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五月八日发表记者冈田的述评，题为《中国近邻外交的成果》，摘要如下：    中国的华国锋主席和北朝鲜的金日成主席七日在平壤市民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可以认为是中朝首脑会谈的总结。从两个首脑的讲话可以相当明确地看到华主席这次访朝的目的。这就是中朝两国在“存小异求大同”的方针下，结成反帝统一战线，加强共同斗争。从完成基本目标这一点上看，似乎可以认为华主席的访问正在取得成功。    中国在排除四人帮以后，展开了积极的近邻外交，并谋求接近西方。今年一月，邓小平副主席访问了缅甸、尼泊尔，三月，李先念副主席访问了孟加拉国、菲律宾。同月在泰国总理江萨访华时，中国又表明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一系列活动是惊人的。中国这种外交的目的，集聚于一个目标上，就是：结成制止苏联进入亚洲的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尤其是北朝鲜在越柬纠纷中，表明支持受到中国支援的柬埔寨。或许可以认为中国企图通过建立金边—北京—平壤的轴心，以准备对付苏联、越南。北朝鲜虽然使用反对“支配主义”的措词，但是实际上，是在逐步靠拢中国的“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张，这也可以说是华主席访问的成果。    【共同社北京五月六日电】题：双方都强调“反对支配主义”，中朝可能在反对霸权问题上相互靠拢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主席和正在访问朝鲜的中国华国锋主席五月五日在平壤市举行的欢迎华主席的宴会上都使用了“反对支配主义”的措词，这说明两国过去在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问题上有分歧的外交方针可能已经相互靠拢，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金主席在讲话中谈及北朝鲜的外交方针时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支配主义。”    接着，华主席说：“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日益壮大，世界人民的团结斗争不断地给超级大国以沉重打击。这是国际形势大好的突出标志。”尔后，他赞扬北朝鲜“为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支配主义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反对支配主义”这个措词，在北朝鲜是从去年开始使用的。中国首脑引用这一措词是第一次。从华主席在讲话中的用法来看，中国似乎是把这一措词看作是和“反对霸权主义”相通的措词而予以评价。    北朝鲜本来就强调“自主路线”，实质上接受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一直展开加强同不结盟国家团结的外交。    在这一点上，同承认“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否定“三个世界理论”的越南不同。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五月九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威利斯的文章，题目是《美、中亚洲行动使苏联人担忧；克里姆林宫见到近期收益与远期风险》，摘要如下：    当苏联估量美国和中国最近在亚洲大角逐场和太平洋周围的行动时，它看到自己有两项近期的收益，但是远期的前景总的说来是不好的。    这里的西方分析家们认为，苏联人目前正在较多地注意亚洲，特别是注意中国新近活跃的外交。    克里姆林宫的近期收益是：    ——日本和中国在冲绳附近的尖阁列岛问题上发生了新的尖锐摩擦，看来这大概会使苏联所反对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推迟到明年。    ——阿富汗的政变，它看来已产生了一个亲苏的政府，并带来了一种前景，即与苏联长期合作，以抗衡西面的伊朗和东面的巴基斯坦的反共主义。    但是另一些较长远的事态发展使苏联感到忧虑：    一、中国的新的活跃。苏联人向一切听他们讲话的人警告说，中国最近到西欧去的使团都是要武器，而不是要做生意。英国空军元帅卡梅伦爵士在北京建议中英两国共享它们的反坦克知识以对付共同的敌人莫斯科，这样的讲话更促使苏联担心，中国人不仅是一个日益增大的外交上的威胁，而且也许真的会成为一个积极的军事威胁。    二、卡特政府对亚洲采取大量的新行动，包括蒙代尔副总统访问泰国和白宫助理布热津斯基即将访问中国。    三、印度显然决心改善它与北京、华盛顿和伦敦的关系。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不久前引人注目的苏中边境之行突出表明了苏联的忧虑。    苏联的根本忧虑是担心重新振作起来的中国真会更靠拢美国，从而让中国获得军事技能，华盛顿和北京一起在世界各地破坏苏联的影响。    布热津斯基在北京期间将受到苏联人的密切注视。这里的人士说，苏联人虽然早就对中美正式建交有所准备，但是他们对可能接着发生的事情仍然感到很担忧。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五月五日电】华盛顿新闻俱乐部今天对禁止记者随同总统的助手布热津斯基于本月晚些时候去中国访问一事提出了抗议，它说应当由宣传界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一件事情有没有新闻价值。    该俱乐部的主任、《洛杉矶时报》的伊顿直接写信给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表示不满，他还向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呈送了一份抄本。    伊顿说，这个抗议是经过该俱乐部理事会的七百五十名成员一致通过的。    这封信件要求布热津斯基“本着卡特总统的公开施政的信念”重新考虑这个决定，信件指出，这是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几个月来第一次访问中国。    伊顿的信件说：“当一位政府官员乘着政府的飞机进行一次由政府付费的访问的时候，应当由报界来决定这次访问的新闻价值。”    这封信件说：在整个一九七六年内，作为候选人的卡特曾许诺要“公开”施政并具体保证要结束“保密的”和“单枪匹马的”外交活动。    “他的首席国家安全顾问到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家去进行访问而不让带记者的做法，是对他的那些许诺的一个嘲笑。毫无疑问，卡特总统仍然相信公开施政的做法。”

另一方面就是布热津斯基。今年岁首，卡特总统作欧亚两洲七国之行，布热津斯基随侍。一些和他同机的美国记者事后告人布氏颇为意气风发，似乎认为打出了中子弹这一只王牌以后，美苏对立的形势，显见好转。卡特返国之后，三月七日，在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城韦克福雷斯特大学发表政策性演讲，对苏提出警告，显比圣母大学的演词为强硬。据《新共和周刊》主编奥斯本透露，这篇演词，为布热津斯基及国防部长布朗所联合起草，布热津斯基随卡特出国的时候，已在飞机上边，着手草拟讲词了。不用问，布热津斯基和布朗，都是中子弹的支持者。    到本月三日，《纽约时报》首先传出消息，认为是否要继续产制中子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两人，处于对立地位。万斯认为，盟国对中子弹既不积极支持，而美国一定要强加于西欧国家，那实际是“爱人不亲”的怪现象。美国既未准备完全放弃战略武器谈判，对苏联之反对中子弹，不能不加以重视。如果美国无视苏联的意见，其势将逼令苏联也发展中子弹，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如东流逝水，一去不回。布热津斯基则认为，西欧国家，处于第一线者，实为德国。德国虽曾表示犹疑，但最后已接纳了中子弹。荷比虽加反对，但不是第一线的国家。事实上，西欧盟邦，虽有反对中子弹的权利，但于行使权利的同时，已隐然承担了一个新义务，即是说，西欧盟邦，必要比前更能积极负起出人出钱的义务，来防卫欧洲，对抗苏联。    到了第二天，《纽约时报》再传出消息，认为国防部长布朗，起而调停于布万两人之间。认为既不必继续产制下去，亦不必完全取消，应予以不定期的停制，借此来逼令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上作一定之让步，如果不让步，中子弹仍是呼之即来的。    布朗的建议，颇符合卡特走“之字路线”外交的胃口，卡特将本此来作决策，已为一般人所料到，到四月七日，卡特果然表示接纳布朗的建议了。    事后追思，首先要认定，万布两人，都是谋国以忠。其所以出现歧见，由于思想上有经济本位与军事本位之不同。万斯—沃恩克路线，认为今天的美国经济，实在负不起沉重的扩军负担，以经济本位为出发，美国对苏的军事对抗，能推得愈迟愈好；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只要苏联还肯谈，就不要让它走上绝路。布热津斯基—布朗路线则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不能以第二流的军事强国为出发点，如果有踏中苏联的痛脚的武器而加以放弃，那就只有变成为第三流军事强国的份儿。    其次，我们又不妨认定，卡特的外交，不能说是强有力的外交，但终比之福特时代的单程路的缓和政策为好。至少内阁里边，有两条路线，而卡特又有两只耳朵，其外交表现，必然是一个大“之”字，而苏联无法不猜谜。    说到最后，让人家猜谜，不等于取得外交上的主动权，如果苏联作这样或那样的反应，而美因缘迁就，那就是太阿倒持之局了。（下）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五月七日刊登该报华盛顿分社外事记者特里惠特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万斯—布热津斯基之间的激烈斗争》，摘要如下：    关于卡特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所发生的内部斗争，我们了解的情况不很多，但是已足以令人非常感兴趣。    在卡特周围，在增进公众对事情的了解的努力中存在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据说是温和路线派，以国务院的万斯国务卿为首。另一个集团由强硬路线派组成，围绕在白宫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周围。    据那些对苏联抱有最大的猜疑情绪的人们说，第一派过于唯心地容忍苏联的诡骗，倾向于反对发展必要的武器而主张实行军备控制。对那些断定必须使缓和存在下去的人们说来，第二派受到已经过时的力量观念的束缚。    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不时在策略方面发生相当大的分歧意见。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在目的方面存在分歧。如果说摩擦引起真正的激烈情绪的话，看来这是由于这两个人手下的激烈对立的助理人员造成的，而不是头目人物造成的。    布热津斯基是一个理论家和分析家，总是认识到表面上似乎毫无关联的问题和事件之间的联系。他比万斯来得反复无常。有些密切注视他的人说，他的最大弱点在于，他难以根据具体情况实行政策和运用理论。    另一方面，人们认为万斯是个谨严的律师，主张有条不紊地办事。他不象布热津斯基那样有时热情迸发，而是提出各种办法，提出建议，并期望有理性的人们根据这些办法和建议的优缺点来加以处理。据一些同他共事的人们说，他的最大缺点是他倾向于孤立地处理问题，未能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格局内加以考虑。    两个这样的人在具体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他们对苏联渗入非洲一事的态度，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在莫斯科扶植下的古巴军队在安哥拉和非洲大陆的军事上处于左右一切的地位，这是对美国意志的考验。    在布热津斯基看来，对这种挑衅行动需要在有限的人力物力的范围内作出最大限度的反应。他认为，必须使苏联明白，在全球称雄是代价巨大的。同时也必须使美国公众对这种挑战有所了解，并使他们动员起来应付超级大国关系中今后将会出现的冷淡的时日。然而，苏联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从来不曾清楚地讲明的。    万斯也认识到这种挑战，虽然他不是从这样紧迫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挑战。但是他也知道，以美国人目前的心情而论是绝对不会同意在非洲冒风险的。他在一种几乎一定会被人称为恐吓的行动中只是看到危险。他在设法通过外交活动防止危险扩大到那些卷入在罗得西亚发生的冲突的国家的同时，主张采取慎重的作法。    这种分歧意见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发出一系列使人思想混乱的信号。在卡特几个星期前在韦克福雷斯特大学就美苏关系发表一次咄咄逼人的讲话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在旁着重指出这次讲话的强硬态度。但是在过后不久万斯去莫斯科重新恢复武器控制的谈判的时候，他的态度决不是咄咄逼人的。他这次谈判的一个明显的结果实际是，双方默许或者明白表示一致同意降低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进行的公开辩论的激烈语气。

【合众国际社罗马五月九日电】莫罗的尸体被发现时，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来决定是否有可能采取某种象征性的“宽大行动”，使得这帮歹徒感到满足，从而帮助他们释放莫罗而不丢面子。    电视台新闻广播员在一项特别广播节目中宣布莫罗的死亡时哭了。    众所周知是对恐怖分子采取强硬路线的内政部长科西嘉呜咽地对记者说：“红色旅想要制造内战状态。但是，我们将取胜，民主将取胜。”    警察在莫罗的家的周围布置了警戒线，那里隐居着莫罗夫人和孩子。    【安莎社罗马五月九日电】意大利国家元首利昂纳就莫罗遭暗杀一事向全国发表声明如下：    “每一个意大利人都知道，不管他对国家的政治条件持什么看法，他对恐怖分子和国家之间的斗争是决不能持消极旁观的态度的。    “因为每一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一部分、民主制的一部分。恐怖分子破坏民主制，也就是破坏你们作为公民的权利，破坏你们的工作、你们的愿望和你们子女的愿望。    “应当而且必须把他们孤立起来，因为他们反对的不是压迫性政权，他们要摧毁的是世界上最有自由的民主制。”    利昂纳还对莫罗的家属和基督教民主党表示慰问。    【美联社罗马五月九日电】今天在罗马闹市区的一条街上停的汽车中发现了手脚被铐的前总理莫罗的血污尸体，他是五十五天以前被红色旅绑架的。警方说，他们在这辆汽车上发现了五个弹壳，这辆车是红色的雷诺牌，罗马市的牌照，后来断定这辆车是偷来的。    这辆车是在十三点三十分（格林威治时间十二点三十分）在一条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发现的，这条街与共产党总部平行，离天民党总部一箭之遥。    莫罗的尸体用兰大衣覆盖着，用红毯子果着，放在汽车后坐前面。    安德雷奥蒂总理的高级助手埃万杰利斯蒂首先正式证明这是莫罗的尸体。    数以百计的老百姓集合在莫罗住宅外面。    前总统萨拉盖特说，“莫罗的尸体是现已死亡的第一共和国的尸体。”

【本刊讯】西柏林《柏林晨邮报》五月六日报道：    这几天，苏联通过空中桥梁，把大约十万士兵从苏联的军营运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与过去一样，只有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这条航线。这些飞机在军人的监视之下，在苏联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军用机场降落。    北约总司令部指出，通过航空来换防，有力地表明苏联战略范围的运输能力。    大型军事运输机队作为后方的储备力量，这是有着深远意义的。

【路透社华盛顿州斯波坎五月六日电】卡特总统在结束他的为期三天的西海岸之行时强烈地谴责苏联在非洲进行军事干涉，并指责它以“固有的种族主义”态度对待黑人。    总统在他的科罗拉多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之行结束时的心情是富有战斗性的，这表明他决心争取提高人民对他的政府的信心，抵销民意测验中表明他威望下降的情况。    卡特先生在他的讲话中透露，他曾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出好几封秘密信件，提出这样的警告：俄国和古巴在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地方的活动危害了缓和。    【美联社华盛顿州斯波坎五月五日电】卡特总统今天说，苏联存在一种反对黑人的“固有的种族主义”，他并且说，俄国人通过出售武器在非洲制造战争。    卡特在这里举行的一次“市镇会议”上，还为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辩护，他说，美国强调人的自由和宗教的价值观念，最终将会取得超过苏联的影响。    卡特是在有人问起美国对于俄国人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动采取什么政策时说这番话的。    卡特然后猛烈抨击苏联对非洲的政策。    他说，“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进入一个政府正在变动中的国家的时候，他们主要输入的东西就是武器，而且向他们购买武器要比向我们购买来得容易得多。”    卡特预言美国政策将会取得成功，谈到苏联人，他是这样讲的：“我认为他们弄错了。他们不知道在非洲存在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他接着说，在一个民族政府借助苏联的武器成立之后，“那个国家的人民几乎毫无例外地要苏联人滚出去而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八日电】题：违背事实    塔斯社评论员彼得罗夫写道：    美国总统卡特最近在华盛顿州斯波坎讲话时粗暴地歪曲了苏联的非洲政策。例如，他硬说似乎是苏联在挑起非洲的战争，尽管众所周知，苏联坚决力争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边界不可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发生的冲突。    我国无论在非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都不为自己寻找好处和特权。我国政策的宗旨是同一切国家人民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帮助他们胜利地走他们自己选择的民族独立与进步的道路。非洲和其他洲的年轻国家高度评价苏维埃国家在建立独立经济的基础、培养本国专家干部方面给予的无私援助。如果某个独立国家遭受外来的进犯，忠于自己原则立场的苏联，正如出现这种情况时一贯所做的那样，站在侵略的受害者的一边。    正是那些现在试图诬蔑苏联的人，实质上在非洲和近东扮演着纵容侵略者的角色。    非洲、近东，还有世界其他地区切身感到，帝国主义垄断集团，首先是美国垄断集团正在积极利用加剧冲突、互相提出领土要求、唆使一些国家反对另一些国家的政策，以便在有石油和其他宝贵原料的地方，在有重要海上航线通过的地方加强自己的控制。    如果说至今近东问题尚未得到无所不包的和平解决，则对此应负责任的既是美国，也是自己的侵略行动得到了华盛顿支持的以色列。如果说纳米比亚、津巴布韦问题在南部非洲尚未得到公正的解决，则美国的作用在这里也是非常明显的：美国竭力在这些地区加强其垄断集团的地位、把新殖民主义强加给它们。如果说，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尽管已经停火，可是两国关系尚未得到和平解决的话，那么在这方面也有美国助理国务卿穆斯不久前摩加迪沙之行的影响，他并不掩饰，他的使命的目的就是利用索埃冲突保证美国在索马里的影响。美国总统指责苏联“挑起战争”，这种做法看来至少是一个粗暴的手法。为美国总统起草讲话稿的人们显然缺少客观精神，没有说出非洲的真相。    不由得会产生一个问题：美国总统为什么要歪曲苏联的非洲政策并硬说苏联“对黑人有种族主义成见”呢？答案是明显的：为了加紧打入非洲并拯救非洲现有的种族主义政权，美国很想给苏联在世界这个地区的政策抹黑，而把自己装扮成非洲人民的“朋友”。

【合众国际社伊斯兰堡五月十日电】阿富汗新任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塔拉基昨天宣布了他的政权的一项三十点政纲，强调要“加强武装部队”，并保证让妇女在国民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    塔拉基在军人政变后上台还不到两周。他说，在国际事务方面，阿富汗拥护联合国宪章，但是他保证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事业。    他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这里收听到的喀布尔电台广播的这位领导人的讲话历时二十五分钟，是用普什图语讲的。    塔拉基在电台广播的讲话中保证实行土地改革、对所有儿童普及初等教育和结束历来统治阿富汗的陈旧的封建制度。    塔拉基说，他的政府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许多人认为塔拉基是一个亲苏的共产党人。    他说，政府将“加强阿富汗武装部队，以捍卫革命”。    【路透社喀布尔五月八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阿富汗新的左翼政府对高级公务人员和统治这个国家达百年之久的王朝成员进行了一场大清洗。    这些人士说，大约六十名外交部官员被解除了职务，绝大部分大使也被要求离职。    喀布尔的外交官证实，他们通常与之打交道的外交部高级官员不见了。这个部过去是由已故总统达乌德的兄弟纳伊姆控制的。    这些人士说，内政部和武装部队也由于对统治阿富汗大约一百三十年的穆罕默德皇族的清洗而大受影响。    内政部控制着准军事的警察部队和其它治安情报部门，这些部门正在进行全面大改组。    这些人士说，阿富汗的所有省长均被解职，而由军人接替，新闻部、巴赫塔通讯社、阿富汗电台和政府办的《阿尼斯报》及《喀布尔时报》的主要人员都换了。    这里的外交官和外国企业界人士说，他们看到住在他们邻近的前皇亲在仍然有效的宵禁时间夜晚十一点以后搬出了他们的住宅。

【法新社德黑兰五月九日电】在阿富汗发生政变（它使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集团上台执政）两周之后，这里开始在亲西方的中央条约组织的范围内采取支持巴基斯坦的行动。    人们普遍认为，巴基斯坦是中央条约组织中薄弱的一环，这个共同防御联盟还包括伊朗、土耳其、英国和美国。    伊朗国王昨天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克利福德·亚历山大将军举行了长时间会谈，研究了阿富汗政变对巴基斯坦可能产生的后果。    亚历山大将军后来会见了伊朗军事负责人。    巴基斯坦外长阿加·夏希今天在这里同伊朗国王举行的会谈中也表示巴基斯坦对这种新局势所感到的不安心情。    中央条约组织军事部门预期不久就将在安卡拉开会，根据喀布尔政权改变的情况来研究战略。    伊朗和中央条约组织的强硬派都强调内部颠覆和苏联从埃塞俄比亚与南也门的基地进行扩张的危险性。    自阿富汗政变以来，这些忧虑是尤其加重了。    卡特总统最近以坚定的词句重申了伊朗同美国的联盟。带头要求采取措施来增援巴基斯坦政权的看来也是伊朗。    据可靠人士说，中央条约组织的攻势有着双重的目的：首先是使巴基斯坦（在孟加拉之战期间，巴基斯坦没有得到中央条约组织的支持）放心，这一次它是可以指望得到这个联盟的支持的；同时也要警告苏联，为扩大阿富汗地盘而采取的行动将会遇到武力的反击。

【时事社东京五月九日电】题：首相在内阁会议上说，打算以日中友好为前提来处理缔约谈判    福田首相九日在内阁会议上介绍了日美首脑会谈的内容，同时，就首脑会谈中提出的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说：“今后仍打算以日中友好为前提来处理这个问题。”    【时事社东京五月九日电】题：首相在众议院作访美报告，说对“日中关系”的基本方针不变    福田首相于九日下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作了访美报告，各党对此提出了质询。在报告中，首相强调了访美之行的成果，他说“日美首脑会谈是极为充实的”。此外，首相还就当前的各项悬案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尽管发生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等岛屿，下同    ——本刊注）领海问题，在日中双方都得到满意的情况下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这一基本方针丝毫没有改变。首相还将在十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作访美报告，并让各党提出质询。    鲸冈兵辅（自民党）等六人对首相的报告提出质询。各在野党就今后的悬案重开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问题询问了首相的见解。    对此，首相说：“关于日中条约问题，在认为重开谈判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发生了尖阁列岛的不幸事件，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又强调说：“在日中双方都能满意的情况下缔结条约，迄今为止的这一基本方针丝毫也未改变。”这番话表明，首相今后想把堂胁公使和王晓云之间的接触再推进一步，以便在更高一级的会谈中寻求打开局面。关于重开日中条约谈判和尖阁列岛问题，虽然首相以前说过“要以更明确的方式解决尖阁列岛问题，在此基础上……”，但在国会会议上首相亲自谈及“更高级会谈”，这还是第一次。    此外，有人问：“尖阁列岛事件不是中国的霸权行为造成的吗？”首相回避作明确判断。

我给国民党出过不少的力，也挨过不少的骂，没有我雷某苦心焦虑，预为布置，现行宪法绝对不会这样完成的。我一生做事，总是抱着朱子家训所云：“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这也是我母亲的遗训：“为人要刚直，办事要明辨是非，一切要预为布置。”民国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宣传会报》上，由于《自由中国》半月刊于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这一期上，登载余燕人等《抢救教育危机》一篇读者投书，由曾在汪伪组织担任过宣传（部长）工作而又投降过来的陶希圣肆意挑剔，提出诬陷之辞，蒋总裁不察，闻之大怒，未看原文即将我开除党籍。此后我虽觉“无党一身轻”，但听到老百姓喊国民党为狗民党，心中极为难过，不料国民党的声誉竟一落千丈，特务随时随地之鱼肉人民，当为其重要原因之一也。    最后特为我公进一言者，即“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主政者宣布的政策，必须身体力行，方可赢得人民的信任。孔夫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夫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我们在大陆之失败者，失去民心，当为重要原因之一。惟如何可以获得民心，就须以法来治国，一言必须实践，庶可言行一致，不准特务机关和警察机关随便捉人。    对于特务和警察人员的素质，尤其是特务人员，务须特别精选而加以严格训练。    如龙山分局之逮捕印刷所老板，并要交保释放，且要随传随到，而且盖上四个手印，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特务，不分青红皂白而将业已印就而在装订中之《我的母亲》一书，全部捆载而去而予以没收，这是大大的违反法纪，损害国家及我公的声誉，也就是没有遵守我公今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立法院口头施政报告中第三点、第五点和第六点。这类作法，我公如不严厉加以纠正，我公今后说话，人民谁会来相信呢？这样下去，就会丧失民心了。    至于民国四十九年，我公与蒋故总统制造一件轰动世界的“雷案”，我固家败人死，政府在国内外的声誉损失尤大，只要看看当时国内外舆论，即可明瞭一切（注）。蒋故总统当时如能听信忠言，何至于弄到今天“国将不国”的样子。最近某公，回国来告诉我说，我已成为英雄和自由民主的斗士，而蒋故总裁正在被鞭尸，将介公比作慈禧太后、袁世凯一类人物，我公想已有所闻矣。我也看过若干篇，因为这类刊物是禁止入境的。为挽救危亡计，我公今后不仅要以法治国，且要部属严格遵行，不得有口是心非假公济私之处，对于警察和特务人员，务须精选而加以严格的训练，时时注意其所作所为，庶可不致祸国殃民，使我辈死无葬身之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已放弃大陆而逃来台湾，今后再无地可逃了。    以上全系为国家及领导人我公着想，毫无半点私人企图。我虽行将就木，但不能不为国家前途着想，不能置中华民国于不顾也。    专此奉陈，敬颂勋安    雷震民围六十六年十月十日，时    年八十有一。    （注）“雷案”中我的两项罪名，是国民党预先布置的，一本厚达数十页的《自由中国违法言论摘要》的小册子，在我被捕的九月四日下午五时，即由沈琦、陶希圣、曹圣芬三人出面邀请台北报社记者和主持人在台北宾馆宴会，当场散发，请各报馆次日登出，民间报纸只登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文章的题目。这件事在“出版法”上，国民党是违法的。该小册子所谓《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文章是有利于共匪之宣传，完全是曲解、罗织和诬蔑，无论在今天那个文明国家里，不会有这样的解释。说这些文章是有利于共匪之宣传的话，完全是没有良心的人可以说得出的。    我的第二个罪名，是“明知刘子英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这是警总特务威吓利诱造成的，其条件是政府养活其一生。故刘子英一到军监，即遭受刑人殴打，骂他出卖主人，没有良心。军监怕出事，故隔开一间房子让刘子英一个人住，所以军事法庭不准刘子英和我对质，不准我的律师梁肃戒和刘子英谈话。这又是违反刑事诉讼法和军事审判法的。    我在看守所期间，有一晚天气闷热睡不着而出外散步，有一位穿军便服的军官，劝我不要上诉，何必多花冤枉钱。他对我说：“雷先生，我对你很景仰的，你在大陆上在政府搞过二十年，还不知这个政府么？上诉还是十年，你今年已是六十四岁了，坐狱十年后也不能有所作为了，如果你是五十四岁，一定要判你无期徒刑的。”我答说，我全不知道。会见家属时是不准谈案情的。    再陈者，我公接到此函后，如一个月内不令特务机关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将于法无据而没收了《我的母亲》一书发还，和不撤退我公口口声声称道大陆共匪无人权而台湾人民享有“人权”的障碍物，即在我家门前监视我的大批特务和出门跟着我的特务汽车，我一定将此信公诸社会，以求社会公正舆论的批评，如台湾报刊惧不登载，我只有向国外发表，盖一个人到了山穷无路可走之时，只有诉诸社会之公正舆论也。（四完）

【本刊讯】法国《晨报》五月五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对于在巴黎的中国副总理来说，这是二○○○年的薄玻璃橱窗》，摘要如下：    中国经济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谷牧副总理和他的代表团，昨天开始了解法国工业的现代成就。中国技术人员在运输部长勒特尔的陪同下，无论在地铁快车网还是站在协和式飞机前，都拿着笔记本在记录。在第一次长征中，中国共产党人就由于利用了来自各方面的技术而变得强大了。第二次长征，即今后二十年内把中国引导到世界第一流工业大国的长征。    今天，中国认为，“红”与“专”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尽管它在用尖端技术装备自己以弥补文化革命损失的时间方面，首先想到的是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可是它也试图唤醒它的公民注意在中国以外发生的事情。    正是应该这样来解释中国代表团目前在法国的访问。这个代表团除了象谷牧这样的专家而外，还包括一些省革委会副主任，即负有重大行政责任的中层干部，北京政权决定让这些干部了解工业化世界。    因此，这二十九个中国人昨天几乎每人拿本笔记本，详细记录了鲁瓦西机场使他们看见的往往是值得赞美的一切东西：巨大仓库中的协和式飞机机身，控制塔银屏上的光点信息，透明软管和飞行登记卫星网。谷牧强调说，“中国人民一直敬佩”法国人民的“劳动热情、智慧和革命的首创精神”。在经过汽车停放处时，谷牧问他的东道主勒特尔和巴黎机场主任德雷菲斯：“这些汽车都是工人的吗？”答：“是的，是机场和法兰西航空公司的工人的。”    【本刊讯】法国《费加罗报》五月五日刊登安娜—玛丽·罗梅罗的文章，题目是《谷牧访问巴黎：巴黎和北京之间的大计划，但竞争将是激烈的》，摘要如下：    巴黎和北京加快了步伐。这是从中国副总理谷牧自五月二日以来在法国进行访问的头几天中得出的印象。因为从五月三日起，中国访问者的计划上又增加了一次会晤，这就是德斯坦确定五月十一日在爱丽舍宫会晤他。人们还获悉，下一次法—中混合委员会会议预定在夏初开。    在巴尔访问中国几个月之后，这种加快步伐，加强了人们正在制定重大计划的印象。人民中国开始进行一场经济现代化的运动，它指望西方多提供物资。在这个方面，自从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和戴高乐开始的接近以来，法国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伙伴。在那时，阿尔斯通公司和贝利埃汽车厂就赢得了合同。运输部门好象始终使中国人感兴趣，因为在谷牧的计划中包括参观这两个企业，以及巴黎大区地铁快车网、国营宇宙航空工业公司和鲁瓦西机场。    谷牧在走出马提翁大厦时强调了两国共有的国家独立的理想，而巴尔强调“在对世界问题方面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看法”，并强调合作必须“达到一九六四年开创者们所建立的那种政治和战略的水平”。谷牧和巴尔在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对世界平衡的危险的看法上是一致的。    然而共同点就这么多。因为，且不说两国社会制度的不同，法国和中国在缓和这样一个如此微妙的问题上立场是完全对立的，巴黎把缓和作为它的信条，而北京却继续把缓和看作是“一种烟幕。”但这并不妨碍法国工业今天享有一种好感。但是为了取得这个八亿消费者的市场，竞争将是激烈的。尽管波恩目前正在接待勃列日涅夫，如果德国的买卖提供的好处比法国的买卖更多的话，令人担心的是，北京在作出选择时是不会难为情的。    【本刊讯】法国《巴黎日报》五月四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谷牧副总理的访问，中国在欧洲超级市场》，摘要如下：    华国锋和邓小平的中国也是已故周恩来总理的中国：周恩来在医院病床上慢慢去世之前几个月，曾发表了一篇类似遗嘱的有力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许下诺言，要使中国在工业和工艺方面有最光辉灿烂的前途。他当时还说，应当赶上世界其它工业化国家，并成为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最强大的工业国之一。而实际上看，从他逝世以来，特别是从清除了他的敌人——四人帮以来，中国给人的印象是要抢回丧失的时间，希望能发展得更快些。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只靠“自力更生”，中国领导人、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领导人频繁地邀请全世界的工业家，特别是欧洲的工业家。五月二日到达巴黎的，要在法国逗留十天，然后去瑞士、奥地利、英国、联邦德国和荷兰继续执行其了解情况使命的这个代表团，是自邓小平一九七五年访问巴黎以来访问过欧洲的最重要的代表团。该代表团包括二十九个重要人士，其中有一位副总理谷牧，一位部长和两位副部长…    因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经济和工业革命，它打算看一看西方各国，特别是法国在这方面搞得最好的那些东西。马提翁大厦人士说，这次访问是法国和中国之间进行互访的一个重要阶段。谷牧的使命主要是了解经济情况。正在进行广泛的经济现代化宣传运动的中国不仅想了解西方所有的最新成就，而且要看一看这些国家在工业和整个工程设施的合作方面可以向它提供哪些东西。在一九七七年的法—中贸易往来中，法国有逆差，但八个月来，北京不断派出代表团访问欧洲，以便迅速使其经济现代化，并获得必要的先进工艺。这位中国副总理是在一个月前欧洲经济共同体与中国签署了一项优惠贸易协定之后不久到达法国的。

【路透社成都四月二十七日电】（记者：普里切特）在中国西部的四川省，粮食、水果和蔬菜长得非常快，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生机勃勃的工厂，使四川人成为中国最富裕的人。    但是，在前几年，四川人不好好利用这些优越条件，却大搞激烈的派性斗争，造成了严重不和。结果，四川省的口粮不得不靠从外省运进，工业也濒于破产。现在据说已经全面好转了。但是，四川省的负责人说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补回损失。他们计算了损失，同其他地区一样，也开始提倡科学技术和改进管理方法。    四川省位于长江中上游，面积为五十七万平方公里，比法国或英伦三岛的面积还要大。正如当地负责人所说的那样，四川是“天府之国”。四川省有九千万人口，境内有四条大江和许多历史悠久的水利设施，整个地区潮湿多雨、云雾蒙蒙，适宜种植多种作物，生产的粮食绰绰有余。    但是，四川省过去十年一直很混乱，对外国人不开放，据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何郝炬说，那里“以武斗出名”。他说，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期间，以江青为首的激进的“四人帮”扇动起的极端思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四川省被弄得瘫痪了。何对外国记者说，工人呆在家里不上班，农民不愿管理地里的庄稼，“各级”行政部门“被搞得一团糟……连党的领导机关也遭到攻击，不能正常地领导工作”。    他还说，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期间，公社社员的收入下降百分之十八，四川省的工业产值损失一百多亿元。    在一九七六年十月逮捕了“四人帮”之后，整个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四川又开始向外省供应粮食了。何郝炬说，去年，粮食产量增长百分之十，油料作物的产量增长百分之二十，棉花产量增长百分之五十。何郝炬说，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钢产量增长百分之五十。    到这里来参观的一批记者没有能深入到公社听一听农民自己对这一切的看法，但是，他们在汽车上沿途看到的景象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庄稼长得很高，人站在地里只能露出脑袋。路边的集市生气勃勃、熙熙攘攘，农民们在出售自己在小块自留地里种植的蔬菜和饲养的家禽牲畜。每个镇上至少都有一家茶馆，里边挤满了喝茶的人，大家都坐在竹椅上，用小碗喝茶。    在中国其他地区，社员们的住房都是集中盖在最贫瘠的土地上，四川却不同，土地到处都很肥沃，搬迁毫无意义，因此，社员的住房仍同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政权前一个样：家家户户住的都是宽敞的茅草房子，门前有个小院，四周用竹篱巴围成独家住的院子。    四川省的负责人计划开发本省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以推动工业发展。四川省的天然气非常丰富，成都的公共汽车顶上都装着一个盛天然气的大橡皮囊，用天然气作燃料开动汽车。    四川第一棉纺印染厂是一九五八年建的新厂之一，有十万纱锭，属成都市所有，去年提供的利润刚刚超过一千万元。该厂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曾濒于破产。厂革委会副主任杨海路（音）说，当时，厂里的八千三百名工人处于无政府状态。    该厂可以年产八千万米布，但一九七三年只生产了一千万米。一九七五年提高到五千二百万米，一九七六年下降为三千万米，去年又提高到六千二百万米。该厂打算抽回为成都市提供的部分利润，用来使工厂实现现代化，争取到一九八○年能使产量比现在提高一倍。    杨还说，为了提高产量，厂里正在讨论奖金制度。该厂工人中女工占百分之六十。现在，工人月薪最高的是九十二元，最低的是四十元，平均为四十九元。    柑桔研究所位于重庆以北约三十英里的地方，研究所的科学家正在努力研究柑桔新品种。他们说，为了赶上先进水平，他们正在加紧工作。    研究所副所长沈朝明（音）说，在极端主义盛行的年代里，从事理论工作的科学家都被骂成是“走白专道路”。研究所的大部分人员过去都是偷偷摸摸地搞研究。近来最大的变化是，他们现在每周用于政治学习的时间只有四个小时，比过去少了一半。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四月三十日刊登一则消息，题为《国宝仿制品外销激增，外国酒店等大量订购》，摘要如下：    中国出土文物来港展出，不但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注意，更掀起了一股仿古热潮。    本港的一些仿古制品工厂，最近亦受到这股热潮的影响，大量仿制一些具有价值的出土文物，远销海外市场，受到顾客的欢迎。    这些仿古铜制品如飞马踏燕、长信宫灯，仿古泥俑、唐三采马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出土文物，成为热门畅销的仿古铜制品。    据本港福艺铜器制品厂的东主陈政忠说，由于近年来中国出土文物在各地掀起热潮，本地的一些仿制文物的铜制品也受到外商的欢迎，纷纷前来订货，生意大增。就以该公司为例，单是本月的营业额就比上一个月增加了一倍多，订单由本月开始一直接到明年二月，生意越做越大。现在他们要日以继夜地开工赶货，以供应外国客商的需求。    陈政忠又说，仿古铜制品中又以“飞马踏燕”制品最受欢迎。最近，他们接到美国一间酒店三十多万元的庞大订单，就是要求他们制造六千支“飞马踏燕”仿古铜制品。    本港的仿古铜制品市场，以出口为主，外销达到百分之八十，内销则占百分之二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