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比科夫说双方在中欧裁军问题上有严重分歧；合众社说会谈是在不愉快的气氛中开始的    【美联社莫斯科十一月十五日电】参议员亚·里比科夫今天在克里姆林宫的会晤中对苏联议员说，如果签订新的战略武器协定，将在缓和美苏关系中的其他关键问题上的摩擦方面取得进展。    这位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议员在谈到美苏关于制订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新条约的旷日持久谈判时说，“我个人对签订一项公平合理的条约的前景表示欢迎。尽管限制某些战略武器系统的发展只不过是我们政治关系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使人希望增进相互了解在常规武器、地区问题以及相互合作领域上的意图。”    里比科夫主张美苏扩大贸易，但是他说，考虑经济问题不可能同美国对人权和自由移居问题的关切分开。    【美联社莫斯科十一月十五日电】美国的一个参议员代表团今天提醒苏联高级官员们说，由参议院批准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美国参议员亚·里比科夫率领一个十二人代表团前来苏联作一周访问。他后来对记者说，他向俄国人表明，美国参议员将把他们的投票同苏联在人权、犹太人移居、非洲和中东这类问题上的政策联系起来。他强调，他认为双方都希望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定”。    里比科夫在谈到克里姆林宫的会谈情况时指出，双方特别是在裁减欧洲军队问题上有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一月十五日电】（记者：盖洛韦）美国参议员代表团和苏联议员们今天进行了一天会谈，会谈有时是激烈的。会谈后双方一致认为任何人都不会从一场核战争中得到好处。    美国参议员里比科夫说：“我们认识到，我们两国是世界和平的关键。美国和苏联不得不同生共死，而我发现大家都想一起活着。”    苏联方面也得出了与此基本相同的结论。    苏联官员们说，会谈“有时是激烈的”，但却是“非常积极的”。    讨论是在不愉快的气氛中开始的。率领苏联议员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波诺马廖夫列举了苏美关系恶化的情况并将此归咎于美国。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月十五日电】题：同美参议员谈话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今天接见了美国参议员里比科夫，他率领美国参议院代表团在苏联进行正式访问。    谈话时，讨论了有关苏美关系状况问题以及某些国际问题。

【路透社北京十一月十五日电】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承认，两年前在中国首都发生的骚乱是正确的，宣布那次流血的骚乱“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新华社今晚说，这一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的。那次骚乱近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扬。    【法新社香港十一月十五日电】中国当局终于决定完全改变对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广场事件所作的结论，说北京市中心发生的那次暴乱“完全是革命的”。    一九七六年四月第一周里广大群众在传统的清明节去天安门广场向中国已故的周恩来总理表示“无限爱戴”和对“四人帮”的“深切痛恨”。    北京市委说，“群众”深切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北京市委还说：“对于因为悼念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虽然被捕的人有很多在清洗了“四人帮”之后已经获释，但是只有一部分人恢复了名誉。    在宣布这一新的结论的同时，北京的《人民日报》号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抓紧做好给遭受林彪和“四人帮”迫害的所有人平反的工作。    这家党报今天头版刊登一篇文章说，即使是一九六六——六九年文化革命以前的错案也应该纠正。    《人民日报》强调说，毛主席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主流是好的，但是，应该承认，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也出现了一部分错案。    【合众国际社香港十一月十五日电】中国今天正式宣布，它正在加紧为在已故的毛泽东主席统治时期被开除出共产党和不让参加公共生活的数以十万计的人恢复名誉。    香港收听到的新华社的消息报道，《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的一篇评论说，中共中央最近决定，给在一九五七年由于各种反党的严重错误而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的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这家通讯社在另一则消息中报道，北京市委肯定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份天安门广场上的暴乱，在这场暴乱中，数百名忠诚的党员被捕。    【美联社东京十一月十五日电】官方的新华社今天报道，中国的为据说是政治犯恢复名誉的运动将追溯到一九五七年。观察家说，目前开展的为被解职或降级的官员平反和为死去的人恢复名誉的运动，是为激发人民热情支持政府全力以赴要在二○○○年以前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做的努力的一部分。    日本共同社从北京报道，这项决定运用于在“百花齐放”运动后被贬辱的十多万中国人。

在一个晚上，读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一、二两集，就象受到一场豪雨冲刷一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天安门革命诗抄》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是无须笔者多说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诗词、花圈，和整个天安门事件对中国大陆局势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这里笔者仅从文学现象的角度，谈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一些特点。    首先，从数量和质量来说，两三天内产生了如此多的诗词，这件事本身就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质量方面，尽管有的诗还比较粗糙，有的旧体诗词不合格律，有的在语言方面还有可以推敲之处。但就其大部分来说，却是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诗是天籁”，当人们有极深的感情体会及有高度的创作欲望时，诗的语言往往就如天籁般涌出。那些最朴素的感情所凝聚的最朴素的语言，往往就是最美丽的语言。这些诗全无做作。而在许多其他诗集中，甚至是名人诗集中，你也很难完全读不到一首做作的诗。再从数量来说，两集所收已近千首，看来还有许多没有收集的。这两三天来在天安门广场洒下的诗花，真是其势不可侮。洒下来的不是一阵毛毛雨，而是连续不断的倾盆大雨。诗，本来贵精不贵多；但在《天安门革命诗抄》那种情形下，你会感觉到数量的重要意义。    其次，是这些诗都是特殊时空下群众自发的产物。作者不求名声，不为稿费，以匿名发表。无论是怎样的文学征文，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征集到这么大批有质量的诗作。香港和其他地方，常有什么文学奖之类，征求了一年半载，所得的也很有限。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一个多月，姚文元在当时《人民日报》也搞了一次关于歌颂文革十年的征文，但其后不见有这类的征文刊出，可知响应者一定十分寥寥。《天安门革命诗抄》反映了群众要利用诗歌作战斗武器的一个特殊时空。这种时空是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它不可能象文学奖那样，有第二届、第三届。历史上是有过类似的时空的，例如“五四”运动，一定也产生过许多佳作，可惜当时没有人收集出版。    其三，《天安门革命诗抄》中，对那种特殊时空的反映，是十分逼真的。你也很难在其他的诗集中，读到如此有时代感的作品。在一首调寄《长相思》的词中这样写道：“清明节，失明节，天地暗然泪不绝，献君泪和雪；思难却，恨难却，新坟三月谁敢掘，捍君一腔血。”这首词使你完全体味到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气氛，了解到历史进程的那一刻，是一个怎样的时刻。    其四，“神州自古多义士，岂容王莽再篡权。”    “莫道人民见识浅，花开花落见来年。”    这是其中的一首诗。这首诗和其他许多诗，都预言人民的力量一定会胜利，“四人帮”一定会败亡，周恩来的名字一定会再被人们公开地赞颂怀念。而结果，这些预言都一一应验了。《天安门革命诗抄》记载着人民的意向是可以左右历史的。在我们读过的其他诗集中，还未见过诗人能这么准确地预言历史的进程。    其五，历史的发展给这本诗集以非常巧妙的出版时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天安门事件，半年以后    ——十月六日，“四人帮”被粉碎了。如果“四人帮”迟两三年才被粉碎，这些诗作在法西斯式的追查下将大部分散失，不大可能在日后汇集成册。而如果“四人帮”的被粉碎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前，那么压根儿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群众性诗作产生。历史的安排是在这些诗作产生后，经过短期的查禁，但还没有禁绝，它们还被埋在泥土中，或被记忆在头脑里，而禁条被摧毁了，这样，才使绝大部分的诗作复活，以专集的形式面世。    从以上的这些特点来看，《天安门革命诗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如此有价值的诗集，实在值得重新排印得更讲究些，最好能出版一本精装合集，永志纪念。    （全文转载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年二月号）

【法新社布鲁塞尔十一月十二日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部署世界上最可靠的电话系统，供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紧急磋商。    美国总统不久就可以同大西洋联盟的另外十四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同北约军队司令举行电话会议。    目的是要在发生危机时，迅速决定防止战争的措施，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的话，便决定何时诉诸核武器。十一月十五日将采取另一个步骤，部署有安全装置的电话系统，那时北约将发射一颗新的通讯卫星。如果一颗必不可少的卫星被敌人打落了，计算机会立即选用最好的后备联系线路，用海底电缆、微波转播、靠对流层（高度在六至十七公里的大气层）反射的无线电波，或者通过其他卫星转播。    美国总统在权衡是否要用核武器时，可以打电话给前线军官，对军事形势作出估计。    和平时期这个系统的神经中枢是此间总部的“形势中心”。它有抄收外交和军事情报的电传打字机。专家们值班监视共产党部队的活动，并加以分析。在发生危机时，北约理事会的十五国大使将来这个中心，中心装有直通他们首都的电话线。他们不用离开形势室就可以把紧急形势的发展情况报告他们的政府。    如果一颗炸弹把它炸毁了，北约一体化通讯系统会自动把磋商联系系统转到其他十四国首都中的一个去。如果两国首都（例如巴黎和波恩）之间的直接通讯联络被破坏，它们会自动用后备电话联系线路重新接通，必要时可以通过安卡拉、里斯本和渥太华重新联系。    法国政府宣布，虽然法国在一九六七年退出了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部，但它的政府将同这个通讯网联系起来。    法国外交部说，这不会改变法国参加盟国政治磋商，但不参加拟订军事计划的政策。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一月十三日刊登伯特的一篇专稿，题为《卡特采纳一项加强应付核攻击的民防工作计划》《计划要求今后五年中每年费用增加一倍，以求适应苏联采取行动的步伐》，摘译如下：    卡特总统批准了一项新的计划，加强美国抵御核攻击的民防工作，政府官员今天说这是一项旨在一旦同苏联打大仗时保护数达一亿四千万美国人的行动。    它要求在今后五年内将每年用于民防的开支增加一倍以上。这一决定反映了政府内部对苏联民防工作的规模和发展速度日益感到不安的心情。战略方针方面的变化官员们说，如果国会能够批准这项改进民防工作的计划的话，它的全部费用将为二十亿美元，完成计划的时间是一九八三年。政府去年在民防方面大约花了九千万美元。    白宫助手们说新计划标志着美国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因为自六十年代初期以来对民防一直很少注意。政府计划的重点不是放在建设地下蔽护所以保护市民不受核爆炸及其放射性物质的侵害方面，而是放在一旦发生危机就把人迅速撤出大城市方面，这一点是同早先不同的地方。    据五角大楼的专家们说，如果美国得到了关于苏联即将发射导弹的警告，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疏散，从而使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口免于死亡。    一位同这项新计划有密切关系的官员告诫人们不要把它称为一项    “突击计划”，相反，他说，“这项计划只是标志着逐步改变我们在核战争中易受损害的地位的一项长期努力的开始”。    优先考虑如何迅速从核战争中恢复过来的问题这位官员说，这项计划还优先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提高美国迅速从一场核战争中恢复过来的能力。这些措施包括更好地保护联邦、州和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和可能设立特别“指挥站”以便在发生一场大战时，便利灾区和救济机构之间的通讯联系。    这项新计划虽然得到五角大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的大力支持，却遭到国务院和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的官员们的反对。    但是据报道，在政府进行了一年的研究之后，卡特反对了这个论点，部分是由于根据情报机构的估计，苏联每年用在它自己的民防方面的经费可能达二十亿美元之多。    据官员们说，导致卡特下达指示的研究报告得出了如下结论：    ·民防构成美苏之间全面战略均势的一部分。官员们说，不仅是两国都拥有大致相等的导弹进攻力量这一点是重要的，美国也不能忽视俄国人为加强他们自己的防卫力量所作出的努力。据此，大家感到，苏联民防准备工作的升级需要美国采取某些相应的措施。    ·民防战备工作可以增加“危机中的稳定”。这些官员说，这就是说，在发生一次危机时，我们可能通过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够在受到第一次打击之后幸存下来这一情况来劝阻苏联不要袭击美国。    ·民防工作应该同为灾区服务的其他工作密切配合。

【法新社华盛顿十一月十五日电】国务院今天证实了报纸的报道，即苏联在不久之前已向古巴运送了数量有限的米格２３飞机。    国务院说，美国正在密切研究这一事态的发展，以便看它是否会构成违反一九六二年苏美协议，该协议曾结束了古巴导弹危机。    米格２３飞机是一种截击机，飞行速度超过二马赫，它现在有几种型号，其中包括一种具有运载战术核导弹能力的型号。国务院发言人没有说已运去多少架米格机，并拒绝证实报纸所说的已运去十二架到十五架的报道。

【法新社堪培拉十一月十四日电】今年六月在澳大利亚驻莫斯科大使馆发现了“窃听装置网”之后，苏澳关系遭到了严重挫折。    皮科克外长今天说，澳大利亚就“这种公然严重违反外交惯例”的行为向苏联提出了措词最强烈的抗议。    他说，现在恢复两国关系的责任在苏联政府，虽然他说，谈不上把苏联外交官赶出澳大利亚或从莫斯科召回澳大利亚外交官的问题。    弗雷泽政府对这个事件很愤慨，这从取消两国就文化问题和科学协定举行的重要正式会谈就可以说明。    皮科克在他的办公室为这个事件两次愤怒指责苏联大使巴索夫。随后，外交部常务秘书帕金森约见了苏联大使巴索夫，澳大利亚驻莫斯科大使鲍切会见了苏联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    皮科克今天在议会大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出示了在大使馆发现的一个“窃听器”，但是拒谈其性能。他说，巴索夫在证据面前抵赖这是苏联搞的，并声称窃听器“一定是别人安装的”。    皮科克说，他的政府认为，这种解释不能使人信服。并对巴索夫说，政府仍然认为窃听器是苏联当局“安装的，或者是按照（苏联当局的）指示安装的”。    皮科克说，“我们极其严肃地看待这件事。事实证明苏联积极从事间谍活动，而苏联不久前还指责是别人（包括它自己的一些勇敢的公民）搞的，但是这种指责无法使人信服。”

葡萄牙无彩色电视    在葡国参观了五个新闻传播机构，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机构庞大，人员不少，在某些方面深刻地反映了“四    ·二五”以后葡国的一些现状。    由“四·二五”以前的“国家广播电台”和一个私人的“葡萄牙俱乐部电台”收归国有后合并而成的“葡国广播电台”，拥有二千七百名工作人员，光是乐团就有三个，其中两个为管弦乐团，一个为轻音乐团，共四百名乐师。    新闻部有人员二百名。    国际部有法语、德语、英语、西语、意大利语、印度语及世界语广播，每日广播总时数为三十六小时。最大的特色是由编辑至广播员都聘请有关国籍的人员。    葡国电视台职工达二千人，分设在十四处不同的地方。    习惯看香港电视的观众，一看葡国电视就会有索然无味之感。首先，葡国没有彩色电视，而且，相当多的时间都是时事新闻或长篇大论空洞枯燥的政论。葡通社拟派记者访华与葡国广播电台和葡国电视台一样，葡国通讯社也是由政府资助的“公共”传播机构。    据说，“四·二五”以后，贡萨尔维斯执政期间，这三个机构和不少报章都成了葡修的讲坛，对当时混乱的局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葡国通讯社是由“四·二五”前官方的葡新社改组而来的，原来人员很少，现在拥有七十五名记者（其中二十名派驻国外），到一九八○年准备增至一百名记者。    在国内，除里斯本总社外，在波尔图等七个地方驻有分社或记者；向全国六、七十家报纸以及电台、电视台提供新闻，每日发出四百条左右的电讯，大约十万字以上。    葡国通讯社行政委员会主任冯塞卡告诉我们，大约六月初，新华社驻里斯本代表访问了该社，双方已建立起业务上的联系。目前，葡国新闻社每天免费给新华社供稿。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它不仅有可能使该社有机会派记者到中国采访，而且甚至可能将来在北京设立葡国通讯社的办事机构。葡萄牙人渴望访中国在士砵亭足球队正在中国访问时，人们争相谈论足球与乒乓球，把他们誉为“奥妙的外交使者”的时候，我们来到葡萄牙，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中国”在葡国朋友心目中是一个有魅力的字眼，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期待着中葡早日建交，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到中国去”，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浓厚的兴趣。他们以接待中国朋友感到光荣和幸福。给他们送一件小小的中国工艺品，他们都视为珍宝。    葡国广播电台新闻部主任索布拉尔告诉我们，他们千方百计报道士砵亭访华的消息，观众仍有意见，只好借助西班牙通讯社找更多有关中国的新闻，才勉强应付过去。    这位有二十八年工龄的广播营业员和我们一见如故，尽情倾诉他对中国的向往和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他说：中国，在我们国家里，到处都有朋友，在电台内部就有不少。有些年青记者对阅读毛主席著作如饥似渴。我们感到，毛主席是世界上了不起的伟大的人物，他虽然与世长辞，但他的业绩是永存的，他的思想永放光芒。    这次葡国之行，结交了不少新朋友，我深深感到。好客的葡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有着真挚的感情。他们把对中国人民的美好感情灌注在我们这些远方客人的身上。    （完）

【合众国际社拉巴特十一月十三日电】摩洛哥国王哈桑今天离开这里前去与卡特总统举行会谈，希望卡特会在北非发起一次中东式的和平主动行动。    【美联社华盛顿十一月十四日电】卡特总统今天要求摩洛哥国王哈桑支持戴维营最高级会议协议。    哈桑是最亲西方的领导人之一并且是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一位亲密盟友。    在白宫的南边草坪上举行了欢迎仪式之后，卡特和哈桑举行了一个半多小时的会谈并讨论了打破埃以条约谈判中所遇到的僵局的办法。    白宫除了说他们讨论了中东形势外，没有透露他们会谈的详细情况。    在这里进行两天国事访问的哈桑抱着赞同的态度谈到戴维营协议，但没有直截了当地表示支持。    卡特赞扬这位国王“在试图保持阿拉伯世界的团结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以及“在一年以前支持萨达特总统去耶路撒冷时提出的和平倡议”。    “萨达特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但他却得到了你的赞扬和支持。    “我知道，你在今后发挥的有益的影响将帮助我国以及我们这些正在为实现和平而进行斗争的人最终取得胜利”。    哈桑在他十一月十六日结束这次正式访问之后，还打算在美国进行两周的私人访问。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十四日电】卡特对哈桑来白宫表示欢迎，并敦促他利用他作为一位稳健派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影响来帮助在中东实现和平。    哈桑在南草坪上举行的全副军礼的欢迎他来到美国的仪式上未提及中东问题。    预计卡特和哈桑在白宫的两次会晤中要谈到中东问题，特别是根据戴维营协议举行的埃以和谈问题。

【安莎社北京十一月十三日电】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上午离开北京前往埃及、苏丹和土耳其访问。    乌兰夫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他是访问这三国的中国最高级领导人。    这里的观察家特别感兴趣的是乌兰夫副委员长对埃及的访问，因为现在也许是中东实现新的解决的决定性时刻。    虽然中国从不掩饰它对埃及的同情，但是，中国在评论埃及对以色列的主动行动方面一直是审慎的。北京在处理阿拉伯世界的分歧方面也同样持谨慎态度，坚持“维护”阿拉伯国家“团结”的重要性。

说古巴当局把数以千计的农民送到监狱和劳动营，把他们的家属拆散，送进“教养所”    【本刊讯】美国《国民评论》周刊十一月十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古巴：没有说过的故事》，摘译如下：    卡斯特罗的客人获准看一看古巴的劳动营和监狱农场，其中有些人感到吃惊的一个事实是，由于“政治罪”而在服刑的农民人数多。十多年前，钦佩古巴政权的李·洛克伍德在经过这样的访问后写道，“拘留犯大多不是城里人，而是农民，从山区和周围地区来的农民，大多服二年到二十年的徒刑。”    在政府开始执行仿照苏联的无情的土地政策后，农民早期对革命的热情变成怀疑、武装对抗和消极抵制。    可以从过去农民的造反和从产量低、长期物品不足和定量分配中推断，少数余下的农民加入国家企业的自愿程度如何。    在最早努力把中等规模的农场列入政府的土地计划时，大约一万名农民的土地被没收。    这种没收引起了七年的武装反抗。    卡斯特罗找到了一个对付农民骚乱的简单办法：把数以千计的农民送进监狱和劳动营，把他们的家属拆散，送进“教养所”。    因此，政府对农民和犯人的“教养”计划还包括“教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把他们安置到外省去，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他们回故乡（类似苏联流放的做法）。    在洛克伍德访问的时候，“在第二号计划中有一千多家农户”。    第二号计划完全是一个女性社会……达到学龄的男孩离开……成为领取助学金的学生……农妇把她们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受这种或那种教育。她们受到仔细的训练，学习如何缝衣、烧饭、洗涤、搞卫生……就象她们的丈夫所在的劳动营中一样。全体妇女的目标当然是离开该计划，同她们的丈夫重新团聚。    苏联人对如何处理“农民问题”提供了指导。在一九七三年三月，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鲍久尔率领的一个苏联代表团访问了该岛。    在古巴，政府在执行其禁止以新鲜蔬菜或家禽换取城市居民较易得到的制成品的禁令方面不作区分。在这方面，古巴的土地法令似乎比在东欧和苏联实行的土地法令更严格。在政府的范围之外出售产品被认为是“黑市买卖”，卡斯特罗称这是非常严重的犯法行为。    证明在农业遇到困难的另一个证据是担任卡斯特罗的发展政策的顾问的法国社会主义者雷内·杜蒙提供的。他在他写的《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中提到一个例子。“看守一些新播种的稻田的一名青年人有一夜让牛进稻田去吃草，卡斯特罗要枪毙他。经提醒，他放牧实际上有助于作物生长，也很难抑制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发过脾气之后就同意把死刑改为在一个监狱农场服刑十五年”。    《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今年五月刊登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当时在哈瓦那监狱服刑的古巴农民米格尔·格罗埃罗写的一封信寄到了白宫。他向卡特总统写道，“您和您的政府对维护人权所给予的重视促使我向您写这封信。”    他对卡特说，虽然他的刑期在三月十五日到期了，但是他的刑期又延长了，因为他拒绝参加政府的政治改造计划。    卡斯特罗的政策一直是为了消灭私有农民和惩罚那些不服从政府法令的人。造成的结果有二：生产率低和食品缺乏；数以千计的农民在监狱和劳动营中服刑。政府号召加强纪律、提高生产率、“把目前的生产形式变成高级的生产和合作形式”，这些号召只说明古巴农民继续在消极抵抗。

【合众国际社内罗毕十一月十二日电】负责救济工作的官员们说，埃塞俄比亚面临一场可能是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和饥荒，有二百多万人挨饿。官员们说，最近这次危机的地点是在埃塞俄比亚中北部的提格雷省，那里的九万八千多农民急需援助。    埃塞俄比亚电台广播，这个地区的阿法尔族游牧部落的前途现在已受到威胁，因为他们的主要生活资料——牛几乎没有可供放牧的草地，牛群似乎注定要灭亡。

【中东社开罗十一月十五日电】中国今天指责两个超级大国支持以色列反对阿拉伯国家，以便保持不战不和状态。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在总理穆斯塔法·哈利勒代表副总统穆巴拉克为他设的宴会上祝酒时说：    “我们向来认为，阿拉伯国家实现自己目的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这可以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做到。”    关于国内问题，乌兰夫说，中国目前正在通过中国的努力和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来努力把自己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哈利勒感谢中国支持阿拉伯事业，他还说，“我们感激地记得这样的事实：你们从不试图对我们施加任何压力。你们从不讲价钱，从不计较得失。”    【中东社开罗十一月十五日电】埃及人民议会议长阿布·塔利布博士今天接见了目前正在开罗访问的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及其代表团一行。    阿布·塔利布博士在接见开始时宣布，埃及同中国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关系是牢固而友好的，这种关系要追溯到几个世纪。他说，两国议会代表团特别是在一九六七年当时作为人民议会议长的萨达特总统访问中国之后进行了互访。    阿布·塔利布博士说，埃及人民非常赞赏中国实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复兴，他还以钦敬的感情赞扬中国对埃及的民族事业，特别是对有关中东和平问题以及萨达特总统在戴维营所达成的协议所采取的立场。    他说，埃及同中国一道在致力不让外国势力干涉各国人民的命运方面采取了共同的可尊敬的立场。    这位埃及议长在讲话最后表示希望增加埃及同中国之间在政府与民间方面的相互合作。他说，这一合作在本地区确立和平之后将日渐得到加强。    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一部光辉历史的伟大民族，阿拉伯民族也是如此，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合作将给整个人类带来幸福。

【本刊讯】英国《情报文摘》十一月一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巴基斯坦：一个受威胁的国家》，摘译如下：    来自伊斯兰堡的消息表明，巴基斯坦统治集团对各种国内和国际问题，特别是巴基斯坦阿富汗关系感到明显不安。    在苏联克格勃的秘密支持下，阿富汗达乌德政府被推翻了。尽管塔拉基总理公开说希望同伊朗和巴基斯坦实现“和平和取得谅解”，伊斯兰堡官员认为新的阿富汗政权无疑是北面的一个威胁。    一位巴基斯坦官员表示了伊斯兰堡的这种不安，他说：    “实际上，苏联现在同巴基斯坦有了共同边界……美国必须意识到在世界这一地区已经作了历史性的调整，所以必须相应地采取行动。”    巴基斯坦负责国防的官员们对得到阿富汗暗中支持的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的叛乱运动感到很不安。在苏联的暗中指挥下，武器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偷偷地运到俾路支叛乱分子手里。苏联想搞一个阿拉伯海港口，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据信阿富汗也许愿意通过旨在颠覆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暗中的强权政治为搞到这样一个港口充当工具。    由于哈克将军认识到美国不可能对阿富汗的新局势作出反应，因此他决定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国务院对西亚的事态发展麻木不仁，迫使巴基斯坦同北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齐亚将军希望避免发生两条战线的战争的任何可能性，他正在努力同印度改善关系。齐亚将军于八月二十日在内罗毕会见了印度总理德赛。他说，德赛先生对他说，他和印度人民不仅非常希望同巴基斯坦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还希望增进关系。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九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出版商们试图填满他们的定货簿》，摘译如下：    前不久，英国出版商的两个大型代表团首次到达中国，以便亲自了解中国的书籍市场和提高当前不高的贸易水平的可能性。    英国的出版商认为，当前的主要机会在科学和医学书刊的销售方面；教育和科学计划正迅速扩大。他们还认为，在出版英语教材和主要的字典方面有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这样的合作可能使产品大大改进。    但是（而且是一个相当大的但是），他们认为，在中国出售的英国出版物，或在英国出售的中国出版物大大增加的前景，由于没有对版权的保护而受到了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是国际版权公约的签字国，也没有本国的版权、专利或商标法律。因此，可以自由地再版国外出版的有版权的著作而不必向版权所有者付钱。例如，这个代表团在广州中山医学院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杂志，许多都是在中国翻印的，不过按照西方标准来看，这些显微照相、Ｘ光照片和许多图表都是无用的，因为翻印得太次了。    认识到中国人并不认为这种“非法翻印”是不合法的，英国的出版商试图让其东道主相信，版权已被世界各国接受，一般都认为（在第三世界也是一样）这是促进文学、知识和思想传播的最好办法。他们还指出，外国出版商不大可能出版中国人的著作，这些著作将为中国人挣得大量的外汇收入，除非它们的版权受到保护。    英国出版商对于中国重视教授英语（英语是中学的第一外语）这一点有深刻的印象。但他们的印象是，只是在高等学校中，英语教学才被认为是有重大价值的。全上海的中学所使用的课本看来缺少一套方法。而且，看来学生们在毕业以后并未学到什么英语。英国人感到，在出版新教材方面进行的任何合作活动都会给英国伙伴带来重大的负担。    在字典方面，英国出版商担心，不能满足的需求的急迫性可能促使中国人干脆大量出版现有的字典。但他们认为，一种权威的、现代的英汉字典将有广大的市场。    由于中国的大专院校又重新发挥它们的作用，而又极端缺乏高等教育和研究资料，这个代表团认为，科技和医学方面的出版物为联合王国的出版商提供了当前最美好的机会。但是，在为支付合理的再版费作好安排以前，这些机会仍然是有限的。    中国图书进口公司经营进口书籍，估计它每年同英国做五十多万英镑的生意。这是个很低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国的市场这样大，英国出版商将决心不让他们的美国或欧洲大陆的竞争者在利害关系这样大（假定最后达成版权协议）的时候抢在他们的前面。

【合众国际社罗马十一月九日电】联合国粮农组织今天说，它正在帮助中国引进处理种子的现代技术以作试验。它说，八个中国高级官员刚结束了对法国和意大利的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他们在这期间研究了育种、检验、处理和分配的方法，他们已表明，他们希望从该组织在这方面的技术合作计划中得到哪类援助。该组织说，它将提供价值十九万美元的设备，并且为中国代表团的这次访问承担六万美元费用。第二项计划正在谈判，以便为再给一些该代表团认为需要的设备提供资金。

【本刊讯】香港《明报》十一月七日刊登美国宝门凯洛公司副总裁威廉·科斯洛夫答该报记者问，题为《对中国销售厂房及设备的估计》，转载如下：    宝门凯洛有限公司是美国和世界最大的能源工厂承建商之一，业务范围包括石油、石油化工、化工、肥料，以及天然气加工等工业。它在一九七三年开始，和中国正式建立商业关系，曾先后在辽宁、黑龙江、四川、河北、云南、贵州、湖南和湖北建造十座大型化肥厂，并且派有五名技术代表长年驻守北京。在中国决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景下，工业厂房的销售，应该比过去有更强劲的支持力。本报记者最近访问了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威廉·科斯洛夫，对日后的生意作了概括的预测，以下是访问的摘要：    记者：今年以来，中国对工业设备的输入，是否有较明显的增长？    科斯洛夫：没有急剧的增加，但询问的次数却大有增长，虽然并未导致直接的订单，已反映了中国有更大的兴趣研究外国技术。    记者：这种局面是否因中国政府的办事方式引起？    科斯洛夫：不是。我想多半是受到合约条件的影响，贷款资助可能是原因之一，美国公司提供的是现金交易基础，由于两国间政治承认的问题，没法象日本人那样，在进出口银行替中国保证一笔贷款，或者是延期付款，所以直至双方政治关系正常化前，我们还是有困难的。    记者：在私人基础上进行贷款的可能性怎样？    科斯洛夫：当然也可以做到，但要看商业银行如何安排任何贷款而定，计划的体积这样大，贷款必定巨大异常。举例来说，今天每座石油化工厂大约价值五亿美元，谁愿借出这笔钱呢？通常你得把许多银行凑在一起，成为一个财团才行。银行也表露了兴趣，在美国，有些银行和中国有良好的关系，将来会看到更多。至于目前，这方面仍很局限，只是刚开始准备要贷款，过去十二个月显示美国想起步，可是一切十分缓慢。    记者：根据你们的经验，在中国设立工厂时，当地其它基本结构是否能够配合工程？    科斯洛夫：配合上有个困难，对中级管理和专业阶层的需要很迫切。此外，还有一些可以克服的次要问题，象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等。拿个例子说，你卖出一间工厂，买家是中国国家技术进口公司，但最终的用家有时发现困难，它们彼此的配合就会产生麻烦。我认为中国的中级工业管理有待改善，大概他们也认识到了。    运输和电力方面，我们觉得中国有办法供应工作场地的需要，工程没有特别困难。    记者：复杂的生产设备要求专业性的保养，你看中国技术人员在掌握机器运行上，有没有困难存在？    科斯洛夫：我们没碰到过这种难题，但相信保养的技术、零件、零件存货，以及保持机器正常操作，不致发生故障等，都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你必须知道，有些厂建在高度工业化的省份，熟练技工充足，但另一些省份则相当乡村化，所以有些地区保养出色，有些不佳，和美国的情况差不多。    记者：中国中下层技术人员的科技水平如何？    科斯洛夫：技术上来说，当地的技术人员极清楚现时的西方科技和知识，我也只能说和本业有关的事情，象化肥厂吧，它的生产过程高度技术化，但令我们惊喜交集的是，看见中国科技人员提出非常深刻的问题，说明他们从各个水平了解题目。你所问的中级技术员，大都是技术或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常接触西欧和美国的科学技术知识，他们高度专业，质素出色。    至于较低层的工作人员，我缺乏实质的经验，难以评论。    记者：北京对销售后服务的需要，达到什么程度？    科斯洛夫：工厂完成后，我们有代表留在中国一年。北京是否需要较长的时间或较多的服务，我的认识不多，也未接过我们代表作类似的报告。在我们离开后，工厂的生产很好。事实上，从七五年以来，我们的一些化肥厂运行颇佳，三年多的日子内，完全不用美国人介入。我的一位朋友多次旅行中国，看见有一部分我们建的工厂，也表示操作极完善。通常头一年出现保养问题，但中国却没有，因此对加工类型的工厂，我们的技术人员留守一年已足够。    记者：你们的技术人员在那里干点什么？    科斯洛夫：我们有几位专家住在北京，这些人轮流替班到各厂地，观察一下是否有困难，如果碰到不寻常的事情，便向北京汇报，很快找出解决办法，要是连北京办事处也感到难弄的话，就抛给休士顿，争取尽快的回答，那便是我们一向做的工作。没有人留在厂内，那个地方有困难，我们的代表便坐火车或飞机赶去，看个究竟。    记者：各地投诉的困难多不多？    科斯洛夫：并不过度，象我刚才说那样，保养的问题自然有，有些机件会出现故障，但基本的运行十分顺利。    记者：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市场是否有本身独特的困难？    科斯洛夫：除了实质的限制外，中国和别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地方是，对贷款的态度相当勉强，这是个主要的难题。要是中国希望实现华国锋主席提出本世纪前工业化的目标，就一定得摆脱不愿借钱的包袱。其他象中国一样施行五年计划的发展中国家，有时候借得太多，还款期拖得很长。但另一个极端也不好，凡事要讲求平衡，我期望中国表露更大的贷款意愿。    记者：中国对财务安排的保守态度，会不会阻碍大规模的工业设备进口？    科斯洛夫：肯定会制造很大的困难，这是最主要的障碍。有人说中国打算大建钢铁厂，那些工厂花费几乎是无尽的贷款数目，除非他们完成贷款的条件，否则不可能建成想要的钢铁厂，如果中国明白此点，将来的困难便少许多。    记者：目前的工业进口模式是否会有所改变？    科斯洛夫：我只能再谈自己的业务，石油勘探设备会有巨大的增长，炼油和其它工业的可能性也同样大。石油是赚取最多外汇的潜力，从实际的观点来看，它会受到最大的发展，还有所有和石油联系的工业，例如化工和炼油等。然而中国也许全力输出原油，因为可以赚更多钱，用来发展大庆或胜利油田，这才是最大的欲望。化工厂的产品可供国内利用，也有其需要。不过，为了累积外汇，中国会运油到日本和菲律宾，你看看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明白钱从哪里来。石油可令沙特阿拉伯富裕，也可令中国富裕。    记者：请对未来三至五年工业厂房对华销售的前景作个估计。    科斯洛夫：估计很不容易，我不愿意冒险猜测。我们曾经卖过一套石油化工厂给中国，价值七亿美元，假设他们再一口气购买五间，就极可观了。和过去三至五年比较，我预料将来会有很大的增长。中国在七三年有过大宗的购买，跟着七四、七五和七六年里，都未买入大型加工厂。今年我们见到转变，因为工业设备动用的资本如此巨大，增幅是无法预料的。美国每年运往中国的谷物价值二至三亿美元，我们只要售出一间工厂，就是谷物交易的两倍，所以增长是天文数字式的。我的意见是，中国购厂应循序渐进，看能运用的外汇有多少，建立一个有计划的逐步基础，以免一下子难以消化。    对于未来的五年，我的看法很乐观，中国专家不仅询问美国的公司，更访问欧洲，讨论明年或后年成为事实的购买厂房事宜，希望中国能够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