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贝尔格莱德八月二十一日电】（发报时间：北京时间十七点五十三分）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今天到达南斯拉夫首都，开始九天正式访问，并且同铁托总统会谈。    华主席及其一行所乘的专机于十时半（格林威治时间九时三十分）从罗马尼亚到达这里的苏尔钦机场，约两千名青年和民间组织聚集在这里参加欢迎仪式。    南斯拉夫主席团委员扎尔科维奇率领一批南斯拉夫高级官员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华国锋主席同欢迎的人们握手后，就乘车从机场前往贝尔格莱德，铁托总统将在他的官邸白宫前欢迎华国锋。    八十六岁的铁托由于年迈未到机场欢迎客人。铁托最后一次在机场欢迎的世界政治家是一九七五年来访的美国总统福特。自那以后，铁托都是在白宫前面欢迎客人，包括一九七六年来访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一九七七年来访的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八月二十一日电】（发报时间：北京时间十七点三十四分）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应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邀请，刚刚到达这里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国领袖在南斯拉夫首都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    华主席是访问南斯拉夫的第一位中国领袖。这次将是他同铁托总统的第二次会晤，铁托总统去年八月访问过中国。中国领袖将在南斯拉夫访问到八月二十九日。他和他的陪同人员将在南斯拉夫各地访问。    【合众国际社贝尔格莱德八月二十一日电】（发报时间：北京时间十七时五十七分）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今天乘专机从布加勒斯特抵达这里，对南斯拉夫进行九天正式访问。他的专机于十时三十五分（格林威治时间九时三十五分）着陆。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八月二十一日电】中国领导人华国锋今天从布加勒斯特抵达了这里，正式访问南斯拉夫九天，并同铁托总统会谈。    【法新社布加勒斯特八月二十一日电】中国领导人华国锋今天离开这里前往贝尔格莱德，从而结束了他作为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客人在这里进行的六天正式友好访问。    【美联社布加勒斯特八月二十一日电】中国主席华国锋今天从奥托佩尼机场起飞前往南斯拉夫，继续他的三国之行。他这次访问的最后一站是伊朗。

【路透社布加勒斯特八月二十日电】（记者：沃斯尼普）中国领导人华国锋在结束对罗马尼亚的六天访问之后将于明天前往南斯拉夫，这次访问在深深分裂的共产党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篇章。    这位中国领导人利用他在罗马尼亚的机会设法向东欧宣传北京的观点，即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正谋求控制世界。    西方外交官们说，华的访问标志着中国对外政策到了一个新的、更向外看的阶段。莫斯科肯定会认为华的访问是想把罗马尼亚进一步拉出苏联的轨道，尽管这次访问是对齐奥塞斯库访问北京的回访。    访问是在谴责任何第三国在亚洲称霸的中日和平条约签署一个星期之后进行的，这是对克里姆林宫的双重打击。苏联对反霸条款的反对意见曾使条约拖延了六年之久。    对于齐奥塞斯库来说，华的访问提高了罗马尼亚作为中国在外交上向欧洲开放的出发点的威信，并且突出表明这个巴尔干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独立于莫斯科。    同时，这次访问也带来了甚至政治上机智多才的齐奥塞斯库也感到棘手的问题。尽管罗马尼亚在中苏意识形态争论中保持中立，但仍然是华沙条约成员国。    罗马尼亚官员们说，华今天从康斯坦察回来之后，同齐奥塞斯库总统举行了事先未安排的第五轮会谈。他们会谈了九十分钟，但是无法马上了解进一步的细节。    这是访问期间第二次加进日程中的额外会谈。    华今晚在为齐奥塞斯库总统举行的答谢宴会讲话时，没有提到霸权主义，但是呼吁“反对强权政治和发号施令，反对划分势力范围”。    华说，“任何国家对别国的侵略、控制、干涉和颠覆都应当受到强烈谴责和坚决的反对。”

【路透社莫斯科八月二十日电】苏联共产党的《真理报》今天说，中国总理华国锋在他目前的欧洲访问期间发表的讲话表明，北京领导奉行一项危害和平的方针。    在这家克里姆林宫机关报的每周国际述评专栏里刊登的这篇短评，是继官方的塔斯社早些时候的指责之后发表的。    塔斯社早些时候指责说，华利用他过去几天在罗马尼亚的逗留诋毁苏联。    《真理报》今天的评论没有直接提罗马尼亚，也没有提这位中国领导人预定明天将前去访问的南斯拉夫，然而塔斯社表示了这样的愤怒：华得以利用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讲话支持他自己的观点。    《真理报》说：“北京领导正在奉行一项危害和平事业的方针。这一点由它的代表，包括目前正在国外访问的华国锋主席的一些讲话体现了出来。”    同时，《真理报》还刊登了保加利亚党的报纸《工人事业报》上的一篇长文章。    保《工人事业报》间接地说，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热爱和平的人不应当同这位中国领导人联合。

【路透社布拉格八月二十日电】布拉格今天几乎渺无人迹，没有迹象表明官方明天纪念华沙条约组织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但是在莫斯科，苏联共产党的《真理报》抱怨说，西方共产党人仍在继续批评这次入侵。    没有宣布举行正式庆祝活动的消息，许多人离开去进行夏季周末旅行，而持不同政见者奉官方的通知呆在乡下，布拉格静悄悄，渺无人迹。    【德新社布拉格八月二十日电】捷克斯洛伐克首都今天显得荒无人迹。许多居民都在乡下度周末，虽然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华沙条约军队入侵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夕。    今天，在这个有一百二十万人口的首都，全都是旅游的人。八月的阳光照耀着旧城中风景如画的房屋和小巷。    但是，当水龙车和装甲车在不远的角落里出现的时候，布拉格旧城的中世纪迷人风味就一下子消失了。    【法新社布拉格八月二十日电】布拉格市中心增援的警察部队今天在通往瓦茨拉夫广场的大街上巡逻，禁止车辆通行，显然要阻拦人们企图组织示威游行。

【美联社贝尔格莱德八月二十日电】（记者：阿纳斯塔西亚德斯）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星期一（二十一日）将从罗马尼亚到这里对南斯拉夫进行八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第一次东欧之行的中间站，许多人认为他的这次出访是中国向苏联统治东欧的地位提出挑战。    贝尔格莱德各地挂起了旗帜和横幅标语，清楚表明富于独立感的南斯拉夫正在迎接这个难得的外交场面，而铁托总统则打算原谅和忘却中国过去多年骂他是“修正主义叛徒”的事情。    然而西欧外交官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将力图不打乱它目前与莫斯科的恰如其分的关系，并且将要求中国客人克制反苏论战。    外交官们说，他们估计，华在前五天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发表的反苏谈话，在热度上将会“略有增高”。    在布加勒斯特，华仅满足于表示反对欧洲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这分别指苏联和美国而言。    南斯拉夫官员强调说，华的访问是对铁托去年北京之行的回访，这次会谈的重点将是发展双边关系。    这些南斯拉夫官员说，中南关系的发展速度现在是“惊人的”。    过去一周，贝尔格莱德已挂起了中南两国的国旗，华和铁托的巨幅画像并排挂在一起，通往市区的公路上和公共建筑物上悬挂的红色横幅标语用中文写道“欢迎中国同志华主席，我们两国人民永恒友谊的象征”。另一些标语用南斯拉夫文字写道“铁托同志万岁”。街上的报亭里出售着华的像章。    预料华将公开大肆赞扬不结盟运动以及贝尔格莱德在使这一运动保持活跃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这一支持正出现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人们认为古巴正在充当苏联的工具，想推动不结盟国家靠拢苏联。中国已经攻击古巴充当这种角色，并保证要支持不结盟运动的生存。    在其他方面，西方外交官和南斯拉夫官员一致估计不会签订什么具体协定。据认为肯定会达成一项长期经济协议，使两国之间目前的一年两亿美元的贸易额得到增长，但是跟一年三十亿美元的南苏贸易额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    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今天给各家各户散发传单，号召群众出来热情地欢迎华主席。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八月二十一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受了伤的捷克人》，摘要如下：傀儡：由于害怕再招致俄国人的恼怒，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新统治者变得比苏联人更苏联人。虽然八万苏军仍然戍守着这个国家，可是占领者没有什么可干的事情。最近，一位大学教授在布拉格对本刊记者马丁说，“他们很可以卷起铺盖回家去了。他们在一九六八年想要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他们甚至都用不着去牵线指挥他们的傀儡了。”胡萨克总统领导的政府只要一听说改革的思想就会采取行动。拥护过杜布切克建立“具有人道面孔”的共产主义的号召的成千上万捷克斯洛伐克人，至今仍然被迫过着低人一等的生活，而杜布切克本人则仍然被隔离在一边而无能为力。    整个说来，杜布切克分子被宣判了无情的惩罚。这个国家的人才精华——将近五十万名男女在入侵以后被开除出共产党，今天可以看到这些人在扫马路或者烧锅炉。雅罗斯拉夫·克拉吉瓦，一位拥护过杜布切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有好几年在布拉格市陈尸所洗死尸，直到获准退休为止。马尔塔·库比绍娃，一位当过杜布切克时代“夜鹰”的歌唱家，被终身禁止再从事音乐，现在在一个工厂的装配线上工作，给塑料购货袋安装提手。象某些地方流行病似的，父辈的政治罪过也传给了杜布切克分子的孩子：他们发现学校和大学的大门是不向他们开放的。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对这种惩罚的反应是颇富特征的辛酸幽默。一个流行的笑话说，一台电子计算机坏了，工厂经理就派人去找一个会修理电子计算机的专家，他说：“快点，把那个守夜的更夫给我叫来。”布拉格的一位企业人员笑着说：“我作为一个捷克人很自豪。我们国家人才济济，所以我们可以让哲学家们去清理街道。”灭鼠人：但是苦痛是深沉的。布拉格一位医生诉苦说，“如今事情要比杜布切克上台之前的糟糕日子更坏得多。”有十五万多名捷克斯洛伐克人，大都是一些有技术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现在住在维也纳当教师的一位历史学家、五十三岁的约瑟夫·霍迪奇回忆说，“他们迫使我当一个灭鼠人。我实在受不了。我再也打不死一只老鼠了。”    胡萨克政权是完全控制着局面的，但是从心理状态来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们仍然生活在一种未经宣布的内战状态之中。人们怀念着杜布切克的布拉格之春那个自由化的短暂旺盛时期，同这种怀念的心情掺在一起的是一种进步的传统，它渊源于十五世纪，当时波希米亚的一个神父扬·胡斯企图改革天主教会，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有功：胡萨克同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不一样，卡达尔在苏军镇压一九五六年起义以后不久就开始争取全国的和解，而胡萨克却没有作出任何姿态来安抚捷克斯洛伐克的失败了的改革派。胡萨克本人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确，五十年代，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坐了十年牢。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认为他有功，在一九六八年入侵以后防止了大规模的逮捕，也许还防止了大规模的处决。    胡萨克的一些支持者说，两年前他曾准备实行一项谨慎改革的纲领。但是这时候有八百多名持不同政见者签署了一个请愿书，即人们所知的“七七宪章”，要求胡萨克政府尊重人权。他的一个支持者说，“这对胡萨克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强硬派这时可以拍着桌子说：    ‘你想放松一下吗？看看这发生的是什么事吧！’”胡萨克经常受到比拉克的压力，比拉克希望由他自己用更严厉的手法来统治捷克斯洛伐克。

【美联社米兰八月十八日电】一位几天前看到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杜布切克的意大利记者今天报道，在苏联坦克粉碎了杜布切克的带人情味的共产主义的美梦之后十年，这位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现在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一个园林里当看守人，并且经常受捷克秘密警察的监视。    记者德拉杰洛对美联社记者说，杜布切克看起来是一位与世隔绝的、担惊受怕的人。他说，他曾试图接近杜布切克，但是秘密警察制止了他。威尼斯《小报》驻东欧的特派记者德拉杰洛说，杜布切克的朋友们告诉他，这位前领导人得到的工资和一位清洁工所得到的工资一样多。

【路透社波恩八月二十日电】西德外长根舍今天说，关于华沙条约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事的定论尚未写出。    他在为纪念苏联领导的部队开进布拉格十周年而发表的声明中说，这次入侵是“企图压制实现民主与自由”。    【安莎社伦敦八月二十日电】好几个政党今天在这里举行集会，纪念以苏联为首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    工党在海德公园举行了“抗议集会”，而保守党则举行了一次游行，这次游行到特拉法加广场结束。    政治领袖重申了英国人民对残暴压制“布拉格之春”的行动以及对外国军事力量继续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谴责。    【法新社伦敦八月二十日电】今天在伦敦市中心约有四千人示威抗议“苏联继续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次示威是青年保守党人在华沙条约组织部队为结束杜布切克的自由化政权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时举行的。    【安莎社布鲁塞尔八月二十日电】“捷克斯洛伐克——十年”委员会今天在苏联领导部队入侵布拉格十周年之际在这里举行游行，在游行期间，人们一再高呼“勃列日涅夫，不要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打倒苏军”等口号。数百名属于各种政党的人参加了游行。    【合众国际社比利时那慕尔八月二十一日电】比利时当局说，昨天晚上，有人在巴黎—莫斯科列车上扔了三枚烟幕弹，以抗议苏联十年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比利时一个青年组织说，它对那慕尔火车站（位于布鲁塞尔东南三十五英里处）发动了袭击，以抗议苏联十年前带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安莎社罗马八月二十日电】在苏联领导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十周年，意大利共产党的《团结报》今天发表文章，重申意共“坚决谴责”这个事件。    【合众国际社维也纳八月二十日电】一些奥地利学生和一些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见者，今天在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前夕举行和平示威。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三月六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六十年代的小伙子，如今是经理了》，副题是《他们不断地提出问题，很少去追求夜生活可是广泛地关心社会》，摘要如下：    十年前，他在波士顿大学是一个“争取民主社会学生协会”的同情者，积极地向权势集团开战。今天，他穿着一身整齐的西装，成了设在曼哈顿的一个管理顾问公司的高级助理。他说，“昔日的激进派人士现在是企业界的宝贵人材。他们具有不怕入地狱的极强的进取心，他们大体上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精力异常旺盛。办实业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需要我们把昔日那种精力投进去。当你看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显示出你的工作成绩时，心里真是痛快！”    上面说的也许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却是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打倒一切的六十年代里、具有叛逆性格的学生在反战的旗帜下举行示威，在他们自己身上试用毒品，对他们的父母的道德观念提出挑战。这些人今天已成为年青而成熟的人材了。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以及比他们多得多的同届同学——这些同学并没有喊过口号，也从没有同那些人一起用过毒品——目前都把他们的才干投入了公司界。随着他们在公司中地位的提高，这些年青的经理人员已向他们的老板提出不寻常的挑战，这些老板必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没有谈判余地的要求——对个人生活更加关心，详细地规划一个人的前途，把情况向大家公开。问一问不论哪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他都会对你说，同老一辈相比，这些二十七岁至三十五岁的经理人员不仅更能享受个人的生活情趣，而且比较了解社会，更赞成雇用妇女和少数人种。    几乎所有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二年之间上大学的人（就是连最驯服的人也不例外）都曾受到那个激昂和冷酷的时代的动乱的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这批所谓“六十年代的小伙子”显然自成一个集团，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毕业的大学生大不相同——那是一些喜欢踢足球，开舞会和组织排他性的学生联谊会的人；也和目前正在求学的大学生不大一样——那是一些比较尊重社会习俗，一心只想成家立业的人。然而，公司要发挥这些六十年代的小伙子的才干并不困难。他们是在战后的“生孩子旺季”年代出生的，他们在法律界和医学界竞争激烈，极难找到用武之地；当他们担负起养家活口的责任时，他们感到还是进公司可以在金钱和心理上得到较多的报酬，从而在社会上得到更多的尊敬。    在工作上，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现在也还是不断地向权威挑战，他们提出的问题要比他们的前辈多得多。戴尔·拉德克利夫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的人。他今年三十岁，是美洲银行的主计员。一九六六年他从伯克利大学毕业。以后就作为一个摇摆舞曲的乐师在全国各地周游了三年，以后又回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企业管理，得到了硕士学位。一九七五年拉德克利夫加入美洲银行，他向他的上级提出：当别人的工作效率已经提高以后，他们为什么还要照老章程办事？他已向银行提出加速处理文件的新方法；按照更灵活的工作时间重新设计了工作程序；并且开始了同他的下属举行周会，共同研究业务情报。该行一位三十八岁的老行员说：“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戴尔提出的一个问题造成的。”    美孚石油公司发展管理部主任、四十二岁的理查德·伊斯特本说：“低级的管理人员过去习惯于接受命令而不提出问题。今天，他们对上级的决定疑问多了，抵制也多了。这些小伙子不怕同权势对抗，他们善于为自己的主张据理力争。而那些年纪大的经理人员则把这种情形说成是傲慢无礼、目空一切，因为这种情形打乱了他们心目中平静舒服的标准。”    伊斯特本应该晓得，当他几年前在波士顿一家电子计算机公司工作时，一些高级管理人员想在南非进行一大笔投资；而年青的经理人员反对这样作，他们认为这样做很蠢，因为当时那个国家正处在严重的种族危机之中。因此这家公司派遣了由五名三十岁左右的经理人员组成的一个小组，去南非进行了三星期的调查研究。他们回来以后提出了一项报告，使得公司的最高当局撤消了原来的投资计划。    （上）

【本刊讯】奥地利《萨尔茨堡新闻》八月十四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亚洲的一个新时代》，摘要如下：    内政方面的压力现在促使亚洲的弟兄们互相来往。威信扫地和经济衰退的日本内阁迫切需要在政治上取得成就。同中国缔结条约将确保福田首相重新当选他的在十二月底任满的职务。由毛的后继者采取的重点是放在工业发展上的讲求实效的方针使北京意识到自己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缺点。在这方面，工业大国日本是可以给予帮助的。早在二月份，两国就已经签订了为期八年总额高达二百亿美元的“私人贸易协定”。    因此，这个原料贫乏的岛国便可以指望为自己的工业得到可观数目的石油以及其他的能源。    莫斯科在苏联—日本—中国的三角关系中现在很清楚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克里姆林宫尽管可明显地进行威胁，但也不能阻止亚洲两个大国的接近，甚至不能引诱日本签署苏联人所谋求的友好条约。因为苏联不想付出日本人多年来顽固要求的代价：归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占领的千岛群岛。这对莫斯科当然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这些没有解决的领土问题也阻碍着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缔结，苏联党和国家首脑勃列日涅夫想用这个体系完善其缓和政策，日本把苏联看成是其主要敌人，东京的步骤现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和日本通过和平友好条约消除了近二千年的旧恨。这种敌意在中国不仅仅是由于回忆所受的屈辱、战争、占领和残酷的报复而产生的，而且是由于北京认为日本背叛了亚洲：当两个国家一个多世纪以前都面临着西方殖民主义时，意识到自己优越性的中国就反抗“野蛮人”。而日本人适应这种情况，接受西方的技术，并上升为西方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历史上一直认为中国比它优越，是“共同文明之母”——文化的支柱。    北京和东京现在在亚洲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共同社东京八月十八日电】题：外相考虑签订日中技术合作协定，还说要联合开发尖阁列岛周围的石油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参众两院的外务委员会十八日进行了国会闭会期间的审议活动。各党向园田外相进行了质询。    在一系列的质询中，园田外相表明了如下的想法：希望日中两国联合着手开发包括尖阁列岛（即钓鱼岛等岛屿——本刊注。下同）周围在内的大陆架的石油。同时表示说，为了全面协助中国不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四个现代化”，将大量接受中国的留学生；加强科学技术合作，必要时也考虑签订日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等等。    外相的回答要点如下：    同台湾的关系：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但是实际业务的关系将一如既往。    日苏关系：我不认为由于日中条约而使日苏关系发生问题。因此，不立足于修复日苏关系这种想法上，而希望扩大迄今的关系，不断发展友好关系。如果苏联进行逼迫或威胁的话，就不能进行谈判；如果站在相互平等的立场上的话，就以解决了北方领土之后缔结和约为基本原则进行日苏之间的谈判。    美中关系：在同黄华外长之间的会谈中，我说，如果签订了日中条约的话，美国政府会容易下决心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对邓副总理也说了“美中之间，请更好地谈谈吧！”的想法。    尖阁列岛问题：邓副总理对于我关于日本立场的说明，清楚地说：“不再次发生尖阁事件。”    联合开发尖阁列岛周围的（石油），在私下曾谈过这个问题，考虑到不是仅仅一国进行开发（石油），而是由日中合作来搞为好，如果（对方）正式提出商谈，将以向前看的姿势进行处理。    留学生、科学技术的交流：留学生的交流对将来的日中关系是重要的，同文部大臣砂田协商的结果，准备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来接受留学生。    中国竭尽全力进行四个现代化。（日本）虽然不能协助其军事的现代化，但要强有力地推进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合作。必要时，也考虑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合众国际社伊朗阿巴丹八月二十日电】官员们今天说，可能是穆斯林的一些狂热分子在一座电影院里灌上汽油，把门锁上，然后点火把它烧着，有三百七十七名观众尖声叫喊、用手抓封死的太平门的时候，被活活烧死。    新闻部说：阿巴丹（伊朗南部波斯湾附近的一坐油城）的“雷克斯”电影院在十九日夜受到袭击时，里面至少有三百九十一人。    新闻部说，已挖掘出三百七十七具尸体，有十四个严重烧伤的幸存者。一位目击者说：“地板上血肉成堆，大部份死者已无法辨认。”    一些目击者说，纵火者（据信是反对伊朗现代化的穆斯林传统教派）在地板上浇了汽油，锁上门，然后放火烧着这个影院。    这场火灾烧了四个小时，消防人员用了十个多小时才从烧毁的碎砖乱瓦中把已烧焦的死者残骸拖出来。    一位目击者说：“当消防人员进去时，影院中到处是烧成焦炭的人的四肢和身体。”    伊朗电台二十日停止播放音乐节目，而广播“全国哀悼”的消息。迄今为止，这是在极端主义的穆斯林和企图要在伊朗推进西方式的民主的巴列维国王之间的斗争中，最严重的一次恐怖性袭击。    这次焚烧影院的时间可能是有意安排在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成功二十五周年的时候进行的。这次政变发生在一九五三年，伊朗国王在短时期的流亡之后就在政变后重新掌权。政府十九日在一些城市组织了亲国王的集会，来纪念这个日子。    二十日，在设拉子（位于阿巴丹和德黑兰之间）和伊朗西部的雷扎耶城，又有人纵火烧了两家影院。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九日以《著名的巴勒斯坦文学家卡拿范尼和他的作品》为题发表文章，全文如下：    有些人总爱这样说，在乱世中才会有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面世。或者，在大时代，在动荡的岁月中，历史更需要文学家们为它增添光彩或不光彩的一页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不少地方都出现过战争和动乱。不少民族都不能安宁地过日子，但是，又有那个民族像巴勒斯坦人一样，被别人驱离自己的家园，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呢？如果说亡国是被外国人统治的话，那么巴勒斯坦人的遭遇就比亡国更悲惨。他们连在自己国土上生活的自由也被剥夺了。    压迫的另一面是反抗。不少巴勒斯坦人拿起了枪。同时，也有人拿起了笔杆子，用文字作武器，动员群众，打击敌人。其中，加山·卡拿范尼就是集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人物。    一九三六年四月，卡拿范尼出生于巴勒斯坦北部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律师，由于从事反抗活动，曾多次被英国殖民政府逮捕下狱。    一九四八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接着，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人被驱离家园，逃亡国外。这时候，年仅十二岁的加山也和他的家人逃到黎巴嫩，其后再移居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五十年代初，年青的加山认识了乔治·哈巴什。那时，乔治早已从事解放运动，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的领导人。在乔治的影响下，加山加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并开始他的写作生涯，在该运动出版的周刊上发表了一些小故事。    五六年至六○年，加山在科威特住了四年，从事教学工作。在这几年，他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六○年，他接受乔治的建议，前往贝鲁特当新闻从业员，希望把更多时间放在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上。在贝鲁特，他创作了不少反映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的作品。    六十年代初期，埃及纳赛尔总统由于在五六年战胜了英、法及以色列的入侵，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象征，而“纳赛尔主义”也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主导思想。和其他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一样，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也把纳赛尔作为领袖，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纳赛尔为首的大阿拉伯联邦，而巴勒斯坦也将成为联邦的一部分。    可是，六七年中东战争的失败使不少阿拉伯人对纳赛尔失去信心。六七年七月，乔治和加山脱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创立“巴勒斯坦人民解放运动”（以下简称“解放运动”），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加山成了新组织的主要发言人，主编机关报《目标》周刊。    六九年后，解放运动在思想上日趋“激进”，在行动上也加强了对以色列的城市游击活动。七二年五月，解放运动和日本赤军合作，进袭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同年七月八日，以色列在贝鲁特的特务在加山的车上放置炸弹，终于把正当壮年的加山杀害，他死时才只有三十六岁。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加山的丧礼，成为自纳赛尔死后，贝鲁特最大的一次政治示威。    作为一位政治家，加山是继阿拉法特（巴解组织主席）和哈巴什之后最受巴勒斯坦人民注意的人物。    作为一位作家，加山创作了一个戏，多部小说，数本短篇小说集和数不尽的文章。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尽管题材是多方面的，但巴勒斯坦这个命题则总是贯串于作者的笔触上。他很喜欢用提示和象征的方法去引导读者们思考巴勒斯坦问题。    《在太阳下的人》这部矩篇小说是加山的代表作。    故事说，有三个属于老、中、青三代的巴勒斯坦人，在边境地区偶然地相遇。原来他们都打算离开巴勒斯坦（犹太人统治的以色列国），偷渡去科威特。在别无他法下，他们最后同意付出一大笔钱给一位驾驶运水车到科威特的司机，好让他们能暗中躲藏在车上的空水桶内。在车上，他们都幻想着到达科威特后的美好生活。在边界，司机却被一个贪污的犹太官员所阻拦。在炎热的天气下，三人终于窒息而死。由于恐惧和懦弱，他们在死亡边沿时也不敢敲击水桶，让别人能知道他们的处境。终于，三人的尸首都被扔进科威特境外的废物堆中。他们还是要死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国土上。    这部小说在六三年发表后，立刻便在阿拉伯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人都说，小说是加山对本民族的一种鞭鞑，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敌人的淫威下，不敢反抗，就连集中营（小说中的空水桶）的帷幕也不敢摇动。这不知是不是加山的原意，但无论怎样，小说倒说出了一个事实——逃避斗争就只会带来更大的悲剧。巴勒斯坦人的出路就只有反抗。六五年，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斗争终于开始了。    加山悲剧性的死亡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打击。在文学上，加山的死也是阿拉伯文坛一大损失。

【本刊讯】香港《快报》八月十五日发表一篇评论，题为《中共艺术团的政治意义》，摘要如下：    今天开始在香港公演的中共艺术团，姑且不论其艺术水平如何，单说其来头和剧目来看，包含着多项前所未有的特点：一、它是第一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团”名义访问美国并获卡特总统亲自接待的中共艺术团体。二、它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第一个以国家艺术团名义出国访问的中共艺术团体。三、它是中共政权建立二十九年来，历次出国表演的艺术团之中唯一在演出中较没有政治性剧目的艺术团体。但这是否就是表示在香港演出的这个中共艺术团完全不含政治作用呢？    现就这三点分述如下：    这个艺术团在美国受到广泛欢迎和隆重接待，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热”的延续。绝大多数美国观众，包括卡特总统在内，不一定真正能欣赏中国传统京剧和民族歌舞的艺术性。正如四十多年前（那时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梅兰芳风靡美国一样，是一种在美国人看来觉得新颖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吸引了他们。    卡特总统在白宫玫瑰园接见这个艺术团，则完全是政治性的，而且是意料中事。    这个艺术团受重视的另一原因，是林彪和四人帮弄权十年期间恣意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现在派遣这样一个艺术团出国表演，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传统艺术并没有被破坏无遗，而且在打倒四人帮后不满两年的短短时期中组成这样一个艺术团，也或多或少使人看到了华国锋的“大治”目标在某些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也正就是这个艺术团所含有的政治作用。虽然它的演出中较没有政治性的剧目，但这个艺术团的本身已说明了许多政治问题。    今年初，“东方歌舞团”曾到深圳专为招待港澳亲共人士而演出。这个歌舞团是约二十年前在周恩来亲自关怀和栽培下成长的，也是受到四人帮最野蛮迫害的，华国锋上台和邓小平复出后，首先就恢复了东方歌舞团的名誉，但那些受长期迫害的艺人已无复当年水准，因此中共当局没有让他们出国，而只是到深圳演出，表示它已“复活”。现在派到国外的艺术团，则是已经完全恢复了水准的。

【路透社广州八月十四日电】（记者：豪斯戈）广东丝织厂高级负责人吴雪英（音）今天上午带领本记者参观以前说：“我们要改进我们的经营管理，我们认为，南斯拉夫的某些主张可能是适用的。”她提到的南斯拉夫的主张包括鼓励取得利润以便再投资和实行奖金制度以提高产量。吴女士没有说得这样直截了当。    近几个月来，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已经向全国各地的党的高级干部介绍南斯拉夫管理国家企业的“自治”办法，南斯拉夫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给中国党的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南斯拉夫正是由于提倡自治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于一九四八年受到其他共产党的排斥。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中国新领导感兴趣的是怎么样的社会主义。    具体地说，他们认为，为自己无法使工人努力工作而伤脑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转向把南斯拉夫的自治方式当作一种可以作为管理自己的国营企业的基础的楷模。    这种解释看来仍然过于引伸。南斯拉夫花了将近十五年才使自治制度奏效，而中国人还只是刚刚开始从由革命委员会管理企业的不成功的制度转向把一切责任都放到厂长一个人肩上，这些厂长的任务将是提高效率和产量。    吴女士说，南斯拉夫在工业管理上的主张    ——用西方的术语来说就是利用刺激因素、再投资和利润分配——有许多同中国的工业发展三十条是相似的。她这样说大概是对的，因为中国将从这些主张中进行挑选，就象他们正在各种外国技术中进行挑选一样。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七月二十六日刊登哈里斯的一篇文章，题为《北京工业跃进中的黑市漏洞》，摘要如下：    现在到北京的访问者会注意到，许多中国人在同样的游览胜地闲逛或在宽广的天安门广场蹓跶。较少看见那些因公出差的人。每天有多少人因公出差到北京或上海呢？最近《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给予的答复是，每天约有五万名采购人员、参观访问人员等到北京和上海。    香港《中国新闻分析》援引了作者颜世贵的这篇文章。为了中国经济跃进而出差的人员的另一个数字表明，去年冶金系统有二十万人次来京采购物资。    另一方面，关于农村小工业，据一个县（中国有两千多个县）记载，四年中它派出了五千人到全国各省市机构去采购它所需的物资。    这篇文章所揭露的是中央集权制的官僚主义的无效能。工厂管理者现在可能不会遭到过去革命时期极大地妨碍他们的政治干扰。因此，如果他们还达不到产量指标，那他们就不象以前那样有那么多的借口了。但他们需要上级部门及时安排和运送的原材料。而这些原材料没有来，所以他们只好派自己的人出去跑材料。    作者写这篇文章作为对一封读者来信的评论    ——到过一个只有八十人的小厂，其中就有七人常年在外采购物资。在一家北京旅馆里，作者碰到六个人，全是一个厂的，全是采购他们厂所需的工具或材料的。作者问道：“一年不知花费了国家多少钱？”    看来这种混乱状况是文化革命以来形成的。在五十年代情况还不象这样，不过那时中国的工业发展小得多，工厂之间的竞争也较小。    但是，这位作者揭露的这些事实引起了国家计委的注意，国家计委决定必须结束这种混乱状况，方法是在中央党的部门的统一领导下实行统一计划。    广州经常发生的事情（在那里这些事情更容易传到香港）是，黑市日益兴旺，那些想完成生产指标的工厂管理者很自然派出他的人走走后门采购物资。人们无法估计究竟有多少中国人坐火车、乘飞机、住旅馆，为采购物资而在全国奔波。很明显，非法的旅游者发现这是到处逛逛的有用借口。现在，北京主管的部门设法把事情组织得更好，派出它们的人员到全国去敦促提供材料的工厂迅速交货。

【本刊讯】香港《南华早报》八月十四日发表社论，题为《严防特务》，全文如下：    政府今年只向俄国公民签发了两张进入香港的签证，这并不令人意外。俄国人自六十年代初在政治上同中国决裂时起，多年以来，一直利用香港这块殖民地的地位来作为它打中国的一根棍子。他们或则是自己在香港，或则通过他们对海外的无休止的宣传，几乎不错过捣乱的机会。    据人们所知，香港可以认为自己的运气是不错的，俄国人想利用香港作为收集情报的基地或达到宣传的目的，这种尝试一次又一次地碰壁。这种笨手笨脚的做法在一九七一年曾充分暴露，那一年，停泊在太古码头的一艘苏联船只的政委，令人惊讶地散发攻击毛泽东主席的中文小册子，企图在码头工人中搅乱人心。这样做引起的骚动和公众的谴责以及香港政府给予的惩戒，使俄国人感到非常尴尬。    一九七二年透露的情况表明，警务处政治部破获了一个企图贿赂香港商人刺探中国的俄国特务网，这也使俄国人相当狼狈，特别是据当时透露，特务头子在被捕时所携带的文件表明，他们间谍活动的野心伸展到了东南亚的其他国家。    这些丑事对苏共的打击比对克格勃还重。    尽管苏联人和他们的愚蠢活动显然毫无效果，但是，政府继续采取严格的限制是明智的。最近几年来，由于严格限制，除了有充分理由的人以外，苏联公民都不得来香港。    的确，如果认为人力、财力和技术设备雄厚的克格勃的令人生畏的力量，只是一些象在香港被揭露出来的那种饭桶间谍的话，那是天真的。    克格勃是一个力量和残酷程度无与伦比的组织，它并不在乎自己的计划和阴谋被公开挫败。无疑，莫斯科的间谍头子仍然很想打进香港。    苏联一直不断地要求允许苏联银行、报纸、通讯社、航空公司在这里设立办事处，甚至还非常厚颜无耻地要求在这里设立正式的领事机构。香港当局也始终拒绝这些要求。    事实已经证明，俄国人是不可信的，他们不会象客人们应做到的那样规规矩矩和讲礼貌，如果让他们进入香港将是愚蠢透顶的事，而且会出现非常现实的风险，即，他们的活动可能危及英国、中国和香港之间的极为良好的关系。

【本刊讯】蒋帮《联合报》八月十七日以《台湾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为题报道：台湾省政府表示：台湾省目前有四种重要的农作物病虫害问题，亟待专家研拟解决对策，减少农民的损失。    四种重要的病虫害是：    ①水稻不稔病：一般都在二期作发生，发病地区遍及全省，七七年发生面积为一万九千公顷，损失稻谷约两万公吨。此一病害究竟是“细螨”或“叶鞘腐败病”，正组成研究小组研究中。    ②文旦立枯病：麻豆文旦发生黄化，主因是立枯病的病毒及病原质混合引起，诱因为排水不良。目前正以四环素灌注树干，使病原减少。至于排水不良部分，当地海拔仅三点五公尺，公路设施及社区建设又告密集，区域排水困难，诱因无法消除，决定另在台南县山上、大内等乡的坡地上，推广栽培文旦。    ③木瓜毒素病：在西部地区普遍发生，台东县则以地形隔离发生轻微。对此一病症，正以系统性杀虫剂、反光带等阻止媒介蚜虫传播病害。    ④洋葱软腐病与根螨，七七年至七八年输日洋葱，因田间发生软腐病而减产，葱球到日本后因附着根螨而遭到熏蒸处分，今后决定栽培软腐病抗病品种，并减少根螨附着。    台湾省政府官员说：台湾农业环境，正在遭到严重污染。以去年为例，共发生农渔业损害纠纷案件四百二十一件，受害农户二万二千一百户，估算损失在三亿元以上。    依据省府统计，七七年遭受工厂废水、都市废水、畜牧粪尿污水等污染的农田面积，共有六万五千七百四十九公顷，农作物受害面积为三万三千六百五十三公顷。养殖渔业方面，约有五千公顷。另遭到工厂废弃物损害的农作物面积，计有四千五百六十四公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