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月三日电】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今天抵达这里。他将参加苏美贸易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和美苏贸易经济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在机场上，布卢门撒尔向报界发表了下列谈话：我有幸再次访问莫斯科。现在我迫切地等待同苏联领导人的会晤和我们即将进行的讨论。我对有机会同他们一道探索将能使我们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的道路感到满意。    布卢门撒尔说，十二月四、五日，我将同美国商务部长朱厄尼塔·克雷普斯一起参加苏美贸易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我们将讨论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现状，探讨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的经济关系的道路    十二月六日，我将参加美苏贸易经济委员会会议。    部长说，我还将会见苏联领导人，同他们就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交换看法。    我高度评价在这样的访问期间进行的建设性讨论。布卢门撒尔说，我们正在增进相互了解，并且相信，我们将会找到我们可以扩大我们两国之间互利合作范围的领域。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二月三日电】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今天说，美国政府希望美苏关系将改善到这样的程度，即国会将重新考虑目前所规定的将贸易利益和增加犹太移民数量一事联系在一起的限制条件。    克雷普斯夫人在同本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显然是这样，苏联人认为这个（修正案）是一个障碍，所以，心理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希望两国之间的全面关系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到这样的程度，那时人民和国会将重新考虑那个限制条件。”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十一月二十九日刊登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的一篇访华观感，标题是《二十一年后重访中国时想到的问题》，摘译如下：    我这次访华距离前一次访华已经过了二十一个年头。上一次访华是一九五七年四月随浅沼率领的社会党访华团去的。    那时，中国正处在“百家争鸣”时代的最盛时期。我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一个整体的领导体制，显示出坚强的同志式团结。那时作为一个日本的国会议员、作为一个肩负公务的日本人，第一次会见了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参加会谈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敏锐的思维和充满信心的态度，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在王府井等繁华的街道上充满了生气。中国，给人的感觉就是人多，街上行人熙熙攘攘，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    我这次重访中国，是在互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邓副总理一行访问日本，的确出现了日中友好气氛之后。不言而喻，使这种友好气氛在现实生活中扎下根来，是我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的任务。    在访华前夕，日本各家报纸连日大事报道日益升级的大字报围绕着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和情况，而且世界上也开始认为目前中国的中央正在发生什么事。因此，我们访华团便增加了一个最重要的新任务，这就是准确地了解中国的国内形势。    的确，大字报前挤满了人，大字报的内容一天比一天多，而且调子也一天比一天高。晚上下班的人的洪流涌向长达三百米的贴大字报的墙前看大字报。新闻记者拍照的闪光灯使人增加了异常感。但是，聚集在那儿的年青人和听人念大字报的老人丝毫也令人感觉不出有那种发生了什么事的不安。我还看到，人们白天在王府井晒太阳，愉快地谈笑风生，没有表现有什么担心和不愉快的事，令人怀念的“百家争鸣”的标语又堂堂正正地挂了起来。    不是“要发生什么事”，而是“什么事已实际结束”。无论是参观清华大学，或者访问人民公社，令人感到，如果不是什么事已经结束，那么在这些基层单位是不会搞得这么好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访华后不到一年，便发生了反右斗争。听说“百家争鸣”时代的做法和许多领导人受到了批判。从那以后，便进入了四人帮依靠权力压制的时代，这种现象后来达到了顶点。四人帮被粉碎后，才结束了压制时代。就是说，中国人民身上的重担、疑虑和不满被一举消除了。    群众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一边展望着新时代，一边审慎地一步一步地向新时代前进；他们满怀着喜悦，脚踏实地走向新时代。    这是又要回到“百家争鸣”的时代吗？我访问了久不访问的中国，一下子弥补上了二十年的空白，使我对中国的了解与二十年前接续了起来，这样谈起来，话就容易懂了。但是，恐怕不会回到同样内容的时代去。    在回到“百家争鸣”时代时，过去二十年社会建设的道路的具体经验、反复实践和政治方面的不可缺少的权力斗争的经验，会使“百家争鸣”更加健康更加充实。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二月三日发表赫德里克·史密斯的一篇专稿，题为《美国派贸易代表团去苏联，但是据传卡特不愿谋求取消出口限制，除非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摘译如下：    卡特总统今天派一个高级贸易代表团去莫斯科，传话说，他将放宽今年夏天实行的出口限制，但不放弃这种限制，这表明他对继续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感兴趣。官员们说，这个由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和商务部长克雷普斯率领的代表团的级别和规模是表明对苏美贸易感兴趣的一种政治姿态。    但是政府人士说，虽然总统一般地同意扩大贸易（将由布卢门撒尔向勃列日涅夫转达此信息），但是他不愿意为放宽贸易限制而努力，除非政治气氛得到进一步改善。    官员们说，总统的政策是“小心谨慎地”行事。商务部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财政部希望总统支持二十七项具体的销售，其中有些项目有用在军事上的可能性，因此引起了五角大楼的反对。    提供消息人士说，作为一种妥协，卡特指示加速研究，以解决一批尚未解决的申请，但是他拒绝完全取消控制。尽管白宫不愿公开这样说，但是在达成新的武器协议和总的气氛得到明显的改进之前，它宁愿控制贸易发展和避免施加预料之中的压力，以放松在进出口银行信贷方面的法律约束。一些美国官员把扩大贸易的诺言，看作是诱使莫斯科以更快的速度结束武器会谈，以及导致卡特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进行一次会晤的诱饵。    政府也正在设法在那些试图扩大对苏联的出口的公司同那些提防着莫斯科的参议员（批准新的武器协议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之间找出一条微妙的途径。    官员们说，由于考虑到了所有这些因素，卡特总统拒绝预先批准苏联政府一直在同美国公司讨论的二十七项新的定货。

【塔斯社河内十二月三日电】题：越通社消息    据越通社报道，柬埔寨爱国者在该国的一个解放区举行有各阶层居民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建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决议。选举了该阵线的领导机构——由十四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为韩桑林。    越通社指出，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柬埔寨革命的目标和任务的宣言。宣言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推翻波尔布特—英萨利反动集团而奋起斗争，以利于建立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和平、独立、民主、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    还通过了关于建立柬埔寨通讯社和“柬埔寨人民之声”广播电台的决议。柬通社播发了自己的第一份新闻电讯稿。    【法新社香港十二月三日电】河内电台今天晚上广播说，柬埔寨叛乱分子成立了“柬埔寨救国联合阵线”，致力于推翻金边政权。    河内电台说，该阵线是最近在“解放区”召开的会议上成立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柬埔寨人民各界代表二百多人。    会议选出了以前柬埔寨第四师政委兼师长桑林主席为首的十四人中央委员会。    会议还一致通过了有关柬埔寨革命的任务和目标的十一点声明。    大约有两千名柬埔寨人，“解放区”革命武装部队的代表参加了该阵线中央委员会的成立仪式。    【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二日电】美国国务院今天傍晚说，它对有关战争升级以及越南在柬埔寨境内可能获得军事胜利的消息表示“严重的关切”。    华盛顿收到的消息说，金边政府在越南人手下遭到严重的军事失败，当有人问到这些消息时，发言人玛丽·安巴德谈到美国的立场时说：    “我们已看到表明边界地区的活动可能在加剧的消息。虽然我们不能证实一些具体的消息，但是我们感到严重关切的是，目前的紧张局势不致升级到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地步。”

【路透社伦敦十一月二十九日电】本星期英国电视开始播映其最大规模的电视片专辑。这套投资七百万英镑（一千四百万美元）的电视片专辑，计划将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全部著作搬上电视，然后在全世界销售。    全套片集有三十七部电视片，将在今后的六年内播映。星期一开始播映了三小时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标志着开始将莎士比亚的全集搬上电视。    此举充分利用了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并将为许多国家的中学和大学提供生动的材料。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的生活时代制片公司联合资助了这一创举，后者负担大约三分之一的经费。

说入侵是莫斯科的最后手段，但在目前形势下克里姆林宫不会使用武装干涉    【本刊讯】奥地利《信使报》十一月三十日刊登一篇评论，题目是《罗马尼亚处在危险中》，副题是《入侵是莫斯科最后的手段》，摘译如下：    就是在缓和时期，也要一再提醒欧洲人注意这个大陆的最危险的冲突地区——巴尔干半岛。    在东西方政治和军事战略家的未来剧本中，铁托死后南斯拉夫危机的发展多年来一直占有突出的地位。    在关心独立的国家和党的首脑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在作战计划的演习中已完全具体地被认为可能发生“危机情况”。    这几天，危险的政治阴云非常明显地聚集在这个巴尔干国家的上空，种种谣传和猜测    ——也是由于一系列的偶然事件而引起的——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罗马尼亚发生的事情和围绕着罗马尼亚发生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真会引起严重的冲突    ——直到苏联的入侵，    ——因此，这个问题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布加勒斯特和华约组织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戏剧性恶化的直接原因，是齐奥塞斯库公开拒绝参与最近拟订的东方集团的军备努力和不让莫斯科夺走——在联盟的有效领导的借口下    ——对自己军队的支配权。    此外还有：顽固地和坚定不移地坚持亲华政策，可能使莫斯科对这位红色巴尔干君主的不满已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    现在，克里姆林宫（在那里是明显无领导能力的勃列日涅夫当家，而且在那里现在又发生了接班的斗争）就有着一种内容相当丰富的、过去经过反复试验过的手段：这种手段包括神经战，口头警告，经济上施加压力和在边界上进行赤裸裸的威胁和军事演习。    过去，齐奥塞斯库和罗马尼亚为了在东方集团内部取得更多的行动自由用很高的赌注和冒很大风险进行了这场赌博——尽管（苏联）使用了上面所提到的手段。迄今事情的进展经常是顺利的。    齐奥塞斯库在战术上是按照“进两步退一步”的格言跳舞的大师。    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或其他一些原因都说明，克里姆林宫不会使用最后的，也是最厉害的制裁的手段——武装干涉：    （１）从苏联意识形态者的观点来看，罗马尼亚党内部的情况和它对人民的控制也是无可怀疑的。    （２）罗马尼亚（自从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以来）建立起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民兵和本土防御体系：因此它是一只刺猬，对一只有侵略野心的熊来说它是不易消化的一口食物。    （３）但是主要的是，自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布加勒斯特得到了北京的安全保证——内容是，中国军队和人民将支持罗马尼亚维护自己的独立。    苏联人对罗马尼亚主权的武力攻击至少在理论上不会是局限于地区性的事情，不是“巴尔干的争端”，而不可避免地将具有世界规模。另一方面，在莫斯科看来，公开恢复集团的纪律和使齐奥塞斯库明显屈服已经晚了。    但是，首先大力地向反方向引导是必要的，以便在巴尔干半岛不可能顺利地形成（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结成的）一条“中国阵线”。因此，现在莫斯科人士毫无疑问是处在某种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作出些决定，而且不能简单地让人做某些事情。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一日电】农业部今天说，美国的农产品出口连续第九年创造了纪录，一九七八财政年度出口总值增加到二百七十三亿美元，增加了将近百分之十四。    在九月三十日结束的财政年度，农产品出口数量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二十，达到一亿二千二百三十万吨的新纪录。    美国向第三世界和共产党国家，包括中国、苏联和东欧的农产品出口大量增加。对所有其他地区的出口，除了西欧和印度之外都是增加的。    农业部助理部长福尔曼说，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比进口多一百三十四亿美元，有助于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在增加的出口中，小麦、土豆和棉花占主要地位。    中国人增加的购货最为惊人，他们进货的价值达三亿五千四百四十万美元，上一个财政年度只有一百万美元多一点。    官员们说，苏联购买的美国农产品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总价值将近十八亿美元。东欧国家购买了将近二十八亿美元的农产品，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    日本是美国最大的主顾，增购的农产品将近四十二亿美元。朝鲜的进货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价值超过十亿美元。    其他增加购货的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墨西哥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达七亿三千五百万美元；西亚（中东、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增加了百分之十九；东南亚和东亚增加了百分之十九；非洲国家增加了百分之十六。    共同市场国家合起来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市场，购货价值六十六亿美元。比去年减少百分之六。    南亚的购货减少了百分之四、巴基斯坦的购货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而印度的购货减少百分之三十五。

【本刊讯】法国《法国新闻》半月刊五月十六日一期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农学研究：一种新小麦——黑小麦》，现摘译如下：    被命名为“黑小麦”的一种由小麦和黑麦杂交的全新品种的麦子，将约于一九七九年秋天成为商品。这一将予以推广的品种，是由全国农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在研究院里研究出来的。    这种麦子是全世界大力研究的项目。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某些东欧国家（波兰、匈牙利、苏联）曾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在这些国家中把取得的成果过渡到实践，目前还是有限的。因为由于对创造这一品种所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它的驯化、它的大规模种植的适应性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法国，全国农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发现从第一批选种中产生出来的产品中，显示出往往介于小麦与黑麦之间非常值得注意的性能。植物发育得十分健壮，呈现出叶宽、穗很长并且麦芒不多。通过粮食、饲料技术学院一九七七年在黑麦传统种植地区和小麦产量不高地区十七次的试验，得到了每公顷四十六公担的收获。特别在克莱蒙费朗、科尔马、内韦尔地区，大规模的种植和试验，得到了每公顷七十到八十公担的收成。    “黑小麦”抗倒伏的能力比黑麦强得多（它的麦杆更短些），这一品种比其它大多数品种更能抵御某些疾病（如粉胞菌、羊蹄疫），与黑麦相比，在生长过程中对于除莠剂或氮肥，它受的影响不大，并且在润湿的土壤中对窒息敏感的程度要小一些。    这种麦子主要是喂牲口用的，它的蛋白质含量相当于小麦，至于在它的氨基酸组成方面（特别含溶菌素丰富），它更为平衡。它不象黑麦那样呈现出一种生长的抑制性，它似乎特别适应于喂养单胃动物（猪和家禽），不排除把它用于作面包。小麦粉和“黑小麦”粉的混合使用，可以得到既发得好又味美的面包。    目前的研究的目的，在于确定这一品种的生产潜力，它似乎很高，并使收获的用途多样化。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月八日刊登一条消息，题为《植物也有血型》，全文译载如下：    植物也有血型——科学警察研究所法医、第二研究室主任山本茂发现在植物中也有Ａ、Ｂ、Ｏ三种类似血型的物质，这一发现将在自八日起于熊本大学召开的动物学会上发表。例如，辛夷和山茶是Ｏ型，珊瑚树是Ｂ型，单叶枫是ＡＢ型，还没有找到Ａ型的植物。包括人在内的血型物质为什么存在呢？山本主任根据对整个动植物界的血型物质的研究，基本上解开了这个谜。    决定人属于Ａ、Ｂ、Ｏ三种血型的那一种的血型物质，除存在于红血球的表面以外，在唾液、胃液、精液和母乳里也都有。用唾液等可以判定血型就是这个缘故。血型物质的化学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糖类。如果是赤血球，由于细胞表面所延伸出来的链状多醣的种类不同决定是Ａ型或Ｂ型。唾液等的血型物质是和蛋白质结合在一起的。    Ａ、Ｂ、Ｏ血型广泛地存在于动物界，这是人所共知的，哺乳类就不用说了，就连金花虫类、两栖类、鱼类和软体动物也都有血型。在植物方面，到目前为止，人们只知道石储（石储科）等两三种植物存在着Ｏ型物质，可是山本主任经过对很多植物的研究，第一次发现所有生物，不管动物还是植物都具有血型物质。    过去，山本主任分析研究了五百多种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的种子和果实的血型，发现了其中六十种是Ｏ型，二十四种是Ｂ型，另外，还查明了哪些是ＡＢ型的植物，可是还没有找到能够断定是Ａ型的植物。    生物界为什么会存在血型物质呢？其原因虽不清楚，可是，根据对整个动植物界的分析研究，山本主任认为血型物质的基本作用是：“如果糖链合成达到一定的长度，那么在它的尖端就会形成血型物质，然后，合成就停止了。也就是说起一种信号的作用。”    碰巧这就是所检验出来的血型。另外在植物方面，血型物质除了成为能量的贮藏物以外，由于它的粘性大，似乎还担负着保护植物体的任务。

【合众国际社德黑兰十二月三日电】（记者：西尔瓦纳·福阿）军队今天开枪驱散了连续三天晚上涌上德黑兰街头的反对伊朗国王的示威游行者。但冲突没有昨天那么严重。    在首都的黑暗和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游行的示威者声音嘶哑地呼喊反对伊朗国王的口号，要求建立像伊朗领导人的主要敌人霍梅尼要求建文的伊斯兰国家。霍梅尼现在巴黎过流亡生活。    人们在德黑兰南部地区听到步枪和机枪响了两个小时，然后枪声就停了下来。这个地方是昨天和前天发生激烈战斗的地方。    在德黑兰东部和闹事区北部边缘地区也爆发了零星冲突，但是不像南部地区那么频繁。    全城还发生了停电，据信这是电厂工人罢工的结果。    要求推翻军政府的工人已扬言要在明天完全停电，以具体表示他们反对现政权。政界领导人批评了这一停电计划，说它可能在医院造成死亡，并引起广泛的混乱。    今天一整天，一些公开反对现政权的青年在反对伊朗国王的毛拉的煽动下在大街和市场上横冲直撞，高呼：“打倒国王”，“我们要求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口号。    【合众国际社德黑兰十二月三日电】政府部队在首都十几个地方用自动武器射击。    政府的一则公报说，部队“向示威者提出警告，发射了催泪瓦斯并对空射击，但是，他们遭到石块袭击后便开始自卫”。    国家电台说，在昨天的射击中，有五人被打死，二十多人受伤，射击一直持续到开始宵禁之后。政府公布的前天的伤亡数字是，死七人，伤三十五人。    抗议者说实际的伤亡数字比政府公布的数字要多好几百倍，他们说，政府不敢公布实际数字是害怕进一步引起群众的不满。    外交官们说，哀悼月第十天将是对伊朗国王能否保住自己地位以及是否能继续掌权的严峻考验。霍梅尼还下令在哀悼月期间在全国举行总罢工。许多抗议者冲进商店，迫使店主关门。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十一月二十二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住房发展局》，《半官助组织的逐步发展》，摘译如下：    新加坡政府今年宣布，它已能为所有的公民提供住房。做到这一点，它花了十八年时间，实行了一项在发展中世界少见的庞大的重建计划。    新加坡几乎所有的住宅都是高层建筑的套房。    以李光耀为首的决心很大的新加坡政府在一九六○年——即它掌权的一年之后——决定，岛上的严重的住房问题必须赶紧解决。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五九年期间，英国统治当局只建筑了二万三千幢住房，在此期间人口却从五十万增加到了一百五十万。    住房发展局成立起来了，首要任务是在新加坡消灭破旧不堪的棚户区。这个任务非常紧急，所以它得到了一项少有的优待——政府给予补贴。    从此以后，该局就负责指挥了一项十分庞大的建房计划。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之间建成了十一万套住房，在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五年之间又建成了十一万四千套住房。其后，每年建成住房三万套。    该局说，住房问题至少已经大体解决。    现在已经有大约一百四十万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大约百分之六十——或是买下或是租住了住房发展局的房子。预计，到一九八○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百分之七十。    起初，根据一项应急计划建造了一万七千套一间房间一套的住房，但是，到目前为止，新建的套房大多数比较大，每套有两间到五间卧室。住房发展局打算今年晚些时候开始改造原先那些一间一套的房子，把它们扩大并改善设备。    在最多的一年，即一九七四年，有十万零六千户在住房发展局登记，排队等候新房。而现在，排队的人已减少到不到六万户，而且多数人家是希望要求从一间一套的房子搬到较大的房子去。    住房发展局副总经理刘泰格（音）说：“从今以后，新加坡要住房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房子住，而是因为他们的家庭人口增加了，或者是因为他们想搬入设备较好的房子。住房紧张问题不再存在了。”    造房子当然很好，但是政府怎样才使人们买得起新房子呢？住房发展局建筑的二十八万套房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二以上（十五万套）是按照自购房屋计划卖出去的。    这项计划之所以能实行是得到了政府办的中央公积金局的配合。    中央公积金局规定每个工人的工资每月扣下百分之十六点五作为强迫储蓄，并由雇主拿出同样数目的钱一起存入。    在一九六八年之前，一个工人只有在退休或离开新加坡时才能取出他存在中央公积金局的钱，现在他可以把这笔存款取出来买住房发展局的房子。许多人趁此机会买了房子，不再只是把钱存在该局攒利息。    为了进一步便利买房，政府还提供大量补助。一间一套的房子的卖价只有实际造价的三分之一。两间和三间一套的房子得到的补贴少一些。四间和五间一套的房子的卖价比造价高，多出来的这部分钱用来补贴前两种房子的卖价。在一九七七年，住房发展局总共亏损了七千万新加坡元，占该局总开支的百分之二十二，占政府总开支的百分之二点五。每个住户平均得到五十新加坡元（以下简称新元）的补助。    获得该局的套房的条件是，申请人必须是年满二十一岁的新加坡公民，本人没有任何地产，买房者的全家每月收入必须低于一千五百新元。租房的条件是租房者的全家每月收入必须低于八百新元。四间到五间一套的房子只供出售。    新加坡人口中有大约百分之八十七的人的收入低于一千五百新元，符合得到一套房子的条件。    在七十年代初，私人营造的房屋价格的猛涨，给新加坡的专门职业阶级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许多家庭的收入高于住房发展局规定的水平，但是又买不起私人营造的房子，因为私人房子的价格在短短的三年间就涨了二倍。    政府因担心这种情况可能造成人才外流，使新加坡失去最有本事的人，因此成立了住房及城市发展公司。全家每月收入在一千五百新元到四千新元之间的家庭有资格向该公司购买房子，并且可以为此而提用他们在中央公积金局的存款。这类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因此，人口中只剩下了百分之七的最富的人要自己拿钱到私营房屋市场买房子。

当年台湾先民们不计代价，不辞辛劳返回大陆祖籍求谱的情形，是十分普遍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后代子孙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根”在那里！    在台湾光复以前，台湾交通全靠简陋的舟楫，因此，当年络绎不绝的返籍求谱之行，便有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发生，台湾粘氏家族的求谱经过，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粘姓稀少源远流长这段真实故事，是由台湾省文献会编纂杨绪贤先生所提供的。    粘姓在大陆各地并不多，在台湾也是一个稀有的姓氏。不过，在彰化福兴乡的滨海地区，却有三、四百户姓粘的人家，自前清的乾隆、嘉庆时期开始，便世代繁衍于此，是本省粘姓居民最多的一个聚落。这个地方，以前便称为“粘厝庄”，现在则分为顶粘村和厦（下）粘村。厦粘村里，还建有一座颇具规模的“粘氏祠堂”，祠堂的堂名，叫“桓忠堂”，所奉的郡号，则是“浔江郡”。    所谓“粘厝庄”，以闽南语解释，便是“粘家的人所居住的村庄”的意思。在台湾各地像这样冠以早年入垦大陆移民姓氏的地名，实际上处处可见，多得不胜枚举。返籍求谱史料传家据厦粘村的村长粘火营先生表示，目前厦粘村和顶粘村的居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姓粘的，而所有的粘姓居民，追本溯源，全都是渡台始祖粘    、粘恩两兄弟的后裔，所以粘姓之间，绝对严禁通婚。粘甹、粘恩兄弟的祖籍，是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衙口乡的粘厝坡，最令全体粘姓家族感到得意的是，他们不但渡台后迄今的二十九世世系井然可循，而且还已经把自己的世系，从福建祖籍向上连接到粘姓的第一世祖粘宗翰，世世代代有条不紊。    粘姓的一世祖粘宗翰，便是曾经辅佐金太祖屡建奇功的女真大将完颜·粘没喝，后来由于汉语的讹音，以及其子孙汉化后的“以祖名为氏”，才被天下的粘姓中国人奉为得姓始祖。粘宗翰的年代，距今已有八百六十余年之久，他的后裔能够一代一代地把世系整个连接起来，以迄于今天繁衍在台湾岛上的子孙，中间没有任何疏漏和间断，实在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粘姓家族又是如何获得这样完整的家族世系资料的？    这就完全拜民国初年他们一位前辈粘芳模不远千里的返籍求谱之赐了。粘芳模自当年大陆祖籍求回的粘氏祖谱，目前正珍藏在鹿港的粘泉先生处。粘泉先生已八十六高龄，早年是本省诗坛的健将，粘芳模前辈，正是他的先尊。福州进香巧遇族亲据粘泉老先生表示，其先尊当年鉴于本省的粘姓家族一向没有族谱，不知自身的所由来，始终深以为憾，总是念念不忘为整个家族完成此项工作。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机会，跟随鹿港天后宫妈祖前往福建湄州进香，就特地利用这个机会转往祖籍所在的晋江衙口，准备把族谱抄录回来，可惜，沧海桑田，人事已非，回到老家后竟然不得要领，只得怀着无限的失望之情踏回归途。幸好，皇天不负苦心人，他路过厦门时，遇见了一位叫作粘传仁的族亲，便付出了可观的代价，请粘传仁代办求谱之事。终于完成寻根愿望粘传仁受人之托，果然忠人之事，十年之后，他把厚厚一册手抄的《浔江粘氏敦业公派下家谱》寄到了台湾，寄到时虽然粘芳模已经作古，但却已为台湾所有的粘姓族人完成了“寻根”大事。    过去台湾的先民重视自己的源流，不敢稍事或忘自己祖先的来处，除了十分普遍的“返籍求谱”，他们对于“唐山”老家列祖列宗祖坟念念不忘的关怀之情，更是台湾与大陆两地的居民，自始至终都是血肉相连的最具体说明。    在今天繁忙的工商社会里，要想真正体会出当年老祖宗们对祖籍的深长孺慕之情，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若是有心，不妨花一点时间，把下面一篇文章细细读过，相信，读后不被感动而有所领悟的，不会有几个。    这篇文章，便是清末民初彰化名儒吴德功先生的《寻同安祖坟始末记》，文中一句一泪，真情流露，可以算是发扬中华民族慎终追远传统美德的代表作，值得一读再读。    此文收录于《磺溪吴氏家谱》中，是由吴德功的侄子，曾任彰化县文献委员会委员的吴上花先生所提供。全文如下：（略）（三）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十一月二十七日刊登该报记者弗兰克·沃格尔自华盛顿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周恩来的总计划得到恢复》《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政治指南》，摘译如下：    到本世纪末，中国大概会成为世界五大经济强国之一。北京的领导人为他们自己制定了雄心极大的经济目标，即使这些目标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中国不出十年时间也会深深卷入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    然而，中国领导人在努力实现他们的目标的时候，将会面临重大而困难的政治抉择，比如说，他们必须决定，在重点的排列上是不是把武装部队现代化放在发展基本工业的前面。    此外，中国到目前为止在经济发展中一直主张自力更生，可是现在他们可能不得不作出这个困难的政治决定：设法从国外市场上获得长期贷款作为资金。    以上是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在这里出版的一本书中的部分结论。这本书共计八百八十页，书名就叫《毛以后的中国经济》。    这本书对了解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给政治上带来的困难和这个人口最多国家的前景是极为有用的。    一九七六年，中国在美国、欧洲共同体、苏联、日本和它自己的国民生产总值总额中只占百分之六点七，但在今后几年，它所占份额几乎肯定会增加很多。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要取得这样的地位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同时维护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    定在二○○○年实现的目标是很明确的，虽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问题的政治和经济观察家来说是一个问题。    华国锋主席在今年二月份五届人大提出了近期的目标。他要求在一九八五年之前，农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四至五，工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以上。    本书的许多作者怀疑，中国人是否会实现这些目标，但是谁也不愿过早地把这些目标看成是不现实的，因为，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中国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使它的产量增加了很多倍，尽管六十年代初的“大跃进”和十年前的文化革命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中国人作出坚定的努力要使它的军队现代化并使军队得到先进武器装备，而这些武器大部分将必需向国外购买，这样无疑会使实现工业和农业生产的目标要困难得多。    粮食生产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这方面的前景是光明的，不仅因为他们作出引人注目的努力来增加能源、化肥和灌溉系统，使单位面积产量能够大大增加，而且因为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获得成功。    但是，如果中国人要获得实现他们的目标的任何机会的话，那么，所有学者看来都认为，他们必须向国外借款，并且大大增加他们的出口。

【本刊讯】美国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一九七六年八月号载文谈台湾“加工出口区”，摘要如下：    所谓工业区，通常是指将一定范围的土地予以周密的规划和开发，并配合各种公共设备和其他优良的设厂条件，使之成为一个工业园地，吸引或鼓励企业家前往设立工厂，从事生产。而世界各国工业区中的“加工出口区”则为中华民国所首创。    这种“加工出口区”比普通工业区有更进一步的设备与服务，它的四大目标是：“吸引中外投资”，“促进国际贸易”，“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国内工业技术水准”。经过十年来的努力，上述目标均超出了预期效果，被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一条最佳捷径；并在国际上获得普遍重视，各国纷纷派员前往参观学习，及要求协助设置。先进国家采用部分有效方法体制者亦有多国。而联合国经济组织也认为，台湾的加工出口区是全世界现有自由贸易或自由工业区中成就最高的一个。    简单说来，加工出口区内的厂商，其原料与制品于进出口时俱免征关税、货物税及减少印花税，但其产品必须经过加工过程始得外销，且不能随意课税内销。所以，加工出口区可说是一个融合自由贸易区及一般工业区多种功能的综合体。为了加强其功能及增加对区内厂商的服务，各加工出口区都设有管理处及有关辅助机构，集中权责，替投资人解决投资设厂、雇工、营运、外销等全部问题。所有投资审定、工商登记、土地核配、建筑执照、外汇贸易、货物进出口签证、产品检验、水电供应，以及电信、邮务、仓储运输、海关业务、银行资金运转、税务申报及免税手续等等，都可以在区内办理，无需四处奔波。由于事权集中，手续简化，其给予投资人的各种方便，比诸一般工业区或自由贸易区不知高出若干倍。    台湾目前设有三个加工出口区，即高雄加工出口区、楠梓加工出口区、台中加工出口区。其中高雄加工出口区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成立最早，至今已有十年历史，其成就如何，可由发展情形见其梗概。    面积约六十九公顷的高雄加工出口区于一九六六年底成立时，投资额仅一千零七十多万美元；至一九七三年止，投资总额已达五千五百余万美元，较预定目标一千八百万美元超出三倍以上。其次自外销成效方面而言，该区产品畅销一○五个国家或地区，一九六六年时出口额为二十七万多美元；至一九七三年底已逾三亿美元，而进出口额之顺差亦达九千五百多万美元。至于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其数字更为可观；一九六六年时该区就业员工只一千二百多人，至一九七三年底则已达五万三千余人。    由于发展迅速，高雄加工出口区建成未满两年，投资设厂即达饱和状态，而中外人士前往接洽投资者仍络绎不绝。    目前三个加工出口区的有效投资业共二百八十九家，总投资额一亿七千一百二十六万美元，雇用员工六万五千二百余人。资金来源以外资居首，占百分之六十二：侨外合资居次，占百分之十七；国内投资占百分之十一点一；侨资占百分之九点八。    根据统计，至去年年底止，三个加工出口区外销总额已达十八亿九千零三十九万美元。    历年综计，除最初开始两年间，由于进口机器设备较多，以致进口显见逆差外，但从一九六九年开始一直是顺差。    总计历年来三个加工出口区共为台湾赚取外汇六亿零五百三十二万美元。    至于加工出口区制造的成品及半制成品的销路，则已遍及世界各地，主要地区以美国居首，占百分之五十四，其次是日本，再其次为香港、西德、荷兰、加拿大、英国等。

说中国正跨进制定一系列重要法律的门坎，以加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本刊讯】南通社十一月三十日以《中国的动向》为题播发该社驻京记者一篇报道，摘译如下：    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正跨进制定一系列重要法律的门坎，这些法律将从法律上加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一项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是对经济实行分散管理，这意味着从财政上加强省、地区和县的经济基金，但是也加强企业本身。有迹象表明，正在筹备制定一项全面的关于企业的法律，这项法律将从法律上调整这一部门。    据悉，经济改革的措施中还包括在计划体制方面的改革。今后代之国家计划和中央计划的是，将保证企业更积极地和更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    中国人士表明，正在准备对财政和外贸体制进行改革。有消息说，将放弃国家对外贸的严格垄断，将使中国的企业有可能自主地进入外国市场和支配所取得的部分外汇收入。    还有人建议对银行系统进行重要的改革，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给某些地方或企业建立自己的银行的可能性。    据从中国人士处获悉，还将采取措施打破国家对国内贸易的垄断，首先是打破对原料的垄断。根据这些措施，企业可以相互签订关于提供原料、出售某些商品和进行协作的合同。伴随经济政策新措施的将是加强经济管理民主化，强调工人的权利。在上层建筑方面，强调加强全国的法制。正在准备拟定用以调整公民、国家机关和其他机构的地位、权利和义务的一系列法律。    据说，选举制度和在干部政策方面的改革，也属于新措施之列。

文章谈到蒋帮驻美「公使」说邓副总理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只不过是一种手法上的变化」    【本刊讯】美国《纽约邮报》十二月一日刊登迈克尔·伯林写的文章，题目是：《邓挫败台湾》，转载如下：    北京对台湾态度的变化在这两个有关的政府的官员中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北京态度的变化是在邓小平副总理接见联合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透露出来的。    中国国民党人认为邓关于台湾可以继续保持非共产党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讲话是“一个玩弄字眼的花招”，是为了“使美国公众反对同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情绪软化”。    但是接近北京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士认为，这是对台湾采取的一种“意味深长的克制行动”。一位人士说，不采用“解放”台湾这种原先的说法，将有助于北京—华盛顿关系的正常化，因为这是向美国保证，北京不打算使用武力，统一也依然是一个并非紧迫的长期目标。    中华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负责新闻事务的公使陆以正认为，邓的讲话只不过是“一种手法上的变化——他们最拿手的微笑外交”。陆说：“对于邓的保证，我们不予重视，因为他们并不想恪守保证。我们并不是没有加以考虑就马上拒绝它的。他们希望我们为了得到一个毫无价值的保证就放弃我们的一    切，但是我们不想参加我们自己的丧礼。”    提供情况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说，北京驻联合国代表团还没有正式接到改变政策的通知。代表团热切地研究报纸上关于在北京发生的情况的报道，但是一直在等待预料目前正在北京召开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将发表的正式声明。    然而，这里的北京人士警告说，对于“统一后”台湾前途的政策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北京在同华盛顿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方面的立场有什么变化。这些条件就是：美国断绝同台湾的正式关系，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军事力量从台湾地区撤退。    中国人士说，美国可以同台湾保持文化和贸易关系，而且可以在那里有一个外交机构来完成这些任务，只要这一机构不是正式的外交机构。他们说，重要的问题是条约而不是外交联系。    从这个意义上看来，中国两方面的官员都在注视同一个方向，就是等待共产党的官方公报，看看风向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