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四月十五日刊登布朗菲尔德的文章，题目是《苏联不久即将取得军事优势》，摘要如下：    虽然我们的领导人继续向我们保证，我们仍然是世界上的最强大的国家，能够保卫自己抵抗任何可能的进攻并能够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但是，仔细研究我们军事准备的真实状况就会得出大不相同的结论。    据全国战略情报中心出版的一份题为《武器、人力和军事预算》的新的研究报告说，现在看来苏联很可能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取得战略和常规军事力量方面的优势。这个研究报告的作者认为，在卡特总统拟议实行的五年防务计划中，明显要采取的削减防务费用的结果，将是大大削减美国的防务能力，而且苏联取得优势这一使人惊恐的前景将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美国采取肯定而迅速地行动，通过大大增加美国的防务开支来改善它的军事态势。    这份报告收集的资料一定会使所有那些关心国家安全的人士感到不安。考虑一下如下的问题：    一方面，苏联的军事计划现在的开支比美国多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正以空前的规模部署或发展新武器系统，而直接威胁到美国和北约的威慑力量。同时，苏联在它的日益增长的海运和空运的能力以及日益扩展的古巴军队的帮助下，正在打进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的重要的新的地区。    另一方面，美国看来正把发展战略和常规武器方面的军事势头拱手让给苏联，卡特政府的防务开支建议，相对说来是过去四十年来数额最低的建议之一；它拟议中的一项五年防务计划远远低于苏联计划的努力；它建议的预算比福特政府建议的要少大约三百四十亿美元（单单是一九七九财政年度使用专款授权总额大约要少八十亿美元）。    在这些消极倾向的背景下，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建议美国制定另一项防务计划，这项计划要求在战略力量开支方面每年增加五十亿美元到七十亿美元，一般部队的开支每年增加至少一百亿美元，使国防开支一年的增长率达百分之十。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四月二十一日电】（台北注意）格拉纳姆四月十二日（美国时间    ——本刊注）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对华政策的讲话，全文如下：    问：鉴于总统昨天关于对华政策的谈话，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卡特总统是否准备在今年年底以前承认北京？    格拉纳姆：我认为总统提到的是若干月的时间。显然，要是提若千年的时间，那是意味着长得多的时间——这是从对什么时候能够完成的问题得出某种正确看法来说。对于他已经说的这些话，我的确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问：几个月的时间或期限是多长？在合理的限度内是多少个月？    格拉纳姆：我认为这是我已谈过的。我们当然不会为此规定任何限期，或者试图确定一个时期。

【国际交流署哥本哈根四月二十一日电】题：布朗在丹麦电视台答记者问    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四月十九日在北约核计划小组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后在丹麦电视台上答记者问。    问：部长，据我了解这次会议首先讨论了北约核力量到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为止进行更新的问题。这事实上是不是一种开列购置武器清单的问题？    答：不是，在这些核计划小组会议上，我们确实每次都讨论包括战区核力量在内的核力量的均势问题以及其未来的均势问题。当我们研究未来的均势时，我们当然要研究北约核力量可能和应该采取哪些更新措施，以及我们估计华沙条约组织的核力量会采取哪些更新措施。当人们观察近期的情况时可以看得相当准确，我们是在为长矛式短程导弹和八英寸炮弹这些（武器）系统采取更新措施。当人们观察再远一些的情况时，未来的情况就不那么有把握了。虽然我不愿意说这是一张购置武器的清单，但是我要说，决定还远远没有作出。    问：据我了解议论纷纷的中子弹问题恰恰没有列入议程，但是，你们在谈到未来的情况时也能不提中子弹吗？    答：中子弹、这种所谓辐射力强而爆炸力小的武器要是生产和部署的话，将会使附近的友好国家部队或居民或世界遭受较小的副作用和伤亡，这种武器是核力量可能采取的一些更新措施和改进措施之一。这是一种宝贵的武器，但是并非唯一的武器，也不是唯一重要的武器。就象你说的那样，这种辐射力强而爆炸力小的武器没有列入议程。在场的某些部长只是顺便提到了这种武器，我的确向他们重申了美国总统决定暂时推迟作出生产这种辐射力强而爆炸力小的武器的决定。我们将着手更新我们的某些战术核武器，并且作好安排，以便使这种辐射力强而爆炸力小的武器能够在日后加进去，如果作出这样一项决定的话。这种决定将取决于苏联是否和如何以限制它自己的对准北约的常规武器和核力量来作出响应，因为生产和部署一种辐射力强而爆炸力小的武器，其目的就在于抵消苏联的这些武器。    问：你自己是一位物理学家，本身就比我们其他人具备更加好得多的条件来对中子弹的技术性问题作出判断，所以，我理解你是支持部署的。    答：我现在是政府官员，我必须考虑的远远不只是一项具体决定在核物理方面的问题。我对这种辐射强而爆炸力小的武器的看法是，从军事角度看，北约盟国需要抵消华约国家为加强华约的力量所采取的一些步骤。这种辐射强而爆炸力小的武器是可以以花钱少而效力大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办法，所以，从军事的观点看，它作为一种改进措施是有意义的。与此同时，我认识到还存在着其它的因素，即政治因素。这些因素很重要，而且，这些因素事实上应当是在最后作出决定时的决定性因素。

说苏美在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双方都希望在今后会晤中推进这一过程；关于苏美最高级会晤的前景，万斯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四月二十三日电】（记者：安德森）美国国务卿万斯今天结束了三天来他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的会谈而飞往伦敦。他说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    本周内，万斯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谈了十一个多小时，同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谈了一次，谈了企图达成一项新的限制武器条约方面的棘手问题。    万斯启程赴伦敦之前，在机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都希望建立的和平大厦    ——假如要使它牢固的话——必须是一块砖一块砖地砌起来的。”    这位美国国务卿说，他要感谢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给我们的会晤带来友好和建设性的精神”。    万斯说，他和苏联领导人在争取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而且双方都希望在今后的会晤中推进这一过程”。    万斯说：“在更好地了解双边关系涉及的问题方面，我们也取得了某些进展。”他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这样一种了解，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由于中东和非洲之角的事态发展，美苏关系是紧张的。    记者问到是否有卡特总统和勃列日涅夫主席在最近的将来举行最高级会晤的前景，万斯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万斯拒绝回答，他个人估计美苏两国还要经过多久才能完成这一工作而签署新的限制武器条约。    当记者请葛罗米柯对本周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发表看法时，这位严峻的六十八岁的苏联外长说：“国务卿所说过的，同我的意见没有分歧。”记者要他再谈点看法，他拒绝了，说“今天我在这里是充当向导”。    【美联社莫斯科四月二十三日电】万斯启程前在伏努科沃机场对记者说：“我们就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问题举行的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希望在以后的会谈中继续进行这种努力。”    但他没有预言何时能签订限制战略武器协议。    他也不愿说他同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和外长葛罗米柯的三天会谈是否讨论了人权问题。在回答是否讨论了人权问题时，万斯只是说“会谈涉及了若干问题”。    【美联社伦敦四月二十三日电】去年万斯来莫斯科谈判时，天天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一次却不同，他避开报界，只宣读准备好了的讲话稿，回答记者的提问也是躲躲闪闪含胡其词。    【美联社伦敦四月二十三日电】（记者：施韦德）和万斯同行的美国官员暗示，苏联人反对美国同北约盟国分享巡航导弹技术的立场已有松动。    但与此同时，据说苏联人对于他们的逆火式轰炸机采取了强硬立场。    巡航导弹技术和逆火式轰炸机的争论是使谈判复杂化的三个关键问题中的两个。第三个问题是美国想要阻挠苏联发展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美国官员说，从根本上说这三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然而，在万斯的克里姆林宫会谈期间，美苏关系无疑有所推动。

说苏联的政策不仅要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对比情况，而且还要取决于经济实力对比情况    【本刊讯】《北约评论》四月份第二期刊登经济指导处处长比利的文章，题目是《结论与含义》，摘要如下：    将来，苏联的政策不仅象过去那样要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的对比情况，而且还要取决于它同美国和其他工业大国的经济实力的对比情况。它对联盟国家和东欧国家的行动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将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不要大规模地、越来越多地依靠西方技术而使其经济继续发展下去。此外，在苏联今后继续加强其军事力量的能力同它的全面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联系。最后，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政权——引伸而言之，它们的社会    ——的永久性大概只有在苏联工人继续忍受他们的命运的情况下才会得到保证。    换句话说，对东西方关系，特别是对联盟同华约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所作的任何估计，都必须考虑到苏联的经济发展前景。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北约经济事务指导处在为一九七八年讨论会选择主题时决定不象以往那样按部门（例如，苏联和东欧的资金、银行业和信贷情况、西伯利亚天然资源的开发问题、苏联生活的各个经济方面、技术转让等等）进行估价，而是研究苏联八十年代经济增长前景这个比较一般的题目。    由经济指导处的克伦德宁准备的关于这些讨论情况的比较详细的说明在下面发表。我只想回顾一下得出的主要结论和阐明这些结论在经济实力对比方面的含义。    第一个总括性结论是，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现象将会继续下去，苏联象在一九五一——一九六○年期间所达到的那种增长率（百分之五点八）已是过去的事情；另外的生产因素将极少，而且费用比较大。例如，由于自一九六三年以来出生率大大下降（这将特别影响俄罗斯族），可使用的人力的年增长率最多只能达到百分之一。能源开采和运输的费用将要大得多。到一九八五年，要保持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同总的需要之间的平衡将更加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这里指的不仅是国内经济的需要，而且还有出口方面的需要，拿石油来说，苏联的硬货币收入中大约有百分之五十是从石油出口得来的，因此是至关重要的。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是否能够弥补人力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不足呢？不太可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低生产率却会继续阻碍经济的迅速扩展。    因此，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据西方估计，这种年增长率已从五十年代的约百分之五点八下降到六十年代的百分之五点一，而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五上个五年计划中下降到百分之三点七）在八十年代不太可能超过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三点五。这将使苏联的增长率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今后几年预计可达到的一样，如果不是比它们低的话。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阻碍实现赫鲁晓夫提出的目标——赶上美国——的局面。    这种增长速度减缓的情况将使苏联领导人遇到严重的困境，这就是怎样在以下几个方面之间分配最终产品：不断谋求提高产量的农业，需要把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开发边远地区的资源的民用工业，为有足够大的权力来分配技术水平最高的人员和最先进的机器的“权势集团”所控制的军事部门，最后是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将来能在多大程度上忍受低劣的生活水平，这仍然是这种暗淡局面中主要的难以估量的因素。    同时，尽管作出了上述预言，我还是应该强调这样一点：苏联对它的军事需要的看法在它决定如何分配资源时看来一定仍然是决定性因素。

【美联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四月二十三日电】一些有钱有势的人物举行了三天的秘密会议，会上他们估量了西方世界的状况，集中讨论了各国经济和苏联加强军事力量的情况。    这次会议有北美和欧洲的一百零四位领导人参加，其中包括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瑞典首相费尔丁；大通曼哈顿银行行长戴维·洛克菲勒；前国务卿基辛格；西德议会国务秘书比洛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黑格。    【合众国际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四月二十三日电】前英国首相霍姆今天警告说，北约必须采取行动来对付苏联在非洲的常规部队的迅速扩张。    霍姆在一九七八年国际比尔德贝赫会议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必须“唤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意识到这种比较新的形势”。    霍姆说，三天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集中讨论了俄国的军事扩张和它对西方民主的安全的威胁。    霍姆说：“俄国大大加强了它的常规力量。它具有可以而且已经部署到非洲的多余的力量。”    他说：“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通过北约来消除可能对俄国人产生引诱力的状况，但是我们还必须加强我们的常规力量。”    霍姆要求北约加强常规力量，指出在东欧的某些地区，苏联的力量以三比一超过北约力量。    他还对俄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卷入非洲、特别是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的民族主义斗争表示担心。    霍姆认为罗得西亚的政治解决办法是一个“好”办法，“除非在俄国军队的帮助下，游击战激化”。    【路透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四月二十三日电】一百名西方最有势力的人物本周末在一个隐芘的会议中心举行了秘密会议，以估计西方防务和世界贸易的情况。    这些政治家、银行家和专家治国论者前来参加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容易加入的俱乐部——第二十六次比尔德贝赫会议年会。    前英国首相霍姆勋爵是这次会议的主席。

【美联社马德里四月二十二日电】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和党主席伊巴露丽今天在西共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重新当选而连任原来的职务，这次代表大会是西共在四十六年中第一次在国内举行的代表大会。    执行苏联路线的伊巴露丽重新当选为党的主席（一个礼仪性职务），让六十三岁的卡里略（他任党的领袖已十八年）执行他的欧洲共产主义路线，继续与佛朗哥死后时期的中间派政府合作。二人是由一百六十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重新选出的。

【美联社纽约四月十七日电】一项新的调查报告透露，由于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学生到这里来深造，以便取得学位，在美国的各学院和大学报名入学的外国学生去年超过了二十万人。    根据国际教育学会编写的这项调查报告的统计，在一九七六——    一九七七这一学年里，在被认为是合格的三千二百所学校里有非移民学生二十万零三千人。比一九七五—一七六年增加了将近二万四千人。这项调查报告把学生人数的增加，部分归因于办法的改进。但是它也说，外国人报名入学的人数真正增加了。    根据全国教育统计中心的统计，报名进入美国高等院校的学生约有一千一百一十万人。外国学生约占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八。    调查报告表明，伊朗学生在留美的外国学生中所占的百分比最大。调查报告表明，伊朗学生有二万三千人，占外国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五。几乎为一九七○年的百分之四百。台湾，居第二位，有留学生一万二千人。其次是尼日利亚、加拿大和香港，各有留学生约一万一千名。印度、越南、日本、墨西哥和泰国与上述五个国家或地区凑成前十名。    报告说，这前十名国家的学生几乎占外国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它又说，头四十个国家的学生几乎占外国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报告表明，来自第三世界的外国学生人数所占比重也很大，现占外国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五。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学生人数的增加是第三世界的学生占这样大的比重的一个主要因素。    国际教育学会主席华莱士·埃杰顿说，学生们想到美国来是因为“美国的教育是良好的教育”，并且大概“同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所关心的问题有着更直接的关系”。    这项调查报告题为《门户开放：一项关于国际教育交流的报告》。与朱利安共同撰写这项报告的斯莱特里说，外国留学生也成了美国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    美国政府最近的一项调查报告把私立大学教育的平均费用估计为每个学生每年五千美元。斯莱特里以此为根据，估计调查报告中的百分之七十八的自费留学生向院校和高等教育提供了将近八亿美元。    斯莱特里说，调查报告中所统计的外国留学生只包括“非移民，他们在规定的美国院校谋求学位：三千二百所合格的、中学程度以上的不谋利的非技术学校的院校。”他说，这不包括约一万一千所训练美容师、理发师、航空机械士的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埃杰顿说，在全世界的学院和大学里念书的约三千三百万学生当中，有百分之二，即七十七万五千人，是外国学生。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四月二十一日电】题：拍卖黄金将对美元提供帮助    美国政府新采取的拍卖黄金的一系列行动，将促进减少黄金在国际货币制度中的作用的这个目标，并且还会有助于收回在美国境外的外国人所持有的一些美元。    四月十九日晚，在美国所有的金融和股票市场关闭之后，美国财政部宣布连续六个月每月拍卖黄金，这将是美国自一九七五年以来第一次出售黄金。美国打算从五月二十三日开始六次拍卖黄金，每次拍卖大约三十万盎司，但是以后拍卖的数目可能根据头几次拍卖的情况而有所改变。    为了保证出售黄金后使得世界官方货币当局作为储备所掌握的黄金数目实际减少，美国财政部具体指出，“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接受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的投标或其代表进行的投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根据该组织新修改的协定条款，保证努力使该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作为各国政府货币当局之间进行交易时所使用的主要储备资财，从而接替黄金、美元以及某些其他广泛使用的货币以前所起的作用。    公告说，“财政部打蒜研究出售黄金以抵销本该用西德马克进行的支付时所产生的一些技术问题”，以便看看这是不是为了获得用于干预外汇市场的外汇的一种“在技术上可行和可取的”办法。但是至少在第一次指责中，将只接受美元付款。

【本刊讯】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三月十八日一期刊登题为《印度与中国；消除阴影》的文章，摘要如下：    一个国家将不允许它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影响它同第三国的关系，而且也不允许这种关系受它同第三国的关系的影响，这是国际外交上最经常重复的无恶意的谎言之一。这是印度政府一九七一年八月采取的同苏联签署二十年的和平友好和合作条约这一重大步骤时所说的一句话。    这一条约的签署促使当时的印度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依赖苏联的关系不断发展正式确定下来。如果认为印度同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关系不会影响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那是荒谬的。    这个国家同苏联保持从属关系的最深远的结果之一就是破坏了我们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一切可能性。为什么从一九六一到一九七六年这十五年间，这个国家决定不派大使驻中国首都这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的。从一九六二年的边界战争达到顶峰的边界争端无疑使印中关系发生了危机，但是后来这种关系冻结了十五年之久完全是由于我们不得不同苏联建立特殊关系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德赛总理三月十六日在以王炳南为首的中国友好代表团在印度访问的过程中在议会说，“在主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边界问题一—得到我们共同都感到满意的解决以前”，同中国的关系不可能实现“完全正常化”。这番话不大可能象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会妨碍中印关系的改善。中国从未否认存在边界问题。华国锋总理在最近结束的五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谈到中国对南亚国家的政策时承认，“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表示希望，“只要双方作出切实的努力，两国关系是可以得到进一步改善的”。事实上，中国人可能更认真地看待德赛的另一次讲话——印度将不允许任何第三国插手中印就有关这两个国家间的问题举行的双边会谈。如果可以认为这一点确实意味着印度政府将不让苏联的感情影响它自己对待中国的态度的话，那么，中国人必然就会把这一点看作是有希望的迹象了。。    印度政府认真对待中国友好代表团的访问，同时又很快接受中国向印度外长发出的访问中国的邀请，这表明印度政府真诚打算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法新社北京四月二十日电】通常消息灵通的外交人士今天在北京说，中国对于在三月十八日被判死刑的前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命运感到关切。这些人士说，中国领导人已要求一个第三国代他们就布托问题进行干涉。    但是伊斯兰堡的消息与此相反，中国并未采取任何直接的行动，这样就不至于干涉巴基斯坦的内政。    观察家们回顾说，巴基斯坦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盟友之一，布托先生对中国进行了创纪录的访问，最后一次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他是同已故主席毛泽东进行会谈的最后一位外国领导人。    自从布托先生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倒台以来，中国表示希望继续同巴基斯坦保持积极的合作和特殊关系，同时设法使同印度的关系热乎起来。    推翻了布托的军法管制政府的首脑齐亚·哈克将军于去年十二月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巴中两国注意到它们在国际问题和双边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    一个中国代表团于二月份到巴基斯坦进行了正式访问。    中国官方报纸没有公布宣判布托死刑。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国报纸说到齐亚将军上台时只说“接管政府”，而未提政变这样的字眼。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先决条件是缔结“和平条约”而不是“睦邻条约”》，副题是《归还北方四岛是友好亲善的基础》，摘要如下：    接受了苏联先前公布的《日苏睦邻合作条约》草案，是否真的会导致苏联归还北方领土呢？很遗憾，我不能不怀疑这一点。    首先谈谈苏联提出的《睦邻合作条约》的性质问题。    日本政府一贯主张，归还我国固有领土——北方四岛，和苏联尽快缔结和平条约。相反，苏联政府认为，领土问题在很早以前就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解决了（然而又提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法律根据），“日苏之间缔结和平条约的基础是不同的”，因此这次建议，“首先缔结睦邻合作条约”来改善两国的关系。    诚然，在苏联这次提出的条约草案中，也勉强提到了继续进行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问题，但是我认为，苏联的真正用意，显然在于通过缔结“睦邻合作条约”，事实上使领土问题永远挂起来。我认为，不解决领土问题的《睦邻合作条约》是不必要签订的，只有归还北方四岛才是日苏之间建立真正友好亲善关系的必要条件。    苏联提出的睦邻合作条约草案中包含了我国根本不能接受的一些原则问题，这里不再赘述。只是对这个草案企图把领土问题挂起来这一点不能熟视无睹。    我认为如果政府在缔结“和平条约”之前，就进行《睦邻合作条约》的谈判，就等于使领土问题永远挂起来了。    我们决不能放弃原则进行谈判。归还我国固有领土，缔结和平条约，这是先决条件，我认为应该坚持这个原则。

【印报托新德里四月二十日电】西藏青年大会再次要求在国际当局监督下在西藏举行公民投票。    西藏青年大会主席达波昨天在这里对记者说，“让西藏人去决定他们是愿意生活在中国人统治之下还是想要一个自由独立的西藏”。    达波先生说，他之所以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是因为有几位西方记者在对拉萨进行了一次有向导的旅行之后给西藏描出了一幅“美丽的”前景。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四名西藏逃亡者说，同中国认为西藏是一个幸福的社会主义的西藏的看法相反，“西藏实际上是一个集中营”。    “中国人强行严禁西藏人之间通信和交往，在整个国家中设置了间谍网，以监督人们的言行。”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三月二十五日刊登日本学术振兴会会长茅城司和日本经济新闻社社论副主编阪口昭的对话，题目是《怎样确保今后的能源》，摘要如下：（原编者按：近百年来，电气工业始终是日本现代化的基础，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柱石。但到一九七三年，以石油危机为转折点，在能源供应方面，电力的供应到了转折时期。要考虑今后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就必须从现在起，从广阔的角度，研究能源政策，认真抓好原子能等电站的建设，使电力供应多样化。这里我们请日本学术振兴会会长茅城司先生来谈谈对动力资源的展望、谈谈原子能发电的利毕得失，等问题。）    阪口：我感到，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石油时代”似乎意外地短。这是因为，据说到八十年代中期，石油生产将不再增加。这就和如何满足需要有关。对这个问题，先生是怎样考虑的？    茅：八十年代，石油将供不应求，就是说不敷需要。大致来说，这是由于盛产石油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出卖自己的石油资源，利用这些钱使自己成为文明国家。但是当他们成为文明国家的时候，自己要用的石油也没有了。连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都在拼命地建设原子能发电站。因此他们想留下自己使用的石油，而不再出卖，那是很自然的。    阪口：想保存石油啊？    茅：再则，如能依靠别的能源的话，与其把石油当作动力的来源，还不如把它当成物资，当作化学原料来使用更好。    目前，由于肖条，正为消费不振而苦恼着。因此现在的倾向是，稍稍多开采一些。但是到那个时候就不够了。我是这样估计的。    阪口：刚才你说要把石油当作原料使用。伊朗的巴列维国王也是这样说的。    茅：我们自然科学家感到，把石油当作燃料使用太可惜。因此，要是能从别的途径得到动力，就把石油留下。但是现实是：要从别的途径得到动力，并不那样简单。    阪口：那么，“石油时代”以后将是怎样的时代呢？向快中子反应堆、热核聚变时代转变    茅：关于这个问题，从量来说，当然要算“快中子反应堆”，即现在的“轻水反应堆”。它使用铀２３５，天然铀的利用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七左右。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三变成铀２３８，要把它当作燃料使用，快中子反应堆是不可缺少的。    这样的反应堆，在苏联等国家，正在运转。日本也在克服难关，建设这样的反应堆，估计再过十年就有一个结果了。    要实现原子能发电，继快中子反应堆之后，是核聚变。目前尚处于实验阶段。会不会成功？反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实现核聚变的例子。    另外，即使实现了核聚变，要把它转变为动力，还是相当困难的。而且还必须发一亿度电。听说苏联建立发三千万度的核电站，而日本还只能建立三百五十万度的核电站。以后建起更大的核电站，发电量将会提高的。这一个项目就需要一万亿日元。    不过要是能够建成，动力就不用发愁了，因为世界上重水多得很。    再则，人们称之为清洁的能源。由于重氢相压，就会变成氦，因此是清洁的。同时放出大量的中子。中子相撞击就产生大量放射能。这放射能很可怕。因为用它能制造中子弹……。可并不那样简单。    另外，温度是那样高，怎样使它转化为热，也有各种方案。实际上还都没有什么头绪。其他小的替代能源    阪口：有没有其他能源？    茅：太阳热是自然存在着的。要是能利用它，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目前在天睛时，一平方米才发一千瓦时电。那样，要发一百万千瓦时电，就很费劲了。而且这只限于白天和晴天。    我的一个朋友，在自己的房顶上安装了利用太阳热的设备。这是一个把两吨水放在四十平方米的平面上晒热的设备。在冬天，这水就用于暖气。当然暖气还用石油，使暖气更暖。尽管这很有用，然而还不能把它当作能源使用。    其次还有地热发电。目前在九州和东北等地正在利用地热发电。但是全日本的地热电站，几乎没有超过二百万千瓦时。    阪口：政府现在计划，努力争取在一九八五年度达到二百万千瓦时，一九九○年度达到三百万千瓦时。    （上）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十一日刊登东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竹内实的文章，题目是《知识界洋溢着明朗快活的气氛——中国学界的新潮流》，摘要如下：    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会上，邓小平作了报告。我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后感到：中国终于摆脱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紧箍咒，有了某些自由。    邓小平的演说由三点组成：（一）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二）必须培养人材；（三）要建立分工负责制。    乍看起来，这些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建议或判断，但是，如果从按照中国过去的框框形成的那种意识形态的状况来看，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以上三点讲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这些政策在“四人帮”横行时连做梦都不敢想。现在对邓小平的态度鲜明的发言不能不表示钦佩。但是，回想起来，早在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提倡“百家争鸣”时就已经提出过上述几点。从那以后走了二十年的弯路。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思议的，说不幸也是不幸。    特别是近十年来对研究人员的迫害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超过了人们所说的厉害的程度。据经济学家许涤新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    ——哲学社会科学部险些遭到解散。由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的努力才得以继续存在。但是，该部下属的经济研究所被赶出了大楼，资料不是变成了废纸，就是变成了灰烬。人民银行下属的金融研究所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多年收集的金融历史资料都被烧毁了。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一百五十多名研究员都被迫停止了研究工作，其中也有人当了食堂的卖饭票人员。由于如此的迫害和破坏，很多研究所和研究室后继无人，研究人员的平均年令在五十岁以上，也有不少是在六十岁以上。拿北京大学来说，研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有七个人，他们的平均年令是六十二岁。    为受迫害致死的研究人员恢复名誉，并把他们埋葬在位于北京郊外八宝山的革命公墓（有的研究员死后还遭到迫害，在死者墓前召开批斗大会）。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使中国内部产生了相应的革命动力，这恐怕是事实。但是，在文化革命过程中尽管发生了上述事件，但在作为社会运动的文化革命结束后，仍企图抓住文化革命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不放的是“四人帮”。用漂亮的词藻掩饰起来的理念和意识形态，莫如说是从背后打人的“铁鞭”。    现在“铁鞭”已经不存在了。而且，邓小平演说提供了知识分子可以是知识分子的理论根据。在中国的知识界洋溢着明朗快活的气氛，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本刊讯】在南非出版的《中肯》杂志三月十七日一期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的京戏重返舞台》的文章，全文如下：    在中国，演戏、演话剧或跳巴蕾舞都不单单是为了让观众消遣。多少世纪以来，即使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演戏也仍然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历史力量和文化力量相互作用的复杂现象。    京戏这个为中国人民最喜闻乐见的传统戏剧被遗忘了十年之后，今天又重返舞台。在文化革命期间，“革命样板戏”占领了舞台。可是最近，北京的外国人有机会观看了古装新戏《红灯照》的演出。这出戏是以义和团起义为背景的。这出新戏以其绚丽的色采、令人赞叹的武打技巧、富丽堂皇的布景和刺绣精致的服装，把经过相当大的改革之后传给人民中国的伟大传统给复活了。    在抗击日本和国民党军队的岁月里，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山区重新研究了京戏的表演。传统的京戏加上了布景显得逼真了。以前它的台词深奥微妙不易听懂，现在则比较接近日常用语，而剧情不再取材于帝王时代的中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必须取材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发生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    今天，京戏重新上演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采的。《红灯照》的剧情是以中国现在面临的中心问题为基础而展开的。“红灯”是起来造“外国侵略者”的反的义和团下属的一支妇女队伍。义和团这支强大的农民运动在一九○○年把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馆包围了五十多天，后来被当时在中国的所有殖民国家联合组成的一支远征军消灭了。    那些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操纵中国帝国政府的“洋鬼子”在舞台上成为真正的恶棍。这些“洋鬼子”在道白中还不时用英语说“ＯＫ”，而且在帝国政府的办公室里跷起二郎腿，最后终于在忿怒的人民面前吓得浑身发抖。观众看到这里十分高兴，甚至外国人也十分高兴。    然而，北京的《光明日报》对义和团的“笼统的排外主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中国声明要对外国技术开放门户，表示愿意不仅从自己的经验，而且从外国的成就得到鼓舞的时候，颂扬象义和团这样的仇外运动对比之下使人们回想起十多年来中国严重闭关自守的形象。

【法新社北京四月十九日电】中国著名剧作家夏衍最近说，中国电影业遭到四人帮十年的“破坏”，现在，已经定出了目标：平均每三天出一部新影片。    《人民电影》最近一期发表了夏衍一次谈中国电影制片工作情况的谈话。夏衍本人曾遭到四人帮的清洗，不久前才恢复名誉。    夏衍说，理想的情况是中国每年能生产影片一百部到一百二十部。他还说，各类影片的比例最好是这样：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片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十是历史和其他题材。    夏衍说：“人民是有精神生活的。”他还说，他感到遗憾的是，在四人帮控制时期，无论是电影还是其他作品，都不准写“内心活动”。他说，在那几年里，拍电影的人对所有细节都要说得详详细细，把观众“当傻瓜”。所以那时人们不说“去看电影”，而是说“去听报告”。    他说，虽然电影的“说教”要少，但是其倾向应该是“为人民服务”，应该遵守毛主席对文艺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他还说，电影的取材应该以“现时期”为主，以“新民主主义”时期为辅。    这位剧作家说：“我们必须抓紧，因为到一九七九年就是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了，如果我们不拿出一些高质量的影片来，群众会感到失望。”    夏衍写过几部电影剧本和舞台剧。在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开始演员生涯的时候，他担任过她的演剧指导。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影剧界担任领导工作。在文化革命期间，一九六七年，他被指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代理人”，遭到清洗。去年夏天，他同文艺界许多在文化革命期间遇到同样问题的人一起重新开始露面。

【法新社北京四月十五日电】近几天来，一队队身穿白农的男女护士举着写着所在医院名称的红横幅，在北京的大街上巡回。    他们是当局上周发动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突击队”。    他们在马路口和公共汽车站停下来，然后由一名女护士向过路的行人宣读一些如何保持日常卫生和治疗小毛病的基本常识。    这次“爱国卫生运动”是在四月八日发动的，当时政府发出了一项文件，下令重建党中央卫生委员会。

【美联社香港四月十八日电】一个美国教育家今天说，只有美中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两国才有可能互派留学生和教授。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哈巴德是昨天从中国到达这里的。    他说，中国教育部门负责人对他说，由于四人帮的缘故，中国“在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方面失去了二十年的时间”。    陪同哈巴德访华的有一些美国实业家和教育家，其中包括该大学的理事赫伯特·克莱因和鲍勃·伍德。哈巴德在中国访问了两周，探讨是否可能制定美中交流计划。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代表团参观了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的一些大学。    他说，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渴望得到外部的援助，但是他们认为，由于美中没有外交关系，两国不可能制订交流计划。    哈巴德说，虽然他没有同任何中国负责人交谈，但是他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的“指导原则”。    他说，由于他们所持的政治观点，他没有向中国人提出任何具体的交流计划。    哈巴德说，中国大学的师生比例使他吃惊，这个比例从一比二到一比四，而在美国大学，一比二十的比例就被认为很好了。他说，这表明中国大学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对比美中两国大学的教学水平，哈巴德说，中国的水平是低的。他还说：“至于化学、物理和其他技术，他们有许多东西要学。”    他说，中国教育工作者把水平低归咎于四人帮。    哈巴德说，代表团团员还参观了中国大学的实验室和图书馆。他说，实验室的设备是“原始的”，但是图书馆藏书很多。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四月二十日刊登该报记者韦德发自北京的消息，题为《红卫兵的第一个造反者挨斗》，摘要如下：    在一九六六年贴出中国文化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女讲师聂元梓，现在在北京大学重新遭到攻击。    聂在成为文化革命的第一个造反者时，是北京大学的哲学讲师。在最近的这次大会上发言的人说，她在十年前造成的破坏和造成的苦难的罪行，没有受到足够的惩罚。    人们认为她是紧跟江青的。

【路透社塞舌尔维多利亚四月二十二日电】塞舌尔总统阿尔贝·勒内下周将对中国进行五天的访问。这将是他自去年六月在左翼的一次不流血政变中上台以来对国外的第一次出访。他还将到北朝鲜访问三天。    勒内对《生活》周报的记者说，他对了解中国的幼儿教育方法和农业技术特别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