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北京五月二十五日电】（记者：普里切特）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今晚感谢中国在他的国家反对葡萄牙的独立战争期间所提供的武器、装备和教官。    他是在到达这里以后不久，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的一篇讲话中，不寻常地公开承认中国向国外提供军援。他这次来访是对中国的第四次访问，但是作为总统却是第一次。    【法新社北京五月二十六日电】正当中国关心恢复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之际，一位来访的非洲国家元首，莫桑比克的萨莫拉在这里猛烈攻击了印度尼西亚。    萨莫拉在昨晚为欢迎他而举行的国宴上说：“我们坚决谴责印度尼西亚法西斯政权进行的殖民战争”，并且“我们坚决支持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领导下的东帝汶民主政府”。    萨莫拉的反印度尼西亚的讲话引起北京外交人士的巨大惊讶，尽管中国在过去支持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    今年三月，共产党主席华国锋表示主张恢复北京同雅加达的外交关系。    萨莫拉对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示关切，并希望能够达成和平解决。    他避免提到扎伊尔局势。中国政府参加宴会的代表李先念副总理却并不回避，李先念副总理指责超级大国“千方百计向非洲渗透扩张”。    李说，超级大国“都想取代老殖民主义的地位”，但他没有点苏联的名。    【法新社北京五月二十五日电】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以国家元首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的身份于今天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马谢尔的来访，使中国又有机会重申支持非洲解放运动和支持进行反对南非白人政权斗争的“前线”国家。    中国今天在《人民日报》欢迎萨莫拉总统的社论中指责罗得西亚政府和南非政府。    观察家说，预料，北京可能提醒马谢尔总统注意苏联对非洲政策的危险性，苏联对非洲的政策使得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不安，尤其是自从扎伊尔南部的沙巴省爆发了叛乱分子发动的战斗，就更感到不安。    莫桑比克同莫斯科和北京都保持良好关系，预料，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攻击会温和一些，使他们的客人不致为难。    马谢尔总统刚刚结束了对北朝鲜和蒙古的访问。    马谢尔总统上次是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的，在他那次访华之后四个月宣布了莫桑比克独立。    去年九月中莫两国签订了一项合作协定。

【合众国际社曼谷五月二十五日电】潜伏了多年的越中分裂现在表面化了。    这两个最大的亚洲共产党国家几乎有两千年的时间时断时续地进行了战争，现在又就在越南的将近一百五十万华侨的问题进行舌战。    一句话，中国说越南“排斥、迫害”华侨，越南官员说中国散播谣言，以鼓励大批华侨离开越南，现在离开越南的华侨将近有十万人。    使中国苦恼的是，大部分移民是过去在北越的华侨工人和农民。据北京的一位发言人说，自三月份以来，从越南逃到中国的华侨已有七万多人。    越南坚决拒绝北京在西贡设立领事馆，早在一九七五年共产党开入西贡之后一个月，它禁止堤岸居民举行任何亲华的示威。    自从柬埔寨战争于去年冬季公开以来，越南宣传机器可以说是公开地指责了中国支持金边。    接踵而来的是经济上镇压——政府军队、干部、有时候还有那些过份热心的学生占领了私人住宅和商店，在很多场合上还没收私人财产。对许多华侨来说，这是使他们无法承受的最后一击。    虽然来自西贡的消息说，经济上的镇压是针对所有商人的，但是华侨认为这是针对他们的。大批难民逃离越南，逃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其人数之多是空前的，其中许多是华人。    然而，在越南北部，难民却往别处逃，逃到中国去。最近越中分裂的根子就在这里。    一系列比较次要的问题，使局势恶化到了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两个过去的盟国之间有可能发生一场有限战争的地步。    两国政府中的人士都透露，一年来的争吵是，边防守军移动了界牌，从而屡次发生殴打，至少有两次还发生了武装冲突。    河内和北京都声称它们对近海岛屿拥有主权，这些岛屿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    亚洲专家们认为，现在双方分歧都公开了，看来两国争端不大可能很快获得解决。    【法新社北京五月二十五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中国昨天对越南发出的强烈抗议，使这里的外交界人士感到大吃一惊。中国对越南“迫害和驱赶”华侨表示“极大的忿慨”。    这篇声明把事情全都摊明了。它谴责越南共产党书记春水五月四日在接见官方的越通社记者时进行“反诬”。    北京谴责在胡志明市发生了“严重事件”。有消息说，那里有许多华人遭到杀害，从而证实了日本记者在本月初报道的如下消息：自越南军人采取了取缔华侨小商贩之后，在堤岸华人区的大街上躺着尸体。

【本刊讯】英国《太晤士报》五月二十六日刊登博纳维亚发自香港的一则评论，题目是《中国担心敌对的包围；同越南为驱赶华侨而吵架的北京可能寻求进一步密切与西方的关系》，摘要如下：    中越两国间爆发公开争吵，这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是一个时机十分不利的局势发展。    今年夏季要在北京召开一次讨论华侨问题的会议，因此这个问题的任何加剧，都可能不仅影响同越南的关系，而且影响中国同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的微妙关系。    中国原来肯定希望把它同越南方面很多的争执保持在非官方水平上。现在既然这场争执的一个方面已经公开出来了，就很可能转变成一场全面的政治决裂。    同越南的争吵加剧将意味着中国在其边境上有两个，可能是三个敌对的共产党国家。蒙古已经完全为苏联控制，老挝虽然迄今避免了与中国发生任何冲突，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在越南支配之下。    中国指责越南虐待甚至杀戮在越华人，以及宣布已有七万多人越过边界进入中国，无疑会在中国广大人民中间引起广泛的忿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曾作出了多大的牺牲来邦助越南人取得他们革命战争的胜利。    另一方面，越南方面认为中国非法占领了帕拉塞尔群岛（即我西沙群岛——本刊注），双方都宣称帕拉塞尔群岛是自己的领土，同时在陆地边界上也有着有争议的地区。    中国在接待和安置从越南来的华侨方面，将有相当大的困难，现在华侨大批离越返国的人数大概会增加。由于中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同时由于越南与苏联关系密切，中越的争端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更尖锐。    驻在香港的北京官员并不掩饰这样一点：他们认为苏联在越南所取的立场，特别是它派军事顾问邦助越南人同柬埔寨作战，是旨在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    由于中国同越南的日益加剧的矛盾是在上月中国东北发生了边境事件（在此事件中，中国指责苏军拖拉和打伤中国公民）之后出现的，这场矛盾大概会加剧中国的遭到包围的心理，从而加快中国同美国、日本和西欧拉关系的势头。    中国对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北京之行的初步反应是良好的。    香港的共产党圈子的人士表示，这可能标志着中美两国在苏联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展开越来越大的攻势的情况下建立新的较密切的关系。

【美联社联合国五月二十五日电】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这两个超级大国今天就限制武器问题开始了一轮新的和可能是达到高潮的谈判。    在万斯国务卿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联使团举行了将近两小时的会谈以前，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紧张程度是相当高的。”    万斯在会谈以后在走道上举行的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要说”他和葛罗米柯是否取得什么进展的话“还为时太早”。    同时，万斯证实卡特总统将在星期六插手在华盛顿进行的谈判，在白宫会见葛罗米柯。    在椭元形办公室里可能讨论的另一个议题是美国对苏联和古巴在非洲的行动感到不满意，这种意见卡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已再次表示过。    【路透社纽约五月二十五日电】国务卿万斯今天说，当美苏开始谈判遏制核军备竞赛时，他将要求苏联和古巴从埃塞俄比亚撤出军事力量。    万斯在美国电视上说，今晚他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进行的讨论将集中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    由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恢复，双方总的来说都抱着乐观的态度，但是非洲问题，人权问题和彼此在军备政策方面的分歧，却给会谈笼罩上一层阴云。

说目前苏在二十六个国家开了八十四家公司，其经营方式同西方一模一样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四月十七日一期在“商业”栏中刊登一篇文章，标题为《共产党资本家》，摘要如下：    格奥尔基·舒金象住在纽约的许多商人一样，身穿讲究的条纹上装。住在曼哈顿繁华区的一套豪华的公寓住宅里，并同他的商界同行，象戴维·洛克菲勒这样的银行巨头交往亲密。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共产党商人”这样的叫法听起来似乎是有点荒谬的。但是对舒金这位美苏贸易委员会副主席和苏美贸易股份公司（苏联在美国的最大公司）前经理来说，这个名称是十分自然的。而这样的商人并不只有他一个。苏联精通生意经的企业人士在地球上到处奔波，开办和指导规模宏大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的面貌和经营方式同西方的一模一样。    在过去八年里，莫斯科把它在国外开设的公司的数目增加了两倍。它开办的有银行、轮船公司和保险公司、它销售的东西从伏特加到石油、从拖拉机到冻鱼、应有尽有。目前，俄国人在二十六个国家开了八十四家公司，其中十家公司的总部设在法国，九家在西德，八家在比利时，七家在英国，五家在美国。苏联扩张金融帝国的主要的，虽然也许不是唯一的目的是挣得硬通货来购买西方的设备和技术。没有西方的设备和技术，俄国的过分集中管理的国内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停滞不前。卢布换美元并不是所有的俄国跨国公司每年都能赢利。俄国在国外的公司同国内的公司一样，也可能是官僚主义的、也会不景气、效率低。但莫斯科愿意花大量的卢布来换取美元。因此，即使是一家获利最少的苏联公司在市场上也是一个不可轻侮的竞争者。    俄国人在市场上获得的立足点中最牢固的莫过于在国际海运业中的立足点了。苏联的船队是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之一。它们的运费比西方航运公司的运费往往低百分之十到十五。莫斯科单在美国海运业中所占比例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就增加了九倍。苏联打算到一九八零年把他们的集装箱货船的数目增加一倍。发掘西方的才能象其他国际商人一样，苏联的经理人员懂得，在国外的公司中雇用东道国的工作人员，这是一种很好的经营办法。当地的顾客比较乐于同本国公民做生意。同样重要的是，苏联由于聘请了西方的经理人员，也直接挖来了西方的管理技术。苏美海运公司的阿瑟·诺瓦切克是一个美国人，他以前在格雷斯和西特兰两轮船公司担任过高级职位。他说，为一家苏联公司工作跟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他又说，他获得“全权委任”来按照他认为是适合的办法搞经营管理。他的确发现，他那在莫斯科的上司，最初对海运业务有些幼稚。他回忆说，“我一开始向他们提供了一份销售计划。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海运公司的活动还有销售计划。”    诺瓦切克以高薪和其他刺激毫无困难地诱使西方的一些高级人士到他的公司去工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人是非常主张搞社会福利的。”苏美海运公司，象任何西方公司一样，在提供财政情报方面往往守口如瓶。但诺瓦切克透露，他的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过去三年里从五名增加到了二百五十名。他现在经营的集装箱货运业务几乎象西特兰轮船公司经营的一样多。国防部的巴里承认，苏联的船主都在齐心协力地挣钱。处于不利地位莫斯科的一些公司中最不景气的要算是贝拉鲁斯公司了。这家公司设在美国，专门推销苏联的廉价而坚实的拖拉机。这家公司的德·莫纳因科夫说，“美国农民习惯于使用象梅西—弗格森拖拉机公司、约翰迪尔拖拉机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这些公司的产品。要他们不使用这些公司的机器很难。”这位苏联商人进行了一次新的西方式广告活动，他下令进行一次市场调查研究、雇用了一个“全美”销售团。虽然美国贸易专家怀疑贝拉鲁斯是否会取得成功（有一位专家说，他们在拖拉机方面的确使他们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但莫纳因科夫予言，他明年将达到美国市场百分之一的销售目标。    象莫纳因科夫这样的苏联经理人员将遇到的不止是西方的激烈竞争。苏联制度的刻板性使他们经常陷于困境。由于克里姆林宫的经济计划是五年一订的，一个俄国商人很难采取灵活措施，很难对市场的变化迅速作出反应。质量低劣的形象同俄国人做生意并不总是一件乐事。日本经理抱怨俄国人“有官僚主义，不称职”。马来西亚经理人员谈到：俄国人的“做法很笨”。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繁文缛礼，日本和苏联的贸易去年下降了，这是二十五年来的第一次。在新加坡的莫斯科人民银行去年业务搞得很糟，情况的被揭露，给俄国人在亚洲树立了一个办事质量低劣的形象，他们仍然认为要克服这一点很困难。    西方经理人员还抱怨苏联工业的速度缓慢、俄国人在谈判桌旁边很顽固、他们喜欢举行没完没了的宴会和数不清的干杯。学新东西学得很快的人当共产党人开始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进行活动时，他们看来学新东西学得很快。苏联在国外的许多经理人员在办得很好的外贸学院学习，不断受到职业训练。还定期被派回国去上进修班。卡斯塔尔迪说，“他们如何吸收了西方的商业实践，这实在是令人惊讶的。苏联商人常常采取一种并不做作的、在大事讨价还价之后作出让步的做法——给你讲一连串的笑话，漫不经心地把他的建议夹在中间提出来了。他们一分钟也没有错过。他们直接谈到了点子上。”他们所以这样做是颇有理由的。一个苏联商人在国外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国内商人的生活水平。工作做得不好意味着要被送回国去，生活方式就要大大改变。    苏联政府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让它的跨国公司的活动发展到多大程度。莫斯科让俄国商人学习使用资本家的手段，生活得象西方商人一样，这里是在冒这样的风险：这些商人将开始象西方商人那样思考问题。目前，苏联出国经理人员仍然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数目是严格受限制的。    但苏联的海外商业越是发展，就需要更多的人员出国，那么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转化就要开始发生的风险也就越大。莫斯科可能决定在还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之前就遏制跨国公司的发展。但也有可能的是，苏联的商人可以构成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从而促使政界人士也这样做。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五月二十三日译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题为《大公国人少厂大》，副题为《卢森堡一钢铁厂雇用全国百分之四十工人》，摘要如下：    处于西德、比利时和法国夹缝的卢森堡，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还很贫穷，以农业为主要经济。不过，它于战后大力发展工业，至今，农业人口只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六。    钢铁成为了它的首要工业。一家大规模的叫ＡＲＢＥＤ的私人钢铁公司，目前雇用了该国工人达百分之四十，而尽管世界钢铁市场不景气、本身经营又出现赤字，这家公司还继续进行大量的投资，并试图避免解雇工人。    为什么一家私人钢铁公司竟雇用了全国工人达百分之四十？无他，只因为卢森堡是一个极小的国家，它的面积只有二千五百余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三十六万。    国家虽小，它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却很大。自五十年代初期，许多外国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都被吸引到这个小国投资。    有趣的是，自一九四二年以来，卢森堡并没有发生过任何罢工，劳资关系似乎颇为良好。    卢森堡既是一个小国，也是世界剩下来最后的一个大公国。大公让亲王及夫人约瑟芬掌握了国家的“统治”权，但是，并不干予议会政府。    卢森堡获得了第一位女市长，她叫弗莱斯姬，四十岁，是前奥林匹克剑击家。她说：“我们国家只有这么少人口，人们都须要在年青时便担负重任。不过，由于地方这么小，人们是可以应付得来的。”    工商业的发展，未有影响它本来的山林和平原美景，一些古堡和大教堂还继续被保留下来。    卢森堡当局目前最担心的是，这个小国的人口正逐渐膨胀，而卢森堡原来的美好现状，可能会逐渐受到影响。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五月二十一日刊登该报记者北诘洋一发自华盛顿的消息，题目是《和对苏灵活路线诀别？》，摘要如下：    最近，美国的对苏感情迅速恶化了。尽管卡特政权希望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尽早达成协议，但是似乎被迫不得不使其对苏政策朝着强硬的方向转变。    美国对苏感情恶化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古巴对非洲大陆的军事干涉和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    尽管美国政府表面上说“非洲问题应该由非洲人解决”（国务院发言人语），采取静观的态度。但是，美国政府内部多数人的意见认为，苏联不惜恶化美苏关系，在非洲大陆采取刺激性行动，其背后隐藏着很大的野心，对此已到了不能袖手旁观的地步了。    接近美国政府的苏联问题专家指出，苏联的企图有两个：一个是要打破现在更团结了的“华盛顿—利雅得（沙特阿拉伯）—德黑兰（伊朗）轴心”。与此相关的，这位专家注意到，埃塞俄比亚军队在苏联、古巴军队的支持下对北部厄立特里亚省的反政府分子发动的攻势。    如果埃塞俄比亚完全控制厄立特里亚，苏联就可以从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两个方面控制红海入口。同时还可以和最近建立了亲苏政权的阿富汗一起威胁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据传，沙特阿拉伯南部和伊朗国内的反帝制派活动正在加剧，美国认为这背后有苏联的支持。    美国国民对苏感情恶化的另一个原因，还可以指出是对尼克松、基辛格执政时代的“缓和政策”的幻想破灭。这个政权为了改善和共产党国家的关系，和苏联开始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中国谈判关系正常化。但是，其结果却使苏联增强了军事力量，和中国恢复邦交也没有顺利实现，缓和对美国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利益，从而引起了国民的不满。    卡特政权尽管已经充分认识到这种内外局势的变化，但是根本改变其对苏政策，现在还是犹予不决。据消息灵通人士说，这是由于：（一）不能突破这样一条基本路线，即要是美苏不协调，就不能维持世界和平；（二）美国国民对苏联的活动虽有不满，但也不希望美国再次积极地干与外国问题，再蹈越南覆辙；（三）围绕对苏政策，白宫和国务院之间产生了微妙的意见分歧，等等。    特别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强调对苏采取强硬态度，而国务卿万斯则认为无论如何也要和苏联缔结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而介于他们之间的卡特总统又处于不能偏向任何一方的境地。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五月二十五日发表一篇题为《对恢复日中谈判的期望》的社论，摘要如下：    为了早日完成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我们欢迎尽快恢复谈判。但同时我们想对政府谈判的态度提出若干疑问。    第一、虽然决定了恢复谈判的方向，但是最重要的福田首相对缔结条约的想法怎样，全然不明。    当然，首相迄今讲过：“积极搞日中条约”，“以日中双方能够接受的形式，缔结条约”。在日美首脑会谈以后，首相对调整党内对恢复谈判的意见，又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积极姿态。    但是，首相好象在同党内慎重派干部会谈中，没有清楚地说明政府期望缔结条约的外交方针，要求予以合作。    让人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通过强调“谈判不能不搞。但是恢复谈判和缔约是两码事”，以求得慎重派的同意。    虽然叫作恢复谈判，然而事务一级的交涉由驻中国大使佐藤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之间进行，现已处于停步不前的状态。外务省内一致认为：处理成为焦点的反霸权条款问题，有待通过外相访华进行高级的政治交涉，而无别的办法。这次决定恢复谈判，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重要的派遣特使访华的问题，仅这一点，也令人怀疑首相的决定在多大程度是真的？    我们主张先由外相或首相特使访华、邀请中国首脑访日，这是因为考虑到有必要真正地相互了解两国的立场和想法。    这一点，希望福田首相再加认真考虑。    自民党内有人认为这次决定恢复谈判，是从内政上考虑的，是为了使延长会期的国会审议走上轨道。还有的说，是为了“填补”到年末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还有的看法是：由于美国最近表明支持中国的反霸构想，而促进了谈判的恢复。    尽管说外交是与推行内政相联系的，但也不能为了操纵国内政局而利用重要的外交课题。    再有，也不能因美国的想法怎样，动摇日本的主体的外交政策。如果不是这样，日中条约将会脱离加强两国永久友好的宗旨，把日本拉进有关大国的实力游戏中去。    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首相，消除以上所说的若干疑问，争取国民同意进行日中谈判。为此，关于两国存在分歧的霸权问题，日本方面将要怎样处理，换句话说就是在日本的中期和长期的外交政策中，要将日中条约放在怎样的位置上，关于这一点，要深入浅出地向国民作出说明。

【本刊讯】香港《天天日报》五月二十五日发表一篇短评，题为《强烈的护侨声明》，摘要如下：    北京终于为越南华侨开腔，国务院侨委会的声明，指责越南以怨报德，采取恶劣手段迫害华侨。    如果我们所料不差，北京的这一谴责，虽然并非由外交部正式提出，但必然引起全中国人民的忿怒。    中共向来奉行国际主义，支持弱小民族争取独立。大陆中国人，经过六十年代初期的天灾，再加上“四人邦”的“人祸”，吃的穿的，从来都不是很丰足。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民认为中共扶助弱小的国际主义精神，无可厚非，因此都并无怨言，至少没有人公开反对中共的对外援助。    但是这些援助，换来的却是以怨报德。中国人在英美法加等国家，受歧视者有之，但也越来越少，受迫害则可说是没有的，想不到越南这样一个曾受到中国大力援助的国家，居然迫害华侨，真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我们有施恩不图报的胸怀，但决不能容许“恩将仇报”，更不能容许越南成为苏联反华的基地！

【本刊讯】香港《工商日报》五月二十五日发表一篇题为《越共向北平发动“难民战”》的评论，摘要如下：    在最近一个时期，河内针对北平，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这就是胁迫越南境内的华人，纷纷涌入中国大陆。这种策略无以为名，姑称之为“难民战”。我们不称它为“难民潮”，原因是“难民潮”的发生，他们的逃亡是主动的，受正义的驱使与鼓舞；而“难民战”则有别于此，逃难者是在枪尖的指使之下，离乡背井，囊空如洗的踏上途程。根据中共宣传机构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月十四日为止，越南华人进入中国大陆的，已逾五万七千人。他们久居于北越的广宁省各城市，大部分是乘渔船，驶至现今拨人广西的北海市，除了少数原籍广东外，其余的均原籍广西。此外，与北越老街一水之隔的云南省河口，每天有一千人左右，从那里进入滇省。这显然是河内有计划的发动一场“难民战”。    中共已把此事指为苏俄在幕后所策划，说是莫斯科对越共所灌的“迷魂汤”，并且公开指摘越共把金兰湾海军港交给苏俄使用，借以换取莫斯科的援助。北平的指摘，又有新的一次揭疤，暴露中、俄共之间的敌意加强。此次胁迫华人涌往中国大陆，越共在去年冬天时即开始酝酿，先自北越开始。越共此举是在北平公开宣布支持高棉共党政权与北越作战之后不久，显示河内对北平的忿懑，借此还以颜色。现时越南与高棉边境的战火仍未息灭，随时有扩大的可能，是则越共对中共的报复行动，也有可能随之升级。在目前，北平与河内之间的关系，仅保持在最低的水平，在中、俄共关系无法修好的期间内，越共显然是站在莫斯科一边，必然的发展将是越共与中共的现存关系，可能无法保持。苏俄的主观愿望是扶植越共，与北平对抗，在中国大陆的南陲，成为一股对中共的威胁力量，牵制北平在北疆的抗俄活动，使中共南北受敌。此一形势现在已愈形明朗。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五月十九日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美国总统对把“霸权”问题写入日中条约表示赞同，政府考虑到反应，回避公开发表》，摘要如下。    在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成为最大的争论焦点的“反对霸权”条款问题，在三日于华盛顿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也成为话题。特别是在福田首相和美国的卡特总统两人进行单独会谈时，美国总统明确地表示了美方的立场，说“在反霸权问题上，美方不存在问题”。这一情况是十八日透露出来的。    据说，美国总统曾询问日中条约谈判进展缓慢的原因。对此，首相答复说，“有个反对霸权的问题”。这时，总统就讲了“反对霸权等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吧”这种意思的话，几乎是要促进谈判了。    政府人士解释说，日本方面原以为美方对日中条约问题不会表示具体的意向或者意见。因此，对美国这样表明态度感到迷惑不解。由于担心在国内产生反响，因此回避作公开发表。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美国总统在现在这样的时刻表明了美方的见解，这将对今后的日中谈判产生微妙的影响。

【法新社河内五月二十五日电】越南今天说，中国官方发表的抗议“迫害”和“驱赶”越南华侨的谈话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本社记者的问题时说，“这个抗议是不符合事实的。春水五月四日的讲话已说明了在越南发生的（关于华侨的）事情的真相。”    这里的观察家和北京的观察家注意到越南和中国的舌战已达到危险的地步。    这里的官方报纸除了转载了春水的讲话外，还没有报道北京和河内在华裔越南人问题上发生的争端。对普通越南人来说，由廖承志“五一”节讲话而公开化的这场冲突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法新社北京五月二十五日电】越南驻北京大使阮仲永今天称昨天中国政府声明所说越南大规模驱赶旅越华侨一事是“违背事实”。    当本社记者提问后，阮先生对他的“中国朋友”的声明“表示遗憾”，但是他说：他认为仍有可能“维持”两国的“友谊”。    这位外交官对中国声明中的某些段落提出了异议。中国声明说，越南公安部队虐待老人和儿童。他强调，这种行动是“违反”越南人“天性”的，即使对待敌人他们也不会采取这种行动。他又说，他只是今天上午在阅读新华社的新闻稿时才得知昨天中国的声明的。    这位越南外交官还说，他无法证实中国官方提供的到五月二十日止从越南已返回了七万二千名华人的这一数字。    【路透社北京五月二十五日电】阮仲永今晚在一次招待会上对本社记者说，“确实有一些人回到了中国，但是其原因却与（中国）发言人所谈的相反……”。    这位大使不肯说原因是什么，而说可能要过十年或十五年后其真相才能大白。    这位大使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华人，也没有任何好处。”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五月二十二日刊登该报驻香港记者的一篇电讯，标题是《中越关系鸿沟加深，香港各报谴责排华运动》，摘要如下：    新近，（香港）中国系统的报纸对越南的口吻确实已颇为强硬。把越南称做“反华”，这同正式地将它置于“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地位之间，是大相径庭的。纵然是“自由”的香港报纸的言论，却可以看出中越间正在公开的深刻分歧。当前，这种分歧仿佛仅限于华侨问题，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若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不一致，则个别悬案大多也将会成为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人们一直认为，越南华侨问题是由于南部胡志明市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但据这次的报道说，最先大量逃出的反倒是中越边界以及河内北部的居民。因此，《大公报》等提出疑问说，为什么从五十年代已获解放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开始大批出逃呢？一针见血地涉及了越南的内政，说：“越方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难道不是纯系旨在掩饰（排华运动）真相的遁词吗？”进而联系到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甚至将越南称做“小霸”，发展到把苏联和越南相提并论的田地，说“范围虽小，实质相同”。尽人皆知，苏联正使用着越南的军港。以越柬边界争端为开端，中国似乎已更加坚定地认为，“越南把苏联当做其后盾”。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五月十二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中国的大门正在开放》，摘要如下：    中国正以阿拉伯人时刻不忘寻找水源那样的心情仔细地考察西方，以寻求知识和技术。中国不是在寻找可以保证回国时会带回关于他们所了解的优异情况的报道的西方人，而且在寻找将会对他们有所教益的来访者。自从外国传教士被赶走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最近中国派来的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在美国的一些试验室和大学里对有关它们的设备和教科书的情况询问之详细，使他们的主人感到惊异不止。这些科学家正在制订一项迅速扩大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的计划。    现在有消息说，中国人的确是认真的。他们正邀请小泽征尔把他的知识传授给北京的中央交响乐团。江青对西方音乐的看法已经无人接受了。小泽征尔这位在中国出生的日本人，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他将把德国音乐知识传授给中苏分裂之前在俄国受过训练的音乐演奏者。

【南通社北京五月二十二日电】北京饭馆在接待人数不断增加的中外顾客方面越来越困难了。要在北京烤鸭店定一桌或在其它任何有名的饭馆用餐，都必须提前几天予约。    现在，《人民日报》已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    《北京日报》列出的数字表明，一九四九年，北京仅有二百万人口，就有一万家饭馆，而今天人口已增至八百万，却只有六百五十六家饭馆。显然，饭馆少的问题已不仅仅是涌到饭馆用餐的外国游客的问题了。    一九四九年营业的饭馆中有一半在解放后六年停业了。随后一些年份里又关闭了数千家，在文化革命期间，关闭饭馆达到了高峰。在饭馆吃饭被认为是同“提高阶级觉悟”格格不入的。    根据这种情况，已决定今年优先建大约三十家新饭馆。计划开放大约四百个职工食堂。    另一条关于吃饭问题的可喜的消息是，计划使一些原有出名的北京饭馆重新营业。为此已经开放了北海公园的“仿膳”，这家饭馆直到最近前还一直是专供江青享受的地方。在俯视北海的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饭馆里，前中国女皇慈禧所喜欢吃的一切美味佳肴样样俱全。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五月十日刊登加拿大《多伦多环球邮报》记者约翰·弗雷泽从北京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题为《北京简化文字，以提高识字水平》，转载如下：    讲英语的人一见“ＨＯＭＥ”这个字，便看到四个字母，并产生相应的联想。讲汉语的人看见“家”这个汉字时，也会产生同样的联想，但是这种联想并不是产生于四个字母，而是产生于这个字的形象。    这个“家”字有一个象征着房屋的屋顶，在屋顶下面是一头猪。这个字形一直保持到权威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几个月前公布的一个新的简化字表和“豕（猪）”字被去掉时为止。现在在屋顶（宀）的下面是个笔划较简单的人字了。    文字改革是分三步实现汉语现代化计划中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为了简化，使一般人学习文字容易些，以提高读写能力。比如，在最近公布的八百五十三个简化字表中，象“嚷”这个动词的新写法只要六笔，而原来需要二十笔。    对于那些正在把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对那些只受过基础教育的中国人来说，文字改革有迫切感。对于那些已掌握了繁体字的人来说，这显然就不那么迫切了。    文字改革是中国革命的两位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计划，因此，照官方人士的话来说，这就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    周总理一九五八年所作的一个指示的中心思想是为统一推行一项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来代替多种方言，最终开始推行汉字拉丁化（叫作拼音），最后以拼音代替汉字的平行计划。    汉语的特点之一是：一个广州人可以阅读一个北京人的来信，但是却不能同北京人交谈。在西方，唯一同这种现象相似的是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在各种语言中都是站得住脚的，虽然每个人的发音不同。    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文字改革。拼音在二十年前就正式规范化了，然而人们对此的兴趣减退了。鉴于政府仍以官方的名义全力主张拼音，因此很难了解准确情况如何。然而，很明显，拼音只在小学里教，即使这样，几乎也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性的练习。到了中学，为了尽量多学些单词就放弃了拼音。    再过几十年，除了最老的老百姓之外，普通话肯定将成为既成事实。全体小学生现在象过去二十年来的情况一样都学普通话。更为复杂得多的是文字改革。    在适应公制单位方面仍存在困难的西方人可能会犹予一下，然后对中国人略表同情，他们为吸收和掌握第一批简化字已花了多年，但还有将近一千多个字需要他们掌握。    在中国，如果这批新的拟议中的简化字被接受，那就要重新编写字典、教科书和公共标记。

【本刊讯】英国《新科学家》周刊二月十六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英国剑桥大学中文教研组在与电缆无线电通信公司合作下试制成一种中文编码器，可将汉字较迅速方便地变换为电子编码信号。其设计概念是将四千三百五十六个汉字排成一张可以卷在一个元形滚筒上的６６×６６矩阵表。滚筒的纵向转动，配合了一个可在横向上左右移动的透明指示器，即可指定表中某一字，然后促动一足踏开关即可将代表该字的信号送至编码器。编码的产生系在滚筒的一端装置一数字编码条，在光线照射下，条上代表滚筒纵向位置的数字码由光电二极管拾取，结合了指示器所发生的代表滚筒上横向位置的数字码，即可在编码器中产生一代表某一字的数字编码坐标位置。    这种编码器的运用操作和中文打字机相似，元筒上的字表相当于中文打字机的字盘，但容量大于打字机字盘中二千六百五十字，而且汉字不倒置，字比较大，便于阅读。指示器的运用与计算尺上的游标部分相同。如指示器的位置未曾对正而在两个字之间时按动开关，则电路将不会送出信号，以避免错误。    这种编码器原来准备用于电报通信，但因其输出为可以代表某一字或任何符号的数字信号，故这种设计也可推广至印刷排字，数据库编辑、甚至翻译，其输出可通过显示屏同时显示。剑桥的小组曾用其样机与一小型计算机配合，进行图书目录编排。如表中的字代以任意排列的英文字母，则也可用作保密编码通信，因表中字符数量多，可以提高编码保密的概率。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四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题为《台湾中文横写的论争》的文章，转载如下：    最近，台湾报纸对中文横写问题，争论得相当激烈，台湾官方也牵涉在内，但对中文横写应该从右到左，抑或从左到右？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中文横写自左至右还是自右至左，是一个老问题，早在五、六十年前，西风东渐后，这个问题就引起争论，但每次争论，都有自左到右和自右到左的两派，总是不得要领。    一九六五年，蒋介石生前曾硬性规定：关于中文书写问题，一律由上至下，由右至左。横写仍应由右至左。当时台湾“教育部”还特为此通令有关单位，说中文横写的这个方式，是保持“中华文化及历史的传统”决定。之后，颇有一些报纸表示支持，认为中文自古以来都是由上至下，由右至左，“从来没有人感到不便”；说提出中文横写应从左至右，显然是想“废弃固有文字而附和拉丁化的论调”。    甚至说，中文横写坚持由右至左    “不仅是维护中华文化‘独特性’的文化问题，更是一个与中共进行文化斗争的‘政治问题’。”    但这种论调立刻遭到反驳。台北《中华日报》认为这是可笑的谬论，它说：“反对（中文）横排的，（把中文横排）视为毒蛇猛兽，别说做，连说都不能说；一若中文采用横排的形式，中国文化即有沦于万劫不复的危险。”这种人，实为中文横排自左至右的“第一块绊脚石。”    该报更以台湾实际情况为例说，“中国人穿西装、剪短发，是直接仿效西洋文明；印刷品的横排，也是取法西方，（中文横排）为什么不可以考虑？”更有些莫名其妙的论调，竟说，因为“中共的报刊是横排的，我们要反共，就要反对横排！”甚至认为中文采用横排，就是与大陆“隔海唱和”。这种论调实在是中文横排的“第二块绊脚石”。    台湾公众认为这两块绊脚石，不但“抱残守缺”，而且是“故步自封”。    台北《联合报》四月十五日发表的一篇特稿说，“以现代眼光来看中文横写，若一律由右向左，那台湾便成了世界科学文明中的孤岛，化学变化的程式，数学四则的演算，全世界都自左向右，只有我们反其道而行，岂非自绝于世人！”    台北《民族晚报》认为中文横写由右至左是所谓“保存固有文化”的论调，其实是以“小气的民族主义及一种感伤主义为中心，却忽视了世界的潮流及科学性或合理性的问题。”    该报更举出目前中文自右至左的书写的缺点：写字速度无法提高，墨水未干而被手腕弄污，看不清楚排写的正确性，中文字的结构都是自左而右的；就是连口语化也是从左到右的，例如一般人说“胡”字的写法，都是说“古月胡”，“明”字则说“日月明”，而没有人说“月古胡”或“月日明”的。    台北《大华晚报》也说，中文横写虽然传统上是自右到左，“政府”（指蒋政权）也规定自右到左。但仍有很多场合是自左到右的，例如，电话号码簿、夹外文较多的中文书和有方程式、算式等中文书都是。    这些都是反对了蒋介石于一九六五年对中文应自右至左的规定。台北“中央大学”教授张铭远更说：一九六五年“政府（指蒋政权）的‘中文横写左书’的规定，该是出诸一种对于中国旧文化的误解所造成的。”目前台湾街头出现许多左右不一的招牌或文字。    最离谱的莫如“本日大卖出”的横额，居然成了“出卖大日本”，“包不退色”变成“色退不包”的混乱现象。    因此，台湾公众都希望台湾当局“不要开时代的倒车”，而应该“明文规定中文横写一律由左而右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