新领导人的形象。    现在正在进入需要这样的领导人的时代，即扎扎实实地履行那个时代的一项任务，使命一旦完成，就稳步退出舞台。赵紫阳先生这一年来的迅速晋升，只能使人感到惊讶。    从政治时代进入经济时代、从革命时代进入重视生活的时代，从建国的第一代，进入第二代的时代，作为象征着各种时代变化的领袖，将诞生赵紫阳总理。他的个性能否充分发挥，将成为占卜“新中国”的方向的一个依据。    【英国《每日电讯报》９月４日刊登驻香港记者格雷厄姆·厄恩肖的评论】中国总理华国锋昨天第一次宣布，他将于星期日（９月７日）辞去总理职务，让位给副总理赵紫阳。    见到过赵的外国人都说他多少有点周恩来所具有的智慧的特点。周任了２７年总理，他在中国负有是一位能把事情办成的有能力和会革新的行政领导人的盛名。    【美联社北京９月４日电】（记者：维多利亚·格雷厄姆）中国的下届总理赵紫阳，现年６１岁，被认为是一位有革新精神的经济学家，精明强干的行政人才，为人随和，不怕同资本主义发生牵扯。    赵紫阳不久前才当了副总理，风度优雅从容，但是他最出名的还是因为他的根本方面。他能解决问题。    赵说：“我们不能作茧自缚，所有妨碍生产发展的经济形式都应废除。”    赵最出名的是指导了工业和农业的经济改革，给农民和工人以更大的自由。赵经常说，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在这两个原则下，他愿意试验种种使资本家感到高兴的新的管理制度和工业组织形式。

【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８月３０日刊登该报主编罗伯特·基特利的文章】题：中国决不能使自己或别人眼花缭乱    据专家说，中国在本周周末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会使中国保持政治上稳健、经济上稳步发展的长远政策。中国是一个以历史成就和积累的智慧为自豪的民族，这种自豪是应该的，就这样一个民族而言，现代中国却表现了一种吓人的集体疯狂的本事。大跃进、文化革命拜占庭式的阴谋、清洗和各式各样的欺骗政策使中国最近一段历史沾染了污点，并且严重地减慢了从贫穷攀登到仅仅是能够节俭度日的生活的进度。    这样的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但是没有保障——尽管目前是在朝稳健的方向走，而且据说是不可能逆转了。    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说：“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新的经济政策是否能成功到足以防止比较过激的政策卷土重来。”    要使这些经济政策成功，这显然是北京现领导所想的。因此，预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批准党的政治局已经作出的一些谨慎的决定，其中主要的是寻求合理的——意思就是慢而稳——的经济发展，提升健康的和年轻一些的务实派人物，换掉身体虚弱的和政治上软弱的人，再加上一些措施，使任何领导人今后都难于再一个人支配社会的生活。    所有这一切使许多人产生了希望，认为中国有了相当灿烂的前途。有人认为中国是西方在遏制俄国人方面的一个有用的准同盟国，有人期望它在外贸和投资方面的地位越变越重要。总的说来，在这亚洲谋求繁荣——尽管印度支那战争迟迟不结束——的时候，中国被称为一支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起稳定作用的力量。    这是一种乐观的估价。但是，中国在过去也曾多次显得似乎在反对激进主义了，结果却又回到了教条主义道路。    同外界的关系同样也改变了。    关系的变不仅仅在外交上。中国最近几年同许多国家建立了正式关系。同外国的交流在扩大，北京的人已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    民族利益已取代毛主义思想成为中国是否参加这种活动或者参加到何种程度的尺度。    然而经济上的变化更显著。既然中国已经承认自己的技术多么落后，进口货已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关键的作用。发展计划已经修改了，放弃了不现实的目标，减慢了增长率。曾经一度被诅咒的外国贷款现在成了希望得到的东西，同资本家合办企业也成了时髦的事情。    一位刚在中国渡过夏季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的领导人和群众都知道他们的国家现在已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    他认为，普遍说来，现在中国人的愿望和外界比较相似了，而不是更不相似了。因此他不大相信中国人会容许再次走向闭关自守。此外，最近几十年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破坏了那么多人的生活，又出现了那么多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因此他不相信狂热的强调意识形态的政策能够再次复兴。    目前的走向稳健政治的趋势——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受到世界上也许除了苏联集团外的大多数国家的应有的欢迎。    但是这一切令人眼花缭乱的事物不应影响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

香港一些外资厂商对我所得税法表示欢迎，认为提供了指标，有助外商更易作出决策，但有的认为一些技术问题仍有待澄清    【香港《明报》９月４日消息】题：中询有限公司主席高德思认为，中国所得税率具有吸引力    中国公布了中外合资联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法案。此间外资人士普遍表示欢迎，认为是进一步健全外来投资的有关法例。    他们又认为，企业所得税率颇为适中，不算太高，但也不算低。但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则有些问题仍待进一步澄清。    中询有限公司主席高德思说，中国政府宣布这两项所得税法，是一好消息。因为对有意在中国投资的外商来说，这提供了指标，有助外商更易作出决策。    他又说，新税例的内容大致与一般预料相距不远，税率不太高也不低，可说是在香港与美国两地企业所得税之间。而且不会把外来投资吓走，或引来一窝蜂式的投资。    高德思说，虽然中国对外调的企业利润加征１０％的附加税，目的只在鼓励合营企业的外商把利润再作投资，是无可厚非的，较某些国家不准把利润外汇好得多。    一个外资银行经理亦同意这个税率不算太高，不致减弱外商前往中国投资的兴趣。    另一外资公司董事也认为，这税法标志着合资联营法的进一步发展，有助澄清海外投资人士的疑虑，是一项正确的行动。    他说，企业所得税率可能偏高一些，但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理想地。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合营企业可以就地取材。    在广东和福建设立的经济特区税率低许多，高德思认为会使外商更有兴趣投资于经济特区。但外资银行经理则认为不会。    他说，特区的设备和基建条件较差，企业需要长时间去建厂和生产，但在其他地区如上海，若与现存的中国公司合营，则可立刻投产和销货，这有助于缩短收益回笼的时间。    不过，他们均同意企业税法仍有一些技术问题有待进一步说明，例如会计制度、核数标准和程序，折旧问题等。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外资人士也认为在细节上需要更详细的说明，目前难以确定在什么情况之下，外籍工作人员需要怎样纳税。    特别是如何界定在中国的居住期以及收入的来源，应有更具体的解释。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９月３日报道】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开始对大米和食盐征税的中国现在正准备征个人所得税，但是，在中国的将近１０亿人口中，只有２０人才交这种税。征个人所得税一事说明，中国已经承认工业时代，虽然承认时间晚了些。    实际上，这种新的税收是针对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的，尤其是针对北京希望同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公司建立的新的合资企业的。    开办这种合资企业后，还要有许多外国人以比较高的薪水在中国工作，这最终将意味着，要付给同他们一起工作的中国人较高的薪水。    【美国《新闻日报》９月３日报道】政府的现代化计划推行者昨天提出了中国的第一个所得税法。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界线正好规定在实际上都征不到中国人的头上，而正好征到实际上是每个外国商人的头上，这种规定不是偶然的。    这种做法是同中国利用一切手段取得外汇来购买国外技术的做法相一致的。    【英国《金融时报》９月３日报道】中国已确定对涉及中国人和外国合股人的合资企业的利润征收３３％的税。    在中国的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所作的这一宣布消除了使外国人迟迟不在中国投资的一大捉摸不定因素。    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说３３％的税率“略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税率。这一税率在大多数外国实业家一直预计的３０％到５０％这一幅度中也是比较低的。

【法国《世界报》９月５日刊登文章】题：北京的新进程    事实上，人们在北京所看到的变化远不只是重新分配人物的角色。    姚依林所阐述的经济原则意味着发生了真正的转折，断然抛弃了从六十年代初以来所奉行的政策。人们认为发生变化的是：放宽了国家对企业的控制，使工业部门在选择投资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开始搞财权分散，加强银行的作用，建立“工人代表大会机构”而试搞自治管理，一些“大的企业”可以直接与外国接触。总之，中国结束了令人头痛的鼓励“群众”劳动的时代，而进入了专家治国的现实主义的时代。    为了实现这一政策（它可能受到许多习惯势力和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中国党显然选择了一个它应当选择的人物，赵紫阳既不过于“专”，也不过于“红”，这几年来他在他所领导的四川省已经实验过他的某些方法了。但在一个拥有十亿人、相当于十八个法国大的、８０％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的国家里，怎么全面铺开、顺利地进行这一调整呢？    某些消极的现象已经出现了，这很可能减缓执行新方针的速度：１９７９年已出现了近６％的通货膨胀率，预算赤字，对外贸易不平衡。把技术能力优先于政治标准难道不会使官僚主义机构害怕吗？

【英国《金融时报》９月４日社论】题：中国的方针变化    中国人是有经验的舞台监督，毫无疑问，他们现在正在把一些好戏留着在目前的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快要结束时演出。    但现已清楚的是，在中国经济管理中实行以市场为主的政策的试验现在要加以巩固，并扩大到全国。    在财政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对代表大会的最初报告中出现了一些标志，表明了脱离毛主席的遗产或苏联的集中计划制度的模式的这种重大的方针变化。    银行通过其贷款活动将对企业有效使用资金负有较大的责任；中央对国营企业的控制正在进一步放松，以便使地方管理者有较多的决策权；很可能开始彻底检查税收制度，新的税收制度将考虑到对于办企业获得的利润所给予的更大重视；中国直言不讳地鼓励外国投资，现在规定对外国投资征收３３％的相当慷慨的税，以鼓励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以上措施除了税收改革外，本身都不是新的东西。    但是，目前政府碰到了预算开支过大的困难，粮食收成不好，通货膨胀仍然是个问题，在这样的时候北京信心十足地实行和推广这些措施，这反映出它相信这些措施正在奏效。    中国领导对他们现在奉行的以市场为主的政策经验不足（因为许多领导人在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５年这段文化革命期间不是被下放到省里就是进了监狱），被指派执行这些政策的管理人员的经验甚至更少。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人研究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自治模式。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些试验取得的成就，正如四川省那样，尚未就职的新总理赵紫阳曾是四川省的党的负责人，他由于鼓励农民搞自由经营而使该省的农业产量提高了。    但他们同样也看到国营企业由于调整价格而增加了利润，并进行了新投资，而进行这种新投资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正是这种浪费促使预算超支过大。令人鼓舞的情况是，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不过，中国人愈是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些问题似乎愈多。这些问题可能有：由于石油产量不可能增长，能源仍然缺乏；由于国内资金或外汇缺乏，对作为中国新钢铁工业心脏的宝钢和武钢的不适当投资，就迫使削减对新项目的投资；重新训练在中央平均主义制度下培育的、对进一步改革持冷淡态度的干部。    他们所抱的领导将摆脱困境的最好希望就是，其政策比毛要人们表现革命热情的号召更多地响应了提高生活水平这种仍然是普遍的愿望。

【香港《大公报》９月４日报道】题：对于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本港知名人士看法不相同，有认为合理，有认为偏高，有认为不高不低    人大常委会提交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和个人所得税法（草案），受到海外投资者的关注。    香港法律界人士廖瑶珠认为，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定为３３％，是个合理的数目。    香港总商会助理执行董事冯若婷说，中外合资经营的所得税加上地方所得税与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比较是处于中上水平。但是，这个税率比香港的１７％为高。相信中国考虑这个税率是有一定的理由，不过，如把它降至２５％以下的水平，会增加中国与亚洲其他地方的竞争力。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讲师廖柏伟认为，合资企业所得税定为３３％，可谓不高不低（较香港高，较欧美低）。最关键还在于中国能否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诸如改善管理、运输等服务。    他又表示，加速发展轻工业，不但可以满足人民对消费品的要求，还扩大整个市场的贸易额。    在这种情况下，纵使税率稍为高一点，也不会减弱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美国杜邦公司制造的一种新式除草剂在复修印尼一座佛教建筑物中发挥了作用    【美《今日世界》９月号文章】题：挽救古代建筑奇迹    在印尼的爪哇中部，目前正在进行一项挽救古迹的庞大计划，这项计划要花１５５０万美元；而所要挽救的是一座著名的亚洲古代建筑，据科学家估计它大约已有１２００年的历史，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殿堂之一——婆罗浮屠。婆罗浮屠又名千佛坛，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石头结构。坛下部有五层四方形平台，顶层之上则有三层圆形回廊，廊上分布７２座钟形小塔，每座塔内有一尊人身大小的佛像。整个坛的每一边都比足球场还要长一些，其高度则约为长度的一半。坛座四周的墙壁和石栏杆上满布浮雕，全长约４．８千米，所雕的都是佛传。    整座结构都是利用火山岩石建造的，顶部有一巨大的塔。这种逐级上升的布局，体现佛教中不同阶段里头不同程度的觉悟，最高层就代表功德圆满，实现了精神上的最高境界——涅槃。    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曾经把婆罗浮屠在建筑上的成就，跟雅典的帕提侬神庙相比。尽管如此，这座宏伟的建筑物却是长期神秘地不为世人所知。有关它建筑的年代，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一般说是在公元７７８年至８４２年之间。但是，当它建成之后大约二百年，当地的佛教文化中心以及政治生活却转移到东爪哇。致使婆罗浮屠自此沉埋于荒烟蔓草之间，湮没无闻近千年。直到１９０６年，当时的荷兰当局才开始对它作复修工作。经过五年多，才把这座宏伟的婆罗浮屠从沉睡中唤醒，清除杂草秽土，伐去荆榛恶木，于是这座古老建筑才得以清新的面目再行显露于世。    可惜的是，把这座宏大的古迹清理出来，反而招致了不大好的后果。因为这一来即使这座古代建筑暴露在风雨之中，大自然对它的摧残侵蚀比以前更为严重。这座佛坛本来是座落在一个人工堆起的土山之上的，过去七十年来，由于排水系统不良和季候风的侵袭，建筑物已经受到了破坏。再加上雨水的强烈冲洗，使坛基的土壤流失了很多，以致这座佛坛本身也有倒塌的危险。到目前为止，这种坛基的侵蚀现象，已使几千块石头移位甚至剥落下来。    雨水还引起了另一种祸害，那就是大片大片的藻类、菌类等一类植物，在那些不大结实的石雕表面旺盛地生长起来。这种植物的灾害，对所有的石雕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现在每年大约有五十万游客参观这一所伟大的佛教建筑。现在正在进行的挽救工程，是于１９７３年开始的。这项计划由印尼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持，原定经费是８００万美元，现在估计到完成时大约会耗资逾１５００万美元。整个工程，是现代科技和六百名工人精细的手工艺的结合。    佛坛中部的每一块石头——约有１２０万块——都要拆卸下来加以处理修补。由于每块石头（包括已倒塌的一万块石头）在处理后都必须恢复原来位置，所以要用电脑来登记编号以免差误。    首先是用巨大起重机把编好的石块，小心地吊到修理棚里。在这里，先把石块洗净干燥，然后就是十分缓慢而极端小心的工作，由工人用普通的缝衣针，把所有的藻类、菌类及苔藓等从雕刻的表面和缝隙中剔除干净。经过这一清除步骤之后，就用环氧树脂进行必要的修补。最后，每一块石头都必须用一种液体的除草剂加以喷射。    这样做是因为如果只经过清洗修理便把石块放回原来的位置，则不久之后藻类、菌类等必然会再度大量生长，继续对雕刻产生破坏作用。早在１９７４年，海弗特博士便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化学考古专家；他首先试验过好几种化合物，试验它们抑制植物生长的能力，经过多次试验，最后终于选定了美国杜邦公司制造的一种除草剂，这就是“Ｈｙｖａｒ”Ｘ。这种“Ｈｙｖａｒ”Ｘ是是１９６３年制成的，它是一种可混湿稀释的粉剂，可以和水混合作喷剂使用。它对许多种阔叶类杂草、禾本科植物以及树木都非常有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进行的试验证明，在清洗了的石块上使用上述除草剂，可以取得抑制藻类及菌类再生长的效果，而且效果是持久性的。    这项工程的监督官员山度沙对使用除草剂的结果也表示高兴。他说：“有些石块是六个月前洗净后喷上这种药剂的，到现在完全没有植物在上面附着再生长的任何迹象。”    为了进一步巩固这座婆罗浮屠的坛基，使那人造的土山不再受雨水冲洗侵蚀，工程人员又建造了钢骨水泥的加固工程，还修筑了一套完善的排水系统，以减轻佛坛底座四面墙壁的压力，并防止水的渗漏。    按目前计划，这项复修工程在１９８２年便可大功告成。到时，这座伟大的古迹将要进入一个维护保养的新时代；而亚洲地区内这项古代建筑杰作，也将以崭新的光彩重现于世。

【苏联《消息报》报道】举世闻名的米兰市杜奥莫教堂最近得了“病”。二月初，使这座建筑物生辉的大理石雕象之一突然断裂，从２５米高处掉下来，砸在人行道上。幸运的是没有造成行人伤亡。这次事故的“罪魁祸首”是一辆临时在教堂附近经过的汽车。    这座教堂是意大利最大的哥特式建筑物，欧洲唯一的一座大理石建筑哥特式教堂。它开始建于１３８６年，完成于十六世纪。这次事故，说明它现在已处于危险的状态，使意大利公众对于国内文化古迹遭到破坏越来越感到不安。不仅在米兰，罗马市帕拉廷小丘的建筑物也遇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图拉真圆柱正遭到破坏。奥尔维也都市的古迹有塌陷的危险，威尼斯城日益下沉，引起公众日益不安。热那亚市内阿格里琴托的庙宇和中世纪住宅区，受到地震和大气污染的越来越严重的影响。    米兰的教堂有许多“敌人”。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硫。它是供暖系统和汽车发动机里燃料产生的废气。二氧化硫与米兰市潮湿的空气相接触，变成硫酸，逐渐腐蚀教堂屋顶上的大理石装饰品。    城市交通工具运行引起的振动和成千上万的野鸽子使教堂的状况更加危险。    意大利的专家们对拯救这些文化古迹持乐观态度。一个拯救教堂的计划已在实施。    左翼的报刊认为，政府用于这方面的拨款显然是很不够的。因此，已在城市居民中展开募捐，资助文化古迹的修复工作。

【日本《产经新闻》８月１２日报道】题：在福岛县发现１，５００年前的鲸鱼化石    在福岛县岩木市四仓町的县立四仓高中用地内发现了一具古代鲸鱼化石。据岩木市教育文化事业团体等机构调查获知，这是一条约１，５００年前的髭鲸化石，基本上完整地保留着它的骨骼。

【塔斯社八月二十九日电】在马努州所管辖的秘鲁热带丛林深处，发现了一座古代村落的遗址。    遗址证明，据报刊报道，在这一地区可能存在过哥伦布之前的时代的一座大城市。    参加考察的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多·巴伦西亚向《商报》发表谈话时宣布，发现了沿着山坡而升高的美得惊人的梯田。古代的印加人在这些梯田上种植玉米和其他农作物。    梯田上牢牢挺立着一系列印加人建筑方式所常有的长方形无窗房屋。这些房屋经住了时间的考验。

【塔斯社八月二十九日电】题：水下    「黄金国」    夏季是从事水下考古学研究的保加利亚科学家最紧张的时期。二十年前，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开始了首次水下研究工作。    二十年来，搜集到了许多珍贵的科研材料。    结果发现，从巴尔奇克到阿赫托波尔，保加利亚的整个黑海沿岸是考古学家的一个真正的「黄金国」。然而发现最多的地区要算古代城镇涅谢贝尔，即黑海的老地图上标明梅桑布里亚的附近地区了。    考古学家在水下发现了好几「大堆」古代双耳瓶。在涅谢贝尔附近找到了一座古希腊罗马村落及其堡垒的墙壁残迹。

【香港《成报》文章】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了“元明杂剧”中的《包公案》一书。    作者乔治·海顿现任南加州立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曾于１９７１年以研究元明杂剧的论文获得斯坦福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这本书就是他的论文中的一部份。    另一位美国汉学家巴特里克·海南教授为此书写了前言，其中提到“犯罪与惩罚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也许可以说比起西方侦探和犯罪小说全盛时期之前的世界文学中其他主题都显得更为重要。这些作品中的司法人员都是卓越的官员，他身兼检察官与法官二职，有时还兼侦探的职责。情节展示了他机敏而足智多谋。除此之外，许多这类作品里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把那些由于政治权势而超越法律，高高在上的罪犯绳诸于法。这就需要这个官员的刚正、勇气和机智来把这种有权势的恶人拉下马”。    作者海顿教授在序言中说明他选择翻译了《陈州放粮》、《乌盆计》、《后庭花》这三出戏，是因为它们各有特色，具有讽刺的幽默感和“是”战胜‘‘非”的那股专心致志的热情，同时也因为这三出典型的“包公案戏剧”过去从来未曾被译成英文或任何外国文学，因此值得介绍给西方读者。    这本书的卷末，附有一页２７出元、明公案戏的详细目录，其中包括关汉卿的《蝴蝶梦》、《窦娥冤》和《望江亭》，李潜夫的《灰栏记》，和张国宾的《合汗衫》等。    有人认为“包青天”式的办案手段，有违于法治精神。这是典型的学究观点。在７００年前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难道要包公根据《六法全书》来审案吗？司法官员的最重要职责是“执法维平”，包公之值得推崇就在于此，不能用现代法律观点看包公。

【香港《成报》报道】除了美、苏两国之外，对中国文学作品最有系统翻译和研究的就要数到法国，再次是日本、西德、英国和澳大利亚。    翻译成法文的中国文学中最多的是鲁迅的作品，他的《呐喊》、《彷徨》、《华盖集》、《而已集》、《朝花夕拾》、《且介亭杂文》等都已有了法译本。巴金的《寒夜》法译本也很受欢迎，目前法国和西德正在竞相翻译香港《大公报》陆续发表的巴金《随想录》，被认为是研究文革时期中国文化所受浩劫的最有价值的报告文学。另外，中国古典文学《水浒传》的法译本也广受欢迎。上述这些书都是由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出版的。    但是能够加入法国十大畅销书之列的却不是这些书，而是由法国“百周年纪念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针灸概论》。这家出版社在１９７１年开办之初，即从事引进北京出版的法文刊物，而从１９７５年起则着手有系统地翻译出版中国书籍，《中国针灸概论》是它所出版的“中国小文库”丛书之一，这个小文库还包括中国历史、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书籍，已引起法国文化学术界广为注意。    此外，法国电影学者贝热龙编著的《中国电影史１９０５—１９４５》第一集已由埃拜尔出版社出版发行。    法国《晨报》报导了法国已出版一种关于华人的新杂志，名为《巴黎—北京》双月刊。这本杂志报导有关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各地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概况。这家杂志的社长暨法国著名汉学家齐亚内说，这本杂志是“关于现代华人的文献资料和研究的法国第一种科学杂志”。

【香港《成报》报道】苏联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国八世纪到十四世纪抒情诗选》，选入了唐、宋、元、明四个朝代的中国诗人王维、苏轼、关汉卿和高启的作品。这本诗集是由斯泰因别尔格、维达科夫斯基和斯米尔诺夫三人合作翻译的，苏联著名汉学家艾德林写了前言。    此外，索科洛夫翻译的《韩愈和柳宗元选集》和艾德林翻译的《白居易诗集》，最近也已由苏联文艺书籍出版社出版。    去年，苏联科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普明宝卷》，这是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东方古代文献丛书中的一部中国著作。这套丛书还包括中国古代名著《史记》、《契丹国志》、《新齐谐》和《阅微草堂笔记》等。    美、苏等国纷纷翻译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一方面固然由于今日中国的地位引起了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热潮，同时也因为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是美、苏等国所没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美国和俄国也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却未见有中文译本。    这大概不是因为中国人看不起外国作品，而主要是因为现代中国缺少研究外国文学作品的人才。《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普希金诗集》以至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作品的中译本，都是在四十年代翻译的。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在文学翻译工作上陷于停步状态。

说经济政策上的严重错误是这次大规模罢工的基本原因，将关心使所有同工人达成的和社会生活的不正常协议得以实现；波兰需要安定和劳动；波苏联盟在波对外路线中占有特殊地位    【本刊讯】华沙消息：波通社９月６日公布波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在波党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摘要如下：    这次全会是突然召开的。我没有来得及准备一个基本讲稿。因此，我想只就当前几个最迫切的问题简单地讲一讲。    入党多年来，我从未想到过，人民波兰、党会面临象今天这样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更设想到你们所赋予的、责任如此重大的职务会落到我的肩上。    中央委员会一致选举我为第一书记使我为之震动。有一些发言里说我应该成为党的领袖。不，同志们——职务不能把人造成领袖。再说，我也不敢肯定，我们党是否就需要“领袖”这个概念里所包含的东西。我深信，我的职责首先是关心如何在这个范围里和在我们全党发挥人们集体智慧的作用。    我是在不寻常的情况下担任第一书记职务的。近十年领导了我党的盖莱克同志患了重病。他生病时期，不是衡量对他的活动的评价的时候。我相信，评价将是公正的，无论如何盖莱克同志在工人运动中从事活动五十年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社会对人民政权的信任，恢复工人阶级、所有劳动者对党的信任。我们必须保证政权同社会有牢固的联系。正是缺少这种联系导致爆发了在如此危险范围内的广泛的不满。我意识到了对我们生活各个侧面所进行的广泛批评。    经济政策上的严重错误和社会生活的不正常，是产生这次大规模罢工浪潮的基本原因。我们把这些罢工看成是工人不满的表现，是纯净的工人的主流所作的抗议表示。这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原则的，不是反对我们联盟的抗议、不是反对历史所形成的我党的领导作用的抗议。它反对的是歪曲现象，反对的是我们政策中的错误。因此，解决罢工性质的社会冲突的基本方法，是对话。我们同职工代表达成了协议。我们将关心，以便使所有这些协议得以实现。    我们将始终不渝地注视着产生紧张的根源，我们将铲除这些根源，以便永远也不会再出现这种戏剧性局势。然而，必须看到，不仅存在着争取工人阶级、劳动者信任的斗争，也存在着同反对者的尖锐斗争。我们将坚决反对破坏秩序、为所欲为和涣散的现象、以及讽刺挖苦那些为波兰忘我劳动的正直人的现象。我们将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保卫我们人民国家的切身利益。    今天，对我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可以，甚至是应该展开讨论，进行争论。但是，有一点我们大家应该是一致的：波兰需要安定和劳动。如果没有这一点，其它一切都将失掉意义和作用。    由于罢工使很大一部分经济实力停止运转。由于在工资和福利方面承诺了新的义务，使困难又进一步加深了。    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以便使市场供应情况有明显改善。这是我们社会提出的主要要求之一。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农业问题。    不能视而不见的一个大问题是住房的困难。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和必要的纲领，但是，我们执行的情况很不好。    我们的方针是，民主不是政权对公众的一种姿态，而是社会主义的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一种需要。因此，我们坚决主张充分尊重议会的立法权，主张扩大人民会议的权力，主张真正更新工会，以使它成为工人利益和权利的完全自治的和有效的捍卫者，成为行政的伙伴。我们也将关心这一点，即新的工会能够按照其组织者的宣言那样发展，能够遵循这样的原则：成为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组织，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基本环节。    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在斗争与和平建设的岁月中产生和完善的我们始终一贯的、稳定的对外政策的路线是我国人民主权和幸福生活的基础。在这一路线中同苏联的联盟过去占有，今后仍将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一使波兰得到解放的联盟对确保我国合理的、不容侵犯的边界，对于我们的安全、有利的经济合作，其中包括对我们当前迫切的经济需要，表现出的善意的和国际主义的态度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路透社莫斯科９月６日电】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今天祝贺波兰共产党新领导人斯·卡尼亚，说他是加强国内社会主义以及与莫斯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坚定战士。    勃列日涅夫对卡尼亚这位前保安头目亲自表示赞扬，表明苏联领导集团对任命他为波兰领导人感到高兴，而且将全力支持他。    勃列日涅夫的电报表明，克里姆林宫相信，５３岁的卡尼亚能够领导波兰解决目前的问题，而又不会在涉及苏联式的共产党统治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    莫斯科显然对上周末在盖莱克领导下与波兰罢工工人就建立将独立于党和国家结构的工会达成的协议，一直感到不安。    勃列日涅夫在给卡尼亚的电报中提到卡尼亚对波兰目前局势采取了“原则性的态度”，表明莫斯科可能知道，当上月罢工席卷波兰时，卡尼亚是反对作出重大让步的。    华沙没有迹象表明，党的这位新领导人在波兰政治局在危机期间的辩论中他是站在哪一边的，尽管来自波兰的某些消息表明，他站在强硬派和温和派这二者之间。    【法新社莫斯科９月６日电】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今天向波兰共产党新任第一书记斯·卡尼亚发了贺电。    与此同时，苏联总理柯西金向平科夫斯基发了贺电。    观察家们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回顾了苏波合作的好处，实际上是暗示，卡尼亚可以指望苏联提供援助来克服目前的困难。    人们认为，勃列日涅夫提到“共产主义理想”和“加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是向卡尼亚坚持正统做法表示敬意，并且清楚地表明向这位新领导人指出的政治方向。    尽管前波兰党第一书记盖莱克直到最近一直得到苏联的信任，但是，观察家们注意到，苏联报纸却乐意宣布盖莱克解职是“出于健康原因”，而没有对他担任党的领导人十年来的工作给予赞扬。

【法新社巴黎９月６日电】波兰电视台主编今天说，现处于危机之中的波兰共产党除了盖莱克昨晚被撤职之外，还可能面临“更多的事态发展”。    安德烈·马利克在从华沙向法兰西电视台发表的一次采访谈话中说，在波兰，“要解决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又说，“不能否认，在这个工人党内存在危机，在这种形势下还可能出现更多的事态发展”。他说，任命卡尼亚为波兰共产党新任第一书记，“不是一个临时阶段”。

【美联社华沙９月６日电】以强硬、富有求实主义精神的政治家而著称的５３岁的卡尼亚，在波共中央深夜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被推举接替患病的盖莱克。    记者在华沙街道上同一些普通的波兰人谈了话，盖莱克下台的消息似乎没有引起他们多大的兴趣。    在华沙街头一个报摊卖报的一位妇女说：“人事变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卡尼亚只不过是另一个官僚而已。”“我们国家困难重重，我们所得到的总是那些东西。”    华沙一家工会日报报道，尽管波兰一些大城市的工人普遍复工，但工人们仍然在结合本地的情况提出要求，波兰的许多地区仍然在罢工。    西方外交官认为，这次领导集团的人事变动是企图加强由于许多星期的劳工骚乱而受到严重削弱的党，使波兰人民有一个新的领导人，并使华沙条约组织放心：这个国家并不准备执行类似遭到厄运的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政权那样的自由化计划。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外交官说：“我们认为这不见得是强硬派的胜利。我们认为卡尼亚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    这位外交官说，他预料新政权不会违背已向工人许下的结束罢工的诺言。    “如果他们不履行诺言，他们将会冒工人闹总罢工的风险，而波兰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安定时期。”    他认为把副总理巴尔齐科夫斯基和支持民主化运动的热宾斯基提升到政治局，表明波兰新领导集团并不打算回到严厉的极权主义的道路上去。    从勃列日涅夫的贺电中可以清楚看到，苏联人觉得卡尼亚将尽力使波兰坚定地留在苏联阵营。    其他东欧国家领导人致电卡尼亚，异常热烈地祝贺他，这也突出体现了卡尼亚是苏联集团可以接受的人物。    但人们猜测克里姆林宫可能对聪敏的奥尔绍夫斯基持保留态度，因为据说他有自由主义的倾向，因而受到年轻的波兰知识分子和白领工作人员的欢迎。    许多波兰人和西方观察家认为患病只是盖莱克被解职的第二位原因。

【路透社莫斯科９月６日电】苏联今天对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盖莱克下台反应审慎，同时再次指责西方谋求利用波兰的动乱局势。    莫斯科报道盖莱克山不大为人所知的卡尼亚接替，但未加评论，这一消息是在华沙官方宣布７小时之后报道的。    尽管几天来，莫斯科的官方报刊几乎使人不怀疑克里姆林宫对盖莱克失去希望，但是，显然难于有把握地断定克里姆林宫会毫无保留地欢迎盖莱克突然离开舞台。    盖莱克正式下台是由于健康不佳，他过去在苏联集团与西欧交往中一直是一位有价值的出头露面的人物。    与此同时，显然，远不能肯定的是，莫斯科准备把波兰国内局势恶化的责任都归咎于盖莱克，因为，波兰国内局势的恶化迫使华沙领导集团在过去两周向罢工工人作出重大让步。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９月６日电】苏联新闻机构在华沙宣布卡尼亚接替盖莱克之后八个多小时，一直保持沉默。然后，又过了八小时，莫斯科电台和官方的塔斯社才只是简短地报道了波兰人事变动的事实，但未加评论。    大多数西方分析家说，克里姆林宫不可能不知道盖莱克５日晚上已被推翻。他们说，唯一的一个问题是，苏联人在这位白头发前矿工被赶下台的活动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管是他们要求盖莱克下台的，还是消极地同意他下台。    一位西方高级分析家说，“俄国人对他们如何欢迎华沙的这一变动非常小心谨慎。他们不希望把波兰弄成象是另一个阿富汗。”

【法新社华盛顿９月５日电】陆军参谋长爱德华·迈耶今天宣布，从现在到年底这段时期里，美国驻欧洲军队将减少六、七千人，驻南朝鲜军队将减少约一千人。    然而迈耶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由于改组军队而减少的这些人员大部分是司令部和有关单位的人员。    他又说，美国的盟国还不知道这次很快就要实行的改组。    美国在北约组织国家的军队总人数有３０５，０００人，其中陆军约有２２４，０００人。    美国陆军约有４５％是在海外版役的。    迈耶说，这次改组是为了加强陆军的效率。他又说，从现在起，部队将按实际兵力调动而不在事先加强。    他说，这样一变动就会“同实际战斗情况接近得多”。    提高效率的其他措施包括增加新兵的训练时间，加强体格锻炼和减少驻军轮换次数。    迈耶将军说：“领导和士兵必须共事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关系，互相有感情和团结一致。”    他又说，指挥连（１８０人）的上尉必须至少在部队中呆１８个月，率领８００人的营长必须呆３０个月。

【法新社贝鲁特９月２日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２日在贝鲁特对利比亚国家元首１日提出的利比亚和叙利亚进行合并的建议表示“欢迎”。    阿拉法特在由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的、致卡扎菲上校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信中说，“这一民族主义的和统一的措施将是对面临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的扩张主义的叙利亚、巴勒斯坦革命和黎巴嫩民族运动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