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二十七日电】在美国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在台北迎头碰到敌对的暴民之后，国务院今天向台湾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说，台湾外交部对事件的发生表示遗憾。蒋经国总统保证确保代表团的安全。    霍尔布鲁克说，美国认为台湾政府必须对美国代表团的安全“负完全的责任”。    霍尔布鲁克说，美国和台湾的官员们曾在最近几天讨论这次访问的安全方面的安排问题。他对台湾的安全官员没有能够制止这场示威表示失望。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二月二十七日刊登戴维·希普勒发自莫斯科的专稿，题为《苏联否认它在军备协议问题上拖延》，摘译如下：    苏联今天转弯抹角地否认，由于它对中美新关系忧心忡忡，所以在缔结一项限制武器条约方面采取拖延的做法。    一些官员和评论员的公开和私下的讲话表明，苏联尽管对中国局势感到不安，但认为同美国签署军备协议却非常之重要，不能用它来玩花招。俄国人说，没有签署这项条约是因为有一些技术性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这些话是针对美国官员的如下猜测说的：中国问题促使俄国人不愿在葛罗米柯外长和万斯国务卿上周举行的日内瓦谈判中达成一项最后协议。    苏联一位了解内幕的人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说得比较中肯。他说，“我们不想干对中国人有利的事。”他认为，北京选定这个时机同华盛顿建交大概是为了在看来快达成一项军备协议以及卡特总统和勃列日涅夫可能即将举行会晤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使苏美关系复杂化。    在日内瓦会谈举行之前，卡特曾说，他希望在一月月中，即在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一月二十九日访问华盛顿之前，会晤勃列日涅夫。    一位可靠的苏联人士今天说，勃列日涅夫希望等到邓访美之后（再会晤卡特），那样的话，他可以对邓的访问结果作出评价，以便为会晤卡特作准备。这位人士还说，这与推迟缔结军备协议毫无关系，即使上星期完成一项协议，勃列日涅夫—卡特会谈也要在邓—卡特会谈之后举行。    苏联一位了解内幕的人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密关系，尤其是富有军事意味的技术转让，可能使我们强硬起来，而绝不是软下去。

【美联社台北十二月二十八日电】昨天在美国代表团到达台北机场时，至少有一万名示威者向他们扔鸡蛋和泥巴，口里喊着：“卡特是骗子”和“现在我们怎么能信任你”。    代表团发言人杰克    ·坎农今天上午证实，美国驻台北大使伦纳德    ·昂格尔和美国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乘坐的汽车的挡风玻璃被打碎，两人的脸上都被飞溅的碎玻璃“很轻地”划破。    坎农说，昂格尔和克里斯托弗两人身上溅满了示威者扔的鸡蛋和其他东西。    他说，这两位美国人“感到十分震惊”，还说，现在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原订的为期两天的会谈是否能继续进行。    另一批示威者有一两千人，聚集在台北园山饭店前面，美国代表团将在这里停留一晚，然后于今天开始会谈。    由美国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率领的代表团已于昨天晚上十点抵达，会见了副外长钱复。    钱复向美国代表团和一大群记者发表了简短、强硬的讲话，他警告说，美国断绝同台湾的关系而承认北京已“严重地损害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并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害”。钱复说，只能在政府间的基础上同美国继续保持文化、经济和贸易关系。    克里斯托弗以甚至更为简短的讲话作答。他说，他此次同政府官员进行两天会谈的目的，是“寻求为我们今后的关系制定一个总的框架”。    “我们将要讨论的安排，要能使我们两国人民得以在非官方的基础上保持我们的文化、商务和其它关系。”    在美国代表团和中国官员离开台北近郊的军事机场时，示威者开始冲向汽车，敲打汽车的两侧，扔鸡蛋和泥巴。    有一个人赶到一辆美联社记者乘坐的汽车旁，把一面染上污泥和撕破了的美国国旗从车窗里塞进了汽车。    【合众国际社台北十二月二十八日电】今天，约两万名示威者围在外交部外面大骂美国和美国总统卡特，以致美国和台湾政府原定就如何继续保持联系问题举行的会谈不得不推迟举行。    大约五百名武装警察和几十名便衣特工人员在制止示威活动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原定上午十点三十分在外交部开始会谈，但在会谈开始前三十分钟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说会谈推迟了。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十二月二十七日电】题：国务院十二月二十七日消息    国务院台湾科科长费尔德曼说，台湾的治安部队是“能力不强的”。费尔德曼说，克里斯托弗的眼镜被打碎，他和昂格尔大使的汽车被迫“停下来”约十五至二十分钟，在此期间，示威者从被打碎的车窗伸进竹杆来刺他们，并且曾设法把他们从汽车里拉出来，但是没有成功。这些行动使克里斯托弗和昂格尔大使受了轻伤。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刊刊登一条消息，题为《华国锋主席邀请福田前首相访华》，全文如下：    中国的华国锋主席提出了邀请福田前首相访问中国。中国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署时曾邀请福田作为首相的立场前往访华，而这次的邀请是对福田个人重新提出的。据安倍前官房长官二十七日透露，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二十六日到东京野泽的（福田）私邸会晤了福田，转告说，“中国政府与现职时代一样，希望福田访华”，对此，福田说，“无论如何也要到中国去访问”，接受了这一邀请。

【美联社台北十二月二十七日电】美国领事馆官员今天说，几天来，申请领取去美国的临时签证的国民党中国人增加了两倍。    美国领事汤姆·威尔逊说，他的领事馆现在每天签发大约四百五十份签证，而在卡特总统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和承认北京以前，每天只有一百至一百二十五份。    威尔逊说，许多中国人显然不知道或不相信美国领事馆在一月一日之后将继续活动，还将继续发签证。    台湾官员既不肯对人们争先恐后要求发给签证一事发表评论，也不肯谈申请出境许可证或护照的人数是否增加。

说我党采取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和经济措施，可能为建国以来的改革开创纪录；全会决定对我国历史产生的影响可能比建国以来的任何事件的影响都要大    【美联社东京十二月二十六日电】（美联社新闻分析作者：约翰·罗德里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和经济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为这一共和国三十年历史上的改革开创纪录。这次历时五天的会议作出的一系列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将产生的影响十分可能会比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任何事件的影响都要大。会议的决定包括采取措施保障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它现在并不拥有的立法权力，使政府摆脱党的指挥，制止政府妨碍企业，向城镇消费者提供物价补贴以及国家大大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命令结束过去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结束揭批林彪和过激派“四人帮”的运动，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在二十三年内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运动上来。    据透露，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段时间里（时间没有具体说明，但显然是周恩来总理患病期间），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委托邓小平主持的，“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此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推倒了过去加在邓头上的全部罪名，其中有两次他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而遭到激进派的迫害。    他成功地同日本缔结了和平条约，又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都受到了称赞。    在邓为使中国摆脱长期贫困状态并使它成为一个强国的计划中，也包含了使共产党中国民主化的内容，而这在十年前是很少有人预见得到的。为此提出的措施有深远影响的，这些措施在亿万长期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中深得人心，因此看来历史不太可能会逆转。

【塔斯社河内十二月二十四日电】题：北京施加粗暴压力的行动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铁路运输管理局宣布越南境内的国际列车暂停运行。声明强调指出，这是由于中国铁道部宣布中国境内国际列车的客运和货运暂时停止所引起的。大家都知道，铁路货运的主要部分是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往越南的。中国当局的这种行动是北京对社会主义越南施加粗暴压力的又一行动。

说美专家认为，至少在今后五年内，在苏联帝国中至少有几个国家可能发生严重的不稳定局面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十二月三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分社记者哈尔·派珀发回的文章，题目是《东欧稳定的时代看来即将结束；其结果还不清楚，东方集团是否会发生分裂？》，摘译如下：    在东欧，三十三年的稳定（对世界这一部分地区来说是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可能将要结束了。东欧的共产党国家从波罗的海海岸伸展到巴尔干半岛。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除了在稳定看来受到威胁时，苏联偶尔领头发动入侵以外，它们有很多年未发生在世界上算是重要大事的事件了。    现在，世界已经重新发现了东欧。西方的资本主义银行家接受了共产党政府的价值达五百亿美元的借据单。    东欧各国也已重新发现了它们自己。在波兰，农民正组织起来，反对政府的养老金计划，天主教教会也在要求政府结束检查制度。    东德在过去的三年中，有近二十万人甚至要求放弃国籍，和要求移居到西方。    上周几天，甚至于似乎就要出现一场更带有戏剧性的摊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对他的人民说，他在罗马尼亚作为苏联控制下的军事联盟华沙条约的一个成员国应承担义务的问题上，毫不在乎地违反了莫斯科的意志。    在上一代人出世之前，稳定从未在东欧真正出现过。受邻国之间的长期不和折磨的弱小国家一直被奥斯曼，哈普斯堡，沙俄和普鲁士等帝国所利用。在本世纪中，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那里触发的，并且东欧今天仍然是西方大国和东方的苏联之间的缓冲地带。    没有人预言在东欧将发生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但是，许多美国外交家和研究院的专家目前认为：至少，在今后五年中，在苏联帝国中，至少有几个国家可能发生严重的不稳定局面。这种不稳定局面可能会导致到暴力的甚至于武装的敌对行动，但是，它也可能预示一种和平过渡到一个新的稳定时期。    东欧的战后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Ａ）通过恐怖活动强行实行苏维埃化，这一阶段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就结束了。    Ｂ）改革共产主义的阶段以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而告终，这种改革在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在“非斯大林化的领导人”——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也时兴起来，只是程度稍差一点。赫鲁晓夫同意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书，并且小心地试探着与西方实行缓和。赫鲁晓夫在六四年的被逐下台，结束了苏联改革共产主义运动，四年之后，苏联的坦克也结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    Ｃ）在结束了恐怖和意识形态上的幻想之后，“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对政治漠不关心，只提高生活水平的共产主义——保持了东欧的安定。    “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现在正摇摇欲坠。据说，在整个东欧，生活情况越来越糟。缺货问题比三、四年前更严重，通货膨胀正不断消耗他们的工资。    据在华沙的一位西方居民说，“波兰的形势是波兰的成就和社会主义的失败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他为所有的东欧说了话。东欧国家一九四五年时还是落后的农业社会（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除外），但今天，已经实现了工业发展，建立了受过良好教育和更加了解情况的社会。    现在，东欧国家正第一次与稳定的，比较先进的社会打交道。社会与经济上的要求不同了，使这个地区实现了现代化的独裁主义政府结构却未能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要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缓和，它承认了苏联霸权在东欧的现状后，意料之外的结果是，它却已开始使这种现状四分五裂。    共产党欧洲不再需要团结一致反对西方的大规模战争行动。这就使东方有可能发生战争行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归属问题上争吵不休，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变得更加冒险，它与莫斯科的翻脸更加公开化了。匈牙利和波兰在人权和欧洲共产主义问题上，对苏联立场的支持也慢慢有了意见上的分歧。    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东欧国家的领导人还是与从前一样。九个欧洲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苏联及其六个卫星国，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已经过了六十五岁，唯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例外，他今年刚六十岁。东欧上一次领导人变更发生在七年半以前，昂纳克控制了东德的领导权。    然而，领导人的稳定是东欧的现状巩固的另一个因素，但是，这种稳定状况不可能持续多久。这些领导人中的大多数也许能再继续掌权五到十年，但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能这样。    对所有共产党领导人来说，目前和今后最根本的问题是赢得本国公民对他们的忠诚。东欧各社会主义政权都是通过政变或苏联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而要那些非共产党人（他们占东欧人的大部分）看来，它们一直都是苏联人的产物，大多数政权大肆吹捧莫斯科这种低三下四的奉承只是加强了上述看法。    一旦暴力作为强迫公众效忠政权的方法过了时，东欧的领导人可以宣称，他们正在建设一种道德优越的社会制度，向人民提供一种稳定上升的生活水平，来开始赢得人民的欢心。    在日益受教育和日益觉悟的人民面前，这两种辩护都越来越难站得住脚了。由于西方的短波广播，东欧人了解到：中国正在向一个可以自由讲话的社会主义迈进。    各共产党政府正努力使用两种方法来应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匈牙利，政府在不放弃马列主义国家机构的情况下，竭力扩大让社会享受政治和文化的可能性，波兰的情况也同样，只是程度稍差一些。    圣经百科全书在匈牙利是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之一。当局允许人们就主张多元化的“欧洲共产主义”进行一些谨慎的争论。并容许私下发行“私下出版物”杂志，让人们发泄那些不能公开发表的思想和观点。    因为有这些姿态和其他一些方法，匈牙利今天是东欧最稳定的国家，它的领导人卡达尔也是最得人心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多元化不能象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改革主义者搞的那样，干得太过分。在波兰的作家联盟中，对政府的书籍检查制度已经发生了愤怒的对抗行动。    苏联是笼罩东欧前途的一个巨大的未知数。莫斯科需要这些卫星国不仅是作为象斯大林所想的对西德的一块军事战略上的缓冲地带，而且还是为树立莫斯科威望的需要。    匈牙利在一九五六年宣布它将退出华沙条约集团而采取中立，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九六八年主张除共产党外，还允许其他政党存在这些意识形态上的背叛，损害了苏联本身的自我辩护。    对苏联来说，在一个东欧国家进行军事干预的政治代价，今天可能要大大地高于一九五六年或是一九六八年时的代价，谁也不料想苏联会采取这一行动，除非是应付某种比目前这个地区的局势要严重得多的局势而作为最后一着才采取。    但是，今年夏天，莫斯科纪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时，报纸发表了大量评论辩护说，这是“共同保卫社会主义的成果”。    “勃列日涅夫理论”没有清楚得到重申，即：“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对立起来，”但在欧洲，没有人相信勃列日涅夫放弃了这一理论，也没有人相信他的继承者将会放弃这一理论。    东欧的领导人、改革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者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转移社会、经济和政治紧张局势和压力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但是，莫斯科能容忍吗？    在波兰，盖莱克政权面临着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和天主教会有组织的反对运动，但是，所有各方都是有克制的。由于担心苏联会作出反应，持不同政见者不敢与当局对抗太厉害。    “自由”共产主义者担心改革太多，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敢于走多远，他们不想使公众抱一些满足不了的期望。    这个政权本身也不愿意镇压反对派，显然是因为它担心引起不稳定的状况，从而可能会触犯苏联来进行干预。同时，东欧已经进入了恶性循环：经济上的紧张导致了人民的不满；政治上加紧控制被用来遏制人民的不满情绪；这导致了经济的更加贫困——以及更多的不满情绪。    经济改革可能会慢慢转向政治改革。生活水平必须不断上升，但是，又必须偿还西方的贷主。能源和原料花费也在不断上升。    对该地区作分析的一名主要西方分析家吉·布朗警告说，危险不一定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发生。布朗说，“看来很可疑的是，东欧国家是否能在今后五年里逃过严重不稳定的震撼。那种从全球形势，地区形势或者国家形势产生的危险的相互作用恐怕是太可怕了。”

说苏不可能哪怕是接近于完成五年计划指标；勃列日涅夫在十一月中央全会暗示必需进行经济改革，但没有提出措施    【美联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日电】苏联经济战略家正在制订一九七九年加速经济发展的指标，以抵销现行五年计划头三年中经济没有起色的局面。    然而，西方分析家说，除非劳动生产率有突然的大规模的增长，显然，这个国家的中央集权经济不大可能哪怕是接近于实现原来规定的一九七六——八○年期间应达到的全面指标。    除了生产率低下这个问题之外，苏联经济在进入一九七九年时还将面临各种其他重大问题，包括：    质量好的消费品经常短缺；    未完工的工程日益增多，浪费很大；    用于开发西伯利亚大量蕴藏的煤、天然气和其他天然资源的费用不断增加；    八十年代劳动力可能十分紧张的阴影已在迫近；    是实行工资上的平均主义还是扩大工资差别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促使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上月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了谈经济问题的重要讲话。    一些西方分析家说，他们发现勃列日涅夫那篇讲话的言词异乎寻常地直截了当，坦率。    即便经济部门实现一九七九年计划规定的增长指标，也许情况将表明克里姆林宫实际上仍不可能实现已为现行五年计划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指标。    为了仅仅在一九八○年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苏联国民收入就不得不增长百分之六点八，而这是自六十年代以来苏联从未达到过的增长率。    工业生产在一九八○年也必须跃增百分之十点六，消费品产量得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三，劳动生产率得提高大约百分之十二，而今年规定的指标为劳动生产率应提高百分之三点六。    一位西方分析家发表看法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勃列日涅夫在十一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显然有几段暗示必须进行重大经济改革。    然而，勃列日涅夫并没有敦促采取什么根本的改革措施，而只是号召改进中央的计划工作，在工人当中推广“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党的机构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监督。    据对苏联经济问题有研究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勃列日涅夫的整个计划只不过“是具有更浓厚的旧信念的色彩”。

【美联社阿尔及尔十二月二十七日电】全国人民议会——布迈丁的橡皮图章议会——开会宣布它的主席拉巴赫·比塔特担任四十五天的共和国临时总统。    与此同时，八人的革命委员会将为这个国家选择一位正式总统。    据观察家说，看来在革命委员会中正在形成四派。最突出的候选人是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他一直是布迈丁的门徒，五十年代起就与布迈丁在一起，为了使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实现独立而从事游击战争。    比塔特也是一位受到尊敬的独立领导人，人们认为他不是候选人。    【法新社阿尔及尔十二月二十七日电】在经过长达六周的猜测以后，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的继承人问题现在正式提出来了。    所有观察家现在都一致认为，将在阿尔及利亚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制定的宪法范围内挑选总统继承人。宪法说，由唯一政党指定的一个候选人必须在前任总统逝世后四十五天以内提出来以便举行全国范围的选举。    阿尔及利亚政界人士说，尽管革命委员会、高级军官和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最近开了许多会，但是候选人还是没有选出来。    这里消息非常灵通的人士说，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已故总统的密友布特弗利卡外长不会成为下任总统。他们说，然而，他将继续在全国领导机构中起重要的作用。看来革命委员会的八个委员中唯一可能成为候选人的是穆罕默德    ·萨拉赫·叶海亚维。一年前，阿尔及利亚人虽然不怎么了解这位民族解放阵线党的执行书记，但是现在看来他可能得到党员和全国人民议会大部分成员的支持，也许甚至还能得到军队的支持。

【合众国际社德黑兰十二月二十六日电】今天在德黑兰和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军队用机枪扫射举行反国王示威的骚乱分子。    当军队接连第四天同示威者进行搏斗的时候，至少有八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    年轻的抗议者高呼反国王和反美口号，在首都举行了数次打了就跑式的示威游行，他们烧毁了十几辆车、点燃了垃圾堆，嘲笑士兵。    在首都已证实被打死的有一位土木工程教授，已证实其他死者是两个男孩和一位女青年，他们是在大学校园附近被打死的。    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射击最激烈，军队不让示威者走近离使馆两街段的范围。    在最近这次反国王和反美暴乱中，死亡总人数已达六十一人。    在阿巴丹的最大炼油厂，士兵们开始冲进示威者的家里，并且殴打拒绝回去上班的工人。外交官员说，在哈格岛，至少有六十艘油船停泊在港口，没有装上原油。    【法新社德黑兰十二月二十六日电】一位宗教人士在这里说，今天在圣城马什哈德的一个关有政治犯的监狱里突然爆发了枪声。这个城市大约有二十五万示威者举行了反伊朗国王的抗议。    这位宗教人士说，示威者开着汽车把这座监狱团团围住。    【法新社德黑兰十二月二十六日电】德黑兰电台今天宣布，德黑兰的所有学校将从明天开始无限期地关闭。    【美联社德黑兰十二月二十六日电】政府人士今天说，伊朗如果石油产量继续直线下降的话，就要面临在二十四小时内实际上没有汽油的前景。

【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二十六日电】在伊朗的暴力行动继续发生的时候，美国今天重申支持伊朗国王，支持一位发言人称之为国王“促进稳定而作的努力”。    国务院的发言人霍丁·卡特说，伊朗军队守卫着美国大使馆，对于在油田工作的美国人和外国工人也加强了安全措施。    国务院在重申支持伊朗国王的同时承认国王为消除混乱作出的努力遇到了“问题”。发言人卡特说，大使馆的官员在同反对国王的派别接触。由于地理政治上的原因——伊朗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对工业化世界的经济有重大贡献，所以伊朗的稳定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二月二十五日刊登一篇专稿，标题是《柬埔寨—越南的战斗激起了美国对“代理人”战争的忧虑》，摘译如下：    卡特政府近日来对柬越之间不断扩大的战斗变得更为不安了，了解情况的官员现在说，这种战斗已发展成为一场全面战争。    政府的忧虑不仅集中在这场战斗对印度支那所产生的影响上，而且还集中在它有可能使大国卷入这场争斗。    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把柬越之间激烈的边界冲突说成是“代理人战争”，战斗的双方充当了中国和苏联的代理人。那些美国情报和国防机构中的印度支那问题专家无人赞同这种说法。    虽然这些分析家依然不接受布热津斯基的说法，但是他们现在承认，双方进行的激烈战斗，如果旷日持久地拖下去，很可能把中国和苏联更深地拖入这场对抗之中。    一位美国官员称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完全是越南人一手造成的”。这个组织公开宣布的目的，是要推翻波尔布特政府。    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说，越南去年从不干涉柬埔寨内政改为企图推翻一个邻国政府，使美国感到惊讶，对于这个地区的独立国家也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这种惊恐情绪表现在国务院对这场规模越来越大的冲突表示“严重关切”的公开声明中，国务院还警告越南说，它最近的行动对河内和华盛顿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不利的。    日本也对这场不断发展的冲突表示了明显的不安，而且通知河内说，日本今后的对越援助将视越南在与柬埔寨的冲突中所采取的行动而定。    美国分析家们虽然对这场冲突的最新发展情况（包括苏联和越南上月签署友好合作条约）感到忧心忡忡，但是他们却怀疑河内有能力打垮柬埔寨。他们提到了例如柬埔寨地面部队的士气明显高涨这样一些因素，他们认为，柬埔寨军队的士气比越南的高得多、装备精良得多。他们还指出，柬埔寨边界的大部分地区的地势崎岖不平，而且越南人很容易遭到柬埔寨的游击队的袭击。    美国官员们还说，柬埔寨的远距离巡逻队已经在近几个月中显示出他们有能力深深攻进越南领土，这些官员提到迫击炮对中部高原地区城镇的轰击。一位官员说，即使越南拥有压倒的军事优势，它也没有封锁整个边境的能力。

对于面向社会的制造企业来说，为了在自由竞争市场上生存下去，降低成本便是至高无上的原则。    在经济高速度增长时代，在一定数量下降低成本是谁都办得到的。但是，如今在经济低速度增长时代，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降低成本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要降低成本已经没有什么妙计。    要充分发挥人的能力，提高劳动价值，熟练地使用设备和机械，彻底杜绝浪费，当前需要的就是这种理所当然的传统的、综合的经营制度。“彻底杜绝浪费”是丰田生产方式的基本思想。上面我们已经谈了支撑这种思想的两个支柱。这种生产制度是在日本的土壤中自然产生出来的。而且在当前面临全世界经济低速度增长时代，无论在什么行业中，这种经营制度都能够发挥作用。日本企业的错觉    战后不久，国产汽车的缔造者丰田喜一郎的豪言壮语——“三年赶上美国”，曾经是丰田汽车公司奋斗的具体目标。目标明确了，人便会采取积极的行动。企业也是如此。    我在战争期间的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从纺织工厂转到了汽车工厂工作。但是在纺织厂时积累的经验是非常有益的。前面提到的“自动化”想法，就是从丰田佐吉老先生发明的自动织布机得到启发的。我来到汽车工厂以后，虽然当时在造汽车方面是门外汉，但是同纺织工厂一比较，了解到了汽车工厂的优点和缺点。    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年）和二十五年（一九五○年），是战后的复兴时期。日本汽车工业的前途确是艰险。拿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年）生产的国产汽车的辆数来说，卡车只有二万五千六百二十二辆，轿车只有一千零八辆。此外还拥有占领军转让的军用卡车四万四千一百一十六辆。总之，国产车辆为数不多。    尽管如此，丰田汽车公司却跃跃欲试，要大干一场。这也许是总经理丰田喜一郎发出的“赶上美国”的口号掀起来的气氛。    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我是设在丰田市的现在的总公司工厂（当时叫举母工厂）第二机械制造厂主任。当时我考虑，为了赶上美国，要让一个工人不是开一台机器，而是开几台机器，并且负责多种工序的机器。我还考虑怎样才能做到那样。考虑来考虑去，我认为在机械车间首先应该建立生产流水线。    美国的机械工厂也是这样，日本的大多数工厂也是这样。机械工厂就是车工只管开车床。工厂的安排也多是将五十台或一百台车床汇总起来放在一起，车工车完了，就一起运到下一道工序钻孔车间去。这道工序完毕，再运到铣工工序去，一起加工。今天还有人认为这就是机械工厂的流水作业。    美国是按照工种分小组的，一家公司分许多工种小组。车工只管开车床，如果要钻孔就必须送到钻孔的地方去。在车工工序时常需要焊接作业，但是车工工序不能做这种活，一定要送到焊接工序去做。因此需要的机器数量多，人员也多。在这种条件下，美国企业要降低成本，显然只有大量生产。    （五）

【美联社德黑兰十二月二十五日电】一名俄国人士今天说，一架伊柳辛—６２喷气式客机载着最后一批苏联在伊朗的技术人员的家属飞离波斯湾城市阿巴丹。    这位不肯透露姓名的苏联人士说，这架飞机是自上月发生暴力行动以来的第四架载有苏联人家属的飞机。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十二月七、九、十日连载该报前驻北京特派记者吉田信行的报道，题为《北京通讯：为什么要贴大字报》，摘译如下：    通过卫星转播的电视，我曾看到过从北京机场通往市中心的美丽的林荫大道。但也可以望见在现实的林荫道两旁有着仿佛要倒塌的砖瓦房屋，而且上面覆盖着席子的情景。开始时，我还只是认为是些存放东西的仓库。但是，当我知道里面还住着人，而且这里同北京市的中心区没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我感到，这难道就是同苏联，一时也同美国处于严重对立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现实状况吗？简直是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道路两旁到处都是挖出的泥土，尘土飞扬，整个城市如同焙进了铅粉一般阴沉沉一片。    看一看小巷胡同，到处挂着洗晒的全是补丁的破衣物，身着防空头巾似的棉布衣服的孩子们在玩耍。没有一所新建的民房和商店，就连修理门窗所使用的也是旧木材。    只有形式上的不同，对于印度和东南亚的贫困状况宣传得是相当多的，然而对于中国的，并且是北京的这种贫困状况过去为什么不能谈呢？    从东京坐飞机只需要五个小时。因为时差是一小时，所以，只要把手表的时针倒拨一小时即可。但我认为，头脑中的时差需要倒拨十五年左右，就是说不妨想象一下五十年代东京的情景。这种“时差”早已不是能用我的“手表”来计算的了。    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普及程度低得简直不可想象。《人民日报》上登载的电视节目预告中，多是从下午六点开始播放，最晚也不过在十一点结束。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报纸也是“官方报纸”。但在这种环境中却有大字报。当我看到深夜时分还有人在用手电筒照着看大字报的时候，我感到这也许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脑力娱乐呢！    在有点令人心情沉闷的北京，我了解到受到许多大字报和群众支持的邓副总理是一位不搞空头政治，非常正视现实，想方设法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为之而奋斗的领导人，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收获。    大字报这一方式是适合北京的实际生活环境的。即便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允许有机会发表这样的意见，这种长处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里是看不到的。问题是这种“自由的限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加以验证。    一提起大字报，很容易认为就是政治性的东西。但来到王府井大街一看，就会为大字报上的主张之繁多而感到吃惊。不能认为达到这种程度全都是一一反映了当权者的意向，那种认为“所有的大字报都是在当政者的指使下写出来的”的臆说，是不大能够成立的。    这次来到北京一看，与原来的情况相比完全变了。关于大字报的采访，完全可以自由进行。    来到实地一看，与四人帮统治之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简直无法相比，自由的限度正在扩大    ——这既是我的实际感受，也是事实。    与解放前相比，毫无疑问群众的生活水平整个有了提高。但产生下述疑问的确也是事实：“解放后都近三十年了，衣、食、住的状况却还是这种水平啊？”比解放前好多了——从这种角度出发，对于中国的经济生活状况给予肯定的报道迄今流传甚多，但对于这种看法我持怀疑态    度。如果总是说这种安慰话，那么，中国岂不是只有被日新月异的世界逐步淘汰吗？    每当我看到成群结队的自行车和聚集在大字报前的群众的时候，脑海里就闪现出这样的想法。    但是，尽管处于这种状态之中，而人民群众却悠然自得地生活着，这也是事实。“北京的天空是蔚蓝的”、“比解放前好多了”和具有代表性的“人们的眼睛炯炯有神”这类中国情况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在大字报前，我曾与之用笔交谈过的连名字也不知道的群众和食品店的女售货员都非常朴素大方，举止彬彬有礼。在大城市里，难免要碰到的在待人接物方面那种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在北京逗留期间一次也没有遇见过。至少是没有看到使人感到因苦于生活而劳累得疲惫不堪的那种神色的人。    他们的生活与日本相比水平极低，而在几乎又没有任何娱乐的环境中，却仍能够抱如此乐观的态度，这究竟是什么人生观呢？直至最后，我也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民社党访华团团长佐佐木委员长说，“中国人一直生活在悠久的历史中”，指出了整个国民之所以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的原因所在。而基本上没有贫富之差，以及一直到四人帮统治时期之前把着眼点放在“自力更生”的政策上，在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中人们处于无法发现外国的先进性的境地，这不也是其起因吗？    可是，自邓副总理前年复职以来，中国大胆地修改了“自力更生”路线。    在人民大会堂亲眼看到的这位邓副总理，的确显得从容不迫。与其说他满怀雄心，莫如说他有一种认识到能作为华主席的好助手，致力于稳定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心满意足了这样一种表情更为确切。    当亲眼看到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的状态时，作为实感，就会清楚地知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谋求外国的援助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本刊讯】美国《国民评论》双周刊十二月二十二日一期以《中国的这张中国牌》为题发表一篇文章，摘译如下：    中国在发生什么情况？人们情不自禁地要预测这个中原王国会发生激动人心的深刻变化。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但是，由于三十年来剧烈动荡的、几乎是反复无常的局势，所以谁也无法肯定，明天若换了一批高级官员，整个做法是否又会被颠倒过来，或者加以升级。    副总理邓小平重新出现，成了主要的政治动力。邓的目标在于缓和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紧张关系，并且通过为取得贷款和技术转让所需要的国际联系来发展经济。    人们现在说，学校的宗旨是搞教育而不是搞不断革命。据说先进的标准是才华而不是无产阶级出身的身份。高材生中最优秀的被送到国外去留学。现在强调的是技术和连贯性。为什么，首先，这是由于邓的目标是要为通过外国的技术转让而取得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进展奠定基础——这是列宁二十年代采取的新经济政策的中国翻版。中国由于放慢革命的步伐，可能在二十年左右内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取得相当可观的进展。

【美联社东京十二月七日电】共同社报道，法国时装设计家卡丁今日在北京说，他将在中国举办时装展览，给中国青年介绍世界上的时装。卡丁已在中国逗留了约六个星期。他今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已同意他举办这个展览。    他计划从巴黎请六位男女时装模特儿到北京，在展览会上展出时装，时装展览预计从明年三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上海举行。（原载香港《文汇报》）

【法新社东京十二月二十三日电】工业人士今天说，日本将于一月中旬，派出一个由政府及私人电力工业专家组成的十人代表团，前往中国洽商协助中国电力资源发展工程的途径。    他们说，在一个月的访问期间，日本专家将与中国政府官员进行磋商，并视察沿长江及黄河建造电力厂的四个预定工地。    据他们说，中国计划在长江三峡建造一个发电量二千五百万千瓦的水力发电厂，并在长江青龙镇建造发电量四百万千瓦的水力发电厂。此外，还计划在黄河的三峡和大柳树建造两个发电量一百五十万千瓦的发电厂。（原载香港《大公报》）

【美联社休斯敦十二月二十六日电】普尔曼·凯洛格今天宣布它已经同中国签订了合同，为兴建一座大型的石油化工联合企业提供工程、采购和建筑咨询劳务。    据说，这个合同是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同一个美国工程和建筑公司签订的第一个提供完整的设备的合同。    普尔曼公司设在休斯敦的这家分公司说，上述联合企业将包括生产制造杀虫剂所使用的化学半成品甲酚、制造塑料使用的稳定剂和一种工业用溶剂丙酮的工厂。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二十五日电】规模大于上海宝山钢铁厂（六百万吨）的第二个中国新钢厂——河北东部钢铁厂（一千万吨）的第一期工程六百万吨设备部分，西德的迪马克公司，已提出估价单，其金额为五十五亿美元。（原载香港《文汇报》）

【本刊讯】南斯拉夫《政治报》十二月十三日以《大寨仍留在山区》为题刊登该报记者发自北京的一篇文章，摘译如下：    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非常流行的口号——实事求是，已经提供了一些初步的迹象，即中国将在农业生产方针方面和整个土地政策方面出现实质性变化。对农业和农村现状的讨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它都与对其它生活领域现状的类似讨论大不相同。在这些讨论中已不再只是谈错误地执行正确的指示，把过错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的活动和思想影响，而实际上也在谈错误的政策，要求改变这些政策，因为舍此便实现不了农业现代化。    不久前提出要按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农业生产也要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这些措施应保证农业生产和减少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    在农业方针发生上述变化时，过去的榜样也开始逊色。因此，山村大寨开始失去其意义，它从一九六四年起成了中国农业的最杰出榜样。官方认为，不应该模仿大寨，而应把它看作勤劳和高度劳动热情的象征。而经济规律则决定了新的得出结论的方式。对许多公社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从时间和劳动力来讲，把山坡改造成用土堆起来的梯田会要付出多少代价。今天，勤劳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生产者获得物质利益的条件，大寨也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时期的见证而仍然留在山区。

【路透社大阪十二月二十五日电】今天的消息说，四家日本公司在北京草签了价值八千二百万美元的合约，向中国出口一间聚脂制造厂设备。    下月与中国技术贸易公司签订正式合同后，这家工厂将在上海兴建，四年建成，日产量为六百吨。四家日本公司之一的钟纺有限公司的声明说，到一九八二年，该工厂可把中国的聚脂年产量增至三十万至三十五万吨，即增加一倍多。其他三家日本公司是日立、丸红和土光物产。    【合众国际社东京十二月二十五日电】日本宫地钢铁公司今天透露，该公司已接到中国七百二十万美元的订单，订制三十三部工业起重机，准备用于刚动土兴建的宝山钢铁厂。（原载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