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南斯拉夫《战斗报》十二月二十六日以《“极左”在中国结束》为题，刊登南通社驻北京记者诺瓦契奇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道，摘译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不久前结束，就其意义和就全会所作出的决议来说，这次会议比去年八月举行的第十一次中国党代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仅这一事实就使人们注意到了中国变化之迅速。    如果把全会公报全面分析一下，可以看到，党对过去的某些错误承担了大部分责任。换句话说，下面一种认识占了上风，即错误不只是某些人造成的，更不能把他们当成中国革命迄今发展情况的唯一罪人。    团结这一立场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它保证了使过去的路线，或者说使关于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思想，现在能够得以迅速改变。其次，它保证了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纠正了对某些人作的错误结论，使他们在政治上恢复了名誉，并参加了工作。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团结，而这样又加强了国内的稳定。    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以“阶级斗争”为全部政治工作的基础这个用了几乎二十年的口号。据认为，关于加剧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论点给中国造成了许多损失，并且表明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下，把工作重点放到次要地位，会导致宗派主义和派别斗争。    现在出现了“大转变”。全部活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术语意味着中国的实质性的复兴——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复兴。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建立在法律秩序上的社会主义民主。    《人民日报》今天指出，这样的转变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实现。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曾发表了他的名著《论十大关系》，拭图推动这一转变。报纸强调指出，“因此，我国在经济建设中的经验非常少”，报纸还说，共产党员们应该研究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其中还提到了南斯拉夫的经验。    民主社会上的民主问题对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具有实质性意义。这条道路现在有了较为人道的形式。中国在全会结束后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报纸援引中共中央的决定说，“只有发扬民主，才能安定团结”。    所有这些可以说这次中共中央全会确实非常重要。北京街头没出现任何标语和游行，而在以前这种情况时，上百万群众又要在街上敲锣打鼓表示支持领导的决定了。    仅此变化就足以说明所作出的决议的严肃性和由口头转为行动的决心了。

【本刊讯】法《晨报》十二月二十五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经济挂帅，中央委员会宣布结束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以利于发展》，摘译如下：    中国共产党的议会    ——中央委员会最近举行了全会，决定把一九七九年作为结束政治革命的一年，以便把所有的力量转向一场更加““深入和广泛”的革命：经济现代化的革命。这次会议强调了中国人的福利和民主权利，以及中国作为“大国”的使命。最后公报在谈到对外关系的问题时，引人注目地温和。    这次会议没有进行惊人的清洗。它把一些由于其威信或经验而显得宝贵的“老战士”提到领导岗位上。    这次会议被认为是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邓小平的主张的胜利，美国的《时代》杂志最近授予他“今年的新闻人物”的称号。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十二月二十六日电】题：国务院十二月二十六日消息    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是霍丁·卡特第三。他谈了以下问题：    有人具体地问及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万斯—葛罗米柯谈判是不是由于美国宣布了它打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图而陷于停顿，这位发言人说，他“看到和听到过这种猜测”，但是他不想“作出什么估计”。他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说，苏联人并没有说，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是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    他后来指出，在日内瓦“迅速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是符合于共同的利益的”，但是他坚持说，他不打算使自己处于说明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究竟是“我们的错还是他们的错”这样一种地位。    发言人卡特说，美国并不反对法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售核反应堆。他说，由于这些反应堆有威斯汀豪斯公司制造的部分，因此能源部要求得到有关“和平使用和技术转让”方面的保证，而这些保证是会得到的。    【美联社巴黎十二月二十六日电】根据威斯汀豪斯公司的特许证制造核电站的法国原子公司今天说，它已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它可以向中国出售两个核电站。虽然还没有签订购买这种九十万千瓦核电厂的合同，但中国已表示它打算定购。

【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六日电】《真理报》评论员格里戈里耶夫写道：苏联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的立场无疑在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的日内瓦会谈的结果中得到了反映。    评论说，然而奇怪的是，大洋彼岸的报纸却发表了调子不同的煽动性评论。评论员指出，这种情报，或者确切点说是假情报的出现，要么是由于不了解会谈的过程，要么是蓄意歪曲苏联立场的实质，但是根本不应当把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未能完成算在苏联立场的账上。    【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六日电】塔斯社评论员阿尼奇金写道：    大家都公认，达成第二阶段苏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协定，不仅对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对停止军备竞赛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为完成协定的拟订花了许多时间并付出了许多努力，负责人士中谁也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拖延达成协议的原因在于美国方面，美国违背了举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会谈的协商一致的原则，后来，美国又违背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

【美联社阿尔及尔十二月二十七日电】阿尔及利亚国家电台今天宣布，阿尔及利亚总统胡阿里·布迈丁在昏迷几个星期之后逝世。    电台说，他的健康状况昨晚突然恶化。电台说，他是在今天阿尔及利亚时间凌晨三点五十分逝世的。    【法新社阿尔及尔十二月二十七日电】（急电）据今天正式宣布，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已去世。官员们说，布迈丁于今天在阿尔及尔穆斯塔法医院去世，终年五十一岁。他因患罕见的血病，已昏迷一个多月，各国的医疗队一直在对他进行抢救。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推进现代化体制的起步与今后》的社论，摘译如下：    中国在经历了一九七六年秋天的“十月政变”已整整过了两年之后，终于宣告结束了动荡与混乱，而齐备了推进现代化的国内部署。从十八日到二十二日为时五天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召开，以及二十三日晚上发表的归纳了这次全会讨论的结果的新闻公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对于三中全会，用一句话可以归纳为是要实现政治社会方面的民主化与经济产业方面的效率化。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作最大的概括，可以认为是想要在自由而明朗的气氛下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同宣告揭批林彪集团以及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政治运动的结束相呼应，宣告将一切精力总动员起来去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不仅反映了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组成的中央领导的意愿，也反映了一般大众的意愿。这一点在（全会决定的）新的人事安排上也得到了反映。    这次的三中全会的特征是：第一，根据不应当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绝对不会犯错误”这一点，为重新审查过去的一切处分打开了道路。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的名誉被恢复了。第二是明确宣告，作为防止重演错案、冤案的办法，为了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一切领域要加强法制化。第三是明确表明，在正式推进为了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时，在提出从重视经济效率出发的重新改编产业组织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要尽可能纠正可能随着急剧的工业化政策和高速成长而带来的弊病的抑制性措施。    对于在向中国提供经济合作上多少有点过于热衷的日本产业界来说，今后究竟应当如何对待这件事呢？不能光把注意力集中在谋求打开（日本经济）不景气的突破口这一点上，而应当在提供农业方面的技术合作、充实（中国的）社会资本以及资金计划的确定等方面，表明细致而周到的合作姿态。    同时，我们还想再次提醒一下，（日本）政府应当抓紧决定在金融和石油方面（同中国合作）的想法。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二日电】苏联坦克部队的一位高级司令说，给坦克装上一种特殊的衬里可以使坦克兵不遭受中子核弹头的最严重的影响。    苏联新闻社广播了苏联坦克兵主帅罗特米斯特罗夫同记者的谈话，他说，如果使用特殊的防护物，中子弹头就会象常规爆炸性弹头一样，不会对参加作战的华沙条约组织坦克部队产生影响。    罗特米斯特罗夫元帅说，“一发中子炮弹的炸药无疑具有明显的杀伤效力，在距离一千吨当量炸药爆炸地点八、九百米的人几乎立即死亡，而那些呆在八九百米至一千六百米以内的人，在受到辐射后的大约一个月之内死亡。    “但是，坦克兵就不易受到影响。    “他们穿上防护服，特别是在给坦克装上一种可以大大减轻中子弹毁灭性打击影响的特殊衬里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在离中子弹爆炸地点和常规炸弹爆炸地点相同的距离顺利地作战。”    罗特米斯特罗夫元帅说，“由于中子弹毁灭性效力比较低，坦克还能够在使用中子弹的地区，连续地并在限定的前进范围内完成作战任务。”    西方军队的指挥官们认为，在没有爆发全面核战争的情况下，假如华沙条约组织的坦克部队在侵犯（中欧）时充当先锋的话，则在中欧发展和部署中子核弹头可作为一种威慑力量。    苏联开展反对中子武器的宣传运动。中子武器原来被认为是只杀人而造成的破坏却最小的“干净的”战术弹头。华沙条约部队——主要是苏联人——在中欧边界沿线驻有二万多辆坦克。    罗特米斯特罗夫元帅对苏联新闻社说，中子弹头作为防御武器是无用处的。他说：“五角大楼战略家清楚知道，一旦这个地区爆发武装冲突，他们用中子弹武装起来的军队，是无法阻止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坦克部队胜利地完成它们的战斗任务的。”

说由于面临咄咄逼人的石油短缺现象，苏联倾向于宁可牺牲经互会国家，也要保持目前对西方的出口量    【本刊讯】奥地利双月刊经济杂志《东西方冲突》在十月一期上刊登一篇报道，题为《波兰经互会专家证实东方集团石油短缺》，摘译如下：    西方报道说，有许多迹象表明东欧石油短缺情况严重，波兰经互会问题专家克莱耶尔，写了一篇分析苏联生产和出口可能性的文章。    克莱耶尔说，“对苏联出口的原油的需求比所能提供的要大得多。出口的增长要比开采来得快。”他推测说，“由于内部需求日益增加，开采和运输费用的增加，苏联今后的石油出口将会有减少的趋势。”    苏联石油开采量是五亿四千六百万吨，约占世界开采量的百分之十八。但是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十五点六猛增到一九七六年的百分之十八点三。    因此，出口对开采的压力越来越明显了。苏联一九七五年出口的原油还只占所开采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但到一九七六年就已达到百分之二十一点八。压力是大的，因为出口石油已成为苏联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    石油产品属于苏联最容易在西方销售的出口商品之一。因此它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满足经互会国家对石油日益增长的要求，要么通过增加石油出口来减少同西方的外贸逆差。苏联目前能满足经互会国家石油需求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它的供货在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有了很大的增加：    对保加利亚的出口从七百万吨增加到一千一百九十万吨；    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口从一千零五十万吨增加到一千七百二十万吨；    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出口从九百三十万吨增加到一千六百八十万吨；    向波兰的出口从八百六十万吨增加到一千四百一十万吨；    向匈牙利的出口从四百八十万吨增加到八百四十万吨。    经互会国家从苏联进口的石油所占比重，从一九七四年的百分之五十七降到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五十五，并在随后两年降至百分之五十二点二。从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苏联向经互会国家出口的石油和石油产品增加了一千一百万吨，而对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则增加了二千万吨，能换取外汇的石油出口一九七六年已达六千四百五十万吨。    最重要的进口国是意大利（一千二百九十万吨），芬兰（九百六十万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七百一十万吨），奥地利（六百八十万吨），法国（五百七十万吨）。    直至一九七八年初，苏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促使它加紧向西方出口石油，作为谋取外汇的来源：一九七六年卖给经互会国家的石油价格经卖给西方伙伴的要便宜三分之一。    但是随着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的两次提价，价格差异看来已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八。    由于面临着咄咄逼人的石油短缺现象，苏联倾向于宁可牺牲经互会国家，也要保持目前对西方的出口量。因此，苏联的经互会伙伴们越来越经常地被迫在中东寻找满足其对石油需求日增的出路。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二月十八日以《我们出国乘坦克》为题，介绍法国新出的嘲笑苏联的两本书，转载如下：    法国新出现了两本幽默书，一名《共产主义可以溶于酒精吗？》，另一名《笑话的铁丝网》。    两书都是以苏联为嘲笑对象的。《笑话的铁丝网》编者一共用了五年时间，才把这些笑话收集起来。    例如下面这个笑话，就是苏联现实生活的写照，笑里有血有泪：    “苏联最近有些什么变化？    “答：以肉店为例。过去店前挂着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名字的招牌，店内有肉。后来，事情就反过来了，肉店没有招牌，橱窗上写着‘肉’，里面就是瓦西里·伊凡诺维奇。”    下面这个笑话，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写照。    一名英国人，一名法国人和一名苏联人在国际会议休息室内聊天，谈的是汽车。    “英国人说，我去作生意时，乘坐劳斯莱斯汽车，出国坐美洲虎牌汽车。    “法国人说，我平时驾ＤＳ牌汽车，出国时用马特拉牌汽车。    “苏联人则说，我有一辆莫斯科人牌汽车，太太出门骑单车。我们出国乘坦克。”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八月十四日一期在《潜望镜》栏发表文章说：    苏联的军事计划制定者们正在给他们驻在中欧的部队装备两种新式的战场导弹—ＳＳ—２１和ＳＳ—２２，这两种导弹既能携带核弹头，又能携带非核弹头。非核弹头包括三种类型，其中有一种高爆炸药型的，专门用来在机场的跑道上炸出一个个的深坑。    这几种可供选择的导弹在美国情报机构最近查明它们之前始终是个秘密，它们表明苏联对欧洲可能发生的战争已经持有一种新的看法。从前，苏联人显然觉得这样的一场战争一开始就会是核子战，他们在备战中把重点放到了核武器方面。但是如今五角大楼的分析家们感到苏联人是在准备另一种战争。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苏联人认为他们占优势的华约部队不必诉诸核武器就能打赢，因而也就使北约国家失去了进行核报复的理由。

【路透社伦敦十二月二十三日电】（记者：乔治·肖特）世界经济今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时代。一九七八年即将结束，今后还将有困难，威胁着富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并使数以亿计的穷人更难生存下去。    今年，美元下跌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它在卡特总统采取重要的拯救措施以后刚刚在回升的时候，在年底又一次下跌，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它们将把石油价格提升到比人们预期的要大得多的高度。十二月下旬发表的数字表明，美国一九七八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这更加使人们担心，明年将出现衰退，虽然白宫保证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这些迫在眉睫的困难的背后，有两个根本问题几年来一直笼罩着我们，显然它们是那么难以消除，以致很象一种不治之症：    ——为从七十年代初期的工业衰退局面（它带来了高失业率）恢复过来所进行的斗争。    ——通货膨胀的灾祸和物价上涨的趋势使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使企业计划人员根据设备和劳动力今后将更加昂贵这一假定行事，同时政府被迫印更多的越来越没有价值的钞票。    世界领导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是进行深入细致的谈判和最高级会议，会后照例发表一些空洞无物的公报。    但这种会议至少使政府之间有了更多的谅解，这有希望会避免公开的经济战。    今年主要的会议是七个主要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七月份在波恩召开的一次会议。这七个国家是美国、西德、日本、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    由于进口大量石油（美国石油消耗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百分之四十）而恶化的美国的巨大贸易赤字及其高的通货膨胀率，一直是美元疲软的根本原因。    因此，人们一致认为，美国在集中力量减少石油进口、扩大出口、减少贸易赤字和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它的经济增长应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慢一些。    与此同时，诸如日本和西德这样的有巨大的贸易盈余的国家将努力扩大其国内经济的需求，为其贸易伙伴的商品提供更大的市场，并努力帮助扩大经济活动。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将继续采取措施降低通货膨胀率，改善它们的国际收支逆差。    日本已实行一项紧急计划，进口一些货物，同时自愿地限制其出口，虽然它被迫调整其行动，其新首相大平已降低了其前任福田首相制定的百分之七的增长目标。    德意志银行最新的一个报告表明，西德的经济情况很好，一九七八年的实际增长率估计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三点五。    一九七八年最令人震惊的经济报告是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在初秋提出的，世界银行是把较富的非共产党国家的贷款和援助转交给第三世界的主要渠道。该银行说：“即使各国实现了目前预计的经济增长率，但到本世纪末，仍有六亿人左右生活在绝对的贫穷状态中，没有足够的食品，没有医疗条件，不能受教育，估计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到四十岁。”    发展中国家最近对它们认为是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增长越来越感到不满，工业国趋向于建立壁垒以制止第三世界的新工业向工业国输出，同那里的老工业进行竞争。

【合众国际社德黑兰十二月二十五日电】数以千计高呼口号的示威者，在今天进入第三天抗议示威时放火烧了在美国使馆周围街道上的垃圾，但是当军队一面朝天开机枪，一面扫荡该地区的时候，他们就逃走了。    大多是来自德黑兰中等学校的十几岁的示威者，接连第三天在街上到处横冲直撞，直到飞机把一班班军人运往麻烦地区。    据报道，在德黑兰大学附近，有若干示威者受伤。学生们在那里放火烧垃圾箱，然后又烧了一辆公共汽车，两辆军用吉普车。    当大约三百个男女青年高呼反对国王巴列维和反对美国的口号走向豪华的洲际旅馆的时候，军队迅速开来驱散他们。    据报道，在西部的大不里士市也有同样的示威。    在南部的一些油田，石油工业界人士说，石油工人的罢工看来已经有新的势头，油产量二十五日降为一百五十万桶，全国正常日产量是五百九十万桶。    【路透社华盛顿十二月二十六日电】美国国务院今天说，伊朗的石油出口已经中断。这个国家面临着一些重大的问题。    【法新社德黑兰十二月二十五日电】德黑兰电台说，伊朗参议院今天在秘密会议上成立了一个研究伊朗的问题的委员会，这些要研究的问题包括全国范围反对现政权的示威、罢工、生活费用高昂等。

【路透社德黑兰十二月二十五日电】反对派领导人卡里姆·桑贾比今天在一次由五千人参加的反政府的集会上说，他亲自劝告国王：恢复法律与秩序的唯一办法是国王离开这个国家。    集会是在德黑兰大学的校园内举行的。    桑贾比曾发表声明说，只要保留君主制，他的支持者就反对政府。安排他会见国王就是为了讨论这个声明。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该报记者伊丽莎白·贝克尔二十三日发自金边的一则报道，题为《恐怖分子在柬埔寨杀人》，摘译如下：    今天凌晨一时刚过，至少有一名恐怖分子闯进了金边市中心我住的宾馆，他开枪打死了一位英国学者兼新闻记者马尔科姆·考德威尔（四十七岁）。    这是考德威尔、《圣路易邮报》的理·达德曼和我在柬埔寨进行两周访问的最后一个晚上。宾馆是在莫尼旺大道上旧王宫附近的政府大院里。    据柬埔寨官员说，考德威尔是在近距离被打死的。事情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歹徒显然有两名同伙在屋外。    英萨利副总理说，这些谋杀案是有意“使柬埔寨丢脸”的一起政治谋杀案。    昨晚一时半左右我已经睡着了，当我听到屋子后面发出一种什么东西被打碎的响声时，我马上就醒了。紧接着我听到了象是更近得多的开枪的声音，后来就是一阵窃窃私语。    我跃身起床，很快穿上了衣服。一股呛人的火药味从我房间的门缝里钻了进来。我打开房门，开了灯，走进餐室，我在那里几乎同一个年轻人相撞。我马上认为他是个陌生人。他穿了件黑色短袖圆领衫，我在柬埔寨未曾见到有人穿这种衣服。他戴的不是毛式帽子，而是更象美国军人戴的垒球帽。    他全副武装。背着二条弹药带，左肩背了一支步枪，还拿了一支拉开了枪栓的手枪。    秀蒲拉西对我们说，其中有一名凶手已被抓获，另一名已逃跑。他说，正在进行调查。他还说，不知道那名已经自杀的开枪者叫什么名字。    考德威尔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写过赞扬柬埔寨共产党政府的文章，在我们访问柬埔寨的整个过程中，考德威尔一直被看成是这个政府的一位特殊的朋友。他还是一名著名的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学者。    【法新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四日电】在这次袭击中幸存的一位美国人今天对这里的法新社记者说，柬埔寨当局认为英国教授考德威尔在金边被杀害是“敌特”搞的。贝克尔说，他们认为这次袭击目的是要损害民主柬埔寨的形象。

给自动机器加上人字傍这件事情，也大大改变了管理的意思。因为，当机器正常运转的时候，用不到人，人只是在机器发生异常情况、停止运转的时候去处理就可以了。所以，一个人可以管理好几台机器；随着人员的逐渐减少，生产效率将飞跃地提高。    换个角度来看：人总是跟着机器，一有异常状况就取代机器，那么，异常情况就永远也不会消除。材料、机器内部存在的问题在管理监督人员不了解的情况下处理，就永远也不会解决，并且成本也不会降低下来；而有异常情况就把机器停下来，这也就是把问题弄明白。问题弄明白了，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    因此，我发展了这种想法，在手工操作的生产线上也这么做：如果发生异常情况，操作人员停本身就按一下电钮，把生产线停下来。    汽车是一种必须重视安全性的产品，所以，不可缺少的要素是，某厂的某条生产线、某台机器是否正常，要一眼就看得明白，及时采取防止再次发生异常情况的措施。因此，我把这一点作为支撑丰田生产方式的另一根支柱。个人技术和集体行动相结合    如何进行“自动化”（此处动字应为働字，下同——本刊注），全靠各生产现场的管理、监督人员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重要的一点是给机器以人的智慧，同时又“怎样使操作人员——人的简单动作成为加了人字傍的劳动”。    可以称之为丰田生产方式的两根支柱的“非常准时”和“自动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说明好呢？    我认为，假如把这件事情比作打棒球，那么，“非常准时”就是发挥相互配合行动的妙处，“自动化”则是提高每一个运动员的个人技术。    棒球场地上的各名垒手，相当于生产现场的各道工序。“非常准时”就是，各名垒手准时地接住必要的球，靠相互配合行动触杀跑垒手。所以，实行“非常准时”的做法，全部工序就能有条不紊地展开漂亮的集体行动。    生产现场的管理监督人员，拿打棒球来说，就是领队，就是击球、守备、跑垒指导员。一个强的棒球队，总是掌握着相互配合行动的技术，能够对付任何局面的。这种相互配合行动或许可以叫做整体行动。能够做到“非常准时”的生产现场，就等于相互配合行动熟练的棒球队。    “自动化”所起的作用是，杜绝生产现场中过量制造这种严重的浪费现象，防止生产不合格品。为此，平时就要了解“标准作业”的情况（这相当于各个运动员的能力），在发生不符合这种状况的异常情况（即运动员发挥不出他的能力）的时候，就通过特别训练使那个运动员恢复本来的水平。这是指导员的重大职责。    这样，由于“自动化”的实现，“目视管理”将彻底地实行，生产现场（即球队的每个运动员）的弱点将突出出来。于是，就得立即采取提高运动员水平的措施。    在美国世界棒球锦标赛、日本棒球锦标赛中获胜的球队，可以说一定是集体行动好、个人技术也好的球队。集体行动和个人技术相结合，就构成了这个球队的实力的原动力。    同样，“非常准时”和“自动化”并存的生产现场，便具备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雄厚的力量。目的是降低成本    我们讲生产效率、管理效率、经营效率等等，经常使用效率这个词。现代企业所以追求“效率”，就是因为它可以实现堪称企业的根本目的的“降低成本”。    不只是丰田汽车公司，凡是制造企业的利润都是降低了成本才获得的。    耗费掉的成本加上利润，便是定价——这种“成本主义”的思想，是把最后的损失转到消费者那里。这种思想对当前的汽车企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们的产品在自由竞争市场上，是由消费者铁面无私地识别选购的。    产品的成本多少，消费者是根本不考虑的。问题是这个产品对消费者是否有价值。    假设由于成本过高而定价昂贵，消费者就不来问津。    （四）

【法新社巴黎十二月二十五日电】题：土耳其和伊朗：西方防务的“两道门闩”呈现软弱的迹象    巴黎的外交观察家们认为，土耳其圣诞节周末的骚动，是欧亚交界处这个高度战略地区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新的事例。    伊朗的紧张局势二十四日还在加剧。他们指出，在伊朗之后，西方防务的另一个门闩就是土耳其了，世界的这一地区显露出软弱的迹象。    确实，如果说伊朗是来自波斯湾的油船必经的海洋通道安全的主要因素的话，那末，土耳其是扼苏联黑海舰队的地中海要道之咽喉。    同苏联有共同边界的这两个国家，都同美国有防务协定的联系。安卡拉是中央条约组织的总部，伊朗同英国和巴基斯坦一样，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土耳其还是北约组织的成员，它逐步地恢复了自美国解除对它部队供应武器的冻结以来所进行的政治和军事活动。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出它们在西方部署中的作用。伊朗拥有一支四十一万五千人的强大的现代化军队，这支军队装备有一千六百二十辆坦克，六百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战斗机，还有三艘驱逐舰。    土耳其军队拥有四十八万五千人，二千八百辆坦克，三百六十架战斗机，十一艘潜艇和十一艘驱逐舰。它还可以依靠十一万人的准军事力量。    在这两个国家的南面，伊拉克和叙利亚已经和解，并开始同苏联接近；东面，阿富汗已同共产党阵营结盟。当此之时，土耳其和伊朗的继续动荡将使西方世界在未来处于危险的脆弱地位。    观察家们认为，然而，人们在土耳其和伊朗看到的不稳定状况，似乎并不是源于一个协调一致的行动，也不是蓄意支持共产党人的力量造成的。莫斯科对伊朗的事件仍继续持极谨慎的态度，而土耳其同苏联仍保持着极好的关系    。

【本刊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十二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在台湾问题上的“战争”将用商品来打而不是用枪炮来打》，摘译如下：    卡特总统突然发表的同共产党中国建交的公告，所引起的这片巨大的尘雾最终会沉落下来。真正关心台湾的那些人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肯定知道危险并不是一场入侵，而是对台湾的经济前途构成的威胁。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大国之间在打经济仗，而不是军事仗。在北京，邓小平正在设法使共产党中国参与这场激烈的但又是不流血的战斗。    实际上，共产党中国由于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狭隘观念，已错过了亚洲的经济大兴旺时期。    北京即使在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同时，还是尝到了西方繁荣的滋味，并且享受到了这种繁荣的乐趣，因为它每年从向香港出售的商品、食品和水以及在香港开设的银行业务方面收入大约二十亿美元的外汇。    北京在这块英国的殖民地上开设了四十家百货商店，利用广告机构和无线电广告节目来兜售他们的货物。    虽然美国保证在同北京关系“正常化”之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可是卡特政府仍然可能使台湾容易在经济上蒙受损失，如果它听任北京利用这场新的球赛的话。    在一九七八年，两国的贸易有七十亿美元，台湾有二十亿美元的出超。美国在台湾还有四十五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台湾和美国私人公司之间还存在着数以百计的良好的关系。    如果美国容许北京要求美国公司同台湾进行的一切贸易都必须通过共产党中国，那将会背弃道义原则——的确，如果我们还有道义原则的话。最坏的局面就是共产党封锁台湾，而美国则无能为力，因为如果采取行动，按北京的逻辑就等于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但是，目前，共产党中国似乎正在急急忙忙地朝市场经济而不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方向前进。北京感到必须要很快地改善它的经济。如果它利用台湾来帮助它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卡特总统就犯了错误。如果他同北京作了容许台湾保持它的经济独立的交易，那么的确随着时间的消逝，目前看来是混乱的局面将会顺利地平静下来。

【合众国际社台北十二月二十三日电】台湾的一名高级将领二十三日说，政府将设法使美国通过法律，保证在这两个国家明年断绝正式关系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参谋总长宋长志上将没有说他为什么认为有必要使美国通过法律，因为卡特总统已再三说明了美国就是要这样做的。    宋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番讲话显然是反映了政府的想法，即卡特的话除非有国会决议的支持，否则不可信。    宋在国防部对外国记者说，台北政府「希望美国保证台湾的和平和自由，并且通过国会的决议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他说，他还希望美国能「重新考虑」台湾要购买美制的Ｆ１６和Ｆ１８型的喷气轰炸机的要求。华盛顿过去拒绝了台湾的这种要求，而同意出售不太先进的、航程较短的Ｆ５Ｅ喷气机。

【中央社台北十二月二十二日电】台湾警备总司令汪敬煦上将今天说：警总遵照总统的指示，已采取加强海岸警戒，机场、港口检查管制，以防止匪谍偷渡，物资走私和武器弹药非法入境。他说：警总也采取了检肃匪谍，取缔非法活动等安定社会，确保国内治安的措施。

【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一日电】“金星—１２号”行星际站经过九十八个昼夜飞行了二亿四千多万公里以后，于今天到达了金星附近。行星际站的下降装置实现了软着陆，并在一百一十分钟内从金星表面发回了科学信息。“金星—１２号”自动站在距金星三万五千公里处飞过，并继续在宇宙空间飞行。    前已报道，“金星—１２号”自动站是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发射的。它在沿行星际轨迹飞行中，通过自动站上的仪器对宇宙空间的物理过程进行了科学考察。其中包括继续执行苏法关于研究来自太阳和银河系伽马射线爆的计划。所获得的科学信息和自动站各系统与设备的工作数据定时地传送到地球。按照飞行计划规定，在九月二十一日和十二月十四日对自动站的飞行轨迹作了校正。十二月十九日，在进入金星大气层前的两昼夜，下降装置与自动站脱离，于是自动站过渡到了从金星附近经过的轨迹。下降装置是以每秒十一点二公里的速度进入金星大气层的。当下降到四十公里的高度以后，下降装置继续利用制动器下降。    在下降装置下降时间内，从六十二公里的高处至金星表面通过装置上的科学仪器进行了实验：对大气层和云层的组成作精细的化学分析、对大气中的太阳辐射作光谱分析，以及研究金星大气中的放电。    下降装置在金星表面着陆以后，继续进行了科学测量。    在“金星—１２号”自动站发射前五昼夜发射的“金星—１１号”自动站正在继续飞行，将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到达金星附近。    【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一日电】“金星—１２号”自动站的下降装置着陆前的最后几米，下降装置外的气温是四百六十度，气压是八十八个大气压，而下降装置内一直保持了莫斯科室温的温度。这就可以使“金星—１２号”的科学仪器在金星表面工作了一百一十分钟。    “金星—１２号”上的仪器记录到金星大气中含有氖的三种同位素，这便为科学家提供了对比评定地球和金星的演变所需的有依据的资料。    下降是在“不适于飞行的天气”下进行的。称作“雷电”的仪器在下降过程中记录到了大气中非常频繁的放电。在下降装置着陆以后，金星附近的一个巨大放电现象持续了十五分钟。

说中国今天在许多方面有了变化，与四、五年前成鲜明对比，但是依然有许多老的谈话方式、思想方法和做法；当前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几乎到处都能遇到的官僚主义态度    【本刊讯】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十二月二十日登载秦家聪的文章，题为《中国：新的坦率态度，旧的思想方法》，摘译如下：    中国今天在许多方面已经是一个有了变化的国家。对四个城市进行的一次为时五周的访问，使人得到的印象与四、五年前的中国成鲜明的对比。    首先，人们开放得多了。不再自然而然地抱着猜疑和敌意的目光看待外国人。事实上，许多普通中国人现在都愿意同外国人交谈，甚至讨论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其坦率态度要是在几年前是无法设想的。    这一切都是好现象，是打倒四人帮的直接后果。官方报纸反映了这种放宽的态度。直到不久前官方报纸还是报喜不报忧的，大概是为了鼓舞公众的士气。这样做对于见识不那么广的人也许是有效的，但是在许多知识分子中却产生了一种怀疑不信的心情。    现在，报纸愿意承认缺点错误了，可笑的是，这样做却使报纸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生动了。那些放大胆子揭露制度方面的弊病并提议实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刊物，如《中国青年》，深受读者欢迎，而那些登载枯燥无味的文体、华而不实的长篇意识形态文章的刊物，如《红旗》月刊，则销路下降。    虽然这些新情况是有积极意义的，理应受到赞扬，但是有许多老的谈话方式、思想方法和做法依然存在。    为了使人民对领导有信心，中国人多年来向人民灌输思想，在领导人的名字前面加上“伟大”、“英明”、“敬爱”等这一类形容词。虽然这些领导人事实上是伟大、英明和敬爱的，但总是用这些词就失去了一切意义。    对外人说来，谦虚一点，少吹嘘自己的优点，尤其是在这个阶段，倒可能是比较谨慎的方针。    中国还喜欢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也终于承认自己在经济上落后，必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这种明显的矛盾似乎并没有使某些官僚和宣传工作者感到伤脑筋，他们继续谈论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记者问起，既然中国的制度优越，为什么还这么落后，他们把责任归咎于“四人帮”或林彪或其他某个坏人，并且说，要不是他们的阴谋破坏，中国的经济本来是可以跃进的。    有些为社会主义制度辩护的人，可能只是在重复几十年来灌输到他们脑子里去的宣传而已。但是，有许多人似乎由衷地相信，社会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如果正确地执行，将是真正民主的。然而，忠于社会主义常常被解释成忠于当权的人。中国官员往往把外国访问者分成“友好的”或“不友好的”，而不是分成“客观的”或“有偏见的”。这种把人分类的倾向往往使得例行的征求批评意见的态度显得不真诚。    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几乎到处都能遇到的官僚主义态度。中国民航局由于其职工的态度傲慢而名声不好，该局职工都来自空军。    最近有一位香港客人，他的北京话也许说得不太好，要求订一张上海到广州的机票。民航局的人听错了，把机票的日期搞错。客人向他说明这个错误以后，民航局的负责人还是坚持要他付八元罚款改机票日期。    出租汽车司机有时也令人感到可气。由于只能在饭店和一些特殊的地方才能叫到出租汽车，许多乘客在办事的时候都要求汽车等着。有一天晚上，广州一名出租汽车司机不肯等，他向乘客保证，可以随时打电话到饭店去，马上会派出租汽车来接他。这位乘客办事所用的时间稍超过他预计的时间，他办完事后打电话到饭店去要出租汽车。结果是所有司机都回家睡觉了。他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凌晨一点，才有一位困倦的司机被从床上叫起开车把他接回饭店。    想寻找某人在某家饭店住哪间房，有时也是令人失望的。    有一次在北京，一位访问者获悉某英国实业家住在民族饭店，他拨电话去民族饭店打听他的房间号，但得到的答复说没有这位实业家。由于事情比较重要，这位访问者坐了出租汽车到民族饭店去亲自查登记本，结果徒然。然而，民族饭店的服务台承认登记本不全。饭店不知道所有客人的身份。后来，这位访问者通过别的朋友打听到了他的这个朋友的房间号，又打电话去民族饭店问住在那间房的人是谁。那时，民族饭店才证实住那间房的就是这位英国实业家。    中国的一个不正常现象是中国政府似乎歧视中国公民。只有外国人才能进“友谊商店”。白种人可以随便进出这种商店，不用出示任何身份证件。而华侨却往往要先出示护照才能进入。    有时候，中国官员解释说，采取这些步骤是为了保护“外国朋友”，守门人员必须检查证件以防“坏人”进入外国人的特种商店或居住区。这就显然使人得出结论，白人都是好人，中国相貌的人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