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七月二十八日刊登该报驻波恩记者伊藤二十七日的一条消息，题目是《华主席访问巴尔干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欧洲建立“反霸”桥头堡》，摘要如下：    中国在欧洲失去了唯一的一个毛泽东主义盟友阿尔巴尼亚，现在又以南斯拉夫为据点结集“反霸”势力，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    自从一九五八年中国开始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以来，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尖锐对立的中、南两国，通过去年九月铁托总统访问北京，政府间的关系完全修复。通过华主席预定于八月以后对南斯拉夫的访问，估计两党关系也很可能正式恢复。中国承认铁托的不结盟主义，恐怕完全是由于它的反霸性质。华主席同时还要访问罗马尼亚。罗马尼亚虽然是华约成员国，但它推行的是全方位外交，一直拒绝苏联对国际共运的控制。因此华主席访问这两个巴尔干社会主义国家，是为了在欧洲的一角针对苏联而建立“反霸”桥头堡。    促使中国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两国关系好转的因素是，南、罗两国在越柬争端中显然是支持柬埔寨的，并且在中越争论中间接地采取行动，支持中国。而另一方面阿尔巴尼亚却选择越南作为自己的‘‘最后伙伴”，谋求接近河内。在亚洲和巴尔干产生的三种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即将重新组成两个组合，即“中国、柬埔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越南—阿尔巴尼亚”。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七月二十一日发表一篇由施特勒姆撰写的短评，题为《远东的支持》，摘要如下：    中国党的首脑华国锋将于八月到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不光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欧洲的土地上出现这一事实引人注目，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华国锋给这样两个欧洲共产党国家（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种面子，这两个国家迄今最坚定地反对苏联的霸权统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莫斯科的对手。    这次访问的时机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刚好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的时候，华将结束他对罗马尼亚的访问，然后直接乘飞机前往贝尔格莱德。这两个位于欧洲东南部的独立的共产党政权，很可能希望在其反对日益增长的莫斯科压力的斗争中至少能间接地得到中国人的支持。

【共同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记者：边见）题：对柬埔寨军事代表团给予破格礼遇    中国方面对全国解放以后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柬埔寨政府军事代表团给予隆重欢迎，引起了此间人们的注意。    当宋成副总理一行到达北京以后，第二天就同邓小平副主席、副总理举行了会谈。新华社以最高级的措词报道会谈的气氛，说进行了“同志式的友好会谈”。三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也在第一版显著地位刊登了邓小平—宋成会谈的照片，这表明中国是何等重视这个代表团。    陈锡联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的讲话也表明了中国支持柬埔寨的程度是多么深。    中国这样公开地明确表示支持柬埔寨，无疑是有其原因的，因为中国看到了形势的新变化，那就是“苏联在东南亚，纵容和支持那个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越南当局四出寻衅，武装入侵柬埔寨，充当东方的古巴”。    【安莎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西方观察家们今天在这里说，自一九七五年柬埔寨战争结束以来柬埔寨第一次派出军事代表团访问北京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昨天，柬埔寨代表团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进行了商谈。邓小平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党的副主席。    西方观察家们说，这次访问将导致中柬两国在防务方面缔结进一步的协定这一看法，从新华社宣布这次访问的话语里得到证实。    新华社在一条欢迎柬埔寨代表团来访的电讯中说，代表团的来访对于促进中柬两国人民和两国武装力量的友好和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上述观察家说，尽管中越两国已商定于八月八日开始在河内举行副外长级会谈，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大概仍将以多少是尖锐的形式持续下去。    一些西方专家认为，即将在河内开始的会谈将会遭遇与中苏边界会谈同样的命运。中苏边界会谈已经进行了将近九年，毫无结果。    【法新社北京七月三十日电】柬埔寨军事代表团周末开始在这里进行正式访问，这是红色高棉获得胜利后来此访问的第一个军事代表团。    此间观察家说，这次访问说明中国完全支持高棉政权和中柬关系的密切程度。    此间外交官认为，他们会谈的中心问题将是柬越边界的军事形势和中国向柬埔寨提供军事援助。

【法新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越南驻北京大使阮仲永今天说，柬埔寨军事代表团来这里访问是为了“协调”对越南的联合进攻行动的。这位越南大使评论柬埔寨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宋成星期六（七月二十九日）到达中国首都一事说：“中国在试图通过柬埔寨侵略越南，这个代表团是来协调两国的政策的。”    【路透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记者：麦肯齐）越南驻北京大使今天说，中国正在通过柬埔寨进攻越南，并说目前柬埔寨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在中国首都访问，显然是为了协调政策。    阮仲永大使是在瑞塔斯社的报道    【塔斯社北京七月三十日电】据新华社报道，以负责国防事务的副总理宋成为首的柬埔寨军事代表团已到达这里。这次访问再一次证明了对邻国奉行侵略政策的北京和柬埔寨政权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士的国庆招待会上回答记者们的问题时说这番话的。    阮仲永大使还说，越南希望，在定于八月八日在河内同中国开始举行的副外长级会谈上，不仅仅讨论他的国家内的华人问题，而是讨论更广泛的问题。    中国提议举行这次谈判，是为了解决北京所说的越南华侨受迫害和歧视的问题。

说阿领导人也许不得不设法恢复同俄国人的关系；美对阿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限于战略方面的考虑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七月三十日刊登该报记者宾德发自华盛顿的专稿，题目是《在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后美国考虑同阿尔巴尼亚进行接触》，摘要如下：    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们说，卡特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设法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政府开始进行会谈。这些官员在本周说，进行这种接触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    这些政府官员在同记者谈话时接着说，尽管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继续攻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但是他们也许感到不得不抑制自尊心，设法恢复同俄国人的关系。    这些专家担心的是，苏联将要求象它在一九六一年以前那样享有在发罗拉海湾口的萨扎尼岛停泊军舰的权利，以此做为恢复援助的代价，而且这种要求可能得到满足。这些专家说，那里部署一支海军力量可以控制亚得里亚海，它离意大利海岸只有四十五海里，这可能大大改变地中海的战略局面。    专家们相当肯定的是，阿尔巴尼亚即将发生变动，甚至可能在领导方面发生变动。    在提到最近对文化、军事、经济、教育和农业官员的清洗时，政府专家们说，在霍查周围，来自各省的年轻的党员越来越多，他们年纪太轻，没有经历过以前同南斯拉夫和苏联进行的斗争。他们猜测，这些年轻的人可能使阿尔巴尼亚走上不同的道路。    美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限于战略方面的考虑。一位国务院官员说，另外一一个考虑将是让领事馆能够接触最近几年在阿尔巴尼亚不知去向的少数几个美国公民。    美国最后一次设法同阿尔巴尼亚进行对话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当时任副国务卿的拉什在讲话中说，华盛顿“准备响应”阿尔巴尼亚作出的愿意讨论建立关系的表示。两国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破裂了。霍查以嘲弄的态度拒绝了这次试探。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三十一日电】美国国务院今天对埃及总统萨达特提出了他访问耶路撒冷以来的最尖锐的一次批评，说萨达特总统拒绝继续进行中东会谈一事使它“非常失望”。    今天上午万斯在戴维营会见了吉米·卡特总统，他们讨论了美国将对萨达特讲话作出的反应。萨达特说，在以色列同意放弃它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之前，不可能再举行谈判。

【法新社巴黎七月三十日电】题：法国机场调度人员罢工：混乱持续到星期三（八月二日）    法国航空交通方面出现的混乱至少要延续到二日，各个调度中心的混乱程度也不一样。    多数调度中心人员和全国航空调度人员工会星期三将决定自上上个周末开始以来的这次“空中扳道夫”行动下一步如何行动。    自治工会（空中交通全国工会）的一个负责人勒赛居依埃七月三十日对法新社说：“如不开始任何谈判的话，局势可能会更僵。”迄今为止，没有提出全国性的口号，因而各地区调度中心都自己决定如何行动。

莫斯科人对于提高出租汽车费用，用罢乘的办法对抗。费用提高以前，由于出租汽车少，所以雇车很难，但是涨价以后，不论哪个停车场上都停着成排的汽车，等待雇客租用。对苏联出租汽车费涨价感到高兴的只是那些觉得“雇车容易”的外国人。尽管如此，苏联人也不发牢骚。其原因是在实行提价前做了工作。在实行提价之前，首先在工厂和集体农庄等开会讨论党决定提价的方针是否妥当，然后集中大家的意见向党汇报。据一位苏联人说：“如果在那样的会议上反对提价，马上就会这样（用手比划杀头）或者送到集中营去。”在这样严厉的控制下，市民当然连哼一声都不敢。    也有人认为，最近一系列物价上涨，就象肉类和牛奶生产所表明的，一下子暴露出补贴政策的破绽。非常熟悉的一位苏联反制度的知识分子解释：“提高物价也是由于政权的危机。这一次也肯定是那些想要打倒勃列日涅夫的人搞的阴谋。”照他说来，当局在物价政策上的失败，对于觊觎政权的野心家，是极好的攻击材料。下面介绍一则讽刺物价上涨而缺货这种贫困生活的笑话。    市民：为什么苏联商店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勃列日涅夫：苏联商店里尽管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可请到家里去看看。那里有好多东西。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店里虽然东西很多，但家里却什么也没有。    告诉我这个笑话的苏联人讲完之后，伸长了舌头，摊开两手，耸耸肩膀，表示无可奈何。无法掩饰衰老关于勃列日涅夫的病情有着各种说法，但是，美国、西德和法国的情报似乎是一致的，最近都认为勃列日涅夫得的是“心脏病”。勃列日涅夫从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到四月九日，到西伯利亚远东进行了一次“长征”，炫耀了他的健康情况。接着从五月四日到七日访问了西德，平安地发挥了掀起德苏友好的“和平使者”的作用。不过，在访问西德时，七十一岁的勃列日涅夫看上去体力相当衰弱。某家报纸报道说他“使用了起搏器”。美国方面最近不断地报道“第二次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即将达成协议”，因此勃列日涅夫自己恐怕还会打算访问美国。因为不能无根据地谈论一个人的寿命，所以对于勃列日涅夫只想谈到这个程度。苏联社会的两种不治之症    ——官僚主义和自我服务以党为最高层的纵向联系的社会苏联这个国家，可以说在政治方面是官僚主义体制，在社会方面是自我服务的社会。“官僚主义”和“自我服务”——这是苏联社会的两种不治之症，已成为效率低的根源。这是我经过对身边发生的种种社会现象留心地仔细观察作出的结论。    苏联，虽说是官僚主义，但它是以共产党为最上层的紧密的纵向联系的社会。党、政府、企业和农业等所有部门都与党中央保持着纵向联系。就是说，从基层到最高领导机关，用日本式的说法，是以首领—娄罗，保护者—被保护者的关系联系起来。极端地说，很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党的最高领导勃列日涅夫批准，就是路上的一堆垃圾也不能弄走。    纵向关系的社会，一严重起来，就会到处发生非常奇怪的事。苏联官僚主义的弊病大概可以分类如下：（一）只能照上级的指示行动（这是明哲保身）；（二）没有横向联系；（三）为了明哲保身，形成了一种非自己负责的工作绝不插手的风气。比方说，一进入莫斯科的商店，都是令人吃惊的事。你要买一件东西，让闲着无事的服务员拿那件东西来看。但那个服务员既不答话，也不看你一眼。如果再说要看看，对方就会怒气冲冲地说：“那不是我管的！”使你茫然无措。在日本或在欧美国家，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    这个店员为什么会采取那种态度呢？第一，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心理使他那样做，即不想因干份外的工作而发生过失；第二，是一种惰性的心理造成的，即不想为干多余的工作付出自己的劳动。实际上，在苏联不管工作的如何，只要上了八小时班就能得到报酬。对店员来说，“顾客讨厌死了”。    在莫斯科，顾客在店员面前都是提心吊胆的。商店的效率之低，偌大的世界之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得上莫斯科。    每到冬季，我的儿子和女儿喜欢到列宁体育场滑冰场，在严寒中滑冰。然而，恰逢他们的成长期，令人难办的是每年都要更换冰鞋。可是，这是颇费周折的事。先到体育用品商店一看，有是有，但只是冰鞋的“鞋”，没有“冰刀”。店员漫不经心地说，“冰刀在别的店里卖”。没办法，只好到处找卖冰刀的商店，好不容易总算找到了。但是，还不能最后放下心来。因为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上冰刀。就连我能干的妻子跑了两个商店之后也精疲力尽了。于是又托了解情况的雇员到上冰刀的店铺跑一趟。这样，奔走了三家商店，终于搞到了一双冰鞋。为此而耗费了一周的时间。这类情况，是苏联社会没有横向联系的最好例证。（二）

【本刊讯】英国《经济学家》七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揍俄国用的几根大棒》，副题为《俄国和西方》，摘要如下：    西方施加的贸易和财政压力对减弱俄国在国外进行扩张和在国内进行镇压能起到任何作用吗？卡特总统运用了这种压力，七月十九日，他制止了向塔斯社出售一台斯佩里—兰德电子计算机公司制造的先进的电子计算机，使出售美国石油工业设备的一切交易都要经过政府的批准。俄国人把这些制裁称为是在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的授意下搞的宣传刺棒，如果西方想采取行动，它还可以做什么事呢？    一、中断对俄国的粮食供应大概是最快和最严厉的制裁，但是这会引起美国议会农业院外集团的抗议，自由派人士也会以人道主义的理由反对这样做。    二、禁止向俄国出售先进的石油工业设备，特别是美国的潜水泵和使气体上升的技术。石油是俄国硬通货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除非迅速和有效地开采它目前的油田，除非迅速发现足够的新石油，否则俄国在不多几年时间内就可能必须开始进口石油。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它已购买了价值五亿四千万美元的美国石油设备，据说还希望再买价值十亿美元的设备。    三、在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方面，估计俄国比西方落后七年。在至少三年时间内，共产党世界是不会开始生产微型信息处理机的，虽然经互会国家中的七十个制造电子计算机的电器公司雇有大约三十万人，其中有两万名科学家。如果美国人禁止向俄国出售电子计算机，那就不容易在西方找到另外的供应者了。所有要求批准出口电子计算机的申请都必须经过巴黎统筹委员会，该委员会经管西方对共产党世界的战略物资的禁运事宜。    四、俄国迫切需要大量西方其他产品，从用于天然气管道的输送管和压气机到拉德运输技术都需要。但是这些产品的大多数生产商分散在西方世界。如果谁试图干涉向俄国交付西方生产天然气的设备的交货工作，俄国人可能进行报复，停止向西德、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提供天然气。    五、以苏联为首的经济组织经互会的硬通货欠债总额去年增加到大约五百二十四亿美元。西方曾试图拟订出对经互会的一种共同的主导政策，但是一事无成，于是西方主要国家竞相以有利的条件提供贷款。但是从长远来看，贷款可能成为西方最有效的经济手段。西方人对同共产党世界进行贸易越来越感到失望。俄国以及东欧其他国家的出口品根据共同生产协议打入西方市场，从而损害了西方的利益。共同生产协议使西方合作者必须接受用共产党生产的货物作为给西方合作者的付款的一部分。西欧的化学工业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    归根结底，采取的对付俄国的经济反措施取决于西方舆论是否接受牵涉到的一些牺牲。如果对俄国在军事采购方面的巨大投资，特别是它的国防研究和发展计划作更多的宣传的话，如果注意一下由于让过多的俄国进口品打进来而给西方造成的失业危险的话，那可能是有助益的。

【法新社巴黎七月三十日电】题：机场调度人员的罢工：机场的形势日益混乱    鉴于法国机场调度人员的怠工，可能一直要恶化到星期三（八月二日）的一个乱七八糟、经常是混乱不堪的形势，本周末笼罩着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的机场。    候机室都变成了宿营地，各个“出租飞机”的机仓里挤满了人，跑道被堵塞了。据英国广播公司说，今后两天里，可能有五十万人被羁留于旅途中。    在巴黎—奥利机场，星期日（七月三十日）各次班机误点时间在一至十七小时之间。在伦敦，希思罗和盖特威克两机场上往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飞行，几乎完全停顿了，因为那些并不重要的出租飞机的飞行延误达两天之久。在里斯本机场，继餐厅和旅馆雇员的全国罢工后，候机的乘客的情况更加恶化。马略尔卡岛的帕尔马机场，由于跑道都被要求起飞的飞机所占据，而不得不在星期六（七月二十九日）晚关闭了来自国外的所有飞行。    由于飞机折回联邦德国（在那里德国机场调度员负责法国东部的运输），所以通往东方（波兰、瑞士、奥地利）的航线已更接近于正常。    未来的情况将更加复杂，这特别是因为法国机场调度员的行动没有全国统一行动口号，各地区各自决定他们的罢工运动。    英国航空当局曾考虑避开法国领空飞往西班牙的一条新的航线，但英国运输机飞行员联合会指出这条“航线”是危险的：由于他们的飞机没有适合这条航线的无线电技术装备，因此，飞机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上空可能会遇到危险。    在拥挤不堪的机场上，卫生问题开始提出来了。由于坚持要渡他们的假期，似乎很少有乘客放弃他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的飞机。伊朗国王的三个孩子比其他人幸运些，他们只比他们的出发时间晚一刻钟，便登上了一架伊朗军用飞机。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七月二十四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佐野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苏联对日中接近的看法：美中日结成对苏包围圈》，摘要如下：    针对重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苏联的宣传机关突然发出了一连串的警告日本的炮火。密切注视着“日中接近”进展情况的苏联领导，不仅从对“中苏对立”产生反作用的局面，而且根据“日中接近”是美中日三极通过在整个亚洲地区的合作来遏制苏联的战略行动的一环这种观点，空前严重地关注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这是因为，克里姆林宫的分析根据是，在东京的背后操纵的华盛顿才是日中谈判剧的幕后“主角”。莫斯科还认为，在福田首相访问波恩时，西德方面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之所以给予积极的评价，是因为西德方面认为，在北京举行的日中谈判目前具有扩大世界性反苏战略的性质。不消说，克里姆林宫最担心的是，由于条约的缔结，在经济上将会更加密切日中两国的关系，而且日本的先进技术将会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且导致中国加强潜在的军事力量，使中国领导在军事方面也将确保展开对苏战略的基础。但是，如果从大国苏联的世界战略来看，那么可以明确地说，“日中蜜月”关系的迅速发展正在引起克里姆林宫的戒心，即苏联认为它构成了谋求排除苏联在亚洲的影响的华盛顿和北京遏制苏联战略的一环。    可以说其表现就是，苏联的宣传机关警告说，不管日本喜欢还是不喜欢，日中条约的缔结是要把日本纳人北京领导的“反苏战略”中去。    而且日中通过在政治、经济以及潜在的军事方面的合作来加强中国的国力，这将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使苏联陷入在欧洲同北约组织对抗、在东方同中国军事对抗这种所谓“两个正面”的长期对峙局丙。苏联领导认为，美国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先前访问北京时，同中国领导人研究的设想肯定是在世界范围内包围苏联的战略。在前不久于华盛顿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上提出的长期增强军事力量计划，也使莫斯科产生了华盛顿对苏联进行反击这样一种危机感。    似乎可以说，在苏联领导看来，西德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倾注热情，也是象征性地表明了西方想要让东方的“日中联盟”分散苏联的势力这样一种意图。

【合众国际社万隆七月二十六日电】印尼政府今天释放了三千九百二十一名政治犯，这是印尼政府计划释放所有的由于同一九六五年未遂政变有关而被拘留的人的第一步。    印尼计划今年释放二万名政治犯。    设在伦敦的大赦国际最近在关于印尼情况的白皮书中的估计，自一九六五年以来没有证据而被拘留的政治犯接近十万人。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七月二十三日登载卡姆发自曼谷的专稿，题为《尽管北部有中国部队，老挝还是支持越南》，全文如下：    老挝政府曾逐步地从明显的中立态度转而以低调表示在越南与柬埔寨以及中国的争执中支持越方。现在老挝政府已完全站到了越南一边，它发表了一项声明，共产党报纸《人民之声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这里的外交界中的印度支那问题专家对于老挝的这些言论感到很意外，因为中国在老挝北部保持一支很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人们认为印度支那三个共产党国家中的这个最小最弱的国家是不怎么能够触犯它的邻邦的，特别是中国。    在万象和政府控制的其他城镇，越南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最大。而且，越南的主要盟国苏联在万象也派有一大批政治和技术顾问。    采用总理凯山名义的老挝声明是在老挝和越南关系基本文件签署一周年之际发表的。越南术语指的是中国凯山在致黎笋和范文同的电报中用了一个重要的用语，即“国际反动派”，这是越南对中国的用语。    凯山在提到越南人民时说：“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始终支持他们保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国际反动派的威胁、压力、制造事端、挑衅、侵犯、诽谤和破坏的斗争。”    他又说：“我们支持越南关于在真诚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以解决两国间分歧的立场。”这话显然是指越南在同柬埔寨的边界战争中的态度。在老挝发表这一声明之后，《人民之声报》发表了强有力的社论，说老挝“深切同情和完全支持越南政府和人民的正确立场和态度，并谴责了“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这显然分别指中国和柬埔寨。越南和苏联的压力这里的观察家们推测，老挝站到越南一边的这一公开大转变是越南人增加压力（无疑得到了苏联的支持）的结果。    据说侦察的结果显示，今年春末中国撤走了多年来一直在守卫自中老边界南下的公路的大部分部队。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军队的撤走是中国人单方面的决定，还是在老挝提议下谈判的结果。

【路透社伊斯兰堡七月十八日电】巴基斯坦军人统治者齐亚将军看来至少还要再掌权一年。    他在政变一周年之际，成立了一个由军官和文官组成的内阁。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使政治人物跟着他走，与此同时，他监禁了数以千计的据说是政治上的反对派。    这一行动使许多人摸不清他的意图。    齐亚将军说，内阁将帮助他在政权和人民之间进行沟通，他仍决心要举行大选。    但是，包括一些政界人物在内的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他仍然怀有使自己长期成为巴基斯坦军人统治者的野心。    齐亚将军通过成立一个以文官为主的内阁保住了全部权力，同时不使自己的政权受到人民忿怒的冲击。    巴盟作为一个整体之所以退缩不前主要是因为它担心，在最后举行大选的时候，同军人政府的任何合作都将意味着实际上的自杀。    如果最高法院驳回前总理布托就他被查定犯有指令搞政治暗杀之罪而提出的上诉和齐亚将军命令处决布托的话，那么巴盟也必须承受一些责任。    在考虑上述情况时还需联系如下这一事实：尽管巴盟去年成功地进行了倒布托运动，但是它一直未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取代的政府。    据大多数人估计，只要布托活着，在选举中它仍将遭到失败。    齐亚将军在人口众多的旁遮普全省取消军管法和解散最低一级的军事法庭时，他使政界人士稍稍向他靠近了一些。政治人士可以说这是由于他们对政府施加的压力而产生的积极成果。在县以上各级仍将实行军管法，军队还由于不同基层群众接触而得到好处，因为它在基层群众中造成极大的不满。军队受到许多批评，是由于在高级军官中贪污成风。    除了贪污之外，军队还因处理政府问题而受到了批评。为了发展巴基斯坦经济，它开始采取一系列非国有化的做法。但是，结果是给私营企业的投资增加了百分之十七，而去年在布托先生执政期间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    同时，在军政权取消对解雇工人的限制之后，数以百计——如果说不是数以千计——的人被解雇了，因而引起了工会和工人的不满。    为了缓和受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军政权增加了对生活必需品的税收，其中包括最普通的做饭用的煤油。    另一方面，军政权也感到人们产生了不满情绪。在各大学，右翼学生在最近几次选举中已远远落在布托先生的支持者的后面。    总的说来，从布托之前的时代以来巴基斯坦在政治上有了察觉，有些人察觉到，人们对巴基斯坦四省中最大的省旁遮普省的支配地位的不满情绪比以前更大了。    小麦没有增产意味着它今年将要进口二百万吨小麦，这大大超过了去年的小麦进口量，去年人们纷纷传说主食短缺，大有发生危机之势。现在，只有政府增加补贴才能不使消费者承担国际市场上较高的价格。    军政权还以“负责的新闻事业”为名对报界进行了压制。在军队的心目中，记者不仅按他们的业务能力，而且还根据他们的政治倾向分了类。    两家报纸工会曾两次举行绝食斗争，其中一次使得至少一百二十五人被关进监狱，并使三名记者被按照一位低级军官的命令挨了鞭打。    军政权对外国报纸也一样敏感，它已威胁说可能要根据军事法令对一位西方记者起诉。    其中有些不满情绪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军队身上，因为军队中也许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是从旁遮普省征招的。    同时，邻国阿富汗的政变使人们又对西北边境省关注，而在南部，人们纷纷猜测俾路支省会再次发生叛乱。    这些问题和对军政权的压力——不论是真正存在的还是可能发生的——使得人们纷纷推测齐亚将军是否能够实现他可能怀有的继续掌权的任何野心。    虽然他曾努力改善自己的形象，但是，批评者们坚持认为，他的行动和他们所认为的他的政权所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们的尊敬。

【合众国际社香港七月二十八日电】亚洲数十年来最长和最热的夏天，已杀死了好几百人，使从印度到中国的大片农田枯萎，并使数以千万计的人生活非常痛苦。    台风和暴雨打断了许多地区的酷热，给了旱区以双重打击。    在印度，今夏在华氏一一○至一二○度的高温中，已有二百多人死于热虚脱，热浪就像强力干发筒喷出的热空气。    在邻近的巴基斯坦，大热天气六月间在旁遮普省徘徊了两个多星期，起码夺去了二十多人的生命。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以南二百英里的萨戈达城，水银柱急升至创纪录的华氏一二四度，在阳光之下，只需要十五分钟，就可以把鱼烤熟。    七月初，热浪袭击中国长城以南十二个省，时间持续了两个多星期。有十个省遭遇严重干旱。雨季已于六月中在印度西部开始，并于七月初到达新德里。雨季使气温下降，但带来死亡和财产损失。    七月下旬，暴雨造成的洪水泛滥，在印度北部使一百多人死亡，并使大约三百万人受灾。    在朝鲜，气象人员警告说，最糟的天气即将到来。六月中，由于雨季及时来临，农民担心严重干旱的忧虑，突告消除。    但是，在汉城以南一百四十五英里的大丘，气温于七月五日猛升至华氏一○○度（摄氏三十八度），似乎预示夏末有严重干旱来临。    东京也创造了一种气温纪录。七月间，夜间的气温连续十三天没有跌破华氏七十七度（摄氏二十五度）。过去的类似纪录是一九四二年所创的连续十二天。（转载七月二十九日香港《大公报》）

说北京正在改进传统住宅，但并没有同时解决交通问题，街道普遍较差；垃圾或者建筑材料堆到马路上，这是缺乏交通基本准则的问题    【本刊讯】英国《中国现况》月刊第七十九期（七、八月份合刊）刊载利亚·诺曼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北京的交通问题》，摘要如下：    中国没有私人汽车！那么交通应该松快、不忙了，但是不幸的是，情况并不如此。    中国的这个现代工业和行政首都正在努力摆脱中世纪的城市布局。它的主要街道象个棋盘，但是在这些主要街道中间的长方形地区却覆盖着由弯弯曲曲的小街小巷组成的街道网。大马路    ——长安街是一条贯穿北京市中心的宽广的东西向街道。街道两旁是松树、柳树和白杨树组成的三排浓荫，在这条路上骑车是件惬意事。但是不论你向哪边拐弯，总会把你引向一些狭窄、拥挤的街道，把这些街道叫作胡同更合适些。    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人们一直在设法加宽街道，修筑新路，在那些地方过去只有带院子的北京式的一层灰色砖房。明代古老的墙被推倒了（它的高质量的砖被当地居民拿去修理自己的房子），正在建造新式的高层公寓，代替这些迷人的但是浪费空间的传统住宅。然而，这些改进并没有同时解决交通问题。    人们逛北京主要靠自行车、公共汽车和地铁。公共交通系统价格便宜，除了人太拥挤以外也是有效率的。北京目前的人口，包括郊区在内，大约有八百五十万人。据估计，除了有相当大一批工作人员不住在工作地点外，北京平均每天有十万外地人。尽管公共汽车络绎不绝，人们总是看到一大批、一大批的人在公共汽车站上等车。除非有某些有公共道德的人或者公共汽车公司的职员在那里拿着喇叭大声喊大家排好队，否则等车的人群总是挤成一大堆，车到时，经常还有一部分人拥到马路上，把别人挤开，找个有利的位置上车。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汽车经常很拥挤，往往只有几个人挤上了车，售票员就把车门关上了，有时还有人半个身子在车内，半个身子在车外。很自然，当汽车开走时，仍然站在那里的往往就是老弱妇孺了。    我认识一个女机关干部，她曾经在一年之内连续在她上班的路上受了三次伤。她的情况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她被一个男青年撞倒了，接着这个男青年的同伴又踩了她的膝盖，膝盖扭了，脱了臼。她两个月没有上班。刚刚康复，她又勇敢地上公共汽车，不久她又被另一个男青年粗野地推倒在地上，扭伤了手腕。她又有一段时间不能工作。这个四十六、七岁的娇小女人伤刚好又大胆地上班了。一天晚上，在她回家的路上，她坐的那辆公共汽车为了避免撞着一个横穿公共汽车道的骑车人，紧急刹车。这个可怜的女人被摔倒，碰到一根钢柱上，她的眼镜碰碎了，人们不得不把她送进医院，在她的眼睑和面颊上缝了几针。她的视力幸好没有受损伤。骑车人逃了，但是公共汽车司机堪称模范。他让大家下车，开车直接把她送到医院。有几个乘客留下来陪她，以确保她的安全。她的医药费是免费的，国营公共汽车公司同意负担一付新眼镜的费用。这位妇女终于吸取了教训。她现在在办公室隔壁的集体宿舍里有一张床位，她只在周末回家探望家人。我问她为什么不骑车上班。她回答说：“那比坐公共汽车更可怕。”    我则认为情况完全相反。不过，两者哪一个更坏，这实际上得碰运气。我总是骑车，对坐公共汽车避之如瘟疫。    街道普遍比较差。在一条实际上本该是单行线的路上，却是双行线，三轮车、拖拉机、马车、步行者、学童和婴儿车互相争地方。自从一九七六年夏季以来，绝大多数街道两旁象蘑菇似的迅速出现的自制防震棚使交通问题更加严重。因为空间宝贵，垃圾堆或者建筑材料堆不得不堆到马路上。    但是这不仅仅是个空间问题。这还是一个缺乏交通基本准则的问题。骑车人很少发转弯信号。    轿车、卡车和公共汽车更糟。穿越马路可以随心所欲。在交叉口、拐弯处，甚至右边怎么通行都行。在狭窄街道上，一辆行驶的轿车可以把整个对面车行道占了，甚至占了自行车道的一部分，从而迫使骑自行车的人往污垢的边缘路骑。这些司机很少刹车，而是更多的按喇叭，好象声浪可以把人们冲走似的。在拥挤的街道上，卡车和轿车的时速经常高达五十五公里。    一些豪华汽车，如上海造的轿车或小型的丰田这类汽车的司机对普通的骑自行车的人称王称霸。最糟的是那些给外国人开车的司机。看来，他们由于他们的乘客而自以为了不起，这是中国殖民地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态度，在殖民地时代，为外国人工作的中国人的确有某种权力和权威。有一天，我看到一位正从垃圾堆（垃圾堆当然占了马路的一半）中拾破纸的老人，当一辆轿车停在离他几寸远的地方时，他不得不匆忙跑开了。这辆车的挡风屏上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友谊”，这表明这辆车是外国人使用的。    行人也必须负一部分责任。他们任意穿过马路、乱穿交叉口，当他们等着过街时，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是在马路当中。最令人沮丧的景象是，一个大人抱着一个小孩过马路，而不试图教导小孩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这个小孩很快就知道没有任何合理的过街办法；这只是人们必须冒的不幸风险。    在北京，没有任何停车指示牌。所有交通灯都是由警察用手操作的。没有任何象黄色警戒灯这类东西。当交通灯由绿变红，而你又刚要过交叉口时，你就不得不犹犹豫豫地在下述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猛刹车而冒遇到后面的人（他也许条件反射较慢）冲撞的风险，要么由于设法在另一方把你撞倒之前闯过交叉口而惹祸。看来，交通警操纵交通灯只注意机动车，而不把我们其余的人放在眼里。    最近一份北京市交通报告的一些统计数字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一九四九年，北京的人口是四百万。在六十年代末期的文化革命期间，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涌入北京，使其人数达到九百万。对于一坐现在人口约有八百五十万（郊区人口包括在内）的城市来说，每天不到两人的交通死亡率是值得注意的。大多数事故是在郊区公路上发生的，因为司机在这些公路上的开车速度是不受限制的。事故中的百分之四十涉及骑自行车的人。    六十年代初期，约有一百万辆自行车。一九七○年，是一百五十万辆，一九七五年增加到二百五十万辆。今天有二百八十万辆自行车。    目前，有十万辆机动车，大多数是卡车，它们阻塞着北京各街道。十年以前，只有此数的三分之一。北京突然进入现代化汽车时代，而马车和三轮车仍然充斥车道，因而造成很大混乱。卡车司机在公路上迅速行驶，而人们过街时好象他们仍在马车时代行进一样。一位生活在北京的英国妇女说，北京居民的交通感同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伦敦人的那种交通感一样，即伦敦人那时刚刚习惯繁忙的街道。    久住北京的居民说，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交通情况就不一样。当时，人们排着队等公共汽车，并有秩序地上车。老人、小孩和孕妇总是有坐位。红色表示“行”文化革命期间，一切停顿了。对一切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的健康态度走了极端。有那么一阵子，偏激的红卫兵想要改变交通规则，让红灯表示“行”，因为红色是革命色彩。幸运的是，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劝阻了他们。虽然正式来说文化革命已经结束了，但是文革时期的混乱状况现在在北京的大街上仍然很显眼。在过去几年里，领导没怎么过问这个问题。    现在正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了。严格控制北京的人口。要迁到北京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要迁往小城市却很容易。自行车供不应求。工厂和机关可能得到少量票，有这种票才能买自行车。人们通过讨论来决定谁最需要自行车。    但是小轿车和大卡车在迅速增加。虽然公共汽车和电车的服务有发展，但是仍然赶不上乘客的增加。为了减轻公共汽车的一些负担，许多机关和工厂自己开班车，把工作人员从市内的一些地点送到工作的地方。    一九七七年八月，北京到处开会，听交通方面的情况的报告并讨论解决办法。一些人强烈主张实行罚款的威慑办法。另一些人不同意这样做，他们认为这种办法是反人民的（罚款最高额是二十元，相当于一个青年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他们认为批评和教育的办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社会主义方式。    显然，罚款和批评教育这两种办法现在都在使用。    警察有责任批评和教育冒犯者。重冒犯者可能被拘留，车子可能被扣留，牌照可能被吊销或者被依法处理。    最近关于交通情况的一份报告告诉北京居民这样一件事：一个妇女骑了一辆自行车，车后带了一个小孩，在一条乡间公路上和迎面开来的一辆卡车斗气。双方谁也不肯让路，结果那个妇女和孩子送了命。司机被指控犯了疏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一个合理的未来？然而，最近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一九七七年秋末，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解决交通问题的运动。在上下班时间，我看到中学学生、军人和机关干部站在长安街以及其他主要大街的白线上维持交通秩序。    整顿交通局面需要一段时间。修路要时间，教育人们要有交通观念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现在，新主席华国锋要求“从大乱达到大治”。可以寄预希望的是，这也包括北京街上的交通在内。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七月二十四日刊登皮尔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北京加强它在香港银行的活动》，副题是《要它们接受“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摘要如下：    当国际银行争相同中国搞贷款交易的时候，北京意外地决定，把它自己在香港的银行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正式要它们改变方针，遵循迄今为止一直是被蔑视的获取最大利润的原则。现在在香港透露出来的消息说，北京授权它的早就设在这里的银行象“资本主义的银行”那样经营，并为了增加祖国的财政能力而使用它们的存款。    这里的观察家们把在香港的中国银行系统的自由化看成是经过多年系统准备的结果。自从大约一年以来，中国银行就有权为外国人开美元户头，这些户头在北京登了记，并且可以以任何货币形式提取。最近在北京召开的财贸会议就是中国领导人打算从现在起实现他们在国外的银行自由化计划的信号。国家计委主任、副总理余秋里表示，中国将“用国际通用的贸易方法”。与此相适应，香港的十三家银行现在受权在外汇、黄金和白银、有价证券和原料交易方面积极展开活动以及向所有可能的顾客（而不管其同北京的关系如何）提供贷款。香港经济和金融界人士对北京的主动行动普遍表示欢迎。他们把这些作法看成是又一个标志，表明中国人想维持香港繁荣的经济和它的政治稳定。    中国领导鉴于本国的现代化运动，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兴趣的是，把香港作为扩大同非共产党世界的经济关系的场所，并且从香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和从英国这块皇家殖民地的繁荣获取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