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新社新加坡七月三日电】题：河内成了莫斯科亚洲政策的主角    共产党越南最近几周成了莫斯科亚洲政策的关键角色。自从在越南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三年来官方一直奉行一项对各方面都持保留态度的方针，而现在采取了一个使其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完全同莫斯科等同起来的立场。    邻国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只是犹豫地接受河内这种改变方针的做法，对这些邻国来说，这是同它们迄今的对外政策设想完全背道而驰的，这种设想是要在集团间保持中立和同共产主义的印度支那尽可能友好地共处。    东南亚的主要国务活动家——不管是苏哈托总统还是泰国江萨·差玛南总理或马科斯总统——迄今没有一个人对东南亚舞台上这种变化公开表过态。然而对所有的观察家来说，这种变化的一个结论是十分清楚的，在政府办公厅的“二楼”已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在印度支那在莫斯科的旗号下采取了同该地区其他国家对立的立场后，这些国家转向北京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外交官们预言，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今后的伙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和日本。    东南亚国务活动家的沉默暗示了对事态发展的不满。他们的目的曾经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条约中所说的“和平、富裕和自由的地区”。外交官们现在认为，这个目标象一场美梦一样在消逝。    使邻国感到震惊的是，越南加入了经互会，它过去总是强调其独立性，以致许多观察家常常把越南看成是“亚洲的南斯拉夫”。但在亚洲人眼里，经互会纯粹是莫斯科的工具，除了由莫斯科控制的东欧国家外，只有古巴和蒙古是经互会成员国。最后，迄今人们把“华人争端”主要说成是越中争端——尽管是重大的争端。自从越南公开和正式地让华侨到台湾去这件事看来得到了证实以来，人们立即又担心莫斯科和台湾会结成联盟，这种担心是从莫斯科和北京关系破裂时就产生了。人们说，被所有的朋友抛弃的台湾，尽管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很可能转向莫斯科，只要这能保证台湾的生存。人们现在推测，莫斯科可能借助于越南的华人政策又开始向这个目标前进了。

【路透社曼谷七月四日电】越南副外长潘贤今天离开这里前往东京。    潘贤结束对这里一天的访问后对记者说，越南希望促进同日本、欧洲经济共同体、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包括东盟成员国的友好关系。    潘贤和泰国外长乌巴蒂昨天在九十分钟的会谈中一致认为，东盟和越南争取地区和平和稳定的目标是相似的。    他在回答记者的一个问题时说，他的国家不得不准备对付当前同中国争端可能引起的任何不测事件。    【美联社曼谷七月四日电】越南一位高级官员今天力言，中国停止一切援助的决定对越南的经济发展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潘贤说，只有谈判能够解决中越问题和越柬战争。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七月四日以《越南加快向苏倾斜》为题自曼谷报道：    “中国全面停止对越经济援助、全部撤退技术工作人员”的消息传出的三日下午，正好是访日途经泰国的越南副外长潘贤同乌巴蒂外长进行会谈的时候。潘贤副外长在会谈之后只是说：“对能够访问正在发展同越南的合作关系的泰国表示感谢。”他匆匆忙忙走出去的情况，似乎是（中越）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象征。在曼谷，很多人的看法是，以这件事为转机，越南将进一步向苏联倾斜。    不过，这一选择对越南来说肯定是痛苦的。    在东南亚各国中间，对于至今不承认东盟的苏联的警惕性是根深蒂固的。在华侨问题上，中国所以能够始终很得手地展开了宣传攻势，除了靠在东南亚的华侨中间扇动反越感情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反苏心理。对于断绝了同中国的联系、采取了靠向苏联的立场的越南来说，今后将如何同这些东南亚国家以及西方各国改善关系、发展经济合作，将成为一个困难的课题。    在东盟国家中间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危惧感，即：“越南是不是将成为亚洲的古巴。”今后，对于它的“和平独立”的呼吁，也很可能引起东盟国家的警惕。    越南同中国、柬埔寨的对立，将成为站在其背后的中苏争执的起爆剂，亚洲的形势正在变得危险起来。

【路透社华盛顿七月四日电】卡特总统今天中断了十天的假日，准备听取副总统蒙代尔关于他同以色列和埃及领导人就实现中东和平举行的会谈情况的报告。    一位白宫发言人说，卡特计划今晚从华盛顿以北六十英里的马里兰州的戴维营总统别墅返回华盛顿。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五日电】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四日回到美国后在白宫会见了卡特总统并向他汇报了他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和与埃及总统萨达特会谈的情况。    会见前，卡特对记者说，他还没有看到埃及的和平建议，但又说：“我想，我就会听到它。”    在与卡特会见了五十分钟后，蒙代尔对记者说，他认为他的中东之行是成功的，但又说，“试图谋求和平的困难，是不能低估的。”    他说，他与卡特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回避答复卡特对中东和平前景是否乐观的问题。    蒙代尔不肯谈论埃及最新建议的具体内容，他说，这一建议还未公开发表，将于五日转交给以色列人。    他说，他“相当肯定地认为”以色列人会参加由埃及和美国官员参加的伦敦和谈。

【路透社亚历山大七月三日电】萨达特总统今天同意派他的外长于七月中旬前往伦敦，同以色列和美国举行中东问题会谈。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同这位埃及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之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萨达特的这个决定。    蒙代尔认为埃及今天同意参加伦敦会谈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发展”，是“广泛地回顾和分析我们今后方向的重要的第一步”。    他说，埃及提出的解决中东问题的建议以及早些时候以色列的建议很快就将交给万斯先生。    每一方都拒绝了对方迄今所公布出来的那种形式的建议。    蒙代尔说，他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萨达特已经同意把卡迈勒派往伦敦。    萨达特说，他曾建议外长会议在以色列占领的西奈首府阿里什举行，但是既然卡特总统提议以伦敦为会址，他就接受了。    【路透社耶路撒冷七月二日电】美国副总统蒙代尔今晚对以色列说，以色列不撤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就不能实现中东和平。    蒙代尔是在他对以色列的友好访问达到高潮时的一次宴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发出这一信息的，这一信息突出地表明了最近导致以色列人同华盛顿关系紧张的分歧。    同时，蒙代尔的讲话用的是抚慰的语调，并保证美国决不撤销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也不利用这种援助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    蒙代尔在以色列议会的宴会上讲话时警告他的东道主说，和平的希望可能在逐渐破灭。    蒙代尔说，“前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有利，而失败的危险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大。”    今天早些时候，蒙代尔拜会了总理贝京和以色列内阁大部分成员。    事后，他对记者说，以色列已同意同埃及一道参加本月晚些时候在伦敦举行的外长会议。    【路透社耶路撒冷七月二日电】以色列今晚同意在伦敦举行的一次新的外长会议上同埃及会谈，但是在这里访问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同贝京总理和他的高级部长举行了九十分钟会谈后说，以色列的强硬政策没有明显的变化。    有记者问以色列是否改变了它的强硬立场，蒙代尔回答说，“不，我不能那样说，我要说我们的立场相同。”

【法新社开罗七月四日电】埃及《晚报》昨晚报道，在阿拉伯联盟理事会上作出了一些秘密决议来对付“苏联—古巴在阿拉伯世界任何地区的共产主义势力”。该报说，作出的决议是关于一项“对付各种阴谋的阿拉伯计划”。    【法新社阿曼七月四日电】约旦的日报《言论报》今天报道，阿拉伯联盟部长理事会在上周末秘密地成立了一个“对抗阵线”，以对付共产党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    《言论报》说，该阵线的宗旨是要对每一个“有共产主义公开露面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干预”。

【合众国际社肯塔基州海登七月二日电】（记者：海伦·托马斯）尼克松今天在坎伯兰山区对着四千名人声鼎沸、顿着脚的群众说，美国的领导人应该使他们在公开讲话时的措词冷静下来，而使他们同苏联人讨价还价的立场变得强硬起来。    这位前总统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的理查德·尼克松娱乐中心发表的历时四十二分钟的有时带着感情色采的讲话中，打破了他近四年的沉默，重申他对美国的信任，并对卡特总统作了一些含蓄的批评。    他宣称，“除去美国之外，在自由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有力量阻挡独裁压迫的潮流”。    他说美国和世界面临着这样一些人的一种新的侵略，这些人“陈兵边界”而却不越过边界在进行镇压的同时却许下解放的诺言。    尼克松说，“我们必须使在公开讲话时的措词冷静而使得在私下讨价还价时的立场变得强硬起来。”    尼克松说：“没有强有力的行动作后盾的强硬讲话就象一颗空炮弹。”    尼克松责骂“那些认为我们不应该继续实行一项军备计划以便苏联人也不会……的人，这是天真的想法。”这似乎是对卡特总统关于放弃Ｂ—１轰炸机和暂时停止生产中子弹的决定提出的批评。    尼克松在这个花了二百五十万美元新建成的娱乐中心落成典礼上的讲话，不断被支持他的群众的欢呼声所打断。这是尼克松于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很不体面地辞职以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重要讲话。    尼克松说，现在有一种“新的威胁——一种在今天比战争还要大的对和平的威胁——一种不用战争就可征服的威胁”。    他说，新侵略者是从边界下面而不是边界上面去的，他们保证进行解放，可是却去进行镇压——如卡斯特罗派古巴军队到很远的地方去侵略。    尼克松说：“对于这种侵略，我们必须寻找对策。”他举出了据他说美国对外政策应当奉行的一些原则。    他说，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保持它的军事力量，不仅要保卫美国自己，而且要帮助其他国家，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独裁的潮流就将席卷其他国家，我们将面对一个敌对的世界”。    他说，他并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说，苏联和美国都知道，它们能相互消灭对方，而且知道，武器竞赛并不符合它们的利益。    他说，但是“苏联人正在加强军事力量，我们要使军备受到任何限制，就必须有讨价还价的筹码”。    尼克松说讨价还价必须私下进行。他说，由于进行秘密会谈，因而他能够结束越南战争，同莫斯科缔结了一项军备协定和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尼克松说，是时候了，美国不应该再从那些泄露外交政策情报的人中“造就英雄”。    尼克松在一处忿怒地提高嗓门说：“当咄咄逼人的独裁政权在增加向全世界进行颠覆活动的时候，美国应该加强中央情报局的力量以对付它们的活动。”    尼克松说，他将偶而“在非政治场合”讲话，以“表达对美国的前途，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看法”，而这次讲话是第一次。

【本刊讯】西柏林《柏林晨邮报》七月一日报道：    昨天，是五年前逝世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前首脑乌布利希八十五诞辰，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借此机会令人意外地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纪念了他。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用附有照片和简历的整版篇幅来谈乌布利希。该报还称乌布利希是“我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西方观察家们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为乌布利希完全恢复名誉。自从昂纳克接任他的职务以来和在他逝世之前，乌布利希就再也没有被德国统一社会党这样大张旗鼓地纪念过。甚至在不久前出版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中，还严厉地批评了他执政时所发生的错误。

【法新社华盛顿七月三日电】据卡特政府的一份报告说，美国研制和生产一种能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苏联导弹的机动实验（ＭＸ）导弹，这会加速军备竞赛，并使打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增加。    报告中提出的这些结论，是由接受它们的那些国会的委员会在本周末发表的，它们是对政府希望在一九七九年财政预算中给预拨款的武器系统进行的估价的一部分。    报告说，当ＭＸ导弹在八十年代初期可供作战使用时，“美国将显然拥有一种在第一次打击中就摧毁大多数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    报告又说：“苏联领导人考虑到战争追在眉睫并担心如果美国先动手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是否能够保存下来，也许他们感到一种要先下手的压力。”    这里的观察家们注意到，这是政府第一次接受反对发展这种机动导弹的人们提出的批评的论据。    最终用来替代民兵Ⅲ式的ＭＸ导弹，利用轨道或车辆，能很容易从一个发射点转移到另一个发射点。（民兵Ⅲ式目前是美国陆基战略导弹武库中最先进的导弹）。    因此，ＭＸ导弹不象那种在固定的地下井发射的，而它的位置将会为敌人所知道的民兵导弹那么容易受到先发制人的袭击的打击。    ＭＸ导弹也比民兵型导弹的威力更大，更准确。它能将十二个独立的二十万吨级的核弹头发射到十二个不同的目标，是民兵导弹弹头携带数的四倍。

【法新社华盛顿七月三日电】据今天在这里发表的政府给国会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和苏联正在加紧研究激光束武器，这种武器到八十年代可能准备就绪。    由参院外委会发表的这份报告说，然而，“不论是在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国”，这种研究“还没有达到超出切实可行的研究阶段或可能试制的阶段”。这份报告说，这种武器既可以用来对付导弹也可以用来对付轰炸机。

【路透社莫斯科六月二十七日电】今天这里七个苏联五旬节教徒冲过值岗警察，跑进美国驻苏大使馆，他们说，在同意他们移居国外之前，他们决不离开这坐楼房。    这群人中的彼得·瓦辛科对一位记者说：“我们要呆在这里，一直等到签证机关批准我们离开这个国家为止。”    跟瓦辛科一起跑进去的有他的妻子奥古斯塔和他们十三个孩子中的三个孩子。另外两个人是玛丽亚·奇梅哈洛和她的十几岁的儿子。    瓦辛科夫妇说，当他们这伙人在中午以前蜂拥冲进美国大使馆门口的时候，他们的十七岁的儿子约安被警察抓住了。    一位美国发言人说，美国大使馆正就这个事件同苏联当局交涉，但本着它的一贯做法，将不强迫这七个人离开。    瓦辛科五十二岁，西伯利亚中部切尔诺戈尔斯克人。他说警察抓住他儿子的脖子，狠命把他往墙上撞。他说，他和他一家还要求在他们离开大使馆以前交还这个青年。    这几个五旬节教徒，是强调必须用圣灵洗礼的原教旨主义者基督教徒，他们从二十年代以来一直在苏联从事他们的信仰活动。    今年二月，五旬节教派的代表告诉西方记者，约有两万名五旬节教徒希望移居，其中许多人向卡特写了呼吁书。卡特也是个浸礼教徒。    【法新社莫斯科六月二十九日电】打算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院中露宿度过第三个夜晚的七名苏联五旬节教派成员，今天表示盼望当局回答他们提出的离境要求。    这七个人属于两个家庭，他们现正占据着大使馆领事处的等候室，企图引起人们对他的移居努力的注意。美国大使馆已代表他们同苏联当局进行了交涉，但直到现在，没有得到回答。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六月九日刊登休·马斯特曼发自布拉格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捷克着手解决食品问题》；《管理不善和对工人的鼓励刺激不够造成新鲜蔬菜供应不足》，摘要如下：    为上周访问布拉格的勃列日涅夫主席和其他外宾准备的菜单上有土豆和新鲜蔬菜，但是对这个城市一百二十万居民来说，这两样东西都很缺乏。市场上已经两星期没有土豆了。    私人种植部分已大为减少，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七六年生产的新鲜蔬菜中仍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在一九七六年生产的水果中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八。私人种植部分已逐步集体化，结果生产效率在下降。    这里感到土豆极为匮乏，因为土豆是这里的主要食品。捷克斯洛伐克是全世界从食物中吸收热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因为他们大量食用肥肉、土豆、肉馅或菜馅面团子和啤酒。    布拉格农业部一位发言人上星期对我说，政府知道，国内饮食的营养是很不平衡的。    由于食品供应不足和供应不当，布拉格就业的妇女每天一大早或黄昏时要花几小时排队购买必需品，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必须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大多数工人态度冷淡，缺乏鼓励和刺激，由于过去对那些在业务上比在政治上还要能干的人没有加以训练，结果造成了管理真空。    “管理效率和质量的综合试验”是什特劳加尔总理去年十二月在中央委员会的赞同下制定的计划的名称，这个计划的用意是提高管理效率。计划涉及到十九个企业的五十万左右的工人，其中主要是产业工人。这个计划要在一九八○年（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之前检验其是否有价值。    勃列日涅夫在布拉格访问时没有给什特劳加尔授勋章，这可能表明苏联对这种“西方式的”管理计划持怀疑态度。这个计划将导致许多人参加管理。如果坚决执行这个计划，将导致重新使工人参与一定级别的管理。这意味着，能够比较有效地生产出质量较好的产品的工厂可以支付较高的工资。    综合管理体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工人的态度。制度的死板造成布拉格没有土豆，因为运输没有计划好，也没有及时调整进口商品的数额，制度的死板使工人得不到鼓励和刺激。    捷克斯洛伐克的工艺产品曾经是东欧最好的。目前匈牙利和东德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它。在质量监督、服务、运输方面存在的缺点使他们同东西方的合同未能很好执行。    捷克斯洛伐克死板的制度和波兰、匈牙利灵活的试验形成鲜明的对比，过去十年的情况表明，捷克斯洛伐克未能充分激发出人们的积极性。相反，它的死板扑灭了大部分工人主动精神的最后一颗火花。

【本刊讯】马来西亚《南洋商报》七月一日发表题为《越南成为经互会正式会员》的社论，摘要如下：    越南经获得共产经济互助会的九个成员国批准入会，成为该会的第十个正式成员。    有关批准具有令人关注的下列意义：    一、证实河内在中苏长久争吵保持表面中立后，已因中越关系日益恶化，而进一步公开倾向于苏联。    二、越南于不能从美国获得战后复兴经济援助，和中国因华侨问题而切断其对越南的经济援助后，经转而寄望通过加入由苏联领导的共产国家经济集团的行动，会得到弥补及单方面的援助。    虽其意义是双重的，但越南此项新动向的政治意义究比经济意义高。关注亚洲局势的观察家，都突出此项消息报道的同时，据以作出种种属于政治性的推论。    事实上，越南成为苏联集团国家，后纳入其势力范围，使亚洲出现分化后的共党明显对立势力，会为东南亚及整个亚洲带来安全稳定的新问题，亦是一种普遍政治常识，因它直接意味：苏联在亚洲已获得一个可靠的立足点，以与中国抗衡，并影响亚洲的均势，且从而更易使竞争趋于公开化及激烈化。    这将是亚洲政治质的转变的分界线。尽管越南在此一转变中，可能须付出独立自主作代价。    而且越南将可从东欧经济机构获得有意义经济援助的可能性仍受质疑。且越南亦需冒着变成只是东欧集团农产品及原料品供应国之险。    而且越南的选择，亦与苏联及东欧国家正寻求巩固和西方国家贸易关系的做法不相调和。    从长期来说，越南所作出的似是一项冒险的选择。因一些东欧国家曾不惜牺牲力求挣脱冷酷及木偶主义的枷锁；但远在千里外的越南，却宁愿为较短暂的需求和利益，而跑相反的方向。    尽管任何一位政治预言家所能做到的，只是揣摩在东南亚可能出现的新趋势；但这个趋势却确实包含着忧虑与危险的成份。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二日电】题：苏联领导人的贺电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越南领导人和越南人民祝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二周年。    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孙德胜、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黎笋、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的电报指出，苏联人深切地尊敬越南人民及其经过战斗锻炼的共产党，因为他们勇敢、有原则性、矢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我们两国和两党之间的友谊是在你们英雄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艰难斗争年月里形成和巩固的。现在，这一友谊在统一自由越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有了新的形式和新的深度。    苏联领导人强调指出，“今天，当越南人民不得不经受外来的粗暴而又毫不掩饰的压力，遭到攻击和恫吓的时候，我们再次向兄弟的越南保证：我们坚决支持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为保卫不可剥夺的主权和加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在东南亚的可靠前哨的国际地位而作出的努力。苏联过去支持、现在支持而且将来也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

【德新社新加坡七月一日电】越南在过去几周中从一个基本上是中立的共产党国家变成了苏联阵营的成员，使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制订政策方面陷于动乱状态。    河内在一九七五年资本主义西贡政府垮台之后采取的是向大家都开放的官方政策，现在越南无论在对外政策还是在军事方面都紧跟莫斯科。    尤其使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感到震惊的是，苏联控制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本周接纳越南加入。    人们认为，河内加入除古巴和蒙古外全都是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盟一事，驳斥了早些时候的一些说法，这些说法把越南说成是这个地区所欢迎的角色，即称它是“亚洲的南斯拉夫”。    鉴于这种形势，东南亚的非共产党国家大概会认为自己不得不比以前更向中国靠拢。据外交官说，这个地区今后的伙伴很可能是中国、美国和日本。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越南最近公开让华人从越南移居保守的台湾，这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中间引起了不安，担心台湾这个岛国同苏联缔约的日子可能就要来到了。    这是早在六十年代初北京同莫斯科关系破裂时就有的担心。该地区各国政府认为，现已被所有朋友抛弃的台湾可能很容易抑制其意识形态的分歧，开始同莫斯科配合以换取领土安全。    迄今为止，人们认为当前这场越中争端纯粹是两国间的事情。有些问题仍然是不清楚的。但是，看来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东南亚国家与世隔绝的、中立的日子再次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有三万零八百七十个沙特阿拉伯大学生，其中二万在国外上学（其中一半在美国）。当一个沙特阿拉伯青年从加利福尼亚或得克萨斯学院回来时，他重新进入本国后往往要在外表上加以改变：他必须脱去他的运动衫和兰布裤，而穿上传统的袍子。人们期望他顺从于传统的家庭习俗。他的长辈们将检查他的每一行动和思想，他还必须服从那些长辈，而不管是否应该服从。他必须放弃与女性为伴而只能和他血统关系最近或最终要娶的那些人在一起。还不准他去电影院、夜总会和脱衣舞场。也不准他参加政治活动。    尽管加以种种限制，年轻的沙特阿拉伯人闹事的情况看来一点都不激烈。    在公开场合，受过西方教育的沙特阿拉伯人谨慎尊从着这个国家僵硬的风俗习惯。而在他们家里的私人生活中，却过得十分随便。他们公开与朋友一起喝酒。妇女们往往喜欢西方服装。他们看录相影片或故事片。    在这个半明半暗的世界中，有钱人的太太可以在利雅得和吉达的高级商店购买法国有名的克里斯蒂昂·迪奥尔公司的长外衣。周末，在海边的住宅中，年轻的女子会穿起游泳衣。此举，如果不是字面上也是精神上违反了伊斯兰关于女性美德的戒律。    虽然有钱人关起门来尝试着西方的生活方式，但狂热的伊斯兰教徒的一些组织如发扬善德委员会和整顿恶习委员会仍然在外面的大街小巷巡视。在祷告时间里，这些委员会便在各市镇巡游，命令店铺关门。就在不久前，这些委员会还发起运动，制裁按照异教徒习惯蓄起长发的青年。这一运动在推行中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这些委员会只要发现任何人在公开场合喝烈性酒，就用鞭子抽打。但是，在沙特阿拉伯极为尊重私人生活，以致甚至最狂热地保护公众美德的人，从来也不敢梦想冲进一个人的家中。    在这种不公开的文化生活中，在需要改革的项目上，占第一位的就是妇女的权利问题。现在仍然禁止妇女开汽车、单独旅行或是取得出国签证，除非有一个“合法保护人”陪同，此人必须是男性亲属。一夫多妻制仍然是一项方兴未艾的制度。但是在私下里，许多沙特阿拉伯妇女却一心想争出个结果。一位年青的妇女在谈到宗教方面的保守派时说：“我们将同他们斗，我们会胜利的。”    沙特阿拉伯妇女已取得的有限进展中，有许多要归因于伊法特王后的努力。她是费萨尔国王的有进步思想的遗孀。通过她的丈夫，伊法特王后在一九六○年说服政府为女孩子们先后开办了小学和中学。沙特阿拉伯今天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女学生约有二十五万。另外还有一万一千名在男女同校的大学里念书。其中约有一半是在国外学习。受过教育的妇女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先后走向社会生活。今天，她们有的是电台和电视台的播音员，有的是医生和心理学家，有的是报纸专栏作家和教师。    但是公开争论远没有结束。每周星期五在清真寺里，阿訇对参加工作的妇女的伤风败俗的行为表示不满。几个月以前，学者们压政府让私人公司传阅一封信，要他们不要雇佣妇女。另一方面，两名内阁大臣数周以前接见一家电视台记者时说，应让妇女参加工作，以解决这个国家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关于国王和王储    不论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无人郑重其事地谈过取消君主制问题。沙特阿拉伯的体制是，哈立德国王是统治者，但是实际由法赫德王储治理这个国家。态度严厉、彬彬有礼，但身体虚弱的哈立德国王一九七二年在克利夫兰大学附属医院作了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去年又在伦敦的惠灵顿医院作了髋关节外科手术。现在他的公职仅限于接见外国元首，虽然一切重大的决定都还要向他请示。    王储的风格将有助于这个国家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循序渐进，允许在不过于冒犯伊斯兰保守派的情况下取得某些进步。他反对引入西方式的民主，认为自由选举不能使最有资格的人，也就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进入领导地位。法赫德说，“我们为了培养教育这些年轻人下了不少本钱。现在我们要从我们的投资中回收红利了。但是要是我们举行选举，这些年轻人是不会当选的。当选者将是那些有钱买得起选票的富商。而我们的真正有才干的人却得不到重用。”    六十年代任教育大臣的法赫德第一个为这个国引进延长公立学校学制的。自那以后，他还默许扩大妇女教育。但他常对老朋友说，他反对“凯末尔的作法”。他这里是指土耳其的凯末尔废除面纱和传统服装，试图从最高层强行实行社会改革的作法。法赫德赞成看来今天已在他的国家发生的某种根本上的演变。关于对外政策    同样内部强硬表面温和的作法是他处理外交事务的特点。在阿拉伯世界，这些沙特阿拉伯人的某些伊斯兰兄弟对他们不满，称他们是沙漠野人暴发户。但是，法赫德几乎同各国的领导人关系都很好（但有个突出的例外：利比亚的卡扎菲拒绝同他打交道）。根据沙特阿拉伯的第一道防线是外交这一理论，他甚至避免同阿拉伯激进派发生争吵，宁愿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系。为了维护阿拉伯的团结，他在撒哈拉发生争执的左翼阿尔及利亚和保皇的摩洛哥之间进行调解。他同埃及的萨达特和叙利亚的阿萨德，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阿拉法特和黎巴嫩基督教派领导人夏蒙都保持着联系。沙特阿拉伯同激进的伊拉克和马克思主义的南也门有些矛盾，但他尽力同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保持联系。（三）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七月三日刊登查尔方特勋爵自北京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正在睡醒的巨人》，摘要如下：    对三年后重返中国的外宾来说，乍看起来，似乎并无多大变化。在深圳的边界火车站上，饭馆和候车室极清洁，椅背上套着白边的椅背套，陈设很整齐，在经历了香港的噪杂喧闹之后，这依旧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开往广州的有空气调节设备的快车依旧是准时发车，表情严肃的中国姑娘依旧不时地供应着绿茶。但是少了点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人们意识到，不再交替不断地播放军乐和政治说教节目了。旅途是安静的，轻松的，不受打扰。的确，当你更仔细地观察观察和听一听时，显然还发生了其他许多变化。    很快变得一目了然的是，这些都是一个正在过渡的社会的一些小小的外部表现。不仅政治宣传变得不那么显眼和较为谨慎了，著名小红书在旅馆的书亭仍然可以买到，但是不再要求把这作为忠诚的一种突出的标志了，在飞机场和火车站的公共展出架上几乎看不到它了。    人民解放军现在也不再被部署在大学，工厂和农村公社了。    这并不说明中国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公开社会，也不说明存在陷入不可收拾的放肆状态的任何危险。中国仍然是一个要受严格纪律约束的国家，中国的领导人认为，中国是真正和纯洁的共产主义信仰的所在。    然而，意识形态的正统性无需成为进步或发展的一个障碍。现在把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停滞的大部分责任归罪于“一些讨厌的家伙”，特别是归罪于“四人帮”。    同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进行交谈，不管谈话的时间多么短，总是离不了要谴责四人帮以及他们在耽误中国实现现代化方面扮演的角色。    中国领导人并不隐瞒或掩饰他们所面临的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他们的战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一九八○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和比较全面的工业和经济体系”。第二阶段是一项长期计划，旨在使中国在本世纪末站在世界强国的前列。    这个战略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一项十年计划，这项计划具有抱负大得惊人的目标：建设一百二十个大型工业工程，包括十个石油和气田以及十个钢铁联合企业。不算这项十年计划的其余部分，仅仅上述这些项目所需要的资本费用就显然大大超过中国自己的财力所及。在上周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两小时的会谈中，我向李先念副总理提到了这一点。    李副总理是革命战争的一位老战士。他讲起话来仍然用长征时代有力的朴实的成语。他用一句话把俄国和古巴对外政策对不结盟运动的影响比作“耗子屎毁了一碗富有营养的汤”。    然而，在这种老练的风度之下则是坦率而认真的意图。当他谈到中国打算如何为其二十世纪的奇迹支付这一追切问题时，并不存在任何幻想。    他说，我们自己没有许多钱，将接受条件合适的贷款建议，没有理由说明中国一些银行为什么不能向西方银行贷款，只要它们的借贷不超过它们的偿还能力。十分明显，中国现在准备寻求国际资本为其农业、工业和军事现代化计划提供资金。中国最高当局现在很坦率地承认，他们准备转向西方工业国，要它们提供意见、提供他们在规定的时间表内不可能为自己提供的设备和先进技术。除财政问题外，中国还必须考虑十年规划引起的其它问题，这些问题对其未来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中国领导人必须考虑物质刺激需要搞到何种程度以使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是很需要的，如果他们的目标要实现的话；他们必须处理随之出现的一个“消费”社会及其对传统革命纪律的影响。他们必须考虑现代化农业和工业对习惯于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工作的五亿劳动大军的影响。    然而，考虑到所有这一切，远东多数有经验的观察家们认为，中国人会接近于实现其目标，到本世纪末，人民共和国将成为一个第一流的世界大国。    因此，西方面临的问题是，需要作出一些关于中国的重要决定。具体地说，这指的是西欧，因为在棘手的台湾问题解决之前，中美之间的裂缝是不可能最后被弥补的。    除了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外，西欧必须断定这个觉醒的巨人在其对外政策方面将发挥何种作用。因此，这是西欧各国政府的问题，也是商业银行和私人企业的问题。    下述情况看来至少可以说是不正常的：西方继续按优惠条件向苏联提供资金并转让先进技术（苏联利用这些好处加强其威胁性的和敌对的武装部队），却不执行同至少并不威胁西欧人民的中国的全心全意合作的计划。    诚然，中国的对外政策几乎全部为需要一段安全和稳定时期这一点所决定，因为在这一段时期内，才有实现其经济理想的某种可能。当俄国进攻中国的时候，中国有自己对付俄国进攻的战略。但是，他们认为，归根到底，他们的安全和西方的安全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一再敦促西方要对俄国扩张主义（比如在非洲）所造成的威胁作出积极的反应。他们认为，西方采取果敢的行动能够确保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虽然他们坚持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下周结束远东之行返回的时候，我打算分析他们的战略思想及其对西方联盟的含义。同时，我希望我们至少能够使耗子屎不要落到汤里去。

【合众国际社伯克利六月二十九日电】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西博格博士今天说，中国核科学家们熟悉情况，能够达到他们要在二○○○年在技术上同美国和俄国并驾齐驱的目标。    格伦·西博格博士说：“我们也将前进，我们将是一个前进着的目标，但是他们能够接近这个目标，这是一个全国优先考虑的问题。”    六十六岁的西博格在对中国进行了三周半的旅行后回国，并在回国之后作出了这样的预言。西博格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发展钚元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他也曾在三任总统的政府中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这次访问包括西方科学家第一次访问的兰州现代物理研究所，在这个中国内陆深处的研究所里正在进行核物理的基本研究。    西博格说，科学家们正在兰州建立一坐现代化的重离子加速器，这基本上是把两个打击原子的回旋加速器连在一起，以便“注入”重离子。他说，这项研究工作同他和十名精心挑选的研究生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实验所从事的工作类似。    他说：“他们知道的东西使我感到惊讶。对于我们的文献，他们研读得非常、非常透彻。他们熟悉我这一专业的所有文献，但是他们的研究还达不到我们的水平。”他说，中国现在还没有核发电厂，但是他们有供研究用的反应堆，他们正在充分利用这种反应堆。    但是，他说，中国人“在天然产品的应用研究工作方面，如把石油变成汽油方面是很擅长的。他们还在高聚化合物科学（塑料的发展）和气象层析（从大气中分离污染物质）方面取得巨大进展”。    西博格率领的代表团由十四人组成，其中包括代表化学学科中各个领域的十名科学家。他们从五月十七日至六月十一日参观了四十五个设施和研究中心。他们在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赞助之下，代表三个民间科学团体（全国科学院、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进行访问。    他们是访问中国东北的庞大的大庆油田的第一批西方科学家，十万吨的石油就是从这里通过油管流到五百多英里以外的大连港。他们参观了抚顺页岩油处理厂，这是世界上唯一成功地将煤碳和油页岩变成燃料（每年生产八万吨）的工厂，他们还参观了北京附近的原子能研究所。西博格的这次旅行很可能是两国之间在研究人员和见解方面进行交流的开端。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三十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向西方科学打开大门》，摘要如下：    中国现在已经请卡特总统派一个高级代表团到中国讨论制订一项正式的科学技术交流计划的前景。    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审慎地同美国发展关系，因此它一直使这种交流保持在非正式的基础上。它同美国全国科学院共同安排了美国专家对中国的一系列访问，以及中国专家参观美国设施的访问。但是它一直避免进行政府级的合作。然而，当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接受了关于卡特派一个官方科学代表团的建议。据此，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正在准备于七月六日至十日率领一个十四人代表团访问中国。    卡特总统派这样一个代表团是想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建立正式联系，想解释他在这些领域的政策，并想对中国的科学力量作出它自己的估计。这是总统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整个战略的组成部分。然而，正如普雷斯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指出的那样，中国现在欢迎这一行动的原因，大概同中国决心在科学上赶上世界水平和美中缓和这两者都有关系，即使不是偏重前者的话。    这可能是中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二十多年来对西方科学和技术所抱的矛盾心理，已为决心在这些领域超过西方的心理所代替。它本来希望工人的创造发明能力能够满足中国的需要，事实证明这一希望已经落空了。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六月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人们认为中国有规律地购买美国棉花使市场得到稳定》，摘要如下：    棉业观察家们说，中国过去由于购买棉花的方式令人难以捉摸，因此成为棉业之谜，现在中国经常大宗购买美国棉花，因此对市场起着较易衡量的影响。    这个亚洲国家在上个年度没有买过美国一磅棉花，但是在去年八月一日开始的这个年度里已从美国购买了将近五十万包棉花，每包约重四百八十磅，这个数量占本年度预计出口总数的大约百分之十，占本年度预计美国棉花产量的大约百分之三。    中国在本年度是美国棉花第五位最大的买主。    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购买棉花是出于需要，而不是因为价格便宜。    田纳西州孟菲斯的棉商、杜纳万特企业公司总经理威廉·杜纳万特作为一个美国棉业小组的成员最近访问了中国。他认为，中国正在奉行一种购买外国商品的谋求实际的政策。他说：“中国估量了它在粮食和纤维方面的需要，也估量了在世界范围内这些商品市场的状况。目前，纤维的价格对中国非常有利，而粮食的价格则比较高。所以中国正在进口更多的棉花，而腾出更多的土地去生产粮食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