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八月二日刊载纳扬·昌达发自河内的一篇报道，摘译如下：    越南现政府的信誉遭到了沉重打击，这是由于一名老资格的越南领导人黄文欢出逃到中国以及至少还有四名共产党领导人遭到软禁。虽然越南共产党创建人之一、胡志明的亲密合作者出逃，对于继续在同越南斗争的中国说来是一大意外收获，但是更大的意义却在于这一事件——越南党高级人物的第一次出逃——提供了第一个公开的迹象，表明一向以紧密团结而自豪的越南党内出了问题。    据越南人士说，这出戏是七月三日开始的，那一天，一个时期以来一直患病的七十四岁的黄文欢，乘东德航空公司的伊尔—６２前往柏林作检查身体治病。飞机在卡拉奇停留时，黄文欢说胸部剧痛，马上被送进医院。后来，航空公司的负责人去请他登机继续旅行时，发现黄文欢失踪。    尽管还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黄文欢在中国。但是越南官员相信以强烈亲华著称的黄文欢是在中国。    关于黄文欢在卡拉奇失踪的消息传开之后，越南当局立即搜查了他的家，审问了他的家属。越南当局震惊地发现，黄文欢的全部私人文件都失踪了——大概早就秘密转移了。    从河内人士那里获悉，至少还有四名共产党领导人——前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黎广波将军、越南人民军的创建人之一朱文晋将军、前外贸部副部长李班和国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陈廷知——被软禁。    据这位河内人士说，黎广波和朱文晋都是侬族，这个民族有大量的人住在中国，觉得在文化上同中国比同越南近（有一个官方的传说奇怪地称黎广波是傣族）。    另外两个人虽然是越南族，但是以思想上亲华著称。李班作为外贸部副部长，自从一九五八年起（而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则作为中央委员）曾多次访问中国谋求援助，终于同情北京。陈廷知与黄文欢非常接近，曾几次随黄文欢访问中国。涉及黄文欢和越南党内其他几名有亲华嫌疑的成员的这一最新情况，是好几年前就开始的事态发展的高潮。    黄文欢一九○五年生于越南中部的义安省，积极参与越南的反殖运动，后来去中国参加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黄文欢在黄埔军校受训后在国民党军队中有上尉衔，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    他同胡志明和其他人一起于一九三○年创建了印度支那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建立越盟统一战线抗击法国殖民统治。一九五一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分成三个国家的党。黄文欢一直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七年后是政治局委员。由于了解中国的情况，他被任命为越南驻中国第一任大使（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    越南人士现在说，黄文欢变得过于钦佩中国，不断在党内鼓吹中国路线。    尽管中越关系在文化革命后在某种程度上冷下来，黄文欢的威望也同时下降，但是他在一九六九年曾重新出现，率领了一些权力很大的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苏联和其它共产党国家。在中越战争以及两个共产党邻国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之后，他似乎终于开始消失。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黄文欢既没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也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传奇式的游击队领袖、北山虎朱文晋以及黎广波和李班也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根据越南的传说，这些亲华派领导人都没有公开被搞臭。他们被调去担任不起作用的挂名职务，如国会副主席等。中越争吵公开爆发以及二月间中国入侵以后，要求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服从党的路线的压力似乎增大了。    四月四日，河内举行“越南人民战胜中国侵略者”的展览会，故意让黄文欢出席了开幕式。一位外交人士说，“越南人是要让黄文欢因为他的亲华观点而丢丑”。但是，黄文欢象以前一样表现得毫无悔改之意，他以蔑视的姿态出席开幕式，穿一身中国式的军绿色衣裤，戴一顶毛式帽。不久之后，他就患病。    黄文欢叛逃的消息在越南干部中象野火一样传遍，有的干部摇头，有的干部说这种象陈锡作一样的孤立的“叛国行径”对国家不会有什么影响，陈锡作是十二世纪陈朝的一名大臣，里通中国宫廷。越南党中央委员会目前正在开会，讨论形势制订策略。    象黄文欢这样的坚定人物出逃以及其他一些人被软禁，这一事实只能使经济上陷于困境和政治上孤立的越南所面临的捉摸不定的气氛更为捉摸不定。逮捕人们所尊敬的部族领袖朱文晋和黎广波肯定不能赢得中越边界上的少数民族的信任，这些少数民族的忠诚是多少可疑的。更重要的是，一位高级领导人（他是完全的越南族）的第一次出逃，肯定会使北越人对长期以来所维护的党的团结产生怀疑。现在已出现了以前没有想到的事，许多人就要关心以后可能出现什么事。    【合众国际社曼谷八月三日电】（记者：艾伦·道森）接近越南的共产党人士今天证实，越南的第二号议员已叛逃到中国。    这些人士说，他们不能证实关于另外四位越南高级官员正在河内遭到软禁的消息。这些人士是能够直接见到越南高级官员的。    但是这些人士说，所有这五个人都是大家知道同中国有紧密联系的。他们说，其中两人在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有很多追随者，他们可能被怀疑是可能的颠覆分子。    《远东经济评论》今天从河内发出的一则消息说，另外有四人目前正在越南遭到软禁。这些人士说，他们不能证实这一点，但是他们说，这则消息很可能是真实的。    （本刊注：法新、路透和美联等通讯社根据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报道也都作了报道。）

【路透社新德里八月二日电】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今天因被控告有共谋罪而在新德里一个特别法庭首次出庭时，她的大约六百名支持者被逮捕。甘地夫人的支持者高喊着反对特别法庭的口号，进入了法庭外面一片禁区，因而被推进大汽车运走了。甘地夫人抵达时，他们曾向她欢呼致意。她这次出庭十八分钟。法庭批准保释，保释金为一万五千卢比（一千九百美元），另外还要交数目相同的一笔保证金。

【美联社华盛顿八月三日电】（记者：劳伦斯·克努森）白宫今天说，美国总统卡特表示愿意考虑在执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同时增加军事开支，但是“不能在防御方面为了取得支持的票数而作出决定”。    参议院相互竞争的各派互相矛盾地呼吁卡特支持或反对这样的要求：他保证大大地增加五角大楼的预算，以此作为批准限制武器条约的“代价”。总统的发言人鲍威尔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上述谈话的。    他说，白宫欢迎大家讨论总的防御需要，认为这是“健康的和建设性的”，并且希望这种讨论能够产生“足够的支持”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一致意见”。在参议院，关于防务开支的争论盖过了对条约本身的条款的争论，并且产生了分歧的意见。

【法新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记者：德隆）中国反对“极左思潮”的运动今天得到了新的推动，中央发表了措词激烈的文章攻击一份省的文学刊物，指责这份刊物想“训斥”中国的作家。    《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同《河北文艺》的一篇文章有关的文章。《河北文艺》的文章没有对林彪和“四人帮”激进分子对中国文艺界犯下的“罪行”加以批判。    这家党报刊登的文章一开始就攻击一九七五年去世的一位高级政治局委员，文章直接用固有的说法称他是“四人帮的顾问”。    《人民日报》对他进行露骨的攻击不是新鲜事。他一直是官方报纸日益猛烈批判的对象，但是联系到当前的文艺情况对他进行攻击还是第一次。    《人民日报》指责说，《河北文艺》刊登的文章“主要是斥责那些敢于正视现实、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家”。    《人民日报》指责《河北文艺》的文章重复了“四人帮”提出的文艺方针的“那种曾经听到过的令人憎恶的声音”。    观察家们说，《人民日报》在刊登它自己攻击训斥人的文章的同时全文刊登对立面的文章，这是很不寻常的。    《河北文艺》的文章要求作家只写这个政权的优点而不谈其“缺点”。《人民日报》说，这家杂志这样做是“仿照江青当年的口吻”。它还说，那篇文章是一股“冷风”，可能伤害目前文艺创作“刚刚出土的幼苗”。    观察家们追述说，反对“极左”思潮的运动是当局不久前重新在全国发动的。    【安莎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据此间观察家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新的政治和经济方针显然还没有得到各级党组织的充分支持，在那些党组织里，“四人帮”的思想影响仍然有实际表现。    观察家们在对中国最近发生的政治事件作了仔细研究之后发现他们的观点今天得到了《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占第三版整版三分之二的篇幅）的证实，这种证实是有权威的。    其中一篇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人员写的，另一篇是转载《光明日报》刊登的文章。    这两篇文章批评了《河北文艺》六月号刊登的一篇文章。《人民日报》今天在第三版转载了该文。    《人民日报》的文章指责上述那篇文章的作者支持“四人帮”的观点，因为他说，作家的任务是突出社会主义的积极方面，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工人和农民。    文章攻击那些说出了中国社会消极面的作家。用《人民日报》的话来说，这些作家“敢于正视现实、真实反映生活”。    这家报纸从文章对社会主义作了田园诗般的描绘开始，指出按照这样看社会，那就只有“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

【德新社慕尼黑七月二十四日电】西德的出生率是世界上最低的。    最近已经得到证实，在一九○○年结婚的每对夫妻平均生四个孩子，而现在每对夫妻平均生一点五个孩子。    如果低出生率和由此而引起的人口减少的情况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到一九九○年居住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口，将从现在的约六千一百万人（包括西柏林人）减少到五千四百五十万人。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学者们一直在设法弄清出生率低的原因。一些人认为，恰恰与普遍的看法相反，造成人口下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贪婪”，或者换句话说，是不愿意同其孩子们分享可以得到的资金。    社会研究人员发现，希望少生孩子不是根本愿望。    在进行了民意测验的一批姑娘当中，有一半人在她们结婚之前说，二至三个孩子将是“理想的”。    但是在她们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许多妇女就决定不再要了。    特别是职业妇女认为，她们要照料一个以上的孩子就负担过重了。    怀孕的麻烦——身体上的麻烦以及精神上的麻烦——也是促使她们在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不再生了的原因。    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已婚妇女在她们打算要孩子之前就怀孕，而对三分之一的妇女来说，怀孕比她们原来预料的要困难得多。    三分之二的妇女在分娩后的头几个星期里，在照料婴儿方面就遇到严重问题，这样就使得她们不愿意再要孩子了。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婚姻问题被认为同孩子有关。    由于无暇同朋友来往而感到的孤独，以及因被“锁在屋里”而受的烦恼，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节育方法。

说先进国家出现不要孩子的思潮和出生率显著下降的现象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七月二十日登载一篇文章，题目是《出生率下降和家庭的崩溃》，摘译如下：先进国家有不要孩子的思潮从整个地球来看，国际儿童年的今天，在儿童中间还有不少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儿童在饥饿、疾病和教育水平低的状况中受苦。在政局不稳定的地区，如印度支那难民那样，很多儿童的生命处于危险境地。    在先进国家，出现不要孩子的思潮和出生率显著下降的现象。今年三月五日《时代》周刊，在题为《孩子有必要吗？》的文章中，就美国的状况说，如果说五十年代是奇妙的幻境所象征的儿童时代，那么七十年代就陷入了相反的极端。例如据某社会调查，百分之七十的父母回答说，如果可能，不希望有孩子；说反税斗争的结果，从教育预算中勾销了。全美国虐待儿童事件达二百万起以上。在洛杉矶有不满五岁的儿童三万多人被卷进了色情事件。以儿童为主角的神秘电影所以流行，恐怕和这种思潮不无关系。附带说一句，该周刊七月九日一期谈到美国家庭的暴力问题时说，“如今不论贫富，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家庭是打嘴巴到杀人的最危险场所。”    据说英国遗弃儿童在欧洲占首位，德国因为石油不安而感到前途绝望，所以发生了出生率明显下降。国际儿童年应该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决心解决这些问题。    表面上，我国儿童似乎很幸福，但是他们中间正在发生和过去不同的问题。那就是近三十年来的社会激烈变化，带来的家庭、妇女地位及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不能认为是文明国家的养子制度妇女进入社会甚为明显，如今占劳动力人口约百分之四十。但是对儿童来说，母亲是不可缺少的，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事实。要调整这两者未必是容易的。但至少在乳儿期间能有母亲保育。因此必须有劳动惯例，如保证保育期间不工作和重新就业等。    日本的出生率，去年打破了千分之十的大关，是十四点九。接近过去最低的丙午年，即一九六六年的十三点一。看来这个下降趋势不是暂时的，而是持久的。到二十一世纪前半期，我国人口结构将受到强烈的冲击。我国老年人所占的比率将更大。    出生率下降的一大原因是，我国的生第一个孩子的母亲的年龄同外国比较是非常大的。多数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推迟了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在我国，第一个孩子成了贫困的原因。    虽然说人工流产手术渐渐减少，但是提出要求的人数还超过六十万人。我国的养子制度为了父母或家庭的利益设立的，举世没有前例。这里我愿指出，外国的儿童专家指责说，就连现行制度也是文明国家所不会有的制度。要培养有干劲的人材日本的父母热心于教育是好事，但实际情况显然是千篇一律，以考试为中心，变成预备学校。因为这是下述情况在教育上的反映：高速增长时期所培植的以第二次产业的大企业为顶峰的社会的统一价值观和主要凭学历和笔试来选择就位人员的做法。笔试固然也是种能力，但是难于鉴定创造能力、判断能力、领导能力和技术能力。目前的教育正在培养非常片面的人材并糟踏卓越的本能，值得忧虑。    也有人指出：出生率下降的结果使兄弟减少了，失去了同母亲的劳动相结合和在家庭内的社会性训练的机会。家庭逐渐变成了投宿的地方。    今后的世界和我国的前途，有能源危机等很多暗淡的因素，可以预料到骚乱。在这个期间培育精力充沛，创造能力洋溢的下一代是当前这一代人担负的责任。尤其我国将进入老年化社会。它的影响所及是超乎想象的。但是困难重重的二十一世纪的支柱却是目前的儿童。

卫生部长被撤职，另两名副部长受到处分    【本刊讯】苏联《巴库工人报》六月十六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在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部在对居民的医疗服务组织工作上存在的严重缺点的问题。）    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许多门诊部、医院、药房和其它医疗机构的工作组织得不好。共和国一九七八年的卫生保健主要指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指标，尤其是在居民的疾病系统防治和病人的住院治疗方面。    共和国卫生部及其地方机构，没有很好地组织急救和急诊这样重要的实际保健服务工作，这对病人以后的治疗产生不好的影响。对于保证居民的药物供应没有实行严格监督。    在卫生防疫服务的组织上存在着严重缺点，没有很好地进行传染病的预防工作。对工业设施、公共饮食企业、商业和日常生活服务工作的不卫生情况，没有进行有效的斗争。在大多数医疗机构，卫生水平低。在居民中间没有很好地进行卫生教育工作。    医疗预防机构网（尤其是在农村）发展得很慢。没有保证完成保健项目建设和投产的计划。从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大约有两千万卢布的投资没有使用。没有确保使设有七百七十九张病床的医院和容纳一千二百五十个病人的门诊部交付使用。在卫生部领导人的纵容下，竟然发生接收未完工项目和完工工程质量十分低劣的项目的情况。    在许多医疗机构，对于所使用的昂贵医疗器械还发生毫不爱护和大肆浪费的事件。    共和国卫生部没有进行必要的工作，以协调医学方面的科学研究，提高科研效果和把科研成就运用到卫生实践中去。    许多已经完成的科学研究工作，无论就其题目还是就其质量来说都不符合当前的要求。经过研究班对科学干部进行的培训并不能令人满意，培养工作效率很低。    在对共和国居民医疗服务的组织安排上的严重缺点，是卫生部领导人对解决干部问题持不正确态度的结果。    卫生部领导人在挑选和配备卫生工作人员领导成员上犯了大错误。在提拔工作人员时，没有深入和仔细地研究工作人员业务、政治和道德品质，在这个重要的工作上往往表现出任人唯亲、家天下的作风和同乡关系。在许多医疗机构揭露出来的盗窃、受贿、勒索和利用职权来达到自私目的的事件，是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仅在最近三年内，卫生系统由于滥用职权、盗窃物质财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八十一名工作人员。在巴库、基洛夫阿巴德、阿格达姆、叶夫拉赫、共和国其它城市和地区的医疗机构中，发现了把药品藏起来，再以高价出售，盗窃专供住院治疗的病人吃的食品这样一些事件。    所有这一切就引起了居民正当的责难，对共和国和全苏机构有许多抱怨。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认为，共和国医疗机构对工作的极其令人不能满意的组织，首先是因为共和国卫生部长阿卜杜拉耶夫同志、副部长鲁斯塔莫夫和阿利耶夫两同志没有以应有的责任心来对待完成他们所承担的义务，没有同已存在的缺点进行坚决斗争，对所属卫生机构的领导人没有严格要求，对医疗工作人员受贿和勒索事实及其它舞弊行为采取调和主义态度。    部长阿卜杜拉耶夫同志竟然滥用职权，为亲属的非法行为助威打气，给他们当靠山。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认为还必须指出，州党委、市党委和区党委，以及人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对医疗机构的工作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注意，对它们的领导人在保证医疗服务的高水平上没有提出应有的严格要求，没有把共产党员、人民代表和公众的努力放到坚决消除不良现象和在每个集体中创造健康的精神道德气氛上来。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鉴于阿卜杜拉耶夫同志对卫生部工作的领导不能令人满意，在选拔、配备和教育干部上有严重缺点，对医疗预防机构中的舞弊行为的种种事件采取调和主义态度，解除他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部长的职务，并宣布给以严重警告处分。    由于在组织医疗预防工作上的严重缺点，由于在消除不良现象上表现出无原则性，宣布给予阿塞拜疆卫生部第一副部长鲁斯塔莫夫同志以严重警告处分。    由于在组织卫生防疫服务上的严重缺点，由于在工作中表现自由主义。宣布给予阿塞拜疆卫生部副部长阿利耶夫同志以警告处分。    【路透社莫斯科七月二十一日电】据今天莫斯科收到的阿塞拜疆一家报纸报道，阿塞拜疆党的两位高级官员在该共和国开展的一次反贪污运动中被开除出党。    《巴库工人报》说，这两个人中一个是马麦多夫，他“由于采取同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负责官员不相称的行动”被开除出阿塞拜疆党中央委员会。另一个人是阿巴索夫，他“由于滥用职权”和其它罪名而丢掉了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并被开除出党。    在这之前，《真理报》本星期报道说，阿塞拜疆政府有三名部长由于助长“贿赂、贪污和欺骗国家”而被解除了职务。    《真理报》证实，这三个人是卫生部长阿卜杜拉耶夫、商业部长泽伊纳洛夫和汽车运输部长巴巴耶夫。    这三名部长的工作今年早些时候遭到该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的严厉抨击。阿利耶夫暗示，该共和国卫生系统的贪污现象尤为普遍。

【路透社喀布尔八月一日电】（记者：迈克尔·法瑟斯）据驻阿富汗首都的外交官说，苏联由于对阿富汗左派统治者遭到广泛反对感到担忧，已敦促阿富汗政府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这些西方、亚洲和中东国家的外交官认为，苏联采取这项行动是企图在最后时刻找到一项解决已有九个月之久的内战的一种政治办法。这场内战已使政府控制的区域只占全国百分之二十五的地区了。    但是，他们认为苏联作出这一努力已经为时太晚，拯救不了塔拉基总统的政府了。在公众的心目中，塔拉基政府是同苏联势力、镇压措施和不得人心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现政权同阿富汗笃信宗教的封建部族疏远了。    一位欧洲外交官说：“俄国现在面临着与美国六十年代在越南问题上所遇到的相同的政策上的两难处境。他们已经进入了同样的阶段——是作出全面承诺呢，还是寻求谈判？”    他还说：“他们下的一笔大本钱有输掉的危险，在声望和实力两方面都是如此。”    苏联要求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一事已促使人们议论说，莫斯科可能是在物色另外的领导人来取代塔拉基总统和阿明总理的合伙公司。这些外交官认为，苏联物色新对象的重点是武装部队。他们认为，上周末的内阁改组    ——阿明在改组中被委任主管军队——同苏联可能要采取行动从武装部队挑选新人有关。    这次内阁改组使总理直接掌管同穆斯林叛乱分子的作战事宜，并使他处于能防止政变的最有利地位。    执政的人民党内部的不和越来越大，主要是针对总理和他的粗暴方法。人民党党员估计为五千人左右，自去年四月发动政变推翻达乌德总统以来一直没有增加。人民党在六月二十三日首都发生武装骚乱后停止组织上街示威游行了，这显然是因为害怕示威游行会转过来反对政府。    苏联因一个十分重要的接壤国家局势不稳而面临的两难处境是深重的。    一位中东国家的外交官说：“如果不能成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苏联将别无其他抉择，只能继续支持塔拉基和阿明。不能排除苏联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说老挝反政府运动越来越活跃，对凯山政权来说，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国内    【本刊讯】比利时《晚报》七月三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凯山·丰威汉的老挝》，摘译如下：    正当反共的抵抗运动在老挝加强之际，亲越南的万象政府将能动员人民来保卫其政权吗？    长期以来，亲越南的万象政府试图扩建那支疲劳不堪、人数不多（最多四万五千人）、通常不那么热心的军队。大家都知道：如果越南不在老挝驻扎重兵，凯山·丰威汉——他本人是越南混血儿——的政府就维持不了三周。有人甚至说三天。    争取收复祖国的老挝人估计，驻扎在老挝的越南（士兵）的总人数约有八万人。    当人们考虑老挝正规军的兵力时，驻老挝的越南部队在人数上的优势就更易于理解：两个越南士兵对一个老挝士兵。老挝的总人口——山民和居住在老挝的外国人包括在内——最多达三百万人。此外，越南的一些部队驻扎在越南距老挝边界很近的奠边府，这些部队随时准备对老挝进行干涉。    到中—越战争那时止，万象只满足于招募志愿入伍者。但是，自三个半月前，加强国家军队的意志达到了新的高潮。    自三月来，万象和北京之间关系恶化已成定局。所有的中国专家和技术员被驱赶了，六月三十日以来，中国使馆只有十二个人。    事实上，北京不太可能考虑调动它的部队入侵老挝。    为了对付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的叛乱，老挝政权拥有一支小小的军队，但是，正是人数比老挝军队多一倍的越南部队担任镇压的主力。这更使镇压具有一场民族斗争的性质。万象当局竭力寻找谴责所谓中国的阴谋的借口。    抵抗运动是存在的，它越来越活跃。特别是自一九七五年以来，人民第一次对抵抗运动抱有信心，寄予希望……    事实上，正是游击队的重新活动引起了人民革命党（老挝共产党）最有根据的担心。对万象来说，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国内。事实上，当凯山政府拿中国的威胁来吓唬人，更多的是为了吓唬老挝本国人民，而不是为了吓唬国际大家庭。一方面，惯常的做法是，为了平息和统一一个国家的人民，应该把人民的斗争性引向外来敌人。这也许是河内正在成功做的事。另一方面，凯山和人民革命党的其他领导人完全知道，他们从来没有能够赢得老挝人民的拥护，完全知道他们没有得到人民的任何支持。叛乱分子体现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和希望，因此他们必然得到人民的同情。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动员人民起来反对叛乱分子？万象能够玩弄的唯一的一张牌，就是排华并使人们害怕中国人。    很可能这是掌握在凯山手里的唯一的一张牌。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这一张牌是否够用了。首先，在老挝，政治宣传效果很快地接近于零。    老挝人不笨：你可以欺骗他们一次，但是当他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永远失去了“信誉”。老挝人将永远不信任你。老挝共产党人忘记了他们的人民的这一主要特点。起初，他们用谎言和欺骗的手段赢得了人民。因此，他们永远失去了人民。    在老挝采取动员和全面征兵的真正措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些措施将导致新的难民外流和大批新战士参加游击队。更严重的是：万象政府一点也不能依赖这支军队。

【法新社河内八月二日电】越南今天证实它已经批准美国众议院的一个九人代表团访问越南。    官方人士说，这是符合越南希望同所有有关方面（包括美国在内）进行合作来解决想到国外去的人的问题的愿望的。    这些人士说，这个代表团由纽约民主党众议员本杰朗·罗森塔尔率领。这个代表团将在八月八日和八月九日对河内作为期两天的访问。

【本刊讯】香港《明报》七月二十四日载文，题为《日本富士山麓辟自然动物园》，摘要如下：    日本富士山，海拔三七七六米，状如倒盖碗，是世界有名的风景山，它成为代表日本的标志，每年吸引着许多游客。    为了增加富士山的吸引力，也可以说是为借助富士山的声誉，日本“小泉财团”属下，组成有限公司，策划在富士山麓建造动物园，饲养非洲野生猛兽，把富士山地区变成自然动物公园，供人们游览观光。    小泉财团是东京上野动物园的东主，该动物园闻名世界。一九七六年五月，该财团又经办了“九州自然动物公园”。该财团经办动物园经验丰富，远在七年前，就开始此项策划，直至去年夏季动工。    计划在富士山麓的一片七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盘内，围栏筑障，放饲五十只狮子，二十五只老虎，十五只长颈鹿，及其他飞禽走兽共计三百三十五只。    富士自然动物公园中心区，在静冈县的须山，由东京坐车，经过东各区，约二个小时可以到达。相信该园建成之后，会成为到东京的旅客必游之地。    所谓自然动物公园，即是动物在其中自由活动，而不是关在笼中，它周围的一切设施，尽量保持自然的环境。游客们不能像在市区动物园里那样观赏笼中动物，而是必需坐在车里。    该自然动物公园区，海拔五百米，原来住着二百七十户农家。由于地高山阴，日照时间短，不适合稻类生长，只能种植薯类和芝麻类。

每天喷油三万桶，沿岸生物将受到危害    【合众国际社新奥尔良七月十三日电】州和联邦部门的代表今天说，为了拯救成千上万受到墨西哥漏油威胁的幼海龟，可能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龟疏散”行动。一幅三百英里长、二十五英里宽的海上石油带正漂向墨西哥北方和得克萨斯州沿海。    消息说，这幅石油带已漂流到得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以南三百七十五英里的海域，它是由墨西哥坎佩切湾尤卡坦半岛对开五十英里海面上一个正在钻挖的油井漏出的石油形成的。这个油井每天向海中喷出三万桶石油，被认为是沿海石油工业历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故。    这个失去控制的油井正挖到六千六百五十三米深，自从它在上月开始喷油以来，估计已把一百万桶原油注入海湾中，而专家们担心，到了安全井制止它喷油的时候，注入海上的原油可能达到三百万桶。    来自联邦、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各个部门的代表今天举行一个冗长的秘密会议，讨论同庞大的漏油作斗争的战略，会后表示忧虑它对野生动物——例如在受威胁的海滩上产卵的海龟——所产生的生态影响。    海岸警卫队新奥尔良办事处的威尔殊上尉说，“现在主要的担心地方是得州海岸。漏油程度这样严重，任何地方都可能受污染。”他又说，“海龟在墨西哥沿岸产卵，我们须要在它们孵化后搬走幼海龟。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月十九日刊登文章，摘要如下：    墨西哥原油溢出事件发生于尤卡坦半岛离岸大约五十七英里—个勘探井。六月三日，一项海底钻探工程凿破了一股石油和天然气储藏，引起爆炸，起火焚烧，还差点摧毁了井机。到上星期止，损失的原油为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桶之间。    不过，溢油爆炸事件使墨西哥当局有乐观的一面，认为这意味着发现了新的石油储藏，并估计出事区拥有高达八亿桶优质轻原油。

【法新社卢萨卡七月十五日电】赞比亚卫生部发言人对《赞比亚星期日时报》说，一批帮助赞比亚盲人恢复视力的人类眼球，将于不久运抵此间。他又说，这批由斯里兰卡送出的眼球，将于下月在卢萨卡大学教学医院取出角膜，供移植之用。    医院的眼科医生希拉·纳德．查巴拉说，健康眼球的定期供应，使赞比亚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盲人能恢复视力。    据医学专家说，在一些地区，每十万名赞比亚人中，有五百至七百五十人是失明的。（转载香港《大公报》）

【法新社东京七月十三日电】据今天这里宣布，中国已经批准日本的一支登山队于一九八○年从中国境内攀登埃佛勒斯峰。    日本登山协会说，它将派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同中国登山协会就拟议攀登这座八千八百四十八米的世界最高山峰事宜进行商谈。    美国、西德、意大利、英国和罗马尼亚也向中国登山协会提出了申请，要求批准它们从中国领土攀登埃佛勒斯峰的计划。这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第一次许可一支外国登山队攀登埃佛勒斯峰。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间，几支英国登山队曾通过西藏路线攀登埃佛勒斯峰，没有成功。    一九六○年和一九七五年，中国登山运动员声称从他们的领土一侧征服了这座山峰。

【美联社哥本哈根八月一日电】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和她的丈夫、法国出生的亨里克亲王，将于下月对中国进行十天正式访问。他们的随从人员有九十人，其中包括官员、企业家和芭蕾舞演员。    他们包租的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客机将于九月十二日在北京着陆。    玛格丽特是一位有资格的考古学家，因此她希望参观一些有关古代中国的最新发展。    企业家当中有宝隆洋行的负责人，多年来这家公司一直在同中国进行贸易。这一批人将由宝隆洋行的总经理帕格率领。    丹麦人希望能在访问期间签订一项技术、经济和工业合作协定。外交大臣克里斯托弗森将去参加谈判。    皇家芭蕾舞团的四名舞蹈演员将在一次由这些皇家访问者为中国的东道主举行的宴会上表演。    另一起文化活动将是举办一次有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的生平和作品的展览会，中国儿童很熟悉他的童话。

【本刊讯】《亚洲华尔街日报》七月十二日刊登贝内特·李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帷幕在中国全面拉开》，摘译如下：    北京和上海的夏季演出，正为中国的戏剧和电影观众提供多种多样的精神食粮。这还称不上是丰盛的筵席，它同世界各地同类城市所能获得的文化营养相比，还是很不充裕的。但是今天，在中国这两个最大的饱经世故的都市中心的舞台上和银幕上出现的东西，至少已具有相当程度的世界性；同过去十年的标准菜单相比，也已有了巨大的改进。    文化大革命，现在私下里都承认，对于中国的艺术生活来讲，是弊多于利。因此，现在正在竭尽全力恢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较好水平。代表六六年到七六年创作成就顶峰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已经销声匿迹，而传统京剧中的“牛鬼蛇神”重又迷住了颇具欣赏能力的观众。    在城市文化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青黄不接。老一辈作家、导演和表演家的艺术才华和经验尚未传给该来接班的青年一代。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困难重重的空挡。于是，一些老的剧目经过修改，老的影片经过复制，又重新上演，以弥补这一暂时出现的短缺。    电影的情况尤其如此。电影业还处于死气沉沉的境地，看来在近期内不会有什么变化。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主义政策几乎使每个艺术领域里的努力都遭到了摧残。这种后果在电影业上表现尤为明显，因为电影是大众交流的最好媒介。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影片的生产就大幅度下降，一直到七七年，获准公开发行的全本故事影片还不到半打。这些影片没有一部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只不过成了人们应引以为戒的例子。    七六年底“四人帮”垮台之后，许多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摄制的较好影片又重新放映，以填补这个艺术上的缺口。如果说，七八年在中国的出版界被称之为“重版年”的话，那么在电影界则可被称之为“重新上映年”。    但能拿出来周转放映的影片数目毕竟有限。同时，群众的口味也在改变。今天的电影观众渴望看到反映他们对现代化和较好生活向往的现代题材的影片。政府好象预见到了这种要求，已经增加了外国影片的进口，并且允许越来越多的影片公开发行。这种情况在别处虽然相当普遍，在中国却是比较新颖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也曾放映过一些外国影片，但大多来自苏联集团和发展中国家。    自去年夏末以来，流行的美国和英国影片在全国各地影院放映，在晚间电视节目中播映。随着卓别麟的《摩登时代》和重新摄制的、由洛拉布丽季达和奎恩主演的《巴黎圣母院》的上演，好莱坞热席卷了北京和上海。今年夏天，卓别麟的《舞台生涯》，重新摄制的、由乔治·斯各特和约克主演的《简·爱》，奥列佛的《王子复仇记》又取代了佩克主演的英国喜剧片《百万英镑》、佩金帕的关于货车运输的影片《车队》以及科学幻想片《未来世界》。    一些大学里放映了带有中文字幕的英文原文版片《炎热的夏晚》，不过大多数公开发行的影片都有汉语配音。日本、香港、印度、南斯拉夫、法国、罗马尼亚的影片也在两个城市作过短期放映。    观众对于大批涌入的外国影片反映是很混杂的。一般的观众，在试着消化很不熟悉的电影表现方式和相当复杂的情节（对已习惯于平铺直叙、言词夸张的中国人而言）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往往不是好奇心，而是迷惑不解。同中国观众在一起观看这些影片的外国学生常常发现：他们大笑不止的时候，其他人却默不作声；他们默不作声的时候，其他人又捧腹大笑。北京语言学院的一位中国教员，在看完一部内部放映的艾尔弗雷德·希契科克悬念剧影片之后，庄重地点了一下头，很吃惊地说：“太有意思了，看我们的影片，一开始就知道谁是反面人物，但看你们的影片，得到结束才能知道。”    中国人似乎对浪漫气氛和离奇情节的喜爱甚于现实主义，这一特性鼓励了深受戏剧程式影响的矫揉造作和过分夸张的表演风格。在戏曲中，这种风格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对于要求细腻的心理表现和含蕴的微妙神韵变化的舞台演出来说，就很不好了。在北京和上海重新上演的深受群众欢迎的四个话剧（曹禺的《雷雨》，老舍的《茶馆》，于伶的《夜上海》和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一般也是偏重情节，但由于有经验的演员和导演重返舞台，这种情况已有所减弱，他们起码避免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流行并过分滥用的夸张风格。    例如，剧情发生的年代横跨现代中国五十年历史的话剧《茶馆》，就基本上由五十年代的原班人马上演。它那含而不露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总的演出效果都得到了好评。布莱希特描写科学与迷信之间冲突的《伽利略传》充满了政治色彩，但在导演黄佐临的手下则得到了圆熟的处理。黄佐临三十年代曾在法国米歇尔·圣德尼门下学习戏剧。上述两个话剧在北京几乎场场门票一售而空。在上海，三九年写成的暴露日本占领时期生活的话剧《夜上海》，实际上根本买不着票，这个话剧甚至连上演广告都没登。同是这个剧团，还成功地演出了莎士比亚的作品《无事生非》，现在还是满座。    由于音乐和化装游行是中国传统的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各个时期的不同种类的戏曲总是非常吸引观众。今年夏季演出也不例外，从《蝴蝶夫人》到元代杂剧，从苏州评弹到传统京剧，所有的节目都在北京和上海登台演出。    由于京剧原本结构松散冗长——有的要一天才能演完——所以只上演一些折子戏和节选本。观众十分敏感于进行古今对比，他们对于辛辣讽刺自负不凡的贵人和傲慢不逊的达官的情节，反应相当热烈。    那些象在关汉卿的元剧《窦娥冤》中反映出来的腐败和冤案的主题，不可避免地会扣中痛感时弊的人们的心弦，引起他们的反应。    现在有迹象表明，对官僚主义和特权行为的直接和公开的政治讽刺正在得到官方的赞许。前几个月，北京广播了两个相声，讽刺了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直率到了近乎异端邪说的地步。广大观众对这两个相声相当欢迎。一个嘲笑特权官僚的独幕剧也在上海上演，并在报上发表，很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轰动。类似的讽刺作品也出现在新近出版的文学刊物上，吸引了大批与此有共鸣的读者。    这种有希望的势头是否能继续下去，直至最后导致表演艺术的真正繁荣，完全决定于控制政治领域的那股政治势力。如果共产党这一最后的仲裁者能正式批准，允许谨慎地运用讽刺，使官僚主义受到震动，这无疑是给处于贫血状态的电影和戏剧注射了极其需要的一针。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忘记，这样的许可，只要一纸通告就能撤销，并会带来致命的后果。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的，最终把数百名杰出的作家和表演家逐出了文艺界，罪名是他们大胆而放肆地越出了许可的范围。只是最近，文艺界才显出从过去十年的动乱中逐渐复苏的迹象。

【塔斯社北极五月三十一日电】本社特派记者德米特里·布比亚金报道：苏联《共青团真理报》高纬度考察队队员穿过北冰洋至北极的滑雪旅行已顺利完成。    考察队由七名苏联运动员组成，在数理学副博士，莫斯科钢铁和合金学院副教授，苏联运动健将德米特里·什帕罗率领下，三月十六日从根里耶特岛出发，两个半月来在复杂的北极地带条件下旅行一千五百公里。全体滑雪运动员都很健康。    他们将在极点停留一昼夜，并将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无线电爱好者进行通讯。    运动员们乘苏联极地航空队的飞机返回大陆。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五日电】题：北极屈服于强者    《共青团真理报》北极高纬度科学一体育考察顺利完成以后，她的队长三十七岁的莫斯科钢铁和合金学院副教授，数理学副博士德米特里·什帕罗说，“我们为此次旅行准备了七年。向北极进发的七十六天的路程，对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对精神和体力上的坚强的检验。在这七年中当我们进行训练时，不止一次地‘排演’了各种非一般的情况。我们对各种‘意外情况’都作了准备。考察队最感困难的是从根里耶特岛出发和到达极点的时候，那时浮冰大、云低、冰块间的水多，这些妨碍了我们判定方向和确定地球的最北点。如今一切都过去了，我们高兴地意识到，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七名苏联滑雪运动员是世界上第一批从苏联北岸至地球“总顶点”铺上了滑雪板辙印的人。两个半月来他们行进了一千五百公里处处是艰难阻险的里程。他们曾在使人的心理生理能力达到极限的地带行进，从而证明，在最严酷的北极条件下，独立的考察队能够生存、工作和进行科学考察。    【合众国际社东京七月十三日电】日本登山协会今天报道，中国已经许可日本的一支登山队于一九八○年采用中国路线攀登埃佛勒斯峰（即珠穆朗玛峰——本刊注）。    这个协会说，中国登山协会和中日文化交流协会今天发来的一封信中给予了这一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