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东京准备与北京签订和平条约，既是出于贸易方面的原因，也是为了邦助卡特    【本刊讯】法国《快报》周刊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六日一期刊登吉科瓦蒂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亚洲：日本的中国这张王牌》，摘要如下：    东京准备与北京签订和平条约。这既出于贸易方面的原因，也是为了邦助卡特。    莫斯科发出了警告，并使用了恐吓手段。这是否枉费心机呢？日本和人民中国似乎已决定这一次要签订它们自一九七二年以来一直在谈判的和平友好条约了。东京由于害怕苏联的反应，一直犹予不决。现在，一个日本代表团在北京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无论缓和与否，日本首相福田在卡特总统和他的对外政策顾问布热津斯基的祝福下，正在向前迈进。    美国的这种暗中共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在历史上拖延了三十三年的行动中的最意味深长的因素。……    由于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对共产党中国的访问，情况才发生了大变化。然而美国外交却没有变。尼克松及其继承人福特和卡特，一直认为应该优先与莫斯科进行谈判。从一九七八年初开始，一切又发生了变化。华盛顿从未象现在这样如此希望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布热津斯基在访问北京后，卡特总统在一次与福田的会谈中，都对日本人谈了这点，他们说：（日本）与中国签订和平条约是白宫所希望的。它将有利于中—美接近，即使要把台湾（国民党中国）问题放在新环境中来看待也罢。另一方面，莫斯科一直表示反对中—日条约。借口是条约中有一项条件表示东京和北京一致反对亚洲的一切霸权政策。    霸权一词，有点使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直到现在，日本人一直在要求他们的北京对话者不要非得保留这种显然针对俄国人的条文。现在他们似乎让步了。这一让步之所以容易作出，特别是由于莫斯科拒绝作出使它能同日本签订它自己的和平条约的让步……    因此现在福田可能要听那些劝他与北京缔约的人的话了，即使这是损害与莫斯科关系的也罢。倒不是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他还指望在贸    易方面得到什么奇迹。

【本刊讯】南斯拉夫《政治报》七月二十九日刊登伊夫利乌斯的一篇评论，题为《取得了一致，但也存在分岐》，摘要如下：    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已进入了在一切重大国际会议上众所周知的那种阶段：时间越来越少，而问题似乎越来越多。之所以问题越来越多，是因为必须把与会者的观点、立场和一致达成的协议变为最后文件和宣言的具体提法。    至于一般性辩论，给人的印象是，不结盟运动和不结盟政策的主体，即人们所说的主流或大多数国家，在维护和加强不结盟政策的基本方针方面存在着广泛的一致和需要，即它们决心重申并发展不结盟运动这个独立的世界因素的具有历史—战略意义的活动方针。    那些在不结盟运动以外奢望运动分崩离析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更于实现其长期的集团利益的前提）打错了算 盘，最终将大失所望。    出现的分岐并不新鲜，也没有使人感到意外。    人们早已熟知，这些分岐是无法消除的，也是不能掩盖的，贝尔格莱德会议也不会手执魔杖瞬间就使分岐消逝。    人们早已料到，比如说，越南同柬埔寨之间，或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之间，或者在西撒哈拉问题上，实际存在的争端的冲突必将出现并反映到这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来。情况只能是这样，因此，谁也没有对此大惊小怪。    南斯拉夫作为东道国，正在努力寻求并取得一致。    由于它提出的有关外长会议最后文件的草案是普遍为人所接受的，因而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南斯拉夫提出的这些草案过去和现在都是起草工作的基础。

【合众国际社旧金山七月二十八日电】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布什说，“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就是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关系的充分理由。    布什是星期四在世界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午宴上说这番话的。    他说：“从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来看，有充分的理由去接近他们（中国人）。    “中国主要关心的不是在华盛顿设立一个大使馆。他们特别担心苏联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这是可以理解的。同美国不一样，中国面临着苏联以常规武器进攻中国领土的可能性。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二十八日电】危险的赌博    据美国《波士顿环球报》透露，在不久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兹·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人们建议客人游览长城。布热津斯基同意了。当一行走到长城的山脚下时，他对中国人说：“让我们比赛一下吧。如果我们美国人首先登上最高的地方，就请你们出发去埃塞俄比亚，到那里去回击俄国人。如果你们先登上最高处，那么我们就去埃塞俄比亚……”    苏联《星期》周刊今天在介绍这件事时强调指出，不应把布热津斯基说的这番话简单地看作一句玩笑话。周刊指出：“试图充当非洲的宪兵角色、策划对非洲人民进行集体的军事政治侵略行动的帝国主义集团，在办事时是考虑到同北京统治者并行不悖的（有时也是一致的）利益的。”    周刊指出“美国的那些同五角大楼有联系、表达军界—工业界集团的意图和并不关心缓和的势力    ——这是一方面，和北京统治集团——这是另一方面，两者所奉行的政治方针有着出奇的相似之处。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企图破坏在加深缓和方面采取的任何措施。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站在敌视苏联、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上”。

【时事社东京七月二十九日电】题：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对众议员永田说，如果包含“霸权条款”，就将在经济、军事上采取对抗措施    莫斯科二十九日电：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国际问题专家库德里雅夫采夫，发出了严重警告，他说：如果缔结了含有“霸权条款”的日中和平条约，那么，苏联将对日本采取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对抗措施。    这番话是这位先生二十八日在克里姆林宫同正在苏联访问的众院外委会委员长永田亮一会谈时说的。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二十五日刊登尔兹发自北京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在四人邦垮台之后处在十字路口》，摘要如下：    目前是这个文明古国数千年历史上的极其关键的一个时刻。    几乎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意味着中国能不能弥补不久以前的动乱所造成的损害，并迅速跨进二十世纪末期。否则就要倒退到农民经济，遭受毗邻的几个敌国的围困。    谴责四人邦的运动远不只是进行政治宣传，而是想要使九亿中国人知道江青及其三个同伙所造成的巨大破坏。    文化革命（接着是江青在毛去世后搞的激烈的争权斗争）使得教育、科学和技术方面倒退了许多年。毛的遗孀自以为是当今的皇太后，她要把全民的生活拉到一个最低的平均水平上。    她不让人进入北京市郊的一个公园和其中的别墅，以供她自己享用，这是她拥有的权力之大的一个证据。    进大学和科学机构只考查思想。有一次考试结束时，一个交白卷的青年农场工人倒成了英雄。他蔑视知识分子和科学权威。    但是，尽管有这种迫害和悲剧，仍有幸存者，他们现在正在为重建教育和科学结构而努力。    其中的一位幸存者是北大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    但是，邓小平是最大的幸存者。邓制定了使中国到二○○○年在经济与工业方面同西方并驾齐驱的目标。这是一个比哪个目标都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七十四岁的邓是一个不知疲倦地工作的人。他想从美国引进任何可能得到的技术和专门知识，特别是在开发中国巨大的石油蕴藏方面的技术和专门知识。    邓小平和华国锋发挥不同的作用。    华具有毛的那种伟大的爱国创始人的一贯风度。他们俩的相见有点儿相似，都慈祥而幽默，面带笑容。    毛的放大的采色照片到处都有。尽管出了江青和四人邦，他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英雄和前辈。用毛作为象征的做法可能有助于中国度过这关键时刻。    很了解中国的局外人对一件事是深信不疑的：如果再进行一次文化革命（并随之带来破坏性混乱），就会使至今一直把数量多得如此令人吃惊的人民团结起来的中国完旦。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七月十八日刊登布林克曼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不久就会成为石油进口国吗？》，眉题是《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可能比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石油贵得多》，全文如下：    哪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对这个问题，大多数人将会做出错误的回答：不是沙特阿拉伯，不是美国，而是苏联是最大的产油国。一九七七年，苏联的原油产量为五亿五千万吨，超过了美国（四亿六千三百万吨）和沙特阿拉伯（四亿五千二百万吨）的石油开采量。    在原油出口方面，苏联也占第一位。虽然收入只有三百四十亿马克（约合一百六十三亿二千万美元），而沙特阿拉伯的收入为七百亿马克（约合三百三十六亿美元），但这完全是由于经互会国家支付的价格大大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所致。苏联向这些国家出口的石油大约占其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为了换取硬外汇，向西方出口的石油大约占苏联石油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去年，莫斯科向西方出口的石油为它换取了二百二十亿马克。按照价值计算，苏联的石油出口在其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这期间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九。    苏联将扩大这种外汇来源。一九七八年计划对西西伯利亚、北极和库页岛附近的新油田的总投资为八十亿马克。到一九八○年石油年产量将增加到六亿四千万吨，其中仅西西伯利亚的产量就将达到三亿二千万吨。但是，这一目标能否达到，对此还很不清楚。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苏联人的石油资源不久就要枯竭了。最晚在十五年以后，苏联将成为石油进口国。今后，为了进口石油，苏联每年不得不花掉大约二百亿马克——用来购买西方货物的钱将会不足。    德国经济研究所却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该研究所的主要看法是，从西西伯利亚矿床中还可以开采出大量的石油来。据苏联称，在一百四十五个矿床中，去年从工业角度才开发了二十五个。然而，德国经济研究所却没有考虑到成本因素。    莫斯科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原来的一名研究人员、已经移居以色列的科学家梅尼克前几天透露，该研究所早在五年前就已经看出了这些问题。梅尼克说，在西西伯利亚开采一桶石油的成本大概是二十二美元，相当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今天所要求价格的两倍。出于这种原因，人们在西西伯利亚的勘探迄今为止只是在缓慢地进行着。    六月初，日内瓦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表的研究报告证实了这些说法。苏联的科学家也参加了欧洲经济委员会。这样一来，进行调查研究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据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说，苏联的石油出口到一九八○年将下降到一亿八千万吨，到一九九○年将下降到一亿四千五百万吨。相当于一九七七年的出口量。    到一九九○年，经互会国家不得不花钱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石油——尽管世界原油的贮量本来就不足。欧洲经济委员会估计，在今后十二年内，所有经互会国家需要进口石油的总额，每年将是五千万吨。    如果莫斯科能够成功地找到可以比在西伯利亚更廉价开采石油的地方，例如在巴伦支海，在北极或者是在库页岛附近的大陆架，那么情况就不同了。位于日本北部的这个岛屿周围的油矿被看成是整个亚洲憾量最丰富的油矿。

外电说土总理表示谨慎的乐观，希政府表示遗憾，塞政府表示不满，北约官员感到满意    【法新社安卡拉七月二十六日电】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今天以一种谨慎的乐观心情欢迎美国参议院昨晚关于取消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的决议。    埃杰维特说，这一行动有一些积极的方面，因为参议院的决议提到希腊也是塞浦路斯冲突有关各方之一。这样就可以迫使雅典和尼科西亚为谈判解决这个问题采取积极行动了。    然而，埃杰维特在对参议院所提的取消武器禁运的条件（即：在关于塞浦路斯问题谈判方面必须取得进展）的解释方面有保留意见。    【塞浦路斯通讯社尼科西亚七月二十六日电】塞浦路斯政府今天对美国参议院决定取消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表示苦恼和失望，并说，这个行动肯定会使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更加不妥协。    政府发言人在评论参议院昨晚的表决的一次讲话中说：“塞浦路斯人民对这项决定感到苦恼和不满，我们希望美国众议院不会通过这个决定。”    【法新社雅典七月二十六日电】希腊今天对美国参议院昨晚决定取消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感到遗    憾。    政府的一项公报说：“希腊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卡拉曼利斯总理前不久访问美国时所采取的态度没有任何变化。”    它又说：“我们认为，禁运是美国的内部事务，但是禁运的可能取消会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进展，对同我们地区的安全与和平有关的其它问题产生不利的后果。”    【美联社布鲁塞尔七月二十五日电】北约官员们今晚对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取消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的决定感 到宽慰，并认为这一决定对北大西洋联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邦助。

【合众国际社伦敦七月二十八日电】今天在伦敦和苏黎世市场上黄金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每盎司二百美元。    黄金在伦敦收盘时每盎司达二百零一点六二五美元，而昨天收盘时为每盎司一百九十四点一二五美元。在苏黎世在收盘时每盎司为二百零一点一二五美元，而昨天为每盎司一百九十三点八七五美元。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七月七日和八日连载该报前特派记者尾高信夫的一篇访问记，题目的《劳动效果与企业——参观瑞典的沃尔沃工厂》，摘要如下：    瑞典的沃尔沃公司，是北欧最大的运输机械制造公司。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引进旨在“专重人”的非传送带作业方式的企业，因此闻名于世。记者访问了这家公司，并了解了如何评价这种堪称为革命的这种新生产方式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    沃尔沃公司的卡尔马工厂位于首都斯德哥尔摩以南约三百一十公里的东海岸的美丽古城卡尔马的郊外。从建筑物的外形来看，它独具一格，是把四个龟甲型（六角形）建筑物连接在一起的一种设计。这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能尽量扩大同外界的接触面，工作人员可以边工作边从大窗口眺望美丽的田园风景。六角形的每边是一个车间。它实现了建设这一工厂时规定的重要目标：“在大工厂中，制造生活舒适的小作业场所的气氛。”在这个装配小轿车的工厂里，有二十五个作业小组，每个工作小组由十五到二十人组成。在一、二层的各个车间分为电气系统、机器系统、控制系统，内部装饰、最后检查等工序。废除了迫使每个工人从早到晚重复同一工作的“非人道”的传送带作业的所谓“沃尔沃方式”，就是这种小组作业方式。实现这种方式的关键是该公司独自研制的叫作“运送者”的电动台车。    这坐台车是由一辆汽车构成的一个活动的装配工作台。它沿着埋在地板里的电线轨道从一个车间移往另一个车间，各个车间的工作小组在停止移动的台车上作业。台车根据电子计算机的指示进行移动，各个工作小组可以在一定的定额限制内，任意地加快或者放慢  工作速度，这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安排休息。在小组内，工人都可以通过协商改变工作内容，因此，并不再到工作单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自己制造汽车”的那种充实感。    无论哪个车间，都铺着地毯，有休息室。休息室内有煮咖啡的设备、炉子、冰箱、食品存放处等设备。每两个小组有一间更衣室，有包括淋浴、池浴和蒸气浴的浴室。还设有急病患者用的病房。不言而喻，也充分考虑到了防止骚音、采光、空气新鲜等环境方面的问题。    进入实际操作现场一看，工人们带来的收音机正在播放音乐。在台车上，工人吹着口哨工作，优哉优哉。旁边的车间提前完成工作的小组正在休息室喝着咖啡聊天，其中也有人在打扑克牌。    取代人们认为很坏的“无视人”的传送带而出现的沃尔沃公司的新生产系统，得到了工人的大力支持，正在被推广到谢布德的发动机工厂、黑尔比的拖拉机工厂和阿伦达尔的卡车工厂。仅次于沃尔沃的瑞典第二个大汽车公司、代表北欧的重工业公司萨布·斯卡尼亚等也决定采用这种方式。但是，对沃尔沃的评价未必都是肯定的。“汽车王国”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派遣了底特律工厂的六名汽车装配工到萨布·斯卡尼亚公司，在采用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发动机工厂试行操作。结果，很多人认为：“增加了工种，心理上感到有压力。还是单调的传送带方式轻松。”对这种新生产方式采取了“谢绝”的态度。    日本的汽车公司也一致认为：“虽然很有参考价值，但日本照搬这一套是不合适的。”（丰田汽车工业公司专务理事山本重信语）其最大的理由，不管怎么说在于生产规模和生产率不同。卡尔马工厂的年产量，按照现在所采取的一班制来计算是三万辆。目前，约有六百工人，生产量按全年计算是两万三千辆左右。从整个沃尔沃公司来看，小轿车年产约三十万辆，只有日本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的十分之一。日本丰田汽车工业公司的年产量是二百七十万辆，日产汽车公司的年产量是二百三十万辆。日本主要工厂的生产效率是两分钟左右生产一辆，而卡尔马工厂的生产效率是五分钟生产一辆。    因此，日本厂商说：“卡尔马工厂的生产效率所以能同沃尔沃其它工厂一样，也是因为沃尔沃的传送带速度和生产效率本来就比日本的低，只有日本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从生产规模来说，日本绝对不能那样降低生产效率。”    沃尔沃公司把这种生产方式解释为“应付一九九○年——二○○○年的劳动环境的生产方式”。广告部部长策尔曼强调说：“过去是以机    器和技术为中心，在牺牲工人的基础上提高生产率。但是，由于社会意识的提高，今后不能允许再这样干下去了。也就是说，要提高生产率，就要向人投资。我认为，这将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的趋势。”工会代表也发表了这样的意见：“目前传送带生产方式确实是有竞争力。不过，我认为，即使日本也会逐步走向与我们相同的方向。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应按照工人的具体要求进行改革。”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七月二十八日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伯恩自贝尔格莱德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铁托试图阻止不结盟国家的冲突》；《古巴的“解放”冒险活动使第三世界与会国烦恼》，摘要如下：    南斯拉夫正试图阻止不结盟运动今后的冲突，这些冲突可能搞垮这个运动业已脆弱的团结。它已具体建议成立一支第三世界特遣队来调解不结盟成员国之间的争执。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不让非成员国或大国有机会对不结盟国家间的冲突进行任何干涉。    迄今为止不结盟国家没有作为一个运动而进行干予，这便为醉心于势力范围的超级大国或那些“有利害关系的”前殖民强国敞开了道路。不结盟成员国之间    爆发的一些激烈的双边争吵使东边国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此次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上提出的这一新建议具有紧迫的意义。    这项计划规定建立一支起调解作用的特遣队，如果成员国之间爆发冲突，这支特遣队就立即采取行动。将由不结盟运动现有的二十五国协调局发起此种行动，协调局可以自动地发起行动，或者应三分之一的成员国的要求而发起行动。    还有一点建议，就是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同卷人到可能让成武装对抗的分岐之中的各方进行更紧迫的谈判    首先提出这种想法的铁托总统对古巴在非洲的作用已经表示严重忧虑，他认为这种作用是有害于不结盟运动的。    【本刊讯】英国《太晤士报》七月二十八日刊登特里维桑 七月二十八日从贝尔格莱德发回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古巴辩解说出兵非洲有理》，摘要如下：    尽管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下次不结盟最高级会议如果在古巴举行的话，可能受到大约三十个成员国的抵制，但是这里的大多数代表仍然希望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出现正式分裂的前景。    因此，估计外长会议将要通过的决议会掩饰这一运动陷于深刻分裂和分岐已大到无法弥补程度的事实。    以南斯拉夫为首的温和派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种想法上面，即在当今不断变化的世界上，到召开哈瓦那最高级会议之前，可能发生许多事情，而到明年的时候，不结盟运动也许可以把自己的队伍团结起来。

【美联社喀土穆七月二十六日电】尼迈里总统说，在苏丹人口最密地区，暴雨和洪水使得大约五十万人无家可归。尼迈里在全国广播讲话中说，在中部的吉齐拉省，由于下大雨和随后的洪水暴发，有一百个村庄被全部摧毁，一百二十个村庄遭破坏，使得十万个家庭流离失所。    尼迈里说，这次大雨还把准备在八月初耕种的二百二十万亩可耕地毁坏了一百五十万亩。估计为三十七厘米的降雨量还毁坏了苏丹人口最密的省吉齐拉省的市中心政府机关和三百所学校。上周苏丹的绝大多数地方都下了大雨，冲掉了苏丹港口上的水利工程（这个港口是苏丹通往红海的唯一港口），使得它的十七万居民五天没有水用。部队的运水船正从距这个城市以北二十英里的一个水库把水抽到这个城市里来。    尼迈里向全国发出呼吁，要求提供邦助来救济被水灾破坏的地区。他说，吉齐拉省死了一些人，但他没有透露任何数字。    尼迈里宣布成立一个以副总统埃比勒·伊尔为首的国家救济委员会。他还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打电报要求给予紧急援助。尼迈里对他也要求提供援助的外国大使们说，粮食储备已被冲毁，并需要提供紧急医疗。

【路透社新德里七月十八日电】印度总理德赛关心印度节育计划缓慢会危及经济发展的努力。    他一月内一连写两信给各省负责人称，节育并未有获得成功所需的热烈的拥护。    印度人口已达六亿二千五百万人，但降减出生率目标后退了几年。两个月前德赛在信中警告称，如果节育计划不能达成，则对省百分之八的经济援助会停止。（原载香港《快报》）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月二十七日以《印度人口增长迅速》为题报边：    据印度登记局上月发表的数字显示，印度人口每年约增百分之二，已于一九七七年底达到六亿二千五百八十万的惊人数字。若这种趋势持续下去，这个世界上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国家，人口将于本世纪末打破十亿大关。    届时，为了提供足够粮食给这众多的人口，印度就要生产超过二亿吨的谷物。    尽管印度的谷物产量持续增长，从一九四七年的五千万吨增至今年的大约一亿二千五百万吨，但二亿吨的数字，对收成要望天打卦的印度农民来说，是一个难以达到的数字。    自从一九四七年印度独立以来，印度的决策者们一直被人口问题所困扰。当局曾施行各种措施，但是，纵使是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在掌政时推行的强迫绝育，也未能抑制这个增长趋势——仅是今年，人口已增加了一千三百万。    在印度，孩子被视为“上帝的礼物”的思想，在人们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看来，要抑制爆炸性的人口增长，除非是杜绝这种思想，否则无法可施。一名以社会问题为小说题材的印度教小说家更嘲笑政府，这样写道：“如果问我，迄今为止，印度经济中唯一显示着持续进展的方面，就是人口。”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五月二十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阿拉伯式离婚》，转载如下：    有些人说，阿拉伯世界的男人是最“幸福”的。理由是：在大多数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已有所提高，至少在婚姻关系方面，法律已保障夫妻处于平等地位，离婚法也使女性在婚姻破裂时能较为有利，如可以取得赡养费和子女的教养权等；但在阿拉伯世界，不少地方的男性，至今仍维持优越的地位。    在传统的阿拉伯社会，由于丈夫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他们能取得家庭经济的控制权，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家之主；妻子往往会被视为家庭内的“次等民族”，没有什么地位可言。因此，长期以来，一夫多妻制在阿拉伯世界十分盛行；而丈夫也可以随时休弃自己的妻子，另娶他人。    目前，这些传统习惯，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仍然遗留下来。例如，在埃及和苏丹，做丈夫的要是想和妻子离婚，他只需在一位证人面前向妻子连说三次“我要离弃你”，双方的婚姻关系便算终结，女方甚至不能取回她出嫁时的嫁妆，更遑论什么赡养费和子女教养权了。但做妻子的若果主动提出离婚，而她的丈夫不同意时，她便只能向法庭提出申请。这时，她需要提出足够的事实，证明这段婚姻不可能再维持下去。这包括丈夫虐待、丈夫患不治之症或性无能，丈夫犯法服重刑或长期离家不返和不赡养等等。另外，她还需要找到证人来证明她所言属实。而在当地传统观念上，男性离婚及另娶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女子主动提出离婚，则会被视为耻辱，大多数人都不愿为她作证。临到双方对簿公坐时，法官（几乎全是男性）大多同情男方。所以，这种离婚案，往往一拖便是几年，女方很难“脱身”。    一般来说，离婚较多在城市发生。在埃及，开罗一地的离婚事件便占全国离婚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四，且城市离婚案较多由女方提出，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妇女的文化程度较高，受到西方价值观念影响较大，传统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观念已有所削弱，而且她们也有能力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对法律也有所认识，故较敢于和丈夫对簿公堂。    在农村，阿拉伯妇女其实也分担着不少农务。但在观念上，她们仍相信自己是丈夫的附属品，就算丈夫真的很不负责，她们也较难有勇气提出离弃。相反的，她们大都害怕丈夫把她们离弃，为了“束缚”丈夫，不少妇女采取消极的方法——尽量多生育，使丈夫难以找寻另一位女性来为他管教众多孩子而不敢离弃她。    近几年来，不少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都注意到由于两性不平等所带来的问题。如经济发展，意味着需要把妇女的劳动力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同时，有计划的生育，才能合乎国家发展的需要。这种种，首先都必需提高妇女在家庭及社会上的地位。    在埃及，萨达特总统和夫人耶娴便正在努力于改变不合理的离婚法。萨达特曾在国会提出设立基金来援助申请离婚的妇女；耶娴也呼吁在法律方面作出改革，保障离婚妇女能获得养育孩子的权力。但由于社会上“大男人主义”的习惯势力仍然十分庞大，新法律目前仍在争论中。    在苏丹，尼迈里总统也很积极地寻求改革的方法。苏丹男士以多妻为荣，尼迈里则以身作则，实行“一妻主义”，希望能为国人树立一个好榜样。同时，他任命了从事妇女权利运动的花地马女士为社会事务部长，希望能逐渐改变社会上现存的陋习。    但另一方面，某些阿拉伯国家在近几年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离婚趋势。在一些新兴石油输出国家中，某些年青妇女竟然把婚姻作为赚钱的手段。例如，在科威特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地，男方只要愿意及能够付出一笔可观的聘金，便可以很容易地赢得美人归。但这些新娘子在除下嫁衣后不久，便嚷着离婚。那些新郎大多是石油业新贵，他们要忙于业务，大多数都希望把问题尽快解决而愿意付出一笔可观的赡养费，就当是做了一宗赔本生意。    据统计，在科威特近几年的离婚案中，有很大的数目是属于这类型性质的，要求离婚的妇女从认识、结婚到离婚，竟然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所谓“妇人银行”，存钱的顾客，竟都是一些曾有多次离婚经验的“新富婆”。在这种离婚案中，男女主角可能都说不上是什么受害者，最可怜的倒是那些不幸被卷入这场“买卖”的下一代。据说，某些女主角甚至把腹中块肉作为讨论赡养费的本钱！    从表面看来，这些妇女似乎在婚姻关系上取得了平等地位，而在事实上，这不过是把女性作为商品的另一种买卖婚姻罢了——在阿拉伯传统社会，一些父母把女儿下嫁给有钱人家而获取优厚的聘礼；现在，某些女子却把自己作为商品，分期地卖给不同的男人。这种现象过去只在西方社会出现，现时竟然也传播到一些新兴的国家来了。这无非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极端。

【本刊讯】日本《正论》杂志七月号刊登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辻村明的文章，题为《我亲眼看到的中国，对苏联的研究落后》，摘要如下：对苏联的研究仃滞不前我们这个团是由四名苏联问题研究者组成的，所以，除通常的观光考察旅行外，同中国的苏联问题研究者进行讨论、掌握中国对苏联问题的研究实况，也是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开门见山地说，并没有收到太好的结果。这是因为，几乎没能见到一位称得上苏联问题研究者的人。我们猜测，中国对苏联问题的研究，目前处于破灭状态，没有值得一见的人。    可以认为，由于中苏对立以及围绕文化大革命发生权力之争，所以，能够和我们谈得来的苏联问题研究者可能几乎没有一个。可以认为，大概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甚至邀请我这样的对共产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以便得到有关苏联的情报。下面，让我具体地介绍一下会见了什么人、进行了怎样的讨论吧。    和苏联问题专家的讨论在北京逗留期间，我们强烈要求希望同中国的苏联问题研究者进行讨论。最初，安排我们同中日友好协会的人们进行半天讨论，当时我曾以为出席者大概都是苏联问题专家。所以，我作为团长首先发言说：“今天能和研究苏联问题的人们交换意见，我感到高兴。”但后来我才知道，出席这次讨论会的六、七个人，都是日中友好协会的，除一名干部外，其余的人都是翻译。这位干部日语说得很流利，不需要翻译，然而很多翻译在坐，大概是为了让他们学习吧。    那位干部也不是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但他是一位精力很充沛的理论家，在半天时间的讨论会上，他用流畅的日语，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对方提出了预先准备好的问题：一、苏联社会的优缺点；二、苏联领导集团的矛盾和问题；三、普通群众和青年阶层等每个阶层的思想动向；四、日本对苏联的亚洲政策的看法；等等。我们四个人分别就自己拿手的问题发表了意见。现只将我谈的那一部分介绍如下：    关于第一个问题——苏联社会的优缺点问题，一党独裁体制，从短期看具有能够很有效地处理事态的优点，但其反面，由于限制言论自由，反而内含经不起风雨的弱点。关于这一点，我援引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布热津斯基教授的“准稳定社会”的说法作了说明，当时没有提出任何反驳，看来是赞同的。    但是，联系到第二个问题——苏联领导集团的矛盾，我指出共产主义体制具有反复出现“个人独裁——三驾马车集体方式——个人独裁——三驾马车集体方式”这种局面的必然性时，中方猛烈地进行了反驳。我指出目前的勃列日涅夫政权以和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的三驾马车集体方式开始，去年波德戈尔内下台，柯西金的影子也淡薄了，目前，正在重新向着勃列日涅夫个人独裁渲变。仅就这一点，对方并没有提出特别的反驳。没有“研究苏联问题的机关”后来在访问其它地方时，也听到了相同的意见。这暂且不说。中日友好协会的要人，似乎想彻底纠正我们访华团的对苏认识，所以，改日又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同我们进行了讨论。    在那次讨论中，中方主张，有力量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日本和中国都没有这种力暑，而且，最危险的是苏联，并详细地列举数字来证明这一点。列举这些详细的数字，借以指出苏联这个国家，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已沦落为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    对此，我说，中国在推进现代化时，不也将或多或少地、不得不变成修正主义吗？中方回答说，现代化也有资本主义现代化、修正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分，大不相同。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看为谁服务，领导人的素质始终是重要的。讨论的结果，他希望我们停止用共产党国家或社会主义阵营的说法把多种多样的国家硬扯到一块去的作法。其中包含着中国始终和苏联不同这种自负和嫌恶。    几天以后，好歹算会见了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这个人只说是研究苏联问题的工作人员，但不告诉我们在什么机关担任什么工作。和他也进行了大约半天时间的讨论。听了中国对苏联问题研究的实际情况的介绍，感到还处于个人研究状态，目前没有研究苏联问题的组织和机关。同大学教授们的讨论三月二十三日上午访问了北京大学。除了一位看上去具有精悍而理智风度的主任级教授外，还有十来名教授出来迎接。我们被领进燕京大学时期的校长迎宾馆，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    据北京大学当局人士介绍，大学的研究和教育受到了四人邦的很大打击，因此，对苏联研究得还很不够。在接待我们的十来名教授中，也没有专门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人。因此，讨论没有怎么展开。但是，关于对苏联的看法和对斯大林的评价等，谈话内容和上面谈到的那些苏联问题研究者所说的完全相同。    我们还访问了南京大学。在那里我也提出现代化和必然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中方提出三点作为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原因，从而了解到他们把现代化这个原因置于度外。我的主张是“四人邦”的观点！？在上海我们想访问复旦大学，但对方依然派十名教授到饭店来，同我们讨论了三个小时。    这里也没有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部门，但是，同我们的讨论却是相当活跃的。这是因为我们提出了使对方敏感的问题。    我提出了下述观点：推进现代化路线，修正主义不是会随之抬头吗？这时，一位教授回答说，这是受四人邦“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思想影响的人说的话，中国争取“既要卫星上天，又要红旗飘扬”。他还说，是否因为现代化而产生修正主义，是领导人采取的政策决定的。认为我 的观点和四人邦的观点相同，这使我惶恐不安。    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印象是，任意解释社会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区别。自从在北京同那个苏联问题研究者讨论以来，各地都异口同声地说，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社会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中国不对外侵略，因此，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外侵略，所以，被谴责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我追问道，掠夺日本的北方领土的是斯大林，所以，斯大林不已经是社会帝国主义者了吗？对此，另一位教授作了回答，他介绍了苏联当时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困境，同时承认，斯大林也有错误。但是，他不赞成我认为斯大林是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意见。照例根据三七开的逻辑作了另一番解释。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到，我们作了相当不客气的、有时触怒对方的发言，但是，能够如此自由地进行讨论本身，也许表明了驱逐四人邦后气氛比较自由了。但是，即便如此，对方的谈话总是千篇一律，几乎异口同声，这有点使人失望。    我认为，苏联问题研究家也好，大学教授好，既然是最高级的知识分子，那么，每个人也可以有一点更独到的见解。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七月二十四日刊登一则报道，题为《美国和日本竞相援助中国开发石油》，摘要如下：    美国和日本的石油公司互相争夺参加中国勘探和开发相当大量的近海石油和天然气蕴藏的权利。    在华盛顿人们听说有四家美国石油公司接到邀请到北京讨论合作问题，同时也在同日本民族石油公司举行会谈。日本被告知，中国打算开发东海和南海的资源供出口，需要获得外国技术援助。    宾夕法尼亚石油公司的一些负责人上个月访问过北京，其他三家公司埃克森公司、加利福尼亚联合石油公司和菲利普斯石油公司的代表团将在下个月分别访问中国的首都。    应中国的要求安排这次访问的美国贸易委员会说，商讨只是初步的，现在尚未到达由一些公司夺取任何具体交易的时候。    但是该委员会是乐观的，中国已保证要使年产暑从去年的九千多万吨到一九九○年增加到四亿吨，中国到最后总是会购买美国的技术和专门知识的。中国已经购买了一些美国的近海钻探机。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七月二十三日刊登该报驻华盛顿记者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美国埃克森等四家石油公司最近就东中国海的海底油田开发问题，同中国方面开始了具体谈判。据熟悉美中合作开发石油的美国方面人士说，美国方面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关于开发方式的具体方案，认为这次开始谈判，表明中国方面大体上同意了这一方案，这几乎是肯定无疑的。美国提案的详细内容没有宣布，但据认为美国提出的是“产品分成方式”，也就是说由美国方面提供开发石油技术和资金，由美国方面提供保证开发东中国海的海底油田，在发现石油之后，中国用石油支付开发费用。美国国务院当局人士说：“美国的石油公司用这一方式在一年之内开始开发，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中国方面说，中国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至于中国内陆和沿岸地区的开发只限于引进美国的器材和技术，开发本身将坚持由中国自己来进行。但是，远离大陆的东中国海的海底石油的开发，准备采取充分运用拥有最先进技术的美国的技术和资金，而且中国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始划定矿区。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七月二十五日刊登一条消息，题为《渤海湾油田：日中就联合开发问题达成协议》，摘要如下：    石油开发公团派遣以宫崎仁付总裁为团长的海洋地质访华团，用一个月的时间参观了中国各地的油田，并就合作开发中国海面的石油问题进行了协商，二十四日就两国合作开发渤海石油问题达成了协议。这项协议规定，九月在北京召开专家会议，及早落实合作问题。南海的珠江口附近也是有希望合作开发的地方。    中国说，在本世纪内实现现代化的鼓舞下，石油部门要开发十个海底油田。据访华团说，开发海洋比陆地的可能性大；在中国周围，渤海的油藏量被认为同北海一样多，中国已在独立地勘探和开发，但为了更大规模地加快开发，决定同日本实行合作。石油开发公团也承认将来还有很大的合作的可能性。

【美联社康涅狄格州纽黑文七月二十一日电】一批共产党中国核物理学家正在美国访问，以寻求邦助，设法填补他们领域中的“迷惘的一代”。    来自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九名科学家今天结束了对耶鲁大学的访问，其中包括参观耶鲁大学的地下加速器和顺便访问了一个美国人的家庭。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阿伦·布朗利教授是在耶鲁大学接待他们的主人，他说，由于中国领导人决定重新招收最优秀的学生作为研究生，因此核物理学家前来美国进行这次长达一个月的访问。    他说，由于过去择优入学的高等教育被取消了，从而整整一代没有造就出核物理学家和其他专家。    在这批中国访问者中这个差距是常明显的，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已经四二岁。    去年秋天中国取消了使政治“好”的学生得到教育机会的政策，开始在全国八亿人民中招收最聪明的人作为研究生。    布朗利说：“我预料在今后短短数年中会取得巨大的进步。他们认识到他们能夺回一代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