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国《费加罗报》五月六日、七日合刊以《华国锋到北朝鲜进行第一次出国访问》为题刊登一篇评论文章，全文如下：    华国锋主席星期四（五月四日）乘火车离开北京，于昨天到达平壤进行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自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进行的第一次出访。华受到了他的北朝鲜同事、前往平壤车站迎候的金日成元帅的热烈欢迎。    选择北朝鲜进行这次访问是不足为奇的。这一国家是中国的近邻，两个首都一直保持着“史无前例”的关系。然而，观察家们强调指出，这次访问是属于北京三个月以来发起的外交运动的范围之内，以便加强它在亚洲的突出形象和影响。    实际上，这次访问是在副总理邓小平和李先念访问缅甸、尼泊尔和印度次大陆之后进行的。中国领导人担心苏联在这一地区立脚，在东南亚的越南社会主义的“扩张主义”意图也势必使他们发怒。    实际上，河内和北京之间的吵声不断提高，特别是越南实行私人企业国有化使得西贡堤岸的中国商人深受其害之后。目前，这些人通过各种办法离开这一国家，这引起北京强烈的不安，北京正密切注视着这一事件。    河内指责在越南的某些华侨散布惊人谣言以“毒化双边关系”。然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承认，中国人突然卖掉他们的财产，购买贵重物品和“非法”越过中国边境。    在国内方面，中国正继续恢复在文化革命期间停止活动的各种群众组织的名誉。工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有四千九百万名团员）正在恢复活动。它们将于今年十月份举行十一年来各自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青年团今后被说成是中国青年在国家建设和实现国家现代化中的“突击队”。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五月五日刊登克伦普的一篇评论，题目是《北京开始了新的访问活跃季节》，摘要如下：    在北京送往迎来川流不息：党的主席兼总理华国锋今天离开了首都，第一次出国访问。这次是到北朝鲜进行访问，在那里他将是金日成主席的客人。    华因此打开了中国访问外交的新篇章。迄今为止，他接受了访问贝尔格莱德和巴黎的邀请。日期还没有商定。如果罗马尼亚党的首脑齐奥塞斯库本月访问北京，那么肯定还会有访问布加勒斯特的邀请。    从五月二十日起，卡特总统的顾问布热津斯基将在北京访问三天。布热津斯基想迅速推进同中国的关系，这一点在北京并不是一个秘密。他第一次的重大国外使命使他在自己的职权和任务的范围内，有一个向国务院及其头头万斯炫耀自己的机会。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五月五日刊登巴特菲尔德发自香港的一篇专稿，标题是《华动身访问北朝鲜人，首次出访》，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总理今天动身前往北朝鲜，这是自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前往莫斯科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访。    据认为，华这次出访是为了提高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国际声誉而做的努力的一部分。这次访问还反映了北京所奉行的比较积极的对外政策。    华第一次出访选择了中国最亲密的盟国之一朝鲜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最近在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时把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放在优先地位，这既是为了抵销苏联的影响，也是为了提高它自己的威望。

【本刊讯】圭亚那政府报纸《圭亚那纪事报》五月六日在国际版刊登了路透社—加勒比通讯社的消息，题为《华开始对北朝鲜的访问》。    消息说：中国领导人华国锋昨天开始了自从一九七六年继承毛主席以来的第一次对国外的访问。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的人出来挥舞花束欢迎他。    消息又说：金主席说，中国共产党主席和总理的访问表明了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赠送了名为《鲜血结成的战友》的塑像，这坐塑像象征着中国和朝鲜军队之间的友谊。    五月四日，《圭亚那纪事报》刊登了路透社—加勒比通讯社题为《华即将访问北朝鲜》的消息和华主席的照片。    消息说：华的访问是中国执行更主动的开展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又一步。消息还提到今年早些时候邓副总理对缅甸和尼泊尔的访问及李副总理对菲律宾和孟加拉国的访问。    反对党人民进步党机关报《镜报》三日和五日分别刊登了题为《华去朝鲜》和《对华的盛大欢迎》的消息。《镜报》报道说：“记者说，据说华还将访问法国、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西方记者称这一事态发展表明中国在打破闭关自守状态。”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五月五日以《本世纪外交史上惊人之举》为题，译载日本《朝日新闻晚刊》刊载的《尼克松回忆录》片段，全文如下：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黄昏七时半，我从加利福尼亚州布尔班克一个电视台的播映室对全国发表讲话，我的话语，引起了本世纪外交史上一项最大的惊奇。    我开腔说：“我请求了这家电视台今晚给予时间以宣布我们在建设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所获得的一项重大发展。”然后，我宣读了一项正于那个时候在北京发出的公报：    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要求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愿望，周恩来总理已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一个适当的日期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已愉快地接纳了这项邀请。    在这项简单的公报背后，存在着逾两年复杂而果断的外交讯息和谈判。对中国所采取的主动，实际上是历史上一桩令人感到意外的事情。    在我的就职演词中，我已经隐晦地提及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谋求一个开明的世界，……一个没有民族（不分大小）生活于孤立中的世界。”不到两周后，我于二月一日写信给基辛格，表明我们尽力鼓励政府探讨与中国方面恢复外交的问题。我补充说：“这当然要秘密地进行，并应当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作公开宣传。”中国方面忽视了我们致送给他们的几个较低级别的讯息，而直至一九七○年，我们才开始认真地着手打开对话。    第一个认真的公开的对中国的主动，是于一九七○年二月采取。当时，我向国会呈交第一份外交政策报告，其中，有关中国问题部分是这样写道：    “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和重要的人民，他们不应当从国际领域中被孤立开来。    “我们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所基于的原则，与指导我们对待苏联的政策相似。美国的政策，不可能很快会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对于采取改善与北京的实际关系，确实感到兴趣。”    北京的领导人显然了解这个报告的意思。两天后，在华沙与美国大使斯托塞尔的一次会晤中，中国大使建议把直至当时仍然是间断和徒然的会晤移到北京，他还暗示，他们会欢迎一个由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率领的代表团。    一九七○年三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官方对前往共产党中国旅行的许多管制措施；四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松贸易的管制。    五月，中国方面取消了一项原定的会晤以抗议在柬埔寨所掀起的战事，这样，使到有关转移华沙会谈至北京的计划遭到一次挫折。数月后，中国方面表明愿意恢复我们的外交舞曲。七月，他们释放曾经被监禁十二年的美国罗马天主教主教沃尔殊。    十月初，我接受《时代》周刊的访问，并说：“如果我有什么渴望在死前要做的事情，那便是前往中国。”    十月二十五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前来见我，我趁此机会，建立“叶海亚衢道”。我于一九六九年七月访问巴基斯坦见到他时，我们已谈论过有关问题。这次，我对他说，我们已决定尝试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我并请求他充当中间人，予以协助。    翌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到达，进行正式访问。我在欢迎他的晚宴的祝酒词中，首次作为美国总统有意识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字，提及共产党中国。这是一个明显的外交讯息。    在与齐奥塞斯库的会晤中，我说：即使未能与中国重新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互换高级别的私人代表是可以的。他答应向北京转达这句话，开始所谓“罗马尼亚的衢道”。（上）

【本刊讯】英国《每日快报》五月三日刊登平彻尔的文章，题为《敢于履行其职责的人》，摘要如下：    “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是数世纪以来，当一些国家在和平时期或者战争时期感到威胁时指导它们的一个格言。    这就是当皇家空军元帅尼尔·卡梅伦爵士在中国发表讲话时他的敏锐的头脑里所考虑的，然而他的讲话却引起了俄国人及其在议会的朋友们如此强烈的反对。    我认识尼尔爵士。在他去中国之前我单独同他在一起度过了两小时，因此我知道他脑海里想的是什么。    多年来，当外交上的伪善的话被撕破以后该怎么办？这就是整个北约联盟的防务首脑所考虑的。    多亏中国人对苏联采取意料不到的敌对态度，这使西方大为宽慰。如其不然，如果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建立一种军事联盟，那民主的前景就只能说是十分可怕了。因此任何可以防止出现这种前景的东西都是值得鼓励的。    任何一位英国国防首脑如果不能促进同中国建立军事联系——这有可能帮助把更多的俄国进攻力量转到东方去    ——的话，那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实际上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政府才同意尼尔爵士访问红色中国的。外交部或唐宁街感到现在或者以后不得不说的话究竟是什么呢？    政府期望它的国防首脑在那里公开谈论什么呢？谈论中国的爆竹吗？    在他离开之前他同政府一些部门进行了彻底讨论的他的目标之一，是推动向中国出售武器，这不仅是为了帮助英国的工业，而且也是为了帮助阻止共同敌人——尼尔爵士对俄国人的正确称呼——的侵略。罪责如果俄国人反对被称作敌人，那只能责怪他们自己。他们是英国生活方式的直言不讳的敌人。    他们以最富威胁的方式加强世界上所仅见的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从而一贯表现了这种敌意。    我们大家在俄国“枪炮”——目标对准我们的城市的核弹头弹道导弹——下生活的程度越来越大了，而这一点没有得到充分估计。而且，要不是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相互敌视的话，针对西方的力量，特别是大规模战斗坦克就会更多。    工党的亲俄分子已经在把五十七岁的尼尔爵士称为战争贩子了。    他在不列颠的战斗中，在阿拉曼，在缅甸和在俄国都进行过出色的战斗，因此他是最不想屈从任何人——军人或者文职人员——和忍受战争恐怖的人。    他知道同俄国打仗是怎么回事，这不仅因为他能看到苏联实力的所有情报，而且还因为他很尊重俄国部队的战斗精神。    尼尔爵士也深知俄国领导关于“缓和”的谈论是言不由衷的。他怀疑这是为了削弱西方保卫自己的决心和军事能力的又一个政治阴谋，尤其是由于现在用缓和来剥夺北约潜在的对付大规模坦克进攻的最好武器——中子弹。    在参谋长中，认为同一个强大的反苏国家结成牢固的联盟，比克里姆林宫签署的一千个文件要强的人，还不只是他一个。

【路透社波恩五月五日电】除了政治问题以外，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在他对西德的访问期间成了人们的主要话题之一。    从他到达这里时缓步走下飞机舷梯的时刻起，他的苏联助手们和西德主人经常伸出手来搀扶他。    有一次，当他努力从波恩总理府很低的沙发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他不得不大大依靠着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新闻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一镜头。

【法新社华盛顿五月四日电】新的统计数字表明，美国人口的年令越来越大，尽管如此，能够活到一百岁的人仍然比较少。    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报告说，现在每四个美国人就有三个能够活到他们六十五岁的生日。在本世纪初能够活到这把年纪的人，仅占百分之四十。这个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平均估计寿命大大延长的原因不在于老年人医疗保健的进步，而是在于婴幼儿医疗保健的改善，从而大大减少婴幼儿的死亡。    这个委员会发表了下述的统计材料：    ——每九个美国人中有一个已经六十五岁或以上。这个年纪的人自一九七○年以来已经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六十五岁的男子可以预计平均再活十六·七年。女子可以预计再活十八年。——去年只有一万零六百九十个美国人活到一百岁或更大年纪，六十五岁或以上的人有二千三百五十万人。——每一百个六十五岁或以上的男子，就有一百四十六个同等年令的女子，每一百个八十五岁或以上的男子，就有二百一十七个同等年令的女子。——每天约有三千六百名美国人死亡，但是有五千人庆祝他们六十五岁的生日。    （转载香港《文汇报》）

一坐很简朴的村屋在一个空气清冽的早晨，我们驾车前往离萨格勒布六十公里的库姆罗韦茨村，参观铁托总统的故居。    库姆罗韦茨村是一个很美丽的村子，四周是清绿的平野，一丛丛的开遍金黄色的蒲公英。    近处的山坡是一片片整齐的葡萄园，这里出产的葡萄酒是南国有名的。铁托总统的故居坐落在村子的中央，它是一间很简朴的村屋，有典型南斯拉夫房屋的特点：红的瓦片，白的墙壁。    屋子建于一八一六年，由于保护得好，屋子还是很新净。铁托总统一八九二年在这里出生，渡过他的童年。    一九五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为纪念铁托总统的功绩，将屋子改为博物馆，内里的一切，按原来的样子摆设。听介绍说，铁托总统童年的生活是颇艰苦的，村子很穷，铁托总统的父母算是比较有办法的了，但生活也不好过，他们的孩子多，共有十五名，因此，排行第七的铁托在十四岁时便离开家庭，到四十公里外的薛萨卡镇当学徒谋生。一九一二年，铁托到萨格勒布当金工，在那里与工人接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往后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中，铁托总统领导南斯拉夫人民，战胜了德、意法西斯侵略军，建立了统一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成为南斯拉夫人民景仰和敬重的领袖。受到人民的敬仰在南斯拉夫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感受到人们对铁托总统敬仰之情。各单位企业的办公室，都有铁托总统的像片或塑像。    谈到铁托总统，南斯拉夫朋友很自豪地介绍他们的领袖英勇斗争的一生以及对南斯拉夫的贡献。在贝尔格莱德，我们拜会了一位南斯拉夫老战士、人民解放战争战士联合会秘书长米尔科维奇，他推崇铁托总统在三方面作出的伟大贡献：（一）将南共中央党组织由国外移回国内，加强了党的直接领导；（二）消除党内山头主义和派系之争，加强党的团结，大大提高了党的战斗能力；（三）坚持武装斗争，最后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反帝反霸受激赏南斯拉夫是发展中国家，从面积及人口来说，与大国有一段距离，但在目前世界政治局势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他提出的不结盟政策以及反帝反霸的方针，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激赏。所有这些，加深了人们对铁托总统的尊敬。中国人民更因为他在促进中南两国和两党的友好关系中所作的努力而敬重他。去年，铁托总统以八十五岁高令，不远万里到北京访问，并到毛主席纪念堂，向毛主席遗容致敬。听说，毛主席生前曾赞扬铁托总统，说铁托是铁，这赞誉是十分中肯的。

【本刊讯】西德《总汇报》五月五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摆在桌面上》，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此行动机究竟是什么，还不清楚。某些人估计，他可能是怀着摆脱困境的心情来彻底地总结一下他的西方政策，并向其反对者表明，苏联大国在他的领导下搞得还不错。为了载入史册，勃列日涅夫的第二次波恩之行必须得拿出一些引起哄动的东西来，但是目前还没有谁认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引起哄动的事情。波恩不会同意反对中子武器，而勃列日涅夫既不会发出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撤出坦克集团军的信号，又不会在波恩宣布西柏林能和联邦共和国联结在一起。究竟是联结还是只是联系：这在签署四大国协定之后就远不只是语法上的分歧，至今也还没能消除这种分歧。    在马上就要延长到二十五年、并从地理上延伸到西伯利亚的一份文件中，双方都试图给未来德苏经济联盟的美梦以新的营养。五年前所做的美梦，由于经济制度不同也不过仅仅只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苗头而已。要想使这次访问不致给人以一种聋子的对话或各唱各的调的印象，单靠这样一份文件是不行的。    在柏林问题上，必须说清楚，但勃列日涅夫在席间谈话中，对这个问题和对谢尔所提到的统一愿望以及甚至人权问题等，都顽固地闭口不谈。    苏联完全捍卫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勃列日涅夫认为任何敌对的说法都是诽谤。如果他在别的场合又主张两国可以按彼此的观点来报道对方的情况的话，那么人们就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三日电】《消息报》今天在《打手    ——教唆者》的标题下刊登该报驻伦敦记者瓦西里耶夫的如下文章：    英国国防参谋长、空军元帅卡梅伦由于在北京受到接见而感激涕零，竟跟中国的将军们称兄道弟起来。卡梅伦在反苏基础上结义认亲，同时还声明：英国和中国“越来越接近，因为我们两国的大门口站着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的首都是莫斯科”。    这位英国元帅数十年来喋喋不休地讲的话，针对性很明确——保持“冷战”状态。他在不久前得到英国国防参谋长职务后依然忠于自己喜爱的题目。    这位英国元帅公开教唆性的号召引起英国公众的忿慨。工党议员弗兰克阿隆认为卡梅伦的这番话是挑衅性的，并说，这番话只会使国际关系阴暗，使缓和前景恶化。    政府是什么态度呢？卡拉汉首相在下院只是说，参谋长的话丝毫不会改变英国同中国，英国同苏联的现今关系。正如路透社所指出的，卡拉汉强调指出同苏联改善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同时又暗示，支持卡梅伦在“军事方面”的立场。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五月二日刊登该报前驻新德里记者木村的评论文章，题为《阿富汗的“社会主义宣言”》，给美中苏的争执带来了新的影响》，摘要如下：    阿富汗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政变，成立了新政权，左翼领导人塔拉基就任了革命委员会主席、总统和总理。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这意味着它已是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苏联马上承认新政权，左翼色采一下子明确起来。很多人在这种政策的后面，看到了近年来在中东和印度次大陆被迫比美、中势力后退的苏联卷土重来和它梦寐以求的实现南下政策的阴影。虽说阿富汗是中亚的一个内陆国家，但是，它处于世界的石油基地中东国家和形势不稳的印度次大陆国家之间，战略地位重要，因此，将给美中苏三个大国的争执带来新的影响。特别是，处于苏联、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三个假想敌”包围之中的伊朗和担心同帕坦、俾路支两个民族的自治独立运动纠缠不清的巴基斯坦，确实受到了很大冲击，紧张气氛加强了。    新政权的实际性质如何，还有待于对形势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塔拉基新总理是真有实权呢，还是仅仅被捧上台？和被称为民族主义者的政变领导人卡迪尔中校的关系如何？只看最近宣布的组阁名单，还很难预卜今后将推行的内外政策。不过，和达乌德前政权相比，阿富汗肯定是左转了。和民族主义的侧面相结合，对内对外政策将发生变化。    在对外方面，将由不结盟中立转向实际上“靠近苏联的不结盟”，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估计。苏联第一个承认新政权其意义是重大的。苏联在中东丧失了埃及这个强大的据点，最近似乎把注意力由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等中东周围地区转向了阿富汗。另外，在印度次大陆，由于一九七五年八月的政变而失掉了孟加拉国，在一九七七年三月的大选中，又失掉了亲苏的英·甘地政权，苏联在这个地区不断后退。此外，一九七三年发动政变时还是亲苏的阿富汗达乌德政权，最近也接受了和美国关系密切的伊朗、靠近中国的巴基斯坦的睦邻政策，苏联的影响淡薄了。在谣传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政变是美国情报人员的阴谋的情况下，也有人认为，苏联在阿富汗起了与此相对照的作用。    在这次政变中，最感到紧张的是阿富汗的邻邦——伊朗王国。一旦在接壤的国家诞生亲共政权，那么，也将反过来对批评王制本身的国内反政府势力产生影响。据认为从阿富汗通过俾路支族地区，在印度洋取得处于本国影响下的不冻港是苏联多年来的愿望，由于这种关系，也不能不引起美中两国的高度警惕。

【合众国际社纽约五月四日电】以色列总理贝京今天呼吁恢复埃以谈判。    贝京在总结他对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的为期一周的访问结束时说：“双方已经都提出了意见。我们呼吁恢复谈判。”    贝京说：“我得到的主要印象是，包括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内的美国人民对我的热情接待。”    有人问他是否认为这次访问本身会使谈判进展的速度发生什么变化，贝京在他乘坐的以色列空军的飞机上对记者们说：“我们详细阐述了我们的建议。我认为我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贝京到纽约来是为了参加一系列的活动，这将使他为纪念以色列独立三十周年而进行的横贯大陆的访问达到高潮。    贝京在昨天晚上被授予芝加哥和伊利诺斯州荣誉公民的称号。    【法新社纽约五月五日电】以色列总理贝京昨晚在这里说，美国提出的同时向以色列、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出售先进的战斗机的建议是违反“国际道德”的。    他在同一批纽约企业家谈话时说：“请美国人不要插手加剧那个叫作以色列的小小国家    ——美国的忠实盟国    ——的危险吧。    “这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如果（向这些阿拉伯国家）提供这些飞机，那么发生战争的危险就将增大。    “我们从可靠方面——消息来源我不能透露——获悉，万一发生战争，沙特阿拉伯的武器将交给（同以色列毗邻的）一个同以色列对抗的阿拉伯国家使用。”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五月二日刊登发自香港的文章，题为《蒙代尔的亚洲使命：使这个地区相信美国不会撤走》，摘要如下：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的亚洲五国之行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消除整个这一地区普遍感到的不安，即美国在慢慢减少它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对亚洲所承担的义务。    蒙代尔到亚洲进行十二天访问，他在访问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期间将要讨论各种问题。    盖过所有问题的是亚洲对卡特总统现在所提出来的与本地区有关的两大政策所感到的不安。    一项政策是决定逐步从南朝鲜撤走美军。另一项是华盛顿强调促使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各国政府更致力于“人权”。    在东南亚和日本，很多政界及军界领导人都认为，卡特提出的这两项政策实质上是“消极的”。人们认为，撤走美军将会为苏联扩大影响打开方便之门。    东南亚的一些常常具有权威的领导人说，卡特总统的人权政策是把美国的正义标准强加于“颠覆活动”威胁了经济发展的复杂地区。说服工作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蒙代尔副总统将努力使他的东道主相信，尽管卡特宣布了新政策，但美国实际上将继续履行它对亚洲所承担的义务。    副总统最棘手的工作是同菲律宾有关。美国希望表示它将继续履行它在亚洲所承担的军事义务，又需同马科斯总统在如何继续租借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海军基地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马科斯面临考验菲律宾一些官员对于美国国务院人权问题专家德里安在访问菲律宾时对他们的所谓“侮辱性”态度表示忿恨。他们抱怨说，她是以高压的方式教训他们的。    如果蒙代尔缓和自己的态度的话，美国政府就可能会受到放弃人权政策的指责。但是如果他的态度太强硬，人们就会指责政府使美国在亚洲承担的军事义务从属于人权问题。    至于马科斯先生，人们普遍认为他是重视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这里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保证菲律宾的安全和给菲律宾提供就业机会和援助。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今年五月号刊载《雷震致蒋经国的万言书》，详细摘要如下：原编者按：一九六○年，因在台湾《自由中国》半月刊上发表《我的母亲》一文，而被判入狱十年的雷震，于七年前出狱后，仍受到大量特务监视跟踪；去年秋，国民党又没收了在印刷厂中的雷震著作《我的母亲》。去年十月十日，这位前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特上书蒋经国，要求发还其著作及撤消特务监视。信末称：如蒋经国一个月内不加理会，“我一定将此信公诸社会，以求社会公正舆论的批评。如台湾报刊不登载，我只有向国外发表”。此信在台湾岛内未见发表，而由纽约出版的美东版《星岛日报》首先在今年二月三日起连载。以下是转载自《星岛日报》的原文。经国先生院长有道：    兹有陈者，民国四十八年十一月，即在坐牢前曾写了《我的母亲》一文，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第二十三卷第五期上刊出时为民国四十九年九月一日。不料三日后，我遭受诬陷罗织而被捕入狱，所有该社文稿、帐册和定阅簿子均被特务搜去。《自由中国》半月刊只有关门。    由于十年坐牢而延误了割治“摄护腺”，因为在牢内后四年小便时已感不很通顺，现正变成“摄护腺癌”，但所幸尚未散开。    《我的母亲》系托人交由城光印刷有限公司厂主刘细达。由于台湾全省各种选举将届，万华龙山警察分局派出所依照往年成例，在选举前对全省各印刷所时有“突击检查”之事，看看候选人有无批评政府的宣传品，于是发现我所撰的《我的母亲》一书，业已印好尚未完全装订。来检查时有警察三人，即打电话找分局长至印刷所，不分青红皂白，立将印刷所老板刘细达逮捕，带至龙山分局问话，所犯何项违警法亦未说明，时为本月一日上午十时许，一面由分局长报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而警总不察，即派大车将《我的母亲》一书捆载而去，予以没收。印刷所刘老板妻女即来我家哭诉，我妻则四出打电话营救，结果至是日下午五时许始由刘老板姐夫王重文保释随传随到，刘老板还盖了四个手印。    事情经过概要已略如上文所述，现有几个问题，特为我公陈之：    （一）龙山警察分局怎可依照以往成例，在选举前突击所有印刷所，看看有无候选人批评政府的宣传品，这岂不是和我公前些时郑重宣布今年所有选举要办得公平合理是一大讽刺吗？我公所宣布的政策，下面如果不去实行，那不是使我公背上言而不行的罪名吗？此事有关我公信誉极大，自应切实查究，不得等闲视之。    （二）警察局除“违警”事件外，怎么可以任意捕人而又予以监禁，还要交保后始予释放，并要随传随到。这样作法，则“人权”何在？不是违反了我公宣布的台湾有人权吗？试问城光印刷所印了《我的母亲》一书，究竟犯了什么罪？    （三）我公可以敬撰《我的父亲》，短短的三个月之内，就出卖了八版之多，难道我写《我的母亲》就是犯了罪吗？果真如此，那不应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谚语吗？    （四）警备总部有无没收著作之职权？而且拿去《我的母亲》印稿时，连收据也不肯出一张，不悉究是根据何法的款，老百姓实在搞不清楚。我公接到此信后，对于违法滥用权力的机关，自应查明严究，以维法纪和保持我公的声望，否则我公今后所言，和在立法院的施政报告，是不会有人置信的。孔夫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观其行。”老百姓对于政府人员说的话，就是采取这个态度。政府人员如不守法，尽管说得天花乱坠，人民是不会相信的。政府之所以丧失民心，就是政府人员“言行不一致”或竟“言而不行”之故。    我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按战后去掉“帝国”二字）攻读“行政法学”时，老师常常说道：“一个国家之文明与否，端视该国社会之有无秩序？而社会秩序之建立，则视该国政府官吏和人民之守法有以达成之。”按查近代文明国家的法律，我国都已俱备，惟由于政府和人民都不守法，一部宪法搞成五马分尸，所以社会良好秩序不能建立，不能挤入文明国家之林。    （一）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二十二日刊登该报记者木村明生写的一篇访华观感，题目是《中国最近对苏联的研究，转变为重视实证》，摘要如下：    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国，目前正在建立研究“当前的敌人”苏联的体制，并使之现代化。我作为苏联问题研究人员访华团（团长是东大教授辻村明）的一员，最近访问了北京、西安、南京和上海，历时十六天。通过和有关人员的交谈，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是：中国在大体上整顿了研究体制以后，要从按意识形态下结论的方法，改变为采取有学术价值的实证的方法。    北京大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已被“四人帮”操纵，成了批判邓小平的据点。据这个大学的教育革命组的张俊彦教授（经济学）说，这几年来，对苏联问题的研究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四人帮”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压制学术研究。    因此，这个大学对苏联问题的研究至今极不充分，除了经济系有苏联经济问题的讲坐之外，只有国际政治系在“三个世界的理论”讲坐中研究“第一世界”（美苏）。历史系虽然开了俄国、苏联史讲坐，可是现在主要是讲俄罗斯帝国的扩张的历史，对关键性的苏联现代史却没有涉及。图书馆有关苏联的文献中，许多都是旧的斯大林的著作。但是，却找不到在研究现代苏联时不可缺少的资料，如《勃列日涅夫演说集》。看到的研究西方的书籍也很少。但是，新书陈列室里摆了许多已翻成中文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书籍，例如：墨渍犹香的托尔斯泰的《复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张教授虽然坦率地承认现状是不令人满意的，但是他指出，正象人们看到的那样，研究学术问题的最高领导机关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已经确立了。全国性的科学研究体制正在建立之中。进而，关于研究苏联问题的意义，他引用了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了说明，并说，“马克思主义是重视现实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他强调了今后研究苏联问题时也要采取实证方法。    不仅北京是这样，而且据说，南京大学也正在制订以某种形式统一和加强目前分散在历史系（包括苏联经济讲坐）、外语系（俄国、苏联文学）和政治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与有关苏联问题的讲坐。    此外，引人注目的动向是重建人民大学。这是解放后在北京设立的旨在对经济机关的干部实行再教育和培养经济学教师的大学。在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时期，人民大学曾是研究苏联和东欧问题的中心。而在文化革命时期认为“不需要经济管理”，这所大学事实上是解散了。不妨说，它的重建是中国重视现实的姿态的表现。    而且，如果综合一下中国方面有关人员的谈话，使人感到似乎社会科学院内已经设立了“苏联问题研究组”。今后将以此为中心，制订统一的、有组织的研究计划，并可能创建相应的新的机构。    这次从日本首次邀请苏联问题研究人员访华交换意见，也许可以认为就是迈出采取实证方法的一步。在同有关人员交谈当中，谈到了苏联经济特别是农业的现状问题、苏联社会的阶级关系问题、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接班人问题、日苏、中苏、美苏关系展望等广泛的问题，尤其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方面对日本研究苏联问题的现状寄予极大的关心。但是，在中国方面对苏联政治经济问题的议论中，使人感到，突出的仍然是原则议论和重复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利用新的具体的资料特别是西方的研究成果方面，似乎有极不充分之处。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四月十九日刊登罗伯特·基尔本写的一篇书评，题目是《发现真正的周恩来是对传记作者的考验：领导人也有私人生活》，转载如下：    （原编者注：这本书的名字叫《周恩来》，作者约翰·麦库克·鲁茨。由纽约的道布尔戴公司出版，共二百二十页。）    周恩来对其他人从不多谈有关他的私人生活方面的情况。    约翰·麦库克·鲁茨在这里所写的东西据他自己承认是非正式的和未经认可的。事实上，当他在六年前企图写一篇传记而征求同意的时候，周恩来说不行，虽然他认识鲁茨这一家已有好多年了。    在这个事例中，“企图”是关键的词，因为正如鲁茨自己所作的结论那样：“一些好奇的西方人将会根据自己的愿望来介绍这位天资非凡的人物。但是要对他作出真正的评价……肯定是当代新闻界和学术界最困难的工作之一。”    尽管如此，读者从这本薄薄的书中至少可以对周恩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更具体地说，了解周恩来是这样一个人，他对中国和美国听凭它们的友谊开始冷下来而感到终身遗憾。正如这位总理在一九七四年对美参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所说的（也是曼斯菲尔德对鲁茨转述的）“我们两国之间的大门本来不应当关闭”。    但是，如果这是一个障碍的话，周恩来却充分利用了这一障碍。他和毛泽东一起领导建立了这样一个中国（现在用鲁茨的话来说）“它今天内部情况的变化甚至比它摆脱外国统治发生的变化更加突出”。    虽然值得指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样值得指出这位总理的个人成就：与毛泽东长期的和紧密的工作关系；得到军方以及知识分子和青年的信任；在共产党内担任高级职务的时间长；有着广博的世界知识；抱有一种同朋友和对手都能很好相处的热情态度。    但是，读过《周恩来》这本书后仍然感到模胡地有些失望——好象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但后来发现这幅画是用常规的画法画成的。因为尽管鲁茨写这个题材有丰富的背景（即他出生在中国，一度任《纽约时报》驻远东的记者，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周恩来常到他家作客），但是在书中他自己的材料和采用别人的材料比较起来似乎后者是主要的。

【美联社瑞士黑利贝格四月二十一日电】从北京演奏回到这里的美国钢琴家弗尔德士说，中国人在西方古典音乐方面将迅速赶上来，自从文化革命以来，只是最近才头一次重又允许在音乐厅演奏西方古典音乐。    这位在匈牙利出生的演奏家本月为中国听众演奏了两次。他是十多年来这样做的第一位西方独奏家。他说，他深信，“坚冰已打破”。    他演奏的节目有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也有舒伯特和德彪西的作品。他在对本社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不过，毫无疑问，贝多芬的作品是他们最喜欢的。听众很安静地听着，后来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不得不再演奏了两、三次。”    他继续说：“看来，有很大的需要，我确信，中国人在经过这些年之后将会迅速赶上来。”在弗尔德士第一次演奏会之前，他同夫人被邀请听几个被挑选出来的学生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演奏。    他说：“一个弹钢琴的十二岁女孩子吴梅录演奏了韦伯的回旋曲。还有一些中国古典音乐的演奏，其中包括独弦琴和中国的二胡等演奏。演奏的艺术水平很高，可以同欧洲的水平相比。”    弗尔德士说，他是要努力在使西方和中国的文化分隔了这么久的“幕布上捅一个小洞”。“我认为，我已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信息已到来了”。    至于报酬，他说：“我的光荣是我博得的掌声和成百上千张友好的笑脸。这种热情是暖人心房的。”    这是弗尔德士头一次访问中国，他在四十年的国际演奏生涯中周游了各大陆。他说，这次访问“在音乐和人情两方面都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这次去北京之前在日本和香港举行了一系列音乐会。    他说，“这次访问最初是对他个人的一位旧友、瑞士驻北京大使的一次半私人性质的访问。我在那里为全体外交使团人员作了演奏”。    当中国人提议请他也公开演奏时，他欣然同意了。他说：“在北京市中心的那个约有五百个坐位的音乐厅里，坐无虚席。”    他说，他的演奏会录了音，后来在国家电台播放了。“我感到，这是很大的荣幸”。

【本刊讯】蒋帮《中国时报》四月二十七日以《台西地区藏油丰富钻探喷出大量油气》为题刊登一则消息，全文如下：    中国石油公司的油源探勘工作又传喜讯，位于云林县沿海三条仑的台西一号探勘井已经成功地钻出原油和油气，据初步估计，这口井除蕴藏大量油气之外，每天尚可生产原油两百大桶。    中国石油公司为进一步探勘石油蕴藏，今年年初先后在西部滨海地带及宜兰地区开凿了四口探勘井，其中位于云林县四湖乡三条仑的台西一号井，由于钻探顺利，三天前开始喷出大量油气，证明四湖乡沿海有丰富的石油蕴藏。这项钻探成功的喜讯虽然传遍了云林沿海一带，但是探勘单位却持审慎保留态度，对于前述消息的进一步详情未予透露。    产油丰富的台西一号井，是于今年二月中旬开始钻探的。预定深度为三千米，目前虽仅钻至一千八百米就发现了油气层，使探勘人员至感兴奋。    由于钻探深度较预期的油层相差颇远，因而油气喷出后，中油公司技术人员立即进行分析及化验工作，以期了解这口井的最大产量及所产原油的成份，在试验期间，暂予点火燃烧。    中油探勘处于钻探台西一号井获得成功之后，对于台西地区蕴藏大量石油更具信心，决定另外开凿台西二号井，以了解该处地层构造，并开发石油蕴藏。据透露：台西一号井，是自陆上向海底钻探。    【本刊讯】蒋党《香港时报》四月三十日报道：    中国石油公司主管探勘事务的助理杨玉璠二十八日表示：经过调节最近探勘成功的台西一号井，日产量可达天然气五万立方公尺，原油一百公秉（约合六百余桶），是目前中油公司陆上生产井中原油产量最多的一口。    他特别说明：台西一号井也是中油现有生产井中，唯一一口以生产原油为主的井，同时，因含硫磺量低，品质极为良好。

【中央社巴拿马市四月二十八日电】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胡新南说：中油公司将向厄瓜多尔采购原油，并将于两个月内，拟成具体合约。    他告诉此间中央社记者说，中油公司与厄瓜多尔国营石油公司已签订一项草约，草约中规定：中油公司同意今年向厄瓜多尔石油公司进口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原油。从明年开始，中油公司每天向厄瓜多尔石油公司进口一万桶原油。他说：中华民国是沙特阿拉伯及科威特的石油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