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六月十二日一期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在莫斯科的前院“捣鬼”》，副题是《卡特设法对东欧推行新的方针》，摘要如下：    卡特政府一方面对苏联推行一条日益强硬的路线，同时若干时候来又一直在多半是悄悄地谋求改善同苏联的东欧卫星国的关系。美国的目标是要怂恿东方集团使其内部政治自由化和比较独立。美国积极实现那种目标，部分原因是，华盛顿希望莫斯科在某一天将发现自己在更大程度上为邻居所缠扰，从而少在远方，例如在非洲惹起麻烦。    卡特的共和党前任也寻求加强同东欧的关系，但是他们做得更为谨慎和有选择性，而且从来没有在美苏关系处于一种不寻常的紧张时期做这样的事。    布热津斯基就任后，决心把对苏联“更富有竞争性”的态度和对东欧“更加区别对待”的态度结合起来，他曾对《时代》周刊说：“我们想表明，通往东欧的道路不必通过莫斯科。”一年前，布热津斯基准备了一项秘密的总统指令，为行政部门规定了三项指导原则：一、美国应该为了它自己的缘故，而不是作为同苏联搞缓和的副产品，与东欧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二、决定把力量集中在那些国家的准则应该包括，它们的内部统治的松动程度以及它们的对外政策摆脱苏联已经有多远；三、政府应该同东欧的那些“忠实的反对派”的代表——自由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教会领导人，并且也同政府官员们经常保持接触。    这种政策很快集中到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追随克里姆林宫的总路线，但是在内部自由方面比苏联宽容得多。在匈牙利，政府在经济方面采用某种利益刺激和允许自由市场的势力存在，而且来自邻国奥地利的访问者不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入这个国家。由于认识到了这些和其它一些改革，国务卿万斯在一月份前往布达佩斯归还了圣伊斯特万王冠，这是匈牙利王室的一件已有九百七十七年历史的珍宝，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件珍宝一直在美国人手中。美国在今年归还这顶王冠是想要促进加强两国关系的表示。    卡特政府还采取行动确保匈牙利获得最惠国地位，预计参院在今后几周中将通过一项降低对匈牙利贸易壁垒的法案。    布热津斯基个人感兴趣的是向他出身的国家    ——波兰采取一些新的协调行动。在过去一年中，华盛顿向波兰提供了五亿多美元的谷物贷款。    卡特去年十二月访问华沙的时候，曾派他的夫人罗沙琳和布热津斯基同斯特凡·维辛斯基主教（波兰三千一百万罗马天主教徒的肯定无疑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在华盛顿，布热津斯基不断地接见来访的波兰作家、学术界人士和记者。    美国新的政策在那些受到怂恿的人当中普遍受到良好反应。    克里姆林宫担心他要做的正是这种事情。万斯在四月份访问莫斯科期间，一位俄国人当听到这位来自华盛顿的访问者对苏联干涉非洲表示不满时感到恼火。最后这位俄国人生气地打断话说：“当你们美国人就在我们的前院捣鬼时，你们怎么能够如此伪善地抱怨我们在你们的势力范围之外所做的事情呢？”    布热津斯基和美国的其他一些政策制订者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种危险：如果苏联人在东欧的控制受到严重损害，他们可能象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和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做的那样作出迅速而残忍的反应。但是在此同时，苏联发现它比以往更难以满足其卫星国要进一步改善生活标准的需要。美国的政策是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的，即认为莫斯科在更大程度上害怕波兰工人因工资低、食品价格高而发生骚动，而不是害怕布热津斯基在波兰“捣鬼”，因此，克里姆林宫几乎是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只有允许东欧人转向同西方进行贸易。    这种活生生的经济事实使华盛顿认为，它有足够的自由可继续——也许是扩张——它对东欧的新政策。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六月七日刊登该报驻曼谷记者渡边发回的一条消息，标题是《越南作了错误估计？东盟冷眼相看》，摘要如下：    在华侨回国问题公开化的初期，越南希望和中国谈判。但是中国无视这一会谈的建议，严厉地指责越南，在那以后，越南的广播就介绍了苏联和东欧等国支持越南的评论，求助于国际舆论。曼谷的消息灵通人士指出：“这里好象有越南的估计错误。”    就是说，“克里姆林宫的影子”闪现于中越关系围绕着华侨问题而恶化的背后，在这个时候，和越南一样有着很多华侨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对越南冷眼相看，越南被迫陷入了困境。泰国的一家中文报纸评论说：“许多国家都担心中越关系恶化，然而，只有北方大国一家高兴。”确实，东盟即使对苏联没有达到神经质的程度，也对它有着根深蒂固的戒心。完全可以认为，中国是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之后采取强硬态度的。    而且，事情恰恰发生在越南处于经济困难的时候，因此可以肯定，这次华侨大量出走会使重建越南经济的步骤发生严重的混乱。传说，由于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大量回国，河内和海防地区的工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由于华人船员的撤走，捕鱼量剧减。    可以认为，当前越南将作出努力，一方面保住起码的面子，另一方面避免进一步恶化对华关系。几乎没有人认为只同意中国派船接侨，对华关系就能走向改善。

【法新社科威特六月十日电】科威特《舆论报》今天报道，好几个海湾国家正打算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家报纸说，外交人士说。这些国家正同中国进行秘密接触。    到目前为止，海湾国家中只有科威特和阿曼苏丹国同北京有外交关系。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九日刊登该报记者莫里茨发自香港的一篇评论，标题是《中越关系紧张》《美苏海军“显示力量”》，摘要如下：    随着中国和越南紧张关系的加剧，先是苏联的海军、现在是美国海军开始在中国海岸附近的亚洲水域“显示力量”    。    由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一支苏联特混舰队一直在巴士海峡演习。    美国一支特混舰队（包括“企业号”核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和一支油船队将于六月十三日从西太平洋到达香港。    与此同时，在北边，俄国海军陆战队和伞兵参加了在择捉岛进行两栖登陆演习。    这些显示力量的行动（虽然官方说是早就安排的而且是例行的演习）再次表明超级大国对中国和苏联支持的越南的争端如何解决表示关切。    因为要是中越发生冲突，将会要求苏联邦助越南。如果这种事态发展意味着苏联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力量，美国对此会表示关切。    至于苏联给越南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在多大程度上将支持越南同中国的外交上的对抗，现在还不清楚。    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为了帮助保卫海防港新部署的苏联冥河式地对地导弹已接近完成。难民及一些消息报道暗示，苏联在海防和过去美国的基地金兰湾的海军影响在日益增加。    此间一位分析家说，尽管据说在越南水域苏联船只的数目增加了，但没有证据表明那确实是海军舰只。    然而，中国领导人把苏联海军在靠近台湾的巴士海峡所举行的演习同中越紧张关系联系在一起了，经常反映中国政策的香港共产党报纸把配备有导弹的苏联舰只的活动说成是支持越南的表示。    一个理由是，演习的地区是距离一九七四年中国占领的，越南提出了领土要求的帕拉塞尔群岛（即我西沙群岛——本刊注）只有一天的航程。《远东经济评论》报道，中国一直在认真注视着这支苏联特遣部队的活动，以便看一看它是否会也许带着支持越南人入侵来把中国人赶走的目的靠近帕拉塞尔群岛。    人们认为，苏联在靠近日本北部的千岛群岛举行的演习，首先是警告日本不要接受作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一部分的针对苏联的“反霸”条款。日本首相福田最近宣布，日本将再次努力来签订这样的条约。    至于美国演习，官方总是说，那是一些时候来就计划好了的。然而，与苏联的演习以及它同中越冲突的关系联系起来看，美国军舰的到来就有另外的意思了。一位分析家说，“这有助于使人们知道，美国的海军也在亚洲”。

【本刊讯】英国《每日快报》六月八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现实主义的开始》，全文如下：    美国的对外政策可以分作三部分：安德鲁    ·扬，他大概认为加拿大的防务是“挑衅性的”；万斯，他主张稍微坚定一点的软弱立场；布热津斯基，他考虑并且关心美国及其盟国的防务和生存。    卡特总统在安纳波利斯的讲话似乎是由这三个人写成的。在他的讲话中，除了通常含胡不清的夸夸之谈中，也有一些尖锐泼辣的东西。    卡特先生谈到苏联的军备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他还谈到苏联“企图输出极权主义的镇压性的政体”。    但是，这种受人欢迎的现实主义被一无所获的道德说教所抵销了。    仅仅说苏联人及其意识形态变得不得人心了，这种说法是自我陶醉和天真的。    苏联人懂得（而大多数西方人则不懂）：所谓世界政治就是关于冲突的政治，时而“热”冲突，时而“冷”冲突，时而又盛装打扮成“缓和”；只有那些对冲突作好准备的人才会获胜。    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人们可以用刺刀获得宝坐，但不能靠刺刀维持宝坐。而苏联或者它的代理人则正在整个非洲建立这样的宝坐。当捷克或波兰被占领时，捷克人或波兰人会告诉你：苏联总督的宝坐的底部是铁的。    苏联人拿下了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他们将拿下扎伊尔十分富饶的沙巴省。    人们严重地担心，他们将是罗得西亚的继承者。    而这些远征活动是出自一个人所共知的谨慎的、往往高估对手意志的国家。    很晚了，的确是非常晚了，卡特先生才不得不向苏联表明，美国的犯罪的无所作为即将成为过去，我们大家受到的威胁被全面理解了。    那怕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也会比一千个半死不活的演说向苏联人传达更多的东西。布热津斯基表达了美国的力量、勇气和信心。他应当成为国务卿。人们应当深深理解和尊重这个信息。

【美联社海牙六月九日电】中国外长黄华今天说，苏联在非洲和中东的行动旨在“包抄”西欧国家。    正式访问荷兰的这位中国领导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西欧国家只有加强自己的团结，才能顶住苏联的侵略。    黄华说：“苏联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打起缓和与经济合作的旗帜。”他说，“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麻痹欧洲”，使它们产生太平感。    他说：“苏联在中东和非洲的侵略行动，旨在推行其战略部署和谋求控制战略原料。他们企图包抄西欧。”    黄华外长没有排除中国向扎伊尔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黄华于昨天来荷兰以前访问了扎伊尔。他说：“在我们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的范围内，什么援助都是可以讨论的。”黄向扎伊尔保证支持蒙博托政府。    黄华说，他赞成在西方的主持下建立一支泛非和平部队来帮助蒙博托把叛军赶出扎伊尔南方省份沙巴。    黄将于明日启程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他说，他的政府对中越关系的恶化感到“极为遗憾”。    他说，大约十万华侨被赶出越南一事是同中国拒绝支持越南在一个印支联邦中作为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这一野心有关系的。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六月八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是合作的终点吗？》，摘要如下：    至今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自从卡特政府开始执政以来，苏联人的行动特别明显地不顾及美国人。卡特在安纳波利斯的讲话也不是完全没有失望情绪的，他十六个月来想对其对手阐明一种和平计划，而且不得不一再看到，他遇到了聋子，遇到了扩军备战的钢铁和行动灵活的古巴人的足迹。    在他的讲话中关于遵守缓和规则的呼吁因此也带有与此相应的口气。    是最后的尝试吗？看来卡特予感到，目前的时代以及苏联的行为正走向一次新的冷战般的对峙。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七日电】题：北京反对裁军    《苏维埃俄罗斯报》今天写道，“中国统治集团企图抵制裁军、激化国际紧张局势和挑动军事冒险的做法是同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夙愿与希望背道而驰的。”该报指出，中国领导人对任何国际冲突都想使它尖锐化，以便利用这种冲突为其霸权主义的战略服务。他们尤其想要使苏美发生冲突。为此，他们向美国做出重大的让步：实际上同意存在“两个中国”，鼓励美在西欧、东亚和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存在，支持侵略性的军事联盟，赞成帝国主义干涉其他国家事务。    《苏维埃俄罗斯报》指出，北京向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人民挑战，继续示威性地进行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试验，而这种试验会造成对大气层的放射性污染。该报接着写道，中国不愿承担会束缚它实现军国主义化、扩充军备广泛活动的手脚的任何义务。它至今不仅不签署任何一个真正导致裁军的国际协定，而且还不择手段地破坏这方面的一切创议。    《苏维埃俄罗斯报》提醒注意，北京企图干扰联大裁军特别会议的召开。但当它没有得逞时，它决定还是派代表出席会议，他们显然是抱着不光采的目的来到纽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黄华在会上扮演了鼓吹战争的狂人的角色，他断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捍卫和平，特别是通过裁军来捍卫和平是不可能的。

“美国可以退出日本的水域，可是别人还要在那里钓鱼。如果让日本赤裸裸的没有防卫力量，他们不是转过身去请求别人帮忙，就须建立防卫力量。如果我们和日本没有防卫条约，我们对他们就没有影响力。    “如果美国离开亚洲，离开日本，”我说，“我们的抗议，不管多么响亮，就跟放空炮一样。那就没有什么力量，因为你在几千英里以外，远得听都听不见了。”……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陪我们去看京戏。我知道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坚决反对我访问中国。    毛周二人和我所遇到的别的男人所具有的那种幽默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觉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妇女，要比男人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也比男人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嚣张放肆得让人讨厌。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自负或傲慢。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周恩来不断提到他们要发现和改正他们的缺点。我不禁想到赫鲁晓夫装腔作势故意夸大的言辞，中国的态度要好得多。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我们和周恩来一起坐着他的飞机到杭州去。到了那个时候，他和我彼此交谈已经十分随便。    日记    周恩来和我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作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他提到毛泽东久别三十二年之后重返老家时所填的一首词。那时他又回到他常常谈到的一点，逆境是个好教师。我把它联系到一般的不幸，指出在选举中失败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反过来说，在选举中失败，则可以培养力量，砥砺品格，准备将来战斗。我对周恩来说，我在失败中得到的益处比从胜利中得到的还多，可是我现在需要的是在人生中再打一次胜仗，不要失败。    我还举了戴高乐的例子，他在野若干年，是他的性格得到培养的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之后，认为终其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我们开始讨论中东局势，周恩来开玩笑说：“就是基辛格博士也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怕人对他发生怀疑。”    我说：“关于中东问题我所关心的，要比以色列大得多，基辛格也有这种关心，因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首先是个美国人。我们相信苏联要向这个地区伸手。我们一定要加以遏阻。举个例子，这就是我们所以要在约旦危机中采取坚定的立场，警告苏联如果他在那个地区再前进一步，我们认为那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利益。”    访问结束时，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后来以上海公报知名于世。    按照基辛格拟定的办法，这个公报给外交文件开了一个先例，把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重大歧见坦白说明，而不是加以掩饰。因此这份公报，就外交文件而论，写得十分生动。    也许上海公报中最重要的一段，是双方规定，任何一方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区域建立霸权，双方亦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此项霸权”。    因为双方同意了这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两国都等于给自己加了限制。不过更加重要的是，尤其是从中国方面着眼，这个规定微妙地但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两国均反对苏联或任何大国试图控制亚洲的作法。    这次访问使我念念不忘的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我和毛泽东会谈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我对他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我和周恩来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华和干劲。    等到我一九七六年二月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已作古，使我无法和他谋面，深以为憾。我觉得我们的认识虽然短暂，而且无可避免地有点拘束，甚至非常小心，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互相尊敬和钦佩对方的关系。（十三）

【法新社巴黎六月六日电】题：全世界有八百余艘潜艇服役    法国官方杂志《今日军队》所作的一个总结透露，目前全世界有八百余艘潜艇服役，其中二百七十八艘是核动力潜艇。    法国拥有二十九艘潜艇，其中五艘（四艘正在服役、一艘正在完工）是导弹核潜艇。一艘攻击型核潜艇正在建造中，另外四艘已作了计划。还有二十三艘常规动力的攻击型潜艇。    美国部署了四十一艘导弹核潜艇，六十二艘攻击型核潜艇（另外十四艘正在建造）。苏联目前正在使用的有七十艘导弹核潜艇，八十五艘攻击型核潜艇和大约一百四十五艘内燃机动力潜艇。英国拥有四艘导弹核潜艇，十三艘攻击型核潜艇，十九艘内燃机动力潜艇。这四个国家是唯一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但是，许多别的国家，诸如德国、意大利、日本、阿根廷、印度、南非等国，都拥有一些常规潜艇。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七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田所六日发回去的一篇电讯，标题是《赵浩生氏的特稿：越南华侨大举回国，背景是河内倒向苏联，陆续清洗亲华派，同印支联邦计划也有牵联，提供金兰湾作基地》，全文如下：    由于发生了越南大量遣返华裔居民的事件，中越对立已一举表面化。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研究所的赵浩生氏新近访问了云南省会昆明市，对来自越南的十几名难民进行了采访。赵氏归纳了难民们谈的越南领导的内部情况和苏联对越南的扩张，寄给了《朝日新闻》。这篇特稿中透露：一、越南领导的亲苏倾向，在胡志明主席一九六九年去世以后就已开始；二、越南南方的金兰湾已变成苏联的基地；三、中越关系恶化后，越南在边界部署了五个师；等等。似乎可以说，这些情况对于分析此次事件的背景和今后的演变是值得注意的材料。他给特稿加的标题是《越南排华的复杂性》，其全文如下：    越南排华问题由来已久，不过，作为新闻消息来说却是突如其来的。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我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邓小平副主席为归国华侨举行的少数人参加的聚会，邓副主席未曾谈及这个问题。接着在二楼大厅举行的招待会上，我从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先生的讲话中，首次了解到越南华侨大批回国的事实。    从北京前往西藏拉萨途中，在昆明我进一步会见了从越南刚刚逃回来的难民。其中也包括文化程度高和在越南的社会地位高的人们，他们的境遇都是悲惨的。我从他们的谈话中，介绍一下看来与事件的本质和背景有关的部分。    一、胡志明（前越南主席）死后，越南共产党内的亲苏派有计划地开始了反华宣传。其理论是说，“越南要真正地独立，就得依靠比中国更强大的后盾即苏联”。他们首先将华侨从党和负责的位置上排除掉。亲苏派的某领导人说道：“让华侨做党员，就如同在袖子里养马蜂。”胡志明死后，一部分华侨党员很快就因受到压迫而脱党。    二、河内的亲苏分子于美军退出越南后，在苏联的策动下加紧了南北统一。苏联要求统一的理由之一是“不给中国干予的余地”。在越南南方处于可以参与决策地位的人都被原北越方面所垄断，越南南方人民对此抱有强烈的反感。西贡的商店对来自原北越的顾客要高价。今年春节初二（二月八日），在原越南南方的槟知地区发生暴动，袭击监狱，释放了一百名囚犯。国外传说是阮文绍一伙的余党干的，实则是对原北越的压迫进行了抵抗。    三、越南共产党控制了西贡以后，苏联报纸把亲苏派领导人黎笋（党的第一书记）捧为“东南亚的明星”，支持越南推行“印支联邦”计划。    四、在一九七六年年底举行的越南党代表大会上，亲华派已被排挤出中央委员会。    五、越南政府利用中国重视华侨，在攻击柬埔寨和争取建立印支联邦的时候，把华侨当做人质。    六、苏联已全面地使用原为美军基地的金兰湾。西贡解放当时，群众可以去金兰湾地区，而现在却禁止入内。苏联船只停满海面，越南军事当局人士自豪地说：“金兰湾加添了美国和苏联的力量。”    七、中越关系紧张后，越南已将五个师调到边界地区。在边界日夜继续构筑用于军事目的工事，对外则声称是“水利工程”。苏联专家指导修建工事，这也使用了“地质调查技师”的名目。    八、越南为了对边防守备部队加强教育，破坏由于中国多年的援助培养起来的友好感情，而向越南士兵宣传说：“中国国内有许多派系，越南所以加强守备边界，是为了防备中国‘主张侵略越南的一派’的进攻。”他们敌视中国的理由是说，“有恩也难以忘仇”。    九、越南共产党把国内种种经济困难的罪名加给了中国。譬如造谣说，大米不足的原因是“中国军舰击沉了装载大米的苏联船只”。    十、到处都可以看到苏越联合敌视中国的情况。吉婆岛有许多华裔渔民，通过吉婆岛附近的苏船水手一看到华裔渔民就将手放在脖颈上恫吓说“宰了你！”    十一、华侨对越南人民毫无敌对情感。当此华侨遭受当局迫害之际，许多越南人暗中给予帮助。    这表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并没有动摇。对亲苏的越南当权派，华侨感觉到他们是“可憎而又可悲的”。“可憎”的是他们忘恩负义，排斥华侨；“可悲”的是他们已堕落成苏联的走卒。    上述谈话内容充分表明了这次事件的复杂性。事件公布后中国所取的态度是集中全力接侨，虽然对越南发表了谴责声明，但并未采取太激烈的报复措施。中国方面清楚地了解，如果中国进行“以眼还眼”式的报复，则会上越南宣传的当，说“中国是侵略者”，并让苏联坐收渔利。    越战结束后，越南政府的做法类似古巴。古巴曾经利用美国进攻猪湾的事件，把国内的一切问题都归罪于美国的封锁。现在越南则将一切罪过都转嫁给竭尽全力始终支援了抗法和抗美战争的中国及华侨。苏联是从幕后进行这种扇动的。与古巴在拉美和非洲搞的那一套相同，越南现在的做法也很可能对整个东南亚带来不好的影响。

【本刊讯】吉隆坡《马来亚通报》六月五日发表题为《越南会变第二古巴吗？》的社论，摘要如下：    由于越南驱逐华侨而引起了不寻常的国际紧张，一般人都担心，是否会发生另一场大战，而这场大战，就是苏联利用越南牵制住中国，以方便它从北方攻侵。就算这场大战不致爆发，但是否会收到苏联对中国的一种心理威胁，以助其在中苏边界谈判或是进一步收到对日本的一种威吓作用，延阻它与中国签订友好和平条约。    这一连串的问题，主要是看中国如何应付。    在越南方面，从其电台广播，则较为紧张。    包括召募五百万民兵入伍增强国防力量以应付“帝国主义及国际反动派”的攻侵。看来，一方面是作贼心虚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要虚张声势，以掩盖其驱逐华侨以及其他行动（包括引入苏联军力）的借口。    越南在第一步“行动”后，即进而建议与中国谈判，但明眼人看来，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好谈的呢？除非，越南能保持着过去那种患难与共“伟大的友谊”的真诚态度。    越南口口声声说柬埔寨侵略，乃是无法令人置信的，如今，再度制造紧张，翻脸而捋中国虎须，居心何在，当然使人要细味推敲，最可能的答案，乃是越南有意要成为第二个古巴，好协助苏联能随心所欲的填补这一区域的军事力量的真空，若然，揆诸古巴在一九六○年代迄今的所作所为，问题就严重了。

【本刊讯】越南《人民报》六月十日报道：    连日来，越南胡志明市广大各阶层人士纷纷举行坐谈会，表示彻底支持越南外交部六月五日声明，强烈反对中国当局违反一般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诬蔑、捏造和蛮横论调。    胡志明市一千多名文艺工作者代表全市文艺工作者六月七日上午举行集会。市文艺协会主席阮方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中国方面的行动日益粗暴地违反了国际法和社会主义原则。文艺界决心永远加强与华人同胞的亲切情谊。    六月七日下午，胡志明市文化通讯局四百多名干部、职工代表举行集会，坚决驳斥中国当局关于在越南的华人问题的诬蔑论调，强烈反对中国当局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蛮横要求，彻底支持越南外交部六月五日的声明。    六月八日下午，近一千名越南人和华人工人、劳动者，包括劳动模范和先进劳动者，代表胡志明市近五十万工人和劳动者举行集会。集会一致通过一份决心书指出：“工人、劳动者决心不断提高警惕，保卫生产单位，为维持本市安全、秩序作出贡献。每个工厂、企业、工地、机关、学校……一定要成为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堡垒。我们要求中国当局停止对越南进行诬蔑和挑衅、离间越南—中国人民的运动，要求他们必须尊重我国的主权。”    六月八日下午，胡志明市近一千名妇女代表举行集会。    这家报纸还报道，同奈省国会、人民议会、祖国战线同奈省委员会代表六月八日在边和市举行会议，研究越南外交部关于在越南的华人问题的声明。    同奈省和边和市各团体、宗教、机关近一千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九日电】题：《真理报》：正义立场    今天《真理报》刊登的亚历山大·谢尔比纳的评论《正义立场》，全文如下：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正气凛然地反对北京对它发动的恶毒的诽谤运动。越南外交部的声明令人信服地驳斥了北京宣传关于越南“迫害”和“驱赶”华人的荒唐捏造。    所谓的华人在越南的处境“问题”，是毛分子制造和扇动的。大家都很清楚，那里的华人拥有与越南公民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每个人也都清楚，越南拥有在国内实施任何符合其人民利益的措施的主权。因此，北京唆使华人“离开”越南以及它庇护受到越南南方社会主义改造触动的华人买办资产阶级的做法，乃是对别国事务的粗暴干涉和对国际法原则的践踏。北京蓄意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从五月初掀起反越行动的时候起，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就不止一次地建议通过谈判解决由中国人挑起的问题，可是北京拒绝了所有这些明智的倡议。那里宁愿采取压制和威胁的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外交部声明越南党和政府对华人的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这些话听起来冷静而又坚定。它包含了解决由中国方面挑起的问题的切实计划，既照顾了实际情况，也不损及越南的主权。    北京为在越南的华人的命运流下鳄鱼眼泪，是想以此掩盖其对邻国称霸的阴谋。它所策划的这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给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制造困难，以粗暴的压力来影响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策的独立方针，在东南亚挑起新的冲突。    然而，越南人民奋起保卫自己的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犯，并非为了以此来讨好北京的大国沙文主义者。越南人民忠于友好睦邻政策，忠于国际团结的事业，他们正在加强自己的独立，继续建设社会主义，因而受到全体进步人类的尊敬和同情。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六月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迅速崛起的形象》，摘要如下：    西方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中国外长黄华星期日到达扎伊尔向蒙博托总统致意的镜头，这最生动地着重说明了中国对外政策迅速崛起的形象。这是黄在联合国裁军会议上抨击俄国人之后仅仅几天时间以后发生的事情，它也与北京的几个高级经济代表团对欧洲进行重要访问的时间不谋而合。    这些事件突出了北京对世界的见解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本身并不新鲜，但是同西方发生了新的关系。这些特点是：俄国人是对世界和平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在非洲和在其他地方都如此，欧洲和美国对这种危险注意不够，中国需要西方朋友提供技术，这种技术将使它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诚然，更重要的是，这些特点表明，中国人现在已不象过去那些日子了。北京现已采取了加强自己和它的朋友的初步真正步骤，虽然它的朋友只是因为反对苏联力量的扩展才被看作朋友的。    中国人是极不大可能派军队去扎伊尔的，但是黄华的访问必定意味着——有可能提供某种形式的援助。北京强烈反对古巴在非洲的势力，而苏联在那里制造麻烦的证据更证实了他们最严重的疑心。    中国人一直直言不讳地说，古巴只不过是为俄国人干肮脏勾当的工具而已。    继安哥拉之后苏联在埃塞俄比亚进行的干涉使中国人更感到不安，莫斯科的影响明显扩展到扎伊尔的叛乱分子那里，这加深了他们的不安。    更严重的是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迅速升级的摩擦，一些年来，越南对莫斯科的依靠多于对北京的依靠。中越两国争吵有许多历史原因，中国人担心俄国人也在那里混水摸鱼，由于这种担心，关系恶化了。根据香港的消息，中国人说，俄国人鼓励越南人在中国的南部边界闹事，以便把注意力从北部边界吸引走，在北部边界，苏联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北京。    自从一月份以来，中国同越南的关系越来越坏。自从越南战争结束以来，中国对那里的事态发展明显感到不安。在过去几个月中，据说越南人使华侨的生活变得很悲惨。大约已有十万人逃回中国。这使这两国的关系达到了北京已减少它对越南的援助的地步。    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告诫西方，特别是西欧（中国认为西欧是即将爆发的战争的战场）要警惕苏联的帝国主义野心。随着鸽派和鹰派都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苏联在欧洲的军事力量的增长情况，欧洲领导人已更加愿意耐心地（如果并不总是完全赞成地）听取中国人的意见了。这种变化是在中国在想方设法寻求技术、而欧洲各国和日本的工业在急切寻找新的销路的时候发生的。    虽然美国国务院反对“联系”（这就是，由于苏联在其他区域的活动而停止搞缓和，停止讨论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概念，但是，由于莫斯科在非洲的意图看来根本不是和平的，美国国务院的看法目前受到了压力。目前，华盛顿比最近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至少听听北京多年来的说法：缓和是一种骗局。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六月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增加了同非洲国家合作的协定》，摘要如下：    最近两个事件引起人们对中国和非洲国家合作关系发展的注意：中国外交部长黄华最近在扎伊尔进行四天的正式访问，巴马科电台上星期正式宣布加强中国和马里的合作。    中国外交部长，相继访问了金沙萨和卢本巴希，同蒙博托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黄华同他的交谈者研究了给予扎伊尔政府直接援助的各种方法。    在巴马科，中国大使宣布一百来个中国技术人员不久将到达，他们将同那些已在当地参加塞古地区尼日尔河管理局的现代化工程的人汇合在一起。此外，他指出，中国考虑不久在马里建立一个制药厂，在巴马科的尼日尔河上修第二坐桥梁，以及大规模参加马卡拉排灌大坝的翻修工程。    中国领导人并不把他们的努力局限在扎伊尔和马里。几个月以来，他们增加了在整个非洲首都的主动活动，以便发展在某些方面还处在萌芽状态的关系。正是本着这一目的，中国在非洲的展览才有了进展和多样化，中国才每年参加全非博览会。    中国和非洲伙伴所签订的协定极其明显地增加了：一九七四年十九个协定，一九七五年二十个，一九七六年二十九个——其中四个协定是废除埃及—苏联条约后同埃及签署的，一九七七年签订了三十二个。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的这些协定涉及到十八个非洲国家。一九七七年，却关系到二十六个国家，其中有利比里亚和佛得角群岛，这两个国家对于中国是两个新伙伴。    如果察看一下中国人感兴趣的活动部门，人们就会看到，单单修建把坦桑尼亚港口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铜矿地带联结起来的铁路工程就具有壮观的特点。在毛里塔尼亚的努瓦克肖特修建深水港，也需要花大量的资财。然而，中国人一般地满足于修建象在恩贾梅纳、班吉或瓦加杜古那样的体育场，象在布拉柴维尔那样的人民宫，象在几内亚—比绍或马里那样的拦水坝。象赤道几内亚或毛里塔尼亚还得到作为技术援助的医务人员，象利比里亚、卢旺达或扎伊尔得到了农业专家。    在非洲岗位上的三分之二的中国专家是公共工程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但这也包括医疗队成员、农业技术人员、武术教练或乒乓教练、一些教员。    看来，马里目前是接受中国专家人数最多的国家。其次是贝宁、阿尔及利亚、塞拉利昂、几内亚、毛里塔尼亚和利比里亚。这似乎表明，同苏联人的情况相反，中国人并不把提供援助同受援国的意识形态选择直接联系起来。实际上人们在这些受援国中既有进步国家（如贝宁或几内亚），也有温和国家（如利比里亚）。    最后，所有的非洲人都重视中国技术援助的效率高和费用低。看来，中国技术援助的资金，部分地是从中国与它的非洲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利润中提取的。实际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收支在一九七六年（最新公布的数字）是北京出超三亿美元）中国出口四亿八千万美元商品，进口一亿八千万美元商品）。这使许多人说，中国人在非洲的费用是最低的，而得到的政治好处则是巨大的，至少从中国的援助引起大多数有关非洲领导人一致赞扬这一点来看是如此。

【印报托新德里六月二日电】达赖喇嘛说他愿放弃西藏自由的要求，条件是“如果我能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西藏人民在中国统治下过着幸福的生活”。    孟买出版的双周刊《展望》最近一期上刊登了达赖喇嘛同记者的谈话。记者问：如果中国邀请，他是否愿意到西藏去？    这位西藏精神领袖回答：“为什么不去呢？到西藏去不会给我带来任何损失……”    达赖喇嘛在谈到据传中国新领导“重新任用”班禅喇嘛一事时说，这表明“中国对西藏的政策有了变化”。    达赖喇嘛不同意外国记者关于“西藏人很幸福”的报道。    关于中印关系，达赖喇嘛说，虽然印中两国的外交关系可能有某种改善，但是，“我认为两国不可能在近期内建立真心诚意的关系。”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五月二十六日刊登一则共同社五月二十五日发自新德里的消息，题为《亡命的达赖喇嘛暗示他可以放弃“自由西藏”，而且有访问中国的想法》，摘要如下：    在中印接近的气氛中，一九五九年三月亡命于印度的达赖喇嘛的动向，受到人们的注意。最近在新德里露面的达赖喇嘛，二十三日在这坐城市的一家饭店会见了共同社记者，他说，“如果能确信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人民是幸福的，那么，我将放弃‘自由西藏的要求’。”尽管他措词慎重，但暗示了他对中国华国锋新体制的西藏政策予以评价的想法。    达赖喇嘛在同（记者）会见之前，访问了印度总统，而且同十三个亡命的西藏领导人会晤。印度政府外交部人士对达赖喇嘛的上述态度的变化，坦率地表示欢迎。

【法新社巴黎六月七日电】北京对非洲的政策正处在急剧变化的阶段，中国正在把它的技术援助计划改用于另外一些国家。    专门研究中国事务的法国观察家认为，黄华外长出乎意料地访问扎伊尔一事，表明了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中国将来的非洲政策的方向。    中国不再满足于仅仅同非洲国家（进步的和其他类型的）签订许多合作协定了，而且公然利用非洲大陆的冲突来抗衡苏联的努力了。    中国有巨大的优越之处，这就是，它同苏联不一样，它本身就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政策的这种新做法，使中国同那些只同中国的革命有间接关系的政府结成了「客观上的联盟」，下列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从沙巴事件一开始，中国就站在西方和扎伊尔政府的一边。中国毫不犹予地就采用了苏古干涉非洲这一提法，支持法国和比利时的军事行动，谴责苏联霸权主义和莫斯科的古巴宪兵。    黄华在访问扎伊尔期间反复提到的一个说法是，非洲和中国都需要和平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但是这种和平经常受到苏联和古巴的威胁。这个说法终将引起非洲人的共鸣，并使苏联作出反应。    北京支持蒙博托总统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使中国领导人在过去的岁月里对苏联在埃及、苏丹和索马里遭受的挫折表示欢呼，认为这是这些国家的「巨大胜利」。    中国政策的变化包括重新安排中国的技术援助。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一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中国对武器问题的新方针》，摘要如下：    除了中国严厉反对超级大国之外，它在联大裁军会议上的姿态是令人感兴趣的。北京正在给人这样的暗示：如果现有的由美苏担任两主席的日内瓦谈判机构加以改组的话，它准备参加裁军讨论。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这是政策方面值得欢迎的改变，因为以前这个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裁军讨论。    可以肯定，中国参加武器问题谈判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对军备控制的吉兆。谁都不应当抱任何幻想，认为中国会认真地谈判裁军问题，除非它自己的裁军利益已经达到和其他国家的裁军利益相等的地步。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北京由于美国、特别是它的头号敌人苏联在军备方面占优势，必然会继续加强它自己的常规防御力量和它自己的核威慑能力。    但是，由于中国的参加会增加联合国裁军辩论的合法性，这将是朝正确方向的发展。中国有辽阔的土地和九亿人口，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可怕的军事和经济大国。谈论普遍裁军而不听听中国意见是不实际的。如果中国参加，情况就会变得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