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和新加坡外长都强调东盟对美国的重要战略意义，说如果东盟丢失，也就丢失了太平洋，美国的一侧便将被封锁住，就会使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重要纽带受到威胁    【路透社华盛顿八月三日电】美国和东南亚五个非共产党国家讨论经济关系的部长级会议今天开幕，会议立即集中讨论美国在印度支那战争后在这一地区应发挥的作用。    代表东南亚国家联盟发言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告诉国务卿万斯，这一地区仍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说，在同苏联进行的全球性斗争中，东盟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    他在国务院举行的为期两天会议开幕时说，“东盟站在你们这一边”。    “如果东盟丢失了，我想你们也就丢失了对你们具有重大战略利益的太平洋。你们的一侧便被封锁住了”。    万斯回答说，美国认为东盟地区重要这一看法并未改变。    他说，“它得到最优先的考虑”。    万斯在欢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外长时说，这次会议是巩固美国和东盟关系的一一个重大步骤。    他说，“美国坚决支持东盟的目标和愿望，认为这些都是东南亚的繁荣和前途的组成部分。”    万斯说，亚洲的现实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东盟在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和朝气方面取得的成就，他又说，美国认为东盟表明亚洲进入了新时期。    万斯对部长们说，“美国决心帮助东盟实现它的目标”。    罗慕洛代表出席会议的所有东盟成员国外长和经济部长发言，他说，美国在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后看来已开始重新估计它在东盟地区的作用。这个过渡时期的特点是，美国在越南经受了他所谓不幸的经历后在东南亚采取不抛头露面的姿态。    他说，美国作为全球范围的公认领袖，如果放弃它在这一地区的职责，几乎肯定会在最需要互相信任的时候导致一场信任危机。    罗慕洛说，“我们参加东盟的国家认为，在美国考虑问题时，我们的不断增长的实力不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    “首先，东盟地区继续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这一地区如果遇到困难，就会使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重要纽带受到威胁，并使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安全成为问题”。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八月三日电】五个亚洲国家今天告诫美国要制止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并且说，美国如果放弃它在这个地区应尽的职责，势将导致“信任危机……和具有破坏性的争夺”。    罗慕洛在谈到贸易限制时警告说，“无法控制的保护主义的灾难威胁着世界经济秩序。它威胁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除非明智的全球措施制止这种做法，否则这些国家在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就会猛然滑入无法挽救的贫困这个老泥坑。    “这种事态发展对世界和平和稳定具有的意义是人们所猜想不到的。”    拉贾拉南说，他觉得“这里出现的一种新概念令人感到不安，这种概念即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和竞争”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威胁”。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八月二日刊登凯利发自曼谷的一则消息，题为《越南边境战争使它遭受重大伤亡》，摘要如下：    随着激烈的战斗继续在鹦鹉咀地区进行，越南和柬埔寨的边境战争给它们带来的深远后果越来越清楚了。    曼谷的西方情报机构人士说，这两个国家最近都调动了大批额外的部队到那个地区。他们估计，双方在边境上的几千名军队现在都参加这场战斗。可是，这些人士对双方所说的伤亡人数表示怀疑。柬埔寨说，七月份打死一千二百名越南人，打伤二千五百名越南人，而河内则说，它“消灭了好几营”柬埔寨军队。    柬埔寨正从同泰国毗邻的西部地区调来新的军队。由于把这些军队调走，就使得大批难民又能够越境进入泰国。两星期来，差不多有五百人到达泰国，这是一年多来人数最大的。    与此同时，正在设法招募新兵的越南已把征兵年令从十八岁至二十五岁扩大到从十六岁至三十五岁，一九七五年复员的老军人正重新应征入伍。越南同柬埔寨发生的冲突使它的经济问题大大增加。由于强迫农民抛弃同柬埔寨相邻的边境地区的良田，所以缺粮现象变得更严重了。

【塔斯社莫斯科八月二日电】题：《真理报》评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    《真理报》评论美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它写道，去年在马尼拉举行的这种性质的第一次会议没有得到具体的结果，因为华盛顿不愿意放弃它的对待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新殖民主义政策。    从那时起什么都没有变化。《真理报》强调指出，美国仍然本着这样的愿望行事：控制住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作为自己经济的原料供应地。华盛顿想把持这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的企图并没有停止。评论说，美国想利用经济压力以及它在这里的军事存在，把联盟推上军国主义化和拼凑军事集团的道路。

【时事社东京八月三日电】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到三日为止已经进行了十次会谈。但是，围绕着“反霸权—第三国条款”的处理，日中双方的主张在最后阶段仍然未能取得一致。尽管谈判已经相当深入，然而未能找到一致点。因此决定四日举行的第十一次会谈仍继续进行事务谈判。不过，在第十一次会谈中能否告一段落，照现在来看形势还是微妙的，佐藤大使在三日晚上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事务谈判）可能拖到下周初。”

【本刊讯】吉隆坡《南洋商报》七月二十五日刊登梁厚甫的题为《美国衣食住行的新趋势》的文章，全文如下：    今天美国有一个显明的趋势，就是社会生活方式，有了基本的改变，无论是衣食住行，都趋向于一种新的形式。所以，一位朋友从新加坡到美国旅游，记者就对他说，假如你回去之后再过十年到来，你会感到美国面目全非。    衣：最显明的例子，就是衣服。今天美国对衣服的基本设计，已不如以往。以往但求式样高贵新颖趋时，能够卖钱，商人就竞相仿制；现在，对衣服的设计，已有了一种新思维，就是以人类对衣服的需要来做设计的基础。    原来人类对衣服的需要，是有若干条件的。基本的条件是能保暖，于保暖之外又要有灵活性。也就是，如果天气突然变热或者突然转冷，原来的衣服要能适应。热了，用手拿着衣服是一个办法，但太累赘，现在的办法是，把上衣捆在腰间，把两只袖子打一个结，挂在屁股后边。    衣服于保暖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能装东西，最好是袋子多，可以分门别类，各自归档。这样一来，就免得回家的时候忘记了带钥匙，打电话没有号码本子的狼狈相。    衣服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要不必勤于洗涤。不必勤于洗涤的好处，就是不必时时都要为袋子里边的东西来搬家，搬家的时候，往往容易挂漏。同时，早起上班，节省了不少的时间。    有一家以“伦敦雾”（ＬｏｎｄｏｎＦｏｇ）作为商标的衣服，就因为对上述的需要，能够适应，便发了大财。它设计的衣服，是紧身的茄克衫。茄克衫的长处：一在于袖口能紧，腰间能束紧，亦可以敞开胸膛，对天气最能适应；二在于衣身短，比较轻，轻就有凉快之感。穿的人凉快，制的人节省原料。热时可以缚在腰间。    这种茄克衫的布料，就是雨褛布，雨褛布的好处，就是着了污，用褛布一抹便去。这种茄克衫的袋子多，外边有四个手袋，两个斜袋。斜袋用来插手，手袋用以装东西。袋子特别大，载东西不少。以前流行的茄克衫，仅有两个插手的斜袋，“伦敦雾”成功的秘诀，就是再加了四个手袋。想不到加添了四个手袋，就可以替这一家工厂赚来数以亿万计的美元。    另外一种新设计，就是一种后边开敞而仅有两条带儿来连系的背心。背心是为穿恤衫的人设计的，前边没有钮儿，但是有六个袋，只穿恤衫的人，不愁东西没有地方放，后边开敞，不会太热。即穿全套西装的人，也可以加上这样的一件背心，外衣加上之后，背心自动隐藏，人家无法看见。背心以羊皮或厚布为原料，好些人，把钥匙，墨水笔，日记簿，银包等永远放在背心里边，挂在床头，早起无论穿什么衣服，背心经常贴在身上。男人背心等于女人的手袋。    这一种不计外观但求实用的衣服之所以流行，其先决的条件，就是由于今天美国的社会风气，业已大变。六十年代“嬉皮”的风气，打破了美国人都把自己作为衣架子的习惯。今天，即使赴宴，美国人已很少穿得衣冠楚楚，西装笔挺。即使你西装笔挺，难保同席的不会是仅穿恤衫之人。这一种社会风气之变动，是使但求实用的衣服能够到来的原因。（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食：谈到食，主要的特征，就是“集中烹饪，避免切割”。集中烹饪的典型，市上流行的“快熟面”和“罐头汤”就是显明的例子。美国的“Ｔｖ餐”，亦属于集中烹饪之类。集中烹饪的好处甚多，而主要的好处，就是对废料能充分利用。    以一只鸡为例，如果由自己来屠宰，鸡毛先变了垃圾，其实鸡毛有用处，可作为工业原料。鸡骨如果吃时吐在碟上，实际亦未能充分利用，因为鸡骨里边还有精华尚未吸取。如果事先能把鸡骨来集中，那是鸡汤的上好原料。吃鸡的人当中，有人会怕胆固醇，如果把鸡皮鸡膏吐了，那也浪费。由食品工厂来集中处理，副产品均能予以利用。利用副产品的结果，可以为商人增加利润。一些商人，会把一部分利润，给回顾客，作为与他厂竞争的手法。集中烹饪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可以逐渐取消每一家人家中的橱房。一家人取消了一个橱房，实在替每一家人省了不少的钱。记者曾看见过一家人，家中并没有橱房，只见饭桌上边，放了一个电焗炉，体积不大，请客的时候，把“Ｔｖ餐”放到焗炉里边，热了便吃，吃完把纸碟掀了，家主妇自始至终能和客人谈笑，客人对家主妇反而觉到舒服。“Ｔｖ餐”流行甚久，以往烹饪不得其法，现在都大有进步了。记者最近吃到一种速冻的咖厘，其味也许比不上“杨协成”，但就美国来讲，已属不错。今天，美国食品工厂已极力开快车，以取消美国老百姓的橱房为目的。    “避免切割”虽不如“集中烹饪”之彻底，但实际也是“家主人”或者“家主妇”的福音。今天，你如果要吃炒鸡球，不必经过起骨那样的麻烦，市面有现成的速冻鸡球，分为黑肉（鸡腿）与白肉（鸡胸）两种，配上了青菜，加上了小包的现成酱料，起镬便成。鸡白肉研碎了，可作鸡肉狮子头，另有风味。一位美国食品专家告诉记者：“橱房本来是人类文化落后的象征；湿粮（我们吃的饭菜）与干粮将来可以统一起来。”他又说：“妇女解放领袖们，认为妇女不应该是橱房的动物，今后把橱房取消了，不是解决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吗？”    住：住的方面的变动，还不太大，但是今天美国，对房屋的基础观念，已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动    。    中国人以往认为房屋是自己的基业，而英国人认为房屋是自己的堡垒，今天美国人对房屋的观念，认为房屋不过是一个大箱子，如狗之有笼。大箱子的观念，首见于那些可以住人的大汽车，后来又进而为一种“可移动的房屋”。今后美国房屋的趋势，将会就原有的“可以移动的房屋”的形式而加以改良。改良的地方，在于化整为零，即是每人一房制度。夫妻所用的房间，亦由两间来拚成，但隔离两床当中的墙，可要可不要，要就是两间，不要便变成一间。客厅饭厅厕所浴室等等，都可以附添上去。将来有了儿子，房间还可以增加。美国今后经营地产，亦与以往不同；今后经营地产，只是准备一些有水源有电源有下水道的平地，再加上一些可以扣着地面房屋的地基。将来由家私公司经营活动房屋，一般房屋里边，都附有家私，床及沙发、饭桌等，都可以从墙上拉出来，睡房顷刻之间，亦可以变成饭厅或者客厅。此种房屋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容易着火，睡在里边的人，有安稳的感觉。也不怕地震。    行：行，美国也在变动之中。自从有了能源问题以后，美国人行的问题，无法不求改进。就目前而论，汽车由大化小是主要的变动，但尚未彻底。    最新的思维是：美国以往行的办法，并不符合理想。合理的行的办法，应该是远程用飞机，中程用长途汽车，短程用脚踏车。远程中程容易解决，只短程无法克制。这由于美国以往误采了大城市制度，人们住的地方，距离工作的地方太远；由于美国人的住宅，都胶着在地面之上，不容易搬家，所造成的远距离，只有汽车才能解决。现在，美国已感到自己行的制度，大不如人，而“汽车王国”的称号，实际是“笨伯”的别名。美国现在已企图施行小城市制度，有些新成立的工厂，附近设有职员住宅区和购物中心。但积习难移，大概非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叶，美国无法把行的问题，赶上其它的国家。    从上所述，美国对于衣食住行的问题，论先天，美国解决得并不太好，但是，论后天，美国毕竟是一个敢想敢做的国家，不好就改良，不怕路程遥远。在目前，美国已用尽了一切力量，来改进（有人说是改退）衣食住行的方式，大概十年之后，将会有初步的成就。

【美联社布加勒斯特八月三日电】今天，在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华国锋来罗马尼亚访问之前大约两个星期，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共产党首脑齐奥塞斯库为他同北京领导的友谊辩护，同时声称这不是针对莫斯科的。    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发表一篇内容广泛的对外政策讲话说：“不言而喻，我们决不是把我们对中国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我们对苏联、欧洲和其他大陆上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对立起来。”    齐奥塞斯库再次呼吁苏中关系正常化，因为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任何分歧“无疑会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威信产生消极影响”。    这位罗马尼亚主席强调同苏联的“友好合作和团结”的关系在罗马尼亚对外政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齐奥塞斯库表明，在中阿、中越冲突或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之间的其他任何争执中，罗马尼亚将不偏袒一方，他强调指出，“罗马尼亚将不容许自己卷入任何公开论战，指责这一个或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通讯社播发了齐奥塞斯库对党的干部的讲话的摘要。    齐奥塞斯库声称，发生争吵的共产党国家有责任“通过直接的了解”来解决它们的分歧。他说，美国在“它于越南遭到失败”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军事上的替代办法并不最有利于政治政策，因此目前要特别倾重于经济手段来推进这项政策”。    【路透社维也纳八月三日电】齐奥塞斯库还重申他的国家对共产党的华沙条约军事联盟所承担的义务。    西方外交官说，苏联领导人一定认为，在莫斯科—北京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的时候，华主席到布加勒斯特访问是在冒犯克里姆林宫。

【本刊讯】西德《时代》周报七月二十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超级大国之间的怨恨》，副题是《缓和剩下的不多》，摘要如下：    天知道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华盛顿发生的事情，用不着那么重视：无非是白宫的毫无计划的做法引起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混乱和忿怒的情绪，而这种情况又回过头来影响到美国政府。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缓和时期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件事情——但是，政府现在却提出了疑问，即面对着这样的激动情绪：“不同俄国人举行任何谈判，他们总是骗我们”——它能否冒险签订协定呢？    更难搞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莫斯科领导人采取了这种引起哄动的措施，对夏兰斯基——美国总统曾亲自对他进行担保——的审讯，为什么偏偏定在重开日内瓦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时候？这显然是对卡特的一种挑衅。    第一：人们知道，勃列日涅夫希望缓和，最后他还想继实行非斯大林化的赫鲁晓夫和成为伟大卫国战争英雄的斯大林之后，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而被载入史册。    第二：这些领导人（不管他是什么人）也许都希望通过这种措施在华盛顿引起更大的混乱，以便从中得到好处。    第三：也可能是这种情况，即苏联人对缓和感到厌倦了。他们既不可能大大扩大同美国的贸易，也得不到技术方面的好处——也许他们要撇开世界上的问题，现在才想再来解决国内的问题。    这种形势所造成的后果——那就取决于我们了——也可能是，俄国人现在把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欧洲，因为他们将打算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保持缓和。如果欧洲向俄国人提供美国拒绝提供的技术，如果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即美国人会起疑心，莫斯科会逐渐达到二十年来它一直徒劳地尝试要干的事情：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我们欧洲人必须注意这一点。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二十八日电】美国参议院今天以七十三票对一票决定实际上停止同乌干达的一切贸易往来，理由是独裁者阿明的政府“从事种族灭绝的国际性犯罪活动”。    参院的这项法案主要目的是停止美国从乌干达大量进口咖啡，而咖啡是这个非洲国家赢得外汇的主要作物。    参议员洛厄尔·韦克说，阿明犯有屠杀他的三十万同胞的罪行，说他的政权已堕落到这种“腐败”的地步，因此人们应中断它同“文明世界”的一切接触。

【法新社伦敦八月三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在敌对的阿拉伯集团近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以后，英国已向它在国外的各大使馆发出了加强保安措施的紧急命令。    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这些阿拉伯集团将设法拿英国外交官作为人质以便释放在这里被监禁的他们的伙伴。    英国当局在秘密地方拘留着两批嫌疑分子，他们的同伙可能试图营救他们。    两个伊拉克人萨利班·哈桑和萨阿迪·舒克里七月九日被指控谋杀伊拉克前总理拉扎克·纳伊夫将军。    第二批是在星期五企图刺杀伊拉克驻伦敦大使塔哈·达乌德以后被逮捕的一男一女。    【法新社伦敦八月三日电】为报复英国驱逐十一名伊拉克人，伊拉克把六名英国外交官和两名英国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驱逐出境。    被命令离开伊拉克的另外两名英国外交官目前正在休假，不准许他们再回巴格达。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八月一日电】希腊「船王」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翁纳西今天同她的第三个丈夫（一三个十七岁的俄国人）在一次简单的婚礼中结婚。这位希腊轮船公司的女老板，从她的已故的父亲阿里斯托特尔那里继承了五亿美元的财产。    她的丈夫谢尔盖·考佐夫以前也是苏联轮船公司的一个经理人员。考佐夫身材很矮，幼时在一次事故中把一只眼睛弄瞎了。    【德新社莫斯科八月一日电】克里斯蒂娜·翁纳西的已故的父亲，最后一次是同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遗孀杰克琳结婚。    西方的一位继承了成亿美元财产的姑娘，在莫斯科同一位苏联公民结婚，这还是第一次。

随着时间的流失，展现在我眼前的苏联是一个没有“言论、集会和游行的自由”的社会。    一九七七年底，我和一位俄国人喝完酒回家，一道搭出租汽车时，他深有感触地说：“斯大林不仅精通政治、也精通经济和文艺，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有才干的人。”平时给人以顽固不化的印象的党员说出这样的话来，使我非常吃惊。在这里我看见了新斯大林主义在抬头。    经过赫鲁晓夫的“解冻时代”，勃列日涅夫为了进行思想控制和对付反体制派，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了新斯大林主义，这是没有疑问的。在这样形势下，对于渴望民主的反体制派知识分子的镇压就更加厉害了。把不合心意的人踢出去    最近我所看到的反体制派的活动有两种流派。一种是要把西欧民主引进社会主义，从而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有萨哈罗夫。另一方面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绝望，想要从宗教和精神方面寻求人类的救济和幸福。采取这种态度的就是索尔仁尼琴。但是对不容许有“独立思考、发言和反抗的自由”的勃列日涅夫等体制派来说，却不管反体制派内部有何区别，而是一味镇压，只要斩草除根就行。    使人恼火的是窃听和暗探行为。    关于电话的窃听，苏联市民自己也都知道。在我家帮忙的人一谈起不好让当局听到的话，便用手指堵着咀说“嘘”，离开电话远些，在我耳边轻声地讲。他说电话机设计得挂着听话筒也能窃听。对苏联市民也一样。他们和我们外国人接触时，即使自己家有电话，也要出去用公用电话。而且不能长谈。因为有可能被探察到。我得到俄国人的亲切指教，在打电话时也注意多了。令人不愉快的侦察电话    最不愉快的是侦察电话。我是一九七二年十月赴任的。有半年之久，侦察电话不断。最初是妇女的声音，讲些什么“现在你在干什么？我在普希金公园，你来吧。”之类的话，连续几天都这样。我怒斥：“你是什么人？”她还是妖声怪气地发出“嘿嘿”的笑声。第一，对方清楚地知道我是新来的特派记者。对方当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坐探。上了当，被他们抓住小辫子的西方记者的例子，我也知道一些。    其次是深更半夜打来的无言电话。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家里的人起来接电话，却断了线。一会铃又响起来。反复多次之后，家里人说“怪害怕的……”把电话挂上了，但是不接，铃就不停。最后我去接了。当我说出我的姓名后，对方向话筒“噗”地一声吹了一口气。就这样挂上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敌方的目的就是证实一下我的住处。有了这样的电话，一天都不痛快。    无视个人生活秘密的窃听不只限于电话。也有正规的窃听器。也有人说，这是当局派来的雇员安装上的。日本大使馆在五年中三次发现窃听器，都作了处理。东京寄来的信留有明显的被拆痕迹，这也不止一次。这是克格勒在抽查。在苏联连通信秘密都不能保证。当局所干的窃听和暗探行为，遍及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为看不见的沉重压力。互相监视    相互监视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这样还不如到那生死搏斗的社会里去。同事、朋友的微小过失都要一点不漏地告密。靠这升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恐怖的生活是多么可怕。    谈谈我经常交往的俄国人吧。他和妻子处不好，离婚了。于是妻子到法庭控告他以前犯过经济罪。他被妻子害得好苦，因此而失去了职业。离婚之后，我去他的公寓访问，大吃一惊。门上竟安了十个门锁。他见我显出这种惊奇神情，便摆出了受妻子害的可怜相说：“有事实说明我不在家的时候被搜查过。这是防止外人进来。”在苏联，丈夫不信任妻子，妻子不信任丈夫。他说：“就是妻子，也不能讲真心话。”    住在任何人都不能信任的社会中，苏联人是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寞中生活的。“孤独的苏联人”——这话是非常贴切的。    看苏联人和我们外国人的交往，“告密的社会”就更容易了解。    一九七六年夏天，日本的几个特派记者一起到俄国的森林去吃野餐。那地方是不许烧火的。我们刚点着火，马上就有民警从什么地方来了。立即把我们撵走。那时立即就感到“有人告密密”。    （五）

说古巴是不结盟运动中一个最糟糕的例子；明年在哈瓦那召开不结盟最高级会议是荒谬可笑的，但改变会址的票数还不够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八月二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关于不结盟的笑话》，全文如下：    关于人们上周在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干了些什么，别在这些专栏里寻找简明易懂的报道。自从铁托元帅和一小撮现已离开人世的当代人物共同发起这个运动来保护他们的独立、顶住冷战的压力以来，二十四年过去了，不结盟运动一直苦于成员国的目标四分五裂，以及能力随着世界和超级大国争夺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以成员国或观察员身份参加部长级会议的一百一十三个国家和解放运动组织之间利害冲突太多，无法有效地加以掩饰。有些是近来在互相开火（越南同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有些事实上是同东方或西方结盟，或者在中苏这两个共产党巨人之间的争吵中，成为中国或苏联的朋友。    它们的经济地位各不相同，有的靠乞求，有的拥有难于置信的石油财富。其中有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者，也有民主派和专制统治者。他们在议论国际问题时，使用着不同的词汇。    其中大多数都感到要把世界上的一切坏事都归咎于美国是最容易的事，但是，中苏冲突也为分派的国家提供了影射这个或那个共产党大国的代义词。（对中国的朋友来说，谴责“扩张主义”意味着谴责苏联。）这是一个大杂烩。作为东道主和唯一幸存的创始人，铁托总统力促大家搞好团结、不偏不倚地反对大国统治    ——反对“霸权主义”（这是影射苏联的干涉）和新型“殖民主义”（这是指西方）。    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作出的努力中最明显的问题是古巴问题，因为这个国家作为苏联在非洲进行武装干涉所雇佣的打手而出现。古巴不仅是不结盟运动中一个最糟糕的例子，它在经济上依靠别国、同时又是俄国的宣传员和雇    佣军；而且它的外交部长未能在不结盟会议的讨论中做到少出头露面。他驳斥了人们抱怨古巴远征非洲的论点（这个问题似乎使会议分裂成势均力敌的两派）；他还肯定了对“爱好和平的进步国家”的支持（对那些被认为是足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同样是一种引起分歧的字眼）。他谈到古巴人回到了“他们的祖先在几个世纪前作为奴隶而离开的”大陆。这种理由既适用于美国的第八十二联合空运部队，也适用于古巴的军队。    最不恰当的就是不结盟运动竟荒谬可笑地赞成明年在哈瓦那举行它的最高级会议。要是古巴军队还在安哥拉以及埃塞俄比亚执行苏联的政策，那么一些国家就打算抵制这次会议，但是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赞成改变会址的票数还不够。    如果卡斯特罗想为不结盟运动做一件好事，那么他就不要再为他更加迫切地忠实于他的苏联主子而辩解。当然，他宁可使明年举行的“中立国”最高级会议成为人们的笑柄，也不会这样做的。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七月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文部省扩大教学器材使用范围，给学校增添录像机、拷贝机等》，摘要如下：    六日，文部省公布了“新教学器材标准”。这一“新教学器材标准”规定，在中、小学以及实行义务教育的盲、聋学校所使用的教学器材当中，需要用公费买齐的品种和数量。将由现行使用的二千二百五十八种，大幅度地增加到三千四百一十三种。作为新的教学器材，磁带录像机、反应分析装置（电钮式回答器）、电子拷贝等“新武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将出现。文部省的方针是在从本年度开始的十年计划内，花费总额约四千六百亿日元的资金，来实现这一计划。新教学器材标准作为减轻家长学费负担的政策被定了下来。    纵观品种的数量，增加了约百分之五十。    小学为三百六十七种（原为二百五十五种）、中学为三百一十二种（原为二百二十七种）、盲人学校为五百五十七种（原为四百零一种）。    这次标准的特点，是从原来那种“需要的最低限度”改为“标准化所需要的程度”。    在中小学新纳入标准的主要东西，首先是充实与视、听、记忆方面有关的。现在的标准是，把每个学校平均已有的三台电视机，充实到每一年级一台，把黑白的换成彩色的。还新增加了录像机、电视摄像机、磁带、十六毫米胶卷等。为了照顾教师制作教学器材的效率问题，除电子拷贝以外，还为公费提供幻灯制造机（与把模型、图表等放大，投影到银幕上的高架式投影机同时使用）开辟了道路。    此外，为了提高指导效率，能够一按电钮就使对方回答几个问题、观察学生的反应的反应分析装罡（每一套约五十万日元，在教学器材中价钱最高）、作为测定体力的器具的闪变值测定器（检查疲劳的程度）、垂直跳跃测定器等也被列入标准的范围内。    教学器材的充实，也扩大到了必修的俱乐部活动的范围。    如，围棋、将棋、插花术、茶道等的工具类，也可以公费购买。

【美联社科伦坡七月二十四日电】亚洲和大洋洲的二十五个国家的教育部长与高级官员今天出席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会议，讨论这个地区所面临的教育问题。    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在开幕词中说，他的国家把国家预算的很大份额用来使二百五十万儿童受到免费教育，斯里兰卡有文化的人的比率为百分之八十五，是东南亚最高的国家之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阿马杜·穆赫塔尔·姆博指出，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一点四居住在亚洲—大洋洲地区，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区。    他说，这些国家的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三点一是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因此教育问题是“巨大”的。    姆博说，这次会议的议程特别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之间的相互联系，本地区的一些国家正在实行的改革，反映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心。    姆博说，“其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往往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开、或者把普通教育同技术和职业教育分开的人为的障碍，以使年轻人能够顺利地走上工作岗位。”    斯里兰卡教育部长被选为会议主席，孟加拉国、中国、印度、伊朗、日本、巴基斯坦、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各国的教育部长被选为副主席。

说我工业和技术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很大，生活还很贫穷，但看不到对此绝望；很多人都在为改变现状而努力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七月十八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田所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题为《厉害的中国群众——适应潮流，预料到将来的变化》，摘要如下：    星期日，我在初夏的大街上漫步。相当于东京银坐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依然是人山人海。皮肤晒得黝黑的年青人吃着冰棍，或者在水果店门前站着大口大口地吃西瓜。北京从四月开始“解除禁令”，允许烫发。不过，女孩子中，绝大多数都同过去一样，留着长长的辫子。穿裙子的比烫发的更引人注目。毫无顾忌地互相交谈，乱吐西瓜子，也随地吐痰。总是充满活力的中国群众就在这里。    我在北京居住了三年多，一直在观察着中国所发生的各种变化。特别是以毛泽东主席逝世和此后发生的清除“四人帮”事件为分水岭，政治潮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消“四人帮”的“空谈”，全力推进产业现代化路线，逐步改善群众生活的以华国锋为首的领导班子所采取的方针，无疑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本来也并不具有群众的生活会随着政治上的变动而得到彻底改善的性质。在适应潮流变化的同时，吸取其实质性的东西，维持生活    ——中国男女老少的这种顽强性，正是我现在感到吃惊的东西。    因此，似乎应该认为，一方面，已经发生变化的事情不少，而另一方面，还没有发生变化，而人们预料要发生变化，并正在为之作准备的事情也很多。    最近，首次访华的达克·达克斯合唱团的成员们一方面对在音乐家和听众中所产生的巨大反响感到高兴，同时又不可理解地说：“现在，中国为什么没有任何‘爱情歌’呢？”的确，歌颂毛主席和华主席的歌曲很多，但听不到歌颂个人之间相爱或恋爱的歌曲。在少数民族中流行的表达爱情的优美动听的曲调中，现在填写上了表示对领袖的敬爱的歌词。    但是，使人感到这也是时间问题。在这个国家，新的事物会在某一天突然作为当然的事情而有条不紊地开始出现。    问题在于政治对这些忍耐力很强而且充满活力的群众有什么要求，人们又怎样来对待它。    建国以来，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曲折。但是，中国仍然是“革命时国家”。它处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实验过程当中：清除由漫长的历史所产生的障碍，在养活九亿多人口的同时，自力更生地建设成为没有差别的富裕的社会。    包括在解放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内，很多人对这一点感到自豪，并都在为之努力，这是毫无疑问的。深夜，对开电梯的年轻服务员说一声：“辛苦了。”他们便愉快地回答说：“没什么。为人民服务是我的工作。”他们非常清楚，现在中国的工业和技术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生活还很贫穷。但是，看不到对此绝望，或者忌妒和羡慕的情绪。    由于在环境和方法上有很多独特的因素，所以，中国所面临的课题突出地具有中国的特色。不过，从他们占地球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成败也具有世界意义。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七月十八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雅各布发自济南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艰难的农业现代化，数百万吨用镰刀收割》，摘要如下：    沿着黄河走，从洛阳到济南，参观了五个农业生产队……不言而喻，在中国的外国客人从来看不到“坏单位”的，而且，外国客人的调查对象很少能低于“中上”水平。更加有意义的，也许是从这一系列采访中得出的中国农业的面貌。这次采访是在多少享有特权的地方进行的，而且是在从河南到山东的一些虽不是中国麦仓、至少也是小麦高产区进行的。    今年小麦丰收。据说，洛阳附近的小麦每公顷近五十公担，郑州地区每公顷六十五公担以上。考虑到随后在这些土地上将收获三十到四十公担的玉米，这算是相当好的收成了。那末，付了什么样的代价呢？    在我们参观的五个生产队中，有三个生产队的收获只用镰刀。清晨快四点时出发，晚上近八点才回来，中间吃午饭有两个小时的休息。去年收获的大约二亿八千万吨粮食（今年大概会超过此数）中，绝大部分是这样得来的，而不是用其它方式搞的。    是否可以试用其它办法呢？有一个生产队的人指给我们看一架小型的割麦机，每天收割不到一公顷半的小麦。看来，人们对这架常常发生故障的噼啪乱响的机器没有什么热情。此外，人们还保持着对早几年使用过的机器的回忆，那些机器弊多于利，人们终于放弃使用，恢复使用传统的熟悉的好镰刀，人们认为只有它能留下平茬。    在济南附近，有一台约莫一公尺半的割麦机，正如人们三、四十年前在法国农村看到的那样，人们使用一个马力不大的拖拉机拖曳着它，每天收割七公顷小麦。机器要花费三百元，相当于生产队一九七七年电力消耗的十分之一多一点。拖拉机问题呢？在我们到过的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好些不同马力——但用作别的用途的拖拉机。    农业机械化在中国遇到了一些心理上的和社会习惯的抵抗，人们没有估计到这种抵抗的力量。这导致对于未来的计划提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作为“基础”的农业的机械化是现在至一九八五年期间占据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地位的“四个现代化”计划的组成部分。凡是我们能提出这个问题的地方，人们实际上都向我们谈到了收割脱粒机，这种机器从理论上说应能在从现在起的第七个年头上开始使用。人们看不出这些复杂的机器（西欧国家的农民花了好几年才适应了这些机器），将怎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在这样一个农村中取代镰刀。

说我当前存在的无形的问题是，信心不足和管理不当；一些干部能力很差，而另一些干部则担心出现反复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七月二十五日刊登麦克杜格尔的一篇文章，题为《在长征道路上缓慢前进》，摘要如下：    当华主席最近在北京召开的财贸会议上谈到中国的经济情况时，他的真正意思是，发展速度仍然是极其缓慢的。显然，他的确提供了一些关于今年上半年生产情况的看起来是乐观的数字——工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四、钢铁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七、原油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煤和动力生产分别增长了百分之十九和百分之十七。但是，连华先生也这么说，出现这些增长主要是由于四人帮搞阴谋诡计使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的生产处于崩溃状态。这仅仅是一种恢复，一种尚不彻底的恢复。    在四人帮垮台后的近两年里，以及在压服不了的副总理邓小平重新上台后的一年里，中国仍然在为恢复其经济而奋斗。    中国正在为专门知识、管理技术、原料、建筑材料的缺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粮食的短缺所苦。    存在的问题并不都是有形的。除了中国官员坦率承认的缺乏原料和生产设施的问题以外，还存在信心不足和管理不当的问题。一些官员能力很差，而另外一些官员则担心出现反复，如果他们作出一些有争议的决定的话。    妨碍发展的一个更大的障碍是，今天各级官员都不愿意表现出主动精神。中国的政策的潮流正在有力地转向两年前遭到猛烈谴责、十二年前导致文化革命这幕灾难性戏剧的那些主张上去。过去几周，北京宣布要恢复农村的自由市场，重新把工业组织成专业企业。地方官员不愿有力地执行这些政策，这是不足为奇的。    在工业方面，新的组织蓝图，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三十条”，是根据邓小平一九七五年提出的关于加速工业发展的文件（后来被称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制订出来的。一年前，也就是在邓副总理即将重新出来担任公职的时候，那项文件又被列为“香花”。现在据说，“三十条”是根据一九六一年原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一个文件制定的。不管毛参与与否，在文化革命中和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得势期间，三十条中确定的要强调专门化、中央控制和职业化的主张曾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除了这些直接的问题以外，按计划的速度    ——例如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要翻一番以上    ——使中国的规模很大的经济现代化，将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但是，由于有着超过九亿的人口——现在仍然在以每年大大超过百分之一的速度增加，因此，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中国领导人目前正在设法使全国人民相信，现在的政策不仅是实用的，而且是正确的。《人民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确定判断真理的标准的文章，这表明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花很大的力量从最基本的原理说起。

【美联社香港七月二十一日电】在中国华北的一个模范乡访问了三个星期的两位美国学者今天说，他们惊讶的是那里农民的劳动比他们预想得还要闲散得多。    圣迭戈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副教授保罗·皮科维奇和马萨诸塞州的汉普郡学院的政治副教授凯·约翰逊说，河北省的五公乡的农民“干活卖力，但是并不想把自己累死”。    约翰逊女士说：“他们很早很早就开始上工，很晚才收工，但是，午饭时有三个小时的休息。”    皮科维奇和约翰逊女士同另外两个美国学者，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马克·塞尔登和威斯康星大学的爱德华    ·弗里德曼一起访问了这个乡二百多户的每个人，为起草一个报告收集材料。    约翰逊和皮科维奇说，中国当局在今年五月份之前一连四次拒绝了他们要对中国人民的生活进行深入考察的要求。当他们从五月十七日到六月二十二日在中国访问期间，他们在这个先进乡呆了三个星期，只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同党的官员举行会谈。他们说，他们要求去河北省，中国当局选择了五公乡，这个乡由于五十年代在生产上的成就而闻名于全中国。    他们说，在起初的日子里，他们同农民住在一起，后来，由于农民们的好客，他们搬进了一个接待站。    记者问，那个生产队的农民对毛之后的时代有些什么想法，皮科维奇说，“一般说来，我感到农民并不怎么谈政治，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农业”。    他还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谈到‘四人帮’，但只是在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时他们才说的。”    他们说，农民中的大多数人家都有五到六间的宽敞的房屋和漂亮的家具，但这在中国是一个例外，不是普遍情况。    他们还在这个村庄的一所中学里教了几天英语。约翰逊说，他对中国的各个中学必须学英语这一点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