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北京七月七日电】（记者：普里切特）中国已重新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和其他几种反映中国要抛弃过去的决定的革新办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最近的议会会议——全国人大会议——的口号。    这次人大会议表明中国正在向前取得显著进展。    看来，中国领导当局的确采纳了去冬的言论自由运动中的政治活动分子的某些主张。    新华社特意描绘了会议已成为代表们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进行认真辩论的场合。    这家官方通讯社报道了在某些问题上的各种差异很大的意见，特别是对新选举制度和新的法律这两大问题。    今年的号召是：只有辛勤工作才能象全国人希望的那样提高生活水平。    现在只提要实现现代化，对中国要在本世纪内赶上或超过先进国的成就这一点已经不提了。    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不仅仅是致力于经济工作，因此，现在中国非常强调制订正式的法律和选举制度的必要性。    在恢复选举方面有一个革新：候选人不一定非是共产党员不可，也可以是中国其他党派的代表或者是无党派人士。    一个席位可以有几个人参加竞选，这样，选民可以有所选择。    选举必须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不象一九五三年的法律规定的那样既可以用无记名投票，又可以举手表决。    彭真说，“我们必须保护工作中的批评和反批评，讨论问题时不同意见的互相反驳，以及对领导、对工作提出的批评建议的权利，这些必须同诽谤、侮辱严格加以区别。”    彭明确规定反革命罪是以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行为。    看来“行为”是关键的字眼，因为没有提到可以把有反革命思想的人提出起诉。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答应制定法律、对成绩的夸耀、承认错误以及辩论的激烈程度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中国和外国观察家将期待着把这些言词变成行动。    一位外交官说：“中国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许多高级领导人过去吃了无法无天的行为的苦头。他们知道其结果，他们不希望这种情况重演。这是中国最可靠的保证。”    另一位外交官说：“这个国家现在三十岁了，现在是成长的时候了。但是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一点，如果这可以称作开端，那将是个良好的开端。”

【本刊讯】日本《每月新闻》七月七日刊登该报记者辻发自北京的消息，标题是《中国公布了第一个刑法，教育重于惩罚，对死囚缓期（执行），给予改悔的机会》，摘译如下：    基于“产生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观念而提出的中国刑法法典经过建国三十年终于诞生，已于六日公布。同日，新华社电讯全文发表了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该刑法是一个值得注目的法典。它广泛地参照了其它各国的刑法，并写进了具有中国政治、社会独立性的内容。    关于引人注目的反革命罪问题，根据具体的犯罪行为来规定是否是有意识地破坏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权力。把思想（问题）从反革命的范畴中分离开来。另外，所有判处死刑的问题，不仅需要得到最高法院的承认，而且，一定要缓期执行（时间是二年），从而对执行死刑加以严格的限制。这样，中国共产党历来那种教育重于惩罚的传统将得到发扬，被判处死刑的人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得到改悔和减刑的机会。据认为，虽然死刑在制度上将继续存在，但实质上很有可能被废除。    【合众国际社北京七月六日电】今天，近十亿中国人在三十年来第一次有了一部法典，告诉他们如何根据法律行事。    北京当局显然决心要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实行法治。它公布了一项刑法，让中国老百姓懂得怎样算是构成犯罪。    这项法律对个人的保护是中国在那些进行各种政治斗争的动荡的年代里所很少听到的。    刑法规定禁止逼供，禁止伪证、非法拘留和非法搜查公民及其住房。    刑法适用于在中国领域内、在中国船舶或飞机上所犯的罪行，尽管对发现犯有罪行的外国人可能作为一种“专门的惩罚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境。外国人如果对中国公民或海外华侨犯了严重罪行，在他访问中国时，可能受到起诉。    【法新社北京七月六日电】（记者：德隆）中国新制订的刑法没有给予持不同政见者以政治犯地位，只是含糊地规定了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的“反革命罪”。    刑法规定，对犯有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或破坏少数民族习惯的罪行的任何官员判处徒刑，从而保障了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法律学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沙千里接见新华社记者时说：“中国没有政治犯，因为除了反革命罪以外，一般都可以通过思想教育而不是通过刑事诉讼来解决。”    观察家们说，看来这意味着凡是不列为反革命罪的政治性罪行，将不属于新的刑法处治范围，而是通过行政手段解决。

【本刊讯】澳大利亚《时代报》七月三日刊登约翰·霍夫曼发自北京的述评，题为《中国人突然变得易为人所了解》，摘译如下：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昨天结束了为期两周的年度会议，这次会议引人注目之处，与其说是会上所干的事情    ——会上在政策方面并无多少真正出人意外的东西——倒不如说是大会所说的话。    代表大会令人迷惑地公布了中国的一些情况，从而能使全世界大大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中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过去一直是坚决不让好寻根问底的外国人知道的统计数字，这在新中国三十年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    一位外交官在翻阅中国的生产数字和预算指标时说，世界上的许多情报机构过去致力收集的资料之一，马上都变成废纸了。“这些资料将使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半的人员无事可干”。    毋庸置疑，中国在本国的经济结构方面表现出的新的坦率态度，消除了“中央王国”的许多神秘之处。    在这之前，努力了解中国全面情况的观察家们感到沮丧，他们遇到的是中国公布的纷乱的含糊百分数和对有些方面避而不提的情况。一位外国记者所得到的最宝贵的数字是某工厂的负责人提供的数字，那位负责人吹嘘说：“我们一九六二年几乎是白手起家，我们工厂的产量自那以来增长了百分之好几十。”    中国的人大尽管批准了联合投资企业法草案，但是，该法律只有一个梗概，而没有规定促进外国向中国的发展项目投资所必需的具体条款。但是，在国内政策方面，中国看来已朝着人民和共产党领导间建立较民主的关系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时事社东京七月七日电】题：美中确立发展通商体制    北京七日电：美中两国七日在北京正式签订了美中贸易协定。这样，美中便在协定方面确立了大规模发展贸易的体制。    协定的期限是三年。将在办完国内手续后正式生效。由于这次签订美中贸易协定，两国之间促进发展贸易的条件便基本上具备了。    【安莎社北京七月七日电】中国和美国今天签订了贸易关系协定，美国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尽管两国在纺织品出口方面存在的分歧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这项协定是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访华的时候于五月十四日草签的。    由于中国纺织品出口问题还没有解决，这里的可靠人士说，中国人将继续寻求取消或降低出口限额。    美国发言人说，没有确定进一步谈判这个问题的日期。    美国外交人士对两国之间的商业趋势表示满意，这种趋势使得一九七九年头五个月的贸易额达七亿九千六百万美元。

【法新社伦敦七月五日电】美国银行副总裁路易斯·苏波今天在这里说，由于西方国家连串的信贷，中国目前已拥有直至一九八五年所需的差不多所有外汇需求了。    苏波是一名研究中国的最知名的西方专家，并代表在亚洲的美国银行。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些需求为三百亿至三百五十亿美元。    他说，仅在今年上半年，中国已取得总共约二百六十亿美元的官方贷款。其中一百亿来自日本、六十五亿来自法国、五十五亿七千五百万来自英国、二十一亿来自加拿大、十亿来自意大利。此外，还有不少私人银行列队提供商业信贷，供北京使用。    尽管中国领导人目前在调整他们的经济发展目标，但苏波预料中国外贸的动力仍会持续下去。    途经伦敦的苏波说，为了支付大批的设备和技术知识，中国目前打算把绝对优先权给予其出口工业——主要为农业和轻工业——和石油发展，而不再是重工业了。    中国相信，他们地下的碳氢化合物，可以列为世界最大的储藏之一。（转自香港《大公报》）

说苏联现在出现了开始讲究个人生活的倾向，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工作越少越好，责任越小越好；而信守的原则是，干活要慢，免得别人显得落后；对社会财产视为可有可无，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一己的私利则要尽可能地捞，而且往往通过非法手段去捞；集体主义往往是表面现象，现实生活中往往产生虚伪——人们倾向于在会上照上级的意图发言、投票，而想的却是另一套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十三日刊登戴维·希普勒发自莫斯科的一篇专稿，题为《苏联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消失，计较个人利益的倾向在形成》，摘译如下：    苏联一贯极为强调集体主义道德，教育孩子们，个人的欲望要服从集体的利益。现在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相反的倾向，这种倾向并不是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而是逐渐开始讲究个人生活的倾向。一些俄国人认为，这种倾向已开始腐蚀人民的社会道德和应有的思想品质。    从文学、戏剧、社会学、电影、教育和人们干工作时的态度中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倾向。    一位仍然住在莫斯科的美国共产党员说：“当我一九三一年刚来这里时，这个国家的人民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股子纯朴的热情。他们认为工作越努力，国家就越富，他们的所得就越多。现在呢？整个倾向似乎是工作越少越好，责任越小越好。”    一位年青的俄国人说：“每个人都在为他自己而生活。”    同学们和工友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仍然是控制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课堂上，在工厂里，老师和经理人员利用这种手段造成整体的压力，使人不敢越轨，否则就要付出代价和遭受痛苦，这样就使每一个人俯首听命了。但这种集体主义精神是否培养出了真正使自己融为集体之中的公民是值得怀疑的。苏联一位共产党员说：“苏联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比西方许多人所想象的要强，但比这里的许多人所想象的要差。集体感是有的，但至于说个人利益无足轻重的思想，对不起，再也不是那么回事了。”    的确，在最近的苏联文学作品中，个人的地位突出了。今天最受欢迎的作品既不是对社会提出泛泛批评的那些作品，也不是歌颂将装配线和战场变成宣传品的虚构的英雄主义的作品。最受欢迎的作品倒是这样一些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电影和戏剧，它们的描写已涉及人所熟知的家庭世界，探索人的喜怒哀乐，而结局并不总是喜剧性的。有些作品是严肃的，有些则追求离奇的情节，多数作品并不装模作样地歌颂共产主义的成就。尤里·特里丰诺夫描写苏联城市生活是如此逼真，以至一位俄国人说读他的作品就象是“从锁孔里窥视一个人”。他的短篇小说《交换》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家庭中的仇恨与贪婪，并被改编成戏剧在莫斯科上演，大受欢迎，剧院场场满座。    瓦连京·拉斯普京是众口称颂的苏联最有天赋的作家，由于擅长以优美而带伤感的笔调描写俄国农民的生活而著称。费奥多尔·阿勃拉莫夫创作了几篇很有影响力的反映农村个人不幸遭遇的故事。剧场的鲜明对照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维克托·格里申在最近一次作家会议上讲话时对这种倾向表示不满，对现代文学作品没有讴歌共产主义英雄人物感到惋惜。许多俄国人认为，使理想主义暗然失色，使人们只顾自我的，正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缺乏英雄人物。    在舞台和银幕上，尤其是在描写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史诗般题材中，作家们一直在表现工人、战士和革命家的英雄主义行为。但是最近最受欢迎的一部电影却不是这种题材。这部叫做《奇怪的女人》的影片讲的是一个女人本在享受着人生应有尽有的幸福，却为了追求爱情而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这位丈夫吼道：“让爱情见鬼去吧！人人都在忙着工作、工作——懂吗？谈情说爱弄得人人神魂颠倒，似乎世界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当尤里·特里丰诺夫的《交换》在塔干卡剧院上演的时候，剧院外面有几十个人在徘徊，想从前来看戏的观众中买多余的票。但是，当根据勃列日涅夫的战时回忆录《小地》改编的描写战争和英雄主义的一出爱国主义戏剧最近在另一家莫斯科中心剧院上演的时候，许多人站在外面想退掉他们不要的票，但是别人根本不要；在戏院里，许多座位是空的。融合在集体之中是重要的苏联非常强调个人同集体搞好关系，孤僻的人不管多聪明，都很少受到钦佩。关心集体、热爱集体受到称道，个人主义、与世隔绝则招人非议。素不相识的俄国人在火车上见了面，也能聊起来；人们大冷天未让孩子穿暖和点，或者穿着寒酸，或者开着肮脏的小汽车，都能甘受过路人的公开责骂。    学校是培养集体主义精神的主要场所。教师手册规定要努力向学生们灌输集体主义意识，办法是使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大体上必须得到其他学生以及老师的认可。    一种办法是将一个班分成五六人一排或五六人一个小组，并互相开展竞赛，看哪一个小组的作业做得最好，最守纪律，最整洁，等等。因而一人的表现好坏便关系到整个小队：任何一个优秀学生可使整个小队成为先进集体，任何一个落后学生可使整个小队降为下游。学校鼓励孩子们帮助后进学生，训斥懒惰的孩子。一位教师说：“这种办法很灵。”有时候，一个孩子有了错，整个班都骂他，对他施加压力。    在苏联学校里，学生们揣测老师想让他们怎么看待其他学生，他们就怎么看待其他学生，这种现象是常见的——班长通常是美国学生所说的“讨厌的管家婆”。小孩长大了，也就是这副性格，他在工厂当了工人，或者成了党员，在正式会议上就只知道照上级的旨意讲话。    有时候这种一本正经的集体主义只是表面现象；有些青少年说，在学校里，所有这些都是弄虚作假，往往教师刚走出课堂、学生就哄堂大笑。谴责过分此外，一些教师和学校对集体的强调程度各各不同。有的对它欣然接受，有的对它漠不关心，有的利用它作为执行纪律的严厉手段，有的认识到强调过分有危险。    强调过分偶尔受到谴责。最近莫斯科电视上放映了一部电视片，说明过分强调集体，利用集体的压力来对付一个学生是有破坏作用的。一出供青少年看的反映青少年犯罪情况的戏，描写一集体因敌视一个需要帮助和支持的男孩而害了他的故事。一位学法律的学生说：“对我们来说，集体怎么看我们比我们的父母怎么看我们更为重要。”他的一位学历史的同学点头赞同他的意见。    可以说，到处的年青人都是这样，所不同的是，苏联社会尽力使集体的压力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作用。结果之一是产生了虚伪——人们倾向于在会上照上级的意图发言、投票，而想的却是另外一套。美苏之间的一次比较六十年代中期的一项很有说服力的研究，比较了苏联和美国学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同学面前违规的情况。布朗芬布伦纳在他的《两个世界的童年》一书中说，美国学生在认为只有他们的父母知道他们的行为时，他们的行为就好；但当他们认为只有他们的同学知道他们的行为时，他们的行为就差。    布朗芬布伦纳写道：“苏联的学生恰好相反。说实在的，在减少不规矩的行为方面，他们的同学与父母和老师几乎是同样地发挥作用的。”    这项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它们经常涉及的只是苏联生活中形式上的和矫揉造作的方面，而很少涉及到苏联生活的比较自发和自然的脉搏跳动。凡属集体，有它冠冕堂皇的一面，比如满堂学生照老师的吩咐谴责不规矩的行为，但也有它见不得人的一面，比如一帮十几岁的小青年砸汽车开心。青少年犯罪现象、离婚率高和现代都市生活的其他弊病，促使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再度把家庭看作一个构成社会的关键的单位，促使他们强调保持健康和稳定的家庭生活的必要性，并促使他们远远背弃十月革命之后的头十年所盛行的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提出的一种概念，即家庭将消失，集体生活将代替单家独户。    今天人们认为，所谓每家有自己的房间但同别家共用厨房和浴室的一套套公寓住房是不合时代潮流的，是贫困的象征。是住房奇缺所造成的后果，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在整个苏联，这样的公寓正迅速被一家一套的多层高楼所代替。    同样，抚养孩子的事并没有交给国家。即使几乎所有能工作的妇女都有工作，多数妇女还是充分利用漫长的产假照顾孩子，然后在上班时便把孩子托给奶奶、姥姥管。苏联的统计数字不精确，但这种数字表明，三岁以下的儿童进日托的大约只占百分之十七，进托儿所或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虽然集体主义减少了政治上的越轨行为，但它在其他方面却不怎么灵。目标没有达到有些工人说，关于工作，人们信守的实际原则是：干活要慢，免得别人显得落后；对社会财产视为可有可无，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一己的私利则要尽可能地捞，而且往往要通过非法手段去捞。俄国人说，透过表面来看，集体也常常是人们互相散布流言蜚语和在背后捅刀子的地方。    集体主义道德似乎并不含有强烈的社会良知。数月之前莫斯科一群共青团积极分子碰见一位美国记者，这位记者问他们，世界上有哪些不合理的现象是他们想要纠正的。他们的回答都集中在他们觉得是美国的一些弊病上面：犯罪、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军备竞赛。    当问到就他们自己的国家发表一点看法时，他们都默不作声。为了让他们能作出肯定的回答，记者换了问题，问他们希望能为自己的祖国做些什么，他们再次沉默不语。最后，一个男孩机械地说：“我们想建设共产主义。”

【德新社罗马七月六日电】意大利共产党今天上午在这里结束了它为期三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的领导人贝林格成功地捍卫了他的“历史性妥协”政策。    这项同左翼的和中间的政党进行合作的政策，曾遭到意大利共产党左翼分子的攻击。    据意大利《晚邮报》报道，在这次会议上对党的领导层所进行的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尖锐。    贝林格说，党在六月份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遭受的严重挫折，是由于意大利共产党在执行一条右倾战略时有错误。他说，这条战略便是进行历史性妥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取代它。    左翼分子徒然地试图改变党的路线，恢复反对天主教民主党的战略。    在这次会议上对党的领导层进行的其他批评还有：党的领导垄断了权力，使自己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不了解青年人（他们已大批脱离了意大利共产党）的问题，没有对东欧集团国家中的政治压迫进行足够的谴责。    批评者还叹息党内缺乏民主程序。    中央委员会说，党将处在反对党的位置上来支持政府和对政府进行建设性的批评。    中央委员会将在下周初开始召开它的第二次会议，届时将选出意大利共产党的新的领导机构。观察家们一致认为，尽管贝林格的地位已被削弱，但他肯定仍将继续担任党的领导的职务。    然而，报纸预料，其他许多领导人物将成为一次主要的领导阶层的变动的牺牲品。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六月二十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喀布尔的一篇报道，题目是《恰似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为叛乱所动摇的阿富汗》，摘译如下：    我简直是来到了苏联的卫星国，不，是来到了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这就是我相隔十四年之后重访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印象。如果先说结论，那么，苏联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已经向南延伸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尽管塔拉基现政权没有声望，穆斯林教徒反政府游击队在全国发动了叛乱，然而，阿富汗似乎已经完全被纳入了苏联体制。即使革命委员会主席塔拉基下台，苏联也不会放弃它一度掌握了的在阿富汗的“霸权”。    喀布尔机场上停着一大排苏联的大型运输机和苏制大型直升飞机。海关检查随身行李极其严格。我带着的美国《时代》杂志、《新闻周刊》和巴基斯坦英文报纸，全部被没收了。喀布尔街头出售的英文或法文的周刊，载有涉及国际政治消息的几页全被撕掉，有阿富汗消息的就不用说了。日本报纸禁止进口。首先从控制言论思想做起，连这一点也是苏联式的。给红颜色的建筑发补助金说到苏联式，去年九月确定的新国旗，只是把苏联国旗上的镰刀与锤子换成麦穗而已，从远处看根本分不清是苏联国旗还是阿富汗国旗。还有，政府机关、学校以至电影院，到处挂着塔拉基主席的画像和写着社会主义口号的红色标语。古怪得没法说的是建筑物本身的赤色计划。国民用红油漆涂刷房屋，由政府发给补助金。文盲率达百分之九十五的国民，因为可以拿到钱，就连窗户都用红油漆重新刷过，还胡乱地用红布装饰起来。因此，喀布尔的街道已经名副其实“赤化”了。    苏联顾问团介入政府组织的情况也相当厉害。在军队里，直到连队都配备有军事顾问团，政府机关也是没有一个机关不设苏联顾问团。总人数，政府宣布是一千二百人，据说实际上有六七千名苏联人。并且，直到基层机关，负责人都是人民民主党（共产党）的党员。但是，由于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少，所以缺乏人材，以致大学刚毕业的党员一下子担任了中央政府机关的要职。对于这种情况，似乎相当多的人持反对态度，虽然没有公开表现出来。在我访问了的情报部，二十几岁的女党员担任部长，中年男职员在她领导下做着实质性的业务工作。    塔拉基政权给予入了党的知识分子以高薪和特别配给制度等特权，拼命地争取支持。尽管如此，入党的人出乎预料地少，党员人数的发表再三推迟了。人民民主党现在以全部党组织的力量对国民进行“政治教育”。在喀布尔市内的公园和广场召集露天集会，党员们在会上大讲特讲革命多么符合人民的利益，可是，听的人寥寥无几。对穆斯林游击队束手无策塔拉基政权在掌握人心上失败了的最大原因是，它从“宗教是鸦片”这个共产主义的教条出发，逮捕宗教界领导人，把他们投入监狱，对他们进行了镇压。民众没有理由积极地支持一个反对自己生活的基础宗教的政权，乃是理所当然的。民众另一个不满的地方是物价昂贵。革命以来一年时间里，主食小麦粉和燃料劈柴（电和煤气只有极少一部分）的价格增长了一倍，因此生活困难了。    统治不了山区把各种消息综合起来看，政府军只不过控制了“点和线”——喀布尔、坎大哈、赫拉特等大城市和主要干线公路沿线地区，统治权似乎没有达到山区的部族那里。反政府游击队在靠近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山区楠格哈尔、科纳尔和帕克蒂亚三个省继续进行着最激烈的抵抗。游击队似乎已经挺进到了贾拉勒阿巴德附近。贾拉勒阿巴德位于连结喀布尔和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的开伯尔山口的干线公路的途中。政府军为了确保从阿拉伯海过来的唯一一条运输线，正把主力放在保卫贾拉勒阿巴德上。还据传，在以山上的石雕佛像群闻名的巴米安、萨曼甘和巴丹三个省，蒙古血统的哈萨拉族也发动了叛乱，此外，在阿富汗—苏联边境、阿富汗—伊朗边境附近也局势不稳。政局当前将继续不稳定但是，这种反政府派的叛乱还没有发展成为统一的有组织的全国性反政府运动，仅仅是在各地零零星星地进行着抵抗，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不会出现中央政权垮台的局面。喀布尔的外交人士则普遍认为，如果政权被颠覆，那么，非常可能是军方内部搞反塔拉基军事政变，而在那种情况下，苏联大概会进行军事干涉。阿富汗的政局暂时似将继续不稳定。

说河内对待自己公民及它的邻人的可悲作法，引起人们严重怀疑：它是否适合于享受世界大家庭的礼遇、尊重和援助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七月六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越南可悲的冒险》，摘译如下：    河内理应受到世界大家庭的最严厉的谴责。这不仅是由于它执行了一项驱逐它的华人少数民族的令人憎恨的政策——这项政策的规模和恶毒程度，现在被人们恰如其分地比作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以前驱赶犹太人的行径，而且据报道，它正在把大量越南平民迁移到柬埔寨东部，目的在于把那个无能为力的国家殖民主义化。据《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报道，越南人在柬埔寨东部地区以二比一的人数超过柬埔寨人。对全世界来说，还有什么比上述情况能够更清楚地证明越南人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结果却使自己成为一个殖民主义国家或种族主义国家？意味深长的是，越来越多的华人不是来自越南南方，而是来自华人已经结合到越南共产党社会中去的北越。    如果世界的良心没有能够以它在三十年代未能表现出来的一切同情心和决心，来对付今天在难民问题上的挑战，这将是世界良心上的一个污点。幸运的是，种种迹象表明，人们正在对河内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已经宣布，它将把原定今年要向越南提供的粮食援助，转用于供养在其他国家的越南难民。从越南正在从它的驱赶难民政策中得到相当可观的好处这个角度来看，减少向河内提供的粮食和发展援助，的确是很有意义的。每个被迫离开的华人都必须缴纳一千到四千美元来取得出境许可，而且他们在海外的亲戚还要向河内汇去千百万美元的硬通货，因此估计越南现在每个月有一亿到二亿美元的收入。既然是这样，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为什么要进一步向河内提供财政援助呢？    至于河内，它很可能考虑一下它的政策对国际舆论产生的影响。它对待自己公民（甚至连越南族人现在也伪装成华人以便离开越南）及它的邻人的可悲的作法，引起人们的严重怀疑：它是否适合于享受世界大家庭的礼遇、尊重和援助。

【法新社吉隆坡七月六日电】（记者：纳尔）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今天对大国可能卷入印度支那和越来越多的越南船民流入马来西亚表示关切。    侯赛因在执政的国民阵线处于支配地位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第三十次年会上讲话时呼吁大国不要介入，“这样可以防止已经糟糕的局势恶化”。    他说，大国卷入是可能的，因为在此之前有消息说，“某大国”在这个地区有军事装备和顾问。虽然他没有点这个大国的名，但是观察家说，他指的是苏联，苏联同越南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    侯赛因在他的讲话中坚持说，马来西亚不打算放宽其遣返所有七万六千名难民的决定，如果第三方国家不增加安置数字的话。    【法新社吉隆坡七月五日电】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的强有力的青年团谴责（越南）船民涌入这个国家是“现代的侵略方式”。马来民族统一机构青年团领导人苏海米说，马来民族统一机构青年团对这种现代的侵略方式所构成的威胁感到担心。他还说，这种侵略是越南抬起其丑恶的头的开始。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五日电】题：欧洲经济共同体：可耻的决定    塔斯社政治评论员奥尔洛夫写道：对于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作出的“停止”援助越南的决定，很难看作是别的，只能看作是西欧某些政治集团想加入围绕所谓“难民问题”掀起的居心叵测的反越诽谤运动。这个运动是由北京策划的，而在西方世界中是由华盛顿指挥的。在布鲁塞尔对越南采取的行动，大概在东京会议上已经协调好了。

【美联社日内瓦七月六日电】美国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今天说，应当加紧向越南施加国际政治压力，以使河内政府承担它在这场印度支那难民危机中应负的责任。    他对记者们说，美国“有权坚持这一点：那些与越南人有关系并且也同美国打交道的国家……应利用它们（对越南）的影响，来保证不再发生强迫人口外移的情况”。他说，越南人应该清楚，“如果他们在应该由他们负责的严重国际形势中不尽他们的责任”，那么他们从美国得到援助的希望就“非常渺茫”。

【法新社巴黎七月五日电】题：巴黎报纸的评论    欧洲经济共同体作出的停止给予越南援助的决定，今天（星期四）在巴黎报纸上占了很大的位置，这些报纸就这一问题发表了长篇文章，作夹叙夹议的报道。    《费加罗报》整个说来是谈印支难民问题，不论是高棉人还是越南人。它描述了难民的“悲惨命运”、“可怕景象”，然后谈到“九国”的决定，它写道：“九国一致认为，继续支持对于在可怕条件下逃难的成千的人负责的政府，会是令人震惊的。它们打算这样来对日内瓦会议施加压力。我们要指出，去年三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决定给予越南的援助（七千万美元），是停止而不是取消了。”    《晨报》（左翼）只用几行字评论了欧洲共同体的决定，评论认为，共同体的这个决定“不使人感到意外”。评论还说，“这一姿态完全符合欧洲理事会上月在斯特拉斯堡提出的建议，它是不可撤销的、似乎是对河内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以便越南在日内瓦会议前改变它对难民的政策。实际上，这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对河内采取的道义上的惩罚。”    《回声报》也发表了简短的评论，它只写道：“国际上对越南难民问题的反应，改变了性质。对河内施加了压力，公开地揭露了河内在难民问题上的责任，以致使莫斯科感到严重忧虑。”

【本刊讯】英国《卫报》六月二十七日刊载肯尼思·雷写的一篇报道，题为《火凤凰是怎样展翅重飞的》，摘译如下：    打倒四人帮后最可喜的成果之一是中国传统京剧的重新上演。下周，当上海京剧团在圆形剧场开始演出时，伦敦观众将在二十一年来第一次看到它。    在中国禁演了十多年的这些戏正在老演员、该团副团长李玉茹的帮助下重新排练。她说：“京剧有一千多出戏，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恢复了不多几出。”    李玉茹是三十年代由中国著名的梅兰芳等几个最优秀的演员培训的，在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突然停止她的舞台生涯以前，她已成了北京舞台上的主要演员。“由于我演了所谓的‘坏戏’，我受到严厉的批判，我被送到一所干校去呆了好几年，从事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在这段时期内，我一直希望在舞台上工作，但是我不能唱，也不能练功。十一年以后，我几乎把我学到的一切都忘光了。”    并不是她拒绝参加新的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笑道：“他们就是不要我！”在文化革命期间，旧京戏的剧本、影片和唱片被破坏了，幸存的文件寥寥无几。许多以前的演员现在已老得不能亲自登台演出了，所以在重演这些戏和培训新演员的工作中有一种迫切感。    李玉茹这一代的演员获准在样板戏中演出的只有几个人。她说：“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难，因为，同传统京戏比较起来，这些新戏容易多了。但是他们一旦参加了样板团，就得服从命令，叫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否则就会被撵出去。真是如履薄冰。”    改演传统剧目不可避免地使许多演员张惶失措。各戏曲学校的教学大纲不得不改，许多即将毕业的学生，现在不得不再用两年的时间学旧剧目。    上海京剧团的主要演员之一齐淑芳是比较幸运的，她一九五八年毕业时受过传统京剧的训练，后来在文化革命期间，在一出样板戏中担任主角。她觉得改演没有什么困难。今天她既喜欢演旧戏，也喜欢演新戏。    两年前参加上海京剧团的比较年轻的演员，像徐国良，学的是现代戏，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传统京剧。他们不得不尽最大的努力学习。    将在这里看到的两套节目中有一套节目全是片断，即从长剧中摘出的折子戏，这并不是为了迁就西方观众。尽管有一些戏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有一、两出戏虽然是以古老的传奇为基础的，但也是在一九六○年才写出来的。    “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是毛的格言，这些传统戏是比乍看起来更为精心地挑选的。最吸引人的一出戏是《火凤凰》，它描写一群白鹭被兀鹰赶出它们栖息的小岛，在其它鸟的帮助下，白鹭终于击败了兀鹰，重新过着和睦的生活。据李玉茹解释，对中国观众来说，这出戏成为反对霸权的明确宣言。“要是强者欺负弱者，强者只会有坏下场，因为弱者会通过斗争而变得强大起来。”    《火凤凰》也可以被看作为全面恢复的象征，因为虽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按传统戏演出的，但它也是一个新的创造。（我听说，舞蹈吸收了芭蕾舞的因素，在本国的乐器中还谨慎地增加了簧管。）极其优美的唱、舞蹈和杂技动作，使得这出戏高于宣传水平。    对于那些看过文化革命期间上演的戏剧的人们来说，看到戏剧的宣传因素减少，会感到愉快。江青在她得势期间最恶毒地攻击传统戏。说是舞台上从来没有普通人民。    当我向上海演员们提出这个问题时，李玉茹反驳说，在他们目前剧目中戏肯定描绘了普通人民，她滔滔不绝地举了例子：好心的船夫、受封建压迫的尼姑和勇敢的客店老板。    在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演传统戏就象呼吸新鲜空气一样，主要剧场的票很难买到。李玉茹解释说：“我们有九亿人，但我们只有八个样板戏。十多年来，人们一打开收音机，就是样板戏！打开电视，也是样板戏。去看电影，又是样板戏。因此，他们对所有的样板戏都感到厌恶了。问题不是我们演员不想演样板戏，也不是不允许我们演样板戏。事实是，人们不想看它们。”    但是，对传统京剧的接受并不象表面看来的那样普遍，剧院必须在儿童和农民中间进行教育。李玉茹很想了解西方歌剧在英国受欢迎的程度如何。    她试探性地说：“我们听说年轻人不大喜欢你们的歌剧”。当我说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歌剧多数是意大利文和德文的时候，她承认说：“在中国，我们也有教育年轻人接受和学会听京剧的问题，因为他们也不懂京剧的语言。”    我们在伦敦要看到的戏剧只不过是中国戏剧新时代的开端。因为有些戏仍是不完全的，而且也是一种试演。能够如此迅速地进行这次访问演出也许是令人吃惊的，因为这些戏只是一、两年前才开始在中国上演。    在演员中间有一种强烈的解放感。正如李玉茹所说的：“在我们的悠久历史中，我们有许多英雄和故事值得编成戏剧演出，我想我们的演员有义务把他们搬上舞台。”

【路透社伦敦七月三日电】（记者：迈克尔·兰克）上海京剧团在它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访欧时，今晚在锣声和刀光剑影中在伦敦举行首演。    这个剧团是在传统中国京剧在激进的“四人帮”统治下被禁演了十年之后于最近重新组成的。    但是现在承认京剧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进行很大的努力培训这一古典艺术的青年演员。    该团今晚演出了四出小戏，其中包括《三岔口》，该剧演的是黑暗中的一场武打；和爱情故事《拾玉镯》。    出席观看的客人有上月在北京主持英国能源展览会开幕的坎德公爵。这个剧团将在英国呆六个星期。他们已经访问了比利时、西德和卢森堡。下月他们将去荷兰，然后回国。

【路透社伯尔尼七月四日电】瑞士内阁今天决定给中国向这个国家的出口品以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一样的优惠待遇。    联邦经济部的一位发言人说，根据中国一九七八年价值八千九百万瑞士法郎（五千四百万美元）的出口量计算，这意味着中国将可增加二至三百万瑞士法郎（合一百二十五万至一百八十万美元）的收入。    今年三月份在瑞士经济部长霍内格访问中国期间，中国要求给予优惠关税率，今天的决定反映出双方都对改变瑞士在双边贸易中大量出超现象表示关心。    今天的决定没有把纺织品和鞋子列入优惠待遇，理由是中国在这些产品方面的出口工业已经现代化，具备了竞争能力。

【本刊讯】美国《商业日报》七月五日刊载一则消息，题目是《美国人和中国人将会晤以交换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看法》，全文译载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规模非常大的全国性天然气工业，但是据信石油和天然气的蕴藏量很大，中国已邀请一些美国天然气工业的代表到北京去，用两周时间交换意见。    中国人希望开发他们的天然气资源。美国天然气协会主席、新泽西州伊丽莎白的国民公用事业和工业公司总经理基恩说，美国人同样希望了解，中国技术界是否“能够使我们看到我们这里所没有的东西”。    基恩在动身去中国之前不久说：“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他现在同供应天然气处理设备的其他美国天然气公司的企业家一起在北京。    基恩猜测，目前在北京使用天然气的主顾只有六万家。他认为，中国人主要关心的是出口石油，但是如果他们要实现发展旅游业和增加工业生产的目的，他们将需要扩大国内的能源工业。    “他们希望出口石油，他们希望找到一些办法来利用他们的天然气，现在他们是把天然气烧掉。他们需要建立一个分配系统，向日本出口石油。”    他说：“这对我们有利”，因为增加世界的石油供应量会迫使中东石油市场降价。    中国人使用天然气作为汽车的燃料，他们可能也会给我们一些启发。基恩在动身去北京之前说，他预料美国不会大规模利用天然气作为汽车的燃料。他说：“但是轮船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肯定可以利用。”

【本刊讯】西柏林《柏林晨邮报》七月三日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在库菲斯滕丹大街的二百十八号楼能卖五百万马克吗？》，全文译载如下：    库菲斯滕丹大街二百十八号这座空了几十年的前中国大使馆的房子，不久可能又有人住了。对这地产感兴趣的人都纷纷前往波恩的中国大使馆。柏林的经纪人本德茨科昨天在回答询问时证实说，他也在波恩进行谈判。    这位经纪人是由于把租房转成私有住房而大出其名的，然而，他在这件事中不打算试试其转换的技巧。如果本德茨科可以得到补贴的话，那么过去的中国大使馆将变成经纪人本德茨科公司的办事处。然后，将约有一百名职员在那里工作。然而整个大楼和屋前花园和院子必须彻底地进行修缮。这笔开支将是非常浩大的。    关于价格问题迄今是严格保密的。人们知道的只是，这幢房子八百四十二平方米大，去年年底，官方对这地段定的标准价格为每平方米三千五百马克。然而用这样的价格——总共接近于三百万马克——是不可能买到这份地产的。    专家们估计实际价值在五百万马克以上，买主为维修和更新还必须花费几百万马克。    柏林另一个感兴趣的人是夏洛腾堡的区政府。    林德曼区长把这幢大楼看作是修缮旧建筑的展览品。按照他的观点，商店和住宅也应搬到那里去。    然而，本德茨科也好，林德曼和其他所有的买主也好，首先都必须耐心地等待有关这幢大楼的鉴定结果。伯林格尔设计局受北京的委托，调查了这个旧的建筑物和这幢大楼的实际价值。中华帝国在一九○二年建造了这幢房子，并从那时起一直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中国政府撤回了其当时的军事使团，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夺这幢房子的所有权。    从此以后，这幢家具齐全的房子就空了起来。    只有一对今天还住在里面看房子的夫妇在照料这幢房子。自一九七八年四月以后，人民共和国成为这幢房子的所有者，入了土地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