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三日电】题：邮政—无线电通讯：法—中合作的前景    法国邮政和无线电通讯国务秘书诺贝尔·塞加尔在北京同其同行王子纲进行了四天会谈，同建委主任、副总理谷牧也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会谈结束后，法国和中国在邮政和无线电通讯方面出现了良好的合作前景。    法国人士指出，中国负责人对使三十来个技术落后的工厂的现代化以及整个国内无线电通讯网现代化很感兴趣。为此他们准备进口现成工厂和建厂许可证。中国人还对遥控电子计算技术和“成束数据传递网”感兴趣。

【本刊讯】日内瓦消息：据瑞士通讯社十一月二十四日报道，瑞士联邦公共经济部长弗里茨·霍内格昨天在日内瓦举行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部长委员会上强调指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应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霍内格说：“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参加各种新的发展工作，并加强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同时他还认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各国应该极为关心地密切注视中国出现的各种新趋向，这些趋向有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谈到明年五月将在马尼拉举行的联合国贸发会议时，霍内格说，马尼拉会议应该被看成是一个重要的讲坛，在此，我们这些工业化国家应向我们的发展中国家伙伴指出以真正的平衡的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好处。    【路透社波恩十一月二十四日电】西德各州教育部长们今天同意接受大约四百二十名中国学生到西德的大学学习和从事研究。    一位官方发言人说，中国学生大概在明年到达。他们中包括应邀在西德呆两年之久的二百八十名科学工作者、四十名有博士学位的人和大约一百名学生。    根据中国当局的要求，这些客人将住在校外的德国人家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教育部长瓦尔特·布劳恩在这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们还将在工厂工作一个时期。    布劳恩说，这些中国人大多数都有技术和科学方面的资格。他们之中还有两名海洋法专家和两名音乐研究家。    他说，作为交换，中国人同意接受西德大学生，并说遗憾的是波恩还未作出决定。

【美联社维也纳十一月二十五日电】华沙条约国最高级会议在莫斯科结束后两天，罗马尼亚党的首脑齐奥塞斯库今天接见了各阶层的代表团，向他们阐述罗马尼亚在莫斯科会议上的立场。    这里的观察家说，齐奥塞斯库向若干代表团说明这样一个高级会议的成果，这还是第一次，观察家认为这是个迹象，说明罗马尼亚同莫斯科及其他华沙条约国之间出现分歧后，他想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    据罗通社说，齐奥塞斯库在两次不同的会议上在布加勒斯特党的总部接见了代表团。    【法新社布加勒斯特十一月二十五日电】齐奥塞斯库总统今天证实，华沙条约国家本周举行的最高级会议要求罗马尼亚在军事上加紧作出努力，罗马尼亚坚决反对这一点。    罗通社报道，这位总统对工人代表团发表讲话说，“没有马上发生战争的危险”。罗通社报道了这篇讲话。    他继续说：“不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增加军费……将使这个国家面临巨大的困难，使改善生活标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他说，没有人民的同意，罗马尼亚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扩充军备、也不参与军事行动。    他继续说，“我们没有给予、也永远不会给予任何人把罗马尼亚卷入军事行动的权利。”    他继续说，采取这种立场取决于目前的国际局势、取决于“我们坚定的信念：额外的军事开支是不必要的”。    齐奥塞斯库还会见了科学、艺术和知识界的代表，告诉他们在华沙条约国十一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在莫斯科开会期间他所采取的立场。    【法新社布加勒斯特十一月二十五日电】罗通社援引一项公报说，罗马尼亚拒不赞同本周在莫斯科举行的为期两天的华沙条约国最高级会议通过的某些有关军事问题的措施。    罗马尼亚的这一宣布在西方观察家中间引起了猜测：罗马尼亚也许已表示反对华沙条约国可能打算共同向非欧洲国家特别是向最近同苏联签订一项据认为是针对中国的条约的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    【美联社维也纳十一月二十四日电】官方消息今天暗示，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组织最高级会议上，罗马尼亚同苏联及其盟国发生了新的冲突，在这次冲突中，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拒绝承担更多的防务义务，也没在涉及到罗马尼亚国家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    据今天早些时候在莫斯科发表的一项公报说，这位罗马尼亚总统兼共产党首脑还拒绝同该条约组织其它六个成员国联名发表一项声明，谴责埃及和以色列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谈判。

【本刊讯】英国《冲突研究》月刊今年十月号刊登劳伦斯·马丁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把军事力量投向海外》，摘译如下：    非洲最近发生的事件使人们对武装部队在把苏联的力量投向海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议论纷纷。    诚然，苏联利用各种手段在一切可能的地区扩大影响的努力并没有新鲜之处。不过，非洲最近发生的事件似乎预示着，（苏联）直接应用军事力量这一任务加强了。    虽然苏联的态度仍然是谨小慎微的，但是，人们必定认为，苏联在安哥拉事件和埃塞俄比亚事件中大量动用后勤支援部队，苏联海军同时在非洲西岸海面持续采取行动，这些起码是苏联的行动方式可能发生某种变化的前兆。与此同时，苏联创造性地使用古巴部队这一点在苏联直接采取军事行动和苏联起一种不那么直接的供应国和顾问的作用这两者之间，确定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折衷办法。    在进一步频繁地在国外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苏联采取这种行动的物质能力显著增长了。在苏联海军和两栖作战部队的实力非常引人注目地增强的同时，苏联远程空中军事运输线——这条运输线现在分段管理——延伸了，虽不怎么引人注目但意义可能是非常深远，苏联航空公司的辅助作用加强了，苏联同世界许多国家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加上建立了飞机过境设施和苏联海空军部队的补充设施。这种能力的一部分在安哥拉战斗中已有所显示。    一九七五年十月，在苏联向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进行空运的过程中，光是“安东诺夫”—２２运输机就飞行了一百八十三架次。贮存在利比亚这类地方的数目非常可观的苏联武器提供了更多的方便。迄今，这些武器超过了可想象的当地的需要，苏联大概打算把这些武器作为一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称之为“事先准备”好的东西。    根据西方在投入军事力量方面仍然存在的优越性而得出的论点忽略了下面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军事力量不能加以使用，就毫无效用。如果西方在殖民战争和越南战争结束以后在政治上采取的抑制措施已经竖起了一道由上层和舆论组成的防止军事“冒险”的屏障，那么，苏联只需要根据它可能遇到的这种局部抵抗来衡量自己的力量就够了。这个问题说明了苏联新扩张主义最基本的方面：苏联扩张主义的成功，甚至它彻底成为一项既定政策的前景都完全取决于西方所创造的政治环境。    有些人坚持认为，苏联肯定不会由于与苏联自己的国家安全不沾边的问题而冒和北约组织成员国发生战争的风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同意这些人的看法。但是，西欧目前那种不再干涉别国事务以痛改前非的情绪几乎完全排除了这种风险。由于苏联已经取得了核均势地位，西方已不再保持局部的，甚至在许多地区的军事力量，不再单纯地提供武器，这就造成了一种使苏联可能觉得它已“不受遏制”的局面。    的确，苏联的目的似乎是消极的，那就是使西方在军事上的做法失效，这样，苏联才能用它所擅长的、经常使用的转弯抹角、偷偷摸摸的手段在其它方面取得进展。使印度洋成为非军事区的建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本身、以及其它一些综合性建议，例如前进基地系统，或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说教等等，都应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之。当然，并不是西方应该把军事干涉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或者是援助每一个恳求援助的政权的紧急措施。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在那些时间短暂、目标明确，或者是另一方已经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军事力量是能够取得成功的唯一工具。如果在原则上丢了这个工具，就可能使在其它任何方面都已失利的敌手轻易地诉诸武力。因此，西方各盟国至少应采取三个重要的步骤：    第一、抛掉越南战争的错误“教训”。    第二、努力在处理条约以外的危机方面加强盟国之间的合作。    第三、也是最现实的，承认在第三世界进行有效军事干涉的限制很可能是政治意愿的限制，而不是军事能力的限制。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十九日电】人口普查局今天报告说，世界人口的一半居住在四个国家，另一半分散居住在一百九十六个国家和地区。    在过去十年中全世界人口的出生率除了非洲以外都有所下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下。    一九七七年世界人口总数为四十三亿，从一九七六年七月到一九七七年七月共增加八千万人口。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间增加了六千八百万人口。    据商务部一位发言人说，在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人口增长率已下降到百分之一点九，而十五年以前是百分之二。    人口普查局指出，现在，每十个人口中就有四个人住在中国和印度。当把美国和苏联的人口加上去的时候，就占到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了。现在居住在亚洲的人口有二十五亿，相当于一九五○年的世界人口。一九七六年，亚洲增长的人口占世界人口增长数字的三分之二。估计中国一九七七年的人口为九亿八千二百五十万，几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各大洲中非洲人的死亡率最高。美国的死亡率为千分之九，而马里的年死亡率是千分之二十九到三十。一九七六年西非的人口估计为五百六十万，平均寿命约为五十岁，出生率是千分之四十九点八。这个报告说，如果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没有相应下降的话，非洲人口就很可能进一步增长。    拉丁美洲国家人口的增长占世界人口增长的百分之十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正好相抵。巴西是这个大陆人口最多的国家，现有人口为一亿一千八百万。    联合王国一九七六年的人口增长率为零，西德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三，东德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二。自从一九五○年以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人口一直在连续不断的下降。据统计，平均每一秒钟就有四个稍多一点的婴儿落地，死亡人数则为一点五人，实际增加二点五人。世界上每天净增加二十万人，每年增加七千五百多万人。

如果不得已的话，俄国人还是愿意（被迫）允许贝尔格莱德得到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的，但这个原则却不可能运用于例如波兰或罗马尼亚。    俄国人以无可奈何的眼光看着南斯拉夫谋求独立的努力。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态度。    当铁托在一九五六年夏访问苏联时，到处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在斯大林格勒群众如此激昂，以致冲破了安全部门的警戒线。军队立即被召集来进行援助。当铁托从马马耶夫岗回斯大林格勒时，代表团驶过的马路两边，排满了一个挨着一个的军队卡车，几公里都如此。    第二个例子：铁托还没有从自己的胜利之行回到贝尔格莱德，卫星国却已经得到了关于他的访问的通报，也就是说，它们听到了俄国对这次访问的正式看法。只字未谈到“莫斯科宣言”，即恢复俄国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文件。用这种方法，让卫星国明白，对南斯拉夫可能有效的事情，无论如何对其他东欧国家无效。    保加利亚的外交官在表现自己对俄国的依赖性时，做得太过分了。他不知疲倦地讲述，俄国人两次把他的国家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一次是在一八七八年从土耳其的奴役中，另一次是在一九四四年从德国人的奴役中，“而假如必要的话，俄国人将第三次把我们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这无意地成为很好笑的说法。军事暴力这些回忆录详细地讨论了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围绕匈牙利暴动的悲剧性事件。    当时在匈牙利当权的还是受俄国人，尤其是最高思想家苏斯洛夫支持的、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拉科西·马加什。一九五六年夏，俄国人不高兴地用格罗代替他，格罗背的血腥历史包袱不比拉科西的轻。格罗就是俄国人在克里米亚突然向铁托介绍的人。看来俄国人很需要南斯拉夫对格罗的支持。    然而，这次换班来得太晚了，格罗也无济于事了。在大规模的人民示威集会爆发后（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卡达尔·亚诺什代替了格罗作为党的领袖；在拉科西当权时，卡达尔曾遭受可怕的严刑拷打（例如把他的指骨一块一块地给折断）。纳吉·伊姆雷当上了总理。    这时驻匈俄军根据格罗的要求，占领了布达佩斯的战略要地，从而使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气氛更加激昂。工人组织了工人委员会，人们要求俄国人离开，人们仇恨的匈牙利警察被绞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决定镇压威胁发展成为起义的事件。十一月初，他们向波兰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通过电话向中国人，通报了他们这一决定。在他们习惯使用的词汇中，这叫作“商量”。    最后轮到了南斯拉夫人。十一月二日傍晚，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乘小飞机，冒着很坏的天气，极其秘密地到达普拉。南斯拉夫安全部门把他们从这里用汽艇，穿过翻滚的大海，送到了布里俄尼岛。在漆黑的夜晚里，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和米丘诺维奇在码头上等待他们的到来。俄国人死去活来地上了岸。马林科夫几乎站立不起来了。赫鲁晓夫说这次旅行，比他在战争中做的任何一次旅行更艰苦。    半个钟头之后谈判就开始了。没有录音机，没有秘书，没有记录，一张完全空的桌子，没有酒。    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五点钟，只有十点钟的晚餐打断了会谈。    米丘诺维奇写道，“这次会晤要是有记录，它将比俄国人和南斯拉夫人之间至今进行的任何一次最高会议的记录更有趣。”    赫鲁晓夫激动地谈起匈牙利“反革命”来，“那儿在杀共产党人”。他在对暴动的原因不做任何分析的情况下，表明了俄军不会允许匈牙利摆脱东方集团。在斯大林时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如果在对斯大林进行了那么多批评的新领导人（按照米丘诺维奇的说法，赫鲁晓夫在这里是用辱骂的名词称呼自己班子的）当政情况下，倒还是发生了这种事，人们该怎么说呢？    米丘诺维奇认为，俄国人不是为要得到南斯拉夫人对他们的军事行动的同意而来的，他们是为解释事情来的。南斯拉夫人对此“必须能够正确理解”，以免将来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由此产生冲突。    但事后看来，南斯拉夫人当时接待这两个俄国人，究竟是不是正确，这还是一个问题。俄国人至少迫使了南斯拉夫人同他们妥协，后来俄国人甚至指责过贝尔格莱德支持“反革命”。    在布里俄尼，铁托等要求采取政治措施：审判拉科西、格罗和他们的政权，维持工人委员会。    铁托还要求卡达尔当新领导人，不同意俄国人提出的明尼赫·费伦茨。    俄国人有抵触地接受了卡达尔，同时也接受南斯拉夫人推荐的其他几个部长。（二）

【本刊讯】南非出版的《中肯》杂志今年七月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出生率：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下降而烦恼》，摘译如下：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九个成员国正为它们日益下降的出生率而感到严重不安。西德情况最严重，因为，它每年每一千居民中所出生的婴儿只有九点八个，而美国为十四点七个，苏联为十八点二个，法国为十三点六个。    西德上周播放的一则面向全国的电视节目的题目是《德国人会绝种吗？》。它通过图表、统计数字以及记者同专家小组进行的谈话筹，毫无怀疑地说明，现在西德是世界上重要国家中出生率最低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中，只有五十万个家庭有四个或者四个以上的子女；在过去的十年中，出生率已减少了一半。而要保持目前的人口数字，将需要每一百对夫妇能生产二百二十个小孩，增长将近百分之五十。    据德国人口统计协会估计，如果目前的出生率仍然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在五十年内将减少到四千万，一百年内将减少到两千万。大约到二五○○年，西德民族就可能消亡。使一位经济学家感到烦恼的一个问题是，日益下降的人口正成为经济增长速度变慢的一个主要因素，并且今后将越来越严重。

【本刊讯】英《卫报》十一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俄国对武器交易发出威胁》，《莫斯科领导担心，英国同中国的新关系可能危及同苏联搞缓和》，摘译如下：    苏联不能容忍西方同中国的军事合作。    这一信息从莫斯科传出来已有若干时候了    ——不仅在列·勃列日涅夫主席本周给卡拉汉的信中，而且在最近同来访美国议员的交谈中，在给白宫的私下信件中，以及在高级人士难得对西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都传出了这个信息。在本周于莫斯科举行的华约最高级会议上，据说，苏联领导（向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强调，苏联对一个欧洲共产党国家同中国发展军事合作会作出甚至更为强烈的反应。    英国—中国关于鹞式飞机的讨论已着重说明，苏联对卖军火给中国深感不安。但他们对法国同中国进行关于出售直升飞机和其他军火的讨论也深感不安。    美国上月表明，它将取消它全面反对北约盟国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这种反对意见。自从那时以来莫斯科是非常紧张的。还有迹象表明，美国自己也正在重新考虑它对中国的武器禁运。    勃列日涅夫给卡拉汉的信说，如果英国为了利润的动机而不顾常识，并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那么英苏关系就可能大大冻结。事实上，英苏关系长期来远不是良好的，甚至英国企图加强它对苏联的贸易和投资这一尝试都毫无结果。    苏联已清楚表明，它不再认为英国是一个重要的西方谈判伙伴，因此不值得同它搞好关系。莫斯科声称，建议中的鹞式交易显然是“针对苏联的”，必须联系中国的更广泛的攻势来看待：中国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和有能力损害苏联的利益的其他国家发展关系。    看来，苏联因别国对中国日益感兴趣而深感不安。苏联的几个高级官员最近一直告诫说，苏联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它自己同西方的关系，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但是这些警告没有得到非常清楚的阐明。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十一月二十四日以《莫斯科对于向中国出售武器问题采取的方针强硬起来了》为题报道说：    苏联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中国在改善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功。    鹞式飞机现在只有皇家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才有，从来没有考虑过向苏联出售。

【本刊讯】罗马尼亚《火花报》十一月二十五日刊登齐奥塞斯库总统十一月十八日同叙利亚新闻组织“团结”的总经理兼《革命报》的总编辑艾哈迈德·哈吉·阿里的谈话。    齐奥塞斯库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可以说，当代国际生活的特点是有两种恰恰相反的倾向。一方面，我们看到，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反对强权和发号施令政策，争取保卫独立和主权，争取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和按照自己意愿建设自己生活的权利的斗争在加强。第二种倾向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要保持或夺取新的统治地位，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在加剧。这就使得紧张根源持续下去——中东就是如此    ——甚至出现新的紧张地区，非洲就是一例。”    关于中东问题，齐奥塞斯库总统指出，“罗马尼亚认为，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包括以色列撤出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根据巴勒斯坦人民的自主权利，包括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来解决它的问题。同时，在中东实现持久和公正的和平还必须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发展它们之间的合作和睦邻关系。”“罗马尼亚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东问题，认为任何谈判，当它有助于按上述原则实现全面解决财，都是积极的事情。”    “在戴维营会谈    ——我们认为它是走向全面解决的进程的一部分——之后的形势下，必须努力寻求由一切有关国家参加全面解决冲突的途径。特别需要加强一切有关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团结。”

说如伊朗国王下台，伊朗将被分裂成三、四个自治单位，其中一个可能成为伊朗斯坦    【本刊讯】英国《每日邮报》十一月二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伊朗国王的最后机会！》，副题为《伊朗能否在最后时刻找到和平并逃脱俄国人魔爪的钳形攻势？》，摘译如下：    伊朗国王将生存下去吗？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可能没有使他成为地球上最受喜爱的人。但相信他还有时间挽回这个局面。虽然时间很少，但也够了。    人们必须相信，他对他的国家真诚热爱。尽管这是不够的。他如今必须对他的同胞显示出持久的尊重，这意味着选举、言论自由和有权批评他和他的政权而没有被捕的危险。这不可能在一夜间就做到，但必须很快实现。    他一直主张的是，不管有多少人可能会进行抗议——而且他们的抗议都是有原因的——在这个时候除了君主立宪制外似乎不会有其他合理的选择。    如果国王下台的话，结果很可能会使伊朗成为一个穆斯林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将由住在巴黎的伊朗穆斯林流亡领袖霍梅尼来领导。    这将会是一个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多变的穆罕默德加马克思的混合物一样的政权，这个政权会很快爆发内战而成为另一个黎巴嫩。伊朗将会被分裂成三个或四个自治单位。    其中一个在黑海附近靠近苏联边界的地区可能成为伊朗斯坦，同长期以来被并吞的其他地区一样成为苏联的一个新的共和国。    这将为俄国实现几世纪来想在海湾得到一个不冻港的野心除去一大障碍。    今年三月在阿富汗发生的苏联策划的政变可能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    这个巨大的钳形功势的最终目的是控制波斯湾和掐住西欧和日本的石油咽喉。

【美联社莫斯科十一月二十四日电】日本人士说，苏联总理柯西金今天同日本国会议员、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负责人河野洋平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这些人士说，谈话开始时比较友好，但双方在长期悬而未决的苏日领土争端和其他问题上不时发生了争论。    据说，柯西金对河野说，莫斯科同东京的关系现在正处于“变化时期”，这种关系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这就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情况了。    这些人士说，双方没有特地讨论日本最近同中国签订和平条约一事，该条约包括了遭到苏联人猛烈谴责的一项“反霸”条款。    关于领土问题，河野告诉苏联总理，日本要求归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军队占领的北方四岛，这一要求得到日本人民的广泛支持。    这些日本人士说，然而，柯西金“一再强调两国之间不存在要解决的领土问题，任何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苏联始终甚至不肯同日本讨论归还北方四岛的可能性问题，莫斯科声称北方四岛一直是苏联领土的一部分。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一月二十四日以《（日本）政府决定向越南提供粮食援助，借给大米十万至三十万吨》为题报道：    日本政府决定向因水灾淹没耕地而遭受打击的越南提供粮食援助。据外务省人士说，日本正在考虑以大米作为实物出借的粮食援助方式，条件是“十年缓期；二十年内均量偿还”。    至于数量，虽将根据越南方面的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落实，但是，目前的估计是十万至三十万吨，预料下月初为实现这一计划而进行的谈判将具体化。

【本刊讯】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九月六日刊登迈马洛伊发自马尼拉的专电，题为《东南亚电算机使用范围日益扩大，抢夺专家的竞争激烈》，摘译如下：    东南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购置计算机，但是它们发现越来越难以找到会使用计算机的人手。    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东南亚地区计算机会议的人们中最普遍的抱怨之一是严重缺少计算机专家。    据一家很大的会计公司阿瑟·安德森公司经理埃斯皮诺说，香港“挖”内行成风；由于雇用这些人的需求量极大，他们的工资“迅速接近美国的水平”。    泰国政府预算局电子资料处理科科长甲他·阿拜翁抱怨说：“我们一直在互相挖墙脚。”    埃斯皮诺先生和阿拜翁先生都是参加这次讨论东南亚电算机技术和应用问题会议的。    马来西亚：贾亚特万先生说，马来西亚的计算机数量上个月已从一九七六年的“大约七十台”增加了一倍，达到一百四十九台。    他说，马来西亚的资料处理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在新加坡干的，跨国公司的一些子公司则发现把资料发回到美国或澳大利亚的总公司的计算机去处理比较经济。    印度：印度虽然不是东南亚国家，也派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除了日本也许还得加上中国以外，印度的计算机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多。    据参加会议的巴兰说，印度的电算机的数量到去年止已从一九七一年的一百三十台上升到四百三十台。    巴兰说，印度的计算机百分之九十九是本国产品。    香港：据埃斯皮诺先生说，根据一九七七年的调查香港计算机协会发现这个殖民地里有二百六十台计算机，现在一定已经“接近”三百台了。    他说，在微型计算机大发展的同时，建立了庞大的网络系统。    菲律宾：全国计算机协会会长奥卡瓦利格说，菲律宾有二百一十五合计算机，其中百分之五十五是政府经营的。    菲律宾购买计算机的速度近几年没有加快。近几年购买的主要是微型计算机。    可能是由于早期购买量大的原故，菲律宾的计算机专家相对较多。卡瓦利格先生说，菲律宾电脑资料处理业雇用了三千八百四十五个“人脑”，而贾亚特万先生说，马来西亚只有八百名计算机“专家。”    新加坡：据何先生说，新加坡计算机数量到上月为止已从一九七三年的四十七台上升到一百九十八台。他说，有一百六十三个公司和机关使用计算机，这些计算机总共联系着一千二百个终端机。    泰国：据阿拜翁先生说，泰国政府和国营企业总共使用着一百八十台计算机。    他说，其中有八十四台是“可以编程序的计算机”。    印度尼西亚：代表印度尼西亚来开会的苏班多诺说，印度尼西亚的通讯卫星为电算机网络系统打开了新的领域。    虽然同美国或欧洲的标准相比，东南亚的计算机数量很少，但是由于开始得较晚，这种工业的发展速度显得特别快。

【合众国际社德黑兰十一月二十三日电】政府今天下令镇压贪官    ——可能包括王室的成员在内，还说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如果他们逃往国外的话，他们将受缺席审讯。    外交人士说，王室的许多成员    ——一位人士估计有六十四人——在宗教领导人和左翼好斗分子同国王对立的这次动乱中已逃往国外。    因为贪污而受到通缉的许多前内阁大臣、议员和官员已经逃跑。    司法大臣侯赛因·纳贾菲说：“那些由于进行非法活动的罪名而逃往国外的人将被引渡回国。”他还说，那些无法遣返回国的人“将受缺席审讯，政府将没收他们的财产”。    昨天在伊朗下院赢得了一百九十一票对二十七票信任票的爱资哈里将军今天又对参议院发表讲话，谋求赢得类似的选票。    爱资哈里在昨天的两小时的讲话中警告说，对伊朗有敌意的势力正在准备发动内战，并公开宣布在暴力问题上继续持强硬立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有一千人死于暴力行动中。爱资哈里呼吁议会的议员“回家去好好想一想，反对政府的那些人实际上是企图打击伊朗，使这个国家陷入内战，并瓜分这个国家，以达到他们的政治和物质目的。”    爱资哈里说，敌对分子已经孤立了教会和各政党，他们目前企图使人民同军队互相残杀。    “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蠢蠢欲动，企图挑起内战，在内战中，使兄弟互相残杀。挑斗我们来破坏我们自己的财富。”    他说，伊朗石油工业工人为使政府接受反对派的要求而举行的罢工是“对这个国家的犯罪”，这会使这个国家在隆冬季节断绝取暖油料的供应。“难道军队在恐怖主义者肆意胡为时要袖手旁观吗？国家训练和养育了军队。一个士兵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家和商店被烧而坐视不救呢？”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十一月十九日刊登福克斯    ·西特菲尔德发自香港的一则评述，题为《中国采取措施使农民高高兴兴下地干活》，摘译如下：    中国的农业已经开始出现看来是自从毛泽东在二十年前建立人民公社以来的最巨大变化。作为提高停滞不前的农业产量的紧急努力的一部分，北京领导人向中国的七亿农民提供了更大的物质刺激和国家控制下的更大自由。    他们断定平均分配不利于调动积极性，平均分配本身不等于共产主义。上周，有一则广播警告说，许多错误地认为“富就是资本主义”和把“通过辛勤劳动而发家致富的”农民看作“追求资本主义”的干部，现在必须改变看法。    新政策也可能降低公社的作用，以农为主的中国原来是要通过公社向纯粹的共产主义过渡的。为了保证农民有更大的积极性，农村更多的权力已下放到以中国的村为基础的生产队，这是公社的最小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公社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行政躯壳，较多地主管日益发展的农村小型工业，而不是农业。然而，不应夸大变化的程度，因为，大跃进期间组织起来的公社，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严重缺粮之后，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某些革命魅力和权力。    毛在世时，成千上万的人访问了他最欣赏的农业单位大寨生产队，该生产队通过艰苦奋斗和实行严格的平均主义取得了奇迹般的繁荣。但是最近中国的广播宣布，大寨的制度不适用于中国的一切地区。北京如此关心农业，是因为过去二十五年中，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仅仅勉强跟上人口的增长。中央情报局经济学家罗伯特·迈克尔    ·菲尔德最近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推算，一九五二年中国每人每年的粮食为六百一十四磅，而一九七七年仅为六百零三磅。中国的粮食产量（主要计算小麦和稻子）在一九七五年达到了二亿八千五百万吨的最高纪录，但是此后一直徘徊不前，预计今年也不会高出多少。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口（九亿或者更多）每年都增加大约百分之一点四。    在过去三年中，中国的部分困难是连续的天气不好造成的。但是，香港的分析家们认为，北京自己现在已经承认的一个长期的问题是农民缺乏积极性。    由于北京需要从农民那里得到更多的农产品供给城市、给工厂提供原料和出口来支付中国的宏伟的现代化计划，就使得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北京已经定下目标，到一九八五年粮食产量每年达到四亿吨，工业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但是，如果农民的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提高，这两个指标都无法实现。即使高价进口的化肥厂开始生产出大量的化肥，现在正在进口同样昂贵的农业机械也无济于事，除非是农民的生产率提高。    此外，农民还将受到一些新保证的鼓舞，这些保证是，地方官员不会试图取消他们的小块自留地，也不关闭当地的自由市场。    当然，所有这些变化将走多远，仍然是个疑问。有的官员已受到指责，说他们在执行这些变化时犹豫不决，担心北京的路线可能又变。据说，在中国，或者说是毛在世时，宁犯左的错误也不要犯右的错误，当上右派或资产阶级分子往往是一种要受处分的罪行。犯左的错误仅仅是革命热情过了头。

【美联社法兰克福十一月十四日电】西德厂商今天宣布，他们已签订一个长期的、价值数十亿马克的合约来发展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    五金联合金属公司和鲁奇公司在一个联合公报中说，这个合约是它们同中国冶金工业部在十日签订的。公报说，鲁奇公司将在未来数年内在中国建设二十二间冶金工厂。五金联合金属公司则给这个计划提供专门技术，并将销售中国的矿产和金属。公报说，关于兴建工厂的个别合约将于稍后签订，但预料价值将达到“数十亿西德马克”。    这两家公司说，冶金厂将在中国各省兴建。合约包括联合研究计划，勘矿、兴建冶金厂和金属加工厂，以及矿石、精矿和金属的销售。    公报说，有关首项工程和贸易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十月二十日刊登弗蒙特·罗伊斯特从上海发出的一篇评论，题为《抓住龙尾》，摘译如下：    中国今天能够做到向西方敞开大门——把最优秀和最有才华的青年派出国留学和接纳大批外国专家、学者甚至普通游客——同时又不致冒风险同不是中国的西方文化再次发生冲突吗？    中国能够做到通过实现工农业现代化摆脱生活水平落后的状况，同时又不致造成一场有可能玷污毛主席的革命纯洁性的“由于欲望越来越大而引起的革命”吗？    如果中国打算为九亿人口建立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体，特别是如果打算建立一支能够抵御“北极熊”——在北方威胁着它的苏联——的现代化军事力量的话，不冒这种风险行吗？    “四人帮”这些问题是造成一九六六年随着所谓的“文化革命”的发生而开始的政治斗争的根源。“文化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但进入高潮阶段时却被“四人帮”控制了。    那场斗争随着华主席被选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和“四人帮”被打倒而结束了，至少是暂时结束了。但是，正如现在当权的领导人所承认的那样，这些问题现在依然存在，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能肯定地说他们现在已经把所有想再次把中国拖进与世隔绝状况的人全部彻底镇压下去了。    总而言之，凡是好奇的人到中国后很快就会感觉到：在使中国向外界敞开大门问题上，华主席及其同事很可能象是抓住了龙的尾巴，只要一松手，他们可能就很难控制它了。    这条龙难对付的问题在上海尤其明显。上海今天之所以成为一座现代化程度比北京高得多的城市，也是西方长期占据的结果。    但是，如果华主席提出的实现现代化的计划能够按预定的步调实行的话，那么，受到西方影响的将不会单单是上海一个城市。    中国现在打算派到外国留学的那些有才华的优秀青年学生回国时也会有同样的变化，这看来确实是可能的。到国外留学会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这一方面，中国国内大中小学目前正在进行的教学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北京大学的阅览室里——对教师、研究生和外语系的高年级学生开放——现在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书刊杂志。    这种新教育制度的一个危险似乎是培养出在智能上有别于人民大众的“尖子”，这正是“四人帮”所责骂的。    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培养出尖子。    如果中国真正要使其工业现代化，它还必须在培养出一个管理阶层的同时，培养出在技术上训练有素的人才。    从日本或者西德，或者美国购买了新机床设备以后，还必须训练那些操作人员使用这些机器，这将涉及到要请进外国技术人员开设长期讲习班的问题，现在已经有若干这样的外国技术人员在中国工作了。还有一个方面易受西方思想的影响：管理机床厂或者钢厂的人同（比如说）一个仅仅有一个职能的车工相比，更需要技能，眼光要更开阔。事实上，中国的下一次革命也许会是管理上的革命。    最后就是广大老百姓欲望不断提高的问题。中国党的政治局计划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增加消费品的生产，以提高乡村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    中国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点从城市商店里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每改善一次，会刺激人们的胃口到什么程度呢？    应该指出，那些掌权的人对所有这些问题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清醒地承认这些问题。他们认为，他们有办法，至少可以缩小这些问题。    毛主席的接班人所追求的是要大胆地使中国尽可能快地完全地进入二十一世纪。但是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已不得不释放出那种可能改变中国方式的力量。所以，对老革命家来说，确实有理由担心会同国外来的思想发生冲突。    他们把龙从笼子里放出来以后靠抓住龙尾巴还能驾驭得住它吗？

说人们认为华国锋和邓小平正在非常密切地合作，他们是有远见的，是站在群众一边的，但中国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    【本刊讯】英《卫报》十一月二十三日刊登吉廷斯的一篇访华观感，摘译如下：    毛泽东逝世两年后，文化革命现在在中国实际上被否定了，只留下一个空名而已。    否定文化革命是一种手法。中国许多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青年人把它看作是批评和揭露中层官僚、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社会和实现接近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好办法。    在这些问题快要表面化的时候，我在中国旅行了三周，进行了广泛的谈话，这使我确信，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鼓舞力的源泉现在已经结束了。    将要恢复法制，虽然看来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当我访问新疆地区的那个星期中，人们告诉我，值得庆幸的是：法院“根本没有案件”）。有意思的是，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章（最初登在《中国青年》上），要求“大大发扬人民民主”。《中国青年》上陆续刊载更加宣言不讳的文章。    在文化界，也有一种试图突破更加严重的问题的感觉。到目前为止，新的“百花齐放”精神主要意味着要放映大量的外国电影和恢复京戏和地方戏。但是也出现了关于四人帮给中国造成的伤痕的散文和小说，这些文章用暗示的手法，也谈到了一些有关将来的事。    文化官员无法反对揭露这些“伤痕”。但是他们希望知识分子多写自从打倒四人帮以来已经取得的成果的“积极”方面。    我以在我访问的每个学校或工厂谨慎地询问情况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我问我所访问的每个单位从文化革命中获得了什么好处。回答一律是为难的。    恢复了人们原以为终于被文化革命抛弃了的规章和作法，特别是恢复了物质刺激和竞争性的教育，这对天真的外国人来说是十分令人惊讶的。    他们原以为至少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的道德是前进了一步。现在人们哈哈大笑地告诉你：“社会主义不能当饭吃。”    在恢复一项措施，如在给工厂工人奖励（农业方面的刺激办法现在还在讨论过程中）的措施之前的确仍在进行许多争论和讨论，特别是通过地方的和全国性的会议进行这种争论和讨论。    现在预料北京会有大的举措。人们认为邓小平和华国锋正在非常密切地合作，他们是有远见的，是站在群众一边的。    但是即使按这个最有利的解释来理解，也仍然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