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联合国九月二十七日电】美国和苏联今天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显然没有得到结果，卡特总统准备在星期六（三十日）参加会谈。    国务卿万斯是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住处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会谈的。会谈以后，他对记者说：“我们一达成协议，就签订一项条约。”有人问万斯，苏联对美国最新建议的答复是否使他受到鼓舞，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万斯说：“我不想在这样的时刻评论是感到鼓舞，还是感到沮丧，我只能说，这是今后几天要进行的几次会谈中的第一次会谈。”    美国官员私下对今年年底签署一项为美国和苏联的战略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力量规定最高限额的条约表示乐观。    【路透社纽约九月二十七日电】美国消息灵通人士今天在这里说，美国和苏联在签订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方面接近于达成协议。    这些官员还说，基本协议可能在美国国务卿万斯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本周在这里举行会谈期间达成，虽然细节问题可能还要留待以后解决。    同时，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引用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和苏联“非常接近于”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九月二十五日刊登霍恩斯比二十四日发自布鲁塞尔的一篇文章，题为《共同体代表团访问北京为在对华贸易中出现的“令人鼓舞的新机会”奠定基础》，摘要如下：    由负责对外关系的执行委员哈费尔坎普率领的一个庞大的欧洲共同体银行家和工业家代表团今天开始对中国进行十天访问，以便为双方都希望的贸易大力发展奠定基础。    作为共同体的诚意的一种表示，哈费尔坎普将告诉他的东道主，共同体外长们本月早些时候已决定在允许中国商品免税进入共同体的货单中增加二十种产品。    尽管这些产品没有重大的经济意义，但这个姿态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到目前为止，欧洲共同体对中国实行的进口规定和对其他共产党国家所实行的是相同的。现在，与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相比，中国在共同体市场上的优惠地位第一次实际地表现出来。    与中国的关系的迅速发展同共同体和经互会关于贸易关系的新纲要的谈判的僵局成了鲜明的对照。哈费尔坎普是在这种谈判的最新一轮会谈证实会谈一点没有进展之后不到两个月访问北京的。布鲁塞尔的官员们认为，中国对从西方进口的态度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北京的宏伟的工业发展计划为欧洲出口商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机会，但是，相对说来，中国和共同体之间的贸易目前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哈费尔坎普的代表团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将是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人打算如何为大量引进资本货物和工业品提供资金。如果要实现其发展计划，这种引进看来是必要的。

【本刊讯】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总理塔拉基九月二十一日在喀布尔举行记者招待会，参加的有印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三国的记者，九月二十三日《喀布尔时报》发表谈话记录，部分内容如下：    印度记者：我们听说，最近有些颠覆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搞活动，阿富汗已经认出是某些外国人士干的。是否有任何东方国家的人？    塔拉基：你所说的东方国家是指哪些国家？    印度记者：中国和其它东方国家。    塔拉基：目前我们不想点任何具体国家的名，但是我们知道有些国家对我们的革命不高兴，不喜欢这场革命，教唆阴险的反动派和极左派。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将公布。到我们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将说出是谁、是哪个国家干涉我们的内政。    印度记者：就地理位置而言，印度在这个地区处在敏感的地位。我想知道你的国家在革命后怎样发展同大国（如苏、中、印）以及同这个地区其它国家的关系。    塔拉基：我们同各国的关系是非常良好的，并且正在不同程度上发展。我们同苏联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同巴基斯坦的关系没有受到不利的影响，我们深信，我们同巴基斯坦在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问题上的唯一政治分歧，将在兄弟友好的气氛中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我们同伊朗的关系是友好和良好的。他们没有做任何反对我们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反对他们。目前，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也是友好的。    我们希望这些关系今后将进一步发展。    印度记者：你确认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计划吗？    塔拉基：这是个好主张。我们希望不单是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实行这个主张，而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这个主张。我们重申支持这一主张。    阿富汗记者：印度和阿富汗奉行的不结盟政策对巩固世界和平会有多大作用？    塔拉基：我国执行的不结盟政策十分有利于世界和平，但是在不结盟运动内部，则有某些分歧。譬如不结盟国家代表会议，有些军事集团成员国想作为观察员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的意见是，那些军事集团成员国和侵略集团成员国都无权作为观察员或者来宾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但是我们的印度朋友不是这么看的，我们认为，我们的立场对实现和平是有利的和重要的。同样我们认为，在不结盟方面，社会主义各国是不结盟国家的天然朋友和忠实的支持者，不结盟国家可能和印度的观点不一致。

【时事社东京九月二十七日电】题：外相训令安倍大使行使“答辩权”，在联大对苏联的谴责进行批驳    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已于二十七日傍晚回到国内的园田外相，同一天晚上在外务省会见记者，谈到了参加大会的成果等问题。其中，这位外相对于苏联的葛罗米柯外长二十六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一般演说中点名对日本进行批判一事透露说，同一天已训令驻联合国大使安倍，要行使“答辩权”，再次阐明日本的外交姿态。

【路透社联合国九月二十六日电】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今天在联合国大会的一次发言中大肆攻击戴维营协议和中日和平条约。    【美联社联合国九月二十六日电】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今天在联大发言时犯病了，人们把他从讲坛上扶下来。但不久就宣布，他感到好些了，并要继续发言。    他在开始读一份长达十六页的讲稿中的第十一页时犯病了。他停下来喝了一口水，还是不能继续读下去。人们把他扶到讲坛后面的房间里，对他进行了医治。    在他犯病以前，葛罗米柯在联大发言中说，谋求中东和平的戴维营协议是“一种给谋求公正解决这一紧迫问题制造困难的新的反阿拉伯步骤”。    他在讲话中还说：“正因为这样，一场制造人为的虚假乐观气氛的宣传运动骗不了谁。”

【美联社耶路撒冷九月二十八日电】以色列议会今天早晨以二比一的比数投票赞同戴维营中东协议和取消在西奈半岛的犹太定居点，从而为同埃及签订和约打开了道路。    在举行了十七个半小时会议后举行的表决情况是，八十五票赞成，十九票反对，十六票弃权。    议会的决定为同埃及举行新的一轮和谈扫清了道路，新的一轮和谈要在三个月内导致签订和约。    在议会最后一个发言的贝京总理，曾敦促议会“在没有任何党派分歧下团结起来”。    贝京在五十五分钟的讲话中说，如果议会投票拒绝，就意味着“我们在戴维营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将是无效的。这不是最后通牒，这是书面协议。这是现实”。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九月一日以《国民收入有把握进入世界前十名》为题报道：    经济企划厅三十一日发表了今年四月到六月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按日本的人口计算，每人平均为一百七十六万九千六百日元（以年率换算）。以这个季度的日元平均汇率（一美元约合二百二十一日元）换算，就是八千零四美元。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收入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大体相同）相比，日本在一九七七年占第十六位，如果其他国家的一九七八年度收入仍然保持一九七七年的水平，那就仅次于西德，一跃为第九位。如果按一美元等于二百日元的汇率来换算，我国每人平均收入就将超过八千八百美元，进入前十名大体是可以肯定的。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九月十七日刊登该报记者科文和格特勒从西德的亚琛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新的法德联盟成为西欧的支配力量》《波恩—巴黎轴心》，摘要如下：    当法国总统和西德总理本周在这个古老的边界城市，一起拜谒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最后一代皇帝查理大帝的陵墓时，他们实际上是以一个新的联盟来作献祭。这个联盟已经成了西欧的支配力量。    德斯坦总统同施密特总理之间的私人友情体现了法德两国新的亲密关系。有经验的官员们认为，这种亲密关系有可能成为最近十年中西欧最重要的政治事件。    德斯坦同施密特的交情虽然不如十五年前由戴高乐和阿登纳实现的令人惊叹的法德和解那样引人注目，不过，他们的这种交情似乎更密切、更持久，并且，从全球意义上说，它代表着一个并非虚构的潜在的力量集团。    法国和西德这两个西欧最强大的国家携起手来，就能在确定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和速度方面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它们联合起来就能在决定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欧洲的面貌、确定它在世界上所处地位方面有很大作为。    德斯坦和施密特的高级助手们承认，他们两人不仅对西方的未来看法相同，分别领导着欧洲大陆上两个最稳定的国家，而且，他们也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美国的意图感到捉摸不定。他们都对英国似乎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感到失望。而在他们的周围，则是象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一些其稳定一直很成问题的国家。    尽管双方的官员不肯公开谈论波恩—巴黎轴心，但是看来，西欧正是在形成这样一个轴心。    眼下就有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法德两国在这里努力寻求对于在西欧建立新的货币联盟问题的共同立场，然后再在邻国中寻求对这一立场的支持。他们的联盟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迫使九国欧洲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国同意该主张的压力可能证明是无法抗拒的。    这个货币联盟对于其他国家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是在这里的一位法国外交官说：“我们两国之间讨论欧洲问题，其目的不是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但是法德两国取得一致是有好处的。它所产生的效果是会使所有其他国家也赞成这样做。”    对于西德来说，加深同法国和法国领导人的关系特别重要。    德国是欧洲居于左右一切地位的经济强国，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最强大的一支欧洲军事力量。但是，本世纪内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战后的德国领导人不愿把头昂得太高，即不愿在欧洲政治生活中显得太有力量。    施密特并不象他的前任们那样非这样做不可，但是如能在主要问题上同德斯坦观点一致，那就会使德国人得到一个宝贵的伙伴，施密特的处境也会更有利一些。    它还会使欧洲一体化事业得到预想不到的推动。    除了拟议中的货币联盟外，两位领导人还为欧洲的另外两件重要事情大力活动。一件是定于明年六月举行的欧洲议会直接选举。    另一件是扩大共同市场，吸收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参加。    施密特现任共同市场部长理事会主席，从明年一月起将由德斯坦接任六个月，这就在一个关键的时候，为持续不断地采取一体化努力提供了方便。    德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西欧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德关系。在德国没有什么人会反对这一点。现在，在政治方面，我们在波恩作出每一重大决定时，都要先同法国人讨论。”    法国的一位高级外交官在这里说：“现在在法国，反德情绪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    一位法国高级人士说：“俄国人总是力图离间法德之间的关系。他们对我们说，我们正在建立的是一个由德国人控制的欧洲。他们对德国人说，他们可以取代法国人成为参加东西方缓和对话的享有特权的欧洲伙伴。    但是，我们法国人和德国人是互相通气的，因此，俄国人很快就会认识到，他们不过是白费口舌而已。”    在经济方面，还存在一些重要的分歧。德斯坦希望德国的政策能放手一些，促使德国对法国出口品的需求有所增加。法国是西德最大的主顾，德国则是法国居第二位的贸易伙伴。去年两国间的贸易总额达三百亿美元左右。    德国人之所以担心法国左翼得胜，不仅是出于欧洲力量对比的考虑，而且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会给法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他们认为，法国经济情况不好也会使德国经济变糟。    施密特九月十四日晚对两国代表团的全体人员说，说起来恐怕难以置信，他和德斯坦在这次会谈中确实花了很多时间谈历史。他说，他们谈了两国人民的共同历史和应当从历史中汲取什么教训。    他说，最近三十年的历史表明，只要具有政治意志，任何听天由命的历史观都是可以战胜的。

【塔斯社东京九月二十四日电】题：演习加剧紧张局势    塔斯社特派记者弗拉基米尔·库奇科报道：    美国武装力量的大规模海军演习今天在太平洋的西北部开始。参加这次演习的有美国第七舰队的四十二艘舰只，其中有“企业号”和“中途岛”号航空母舰，一些巡洋舰，驱逐舰，登陆舰，海军的二百架飞机，以及美国驻在冲绳和在日本其他基地上的强大的海军陆战队。军队的总数达一万五千人。据当地的报纸报道，日本海军的潜水艇也参加了演习。    在这次为期十二天的演习中，将要对保证制海权以及击退敌人对海上交通线的袭击的行动，以及在发生“非常情况”时在朝鲜半岛或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实行登陆进行演习。    这一次炫耀武力证明，五角大楼企图继续推行它在亚洲的侵略政策，更紧地把它的安全条约盟国拉在一起来实行这项政策。    《读卖新闻》写道，日本海军应五角大楼的要求参加这次演习意味着日本在卷入美国太平洋战略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报纸写道，演习地区选在日本列岛周围，而且由驻在日本军事基地上的美国部队担任主要角色，这不是偶然的。换言之，日本领土依然是五角大楼在该地区的军事战略计划中的主要堡垒。    各报还提醒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在美国第七舰队演习之后，日本海军也将举行战后最大规模的演习。据报道，“自卫队”将有三万多人、三百多艘舰只和飞机参加演习。日本军方准备响应大洋彼岸关于加强军事实力和扩大日本在日美军事联盟范围内的作用的要求。    美国和日本统治集团的这种方针，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过程是抵触的。

【综合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九月二十五日电】一架巨型的波音七二七喷气客机，机上载有一百三十五人，今日上午九时（国际标准时间十六时）左右向林白机场降落时，在圣地亚哥商业区以东的住宅区上空和一架小型飞机相撞，然后撞下一排房屋，引起这些房屋着火。该小型飞机为“塞斯纳一五○”机。据华盛顿联邦航空局宣布，机上一百三十五人死亡。    该客机为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第一八二次班机，从洛杉矶飞往圣地亚哥商业区附近的林白机场。那架小型飞机是从林白机场以北约五英里一个小机场起飞。    一名目击者说，“听到一声巨大爆炸声，好象有人打破了声障。”来自现场的消息说，没有生还者的迹象，飞机残骸撒布在北园住宅区各处。    据联邦航空局说，喷气客机是在三千英尺的高度和一架较小的飞机相撞。    电台记者德林说，这架七二七客机坠毁时，发出一种有如“声震”（以超音速飞行的飞机在降近地面时因机头冲击波受阻而发出的爆音）的巨响。该电台距离坠机现场只有数条街位，座落于一座高楼中。华盛顿联邦航空局说，这架飞机坠毁前，机员曾向地面调度人员发出飞机发生故障的警告    。    【路透社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九月二十六日电】这次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空难罹难人数已升至最少有一百五十名。同时，官员正设法研究该架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的波音七二七喷气客机与“塞斯纳一五○”小型机昨日于晴朗天气下在本市上空相撞的原因。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二十一日电】参院昨天批准和向白宫送交了一项经过重大修改的移民法，新的移民法将允许更多的来自苏联、东欧和印度支那的难民成为美国公民。    这项已经为众院批准的法案在参院是用口头表决通过的，没有经过辩论。    根据目前的法律，每年发给东半球独立国家的人的移民签证以十七万份为限；发给西半球独立国家的人的移民签证以十二万份为限。    这项法案将把以上两个数字合在一起计算，即每年向全世界一共发出二十九万份签证。    这样一来，这个半球的人就可以利用那个半球以前没有利用的机会    。    为来自共产党国家和共产党控制的国家的难民规定的签证限额是一万零二百份，这个数字证明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但是给西半球难民的七千二百份签证大部分都没有利用，根据这项立法，现在就可以把余下的签证给东半球来的难民。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十九日电】众议院通过了联合委员会关于国务院十九亿美元的授权法案的报告。    这个法案规定拨款援助来自苏联、东欧、非洲和印度支那的难民。

【法新社纽约九月二十五日电】法国布列顿区居民协会今天控告阿莫科国际石油公司，要求对今年较早时一艘失事油船在布列塔尼沿海造成的污染赔偿二亿美元。    这个诉讼是向代表阿莫科石油公司的一间纽约律师事务所提出的。    阿莫科国际石油公司是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附属公司，总部设在芝加哥。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二十六日刊登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报道。标题为《苏联人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官员承认要对付美国在中东的影响目前他们是束手无策》。摘要如下：    克里姆林宫在世界事务中正面临一个困难时期，苏联要对付这种困难可施展的影响是有限的。    这里的西方外交官是从这些角度来看待局势的。他们指出：    一、苏联关于缓和的信号在今年夏季是鲜红鲜红的，而现在却一直是忽隐忽现的桔黄色，然而这种颜色是带有警告性的。    二、苏联一位中级官员最近对一位西方外交官讲话时私下承认，戴维营最高级会议对卡特总统来说的确是一个“胜利”。    苏联虽然在公开场合继续大声批评，但这里的西方人士认为，至少某些苏联官员承认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增大了，要对付这一点，克里姆林宫目前真是无能为力。    如果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南也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合而成的“拒绝阵线”代表一个新成立的阿拉伯联合指挥部派代表团前来莫斯科，苏联人将表示欢迎。    这里的西方人认为，叙利亚早已拿足了苏联武器，但仍然不能单独同以色列较量。    利比亚也已经拿了许多武器，包括米格二十五战斗轰炸机在内。阿尔及利亚太遥远，没有多大帮助。    尽管布迈丁周末在大马士革很活跃，力促阿拉伯更广泛地利用莫斯科的外交潜力。    反对戴维营的伊拉克甚至没有参加大马士革最高级会议。    这里往往有人这样说，“如果苏联人认为，他们真能利用戴维营把阿拉伯各派团结起来，那么他们的希望也将落空。”    莫斯科可能鼓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以色列进行更多的恐怖袭击，但这要冒激使以色列迅速作出反应的风险，并会引起新的紧张局势，从而使一个巴勒斯坦国成立的前景更加遥远。    苏联最好的机会似乎在于等待事态的发展，希望戴维营失败，同时向其他阿拉伯国家求宠，并力促回到日内瓦和谈桌旁。

【路透社马那瓜九月二十六日电】索摩查总统接受了美国提出进行合作来和平解决内部冲突的建议。    在索摩查总统和美国特使威廉·乔登之间举行会谈之后，一项官方公报宣布，政府已接受这样的建议：“进行友好合作，在反对派参加下，和平解决目前的形势”。    没有透露所建议的那种合作的细节。    尽管反对派企业人士在一个月前发动的全国性罢工在继续，但是国民警卫队说，局势现在已恢复正常，并要在冲突期间逃离国的尼加拉瓜人回家和回工作单位。    国民警卫队说，它的部队控制着全国，但是消息灵通人士说，政府部队仍然处于戒备状态，以防在马那瓜再出现游击活动。    组织总罢工的反对派阵线表示愿意在国际合作下永久解决尼加拉瓜的危机。    但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拒绝任何外国调停，要求索摩查总统无条件辞职。    【合众国际社马那瓜九月二十六日电】尼加拉瓜的反政府联盟今天拒绝同索摩查总统谈判，除非他释放被捕的反对派领导人和取消在内战高潮时实行的新闻检查。    反对派广泛阵线的发言人海梅·查莫罗说，索摩查只是由于“他的手臂被美国扭弯了”才同意会谈。    查莫罗说，反对派广泛阵线还没有接到参加会谈的正式邀请，“但是我们希望不久将接到”。    他又说，该联盟的五十二名成员中的六人已被捕，其余的人大多躲藏起来了，他抱怨说，他的《新闻报》在过去两周只能出版一次。    他说，索摩查必须先释放被捕的政治领导人和放宽新闻检查，他的组织才会同意会谈。    查莫罗说，“这些是为谈判创造顺利气氛的起码先决条件。    反对党保守党欢呼美国的调停是防止“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可怕的、残酷的镇压浪潮的”保证。    唯一的合法反对党保守党今天在开会，辩论是否让该党的议员退出议会，如果他们退出议会，那实际上就毁掉了尼加拉瓜作为民主政体的形象。

【本刊讯】香港《经济导报》八月九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新加坡农业的家禽畜饲养》，摘要如下：    在新加坡这个城市类型的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不很重要。在国内生产总值（一九七七年）中，农业产值占不到２％；在全部就业人口（一九七六年六月）中，从事农业者仅占２．２６％。由于缺乏农耕土地，新加坡的粮食全部依赖进口。但是，在新加坡的农业中，禽畜业却搞得十分出色。从一九六五年以来，新加坡的猪肉一直能够保持基本自给，有时还有剩余供出口，鸡、鸭、蛋在近几年也达到自给，某些品种还供出口。例如，一九七七年新加坡输出了价值６９７万新元的雏鸡；继首批２０万个鸡蛋于今年四月运销西亚后，新加坡有关方面表示将继续接受新订单。    新加坡禽畜产品保持自给有余，是以新加坡禽畜业的不断发展为基础的。根据新加坡原产局公布的资料，过去十多年新加坡主要禽畜产品的产量如下：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７年猪（万头）８５１０５１２９    鸡（万只）１，８００２，４００２，９７３鸭（万只）７５１９０４４３    鸡蛋（万个）２４，０００３４，２００５１，４８２    按照上述资料计算，新加坡主要禽畜产品在一九六六至七七年间的产量平均增长年率为：猪３．５％，鸡４．３％，鸭１６％，鸡蛋６．６％。    新加坡的人口在一九六五至七七年间增加了４２．１３万人，而且消费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但由于禽畜业的发展，可供居民消费的禽畜产品也不断增加。以猪肉为例，一九六五年平均每人可消费０．４５头猪，一九七七年则可消费０．５６头。另据原产局的统计，一九七七年平均每人实际消费量则为３０公斤。    新加坡领有执照的饲养禽畜的农场数从一九七四年的１２，２６２家减少为七六年的１０，４６３家；农耕面积从一九七四年的１１，５３６公顷减少为七七年的１０，２８６公顷；农业就业人数也从一九七四年中的２１，７０９人减少为七六年中的１９，６８６人。这表明新加坡禽畜业的发展是另有原因的。良种精选良种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新加坡猪农为改良猪只品种做了大量的工作。几年前，他们先后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引进了盘克夏猪、大白猪、兰瑞斯猪、咸西猪、杜洛克猪、天活猪和拿克翁猪等品种。其后，经过饲养淘汰了繁殖力和抗病力弱的天活猪，放弃了精肉量不足、繁殖力和生长速度不够理想的盘克夏猪，摒除了不能适应当地环境的拿克翁猪。对其余四种外来猪种，也通过品种间杂交、同新加坡本地种杂交等办法加以改进，培养出生长速度快、繁殖力强、精肉成份高的品种。据报道，目前在较大型养猪场的猪只，一般只须饲养六个月便可应市出售，而且重量达１２０公斤。据原产局说，新加坡猪只的品质，在东南亚地区是最优良的，即使同世界先进国家比较也毫不逊色。    在家禽饲养方面，新加坡也通过改良品种的途径来提高产量。以肉用鸡来说，新加坡引进了不少优良品种，并通过白羽可尼秀雄鸡与白羽芦花雌鸡的杂交，培育出一种称为亲代鸡或重型鸡的特用肉鸡，逐步取代以红羽可尼秀雄鸡与纽咸西雌鸡杂交的普通肉鸡。两者相比较，在同样的饲养条件下，普通肉鸡的雄鸡和雌鸡分别需要９０天和１２０天的饲养才能达１．８—２．２公斤；而特用肉鸡则经５６—７０天便能达１．７公斤。特用肉鸡的饲料耗费率为２．１—２．４（即每增加体重一公斤，需消耗复合饲料２．１至２．４公斤），也比普通肉鸡省。    新加坡饲养的蛋鸡的品种，也由过去的本地广东种、洛岛红、澳州里以及其杂交种等卵肉兼用鸡，进展到包括白羽力康鸡、红羽力康鸡等纯粹的商业性蛋鸡种。这也对促进新加坡的鸡蛋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过去饲养的本地广东种，需饲养近一年才开始产蛋，且平均每只每年产不到１００个小型蛋；兼用鸡平均每年产蛋量近１８０个，由于体型大，蛋型也大，但饲料消耗量却亦多。而商业性蛋鸡则饲养四个半月开始下蛋，平均每年可产中型蛋超过２００个，由于体型小，饲料消耗量低。    （上）

【本刊讯】南朝鲜《中央日报》九月二日刊登一篇短文，题为《哈罗！俄罗斯》，摘要如下：    当今世界，人们听到宇航员从月球上传来的话也不足为奇。这如同江水发电使电灯闪烁一样，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电话亦是如此，它早已成为我们的生活工具。可是，苏联同我国到现在才直接通话的新闻却颇为稀奇。    “思想的壁垒”有时就这样好象把现代的人们变成傻瓜，所以令人更加嘲笑。    然而，近来的国际气候已经在摧毁这堵政治的壁垒。    我们早已同具有不同思想和制度的古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正式通话了，现在，甚至连苏联都拿起叫话筒，倾听我们的“哈罗！俄罗斯”了。    至今，苏联虽然没有向我国打开大门，然而正在向我们打开一扇又一扇的窗户。最近，似乎把这扇窗户改装成不大不小的门了。我国政府部长——保健社会部长官获得正式签证能够前往苏联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了。这难道还不是打开了可供人们出入的不大不小的门了吗？    今天，苏联似乎一反以往冷漠的表情，向我们开始微笑了。而真正应该向我们微笑的近邻北韩却一个劲地冷酷凶残。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远邻反而更亲近。    我们还不能确认这是否是开辟新时代的绿灯。然而，毫无疑义这不是红灯。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法新社汉城九月二十五日电】今天获悉，苏联让南朝鲜出席明天在俄国城市阿什哈巴德举行的历时十天的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会议。    由江原大学教务长李敏载教授率领的南朝鲜四人代表团昨天抵达莫斯科。    美国专栏作家埃文斯引用美国政府的分析，认为虽然莫斯科将同南朝鲜保持经济和文化来往，但是苏联和汉城目前在政府一级进行接触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的主要劳动力仍然是农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活动）。虽然农村公社的劳动组织比起中国以往的劳动组织更合理，但是，如果说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生活水平极低的话，也并不值得惊奇，因为已耕种的土地要养活大约九亿人，这一负担是够大的。    大寨是陈永贵副总理的家乡。陈奠定了合作化运动的基础，后来合作社成了大队，现在它是公社的一个大队，这个公社有二十个生产大队。他象其他农民一样在地里劳动。    大寨并不能使西方的来访者感到高兴。改造贫瘠土地费工极大，使人对付出的代价有不快之感。十几部推土机和几百斤炸药在几个月内就可修成这些梯田：但是，由于工业化没有实现，缺乏拖拉机和推土机，当地的劳动力就得利用起来，在进行改造的英勇努力中真是不惜工本。此外，在大寨，象在其他大部分公社一样（不管是穷社还是富社），农民的劳动是辛苦的，一年到头忙个没完，没有星期天，早晨四点就上工，晚上八点才下工回家。这是真正值得钦佩的英雄行为。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继续把大寨当作榜样似乎是不太恰当了。然而，如果说，大寨的某些东西有教育意义的话，那就是农业的科学组织。实际上，令人惊奇的是，大寨的农民完成了改良土质和耕种质量的工作，建成了收集雨水的系统，他们利用从水库和水渠引来的雨水进行浇灌。    在扬州附近的一个公社，我亲眼看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业化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个县的工业现状所提出的问题是：为正在进行的工业化的进程而积累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当地的各个单位，地区和省也提供一点，但所有制却是全民所有的。随着工业的逐步发展，地方管理、至多是省一级管理怎样同全民所有相协调呢？这种双重的性质最后是使国家的控制加强一直达到计划化和中央计划渗入每个细节的地步呢，还是将使地方和省一级的管理达到独立自主呢？这不是一个口头上的问题。实际上，是执行南斯拉夫的经济管理制度还是苏联的管理制度，简单说来，这将取决于是国家集中的倾向占上风呢，还是不占上风。这二者是有深刻区别的。    最后要说明的是，公社农民几乎都有自己的自留地。他们在自留地上种蔬菜和养猪、鸭、鸡。大寨取消了自留地并把大队所有制转变为公社所有制。小私有制的进程会受到扼制吗？向公社所有制、而后是向全民所有制转变的进程会得到鼓励吗？中国社会主义结构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七月三日一期刊登一篇特稿，介绍白修德所写的《探索历史：我的亲身经历》一书的主要内容。现将这篇特稿中有关作者在中国的经历部分摘转如下：    中国的战争和饥荒。欧洲从废墟上崛起。狂欢——最富美国特色的场面——总统竞选。白修德是所有这些事件的目击者，不仅如此，在四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源源不断地写出了大量优秀的报道：从动荡的亚洲发给《生活》杂志和《时代》周刊的扣人心弦的电讯；一本关于中国内战    （它最终使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的畅销书《中国的惊雷》（一九四六年）；另一本关于西欧如何象不死鸟一样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恢复起来的书《灰中之火》（一九五三年）；接着，在他回到面貌已经改变而且仍在改变的美国之后，他又写出了最受欢迎的丛书《总统是怎样产生的》（一九六○年——一九七二年）。    白修德在一九三八年离开哈佛大学时得到了汉语和中国历史的学位和一笔作旅费用的奖金。此后他辗转到了蒋介石的战时首都——山城重庆。白修德在重庆开始为《生活》杂志写报道，一九四○年，该杂志派他去周游东南亚，最后他到了马尼拉，在那里，他遇见了麦克阿瑟——一个当时被驱逐的、既无权又无势的人，不过麦克阿瑟处于这种地位的时间并不长。（下略）周恩来和烤猪宴    回到中国以后，白修德不知不觉地同另一位被二十世纪历史造就的非凡人物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了。在一次难以忘怀的宴会上，他同周恩来的友谊成熟了，周恩来当时是共产党驻重庆的那个很小的办事处的负责人：    我对我所采访的那些人的友谊和感情经常影响我，因此，我这时对同大人物交朋友怀有戒心，就象一个戒掉酒的酒鬼轻易不敢尝酒一样。但是周恩来是我遇到过的三伟人之一，另外两位伟人是约瑟夫·史迪威和约翰·肯尼迪。我知道，一到他们面前，我就完全被征服了，他们说什么我就听信什么，提不出问题，失去了判断力。当然，如果我现在再和这三个人会见，我就会表现得另外一个样子，尤其是在周恩来面前。和从本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任何杰出人物一样，周恩来是一位才华横溢、铁面无私的人，同时又能使人感到温暖亲切。他有着不可抗拒的人情味，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他有他引人着迷的办法，我必须承认，他完全赢得了我对他的好感。    也许说明周恩来闪耀着光芒的性格及其魅力的最好办法是描述一下我记得的那次烤猪宴。    那时，周的时间还是很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办事处不过六、七个人，他们是很寂寞的。一位性情柔顺的年轻美国记者访问他们使他们有一个影响《时代》周刊的机会——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一年多来，我们的友谊日益增长，所以周恩来便邀请我参加一次为我举行的宴会。我们去的是重庆最好的一家饭馆——冠生园，赴宴的有周、共产党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我自己——唯一的西方人。    这里，读者必须记住，当时我离我的犹太老家是多么遥远。我当时也知道，我吃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食品已有好几个月了，但我总是设法欺骗自己说，我吃的是羊肉、牛肉和鸡肉。我当时还坚持犹太人的传统，所以公然吃猪肉似乎是亵渎圣灵。可是，在周恩来举行的宴会上，主要的一道菜就是猪肉——一口烤得焦黄的皮上绽开裂纹的小猪，这是一清二楚的。    “请，请，”主人周恩来说，边说边用筷子指着烤猪请客人先吃第一口。有一会儿功夫，我坚持我过去的习惯。我放下筷子，尽我的可能用中国话解释说，我是犹太人，而犹太人是什么猪肉都不吃的。在座的人——那时候他们已经都是我的朋友了——一下子垂头丧气起来，坐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因为我是他们的客人，他们做了错事。    于是周便亲自出面解开这个尴尬局面了。他再次拿起筷子，指着那个小猪又说了一遍“请，请”，他笑着解释说：“特迪，这是在中国。你再瞧瞧。你看，你瞧。它看起来象猪，但在中国，这不是猪，这是烤鸭。”我噗哧一声笑了起来，因为我情不自禁了；他也笑了，在座的人都笑起来。我把我的筷子插进去，挑开了猪皮上的裂缝，头一次吃了一大口货真价实的猪肉，从那以后我就吃猪肉了，我希望我的祖先将不会因此而怪罪我。周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能使人相信小猪是鸭子，这是因为人们愿意相信他，而他也了解其他人和其他社会的风俗习惯，并且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    那时候，周恩来才四十三岁，作为毛泽东的一位哨兵，他的任务是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后来，这项任务为他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长和总理创造了条件。他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从受的教育来说他是出众的；从秉性来说，他是富于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他能开展无情的斗争，但他又能不记旧仇，这使他成为在共产党人中罕见的人物。例如，他曾帮助安排了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暂时制止了越南战争。但是在日内瓦，当他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友谊之手的时候，杜勒斯却拒绝握他那主动伸出的手，从而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了他。很可能美国为这种无礼举动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任何外交官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没有无礼到如此地步。在此之后许多年内，周成为美国外交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可是，使毛改变主意再一次同意同美国搭桥的正是周。中美间的桥梁是周和尼克松搭起来的。如果这座桥能在和平中长久地存在下去，那将是周对两国人民的最伟大的贡献。    当我头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还远未取得他后来在世界上的显赫地位。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当时究竟是要试图说服我——并通过我说服《时代》周刊——蒋介石政府是饭桶，而共产党人代表着未来的潮流呢，还是仅仅是因为他乐于开导我。一天，当他对我解释中国政治中的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的时候，我打断了他的话，替他说完了下半句话，这样做是无礼的。但他却笑了，并且说，我那时已开始了解中国了。我感到很荣幸，这句话，我不知道周对外国人说过多少遍，但我听说，他最后对基辛格国务卿说的赞扬的话就是告诉他，说他也终于开始了解中国了。    一九四三年，周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中断了。我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看到过他两次，不过令我难忘的是我最后两次看到周，那是尼克松一九七二年访华期间的事。    第一次瞧见他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美国记者坐在号称能容纳一万人的宴会厅的最后边。当尼克松总统站起来同最里边的那一圈桌子旁的要人们一一碰杯的时候，我就朝周恩来坐的那个大桌子走去，周的旁边坐着尼克松夫人。但是我们美国的特工人员和中国的安全人员突然把我拦住了。周恩来和坐在他旁边的尼克松夫人同时看到了我的窘境。也许他们俩已经对他们之间的谈话感到厌倦了，因为我认为帕特里夏·尼克松和周恩来没有多少共同的事情可以讨论。他俩不约而同地向他们各自的安全人员挥手，要他们让我过去，都努力向对方解释他们向我招手的原因。周恩来的英文到那时已丢得差不多了，他只会说我是他的“老朋友、老朋友”，边说边指着我。她说的话和他一样，因为她认为我走过去是要和她攀谈的。我在尼克松的空位子上呆两、三分钟，感到十分窘迫。所以尼克松一回来，我就赶紧溜走了。七天之后，我在中国的风景区杭州又一次见到了周。尼克松和周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湖上的九曲桥上漫步。尼克松先看到我，他向周指着我，我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周说：“那不是白修德吗？解放以后，他还没有来过中国呢！”我生气了，二十年来，我一直在争取见周恩来，争取重新访华，但毫无结果。所以我就顶了他一句：“这并不是我的错，我想来来不了。”周用中国话回了我一句诙谐的话，但我的中国话那时也不行了，官方的翻译说，周恩来的答话是，“也许我们双方都有过错”。    这听起来象是我一度熟识的周恩来所说的话。周虽然对西方人一心要了解中国感到好笑，但他赞赏这样的努力。周当时本来可以借用吉卜林的话来回答我，吉卜林曾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东西方永远不会相遇。”不过我更喜欢周的说法：“也许我们双方都有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