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说：从历史角度看，世界的重心肯定会从大西洋移向太平洋。美国必须制定“富有创造性的太平洋政策”。美的防线不能撤退到太平洋上的岛屿，而需要一条“前进防线”，其中必须包括日、韩、菲律宾。他说：日美安全条约是美太平洋政策的基石。日在日美安全条约范围内承担更多的责任是历史潮流。苏联插手东南亚，对这个地区的和平是不利的，美应推动日本对东盟国家多发挥作用。关于越南、柬埔寨，他说美已从印支脱身，越对美的作用不大，越南是任何协定都不执行的。美不会为正常化向越提供三十亿美元。关于美苏军事力量，他说从军事这个侧面来说，美苏之间存在某种均势，但在综合力量上，美国处于优势，并远远超过苏联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从六月六日到十九日连载基辛格同该报社论主笔岸田纯之助的谈话，总题目是《听基辛格谈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本刊已转载其中的个别章节，其余部分摘要如下：重心东移——是考虑制定创造性对策的时候了取得惊人成功的国家    岸田：据说，卡特政权正在把外交政策的重点从亚洲移向欧洲。太平洋的现状比较稳定，在战略上也并不是对美国不利。因此，是否可以认为，今后也不太想改变现状？    基辛格：不能一概而论。的确，美国不希望看到现状变得对美国不利。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的重心肯定会从大西洋移向太平洋。因此，作为美国来说，也必须考虑制定富有创造性的太平洋政策。日本、韩国、中国……这些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都集中在太平洋。印度尼西亚的发展也是不容置疑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这样。我并不是说什么欧洲要衰落，而是说，太平洋将变得比过去更为重要，这个地区根本不能置之不理。    岸田：但是，在尼克松主义发表以后，美国从亚洲脱身的趋势似乎仍在继续，它同政权的交替无关。卡特政权成立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亚洲的非共产党国家担心，它们是否会被美国抛弃。美国到底出于什么考虑和估计而提出尼克松主义的呢？    基辛格：尼克松主义只不过是为了使美国从越南撤军后的政策合法化。使美国的存在显而易见    岸田：那么，美国为了避免卷入拥有众多人口的亚洲大陆的争端，还是在策划把防线后撤到太平洋上的所谓岛屿防线吧。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消除亚洲国家的不安呢？    基辛格：我并不认为美国的防线能够撤退到太平洋上的岛屿防线。美国的防线必须包括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在太平洋上，我们需要一条前进防线。在特定的时间，怎样部署兵力，当然要由当时的政府决定。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赞成使“美国的存在显而易见”。如果“显而易见的美国存在”在某个地区消失了，那么美国的防卫意识就会受到怀疑。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反对撤退驻韩美军，至少是反对全部撤退地面部队。我认为，今后美军仍应该继续留在前进基地上。越南排在第二十二位——无需优先照顾越南优先考虑国家利益也有限度岸田：希望谈谈东南亚问题。在同越南、柬埔寨两国建立邦交正常化的问题上，美国是否有现实的估计。    基辛格：首先谈谈柬埔寨，美国同柬埔寨之间没有任何争端。美国希望柬埔寨维持独立，获得发展。如果它被纳入河内或其它势力的统治之下则是个麻烦事。    我采取的立场是，只要柬埔寨的共产主义政府是合法政府，我就要支持与它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是，我并不认为，在现在的政府处于杀气腾腾这种精神状态下可以采取行动。    其次是越南，他们对自己的估计过高。不仅如此，他们认为，邦交正常化将给美国带来很大好处。但是，从美国的观点来说，现在越南只不过是占第二位的国家，这是应该加以明确的。    我们已从印支脱身。越南对美国的作用并不大。因此，美国不打算为邦交正常化付出任何代价。越南希望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好事。如果不想实现邦交正常化也没有什么关系。过去，美国同河内一直没有建立正常关系也过来了。我并不想为越南大使是否会来华盛顿而苦恼。一味破坏协议    岸田：作为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越南要求提供三十亿美元的复兴援助，美国是否准备这样做？    基辛格：提供援助，那是愚蠢的。在和平协定中，除规定美国的义务（包括答应提供援助在内）的条款外，越南把协定的所有条款都撕毁了。他们放弃了其它一切义务，而坚持说还有唯一的一个义务。简直太无理了，无意再同它打交道。    我早就说过，从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优先顺序来说，越南（第一个字母是Ｖ）是排在字母表中靠近最后的位置。假定美国政府有意提供援助，也不会提供三十亿美元，越南还是趁早撤回这种主张吧！只要不取消这种要求，美国议会恐怕绝对不会批准提供援助的。    （一）

【共同社北京七月二十一日电】（记者：福原）题：日中条约今天重开谈判    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在北京市台基厂三号的宾馆举行。驻中国大使佐藤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分别为两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代表团都热情表示一定要为早日签订条约铺平道路。    日方代表打算在谈判一开始就表明日本政府对缔结条约的意义如何认识，然后双方立即重新互相提出条文草案，如果可能，希望连日谈判，迅速解决问题。    谈判的焦点当然是对“反霸”问题的处理。日方打算以把“反霸”条款写进条约正文为前提，谋求中国理解用“有限制”的措词，说明这不是指特定的第三国即苏联的。    对此，中国方面采取的立场是，已在三月对公明党访华团表示过的四项正式见解不变，认为“一面说反霸，又说不是针对第三国的，这是不合逻辑的”。    二十一日谈判第一阶段的课题是，找到使双方的立场都能满意的条约措词，整理出问题，为政治会谈作好准备。这次谈判如果能顺利进行，签订条约的可能性就将前进一大步。    【共同社北京七月二十日电】（记者：福原）题：在疗提出的条件的基础上赶紧举行政治会谈    中国对重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基本立场是“不能从日中联合声明后退”。具体地说，恐怕就是要坚持今年三月十四日廖承志向公明党书记长矢野谈的四点正式看法，并努力敦促园田外相访华，以便顺利地进行政治会谈。

【法新社德黑兰七月十七日电】据伊朗通讯社波斯通讯社今天说，苏联高射炮六月二十一日开火击落了在进行训练飞行时在恶劣天气中迷航误入苏联领空的一架伊朗没有武装的直升飞机，并严重地打坏了另一架伊朗直升飞机。    波斯通讯社说，第一架直升飞机的机组人员在飞机坠毁时死亡，而第二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得以幸免。    波斯通讯社还说，这些机上人员和那架直升飞机已交给伊朗当局。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十八日电】题：边界事件    伊朗波斯通讯社七月十七日发布一项公告，对六月二十一日发生的伊朗直升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一事作了显然是歪曲性的说明。    根据苏联主管当局的材料，这一天，侵犯阿什哈巴德西北部地区苏联领空的，不是象波斯通讯社的公告所说的是两架伊朗教练直升飞机，而是四架有伊朗空军标志的直升飞机。    由此可见，所发生的事件的过错完全在于伊朗方面。    苏联方面向伊朗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惩办肇事者，并采取有效措施，今后不再发生这种侵犯领空的事件。

【美联社布达佩斯七月十六日电】美国外交官、总统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定于今天到达布达佩斯进行五天访问。    这里的美国官员说，八十七岁的哈里曼是匈牙利外交部长邀请的。    哈里曼还将访问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    哈里曼一九六三年在莫斯科举行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期间第一次见到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亚诺什。哈里曼在条约谈判期间是美国无任所大使。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七月十四日报道说：「苏联驻日本大使波利扬斯基，为了同本国政府磋商事宜，于十四日下午乘苏联飞机由成田机场起飞回国。」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七月十四日报道说：「东京外交人士中间，普遍的看法是，大使将向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柯西金总理和葛罗米柯外长等苏联领导人报告日本国内对于日中谈判即将重开一事的舆论动向以及最近围绕日中条约的动向，并且商讨今后的对付办法。」

【本刊讯】意大利《共和国报》六月十日刊登佩特鲁奇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重新审查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全文如下：    苏联人在非洲之角地区建立起来的强大政治—军事机器遇到了障碍。十六个月来一直是勃列日涅夫在这个地区的战略支柱的门格斯图上校开始起来反对他的保护人了。由于得不到苏联和古巴对埃塞俄比亚十七年来在厄立特里亚所进行的吞并战争的支持而日益被激怒，这位火性子脾气的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开始使用起粗野词句来。在上星期三发表的广播讲话中，门格斯图把克里姆林宫的两个盟国（叙利亚和伊拉克）列入“反动国家”之列，接着，他事实上指责苏联集团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履行支持埃塞俄比亚政权全部要求的“革命义务”。    莫斯科去年急急忙忙把门格斯图算作什么“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领导人”，现在，这种做法正在表明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不光是厄立特里亚问题使得埃塞俄比亚政权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闹翻了。这些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来支持门格斯图的过激做法（“红色恐怖”），为他火中取栗（收复欧加登），相信埃塞俄比亚会很快建立它们那种一党统治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埃塞俄比亚政权越是继续具有极坏的名声，这种正常化就越是显得更为迫切。在为“埃塞俄比亚革命”进行的这种装饰门面的活动继续显示出为时已晚（又对左翼反对派发动了新的红色恐怖浪潮）的同时，莫斯科看到，由于同亚的斯亚贝巴结盟，它付出的政治和外交代价急速上涨了。已经到了应当提出再继续这样做是否上算的时刻了。至少有四点理由：    （１）在国际上，正是“非洲之角的活动”加速了对苏联干涉主义的谴责和抗议，使人对新的冷战的前兆感到担心；    （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西方的许多共产党对莫斯拉奉行的非洲政策表示担心，它们趁机重申了它们要摆脱苏联那种加强进步力量团结和反帝斗争的方式；    （３）在莫斯科几年来早就采取守势的阿拉伯世界，勃列日涅夫发现面对的是一堵完全由他的阿拉伯盟友构成的反门格斯图大墙：南也门、利比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后退了（它们以前曾以不同方式表示站在埃塞俄比亚政权一边）；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一开始就抵制了压力；伊拉克看来是要利用厄立特里亚这个借口加速同莫斯科的决裂；    （４）在非洲，同苏联保持紧密关系的国家和解放运动的队伍确实不少，但连一个起来保卫亚的斯亚贝巴政权的进步的呼声也没有。    现在，可以设想，苏联领导人正在对自己的活动进行审查。而且，门格斯图现在不是顺从他的强大的保护者的超级大国的要求，而是不惜代价地把这个保护人拖入新的危险之中。对莫斯科来说，现在不得不设法阻止非洲之角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重新回到西方的势力范围。    经过十六个月的工作之后，苏联这个和平女神显出了空前的不知所措的样子。

他说他对苏不是「在报深仇」希望改善同苏关系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七月二十日电】卡特总统今晚说，他对苏联并不是“在报深仇”，而是对于俄国人把监督赫尔辛基人权协议执行情况的人判罪感到非常关心。    卡特第一次在晚间观众最多的时候举行由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强调，他希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其中包括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    而且卡特说，他认为他的政府对“夏兰斯基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被判刑所表示的不快”，是“以非常温和的方式”表示的。    卡特说，“我们对提高人权承担了很大的义务”，但是他指出。苏联人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三年后却又审讯负责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的人。    卡特强调说，他无意干涉苏联内政。他说，事实上他希望继续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加强美苏贸易。    他又说，但是“我们深深致力于维护人权，不仅是维护这里的人权而且是维护全世界各地的人权”。    有人问，他是否认为，在波恩首脑会议上建议提高进口石油价格的作法不会给美国的消费者造成太大的困难。卡特说，美国对外国石油的消费是引起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    他说：“我们用的石油简直是太多了。”    他敦促美国人民运用他们的影响促使国会通过他的反通货膨胀立法计划，其中也包括他的能源建议。    卡特再次要求国会尽快撤消一九七四年对北约一个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实行的武器禁运。这个问题将在下周初提交给国会。

美国大约有两千三百万成年人实际上是文盲    【法新社纽约七月十六日电】占成年人口百分之十以上的美国人（约二千三百万人）实际上是文盲，他们看不懂铁路时刻表，也不会填写表格。    这是美国教育当局的结论，他们还报告说，念小学的儿童中的文盲比例几乎也是相同的。    很多家长联谊会，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家长联谊会，强烈批评学校的教学方法，把他们的孩子不会读或写的责任归咎于教师。    很多教育学家抱怨今天美国学校强调自由而很少强调读、写和计算的训练。    新的考试方式也受到批评，这是一种要学生在一张有很多答案可选择的试卷上挑选一些答案，然后用计算机来打分的方法，这种方法很难鼓励学生学习如何清楚和合乎逻辑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然而，教育工作者们指出，不能把一切罪过都归咎于学校。他们说，这是因为社会太重视电视和电影，而不重视图书馆的缘故，这就必然使读、写失去意义。    与此同时，当局也关切地注意到，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四年，一个小学生的一年教育费用从八百美元增长到一千四百美元，而数学、口述和笔述的水平实际上却下降了。    统计资料表明，在大城市里，十六岁至二十一岁的没有工作的青年人中有一半人差不多是文盲。    统计资料还表明，种族和家庭情况是重要的因素。统计数字表明，一个黑人青年存在的读、写方面问题的可能性比白人青年要大五倍，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也往往要比一个富人子弟更有可能遇到这样的困难。    弗罗里达州现在实行一项化费一千万美元的计划，以帮助数学和阅读考试不及格的中学生。

【美联社莫斯科七月二十日电】苏共党报《真理报》今天批评美国总统卡特对苏联停止出售美国计算机和限制出口美国石油技术，是在采取冷战时代的“发了锈的陈旧工具”。    高级评论员维什涅夫斯基说，卡特的一些顾问一再鼓吹的压力和讹诈手法并未奏效，最终对美国有害。    他点了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的名。    在美苏关系恶化的时期，这里的官方报纸对华盛顿的批评升级了，辱骂的程度是表明苏联的想法的一个晴雨表。    按标准来说，《真理报》的评论是温和的，但这是第一次点卡特的名。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七月七日刊登穆门戴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报道，题为《勃列日涅夫为他的农民感到头痛》，摘要如下：    近几天来，谁要是读了苏联的报纸，谁就会认为，这个国家的农民对农业和畜牧业几乎是一窍不通，致使报纸不得不在每一道工序上都得对他们耳提面命地进行指导。但这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自六十年以来年年都是如此。    这一周里，苏联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在党中央委员会上发表了一篇长篇讲话，亲自参加了这种大合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决议。决议规定，为了“大大”提高生活水平，计划八十年代大力促进其经常情况不良的农业。同时首先要生产更多的肉类。因为除莫斯科之外，肉类供应一直是不足的。    一九六五年，每个苏联公民一年吃了四十三公斤肉，现在是每年能吃五十七公斤肉，也就是说每天平均可吃一百五十六克。苏联公民今天吃的肉和奶制品要比那时候多，但土豆和面包比那时候少了，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迹象。但每到冬天牛奶和蛋类在某些地方还仍然是短缺的。除白菜和胡萝卜之外，国营菜店里很少有新鲜蔬菜，谁要想买新鲜的蔬菜，他就必须到农庄市场上花高价去买。    为了生产出更多的肉，就得多种粮食作物：勃列日涅夫命令农民，把粮食产量由这个五年计划平均年产一亿九千五百万吨，到一九八五年增加到平均年产二亿四千万吨，到一九九○年甚至要达到年产约二亿八千万吨。勃列日涅夫认为这个目标是“相当高的”。直到去年冬天，苏联还不得不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大量的粮食。    但是其它农作物的产量也是不充分的，所有这些挫折绝不是只是天气造成的。单单在上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莫斯科就对农业投资了大约三千一百二十亿美元。西方的专家们估计，苏联目前的农产品成本要比美国的高五倍。    这种情况从农业机械工业开始。据勃列日涅夫说，农业机械工业仍然提供太多的老式农机，而且质量常常是很糟糕的。缺少配件，保养得也不好。专家们认为，因此每三台农机中就有一台是不能用的。因为仓库和运输工具不足，大量的种子，化肥和收获物都霉烂了，坏掉了。    这只不过是普遍存在的糟糕现象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罢了。

【美联社莫斯科七月十九日电】苏共政治局委员库拉科夫今天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里，在此之前在红场举行了国葬，苏联高级官员参加了国葬，但勃列日涅夫主席和柯西金总理没有参加。    率领群众致哀的是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他在列宁墓上一篇简短悼词中颂扬了库拉科夫。    官方没有解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为何缺席。    据信勃列日涅夫正在克里米亚度假，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纷纷到那里拜访他。

【法新社喀土穆七月二十一日电】虽然非洲各国首脑会议订于今天结束，但是直到今天上午，非洲各国首脑还没有开始议程上的辩论。    这次最高级会议是在非洲越来越成为东西方冲突的场所的时刻召开的，并且正逐渐成为今后几年中的地理政治赌博中的一个主要赌注。但是最高级会议的头两天只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辩论。自非洲统一组织十五年前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的非洲首脑出席会议。但是这些领导人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而这些讲话和动议又引起了进一步的争吵。    一些领导人之间的交锋的调子已超出了通常在外交官们的会议上听到的那种调子。有时辩论成了对骂。    各国首脑们在余下的时间内必须在诸如外国对非洲的干涉和建立泛非部队这类问题上找出一致意见的最小公分母，更不用提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以及阿尔及利亚同摩洛哥这样的非洲内部争吵了。    这些领导人昨天决定通宵继续辩论。    部长理事会正连续开会，提出了一长串决议让各国首脑考虑。有二十三个政治决议和将近四十个经济决议。    但是会议人士说，部长们没有能就所有决议取得一致意见，其中包括关于不结盟运动的一个决议。    【合众国际社喀土穆七月二十日电】索马里今天指责古巴是苏联的“走狗”，并建议把哈瓦那排除在不结盟运动之外。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说，古巴政府“肯定不配”参加不结盟国家集团。他要求非洲国家元首“认真考虑采取集体行动对付古巴威胁”。    【合众国际社喀土穆七月二十一日电】乌干达总统阿明昨天说，非洲国家应感谢苏联和古巴，因为它们提供了武器，使得非洲人能够进行自卫。他说：“帝国主义者只向我们的敌人提供武器。”    他说，“激烈交锋”是非洲古老的传统。他说：“这对非洲来说是很好的，它会使我们统一起来。”

【法新社雅加达七月二十日电】在一些国家对古巴卷入非洲冲突提出抗议之后，印尼还没有决定是否参加明年在古巴召开的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    在印尼外交部长库苏马阿马查今天启程前往贝尔格莱德出席不结盟运动部长级会议之前，记者向他提及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还要看一看形势如何发展。我们必须冷静地对待这个问题。重要的是维护不结盟运动的完善。”    外交部长说，如果大多数不结盟国家决定不出席哈瓦那首脑会议，那么，印尼将服从决定。    他说：“我们将按一致通过的原则办事。”    印尼同不结盟运动的其他共同发起国一样，不愿卷入成员国之间的冲突。    库苏马阿马查部长说：“譬如，非洲的冲突必须由非洲国家自己解决。把这个问题提到不结盟组织来只会分裂不结盟运动。”    印尼外交部长说：由于现在“人们对古巴卷入非洲事务的不满情绪十分强烈”，因此不结盟国家正面临着一种困难的——即使不是严重的    ——局面。    外交部长说，扎伊尔等几个国家正在设法把古巴赶出不结盟集团。    尼日利亚在刚刚结束的喀土穆会议上强烈谴责古巴和苏联在非洲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印度尼西亚外长认为，如果外国军队是因某国的要求而开入的，那就没什么可反对的。    库苏马阿马查说，如果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公开站在某个集团一边”，那么，它的成员资格就大成问题了，“因为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不结盟原则的”。    他还说，这种倒向一边的做法将造成背弃不结盟运动的根本宗旨的新的分化。    外交部长说，情况发展到了现阶段，需要“重新强调”不结盟的原则。

【本刊讯】斯里兰卡《每日新闻》七月十五日发表社论，题为《贝尔格莱德会议》，摘要如下：    本月晚些时候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是在人们对不结盟运动未来的团结产生怀疑和忧虑的时候举行的，这种怀疑和忧虑十七年来大大增加了。由于这次会议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所以是加倍的重要，一九六一年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就是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当时的不结盟运动还处在初期，只有二十五个成员国。    南斯拉夫和印度都属于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铁托总统和印度的尼赫鲁对当时还处在初期的不结盟运动所进行的领导是令人鼓舞的。    这两个国家为组织和充实不结盟运动作了大量工作，因此即使是最顽固的批评者都承认不结盟运动在国际舞台上已经成了一支重要力量，而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对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之间出现的争端表示担心。在印度支那、非洲之角和西撒哈拉出现的这些争端已经达到了这样可怕的程度，以致现在有可能会破坏过去几年来有很大发展的这个运动。索马里已经表示，它将不参加预定明年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最近，蒙博托总统也表示，扎伊尔也将抵制哈瓦那会议。不管所提出的指责和反指责、关于干涉的说法和所作的否认是真是假，不结盟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维护这个运动的团结和确保它继续在国际事务中起重要作用。    因此，不结盟国家现在是重新致力于这一运动的指导原则、停止把狭隘的利益置于原则之上的时候了。本月的贝尔格莱德会议不仅将为不结盟国家重新致力于这些原则，而且还将为讨论能够建立什么样的机构来解决不结盟运动内部的争端及时提供机会。    如果将讨论关于建立一个机构来解决争端的建议的话，那么，斯里兰卡能够通过确保这样的机构既切实可行，又有足够的灵活性而起作用。

说日本筑波研究学府城的规模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七点三十分：巨大的试验未来的形象在晨霭中    为了能从空中看一看每天都在更加完备的科学城，清晨就乘直升飞机起飞了。    研究机关的分布南北达十八公里、东西达六公里。    政府为了解决首都地区人口过密和整顿研究体系以适应技术革新的要求，一九六三年决定建设筑波研究学府城。实际建设是一九六八年开始的。从宇宙开发到生命科学，把范围广阔的科学领域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本身就是个宏伟的试验。    二十六个机关的大楼和职工住宅分布在松林和田亩之间，眼下是一个万人城市。预定在下年度末，四十六个机关都要到齐。    象这种规模的科学城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筑波是以苏联新西伯利亚城郊区的科学城为样板的。那是为了开发西伯利亚地区建设的，在十六个研究机关、大学的周围住有大约四万人。    日本的科学城，计划在八十年代后期，人口要达到十万人，包括附近地区在内将成为二十万人口的城市。那时，估计还要以与研究开发有关的二次、三次产业来发展这个地区………    眼下，人口还没有如想象那样增加。这是因为，街道中心的形成缓慢，还不具备城市的机能。到底能发展为什么样的城市呢？它的未来的形象仍然掩映在晨霭之中。十一点四十分：耐久性测验    建造住房的后方的智慧    位于东经一百四十度的筑波，上午十一点四十分左右，太阳转到了正南方，日照最为强烈。由于空气清彻，日照量比东京大约多一成。    建设省建筑研究所曝晒试验场的葱绿的草坪，呈现出一片建筑材料展览的景象。耐久性研究室主任榆木尧说：“让太阳晒一晒，在和实际使用相同的条件下测验其耐久性。”    在大约一百米见方的草坪上，摆满了围栏、墙壁、房盖、地板等等部件。在温室里铺着地毯。为了测验丁子的耐久性，还有每隔十厘米丁了丁子的板壁。“现在正在测验大约五千种试料。经过一年四季的变化，建筑材料就发生了某些变质。”    这种实地性能测验是由榆木先生等人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一九七○年建成这个试验场以后，榆木先生等人每星期都往来于东京的研究所和筑波之间。取得的资料也让国外知道。    这里的经验给建筑私人住宅的人们的忠告是：“钱要花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例如：连结钢筋的螺栓，按镀锌的厚度来分有十二种规格。使用正数第五号前后的镀锌厚的螺栓是最好的。    “钢筋腐烂必然是从接缝处开始。螺栓一锈就必然影响到钢筋。镀锌的厚度为两微米（五百分之一毫米）的最便宜的螺栓放在室外，十天就生锈了。而厚度二十五微米（四千分之一毫米）的最贵的螺栓，虽经过几年也不生锈。”榆木先生等人是建造结实而又耐久的住房的后勤人员。十五点：地面静止卫星发射前作健康检查飞到三万六千公里远方的宇宙去，转播电视和电话，这么简单就行了吗？一般的人造卫星已经使人感到不可靠了。    在宇宙开发事业团筑波宇宙中心，现在正在进行要在明年二月用国产火箭发射的第一颗试验用静止通讯卫星的接收试验。把已经装好的卫星拆卸开，精心地检查各种机器的机能。    人造卫星是最讨厌尘土的。穿戴上纯白的工作服和工作帽，再用空气喷射器吹洗之后进入试验室。直径一点四米、高两米的卫星，揭下周围的太阳能电池板和上下的遮热板，就一切都能看到了。    三万六千公里的宇宙是相当高的真空。向阳光的一面高达一百几十度，阴面则为零下一百度，温差极为悬殊。为了取得热的均衡，卫星内部几乎所有的机器都用铝箔包着。负责进行试验的人说：“在振动试验和加速度试验中还要进行能否经受发射震动的试验。因为有过使基本上是同样型号的试验卫星‘菊二号’静止的实际成就，所以强度等等问题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虽然看上去很简单，但每一个零件都是经过慎重斟酌的。名称为行波管的一种通讯机器是在美国工厂定作的，在所作的三十个当中挑出两个性能最好的装配进去了。    一旦十一月底试验结束，试验静止通讯卫星就准备好了飞往宇宙的行装，用船运到种子岛宇宙中心，装在Ｎ式火箭上。    试验静止通讯卫星静止的地点是东经一百四十五度的赤道上空。追踪已发射的卫星的中央追踪控制所也在筑波宇宙中心里边。为了到那时不手忙脚乱，就要趁在地面上静止的时候，严加检查卫星的健康状况。    （二）

【法新社北京七月十七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中国今天发表一位在一九七六年由于反对现在已贬辱的“四人帮”领导人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的二十六岁的广州人获释的消息，这说明中国在继续恢复“法制和民主”。    观察家注意到，由于中国准备了一套成文法律，官方报纸上接连不断地刊登了逮捕犯罪分子——如逮捕了被指控搞严刑拷打和扇动打内战的两名前四川省领导人——和释放被四人帮或者他们的支持者搞的假案中的无辜受害者的消息    。    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今天说，庄辛辛是在给这家报纸写了一封信后被捕的。    他在这封信里谴责了江青和以后的“四人帮”里的其他两员张春桥和姚文元。    当时，《人民日报》被“四人帮”控制着，《人民日报》把这封信转给了广州市公安局。    庄辛辛于一九七六年七月被捕，于九月二十九日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徒刑十五年，刑满后剥夺公民权五年。    他在一年半以后，即在今年三四月份获释。    这家共产党报纸在一篇题为《希望寄托在这一代》的评论员文章中赞扬了庄辛辛，据这篇文章说，当文化革命开始时，他才十四岁。    这家报纸提到了他的“反潮流”行为：在审讯期间，他坚持了自己的看法，谴责了垮台的前国防部长林彪和“四人帮”在文化革命期间的有害行径，同时，赞扬了邓小平副总理在一九七三年第一次恢复名誉后的工作。审讯是在邓先生于一九七六年四月第二次受贬辱——‘‘过激派”的受害者——后仅几个月进行的。    这家报纸今天首次号召全国“清算《人民日报》在四人帮控制时期犯下的罪行”。    这家报纸揭露，在一九七六年三月至四月一个月的时间，四人帮的心腹就把五十多封读者来信转给了公安部门。

说中国正在造就新一代忠诚而内行的技术人才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七月十六日电】（记者：奥尔丁格）两名美国教育家说，中国学校在一场旨在造就新一代忠诚而内行的技术人才的运动中，在机械地搬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现在非常重视科学、数学和英语。    但是，他们说，北京党的领导人对学校仍然实行“无孔不入的”控制，在这些学校中，带有政治色采的教科书和死记硬背的严格的教学方法，使已故毛泽东主席保持至高无上的影响。    全国学校协会主席玛格丽特·伯文格和执行委员托马斯·香农在一次谈话中谈论了他们在最近对中国进行的为期十六天的访问中所观察到的教育趋向。    伯文格女士说：“他们目前在学校中非常强调数学、物理和化学，以培养为发展他们本国的工业能力所需要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    “他们在相当有限的人力物力（如缺乏供学生使用的科研实验室）的情况下正在取得明显的进展。”    她说，看来中国人正用同美国中学差不多同样的科学水平教学。    她说，就外语来讲，英语似乎占第一位，有“很多”中国学生学英语。    伯文格女士说：“他们广泛地教授英语，也花一些时间教其它几种外语。”但是不存在由于这种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而使政治思想中毒的可能性。    她说：“我们看到一些英语教科书，能阅读中文的人们说，中国课本都是一样的：内容全都是政治性的。”    伯文格在谈到她本人、香农和其他美国教育家在访问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桂林和武汉等地看到的中国学生时说：“他们是聪明伶俐的，但他们又是受到压制的。”    “很明显，他们在课堂上没有我们实行的那种让人们通过讨论和提问题而大家都来参加的活动。就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情况来看，学习完全是靠死记硬背……在小学里，老师讲什么，学生就跟着她背诵什么。”    即便是一个班级的学生很多，纪律也象是不成问题的。    香农说：“班级学生人数相当多，达六十到六十五人之多。但是由于纪律约束，所以这并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他们大量依靠批评来保证纪律。”    伯文格和香农还说，为使大家普遍识字，中国人正在采取措施以确保所有儿童都入学。他们正在迅速恢复过去关闭了的大专院校。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十五日刊登该报记者托马斯·奥图尔的文章，题目是《美国和中国将开始互派学习人员和交流情报》，摘要如下：    白宫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昨天说，美国和中国不久将开始互派学习人员和交流情报，作为在空间、农业、能源和公共卫生方面执行一项广泛的合作计划的先导。    普雷斯说，美国同中国的共同研究计划将在外交关系“正常化”    ——也就是说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才开始执行。    普雷斯说：“在关系正常化之前签署一项协议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象互派学习人员这样的合作计划肯定能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就搞起来。”    在美国代表团上周同中国讨论的联合计划中，有关于地震预测、传染病、虫害控制和新的农作物品种方面的科研计划。双方也讨论了空间研究，但是普雷斯不肯说提到了什么样的计划。普雷斯说：“但是我要说，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局长鲍勃·弗罗施应邀参观了中国的卫星发射场。我认为他是得到这种优待的第一个外国人。”    普雷斯说，高能物理也是将制订联合计划的一个方面。“在数学、高能物理和天文学方面，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都有一段差距。中国打算在基本研究方面下很大的力量来消除差距。”

许多作品象盖了图章似的千篇一律    话虽然这么说，要青年作家（包括业余作家）们在这一年里发表有份量的作品，未免言之过早。当前，除了陆续修订（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只是改动了个别词句而已）出版文革前就受到读者欢迎的《暴风骤雨》、《青春之歌》等长篇小说之外，也出版了一些新作品。在不甚突出的新作品中，最好的要算是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了。    这是接第一部，描写了初级合作社成立后的情况。使我惊讶的是，在第一部里颇为活跃的青年农民，第二部上卷中几乎不再出现。这里集中描写了富裕中农、沾染中农习气的共产党员以及富农等反面人物。此外，新上场的有以县委副书记为首的工作队。看来他们将成为故事中的中心人物。作者具有独特的笔调不是从正面描写一个人物，而是通过侧影的描写来衬托其形象，这使人能一口气读完了这部近二百页的作品。    此外，长篇中引人注意的有：杨大群的《山燕》、曲波的《山呼海啸》、张天民的《创业》等。曲波的作品跟《林海雪原》比较，发议论、讲大道理的东西太多，差距很大。《创业》是根据同名电影剧本改编的。这个作品，感到不足的是缺少进一步的归纳。    这一年里，比较全面地反映文学界问题的短篇小说，大致有两类主题。以《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八期来说，杜斌的《今天》和王愿坚的《长征路上》，分别具有代表性。    小说《今天》的主角是全省最大的现代化机械厂上了年纪的总工程师陆进。给他做配角的是工厂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郑大忠，他是一位老干部。跟这两人对立的是，陆进任某大学机械系主任时的“高材生”陈文德，他趁着文革乱哄哄的当口，混水摸鱼同“中央文革小组某首长”挂上了勾，现已爬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时间是“四人帮”大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１９７６年１年月起，到打倒“四人帮”的１０月止。    这个小说的主题就是描写老干部和老工程师同暴发户、“四人帮”走狗的斗争。大鸣大擂，可以肯定地说，面面俱到，可就是一点也不感人，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部作品基本上是编造的。    让我们再回到主题来谈吧。象《今天》那样，描写工厂中的同“四人帮”的斗争，并以此为这一年的重要主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象盖了图章似的这样千篇一律呢？这一类的例子很多，例如：肖育轩的《心声》（《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四期）、胡万春的《序幕》（同上）、叶文玲的《雪飘除夕》等，都是把六十多岁的老干部做为反对“四人帮”的主要人物，技术人员都站在老干部一边；而“四人帮”的走狗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青年干部，并有由中央“首长”派来的联络员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攻击的办法都是破坏生产和写大字报。    “四人帮”末期盛行过的一种公式是，把老干部和技术干部都说成是坏的，把新干部都说成是好的。现在这套公式颠倒过来用了。诸如此类，同出一辙。前面提到的孙犁的那种严厉教训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肖育轩、叶文玲等人看来是些业余作家，这倒也算了。连胡万春这样的，从文革前就写过许多短篇小说的人也发表大同小异的编造的作品，如果搞得不好，很可能使人们怀疑工厂企业对“四人帮”进行斗争的真实性。由此可见，说是“百花齐放”，实际上作家们还是缩手缩脚的。    与其读这种被政治课题束缚住的作品，还不如读象《高高的红石崖》和《“吓一跳”的故事》那样歌颂老一代革命者的作品，更使人感到爽朗和温和。前者描写了老干部同插队知识青年——一位年轻姑娘的思想交流，后者描写有点小淘气和小聪明的、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和一位固执的老石油工人的交往。如果把文学同政治过于硬性地“结合”，对文学也好，对政治也好，都不会带来好结果的。    王愿坚的《长征路上》代表了这一年的另一个主题，即歌颂毛泽东以及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已故的领导人。这才是这一年里表现得最多的主题。    王愿坚的《长征路上》由《路标》、《草》、《歌》三篇组成，分别写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长征路上的小故事。作者生于１９２９年，不可能参加长征，即或是参加了也不可能记忆，所以说不定他是在这些领导人一周年之际，得到了有关的材料而创作的。    王愿坚在《人民文学》第七期里，又在《小说二篇》的总题目下发表了《足迹》、《标准》两篇作品，前者是周恩来的故事，后者是朱德的故事。    贺鹏飞、贺晓明和贺黎明写的《深切的怀念    ——纪念敬爱的爸爸贺龙同志》（《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六期）和朱敏的《怀念敬爱的父亲》（《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七期）等，由领导人亲属写的回忆，虽不是创作，却引人注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