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说，对一些问题双方观点还存在着严重分歧。不过重要的是，现在已更好地了解了彼此的立场。施密特说，西德方面的意见实现了：在当前国际局势下，需要以明确和坦率的态度进行对话    【塔斯社莫斯科７月１日电】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总理施密特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的会谈今天在克里姆林宫结束。    勃列日涅夫在总结会谈情况时说，作了一件需要的和有益的工作。    当然，我们不会把形势看得过于简单：对有一些问题我们的观点还存在着严重分歧。勃列日涅夫指出，不过重要的是，现在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彼此的立场。    施密特说，我们这次来莫斯科所抱的期待都如愿以偿了。我们的意见实现了：在当前国际局势下，不仅需要进行会晤和对话，而且要以我们这次有益的会谈所采取的那种明确的和坦率的态度进行对话。    【路透社莫斯科７月１日电】西德总理施密特今天说，他在莫斯科就军备控制问题同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举行的会谈产生了“令人感兴趣的迹象”。    这位总理在接见西德电视台记者时拒绝说明他就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举行的会谈结果如何。他说，必须首先向西德的盟国介绍情况。    他表明，双方说话都未吞吞吐吐，特别是在阿富汗问题上是如此。他说，“双方表明了他们的观点。没有在外交上旁敲侧击。”    记者问这是否意味着，关于限制欧洲核武器问题的会谈已经进入细节问题的讨论。总理同意这个说法，他说，还详细讨论了维也纳东西方裁军会谈。    【美联社莫斯科７月１日电】西德总理施密特在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举行最后一轮会谈之前今天对电视台记者发表谈话。他说，他们两天的最高级会晤有助于双方澄清对危急的世界问题所持的不同立场。    西德总理对西德电视台记者说：“我们的预料得到了证实……在世界危急形势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有必要互相交谈，听取对方的意见。”    他说，双方讲的话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明晰性，对当前的形势来说，这是适宜的”。    “双方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没有外交辞令。”    施密特又说：“只有话讲得清楚才能解决问题。会谈不仅是实事求是的，而且也是愉快的。”    这位总理说，他在昨天的９０分钟讲话中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总理和葛罗米柯外长说明了西德对阿富汗问题和裁军问题的立场。他说：“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葛罗米柯多次打断我的讲话。我也多次打断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这是意见交换。今天的会谈尤其是如此。”    【路透社莫斯科７月１日电】西德总理表明，苏联和西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的差距并未缩小，但是，他对此行结果仍然感到满意。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７月１日电】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今天宣布，卡特总统计划于下星期前往日本参加为大平首相举行的葬礼，以强调美国重视同日本和亚洲之间的关系。    鲍威尔对记者说，卡特将于７月８日离开佐治亚州沃纳罗宾斯空军基地，第二天抵达东京，正好赶上参加葬礼。    鲍威尔说，总统要去日本是由于“他对大平首相十分敬爱，既是对他作为自己国家领导人的敬爱，也是对他本人的敬爱。”    此外，鲍威尔还说，“总统认为，这次访问将有助于强调美国重视同日本的关系，确实重视它同整个亚洲的关系。”    他说，“人们提出了有关礼宾和先例问题，”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总统是不参加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葬礼的，但是，卡特“决定撇开”这样的问题。    【共同社华盛顿６月３０日电】题：卡特总统破例参加已故大平首相的葬礼，目的大概是加强美日中关系    美国总统卡特３０日已转告日本政府，他打算亲自参加已故大平首相的葬礼（９日）。卡特总统没有出席前些时候举行的已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葬礼，却参加不是国家元首的大平的葬礼，这是极其异乎寻常的。虽然美国政府当局说了一些理由，例如日美关系重要，卡特总统和大平首相之间个人关系很密切等等，但有人认为，此举包含着各种外交上的因素。就美国现任总统参加不是国家元首的外国政治领导人的葬礼的先例来说，当时的尼克松总统参加过在１９７０年辞去法国总统职务后去世的戴高乐的葬礼。但是这次的决定，恐怕是表明了在同苏联对抗及与欧洲搞好关系上感到棘手，在内政方面也面临经济难题的卡特政权，再次对日本寄予了很大期待。    因此，据认为，美国方面将以这次卡特总统访日为一大转机，今后对日本的期待是：从短期来讲，主要是要日本方面限制对美出口汽车等；而从长期来看，是强烈要求日本在对苏政策、安全保障等问题上，同美国采取同一步骤，这是毫无疑问的。    美国方面正在注意宣布卡特总统参加已故大平首相的葬礼之后，这次苏联和中国究竟采取怎样的态度。似乎可以认为，美国通过参加葬礼，将设法进一步加强新的国际关系，即在被称为新冷战的对苏关系变冷的情况下，美中及日本加强了相互间的关系。

【路透社堪培拉７月１日电】今天这里宣布，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将飞往东京出席下星期三（９日）日本前首相大平的葬礼。宣布说，考虑到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特殊关系，弗雷泽决定亲自去日本。

【英国《每日电讯报》７月１日文章】题：关于印度支那的秘密会谈（记者：韦德发自北京）    有迹象表明，越南领导人、越南人支持的柬埔寨政府的一名高级成员以及俄国领导人可能正在苏联就印度支那问题举行秘密会谈。    一位西方分析家评论说：“人们可以轻易地推测出，这些人聚集在这里不会仅仅是偶然的巧合，不过我没有什么证据”。    这些人是在泰国和越南军队在泰柬边界上发生冲突的时候访问苏联的。河内指责泰国企图将忠于被逐的红色高棉政权的游击队偷偷送进柬埔寨。    决一死战柬埔寨的红色高棉部队一直在同越南军队决一死战，看来已经在越南为了消灭他们而于最近发动的旱季攻势中幸存了下来。    亲越南的柬埔寨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昨天宣布，它的外交部长洪森将在明天在苏联首都举行记者招待会。    据报道，在莫斯科的越南领导人有：越南共产党首脑黎笋、越南总理范文同以及前国防部长、副总理武元甲大将。

【台湾《中国时报》６月１８日文章】题：从西德经济动向观测当前世局（记者聂崇章发自巴黎）    自从苏俄入侵阿富汗以后，尽管伦敦与华盛顿紧密的联结在一起，但其他的西方国家，却对美国要求对苏俄采取的各项抵制措施，并不热心。法国与西德一直强调“和解”，日本与西德的商人，纷纷赶到莫斯科签订商约。    卡特政府一直就在强调“苏俄扩张主义”。何以西德不断高呼“和解”？它的目的何在？它的策略又如何？    英国前驻华盛顿大使彼德·杰伊，最近在他写的《美国老鹰与欧洲鸵鸟》一书中声称，西欧国家对红色共产党采取鸵鸟政策，已经不足为奇，但是即将出现的“欧洲新帝国”却是西方国家团结的大患。这个“新帝国”在经济上是采取自私的保护主义，在政治上则想走中间路线，在军事上更想积极的自我肯定。尤其是在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这个“新帝国”的外在敌人并非苏俄，乃是美国。而“新帝国”主要是指西德而言。    西德乃是当今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实力最雄厚的经济大国。其银行储存之富，外汇盈余之多，在全世界尚无任何国家堪与匹敌。１９７４年石油危机，并没有使西德的经济受到重大的影响。四德一直处于繁荣不败之地。    然而，西德所唯一害怕的——世界性的不景气——已经逐渐在弥漫。在此威胁下，西德的因应之道，就是更加拓展它的市场，积极争取各项资源。    西德竭力巩固西欧市场，要求经济和外交上的独立自主    西德与日本乃是东西方超级强国角逐的“前线”，然而由于西德处于富有的欧洲工业国家之中，拥有巩固的市场，因此西德的对外政策更具独立性。反之，日本的邻近并非富有国家，它必须依赖美国这一广大市场，因此在外交政策上常常受到压制。西德为巩固这一传统市场，一方面以新的欧洲货币体系，极力排斥虚弱的美元；一方面更以欧洲市场的关税联盟，抗拒美国货的倾销。西德跟随法国，不断争取    中东非洲的经济利益    中东是西德最近四年拓展外贸的重点。更何况为了取得中东的石油，西德正不顾一切的向这里逼近。西德所采取的策略，是“跟着德斯坦走”，全力向中东进军。    西德固然紧跟着法国的脚步，然而它在中东也随时相机进行它自己的行动。西德除了已与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建立直接的关系外，目前正以争取土耳其为最重要的目标。    就非洲而言，法国拥有一支“非洲远征军”，因此，西德按照“跟着德斯坦走”的老方法，从非洲南北两端渗入。更何况，西德把它的重点放在南非共和国。西德天天高喊对苏“和解”的基本原因    西德开拓市场、争取资源的策略，必然与美国有所冲突。因此，美国也不断地向西德施加压力，尤其是在１９７８年春天，美国向波恩当局坚持：西德必须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火车头”的角色。这就是说，西德必须从其他工业国中进口更多的货品，从而带动全世界的经济。然而，此项压力，将使西德支出剧增，从而加剧通货膨胀，增加出口困难。西德不愿做如此重大的牺牲，因此拒绝了美国。    另一方面，卡特总统上台以后，强调所谓“人权”，结果美俄关系恶化。西德基于它本身地理位置的考虑，除了不同意美国的“人权外交”之外，再加上美国对西德经济的压力，西德遂于１９７８年５月，邀请勃列日涅夫访问波恩，并与苏俄签订了一项为期２０年的经济协定。苏俄一方面在政治上向西德保证“绝对没有战争”，一方面在经济上向西德提供重要原料。    如此一来，美国可慌了。美国在该年６月，立刻在波恩展开高峰会议，并且改变他的策略：其一，对苏俄而言，美国开始玩所谓“中共牌”。其二，为了讨好西德，在去年１月的瓜德罗普岛四国高峰会议上，除了决定西德在土耳其享有新利益之外，并且决定了美国撤出伊朗，从速签署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以及美国同意在欧洲部署核子飞弹。    然而，在这次高峰会议之后，美国对西德的笑脸攻势，又变成了皮笑肉不笑的心理战。由于西德获得了美国的好处，因此不得不把它的贸易防线降低，开支增加，而造成去年国际支付的轻微赤字。“第二次的石油震撼”，使得西德的轻微赤字一下变成严重的赤字。    如此看来，西德今天在经济上已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在政治上，由于处在美俄两大夹缝中，美俄两国如果天天吵架不休，西德也就天天惶恐不安了。这也就是西德天天高喊“和解”的基本原因。

美官员说，苏美在华盛顿的情报战，现在比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激烈。苏联正以使美政府极为忧虑的方式逐步扩大它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和使这些活动现代化    【美《华盛顿邮报杂志》文章】题：克格勃在华盛顿    （原文提要：这里大约有二百名苏联特工人员。他们阅读了大量的材料，参加国会的听证会，同适当的人选共进午餐，当然，他们还招募新人员。）    我们就叫他鲍里斯·康德拉采夫，他每日上午准７时４５分离开他在华盛顿西北区马萨诸塞大道的公寓房间，走向斯科特街心广    场，然后到第１６街向左拐，几分钟便到达苏联大使    馆。苏联大使馆是一座老式建筑物，紧挨着大学俱乐    部。在他穿过由警官守卫的铁门进入苏联大使馆时，他可以看到第１６街上相隔四条横街的白宫。    每天早上在他从家里去办公的路上，都有两个穿制服的人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这两个人一直在这座公寓楼对面的街上等着他。在这座公寓楼里住的是苏    联大使馆的一    些官员及其家属。这两个人是联邦调查    局的特工人员。鲍里斯·康德拉采夫名义上的职务是苏联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实际上他是苏联特务机构克格勃的特工人员。鲍里斯知道有人跟踪他。这不过是克格勃和美国反间谍机构在华盛顿（以及在美国别的地方）悄悄进行的无休无止的情报战的一部分。这是一场有着明确规定的规则的战争。    美国官员们说，这一场斗争现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其原因在于苏联正以一种使美国政府极为忧虑的方式逐步扩大它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和使这些活动现代化——从复杂的间谍活动一直到为了在这个国家安插长期潜伏的有政治影响的宝贵人物而进行的努力，各种活动应有尽有。    当然，苏联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始终是极为活跃的，但是华盛顿的安全问题专家们深信，俄国人大概是在七十年代初期作出了重大的政策决定，要改组、加强和改进这些活动。有一切迹象表明，莫斯科，正象它极力谋求取得军事优势一样，正极力要在情报方面取得压倒美国和北约联盟的优势。华盛顿的专家们说，这些行动是密切相关的。    美国官员们说，苏联在美国的搜集情报的能力自１９６２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已增加了九倍，这表明克格勃的计划工作是很长远的。因此，政府现在对苏联的情报活动特别敏感，对于允许苏联官员和来客进入这个国家越来越小心谨慎了。    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反间谍工作人员认为，位于第１６街的苏联大使馆是苏联情报活动的主要中心（一些极为非法的间谍网是直接由莫斯科控制的），由大使馆向克格勃的许多特工人员提供外交掩护——从而也使他们取得豁免权。    根据美国反间谍官员所作的描述和所提供的情报，鲍里斯·康德拉采夫是克格勃在华盛顿有外交职务掩护的官员之一。国务院１９７９年“蓝皮书”开列了苏联大使馆从多勃雷宁大使起１４３名官员的名单，鲍里斯·康德拉采夫是其中之一。在这里的官员中每个人都有配偶，这么一来享有外交豁免权的总数就增加到２８６人。此外，在华盛顿还有１０１名不拿外交护照的苏联“雇员”，还有２４人属于设在首都的贸易代理机构。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雇员”都没有配偶。因此，派到驻华盛顿大使馆的苏联公民的总数是４１１人。    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这两个机构都没有否定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几年前所作的估计：苏联大使馆的官员中有４０—６０％属于克格勃。流行的看法是，苏联大使馆以及苏联驻纽约和旧金山的领事馆，从广义的情报工作上讲同克格勃是无法区分开来的。    联邦调查局在１９７８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中说，从１９７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８年９月，苏联驻在美国的官员人数从９０１人增加到１１２５人，其中包括纽约联合国秘书处雇用的人员。纽约联合国秘书处是苏联在美国的另一个情报中心。联邦调查局说，“过去的经验已经明确地表明苏联喜欢把外交和情报任务合为一体”。    鲍里斯·康德拉采夫就是苏联这种“喜欢”把外交和情报任务合为一体的主要例子。他在华盛顿活动的方式使人们看到了苏联搞情报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既通过公开手段也通过秘密手段收集情报的重要性。在现代情报活动中，过去那种搞间谍活动的神秘作法已不再通行，尤其是在象美国这样的开放社会里，就更是如此。    鲍里斯是克格勃派到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名政治军事专家，尽管他渴望得到尽可能多的实际军事秘密，但他的兴趣既在收集实际军事秘密上，也在了解美国在防务方面的决策过程上。他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工作，军衔是少校。第一总局负责在国外的全部活动，但是他具体地分配在第一总局第一处。这个处分管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活动。第一总局还管反间谍和“非法活动局”——不暴露的潜伏得很深的间谍网。为了活动安全，鲍里斯同非法活动网没有联系，各自独立行事是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每个负责人只知道他需要知道的东西。    鲍里斯在华盛顿感到自在，因为他在那里已经住了两年了，而且在这之前还在联合国任职三年。他在莫斯科大学毕业后进克格勃工作。他在克格勃学校里呆了两年，然后在苏联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呆了三年。美国研究所是苏联研究美国问题的中心，它不仅为外交部和克格勃，而且还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整理和解释公开得到的有关美国的情报。在这个研究所，鲍里斯成了美国问题专家，并且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今天，他的英语会话通俗流畅，他在华盛顿的相识还以    为他是在美 国上学的呢。他是美国电视的忠实观众，同他的妻子伊里娜（她是贸易代表机构的雇员，大概也是半个克格勃官员）去电影院看电影，甚至关注雷德斯金斯足球队的胜败。    典型的作法是，鲍里斯的一天是从看日报开始的，日报是克格勃的特工人员的主要情报来源。他的工作靠的是《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明星报》、《纽约时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尔街日报》，从这些报纸上寻找同防务有关的文章。所有这些报纸都拥有报道军事问题的优秀记者，而鲍里斯则从报上了解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问题、有关考虑到阿富汗问题引起的危机增加今年防务经费的讨论、ＭＸ导弹的部署计划和为建立一支快速部署力量以供世界各地发生的紧急情况使用而正在采取的步骤。这对苏联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而诀窍在于懂得如何在报纸的报道中发现新的宝贵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同通过秘密途径得到的其他情况联系起来。例如，《华尔街日报》几乎每天都使鲍里斯了解哪个军工承包商订了合同，陆军、海军和空军订了什么合同，合同金额有多少。然后鲍里斯再去看专业刊物。《航空周刊》是他特别爱看的杂志之一。这家杂志大概是有关军事问题的最有用的刊物，通常它对航空、导弹和航天发展情况的报道比所有其他报刊都早得多。它大概是有关，比方说，五角大楼制造旨在对付苏联截击卫星的卫星计划最可靠的消息来源。    贸易方面的刊物尤其是那些报道电子和航空电子设备的刊物，对鲍里斯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他从这些刊物上了解美国军用飞机为对付苏联的地面或空中雷达所使用的电子干扰一类的先进技术。这就是从公开的消息来源耐心地收集情报的方法。在莫斯科，苏联的专家们将从鲍里斯送回的材料推知更多的材料。    参加国会委员会有关防务问题的公开听证会占去了鲍里斯的大量时间，但是他在这方面所花的每一分钟都是值得的。鉴于鲍里斯经验丰富，他专心致志地听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提问以及五角大楼或国务院的官员们的回答，就能使他对有关防务的具体想法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当然，参加国会听证会的并不仅仅是鲍里斯一个人。甚至在有关对外政策、经济、与美国生活和决策有关的一切方面的最不引人注意的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能看到他的大使馆同事和克格勃的同事。苏联大使馆从政府印刷局大量购买有关国会听证会和国会报告的印刷品。俄国人和其他人显然认为，通过利用美国的一个发行批发商，他们不会漏掉任何那怕只有一点点重要性的东西。此外，这么作还不那么显眼。    鲍里斯和他的克格勃同事还积极参加社交活动，虽然人们始终不清楚他们的这种活动在专业上有多大成效。他一周里有两三次邀请一位美国相识（一位被认为是消息灵通的记者、一位专门研究外事和防务的学者、甚至是一位政府官员）到华盛顿的一家豪华的饭店来捞取情报。    克格勃的特工人员并不期望在进行这些午餐时得到官方的机密。他希望了解对美国政策的意见、估价和评价。换句话说，他追求的是政治情报，他希望，转呈到克格勃在莫斯科总部的是“了解内幕的人”的看法。克格勃显然居于大大超过中央情报局的优势。在莫斯科，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得要以非常困难的方式来获得情报——俄国人不公开发表政治、经济或防务资料，也不出来与人一道亲切地吃午饭。但是在美国，象鲍里斯·康德拉采夫这样的特务可以在一个公开的社会里活动。除了接近华盛顿的要人之外，重要的情报是通过美国报纸和国会取得的。    收集一般情报的工作并不限于苏联大使馆和克格勃。它们还得到驻在华盛顿和纽约的３１名苏联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记者的协助。苏联记者同驻在美国的所有外国记者一样，都可以进白宫和国务院，因此便可以参加每天的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作为记者，他们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他们很容易同美国记者们有社交往来。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认为，塔斯社、《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报刊的记者是苏联在这个国家的整个情报机构的一部分。然而，它们不肯说明是否这些记者都被看作是克格勃的实际特务。    无论如何，苏联报纸的读者看到的这些记者每天从美国向莫斯科发回的东西是比较少的。苏联驻华盛顿和纽约的记者发回的报道的大部分，刊登在专为政府和共产党的高级官员阅读的内部发行的每日情况简报上。    据称苏联所有的情报活动到目前为止都是完全合法的，虽然联邦调查局对于这种研究活动的强度和范围越来越感到惊恐了。联邦调查局知道，象鲍里斯·康德拉采夫这样的人在他们的专业方面是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观察员，并且也知道，流到苏联的有关美国的非保密情报可能已到了威胁国家安全的地步。正如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位官员最近在接见记者时所说的：“不可思议的是，不知有多少重要的材料就散在华盛顿，等着什么人逐一地收集起来，而俄国人现在恰恰就是这样作的……在莫斯科的克格勃分析人员所要作的只不过是把在美国公开说的和写的东西整理出来，这样他们就得到了有关美国的非常完善的全面情报。”但是，正如高级政府官员所承认的，这是美国为保持一个开放社会所付出的代价——而且谁都没有提出来说这个代价太高了。（上）

【西德《时代》周报５月３０日一期刊登罗斯    ·特里尔的一篇访华观感】题：北京的粗暴刺耳的声音，副题：“中国模式”的结束    北京不再——象巴黎那样——是一座壮丽场面多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城市。立体交叉街道和无尽头的住宅群损害了皇帝的光辉。北京的外貌一半象东柏林（斯大林式的新石板路面），一半象雅加达（大街后面的小胡同）。    一种做生意的气氛在压倒一切地蔓延开来。今天中国人在无情地谈论经济问题，尽管他们当中的内行人对国民经济将会如何迅速地发展不愿表态。一些外国商人在这里开设了他们的办事处，外国的若干产品在中国的广告墙上和电视上作广告。经济已经在这么大的程度上代替了政治，以至于中国的国营保险公司愿意为在这里经营合资企业的外国公司在遇到中国政治颠覆的情况下提供担保！一个认真地致力于经济发展工作的政府正鼓励它的人民艰苦地工作，同时取得更好的物质报酬。    在北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互相体贴。在公共汽车站他们互相碰撞和推拉。在商店购物时他们互相谩骂。在大街上见到处境极为困难的人时，他们不闻不问——完全象西方人。    在某天的晚上，我在一个家庭作客。这个家庭的小孩百分之百是西方人，但他们的中国话讲得象本地人一样好。我非常惊奇地对我的女主人说，北京的出租汽车公司电话总机，不仅要查问行车的目的地，而且要查问国籍。她苦笑地说，“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们不会那样不辞辛苦地为中国人把车开到这里来”。“您是否了解，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反感情绪可能会达到什么程度？”她对这一点肯定是了解的，因为她在北京已经居住了几十年。    “昨天晚上，我的女儿给机场打电话。她想准确地知道，她的朋友所乘的由西安来的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一个抱怨的声音说：‘您有什么事？’正如您所发现的那样，我女儿的声音听起来就象北京一个普通女孩子的声音一样。她回答说：‘您讲话的声音为什么这样粗暴？我是否在同国际机场讲话？您究竟知道不知道谁在同您讲话？’机场的这位职员态度缓和了。当我的女儿表示自己是外国人时，他讲话甜得就象蜂蜜那样，而且对她要知道的一切都一一作了回答！”    我同澳大利亚一对夫妇在峨眉酒家吃饭，这是一个犄角里的简易餐馆。在这家酒店花二马克四十芬尼就可以吃到一顿极好的四川饭菜；当我们在付款的时候，女服务员在端菜和请客人在大小餐桌上入席，因为这里的空位子很多。当我们在埋头吃饭的时候，在这个大厅的最后面发生了格斗。无论争吵的双方还是餐馆的工作人员都不努力在外国人面前保持面子。在争吵到高潮的时候，一个人被从高处的混凝土台阶上推了下去。只有几位客人从他们冒着热气的盘子上抬头看。发生争吵了吗？如果发生了争吵，那么这关谁的事呢？为什么天真的外国人不应该看一眼中国社会这种肮脏的背面呢？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文章】现在，美国大城市的居民碰到拦路抢劫就进行反击。    越来越多的事例说明：匪徒行劫，人们就抵抗。此外，他们还毫不犹豫地援助受到抢劫的人和其他罪行的受害者。    最近几个星期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事例：    在辛辛那提的一辆公共汽车上，六个被绑架的旅客制服了那个进行绑架活动的武装歹徒，一直到警察到达为止。    纽约市在一天中发生了三起乘客一起动手把在地铁进行偷窃活动的扒手抓起来交给警察的事件。    一个克利富兰人看到一个坏家伙抢了正在等公共汽车的一名７７岁老太太的钱包，他就停下自己的车子勇敢地追捕抢劫者。    四名洛杉矶妇女把一个手持利刃的袭击者饱揍一顿，然后扭交警察。    一位２１岁的纽约青年，抓住了一名刚和警察交锋并击中了警官的逃犯。    这位小伙子说，“我们必须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因为出现这些带枪的坏家伙，街上就不安宁了”。    人们心甘情愿参加进来不仅仅是出于一时的义愤，而是广泛的反罪恶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地方的居民纷纷参加各种小组——监视可疑活动小组、地段监视组织和追缉凶犯的武装治安队。    警察对群众协助检举不法分子和消除犯罪漏洞是很欢迎的。有几个警察局正在成立辅助部队，由居民志愿参加人员不足的警察巡逻岗哨，从事诸如交通管制和维持秩序的日常工作。    但是，最近发生的几次事件也说明还存在一些危险性。    ２月份，一位２７岁的自由摄影记者在纽约格林威治村在救援一个正在被劫的人时被枪杀。３月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高等法院法官施韦布由于拒绝把钱袋交给两个抢劫犯受了枪伤。施韦布说，“我就是不愿把钱交给这些无赖。”    纽约的一位法律教授潘扎赖拉认为，人们的反击“做的对”，但是他认为应该谨慎行事。

【苏联《今日亚非》８０年第二期报道】科威特七岁的小女孩苏阿蒂恐怕将终身难忘观光欧姆利亚动物园时发生的一件事。    小女孩走进关着老虎的兽笼，打定主意用甜食喂这只花条野兽。她甚至都不明白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老虎从铁栏杆之间伸出了强有力的爪子，抓住了小姑娘的头，并把她往里边拉。苏阿蒂吓得叫了起来，双亲跑了过来，并用石头砸老虎。可是，这无济于事。    于是，感到绝望的母亲用牙咬住了老虎的爪子，老虎就把受害者松开了。    苏阿蒂失去了知觉，头上受了轻伤，被送进了医院。

【英国《泰晤士报》刊登该报记者帕特里克·奈特发自圣保罗的报道】题：巴西的有钱人越来越富而贫民窟越来越大    来巴西访问的人立即就会发现，巴西贫富之间的悬殊很大。这个国家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出现的“经济奇迹”可能已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三倍，从１９６３年的５７０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２０８０亿美元，但是，对于巴西人来说，产生的效果却因人而异。    在天平的一端，富人肯定是越来越富，然而在另一端的穷人，他们倒不一定是越来越穷，但是，贫富悬殊却变得越来越明显。大力实行工业化的计划正使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给城市造成无法承受的负担。    军方为了改革经济使用的那些“技术专家”以坚强的意志实行改革。劳动力市场大大地扩大了，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因此，表明富裕的迹象开始出现。如汽车制造的数量在军人接管时仅为１５万辆，到１９７９年增长到将近１００万辆。    几次“革命”（实际上就是军人接管政权）设法使得几乎每个人的工资都有所提高，迹象表明，绝大多数人民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但是决不能让这种现象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巴西，收入的大部分仍然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据估计，在１９７４年，当“奇迹”达到顶点时，占人口１０％的收入最高的人占有了全部国民收入的５０％，而在１９７６年，占人口一半的低收入的人的收人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１３％。    最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是在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６年期间，占人口１０％的收入最低的人的实际收入几年中增长了４４％，与此同时，１０％收入最高的人的实际收入却增长了１６０％之多。    在巴西，收入最高的人可能比那些收入最低的人高５００倍甚至１０００倍。当局不对财产的收益征税（这是这里的中产阶级发财致富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圣保罗，一个典型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是１００英镑，一个技术人员或者工头的薪水可能是２５０英镑。但是，老板一个月很可能净赚到一万英镑。    表明贫困的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住房。在１９６５年，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居民不到５０万人，那是一些住在又臭又脏，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的小木房里的不幸的人，这些贫民占当时里约热内卢人口的１１％。现在，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居民差不多达到二百万，占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    大批的人从乡村移居城市以寻找工作和较好的生活，是造成贫民增长的主要原因。    但是这些人通常是达不到目的的。    如果说军人统治的十六年期间已使经济基础比１９６４年扩大了好几倍的话，那么，陆军上台时要解决的经济问题现在仍然和过去一样繁多。例如：单是为了赶上每年人口增长２。８％的增长率，每年就必须创造１５０万个就业机会，更不用说如何承受目前出现的经济萧条了。    曾经在１９６４年促使军人干预政治的巨大的社会问题正重新发展起来。但是现在却不可能再在仅仅十年时间内使经济规模扩大三倍以消除这种压力了。

【美国《洛杉矶时报》６月４日文章】题：苏联的公路，副题：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坎坷不平    卡车歪斜着，司机和另一个男人在附近转来转去，面对几乎完全陷入泥里的卡车的前轮，束手无策。这是一辆汽车在莫斯科以西的郊外一条坎坷不平的公路上抛锚了。    在过去十年里，苏联进入了汽车时代，但是公路网却十分落后。    苏联的土地面积是美国的两倍半，人口比美国多２０％，然而全国铺设的公路比美国的宾夕法尼亚一个州还少。在广大农村地区，甚至找不到一条象样的土路，而现有的乡村公路往往一年中起码有四个月不能通车。    即使是修过的公路，质量也极差，保养也不佳，因此与土路一样不安全。    找不到全国性的统计数字来说明交通事故的情况，不过西方专家根据地方上偶尔发表的数字断言，苏联车祸的死亡人数与美国不相上下，虽然它拥有的汽车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苏联官员说，有１０％的车祸是由于公路保养不好造成的。    因公路质量问题给苏联经济带来的损失也无法估计。西伯利亚西南部阿勒泰地区的一名官员最近估计，倘若公路的质量得到改善，仅他所在的地区的农产品的产量就可以增加９％。他说，他这个地区所收获的１．５％的粮食，５％的蔬菜，６．６％的马铃薯，因公路不够，不能运到市场上去出售。    苏联的公路状况只是在近十年才变成一个紧迫的问题。直到六十年代末轿车和卡车的生产还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由于兴建了日古利汽车厂和马卡兹卡车厂，车辆生产大幅度增加。如今，苏联每年生产大约２００万辆轿车和卡车——产量相当于十年前的三倍，虽然仍只有美国产量的１５％。    政府也建了一些公路，但是修路的速度根本赶不上车辆的增长。而实际上，公路建设的速度近五年来似乎明显地放慢了。    苏联七十年代修建的公路差不多一半铺的是沥青或水泥；其他公路铺的是砾石。    官方的《消息报》不久前也哀叹：“公路建设质量低劣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该报以莫斯科东南的两座城市——奔萨和萨拉托夫之间的公路为例，说明情况糟糕的严重程度。１９７７年在这两个城市之间修了一条长达一百英里的公路，但水泥路面没有掺粘合剂，结果造成路面碎裂。萨拉托夫附近，差不多有２５％的路面已经又露出了土面。    全国各地的公路很少设置路标，往往使人“误入歧途”。拿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地区来说，当局老早就规定要在８５００处设指示路标，而迄今只设置了２５００个。    在摩尔达维亚，有一条四道线公路，山前竖着一个路标，指示汽车司机自由通行，可是翻过山头后这条四道线公路却变成了两道线公路。    在苏联，公路上没有各种白粉线标志。官员诉说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白粉。    汽车司机想找个加油站也很困难。从莫斯科到伏尔加格勒５７０英里长的公路路段上仅有七个加油站。

【美国《时代》周刊文章】题：猩猩有使用语言的能力吗？    猩猩能够真正掌握人类语言的本质    ——造句吗？    就在几年前，回答是不容争辩的“可以”二字。内华达大学的心理学家加德纳和比加法纳在六十年代后期曾教会黑猩猩沃肖使用１３２个手势；人们甚至说，这个猿类动物甚至发明了自己的一个词儿，以“水鸟”来称呼天鹅。同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普雷马克在圣巴巴拉用不同形象和颜色的塑料制符号代替单字，使他最得意的学生萨拉学会了大约１３０个单字。在亚特兰大市的耶克斯地区灵长目研究中心，佐治亚州立大学的郎博和他的妻子使用他们自己发明的叫做耶克斯语的一种新语法（当类人猿按一个键盘上的有同样标记的按钮时，这些符号就在一个银幕上出现），甚至使得两个黑猩猩用这种人造的“舌头”来彼此对话。    斯坦福的心理学家帕特森说，她已成功地教会一个叫作科科的母猩猩认识四百多个手势。照帕特森的说法，这个猩猩已经开始进入更高的语言水平。    在七十年代，虽然有少数专家表示怀疑，但是这些说法被普遍接受。现在，许多科学家已经开始产生怀疑。他们认为这些动物的行动，大部分只不过是模仿它们的老师的动作，而它们并不理解句法。一句话，怀疑派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这些猩猩是在愚弄它们的人类老师们。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特雷斯对一只小猩猩小尼姆作了工作。特雷斯试验的目的是想证实，人以外的动物也掌握句法，并把单字拼成句子。    为此，特雷斯跟一位学生助手佩蒂托和其他训练员使尼姆接受了四十四个月紧张的手势语言训练。在某些方面，这个猩猩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例如，它学会了想用尿盆就做“脏”的手势，当它看见有人从保暖瓶里喝水时就做“饮”的手势。然而，尼姆不能向复杂方面发展。它“讲话”的８８％，只是为了回答老师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    特雷斯在掌握了这些新情况之后，就开始研究其他试验者的报告和录音带。发现跟特雷斯对尼姆做试验时所注意到的同样情况。很少有任何“自发的”语言，而乍看起来好象是自己造出来的那些句子，被看作仅仅是对问题的回答，对老师作的手势的模仿，或者对一些单字组合的死背硬记的结果。    语言学家西贝阿克和他的妻子、人种学家乌米克—西贝阿克，两人都在印第安纳大学。他们提出了同样严肃的批评。    他们认为，被认为是猩猩有讲话能力的情况，大部分可以用“聪明的汉斯效果”来解译。“聪明的汉斯效果”这一现象是根据本世纪初法国马戏团的一匹马的名字而命名的，这匹马曾经使观众目瞪口呆，因为它用自己的蹄子踏出对复杂的算术演题和口头问题的正确回答。事实上，一位法国心理学家发现，聪明的汉斯从向它提问题的人那里得到一些暗示——面部表情的变化、呼吸方式和甚至眼睛瞳孔的大小。这些暗示告诉它什么时候踏脚和应该踏多少次。    关于猩猩能讲话的传说部分可能出于研究者们的主观愿望。西贝阿克夫妇说：“在人—猿对话中的真正突破完全是幻想。”    普雷马克也同意，动物是不能进行自发交谈的。郎博夫妇说，他们最近作的实验，预示出存在训练者自觉或不自觉地给予实验对象以暗示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在类人猿的语言能力问题上还保留自己的看法。

说中国是争取亚洲和平的力量；苏联真正的政策是到处促进不和并供应军火；加保证继续支持民柬    【法新社新加坡７月１日电】加拿大外交部长麦圭根今天说，中国是争取亚洲和平的一支力量。    他还说，他认为柬埔寨前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柬埔寨方面将是个重要因素。麦圭根是在他正式访问新加坡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对记者讲这番话的，他说，尽管中国是个共产党国家，他并不认为中国对这一地区抱有任何侵略意图。它的目标同苏联是不相同的。他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同俄国人的共产主义不同，对其他世界不那么富有侵略性。    他说，中国的共产主义不象苏联的共产主义那样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尽管他承认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致力于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在有人问到苏联对越南和对阿富汗的政策是否协调一致时，麦圭根说，苏联真正的政策是哪里出现了不和就促进不和。他们的记录是供应军火而不是粮食，他们在越南就是这么干的。    麦圭根在谈到柬埔寨问题时说，必须在军事上遏制越南人，因此，美国决定援助泰国政府是个“明智的决定”。    加拿大同美国唯一的不同之点是它坚决地保证继续承认民主柬埔寨和被推翻的波尔布特政权。    他说：“美国看来还没有下定决心。”    麦圭根说，鉴于明显的“越南的侵略气焰”，他认为目前这个时候不可能采取任何政治性主动行动。关于波尔布特政权，他说，加拿大不支持这样的政权，这是因为鉴于它过去的纪录；但是金边的韩桑林政权没有合法地位，因为它是越南人建立的傀儡政府。    他强调西哈努克亲王可能成为将来的重要人物和在建立真正的民主柬埔寨方面的一个因素。    麦圭根说，他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东盟成员国之间在越南问题上有什么分歧。只是在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方面有些不同看法，对中国有不同程度的担心。他说，加拿大准备认真考虑为建立一支维持和平部队提供军队的任何要求，但是他说，目前这是一个非常带有假设性的问题。    麦圭根今天离开这里前往香港。在他在这里逗留的两天中，他会见了总理李光耀、副总理拉贾拉南。

【美联社北京７月１日电】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今天晚上抵达北京准备同中国官员会谈，霍尔布鲁克正好是在越南入侵泰国和中国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之后进行这次访问的。    霍尔布鲁克对记者说，美国国务卿马斯基要他向中国政府介绍马斯基在这次旅行中同北约和东盟领导人会谈的情况。    霍尔布鲁克说，他和中国官员还要讨论共同关心的其它问题。    中国看来可能提出美国继续向中国国民党人控制的台湾岛出售武器的问题。    霍尔布鲁克说，他这次对中国的访问是范围不断扩大的中美磋商的一部分，早在几个月前就定下来了。他又说：“我们每一级磋商的内容都比过去多得多。”    霍尔布鲁克是在访问过风景秀丽的杭州以后来北京的。在此以前，他在吉隆坡东盟会议结束后来中国的途中，曾在日本停留。

【香港《亚洲周刊》６月２７日一期报道】（弗朗西丝·斯塔纳发自越南谅山）题：重访谅山    自从中国军队把这座省会的大部分夷为平地而离去已经有一年多了，但重建工作几乎没有进行。沿着通往河内的公路往南４５公里，有一个新的“备用”省会    ——万一再次要从谅山撤离时，就到这里来。去年从谅山逃出的人们建起的成千上万座临时住房，零零落落地散布在这两个城镇之间的公路两旁和村庄里。    在去年发生战争以前，谅山城的人口是４５，０００人，现今据说有三万人，虽说究竟有多少人是原来住在这里的人，是大可争论的。在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军队，包括地方军和正规军，在周围的公路上、火车和卡车上以及在许许多多的哨所里都可以看到。而且在去年十月进行人口普查时，也把他们包括了进去。那次统计数字表明，军民人口加起来是９６４，５００人，比入侵前一年统计的９１４，９００人多了５０，０００人    ——尽管一些城镇和乡村以及数以百计的农场被毁。    在周围的乡村，庞大的战壕网在一片林木葱葱的山腰，勾划出一条条难看的泛着红色的痕迹。这幅画面上还可看到烧光的小山的山坡，洞口星星点点，这一切说明越南新的防务准备的劲头有多大。    蜷缩在边界上的“友谊关”的中国大炮和雷达之下的同登镇，据说已放弃了。但是靠近这块入侵地区的一些村庄里的许多农民，仍住在那里继续种地，而他们的家属则在同登西南搭的小棚子里居住。在离边界大概有七公里的片片梯田里，几十个侬族人穿着蓝色部族服装在稻田挠秧，笑声不断。看来没有荒废土地，虽说有一部分地可能是由军人耕作的。    从芒陵山口附近的公路往南，一位理发匠举家住在一座山坡房中。据他的老婆说，他现在在难民居民点和谅山干他的营生。他们在谅山的家１９７９年３月毁掉了，这家人家不抱什么回去的希望——无论如何在目前不安全的情况下是不回去的。    不安全并不是那些想回去过城镇生活的人面临的唯一问题。原来曾是一座四层楼的学校的地方仍然是高高的一堆瓦砾。银行只留下一堵残破的门面墙。法国建设的茴香油厂——这个城镇的唯一现代化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已无法修复。医院只剩下一个空架子，这是从地上停着的一辆同样只剩了空架的、弹痕累累的救急车才辨认出的。天主教堂已无法辨认。    不过自从发生入侵以后，已经在中国部队渗入的地区以外的南郊建立了一所大医院。从废墟中挖出的砖头用来修补未倒的房墙。早市还是挺热闹的，而在倒塌的房子外面，人们在太阳底下晒面条。    铁路是谅山的主要旅行和物资供应的工具，实际上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生命线，以致于首先是美国人，接着是中国人都想毁掉它。破坏的痕迹历历在目。今天，在火车行驶时刻，火车站是这里的活动枢纽。但是谅山省会的进一步恢复工作要等边境紧张局势停止之后才可以进行，而当地人很少认为不久将停止下来。    清晨，在城东几公里的一座营房里，地方部队的新兵操练他们在保卫边境中要担负的任务。他们迅速停止玩排球和中国象棋，跑到掩体中，扛起迫击炮和机枪，跑上附近的山头，布好阵势。他们挖的壕沟下面是一片片几乎通向国境线的棋子块般的梯田。    虽然坦克和大炮在谅山城看不到，但是在前沿高地无疑是有的，而且向北在高平附近无疑是有的。

【路透社雷克雅未克６月３０日电】左派事业的战士、反对北约的人士维格迪丝·芬博阿多蒂尔女士，今天在冰岛总统大选中击败了三个男人，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由人民选出来的女国家元首。    在今天夜里通宵达旦计算出了选票之后，五十岁的芬博阿多蒂尔女士被宣布是票数相差无几的冰岛总统大选中的得胜者。她说，她的胜利象是神话变成了事实。    她说，“我十分自豪，并不是为我个人而感到自豪，而是为整个冰岛的妇女而感到自豪。我知道，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女性在民主选举中当选为一个共和国的总统。”    这个基本上是礼仪性的职务的新的当选者，没有接受过政治训练。在她的生涯中，她教过法文，当过导游，曾是电视明星，还经营过一家剧院。    不过，反对派对她支持左派方针感到不安，其中包括要求驻扎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北大西洋国家的北约军队撤走。芬博阿多蒂尔女士青年时代坚定地支持共产党的和平运动，并出席过在苏联和中国召开的会议。她每年都参加到凯夫拉维克空军基地的游行，抗议美国在该地驻军。    她在竞选总统时强调指出，她从未当过共产党。    【合众国际社雷克雅未克６月３０日电】芬博阿多蒂尔今天在冰岛总统选举中成了欧洲第一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女国家元首。这位新总统还没有结婚，现在同她的养女住在一起。总统职务主要是礼仪性的。总统在议会通过法律之后签署法律，并有权在议会休会期间颁布临时法律。总统最重要的职责是在危机时刻挑选领导政府的人选。

【越南《人民报》６月２７日报道】６月２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如下通告：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内开庭，对因叛国罪被起诉的现逃往中国的七十五岁的被告黄文欢进行了公开初审和终审。    依据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３０日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法令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就黄文欢的叛国罪判处其死刑。

【日本《每日新闻》７月２日报道】题：康康突然死亡，电话接连不断    “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讨人喜爱的熊猫“康康”（雄性，１０岁）因热伤风和心功能不全已突然死亡。“康康”所在的东京上野动物园，１日这天接到的询问和抗议的电话，接连不断。在堆满了花束和果品袋的熊猫馆前面，前来逛动物园的人们对熊猫的饲养问题展开了议论：“可能是照顾得过头了吧？”“首都中心的动物园可能不适合饲养熊猫……”等等。剩下来的“欢欢”（雌性，７岁）的天真举动格外引起了人们的同情。    ７月１日这天，在熊猫馆前面的祭坛上，堆满了幼儿园小朋友和小学生送来的用竹叶和菊花制作的花束，以及写有“请在天堂的兰兰一道愉快生活”等内容的信件和玉米花、饭团等供品。    上野动物园事物所内的电话从早晨起就响个不停，到傍晚为止共打来１００多起电话。去年２月兰兰死时，来电话的人多数是热情的问候，而这次多半是表示抗议的。    康康的葬礼预定９月下旬在上野动物园的东园举行动物追悼会时一道举行。    【共同社７月１日报道】题：要认真照看好欢欢    在日中恢复邦交过程中创造了熊猫“来日本”的开端的田中前首相说：听说可爱的康康突然死亡，我感到很吃惊。前不久兰兰死去，承蒙中国的好意，最近刚刚送来了新娘，可是……。康康和兰兰是全日本所有儿童的好朋友，它们的死实在令人痛心。    我衷心为它们祈祷冥福。并希望大家要爱惜和认真照看好剩下来的欢欢。

说越只有彻底改变对柬政策才能找到出路，新不反对越搞印支联邦    【法新社吉隆坡６月２９日电】新加坡副总理拉贾拉南今天力促越南从中苏之争中摆脱出来，撤离柬埔寨，并重建自己满目疮痍的国家，以此作为成立一个自由建立的印度支那联邦的基础。    拉贾拉南今晚在这里的马来西亚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说，“这样一个越南在确保这个地区不受大国的掠夺势力之害方面就会在东盟国家中找到一个持同情态度的、有益的同盟者。”    他说，越南应该明白，它对柬埔寨的政策“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河内应该“从中苏之争中摆脱出来”，通过这样做，它就能够“摆脱作为一个代理人的镣铐。”他说，新加坡“不反对由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组成一个印度支那国家的联邦，只要这样一个联邦是征得它的人民自愿同意所产生的，而不是侵略军强加的就行”。    拉贾拉南说，越南在柬埔寨的困境，就好象是一个人把手伸进洞里想抓只兔子，结果却发现他拉出来的是条眼镜蛇。    越南现在陷在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中，这场战争是由于越南想称霸印度支那而爆发的，但是“现在已被迫为两个远为要命的目的服务，即旷日持久的中苏之争，和范围更广的为建立在苏联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世界秩序所发动的战争”。    拉贾拉南警告说，除非越南从柬埔寨撤退，否则，它在那里的失败的失败“必定会意味着要出现一个亲北京的柬埔寨、一个亲北京的越南，当然也要出现一个亲北京的老挝”。    他说，越南人“一直尽力试图用打中国牌来分裂东盟的团结”。    但是，他告诫东盟不要听任自己被拖人中苏争夺之中。    他说，越南只有彻底改变在柬埔寨的政策才能找到一条出路。    他说，越南人必须：同其错误一刀两断；选择摆脱中苏争夺战；把柬埔寨还给柬埔寨人；把它的军队撤回国，重建他们自己的满目疮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