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东京十月二十六日电】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今天结束了他访日的五天正式活动，这次访问是不止在一方面具有历史意义的。    这象征着一次惊人的和解。邓是会见天皇裕仁的人民中国的第一位领导人。    【德新社东京十月二十六日电】接近来访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及其东道主之间刚刚结束的会谈的政界人士今天表示相信，两国于本周结成的新的联系将为经常性的磋商打开道路。    习惯于日本政界人士的比较谨慎做法的驻东京记者，对邓小平干脆地说出什么是应该肯定、什么应该否定的做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福田会谈时也同样明白地说出了中国的目标。    【美联社大阪十月二十八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星期六通常是日本举行婚礼的吉祥日子，中国的副总理邓小平由于参加了一次婚礼而更进一步受到日本人的喜爱。    这位中国领导人在结束他对日本八天访问的前一天访问古都奈良时，要求会见在他下榻的饭店里举行婚礼的新郎新娘。（日本）全国电视台摄下了邓同感到不知所措的新郎握手的镜头，从而日本人对他的好评就更增加了。    当邓副总理参观奈良的东大寺时，天正下雨，但是并没有使他扫兴。他在东大寺观看了公元八世纪建造的世界最大的木结构房屋中的世界上最大的青铜佛像。在奈良郊外的唐招提寺，他参观了由中国唐朝著名的鉴真和尚在公元七百六十三年建造的华丽的楼阁。    自从邓上星期日（二十二日）到达日本参加中日和平条约的换文仪式以来，日本人多次提醒他，日本的文化受益于中国。但是，邓说，现在是中国必须向日本学习。    中国人现在急于要吸取日本的技术作为他们今后二十二年争取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强国的努力的一部分。    邓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他以逗人的微笑和精力充沛的交谈不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为中国结交了新朋友。    一家报纸说：“他看来达到了自己的主要目的，即在这里结交更多的朋友，并且除了阐明中国的注重实效的经济政策以外，还使外部世界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对莫斯科持不妥协立场。”    这里报纸报道的消息表明，由于邓的访问，中国在日本人眼里的形象大大改善了，还使得人们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

【时事社东京十月二十八日电】题：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二十九日）回国，结束了“不幸的过去”，走向新时代    揭开“日中新时代”序幕的使者——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将于二十九日结束在日本的全部日程，并于二十九日晚上乘专机从大阪机场回国。日中两国结束了“不幸的过去”，向未来迈出了新的一步。似乎可以说，邓来日本不仅对日中关系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而且对我国的外交来说，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邓副总理在逗留期间，会见了众院议长保利、参院议长安井、除共产党委员长宫本之外的在野党首脑、财界有关人士以及前首相田中等“老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同时，热心地参观了汽车、钢铁、电机等我国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化工厂。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对实现现代化的热情。    另外，这位副总理在首脑会谈、晚宴、记者招待会等场合反复强调“反对霸权”——这是中国外交的基调，并没有忘记表明中国的立场。对日中密切关系表示警惕的苏联和感到有些不安的东南亚的反应，似乎值得注意。    欢迎邓副总理一行的日本方面，进行了官民一体的“热烈欢迎”，友好气氛甚至超过了美国总统福特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日本时的气氛。    在首脑会谈中，确认了福田首相访华和华国锋主席访日。    另外，政府和财界也约定对中国的现代化给予积极的合作。因此，今后日中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将进一步活跃起来。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月二十七日刊登一条消息，题为《京都的开业医生保存已故周总理的京都大学入学志愿书和履历表》，摘译如下：    京都消息：“周先生是重建中国的伟人，因此我们把他的遗物珍藏起来了，谁知道现在还有特殊的缘份呢。”据说，已故周恩来总理于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来日本，逗留了大约一年半时间，在京都也住了一段时期。京都市寻找过周先生当年住的地方。在邓副总理到达京都的二十六日夜晚，又得知周总理当年写给京都大学校长的一份入学志愿书和一份履历表，均被保存在京都市内一位开业医生的家里。有关人士深有感慨地说：“这是表明周先生到过京都的‘踪迹’的珍贵资料。”    保存这两份资料的是医生太田英太郎，住在京都市北区北干道新町东，据太田英太郎先生（六十六岁）说，这份入学志愿书和履历表是从一捆旧书中发现的，这些旧书是他父亲贞次郎（八十九岁）从回收京都大学的旧书籍的熟人那里承受过来的。这两份资料都被镶在镜框中，装饰在贞次郎先生的卧室里。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月二十七日刊登发自维也纳的一篇报道，题为《对越南的援助是莫斯科的一大负担》，副题为《付出三十亿美元的代价也要由东欧一起承担》，摘译如下：    为了支持和保持苏联同越南的亲密关系而花的钱，对共产党东方集团来说是个沉重负担。对克里姆林宫来说，为了把越南从中国那里拉走并把它拉近苏联而付出的代价相当于三十亿美元。    这笔款额是九月份经互会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对越南从现在到八十年代初这段期间的发展需要所作的估计。    据一些东欧人士说，今后三年河内需要的钱至少达三十亿美元。这个数字还很容易升高，因为水稻遭受淹没，越南同柬埔寨和中国的冲突和紧张关系也需要用钱。    美国是否会给予援款以弥补损失，这个问题仍不能肯定。与此同时，确实不能对西方或其他非共产党国家的援助寄予多大的希望，虽然越南已从法国、丹麦、日本和国际货币基金会获得了一些信贷。    此外，越南现在不再得到中国的援助。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北京都给予了三亿美元的信贷。今年，由于对河内倒向苏联感到生气，中国停止了援助，现在它对越南的敌视同它对苏联的敌视一样。因此，莫斯科作出反应对它自己是有利的。一方面苏联大概会至少提供经互会承担的援款的百分之五十，另一方面，东欧国家也不得不承担大笔款额。    越南目前的亏空    ——贸易逆差为二与一之比或三与一之比——对于东方集团小国来说已是拖累，这些小国自己距离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相当远。所有这些成员国现在都已承诺要扩大贸易往来，提供新的信贷，增加技术和设备的供应，或者派出专业人员，它们把几乎全部的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都包下来了。    鉴于东南亚的地理政治情况，苏联人显然认为这笔大开支是很值得的，虽然东欧的某些经济学家可能有保留。

【法新社莫斯科十月二十七日电】（记者：莱加尔）越南总理范文同和党的总书记黎笋即将对莫斯科的访问，将证实苏联在目前河内同柬埔寨和中国发生的冲突中全力支持河内。今天宣布的这次访问是两党之间「观点一致」的最好证明。    今年六月，苏联领袖勃列日涅夫谈到越南局势时说：「我们过去一直站在越南一边，今后将继续站在它的一边。」与此同时，苏联报刊越来越刻毒地攻击柬埔寨所谓针对河内的「民族主义仇视运动」，以及中国给柬埔寨的军事援助。住在越南的华人回国以及中越边界上的事件为苏联进一步指责北京提供了弹药。虽然未提苏联给越南的军事援助，但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路透社曼谷十月二十四日电】中国一架波音—７０７班机今天到达这里，预先为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下月访泰之前进行一次试飞。    乘坐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这架喷气式飞机的是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戴平和五名先遣队员。    他们到这里来是为邓小平的访问作安排的，明天将前往吉隆坡，因为邓小平在访问泰国后还将去吉隆坡。    【法新社吉隆坡十月二十五日电】将于下月载送邓小平副总理来此访问的一架中国政府飞机今晚从曼谷试航飞抵这里。    这架载送着中国官员和保安工作者一行先遣人员的波音—７０７飞机定于星期五（二十七日）飞赴新加坡，新加坡是邓先生将于十一月五日到十五日之间访问的第三个东盟国家。

说美国核威慑决不是一种战略，它是一种阻止战争的办法，而不是关于如何进行战争的指导方针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十月十二日刊登理查德·派普斯的文章，题为《重新考虑我们的核战略》，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派普斯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一九七六年担任过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Ｂ组”组长。这篇文章是根据他最近在国务院的一次讲话整理改写的。）    美国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往往认为人类和社会是受他们使用的工具制约的。这种倾向也许是由于我们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在这个技术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观点造成的。    美国的核战略依赖于威慑的概念。但是应该十分明显的是：无论威慑本身的价值如何，它决不是一种战略。威慑是以下述设想为前提的：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报复手段就会制止另一个国家对它发动核攻击。正因如此，它是一种阻止战争的办法，而不是关于如何进行战争的指导方针。外交与军事战略现在，防止战争是属于外交方面的任务，而不属于军事战略的范围：正是在外交未能阻止战争、争论的双方诉诸武力的时候，军事战略在通常情况下就要发挥作用了。当然，为了应付爆发核战争这种万一情况，我们已经制定了各种战略选择和确定目标的方针。但是我怀疑我们是否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需要使用这些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应该完成哪些任务。我们所有计划中都包含着一个牢固想法，就是要惩罚侵略者而不是击败他。    苏联军队是围绕核武器组建起来的，他们的战术也是适应于这些武器的。俄国将军们并不否认存在各大国之间发生常规战争的可能性，但他们把这些常规战争看成只不过是一场持久战中的小冲突，而在这场持久战中，使用战略武器将证明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当然，这就要求先发制人，苏联的文献毫无疑义地表明，一旦苏联领导人得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他们就准备采取大规模的先发制人的行动。换句话说，诉诸战略核武器的决定不大可能是他们根据它本身的价值作出的；相反，这将是作出发动全面战争的决定的结果    。核准备情况将起决定作用我并不是说苏联最高指挥部正在阴谋策划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突然核攻击。苏联领导人无疑十分了解发动一场核战争所要承担的风险和后果。我所说的是，他们认为有可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并且他们已经得出结论：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核武器将决定问题。既然如此，他们作出进一步推论，认为哪一方对于既打一场进攻性核战争也打一场防御性核战争准备的最彻底，哪一方经过这样的战争后能够保存自己实力的可能性就大一些。    防止战争爆发是苏联外交的任务；一旦外交失败，在蒙受最小损失的情况下迅速赢得战争胜利则是苏联军方的任务。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从苏联利益的角度来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目的与其说是要削减核武器，不如说是要限制美国力量中苏联最害怕的那个方面，即先进的技术和使我们能够突然摧毁俄国人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和如此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战争机器的能力。    我们应该作到这一点：正如他们谋求用阻止我们的威慑力量的办法来破坏我们的战略一样，我们也要破坏他们的战略。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就是，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使我们的技术不受丝毫限制。

【法新社巴黎十月二十八日电】题：葛罗米柯的记者招待会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结束三天访法时，于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在记者招待会上着重谈的三个问题。关于裁军问题苏联呼吁所有的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巨大的军事潜力的国家（其中有法国和苏联），能作出两倍或三倍的努力，以便具体地制止军备竞赛。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说，日内瓦的裁军委员会“没有为裁军作出重大贡献，我们希望取得的成果更大一些”。    葛罗米柯说，法国提出的召开关于裁减常规力量的欧洲会议的建议，忽略了一个最尖锐的问题，即取消核武器和大规模摧毁性武器的问题。但是，将在法国和苏联的专家一级研究这一建议。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苏联认为，苏—美会谈将很快结束，“当然，如果双方希望很快结束的话”。这位苏联的外交首脑认为，但是，看来“为了达成最后协议，苏—美尚须进行一些会谈”。    在回答一个记者的提问时，葛罗米柯指出，他已经提出了不但是法国，而且是所有其他核大国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问题    。关于法—苏关系葛罗米柯说，法国和苏联再二次肯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优惠性质”。苏联外长还说：“在苏联，我们没有改变政策、也没有在这一政策中左右摇摆的习惯。”其他问题在回答其他问题时，葛罗米柯说，他认为授予萨达特总统和贝京以诺贝尔和平奖金“是开玩笑”。    关于近东问题，他认为苏联和法国的立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很接近的”。    关于可能召开关于非洲之角的问题的会议（法国的建议）的问题，苏联外长指出，会谈中已谈到了这个问题，但首先要征求可能参加这样一个会议的一些国家的意见。    关于中国问题，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说会谈中也谈到了，但他不愿意详谈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谈细节。他只是重新提到中国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但他强调指出，中国领导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中已经出现了变化，中国领导人现在认为，这样的战争将在欧洲爆发，而在不久以前他们还肯定说战争将由于苏联的行动在亚洲爆发。

说美国劳动妇女人数达四千一百万人，有工作的人中十分之四是妇女，医生中妇女占百分之十二，管理工作中近四分之一的职务由妇女担任；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全面变化    【本刊讯】美国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九月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劳动妇女慢慢改变着美国社会面貌》，摘译如下：    由于她们的帮助，美国人现在可以买得起六千美元的小汽车和六万美元的三间一套的平房了。在成百万家庭中，她们带来了全面的变化，从吃东西的习惯一直到婚姻制度。    她们就是美国的劳动妇女，她们有四千一百万人，而且还在增加。任何一个在办公室工作或者白天往郊区送货的人都可以作证，她们很难说是还不被人们注意。但是对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越来越多的妇女不断地走出家门，加入劳动大军，确实是一件大事，它正在以至今还未完全弄清楚的方式改变着美国社会。    例如，让我们听一下城市研究所（华盛顿的一个非赢利性的研究组织）一位仔细研究这种倾向的经济学家拉·史密斯的结论吧！他说，为挣钱而工作的美国妇女人数的增加，就如同一次“微妙的革命”，其后果至少将同将近两个世纪以前震撼了欧洲的工业革命一样大。然而他又说：“‘这场革命是慢慢进行的。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场革命，很难得出一致的看法”。    一八九○年，美国政府开始对此有详细记录时，有三百七十万适合工作年龄的妇女有工作，或者希望找到工作。当时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成百万在田里干各种辛苦的杂活的农民的妻女。尽管如此，这个数字还是很小的，它只占全体适合劳动年龄的妇女的百分之十八。    然而，随着适龄妇女人口的增长，加入挣工资的劳动大军的人数增加得快起来了。到一九○○年，每五个妇女中有一个人参加工作。到一九二○年，参加工作的比率已达到百分之二十三。到一九四○年，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于招募妇女从事军事工程，参加工作人数的比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七。停战以后，许多有工作的妇女不干回家了——但是这一段时间持续并不长。到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人数又开始上升；一九五六年的比率超过了战时最高峰。现在，可以工作的美国妇女中大约有一半有工作，或者正在寻找工作。    专家们说，按照这种速度下去，妇女呆在家中不久就会同过去妇女到办公室或者到工厂去工作那样被看作不正常了。为了举例说明，他们指出在那些也许最有理由呆在家里的妇女（母亲们）中出现的情况。孩子正当上学年龄的妇女中，百分之五十八以上现在有工作。更令人惊奇的是，孩子年龄太小而不能入学的母亲中，百分之四十一以上有工作。这种现象不只是限于美国。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报告说，最近，妇女参加工作的比率在象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中，超过了百分之四十，在日本和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妇女的地位研究劳动妇女史的美国劳工部经济学家霍·黑格说，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人们根本不指望妇女出去工作。妇女就业的观念是人们不接受的。人们认为妇女的工作就是在家里”。会议委员会消费研究处主任费·林登说，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参加工作的妇女主要是“出身于贫苦家庭、一无所有的那部分人”。    毫无疑问，在今天，能找到一个好工作，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妻子来说，也如同对她丈夫一样，是表示她的社会地位的象征。所以甚至连许多富有的妇女如今也寻找工作，拿工资。贝·弗里登认为：社会进化的因素迫使妇女参加劳动大军；妇女再也不能仅限于担任传统的角色，当家庭主妇了。（上）

【法新社巴黎十月二十六日电】题：法国罢工：调门提高    十月二十六日，在法国发生的海员讨价还价的冲突方面，还未出现任何平息的迹象。政府和总工会（亲共产党）的调门都提高了，各大港口的气氛紧张了。    法国运输部长若埃尔·勒特尔说，罢工可能导致求助于外国港口，已有十六艘船不知去向，大多数驶向意大利。勒特尔认为，罢工对法国经济每天造成六亿法郎（约合一亿二千多万美元）的损失。此外，炼油厂可能不久得不到原油的供应。    总工会方面，警告政府和老板们不要对海员和工会会员采取“任何专制和镇压措施”，总工会和工人民主联合会（自管的社会党人）认为，在法国船上雇用外国海员（这是冲突的根源）是属于政府职权范围内的事。    政府说，此外，在邮电部门，百分之二十五的电讯人员举行了罢工。邮局和电信国务秘书诺贝尔塞加尔警告罢工者说，可能建立和发展一个“类似的私人邮局”。    电视摄制公司的罢工一直持 续十月二十七日深夜。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十月二十七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邓副总理访日成果》，摘译如下：    自从邓副总理来到日本后，给人的感觉是日本出现了举国欢迎和充满了友好的气氛，希望不要以一时的节日气氛而告终，而有必要努力加强一直延续到将来的扎扎实实的友谊并加深相互了解。    从邓氏在正式日程中的发言看来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内容，但是，邓的发言使我们理解了中国现在正在倾全力搞四个现代化。另外，也强调了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非常有必要取得日本的合作，为此而准备将一切障碍搁置起来，这种积极的意图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感动。我们也应当谦虚地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合作。我们深切地感到，也许是因为同文同种的关系吧，一见面就很容易相互理解。    对于我国的“全方位和平外交”，邓氏也充分地强调了中国方面的见解，他在和福田的会谈中，提出了三个世界论、战争不可避免论、对苏批判等问题，表明了同日本方面有距离。在会见记者时，他强调了“霸权主义正在到处威胁世界的和平”，这大概也是充分估计了国际性的效果的发言。    另一方面，在日美安全条约和增强自卫力量问题上，遭到以非武装中立为党策的社会党内的反对，他们认为是“干涉内政”，这也是事实。但是，中国借交换条约批准书的机会，考虑到国际的效果才作了那样的发言，这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总之，邓氏访日后，日中间的相互理解进一步加深了。尤其是两国首脑第一次坦率地进行会谈，意义甚大。    明年，福田首相同华国锋主席互访的可能性增加了。可以期望，通过两国首脑外交的正常化，两国关系将更加密切起来。可是，与此同时，日中关系密切在围绕我国的国际政治中具有何种意义，这一问题今后也还需要给以充分注意。对邓氏访日增加了不快感的苏联，我们需要作解除误解的努力。另外，对于一面欢迎签署日中条约，一面对日中扩大合作抱有疑虑的东南亚，我国大概需要通过行动解除其误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外交今后将面临关键时刻。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大阪版十月二十八日晚刊报道：    邓副总理今天（在大阪访问时）笑容不绝，显得很满意。他充分享受了在日本休息一天的愉快。    和政府日程排得满满的东京相比较，在关西旅行中，邓副总理同市民直接接触的机会也多。    日中双方的警卫人员们时时刻刻都十分紧张。特别是邓副总理身边的警卫人员，表情显得非常认真，生怕就站在普通市民边上的邓副总理发生“万一”。中国方面由两名警卫人员交替着紧靠在邓副总理的左侧，他的后面就是一名日本方面的警卫人员。离邓副总理一行稍远围起来警戒的警察们，紧张程度同那些警卫人员也不相上下。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月二十七日刊登该报驻新加坡特派记者小川发自新加坡的电讯，题目是《东南亚各国对日中经济军事合作感到困惑不解》，摘译如下：    东南亚各国再次感到，通过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等，亚洲已进入一个新时代。然而，各国并不是无条件欢迎的。    明确表示欢迎日中新时代的是新加坡。李光耀总理说，“今后，实现了美中日三国提携，亚洲的均势将发生变化”，预测将建立起遏制这个国家也最警惕的苏联的体制。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说，“有使大国在东南亚争夺激化之虞”，警告日中合作有引起苏联在东南亚进行反击的危险。他还说：“日中这两个亚洲大国加强关系，亚洲的其他国家即使感到威胁，也是很自然的。”泰国的外交人士担心地说：“正由于邓副总理到东京后，激烈地谴责了苏联，重申支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加强自卫队，因此，日本修复对苏关系就更加困难了。”泰国希望大国的势力保持平衡，据传江萨总理计划访苏。    在东盟各国和澳大利亚的专家们聚集的新加坡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里，也可以听到“邓访日将增强日本扩充军备的气氛”这种担心的声音。一位专家说：“邓副总理似乎想在军事上也把日本纳入中国的对苏战略。这对于亚洲的和平来说是不受欢迎的。”    可以说，东南亚普遍地正在用觉醒的眼光注视着日本的邓副总理热。

【时事社东京十月二十八日电】题：邓副总理参观彩色电视机工厂，和“经营之神”谈经济    大阪消息：邓小平副总理一行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十分来到大阪府茨木市的松下电器公司茨木工厂，用了大约一个小时参观了彩色电视机的装配。    这次参观据说也是访问日本的重要目的之一——经济考察的最后一个精彩节目，争取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邓副总理热心地提出了问题。    参观后，在二楼的客厅里邓副总理和幸之助顾问等人座谈了大约二十分钟。    象不死乌那样从垮台中复苏过来，肩负着中国现代化的七十四岁的实力人物和从徒工发迹、目前已把自己的公司培育成世界超一流企业的八十三岁的“经营之神”谈了一会儿经济问题。    这位副总理说：“值得我国学习的东西很多。（在电子设备技术方面）希望松下老先生和各位给予援助。”    幸之助用大阪话回答说：“我们什么都传给你们。”顿时，周围的人意外地报以掌声。幸之助说他一贯认为“下一代的世界中心是中国和日本”。    邓副总理也马上表露了正视现实的态度，他说：“日本暂当别论，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但是，我愿意那样。”托邓副总理给华主席赠送礼品    幸之助又说：“我愿意再活三十年，看到二十一世纪。”    中国方面马上又报以掌声。始终是在和睦的气氛中进行“经济交流”。    最后，松下方面托邓副总理转交该厂赠给华国锋主席的六○型电视投像机（大画面电视机）。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月二十五日刊登一篇题为《邓先生的“朋友”纷至沓来》，全文译载如下：    二十四日，在众议院议长官邸的院子里举行了欢迎邓副总理的宴会。当邓先生站起来去讲话的时候，整个会场上前来作自我介绍的国会议员们一时蜂拥而至。“我已三次访问过中国。”“我是松村（谦三）先生的接班人。”“我和首相是同一个选区的。”拼命努力，为的是哪怕多加深一点印象也好。但邓先生却意外地用冷淡的口气不住地应付着说：“噢！噢！”曾经有两、三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您还记得我吗？”对于这种强词的询问，邓先生总是用“我是过后就忘”的回答把他们打发走。然后马上再去应付后面过来的人。也有的人自称说：“我是中国的老朋友了！”真是渡过了不成体统的一天。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友好之秋，不知疲倦的超人“丘八”》，摘译如下：    在第二次会谈之前，福田首相在首相官邸的吸烟室迎接了邓小平副总理。“您好，您好！”在互相握手之后，福田首相感叹地说：“您真是位超人。一点倦色都没有。”邓副总理微笑地回答说：“我多次说过，高兴时就不觉得疲倦。”邓副总理爽快地接受了摄影师的再一次握手的要求，并且十分关照地说：“能够见到新闻记者们很高兴。可是，遗憾的是时间短……”当福田首相再次说“您真是位超人”时，邓副总理始终谦虚地说：“我不过是个兵。在中国，人们把兵称为丘八。”    邓副总理这一天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国内外记者招待会上，也充分显示出了“中国政治家的风度”。“中国首脑会见记者是极为破例的行动”，因此，国内外记者总共达到三百名，会场挤得满满的，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庞大的记者招待会。虽然邓副总理一上来显得有点紧张，但是马上就恢复了得意的“邓式风度”。在谈到朝鲜统一问题时，他不失时机，直截了当地说“存在着一个和一个百分之一的日本”，暗示北方领土问题，牵制了苏联的霸权主义。当一提到难以回答的尖阁列岛问题时，邓副总理随机应变，表明了将此问题搁置起来的态度。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让有智慧的下一代去解决吧。”这种老练程度实在是到家了。而且不失原则，又能抓住要点，这不是很值得福田先生在国会答辩时学习吗？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十月二十六日刊登一条题为《健康的秘密是午睡吗？》的消息，摘译如下：    邓副总理使人感到可亲可爱，根本看不出已是七十四岁高龄。自二十二日到达羽田机场以来，气色一直显得很健康。其秘密大概在于他那热情奔放的讲话和活跃的行动力，而另一个秘密好象在于有一会儿的“午睡”。    二十五日下午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国内外记者时，也处处显得朝气蓬勃，有时开起玩笑来，他把两手摊开，谦虚地说：“问题很难，如果我的回答有错误，请大家批评。”充满着信心。    关于中国的现代化落后的问题，他突然用非常饶有风趣的话说：“长得不漂亮却要打扮得象美人一样是不行的。”引起了人们哄堂大笑    。    既诙谐，又善于雄辩，有时还岔开话题（谈到尖阁列岛问题等微妙之处），很有谈话技巧，真是名不虚传。

【时事社东京十月二十八日电】题：安倍参谋说：“动如雷电”    “邓小平旋风”已经西下，二十八日首相官邸很久才恢复了平静。福田首相在私邸舒舒服服地休养，主持工作的官房长官安倍也悠然自得起来。安倍长官在会见记者时说：“邓副总理一行的关西旅行似乎也很顺利……”表现出完全卸了担子的神情。尽管如此，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前，还是闪现了“福田派的参谋安倍”的面孔，他说：“邓台风过去了，但另一场台风即将到来。首相大概正在他的家里推敲自己的设想吧。”在回答记者团的“长官也在推敲设想吗”的问题时，他断然说：“我不推敲设想，只有行动。”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就迅速在彩纸上写下了“动如雷电，发如风雨”。

说中国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这对挣扎在长期萧条之中的欧洲来说，好象是一个极有魅力的市场；欧洲大多数人对日本的动向是非常嫉妒的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十月二十二日刊登该报驻伦敦特派记者永田的一条消息，题目是《开始走向中国的“大长征”》，摘译如下：    以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副主席）访日为契机，日本的产业界似将以更加热情的目光注视着中国，欧洲的产业界也已开始走向中国的“大长征”。中国已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路线并迅速地接近西方，这对挣扎在长期萧条之中的欧洲来说，好象是一个极有魅力的市场。尽管有少数人持警惕态度，但是，以欧洲共同体为单位和各国以单独方式，欧洲正在急剧地打进中国。    对于欧洲共同体来说，中国是头号巨大的资本市场，很有希望成为出口机械、零件以及专利的对象。欧洲共同体的对华出口去年约为三亿五千万英镑，进口约为五亿八千万英镑。在目前欧洲共同体的贸易中，进出口所占的比率均不到百分之一。但是，访问欧洲的中国银行干部说：“中国方面的目标是要使同欧洲共同体的贸易规模达到同日本相等的水平。”另外，结束访华的哈费尔坎普副主席说，“欧洲的产业界在今后的两年内将在中国建立起牢固的基础”。    除欧洲共同体的上述动向外，西欧各国也正在个别地加强同中国的接近。    不言而喻，欧洲和中国接近，双方各有各的想法。拿中国来说，既然中国总是把苏联的存在放在心上，那么，工业的现代化和国防力量的充实就成了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对于面临大量失业的欧洲来说，中国已是一个具有魅力的市场，而且华国锋体制的现实路线趋于亲西欧的方向是值得欢迎的。此外，日本的动向也有刺激欧洲的一面。欧洲大多数人对缔结日中条约的反应，是把经济上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来考虑的，认为“日本得到了中国这一巨大市场”，由此可以窥视出“为时已晚的欧洲”是非常嫉妒的。    但是，欧洲的实业家为防万一，不能盲目地面向北京。中国的出口商品，很多是属于欧洲共同体限制进口的商品，这对欧洲来说未必是它所希望的。欧洲对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支付能力的疑虑仍然根深蒂固。另外，华体制虽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干劲很大，但是，也有人担心华体制是否有实行的能力。    另外，虽说中国已转而采取现实路线，但是，在欧洲，一般人认为，“中国是难以预测的国家”，同时指出，政情变化有可能带来危险。

【南通社北京十月二十五日电】题：取消政治部    中国科学院领导的科研机构取消了曾经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部”。    《光明日报》报道了中国各城市的一些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代表作出的这一决定。    在迄今的做法中，政治部是党委会的一个专门机构，它负责执行党委会的决议，但是也经常自己采取主动行动。在政治部工作的人大部分是专职的党的工作者，因而，关于取消政治部的决定不仅意味着取消党委会和党员之间的中间人，而且意味着开始缩小专职党的工作者的数量和作用。    取消政治部的决定不会使党委会的存在成为问题，党委会仍继续在这些科研机构中起作用。    这一措施只是中国科研机构所实行的改革之一。这一改革还意味着使党的政策和组织协调起来，党组织的工作今后要最大限度地为科研目标和任务服务。

说人口的增长用经济手段进行控制，可以比行政命令更有效 ，也比单凭长官意志更为有效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月十七日刊登林双的一篇文章，题为《人口增长要计划化》，摘要如下：    中国要加快四个现代化，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节制人口的增长。    据说，中国目前已经有九亿多人口，如人口出生年率照千分之十二的速度增长，中国每年便增加一个匈牙利的人口（一千多万），人口几何级数增长，以后每年增加一个罗马尼亚的人口（二千多万），再以后每年增加一个法国的人口（四千多万），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时，中国人口很快达到二十五亿，即是说。中国人口的增加幅度会比英、美、法为高。用经济手段控制更有效中国的耕地、森林、矿产资源要应付过多人口的需求，其必然结果是将每人分配到的消费品大大减少，中国很难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追上外国。    人口的增长是可以用经济手段进行控制的，可以比行政命令更有效，也比单凭长官意志更为有效。    人们只要观察一下英、美、法、西德等国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三年的生产力急剧发展，就可以发觉，这些国家在使用经济手段调节、激发经济发展的显著作用。其中手段之一，是这些国家采用了社会福利措施，在抑制人口的发展、提高生产效率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农村计划生育更加迫切中国今天在城市已有效地控制人口增加了。但是在农村，农民“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思想，仍然是使人口盲目增长的极大动力。要改变这种思想，不能仅仅靠政治思想工作，也不能仅仅靠派发节育药品和工具，还必须清除产生这种想法的经济原因。    农民比较目光狭隘，重视当前经济利益和自己一代人的利益。在潮汕，一个农民生下一个小孩子，五、六岁就可以为家长放二十头鹅，这些鹅吃一些青饲料便可以长大，在农贸市场转卖，小孩子可以为家长挣得相当于一个成人劳动力的收入。加上，中国今天强调提高农民搞副业的积极性，作为一个农民，他必然希望多生几个孩子。在人民公社内，农民老了，仍然靠子女供养，儿女多些，这个家长老年时的经济条件会好一些。政府在农民中间推行节育，是困难很多的。    除非经济制度有很大改变，农民追求多子多孙的想法才会改变。中国是否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福利金征集制？方式可以灵活，可向人民直接征收，也可以在加薪或提高农产品价格时预先扣除。凡是老人，到了五十五岁或六十岁，就可以向国家福利部门领取老人金，毋须再依赖子女供养。此外，规定从今天起处于繁殖能力最强的夫妇如生子女低于两名者，子女教育、医药福利受较佳优待，将来可以领到较多的老人金；而子女超过三名者，采取积累扣分制，子女越多，则领到越少的老人金。设科学部门订整体措施同时，在农村中，成年劳动力同少年劳动力的收入应有较大区别，实行按劳取酬；并且在土地分配耕作时采取控制人口盲目扩大措施。例如，一对夫妇如子女超过两名时，在分配工作、分配生活资料时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凡家长驱使不足一定年龄的儿童作家庭副业生产者，必须征收一定的副业税，目的是使其收入下降、甚至无利可图。而子女两名以下者，国家供应饲料或其它物品，协助其发展家庭副业。上述计划应分期分批推行，不宜操之过急。罚金、奖励金额初时少些，然后逐步加重。    中国需要设立一个人口科学部门，需要订立有利于节制人口增加的经济整体措施。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月十二日刊登多伦多《环球邮报》记者约翰·弗雷泽发自北京的报道，标题是《速熟米饭和西式面包；中国烹调能采用大生产而不失其特色吗？》，摘要如下：    几个月前，北京市中心人群熙攘，五光十色的东风市场外面人们排着长队购买新书。上个星期，又有人排队了。可是这一次，耐心的中国人是在等着买一种新的食品，他们被告知，这种食品即将成为家常主食。这就是普通的发酵面包。    许多西方人以为中国人是天天吃大米饭，但是千百万中国北方人更爱吃一种类似面包、被称作“馒头”的食品以取得淀粉。所以，并不象一些观察家所担心的那样用西式主食面包来变变花样会产生太大的困难。但是，若是中国当局能够做到这点，面包则不过是改变千年来中国人饮食习惯的革命计划的一个开端。    速熟米饭、机制面条、脱水水果和方便晚餐，都非遥远之事。最近《人民日报》所宣布的总计划旨在简化和加速食品的生产和消费。报纸提到，一个拼命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不能把不必要的时间花在厨房里。对中国来说，用塑料袋包装的方便食品的日子正在迅速到来。    凡是能吃的东西就不能浪费掉。所以，许多富裕的西方人做梦也没想到去碰一碰蔬菜的许多部分和禽畜下水，而在中国都用一种独特的艺术做成菜肴。猪肠子、鸡爪子、低级海生物——都被当作美味。他们以一种特殊和迷人的方式烹调和吃这些东西。    中国人在外边吃饭的情况很多。据《人民日报》报道，仅上海一地就有一万二千多家饭馆，广州市民中有一半多人在外吃早点。在北京有许多昼夜餐厅为各班职工服务，甚至在最蹩脚的小饭铺，若是走运，你都能发现有些厨师能做一手富有中国烹调三大优点（色、香、味）的好菜。    可是，当局对这么多人下馆子吃饭感到不安，这要求数目多得可怕的服务人员作出努力。可是既然现在要求人们在实现现代化的“新长征”途中更加努力，并更长时间地工作，在外面吃饭就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报纸的意见是，推行方便食品将使得在家里做饭又快又简便。这将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将抵制方便食品，而是因为他们讲究上外边吃。东风市场的餐馆卖面包，乃是最理想的妥协办法。    东风市场里有一个“快餐”小吃店和三个大饭馆，各具四川、湖南和江苏风味，还有蒙古风味的罐焖牛羊肉。    这几个饭馆总共只有八百左右的座位可供同时使用。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北京饭馆的情况。许多人站着或靠着窗台吃，要嘛就在饭馆前面的院子里蹲着就餐。    饭馆内简单清洁。考虑到络绎不绝的顾客，可以想象每天的扫除工作真是一场战斗。北京有许多高级饭馆设在辉煌的古建筑中。但是这些馆子却都比较实惠，价格便宜。    对一个收集地方风光的外国人来说，快餐小吃店乃是莫大的乐趣。在底层，人们排着队买一碗界乎汤和土豆炖牛羊肉之间的东西；在楼上，成百的中国人沉迷在那里，津津有味地享受着甜食。小吃店的这一部分是我迄今在北京发现的唯一可以买到各色点心和甜面包、备有冷热饮料的地方。    小吃店有三个主要的制做糕点的厨师，他们有许多助手和徒弟。他们用高级的材料做糕点，使用原始的炊具，干活利落。他们没有白费劲儿，买卖十分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