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星期日电讯报》四月三十日登载一篇评论，题为《克里姆林宫可能对喀布尔叛军提供援助》，摘要如下：    喀布尔街头昨夜发生了枪战，与此同时，种种迹象表明，克里姆林宫可能插手进来以确保这场左翼军事政变成功。    从阿富汗首都收到的外交消息说，在叛乱后的第三天，似乎正在进行“大规模清洗”。    清洗的目的是要消灭忠于达乌德总统政权的势力和杀死他政府中的高级成员。    目前在叛军手里的电台昨天一再广播，要求所有高级官员立即到国防部报到“重新分配工作”。    外交观察家认为，苏联对这次叛乱是感到高兴的。这是智利推翻阿连德总统以来最激烈的叛乱。    阿富汗在这个地区处于枢纽地位，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人们认为，苏联可能会空运武器去帮助新的统治者消灭最后的零星抵抗。    对左翼军官这一明显的胜利感到最关注的两个国家是波斯和巴基斯坦。    两国领导人激烈反共，他们的国家都是苏联颠覆的目标。    阿富汗可以作为苏联实现对波斯和巴基斯坦的野心的基地。    苏联对阿富汗已拥有相当大的债权。战斗中使用的坦克和飞机大多是俄国的。新统治者的阴谋如果得逞，将盼望克里姆林宫补充他们的库存。    外交记者诺曼·柯卡姆报道说：据从喀布尔收到的可靠消息说，有一组俄国克格勃谍报官曾帮助准备了阿富汗的政变。驻喀布尔的外交官深信，莫斯科曾表示大力支持政变以保持俄国在这个地区的优势地位。    俄国在阿富汗有三千名顾问，其中大多数在陆军和空军。目前，预料随着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将派去几百名。    阿富汗军队完全依靠俄国的补给，已经装备了一百八十四架作战飞机和七百辆坦克。现在还不清楚是否有任何俄国军队参与了喀布尔巷战和外省的冲突。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四月二十九日发表一篇评论，题为《莫斯科的严厉控制》，摘要如下：    阿富汗推翻迄今为止的政权的政变没有莫斯科的参与是不可能的。    一些时候以来，苏联控制着阿富汗，比对西部的芬兰的控制还严。    在政变中据说丧了生的达乌德总统曾试图至少要使阿富汗稍微离开一点北方的过分强大的邻国。    他只能在政治方面这样做，因为在几年中扩大了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依附关系已不能有太多的改变。阿富汗外长在新德里的讲话肯定使俄国人感到恼火，他说，他的国家今后要为“真正的不结盟”而努力。

【路透社北京五月一日电】英国国防参谋长卡梅伦爵士今天对守卫北京的中国第六坦克师的军官说，中英两国的共同敌人在莫斯科。    他说，“我们两国愈来愈走到一起来了。这一定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两国在自己的门口都有一个敌人，它的首都就是莫斯科。”    他是在北京郊区的该师师部的午餐上讲这番话的。    他检阅了坦克乘员，然后在午餐上在感谢了主人的热烈欢迎以后说，“这里的这些官兵斗志旺盛，他们在必要时将用他们的坦克战斗到底以保卫中国。”    他继续说，“我们有些问题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我们绝对清楚的，这就是苏联坦克力量日益强大……    “我认为，我们必须交流我们的经验，以便我们能够最好地对付苏联坦克力量，如果有一天有此必要的话。”    中国军官对这番话报以热烈掌声。    【美联社伦敦五月一日电】据说是英国国防参谋长卡梅伦在正式访问中国期间发表的反苏讲话今天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激怒的工党议员要求卡梅伦辞职，如果他的讲话得到证实的话。同时外交大臣欧文说，应当正确看待所传这位空军元帅的讲话。    【合众国际社伦敦五月二日电】英国国防参谋长卡梅伦昨天在访问北京期间说苏联是英中的共同敌人，这句话在国内引起了左派的抗议风暴。    一名左派工党议员阿特金森要求把卡梅伦免职，另一名左派工党议员米卡多说，这篇讲话只差没有对苏联宣战。    但是，许多议员，包括温和的工党议员，支持国防参谋长的立场。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五月一日电】国务院今天说，它仍在考虑是否继续保持美国同阿富汗的外交关系。    发言人霍丁·卡特第三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承认，而在于外交关系是否应继续保持下去，现在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他证实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已收到新政权提出的给予承认的正式要求，并说据报告在阿富汗的所有美国人都平安无事，在这次战斗中没有任何美国财产受到破坏。    卡特说：“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新政权的政策的性质如何，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即共产党总书记现在已成为阿富汗总统。”卡特对“这次政变期间发生的流血”事件表示遗憾。

衣着鲜洁和漂亮在南斯拉夫，人们衣着的鲜洁和漂亮，使我们有点意外。南斯拉夫是发展中国家，但衣着不差于西欧的法国、北欧的瑞典。一般来说，比香港还要讲究。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刚过融雪期，稍北的萨格勒布还在下雪。春寒料峭，街上行人大多穿皮大衣，进入室内，脱下大衣，内里是笔挺的西装。年轻人衣着较为随便，多穿皮的飞机恤。    就是汽车司机，也多衣履煌然。在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首府诺维萨特等候汽车时，一个穿黑兰色西装，结大红花点领带的朋友趋前为我们开车门，这就是汽车司机。女孩子好打扮，手提袋款式之多，使我们眼花缭乱。至于妇女头包色采绚烂头巾的传统习惯，在城市已很少见了，只有在农村还偶然遇到。市场供应较为充裕往后在各地参观，发现百货公司甚多，其中又以服装公司及皮革用品公司占多。    南斯拉夫市场物品供应看来十分充裕，各地有大型的超级市场，有些比北角新都城超级市场还要大。新鲜蔬菜在市集中可以购到，价钱要比香港的稍高。吃的价钱有高低。    在食方面，还有一大特色。南斯拉夫是好客的民族，每有客人到访，必奉上一杯浓得发黑的土耳其式的咖啡。有些时候，我们一天到四、五个地方采访，得要喝下四、五杯浓咖啡。南斯拉夫销售咖啡的数量着实惊人，每年进口额二亿美元，差不多等于出口牛肉的价值。南斯拉夫人喝咖啡比土耳其人更要讲究，可谓青出于兰而胜于兰矣。房租占工人收入五分之一在贝尔格莱德，近年来兴建了很多住宅区。去年，全国共有十五万人搬进新的住所。房租一般占工人收入五分之一，比香港情况好得多。有些利润收入高的社会主义企业，还向工人提供宿舍，每月只收回象征式的租金。    例如我们在诺维萨特附近的比查农工联合企业参观时，企业总经理米洛夫维奇陪同我们参观一批正在兴建中的小巧漂亮的工人宿舍。他说，工人将来只须缴纳薪金的百分之九至十左右，便可有一个两房一厅一露台的小单位。由于南斯拉夫近年工业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形成城市住屋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一般年轻人结婚也遇到难找房子的困难。    总的来说，南斯拉夫的生活水平跟香港差不多。平均工资每人为四千六百六十九第纳尔（约合二百五十九美元）。从人们的衣食住行的情况来看，生活是颇为稳定的。已达“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据南斯拉夫官方发表的数字显示，一九四七年到现在，工业总产值增加十三倍，日用消费品生产增十二倍。去年，国民经济总值三百五十亿美元，比前年增百分之七，职工实际工资增加百分之四，全国人民的存款增加百分之三十。将这些数字与市面上情况相印证，我们便可得出比较具体的印象。    目前，南斯拉夫有电视机三百八十万台，平均每五个人左右便有一台。私家车辆之多使我们吃惊，平均十五人便拥有一辆。贝尔格莱德上下班时间，汽车在街头大排长龙，交通挤塞已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听说，一些新的措施已准备施行，以改善交通情况，包括将部分火车站改建在地下。    每当谈到解放后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建设成就，南斯拉夫朋友便感到自傲。在一九四四年解放前夕，南斯拉夫在欧洲差不多是最落后的地区，可以说也是一穷二白。如今，在官方公布中，南斯拉夫已可以说，她是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了，这个发展速度，的确是可以自豪的。

【本刊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四月五日刊登科克利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胡佛智囊团的影响在扩大》，摘要如下：    大多数研究中心的确具有明显的开明派特色，其中最大和最有影响的研究中心——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是无计其数的社会计划的发源地，也是共和党执政期间寻求立脚之地的大批“主张实行新政”的失业者的雇主。    然而，右派也有思想家联谊会，它们的名声不如开明派思想家联谊会，或许影响也不那么大，但是它们仍然是国家舞台上的一股势力。    这种保守的哲学观点和研究工作大部分集中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这块受人尊敬的学术飞地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承认，但是它在建立自己的地位方面仍然受到一些挫折。    这个研究所是赫伯特·胡佛在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其主要目的是大量收藏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件，后来还有关于俄国共产党革命的文件。    当胡佛研究所逐渐从事于自己的研究项目时，它的指导方针是胡佛起草的一个阐明宗旨的文件，其中一部分内容如下：“这个研究所的宗旨必须是通过它的研究工作和刊物来证实马克思的理论——不管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唯物主义还是无神论——的弊病，从而保护美国的生活方式，使其不受这样的思想意识及其阴谋的侵蚀，并且重申美国社会制度的正确性。”    多年来，胡佛研究所遵照它的章程一直专心致力于研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问题。    然而，在这个缓和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时代——一位保守的共和党总统开创的时代，胡佛研究所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范围比较广泛的国际问题上，与此同时还第一次制订了一项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国内问题研究计划。    最近把重点放在国内问题的做法，使胡佛研究所的学者在福特执政期间对税收、保健和社会治安这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这种影响看来已经扩大到卡特政府内部，连胡佛研究所的一些老资格的研究员都对此感到意外。    胡佛研究所有三十多名老资格的研究员，而且每年还要请来十多名客坐学者，因而从撰写政府研究报告的能力这个角度说，它拥有的潜力甚至可以同布鲁金斯学会相匹敌。    然而，胡佛研究所及其负责人虽然有比较积极的研究政策，并且显然由于得到华盛顿的注意而感到高兴，它仍然抵制了要同政府建立主要联系的所有行动。    该研究所每年的预算是三百五十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资金来自私人捐款，剩下的大部分资金来自捐赠的基金，还有一笔是从斯坦福大学自己的基金中拨出来的。其中不到百分之十的资金来自政府的合同。    在国际事务中，该研究所也在力求比较中肯些，并且努力洗刷掉某些方面认为它太一面倒这种名声。    胡佛研究所仍然每年出版一本国际共产主义问题年鉴，这本年鉴试图对目前共产党在各国的实力作出估计。    该研究所的国际研究资料来源给人的印象是最深不过的。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高高耸立的那坐建筑物——二百八十五英尺高的胡佛塔收藏的斯拉夫文资料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且还大量地收藏了关于非洲和中东问题的资料。    苏联历史学家一心想多了解一些关于共产党中国的目前状况，他们不得不前往胡佛研究所，因为在我国同北京图书馆订有交流协议的图书馆只此一家。苏联和中国之间则没有这样的协议。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四月二十六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我们不是你的孩子》，《格鲁吉亚事件和苏联帝国的民族问题》，摘要如下：    世界舆论对“第比利斯事件”如同对苏联发生的许多其他内部事件一样，只知道一星半点。情况始终是这样，即在苏联帝国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可能已达到人民起义的地步，而外界却还知道得很少，或根本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整个苏联实行了“勃列日涅夫宪法”之后，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也都得有类似的新宪法，格鲁吉亚也不例外，这是苏联的一个最富有传统，自信心最强的加盟共和国。在过去，也就是在一九三七年实行斯大林宪法时，格鲁吉亚语言还被定为这个共和国的官方语言，而在这部新的根本法中，格鲁吉亚语只被算作为在这个苏维埃共和国中许多可以被使用的语言之一，并明确说，俄罗斯语是有“同等地位的”。    限制受到尊敬和富有传统的格鲁吉亚语言的尝试，是完全符合由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所制订的民族政策的，对这一政策，不仅仅是苏联人民，而且连东欧人民和德国人也都至少是间接地感觉到了。几年来，克里姆林宫就宣传所谓“社会主义民族”：这种社会主义民族的标准，不再是语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命运和民族统一感，而只是看是否属于苏联帝国。    按照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解释，那就不言而喻，格鲁吉亚人（尽管他们有一千年的独立历史）也就不得不在其宪法中接受俄罗斯语言，这是因为，在莫斯科说俄语，俄罗斯人是苏联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波兰人在其基本法中也必须写    上同苏联保持“永久友谊”的义务（从而使波兰永远隶属于克里姆林宫），这同样也是很自然的了。最后，从这个方案中还产生了这样一种理论，即有两个德意志民族——联邦共和国的“资本主义”民族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族。    据说，第比利斯有几千名示威者反对新宪法中的语言条款，致使现在对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帝国计划和取消民族特性的计划都打上了一个大问号，这是格鲁吉亚示威者的历史性功勋。在格鲁吉亚发生的骚动，采取了这样的形式，致使苏联大国不得不有所收敛，并删去有关使用俄语的那些有争议的段落。格鲁吉亚党的首脑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他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秘密警察，由于迫害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而遭到了他的同胞们的憎恶）问那些示威者：“我的孩子们，你们要干什么？”而群众则给了他一个简短而又中肯的回答：“我们不是你的孩子。”    苏联大国不只是在造反的格鲁吉亚作了让步，而且在与之相邻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亚美尼亚（在亚美尼亚共和国还从未发生过示威游行），也几乎是承防性地撤消了一些类似的有关语言的条款，这种条款使亚美尼亚语同俄语相比受到了歧视。这样，勃列日涅夫的包含着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政策便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更重要的也许是：苏联当局第一次没有开枪射击（以往苏联当局在群众示威游行时，通常都是立即出动坦克），而是根据示威者的愿望办了。    这样做决不意味着苏联发生了“变化”，也不意味着苏联政权有“人情味”了。几天前，还通过猛烈的炮火迫使迷失了航向的南朝鲜民航机着陆，这种肆无忌惮的野蛮行径则表明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是，这意味着，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就是，“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对那些在几年前人们还习惯用中等规模屠杀的办法来处理的事件，现在克里姆林宫人士宁愿谨慎地对待了。    格鲁吉亚人在列宁诞辰纪念日（四月二十二日）前夕所举行的反抗，震撼了苏联，这是一次罕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吻合，因为原来曾主张自决权的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让人征服了格鲁吉亚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不管怎么说，民族问题正在成为现代苏联的核心问题。在非洲，那些毫无历史关系的部族都宣布自己是一个民族，在这样的时代里，从长远观点来看，苏联帝国将不得不考虑也给它的臣民们以最基本的权利，即按照自己民族的特点进行生活的权利。

【路透社维也纳五月一日电】阿尔巴尼亚今天头一次利用五一节的集会攻击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的。    官方的阿尔巴尼亚通讯社说，工人们举着批判这个理论的标语横幅，在霍查的检阅下在地拉那举行了游行。    有一条标语写着：“反列宁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和不结盟运动是危害革命的。”    这些由阿尔巴尼亚党的领导起草的标语没有提中国的名，但显然是针对北京的。    其它还有一些标语把三个世界理论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机会主义的新变种”、“替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效劳的战略”。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四月二十七日电】卡特总统今天授权向印度出售低级铀反应堆燃料，尽管核管理委员会实际上已投票拒绝了这笔交易。    卡特在写给国会的一封解释性的信中说，拒绝这笔交易会破坏美国为使印度制定负责的核保证措施而作出的努力。    这笔交易要求出口七千六百三十八公斤的低级浓缩铀——适用于反应堆，但是其浓缩程度不足以用来制造武器    ——供印度的塔拉普尔原子发电站使用。    核管理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说，国会在六十天内有权反对或批准这笔买卖。要制止这笔买卖使之不能成交，两院必须都否决这项计划。    这位核管理委员会官员说，核管理委员会在本月初研究了印度的要求，在是否应该批准它的问题上，出现了二比二的分歧意见。相持不下的表决情况可以理解为拒绝了上述要求。不过，这也等于是把问题留给卡特自己去解决。    总统说：“我深信，反对这次出口势将严重破坏我们为说服印度接受全面的保证措施而作出的努力，并且会严重地妨碍美国实现防止核扩散的其他目标。”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四月二十三日电】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显示，拉丁美洲人及亚洲人已取代欧洲人成为到美国寻觅新家园最多的人士。    亚洲移民的数目——特别是菲律宾人、朝鲜人、中国人及印度人——增加的速度比拉丁美洲的要快得多。    所有这些资料，都是来自美国国务院安全及领事事务局最近发出的报告。    这十年间，移民到美国最多的是拉丁美洲人。在一九七六年财政年度期间，拉丁美洲共有十四万五千九百零六人获准进入美国。    一九七六年，菲律宾、南朝鲜、台湾、印度及印度支那各国共有十四万二千二百八十二人进入美国，使亚洲成为移民的第二最大来源。    但亚洲人的移民增长率正超越拉丁美洲人。一九六五年到美国移民的有一万五千一百八十六人，而一九七六年的移民数目却比之多八倍。    （转载香港《大公报》）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五月一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新德里的一篇评论，题目是《军人政权》《政变使阿富汗向左转》，摘要如下：    位于中国、苏联、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的贫困但是战略地位重要的亚洲国家阿富汗突然向左转。    这是这里对四月二十七日政变的初步看法。    分析家们认为，这次军人政变是在很大程度上由苏联训练和提供装备的武装部队鼓动的。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新的统治者的政策，但是政府已宣布它奉行“积极的不结盟政策”、同所有国家友好和尊重联合国。    这次政变根本不出人意料。对过去的政权不满这次政变是在人们对成立了五年的共和政体极其不满的情况下发生的。    尽管去年颁布了新宪法，但是社会仍然是半封建的，知识分子变得不听话了，并要求给予民主权利。    自从上月共产党工会领袖被暗杀以后，局势越来越紧张了。    达乌德总统同激进的亲苏军官的关系自从他的政权建立起就一直不融洽。一九七三年七月他推翻国王时是依靠他们的支持的。但是他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有一年半之久，他受到一个由这些激进分子组成的影子中央委员会的支配。一九七五年初，他采取了措施，起用忠于他的人取代他们担任重要职务。武装部队的支持革命委员会是由阿卜杜勒·卡德尔领导的。他支持了一九七三年的政变并被任命为空军司令，但是不到六个月就被更换了。半年前，他复职了，但是在空军里居第三位。阿富汗空军比陆军更接近苏联。但是看来武装部队是支持新政府的。    分析家们说，阿富汗五年来没有实行任何民主改革，因此军人政变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新政府保证阿富汗继续奉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但是这个地区一些国家的政府对于新的军人政府的性质是怀有戒心的。

【本刊讯】伊朗《德黑兰日报》四月三十日刊登一篇题为《阿富汗》的社论，摘要如下：    阿富汗新的军政权经过了一场流血政变已牢牢地掌握了政权。    喀布尔的局势仍然神秘。第一批简要消息说，卡德尔将军就是在一九七三年的政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在那次政变中，达乌德取代了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曾帮助达乌德上台的卡德尔和许多少壮派军官（大部分是左翼分子）最近已失宠、降职或被调到一些相对来说不重要的职位上去。这也许是二十八日政变的动机之一。    阿富汗的陆军和空军主要是由苏联装备起来的。担任军职的大部分军官是苏联人训练的，因此他们是倾向于莫斯科的。    阿富汗的社会状况仍然是封建主义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小型新建的轻工业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程度。这种情况只能助长左翼影响的扩大，他们的影响主要是在大学和知识分子中。    民主和用伊斯兰法治国的口号在这一地区不是什么新东西。达乌德早已采纳这个口号。巴基斯坦的哈克将军去年七月在伊斯兰堡发动政变时也提出了这个口号。新政权宣布它将奉行不结盟政策这一点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这是阿富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奉行的政策。    在二十八日政变之前，苏联和美国都对阿富汗的政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前者有影响是由于它同喀布尔的关系密切，同阿富汗有共同的边界；后者是由于自己的国际地位。    近年来，共产党中国对阿富汗的影响也一直在增加，因为中国在农业和其它项目上不断增加了对喀布尔的援助。阿富汗一向认为伊朗是地区大国。尽管这两国的双边关系有起伏，但是在喀布尔国王统治的晚年，这些问题已解决了，在达乌德统治时期，两国在谅解和合作的基础上扩大了联系。这一地区另一些有关国家是巴基斯坦和印度。阿富汗同巴基斯坦在巴克同尼斯坦问题上一直有着激烈的争执。由于阿富汗反对巴基斯坦，所以印度总是同喀布尔保持着友好关系。    由于所有各种影响往往产生相反的结果，所以摆在喀布尔新政权面前的任务决不是令人羡慕的。    阿富汗的比亲莫斯科派更为激烈的亲北京派的存在对阿富汗的平静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卡德尔将军及其同事们显然意识到局势严重，因此他们宣布打算在伊斯兰法的基础上治国。眼下说新领导人将会遇到什么真正的危险还为时过早，不过新领导人肯定会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忙于应付这些真正的危险。

【法新社伊斯兰堡五月二日电】喀布尔电台今晚宣布，据信在开头几个阶段领导阿富汗这次政变的阿卜杜勒·卡德尔中校已被任命为国防顾问。    该电台还宣布了以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为首的共和国革命委员会的另外六名顾问的名字，塔拉基是一位左翼政治家，他被任命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理。新政权还未公布其政纲。喀布尔电台昨天在一篇评论中说这个国家首次庆祝五·一节。    该电台说，革命保证财富将属于广大群众而不属于少数特权阶层。它说，“一个正义、独立和民主的制度在阿富汗诞生了。”    今天已经恢复了同巴基斯坦的交通。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四月二十一日刊登该报发自莫斯科的消息，标题是《农相会见记者，为失去好渔场而遗憾》，全文如下：    中川农相二十日上午和苏联渔业部长伊什科夫会谈后在日本大使馆会见记者，发表谈话说：“使太平洋中型拖网船和母船式鲑鱼、鳟鱼船失去了最重要的渔场，真是遗憾。这次的协定，给我国蛙鱼、鳟鱼渔业的影响极为严重。因此要以万全的对策对这些渔船进行救济。”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四月二十四日刊登如下一条题为《首相慰劳农相》的消息：    中川农相结束了在莫斯科举行的日苏渔业谈判于二十三日中午以前回国。农相直接从羽田机场前往东京世田谷区野泽的私邸拜访了福田首相，就渔业谈判的经纬等作了回国汇报。据农相说，首相慰劳说：“辛苦了。能缔结渔业协定，就满好了。”农相还汇报了在同苏联总理柯西金会谈中要求在北方领土问题和恢复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问题上理解我国的立场等情况，同时还转达了柯西金总理希望缔结日苏睦邻友好条约的口信。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四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述评，题目是《在“蛙鱼、蹲鱼渔业协定谈判中被五花大绑，捕鱼量受限制令人震惊，苏联希望日本改变捕鱼方法》，摘要如下：    在北太平洋捕捞蛙鱼、鳟鱼，由于渔场大大减少，又受到了极严格的作业限制，日本被逼进了犹如五花大绑、不能动弹的困境。日苏渔业合作协定谈判，对日本方面来说近乎完全失败，使日本的水产业面临着巨大危机。    对于我国水产业打击最大的是采用按鱼种分配捕捞量的制度。我国的渔船，是想捕捞贵重的红蛙鱼和白鲑鱼。甚至有些渔船一旦捕到红蛙鱼和白蛙鱼，就把价格便宜的鳟鱼等鱼放回海里。苏联打着“保护蛙鱼、蹲鱼资源”的旗号，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以逼使日本渔船改变捕鱼方法。    苏联还加强了监视网，以彻底贯彻这种规定。渔业协定规定，苏联监视船可以进入以前曾决定不去的捕捞船作业水域，说是日苏联合监视，那只是形式。因为渔船如不遵守苏联规定的作业法，就不许捕鲑鱼和鳟鱼。尽管日本始终要求改变进一步缩小捕鱼区的规定，苏联还是不予理睬。日本由于被带上了作业规定这个脚镣，渔场也缩小了，所以担心甚至连规定的四万二千五百吨总捕鱼量也捕不到。    不仅如此，协定还规定日本还要支付可称为“准捕鱼费”的协助费。协助费占捕鱼量的百分之四点五。比在美国二百海里水域以内捕鱼付占捕鱼量百分之三点五的捕鱼费要高。而且，这种协助费是在苏联二百海里以外的水域（公海）作业的费用。所以也有人认为苏联过分扩大地解释了母河国主义（在某一国的内河中繁殖起来的所有鲑鱼、鳟鱼，该国有管辖权）。在日本政府内部也产生不满，说“这好比是赌场抽头钱，性质不光明正大”。    国内的对策是今后的一个大问题。渔业界人士都表示反感，说，“日苏渔业合作协定，内容都是令人不满的”。政府当局要说服他们似乎是相当困难的。估计要是鲑鱼、鳟鱼渔船不减少十分之三，就不能维持盈利。    而且，日苏之间为建立新的渔业环境而进行的这次谈判，苏联始终单方面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日苏之间二百海里时代是在过于严峻的气氛中开始的。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四月二十一日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冈村、藤川二十日发回的消息，标题是《日苏今日签订协定，对蛙鱼鳟鱼“尾数”也作了规定》，摘要如下：    日苏渔业合作协定从十二日起开始谈判。二十日上午，中川农相和伊什科夫渔业部长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苏联方面提出了条件苛刻的提案，渔获量限制在四万二千五百吨，合三千二百八十万尾，而且还按鱼种规定了捕捞尾数。日本接受了这个提案。    我国捕捞蛙鱼鳟鱼的尾数都受到限制，还是第一次。另外，日本在禁捕区缩小问题上也未能突破苏联的壁垒。反而要付出十七亿六千万日元（约合七百多万美元）的协作费。这样才最后达成协议。这样严格的规定，将使日本北太平洋重要的蛙鱼鳟鱼渔业大大后退，减船问题重新突出起来了。这样，日苏渔业谈判已全部结束。    【时事社东京四月二十八日电】题：批准日苏渔业协定    参议院二十八日上午十时许召开全体会议，会上一致通过并批准了规定今后五年内日苏渔业关系基本范围的《日苏渔业合作协定》和载有本年度蛙鱼和鳟鱼捕获量为四万二千五百吨的《蛙鱼和鳟鱼捕获量议定书》。

【路透社新德里五月一日电】喀布尔电台今天宣布，保加利亚已经承认阿富汗新政权。苏联昨天第一个承认了以塔拉基为首的革命委员会。    印度也已经决定承认阿富汗新政府。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说，已经通知印度驻喀布尔大使辛格把印度这一决定转告塔拉基总统。    【路透社哈瓦那五月一日电】古巴今天对阿富汗新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表示友好，并希望两国之间进行合作。    一项官方公报说，古巴欢迎阿富汗重申其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    公报说，「古巴政府表明它对阿富汗人民及其革命政府的友谊。同时表示希望在双边领域及不结盟运动中保持合作关系。」

【南通社北京四月二十九日电】题：邓小平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    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邓小平，今天在同马林·采蒂尼奇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代表团其他成员谈话时说，南斯拉夫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正在加深，两党之间的关系正在恢复，这是使双方都感到满意的。    邓副主席今天上午接见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并同代表团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他不久前当选为由中国的各种政治党派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席。    邓说，尽管中国和南斯拉夫“语言不同”（因为条件不一样）两国人民还是有许多共同点。    中国的这位副主席向采蒂尼奇和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介绍了北京对迫切的国际问题的评价，并特别谈到了中国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的国内发展情况。邓着重指出，在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里达到了充分的团结，出现了新的气象。    邓小平谈到了南斯拉夫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特别谈到了铁托总统的活动。他指出，“南斯拉夫的国际意义是巨大的”，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都更多地认识到这一点。    由于邓主张全面地加强南斯拉夫同中国在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关系，因而他欢迎发展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之间的接触与合作的主张。    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以他个人的名义请采蒂尼奇转达对铁托总统的亲切问候。    采蒂尼奇强调指出，南斯拉夫高度评价中国在国内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南中两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所达到的水平。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还向中国副主席介绍了南斯拉夫对当前国际问题的立场和南共联盟十一大的筹备工作。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四月二十六日电】中南两国关系最近几年有了改善，其高峰是铁托总统去年八月访问了北京并同华国锋主席举行了会谈。    上月，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代表团对南斯拉夫作了三个月的考察访问。这里的外交官和观察家们认为，二十年前中断的两党关系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华主席已接受铁托总统请他访问南斯拉夫的邀请。

【时事社东京五月一日电】题：北京的“五一”节充满恬静的气氛    今年北京的“五一”节充满了恬静的气氛。这一天，市内各个公园都免费开放，从早晨开始，全家或工作的同事一起络绎不绝地前往公园。    今年取消了往年的歌午游园会，没有热闹的气氛，但是市民却尽情的享受着温暖的阳光。    一位壮年知识分子谈到取消游园会时说：“是为了脚踏实地进行经济建设。”街上跑的公共汽车上张贴着“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标语，而且这一天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也号召开展劳动竞赛。这是今年“五一”节的特点。    另外，这一天一齐出售名著的再版本和《天方夜谭》等外国文学译本。书店前面排着长队。这似乎宣告了从“四人帮”文化专制下解放了出来。    【路透社北京五月一日电】中国今天以有节制的形式庆祝“五一”节，没有精心布置的庆祝活动。    国际劳动节对大多数中国人说来是法定假日，北京人在温暖的阳光下都到公园去，或者是逛商店。    每一坐公共建筑物上都挂了国旗，商店、机关、旅馆、餐厅门口都挂了灯笼。但是这一天主要是玩的日子，成千上万人在颐和园排着队等候租船，湖里面的小船星罗棋布。    其它公园也因为免收门票而挤满了人，商店里生意兴隆，买玩具和买吃的人很多。    【时事社东京四月二十九日电】题：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取消了游园会    北京二十九日电：工人的国家——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往年都是在各个公园举行游园会，不仅招待一般市民，而且还邀请外国人参加。由于一直是广泛开展盛大的庆祝活动，所以很著名。但是，今年第一次取消了这个游园会。    中国外交部的某工作人员说：“我个人的见解是，采取各种庆祝方法不是更好吗？”关于这一点，驻北京的外国人中间都揣测是为了节约筹备游园会所需要的人力、时间和经费等等。    而在剧场和体育馆举行的歌午、体育表演等，还是和往年一样。

【法新社北京五月一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中国政府昨天对最近越南华侨大批回国一事表示“关切”，公开证实了中越关系遇到严重危机。    在一次为正在北京参观的华侨举行的庆祝五一的招待会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谈到了越南华侨大批回国的事。邓小平副总理等几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廖先生说：“最近，在越南的华侨突然出现大批回国的现象。”他还说：“我们对此表示关切，并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此间外交界人士对大批遣返的事一无所知，甚至在河内的外交界人士在电话中也表示不知道。在越南的华侨有一百二十万左右，多数经商。华侨中有将近一百万人在南方，主要在西贡（现名胡志明市）堤岸——目前这个城市对住在河内的外国人已经不开放。    观察家们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华侨下决心离开越南回国也许是因为越南政府最近决定把小商业全部收归国有，受这个决定的影响的主要是华侨。    香港《文汇报》今天刊登了一则广州电头的特讯，其中报道说中国政府向这些回国华侨发了一些零用钱和衣服，还安排了一些人回自己的故乡，其余的人则分配到广东省、云南省和广西的国营农场或工厂去工作。    一系列因素（大批华侨从越南回国是最新的因素），使两国之间的和睦关系冷下来了。最先是中国在柬越冲突中公开站在柬埔寨一边，接着，河内的越南官员对所传中越边界形势紧张这一点打破了沉默。使关系冷下来的另一个因素是关于南海一些岛屿的争论，两国政府都不时宣布自己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

【合众国际社香港四月二十九日电】西班牙商业部付大臣卡洛斯    ·布斯特洛说，共产党主席华国锋已经邀请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去北京，他“很可能”将于六月月中访华。    这位西班牙官员率领马德里的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访华，并且同北京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这个代表团今天取道广州抵香港。    布斯特洛说，这项协定“是一个总的原则，有具体数字，但具体商品则没有写进去”。他说，它是“长期隔离的国家之间的一项有代表性的协定”。    他说，国王将签署我们刚刚草签的协定。“实际上，这项贸易协定已经生效一段时间了”。    布斯特洛还表示，一个中国代表团将“在今年夏天过后”访问马德里。    虽然他没有具体说明中国人访问西班牙的确切的性质，但是他说这次访问是非正式的访问，布斯特洛表示，它将是一个贸易代表团。    布斯特洛说，北京和马德里的贸易协定同中国外贸部长李强最近在布鲁塞尔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的协定相似。    布斯特洛说，他的代表团的访问和贸易协定表明在政治上以及经济上“都有很大的潜力”。    他说：“我们不能指望得到很高的商业好处，但是这项协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他说，中国的态度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的态度是“重实效的”。    他说，中国人非常了解西班牙的经济、历史和工业潜力。    他们对技术，特别是制造公共汽车和农业设备的技术特别感兴趣。

【法新社巴黎四月二十八日电】葡萄牙外交部长萨·马查多四月二十八日对布鲁塞尔访问四天后回国途经巴黎时说，关于葡萄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谈判可能在今年秋天开始。    萨·马查多设午宴招待了中国驻巴黎大使韩克华，萨·马查多对于里斯本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表示乐观。    他指出，他同韩的会晤是中—葡第一次同级会谈，这一会晤还表明了希望将迅速消除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本刊讯】葡萄牙《新闻日报》四月二十九日刊登一条消息，题为《萨·马查多在巴黎同北京大使会晤：对华关系的重要步骤》，摘要如下：    外交部长同中国驻法国大使韩克华会晤了两小时，这被认为对葡萄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会晤中讨论了国际问题，特别是欧洲联合、大西洋和非洲问题。    关于葡中关系，双方同意，两国必须尊重建立外交关系的各个阶段。    萨·马查多建议下次在里斯本进行会晤，那位中国外交官说，在葡萄牙首都建立新华社分社是建交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法新社波恩四月二十六日电】德国批发业和对外贸易协会的代表们今天从远东回来时说，中国希望增加同西德的贸易及其向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出口。    他们说，中国政府赞成进口技术设备和技术知识，但是仍然拒绝用贷款的方式来支付进口。北京政府坚持用出口来支付进口费用的原则。代表团说，今年年底以前将在德国举行一次关于销售情况的讨论会，并且将有中国官员参加。在访问期间中国人经常提出经营问题。

【本刊讯】香港《明报》四月二十二日刊登一则专访，摘要如下：    《明报》记者报道：英国两党政策对本港有何影响？下任港督人选是谁？最近记者访问香港驻英专员黎敦义先生，请教上述问题。    黎敦义先生说，凡了解香港的英国国会议员都很支持香港的发展；不熟悉香港的人士，又很热心去了解香港的情况，他们很奇怪为何这个连食水也不足够的小岛，能在和平后的三十多年中，有如此迅速的发展？黎氏打趣说，其实这点连他也不太明白。英国人已不再视香港为殖民地，有些人认为香港的存在是可以令英国人到这里多做生意，他们对香港的看法，主要是着眼于经济而非政治。    很多英国人都关心到香港二十年后租借期满的问题，但反问伦敦二十年后会变成怎样，英国人同样是答不出。    黎敦义说，他很少跟国会议员提及新界租借期满的问题，一旦提及，大家都同样地认为目前的中英关系是历来最良好的，香港的地位，当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