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科学工作者得到领导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全力支持，以把落后的研究机构提高到世界科学的前列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三月二十九日刊登琳达·马修斯发自香港的一篇电讯，题为《中国答应多一些钱，少一些政治，大力促进落后的科学》，摘要如下：    中国为了把落后的研究机构提高到世界科学的前列，答应它的科学工作者有更多的自由不受政治控制，使他们有更多的经费和更多的时间用于他们的实验室。    自从毛泽东于一年半前逝世以来，中国一直在暗示的这种政策上的改变是由邓小平副总理在目前正在北京召开的有六千名科学工作者参加的全国大会上宣布的。邓说，若要使中国科学到本世纪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作出改革。    前不久到过中国的西方科学人员不大相信中国有能力如此迅速地弥合技术上的差距，但是他们说，中国科学工作者相信他们将得到领导上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全力支持。    曾随同两个美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去北京访问的一位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小罗伊·霍夫海因茨说：“中国科学界的期望极高。”    在全中国以直率著称的邓在一次讲话中确实十分直率，他告诫共产党干部不要去干预研究工作，让科学工作者去搞科学。    邓指示说，应当“放手”让研究所的所长们去确定工作的轻重缓急和仿效科学上确立的榜样，党不要去干预。他说，在科学发展方面，党的干部只应起到做好后勤支持工作这个居于次要地位的作用。邓表示愿意当“后勤部长”，帮助科学工作者得到难以获得的实验室设备。    但是，邓说：“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上去……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    邓指示说，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日最多只能有六分之一的时间不在实验室里，若有可能，政治学习时间应当减到甚至连六分之一都不到。他说：“如果为了科学上和生产上的必要，有人连续奋战七天七晚，那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    邓所表示的支持同过去十年政治动乱期间科学工作者的遭遇形成了鲜明对照。科学工作者和其他知识分子如果把过多的时间用在业务上，常常容易成为北京发起的各项运动的对象，被人指责为“白专”，也就是说没有革命者应有的“红”。但是邓向与会者明确指出，一位勤奋的科学工作者是有可能被认为是“红”的。他说：“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工人……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这就是红的重要表现。”    这一变化反映出在领导层中似乎普遍承认，如果中国真要解决它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就必须给科学以支持。华主席在科学大会上说：大大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中国领导人承认中国科学落后于世界水平一直是很坦率的。一位高级原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上星期说：“我们在所有科学技术领域都落后。我们落后了十年到二十年……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缩小差距。”    一些美国人在访问了中国之后相信，中国的科学可能比中国人承认的还要落后。哈佛大学的霍夫海因茨（他曾随同华盛顿全国科学院派遣的代表团访问过中国）认为，中国科学家的业务水平相当于美国大学肄业生的水平，只有少数除外。    霍夫海因茨说，这些例外中包括过去十年里中国国防工业重点项目的核科学和中国传统的一些领域，例如针刺麻醉、地震学、地球物理学，这些方面的发现有明显的应用价值。    中国人在许多领域里由于缺乏设备一直是有缺陷的。例如，去年在中国几所大学讲过课的一位洛斯阿拉莫斯大学的物理学家说：“我见到的人都听得懂我讲的东西。他们对外国科学文献很钻研。但是他们没有设备，做不了外国已经做到的事情，这是一个实际障碍。”    然而，到中国访问的一些美国人说，有迹象表明邓许诺的政策变动已经开始贯彻。去年年底访问过中国的美国科学家说，这一次是中国科学人员而不是党员向他们介绍情况。以前只有党员受托同外国人打交道。增加拨款后看来还使一些实验室得以更换陈旧的设备。由于坚持自力更生，许多实验室几乎变成了工厂，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花费更多的时间为自己制造普通的科学器具而不是搞实验。但是据霍夫海因茨说，现在政府已保证科学人员有基本的设备——激光器、计算机等等。    霍夫海因茨也和别人一样不相信邓能弄到使中国的各实验室全面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    访问过中国的美国人还指出了中国妨碍科学现代化的若干政治障碍，尤其是中国科学家不能同他们的西方同行接触。    中国只允许科学界同西方进行很有限的交往，大部分是美国科学家嘲笑为“学者派头的观光”的团体旅行。中国没有允许过它的任何科学家到美国实验室工作，而霍夫海因茨认为，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国打算在高深技术方面大步前进并真正参加竞赛的话。如果他们打算赶上去，就必须让他们的人到国外学习”。    美国全国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布洛克说，北京已同意把科学界同华盛顿的往来从去年的十次增加到今年的十二次，虽然中国允许了更加多得多的美国科学家随同大学代表团访华，和以游客身份访问中国。布洛克小姐说，已有十几个中国物理学家第一次去西德考察。

说勃列日涅夫到远东地区视察具有既对日本也对中国示威的性质    【本刊讯】西柏林《每日镜报》四月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莫斯科的和平姿态是一个破坏阴谋》，摘要如下：    克里姆林宫的倡议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破坏阴谋，因为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外交试探途径提出来的，而且它也不是由罗马尼亚或者南斯拉夫的调解人在北京或世界其他地方递交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提出这项倡议是一个令人意外的行动。    据塔斯社声明说，北京三月九日就拒绝了莫斯科的建议。在此期间，中国副外长又通过照会向苏联大使托尔斯季科夫重申了北京这一立场。中国调转了矛头，要求苏联表明今后能够就改善关系举行具体谈判的善意。    中国人主要是要求撤除集结的部队和武器库，苏联人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就沿中国边界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集结军队和建立武器库。但是在塔斯社的声明中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评论中都没有向苏联公众宣布这些建议。而只是笼统地指出，中国人再次提出了“不能接受的先决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是还有这么一种情况，即莫斯科利用这件事，来对中国提出指责。现在是要中国人承担正常化政策归于失败的责任。    显然，这就是苏联党首脑去远东地区视察旅行进行宣传的背景。这是勃列日涅夫这种性质的首次政治旅行。鉴于最近与日本的摩擦和最近与中国争吵之后，这次旅行具有双重的示威性质——既是针对东京的，而且也是针对北京的。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四月二日刊登一篇社论，题目是《应抓紧使人们同意恢复日中条约谈判》，摘要如下：    今后的日中关系应当怎样？围绕着这个问题，各种动向和议论表面化了。    随着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时机的成熟，围绕着使国内都同意政府开始谈判这一问题，在自民党内的议论沸腾了起来。    三年来，在日本国内，日中缔结条约的问题，主要同对苏关系联系到一起，出现了消极的论调乃至反对的论调。然而，园田外相一月访苏后，对苏关系迅速改善的希望淡薄了。    为了明确问题的性质和责任所在，使讨论回到正道上来，必须作的事情，首先在于怎样认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点。一九七二年九月的日中联合声明中被称为反霸条款的第七条，一开头就指出：“日中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在这一基础上又写明“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联合声明发表以后，当时的大平外相在北京新闻中心会见记者时，就这一条款说：“这并不损害同日中双方结成友好关系的第三国利益。”应当认识到在这一条款内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联合行动。    如果认为通过实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就是霸权的话，那么日中间宣布反对霸权至少有三个意义：第一是作为曾给亚洲各民族造成难以估量的战争灾难的日本的自戒。第二是制止中国将来拥有大国的实力的时候，或许会向日本施加报复主义的大国主义。第三是要求世界任何国家，都以同一立场出发，进行抑制。    处理交战国之间的战后问题，需要宣布战争状态的结束、处理赔偿、确定领土。日中之间在这三点上已全部在五年半前的联合声明中处理完毕，这同由于领土问题尚未解决，因而现在问题停滞不前的日苏关系根本不同。    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是宣告不正常状态的结束。在这一框框内，也包括日台关系。对于已经表明下了“决断”的福田首相和政府首脑来说，不会有无法说服反对派和无法统一意见的事，正因为如此，在日本国内即将形成巨大潮流的今天，希望中国在言行上也要冷静。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卡特同第三世界打交道》，摘要如下：    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出现了一种难于理解的怪现象。卡特总统简直无法兑现他在当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在竞选中答应要提供的经济方面的种种新机会，诸如提供更多的援助、进行更大量的贸易、建立更多的粮食储备、减轻债务等。然而，美国非但没有为这些欠缺付出代价，反而发现它在第三世界的威望比过去几年还要高。卡特本人就要进行没有先例的第三世界之行。他希望通过此行进一步提高美国的威望。这种怪现象部分反映了作风上的改变，从莫伊尼汉在联合国担任外交职务时的对抗气氛（这样说是有点不公平的）变为现任大使安德鲁·扬所培养的那种诚挚和精神相通的气氛。形成这种作风的基础是，卡特比较公开地表明的美国同第三世界相互依靠的思想，虽然，基辛格过去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一些第三世界人士可能对于这样一种想法感到恼火：撇开了对抗，他们可能就放弃了讨价还价的强有力的手段。但是，明显的是，归根结底，卡特和安德鲁·扬的好心，可能使美国在它自己由于经济不健全而非常需要从第三世界的种种要求下获得喘息机会的时刻为美国赢得了时间。    普遍存在的那种耐心和平静的倾向仍然是国际上的一个有趣的事实。要对这一点作更深一层的解释，那肯定在于卡特对第三世界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巴拿马和南部非洲所给予的关注。对卡特来说，是冒着风险投入政治资本的问题——对总统的诚意最终进行考验的问题。你可以争辩说，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巴拿马和南部非洲“只”是象征性问题、地区性问题。但是，对于这些新兴国家来说，“发展”超过了商品价格之类而上升为骄傲和地位，而卡特在政治上强调的重点，在这一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当第三世界为了建立所谓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世界新政而开始发动攻势时，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首当其冲。尼克松和福特同越南的关系使他们成为很好的目标。但是，福特已经成功地把对方的攻击从政治舞台中心转移到范围较小的特殊的经济论坛。这样卡特处理起来就容易一些。    在这些经济论坛取得进展的时候，幸而没有出现本来可望会使大部分世界问题白热化的东西方互相敌对的因素。而是由于每个人都意识到共产党东方没有能力也不准备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做很多事情。俄国是吝啬的、有偏见的和“丑恶的”。中国那种自力更生方式对大多数想要仿效的人来说是太困难了。华盛顿从这种形势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政治上的好处。它在讨论发展问题的会议厅里，日子也比较好过。    最后，第三世界要求重新分配世界的经济利益，但是针对这种要求，现在大家都知道，当石油输出国组织于一九七三年把石油价格提高三倍的时候，经济利益早就已经重新分配过了。这个石油卡特尔单枪匹马地以它的力量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从而破坏了穷国为它们大家谈判一项更好的协议的机会。为了说明这一点，工业化国家只需指出它们自己经济上的困难就行了。国际开发机构不得不充当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保证人、穷国石油债务的资助者。几乎没有什么第三世界的国家这样说过，但是那种没有说出口的现实情况同样缓和了它们对发达国家的攻击。

【法新社巴黎三月三十一日电】新任总理巴尔将实施振兴法国经济的政策，使社会更加公正，使政府与公民之间有更好的关系。这是巴尔在被国家元首接见后在爱丽舍宫门口台阶上指出的。国家元首在接见他时任命他为新总理，并委托他组织政府。    这位总理明确说，“从四月四日起组成的”新政府“将根据共和国总统在最近的电视广播讲话中所阐明的三个首要任务采取行动”。    巴尔强调说，这三项任务的第一项是振兴国家的经济和财政。他说，我们过去进行的努力必须继续进行下去。我国是否能适应世界经济的困难条件，我们的生产是否将重新得到发展，以及仍然是政府经常担忧的就业形势的改善，都取决于这一努力。    巴尔又说，第二件优先要做的事，“主要是通过经常增加低工资和不断增加家庭补助来使实现社会公正方面取得进展”。总理说，“增加工资应从购买力方面来考虑。这就是社会政策应当建立在我们货币稳固的基础上的理由。一旦组成政府，政府就将尽可能地发展经济。”    巴尔又说，“第三件优先要做的事是简化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巴尔又说，“这一切将在没有任何骚动的情况下，讲究方法地、有连续性地和有决心地进行。”    总理最后说，“我坚信，如果法国人善于在容忍、对话和磋商的气氛中表现出守纪律和团结一致的话，法国定能克服它面临的问题。”

【法新社罗马四月二日电】左派的《宣言报》昨天报道，为使意大利天民党主席莫罗获得红色旅的释放，现在正在进行秘密谈判，尽管官员们否认这一点。    《宣言报》说，梵蒂冈充当谈判的调解人。意大利的其他报纸在报道所传为释放莫罗所作的努力方面是比较有保留的，提到一位“神秘人物”，这个人三月三十一日发了莫罗先生给他家里的一封信，说他很健康，要他们放心。    但是内政部、梵蒂冈以及莫罗家里的人都断然否认同红色旅有任何接触。    从天民党到共产党的政界领导人继续强调必须坚定，不“向恐怖主义的讹诈屈服”。    政府发言人排除了用目前正在都灵受审的红色旅的十五名创建人换莫罗的可能性。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书评，题目是《从＜权力寡头＞一书谈起》，摘要如下：    六十年代后期，青年运动曾席卷美国；学运、反越战运动及黑人民权运动等汇成一气，向美国的现存制度挑战，从内部削弱了美国霸权。    造成这场风暴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美国，一些人不从事物的内部因素去寻找根源，喜欢把整场运动“归罪”于少数人的“异端邪说”。其中，韦特·米路士（Ｃ．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便很多时都被人指责为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始作甬者。    米路士在一九一六年生于美国的得克萨斯州，父亲原籍英国。年青时，他就读于得克萨斯州大学，取得哲学学士及社会学硕士学位。一九三九年，他进入云斯干斯大学，其后取得社会学及人类学博士学位。一九四一年，他在马利兰大学任教社会学。不久，他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哥大社会学系的负责人。一九五六年，他先后出版了《白领阶层》及《权力寡头》两本书，对美国现存政治结构进行批判。一九六一年他出版了《听着，美国佬》一书，介绍当时古巴革命的情况。一九六二年，他编写了《马克思主义者》，辑录了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名流派的重要著述。当这本书正在付印期间，他却因病去世了，死时才四十六岁。一九六三年，英国有人把他的一些文章辑录成书，定名为《权力·政治与人民》。    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的学术界呈现一片极端保守的气氛，鲜有人敢出来批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敢于讨论究竟美国是由那些人所统治。因此，当米路士的《权力寡头》一书出版后，各方面都出现了不少震动。米路士在西方“正统”社会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而他在书中主要也是用社会学的方法和观点来批判美国的统治者。这本书由一权威的右翼出版公司——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权力寡头》一书共分为十五章。第一章名为《高层的圈子们》；它刻划出本书的主要内容及中心思想。第二章到第十章则对这些“圈子们”逐一分析。这包括：一、“地区性的社团”，二、“四百个市政府”，三、“名仕们”，四、“十分有钱的人物”，五、“主要的执行者”，六、“有财势的机构”，七、“军阀”，八、“军中的新秀”，九、“政治界总裁”。最后的五章属于批判及评论的部份，包括：“平衡的理论”，“权力寡头”，“集体社会”，“保守情绪”及“高层的不道德”。    在书中，米路士用大量的资料介绍和分析了美国统治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各类人物的性格和习惯。同时，他把这些复杂的“高层圈子”概括为经济机构、军事机构和政治机构三大类。他认为，在这三种机构内占有“指挥职位”的人物构成了美国的“权力寡头”，直接地统治着美国。这些人包括工商业机构的大股东及高级行政人员，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及政府各部门内的高级官员。在米路士笔下，这些“寡头”是“不负责任”，““无理性”及“不道德的代表”，而整个美国的前景却要由这些少数寡头来决定。    在另一方面，美国的现存制度却保障这些人能世世代代的拥有权力和巨大财富。在米路士的眼中，富裕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件坏事。他说：“财富在美国是直接地带来满足感，而将会带来更大的满足感。”他并不反对“美国的生活方式”。他在书中引述了一句说：“我曾经富有，也曾经挨穷，而你应该相信我，富有是最好的。”这也间接地反映了米路士的心理状态。他所以批评富裕的寡头们，不在于他们能享受生活上的好东西，而在于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使大多数人无法得到同样的好处。    后记：米路士的《权力寡头》一书用了大量的事实来揭露美国制度的不平等。不过，由于他并不以垄断资本主义的规律作为研究美国统治者的基础，因此他笼统地把统治集团划分成三种寡头人物，而并非有机地把它们联系成一生根于垄断经济的统治阶级。    也有些西方左派人士批评米路士的书并没有揭示出改革的方向，没有提出大多数人今后应该怎样做。这影响到一些崇拜米路士思想的青年人，只提出“反对现存制度”的口号，却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口号来。不过，也可能正因为米路士当时没有提出什么革命的口号，这本书才可以在美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吸引不同阶层，不同思想背景的人士注意。    六十年代以后，米路士的思想更趋激进。他对苏联的社会制度也没有什么好感，认为那里的统治者也只是一些寡头人物。他把理想社会寄希望于中国及各地的年青知识分子。这大概就是别人日后把美国青年运动“归罪”于米路士的证据吧！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二十三日电】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利季娅·福季耶娃的回忆录《同列宁在日内瓦和巴黎的会见》。    作者一九○四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一九○五——一九○七年的革命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她从一九一八年起给列宁作秘书。    福季耶娃在书中谈到自己在一九○四——○五年流亡国外期间在列宁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作。

【合众国际社拉各斯四月二日电】卡特和奥巴桑乔两位领导人今晚签署了一份联合公报。他们一致认为，史密斯提出的关于罗得西亚的国内解决建议不能“改变现政权的非法性质，因此，不能接受”，因为它们没有把爱国阵线包括在内，或保证“真正移交政权”。    两位领导人在公报中表示希望结束非洲之角的战争，但是没有提到卡特对古巴军队呆在非洲表示不安。    政府官员们坚持认为，没有提这一点并非因为有分歧。尼日利亚人说过，他们不反对古巴卷入，只要这种行动被用来支持非洲的合法政府。    【合众国际社拉各斯四月二日电】卡特总统今天说，美国正在努力把罗得西亚黑人多数统治争端上的有关各方“尽可能地”召集到一起。    卡特说：“我们现在将尽快地把津巴布韦（罗得西亚）争端的有关各方召集在一起。”    他说，由美英两国作东道主的这次会晤的目的将是把史密斯总理和达成国内解决的三位黑人领导人、谴责国内解决的黑人游击队和跟罗得西亚接址的黑非洲国家召集到一起。    卡特说：“我们现在将开始探索完成这一工作的最早日期。我们和英国人将作为东道主，我们还将鼓励联合国也来参加。”    美国一直在幕后同所谓的前线国家在一起努力谋求召开一次有各方参加的会议。迄今为止，游击队表示是愿意参加的，但是史密斯和参加国内解决的其他方面表示抵制。    记者问卡特：奥巴桑乔是否要求他对南非采取具体的行动？卡特说：“我认为，将军比我们更倾向于采取更多的禁运行动。”    卡特说’在罗得西亚问题上和在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领地过渡到多数人统治与独立的计划上，他同奥巴桑乔的意见是一致的。    他说，尼日利亚人和前线国家将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接触。    美国和安理会里四个其他的理事国已经完成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的起草工作。这个建议要求在举行选举以前的时期内减少南非军队的数目。

【苏丹通讯社喀土穆三月二十八日电】苏丹总统尼迈里在接见苏丹通讯社记者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关于今年七月在这里召开的非洲国家最高级会议问题，尼迈里总统说，非洲最高级会议将在非洲统一组织的范围内召开。这次会议将是非洲的一次和解与和平的会议。我们和一些非洲国家一起，将提供我们的由非洲国家解决非洲问题的经验。这次会议将提供一个机会，来制止所有外国对这个大陆的军事干涉和通过非洲统一组织的机构来解决非洲的问题。    尼迈里总统说：“会议还将提供一个促进非洲——阿拉伯团结的机会。”    有人问，苏丹是否有意恢复其同苏联的正常关系？尼迈里总统回答说，苏丹和苏联的关系之所以交得紧张是因为苏联在非洲实行殖民地式的干涉。他说，俄国人最近已开始提供伴之以战斗部队的军事援助。    关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尼迈里总统说，在地区和国际上，苏丹坚决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它们。    他说，为了紧密团结阿拉伯的队伍，苏丹正在阿拉伯联盟内部作出努力，并提议召开一次和解的阿拉伯最高级会议。    尼迈里总统说，苏丹在团结厄立特里亚人以便在喀土穆同埃塞俄比亚人举行会谈方面，已做出巨大的努力。

【路透社耶路撒冷四月二日电】由于贝京总理在国内遇到了要他放宽讨价还价的条件的史无前例的压力，以色列内阁今天讨论了为恢复同埃及的和谈作出新努力的计划。    以色列陆军电台说，国防部长魏茨曼向以色列内阁报告了他上周在开罗为打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僵局所作的努力。    电台又说，据信今天历时五小时的内阁会议为他规定了下一轮开罗谈判的指导原则。

【本刊讯】《日本》月刊一九七八年一月号刊登铃木健二的文章，题为《为缺员而苦恼的“弱小的自卫队”》，摘要如下：自卫队真的强大吗？“自卫队果然强大吗？强大到什么程度？”怀有这种纯朴疑问的国民大概为数不少。一听说“我国的国防费占世界第九位”，就会不由得感到“相当了不得”，但一说“自卫队的交战能力只能持续十分钟”（国防会议前事务局长海原治语），就又令人颓丧：“唉，原来那么靠不住啊！”总之，自卫队成立以来，还没有打过仗，而且，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军人也所剩无几，其实力不仅无法和他国相比，也很难和过去相比。    一般说来，战力的标准包括国防开支、兵员人数和装备情况等。虽说我国的国防费占世界第九位，但从国民平均国防费来看，却一下子滑到了三十个主要国家之末，而从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却一转而降为最后一名，甚至连可以与之相比的对象国都很难找到。国民平均国防费在国防开支多的三十个国家中，占第二十六位，国防费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是三十个国家中的最后一名。象日本这样国防费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的国家，只有中南美国家中才有，如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    兵员人数也如此。我国的自卫队，陆海空加起来，现有人员为二十三万五千人，占世界第二十位。但是，单纯的数字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领土面积、地势和人口等不同，兵员人数的意义也不同。陆上自卫官的在编率为百分之八十五目前自卫官的定员为二十六万六千零四十六人。其中，陆上自卫官为十八万人，海上自卫官为四万一千三百八十八人，航空自卫官为四万四千五百七十五人，统合幕僚会议为八十三人。    以自卫官的级别来划分，干部（尉官以上）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四，下级军官占百分之四十四，兵（士）占百分之四十二。    使指挥和命令畅通无阻的军阶组成，不言而喻是金字塔型的。但是，自卫队却是处于中间的下级军官一级人数多，成为元筒型。法国军队保持着干部占百分之七，下级军官占百分之二十八，士兵占百分之六十五这种近似金字塔的组成，（和日本）形成鲜明对照。自卫队存在的更严重的苦恼，那就是缺员。    自卫官定员为二十六万六千零四十六人，但是，到一九七七年九月为止，缺员三万余人。最严重的是陆上自卫官，在编率为百分之八十五点六，海上自卫官也不足百分之九十五。从军阶组成看，缺员最多的是士一级。就是二等兵到一等兵等所谓士兵的数额不足。    比如说，就陆上自卫队而言，一个团的编制为一千一百八十五人，但实际上也只有七百七十人左右，定员为二百一十三人的连，实际上只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大炮的能力只是理论上的于是，“数量”问题转变成了“质量”问题。要判断一个团长有无指挥和统帅能力，是不是以现有力量进行着很好管理就行了呢？不能这样说。况且，连长和排长，实际上只领导一半人员，所以，是否真正具有连长和排长的资格，是极难判断的。    不仅如此，不管人数多少，连要有连的后勤工作，团要有团的后勤工作。食品供应、运输、会计和警备等定员是不可缺少的。这样一来，实际参加作战训练的人数就少得更加可怜了。    海空自卫队也如此。和陆上自卫队不同的，是海空自卫队的平均在编率比陆上自卫队高。    至于雷达站，听说有的地方在人员方面根本不能维持监视体制，也不能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流产的“防卫二法”在第八十二届国会临时会议上包括“防卫二法”（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宗旨是修改定员和整编组织）在内的重要法案一个也没有通过。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前防卫厅长官三原于坐落在六本木的防卫厅主楼会议室里召集该厅干部，深深地低着头说：“已经拖了三年的法案又未能通过，实在抱欠。”    这个法案的内容是：一、自卫官的定员增加一千八百零七人，即海上自卫官增加八百九十人，航空自卫官增加九百一十七人；二、把运输航空团从战斗机航空团中独立出来；三、把航空自卫队的第三航空团司令部从小牧市迁移到三泽市。    由于引进了新武器而增加人员，这确是事实。比如说，Ｆ８６型战斗机每架需要八名地勤人员，而Ｆ１○４却需要十六点九人，Ｆ４需要十八点八人。    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新设了一个Ｆ４飞行队，代替了筑城基地的全部Ｆ８６，单纯计算，就需要重新补充一百八十名左右的地勤人员。    但是，地勤人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培养出来的。航空自卫队还没有制定出地勤人员计划，如果引进新机种，那么这本身就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为取得资格而入队人们常说自卫官的质量“正在提高”。作为其根据，防卫厅人事教育局长渡边指出自卫官的学历提高了。据这位局长说，五、六年前，招收的自卫官的学历是，中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比例是七比三，然而，到三年前，成为三比七了。    这个说明是对的。据说，去年还有东大毕业生志愿入伍。    但是，学历的提高不一定导致自卫队质量的提高。有人宣传“当自卫官以便取得资格”，也有人认为是迫于肖条而云集于自卫队。实际上，一旦获准成为无线电技术员和取得处理危险品的资格，就立刻辞去的“优秀”队员也为数不少。    负责教练的防卫厅参事官夏目担心地说：“自卫官的质量不是正在下降吗？”    就拿飞行员来说吧。五、六年前，航空自卫队的飞行员不管到哪国去，都具有无愧于超一流的技术。但是，听说最近的飞行员已降到了二流水平。原因是受到训练区域的限制，但影响最大的是节约油。Ｆ４鬼怪式飞机的飞行员每年要求进行二百个小时的飞行，但实际上只能飞一百六十个小时。在这里，不可思议的是，已经退出了第一线的二佐以上的老飞行员们，每年还继续进行九十个小时的飞行训练。这是出于为了预防“万一”，即使退出了第一线，也能立即控制操纵杆这种考虑而加给他们的任务。无法搞训练的队员陆上自卫队也如此。要求普通科部队的队员每年射击一百八十发步枪子弹，以保证质量。但实际上，由于火药涨价和储备，只能进行三分之二左右的练习。火炮也如此，据说火药一年的总需要量为六千吨，然而只配备了四千吨左右。不得不自嘲地说：“练习不足，炮弹不足，真是美中不足。”    至于军官的指挥和统帅能力的训练，象已经谈到的那样，实际参加活动的队员只是定员的一半左右，所以，能力往往都不高。排连级训练还能够实际带兵进行，但团以上的部队，连训练场也没有，陷入了在指挥所内训练这种桌面游戏。在战场上，估计不到的情况不断发生，所以，只搞头脑训练能否培养指挥能力，是令人怀疑的。

【本刊讯】台湾《夏潮》去年九月一期译载一篇题为《世界性的粮食与人口问题》的文章，摘要如下：一、地球上有限的资源    在有限的地球土地与资源下，如果我们不能切实检讨，认真的面对粮食与人口的危机，情况是非常可悲的，人口学家们过去两年曾多次开会讨论这一问题，并且提出警告，在今后的十年内，世界将会发生大的饥荒，成百万的人将因为饥荒而丧生，全世界将可能有五千万至二亿人口会饿死，除非有一场热核子战争，这个悲剧将很难避免。目前的情况是人口的无情膨胀，需要更多的粮食，以满足人口的需要，生活程度的日益高涨，食物的质量都在增加，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每一个人对资源与粮食的消耗量约四倍于贫穷国家。一方面是贫穷国家的人口巨增，食物不足，另一方面是富裕国家的盲目追求奢侈浮华的生活，浪费过多的食物与资源，因而使饥饿问题，更加严重。二、粮食缺乏的严重    依据联合国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目前现有三十三个国家是严重的缺粮，他们大致是在赤道上下的这一带状区域国家，俗称之为“饥饿带”。这些国家，包括了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等，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中非共和国、乍得、利比里亚、马里、贝宁、象牙海岸、冈比亚、毛里塔尼亚等，以及南美洲的萨尔瓦多、洪都拉斯、海地等等，这些严重缺乏粮食的国家，本身就是非常贫穷与落后，绝大多数的国家，就是所谓的“第三世界”。这一饥饿带上的国家与其他一些贫穷国家总共占有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但是他们却只生产全世界总粮食的五分之一。并且这一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又特别的高，平均每五个新生婴儿中，有四个是出生在这些贫穷的国家，不过因为医药卫生的欠缺与粮食的不足，营养条件无法顺利全部养活，平均五分之二的新生婴儿在不足六岁就夭折早逝。虽然如此，这一区域的人口增殖率仍是超过其他任何区域与国家。几年前在这严重缺乏粮食地区，曾实施过绿色革命，初期效果逐步好转，情况稍有改善，但是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先是世界性的粮食欠收，加以一九七三年的能源危机与世界性经济不景气，遂造成一九七四年的严重饥荒。    一九七四年饥荒最严重的地方在印度大陆，非洲南部以及南美洲的部份地区。以印度为例，流行着可怕传染病，鼠疫遍布，粮食缺乏，居民贫病交加，形成恶性循环，虽然市场尚有少量的小麦、大豆、米在卖，但是因为通货膨胀，居民大多无力购买足够的粮食，一年前一般家庭尚可维持一日两餐，可是当时普遍只有勉强维持每日一餐。食物的营养不良、热量不足，必然导致细菌侵蚀、疫病蔓延，死亡也就跟随而至。孟加拉的情况在一九七四年更为严重，普遍粮食不足、欠收、干旱与水灾极其严重因饥荒而死者为数颇多。以往美国尚有剩余粮食援助各贫穷地区，近来情况已经改变，不再无偿援助。几个主要粮食出口国家，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等，也以粮食的价格上涨，来对付某些石油出口国与第三世界，作为控制某些国家的工具。因为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石油价格暴涨，形成螺旋式的恶性循环，受害最大的还是占大多数的所谓发展中国家，一来国内贫穷，二来经济不景气，三来能源危机和普遍的肥料欠缺，形成粮食不足，造成更严重的饥荒。三、饥荒的影响    在很多贫穷国家，粮食生产与供应的情况也和它的政治稳定有直接的关系，以印度为例，一九六八年粮食生产首次达到自给自足。一九七二年开始印度粮食生产渐减，迄一九七四年最为严重，购买了六亿美金的谷物，以供应人民的需要，因为饥民过多，国内情势不稳，印度国大党在今年的选举中已经失势，甘地夫人受到的攻击也最多。    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之所以被推翻，也是因为粮食不足，人口饥荒的影响，因为多数人吃不饱，统治阶级的过份造成特权，社会不平现象显著，贫富不均严重到相当程度之后，政局不稳，就发生变动。    事实上印度的耕种面积颇接近美国的耕种面积，不过生产方式的落后与肥料的不足，无法与美国的收获量比较，以印度最好的一年为例，总收成有一亿一千万吨的谷物收获量，而美国有二亿五千万吨。美国农业几乎全部机械化，大农场的农作物收割机，设备方式超过苏俄。亚洲、非洲国家很多用五天时间在农场辛苦工作得以收获一百磅的谷物时美国的农夫平均只要五分钟即可达到。美国和加拿大都储存不少粮食出口，一九七四年的石油价格暴涨，美国即以粮食控制来对付中东石油出口国。她的大豆、谷物及玉米的出口量，赚了二百亿美元，足够支付她进口石油的五分之四的金额。但是在印度次大陆，有七亿六千万人口，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及孟加拉，超过非洲大陆和拉丁美洲人口的总和，除非有大的死亡率，在三十年内毫无疑问会超过一倍。四、气候的影响    粮食的生产与气候的关系非常密切，所谓风调雨顺必然会有好的收成，但是遇着水灾或是干旱，粮食五谷的生产就大受影响。根据气象学家们研究过去三十年来的世界性的气候改变显示，北半球高纬度的温度，日益减低。季候风在印度洋及太平洋一带，逐渐偏移向着非洲及印度次大陆一带。这种向南偏移的现象，造成大雨，也对某些地区形成干旱。因此很多气象学家对于亚洲南部地区的印度次大陆抱有害怕心理。以往在非洲撒哈拉一带有三千英里长的带状区域，几十年来曾是农作物与人口茂盛的地区，可是过去十年间，形成从未有过的大干旱，情况非常严重，上百万的野兽、家畜因为缺水干旱而死。以往能生长的谷物，玉米等农作物，全部都因为得不到足够的雨水灌溉而枯萎。一九七三年新闻曾报道，估计有十万人丧生，家畜有上百万的损失。有三十多个国家给予粮食援助，共有二百万吨食物在一年半内供应给该地区救济约六百万人。五、世界性的人口问题    一九七四年八月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曾有来自世界一三五个国家的代表，共同商讨人口问题，经过剧烈的争辩，反应了这一个敏感性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各国人力资源及人口政策的问题，宗教信仰与独立生存的问题。他们最后共同呼吁，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所有国家同意：“相互尊重，并保证人权在自由自决及负责任的基础上，有权决定他们国家自己的儿童数量”。过去曾有很多国家努力于人口出生率降低的工作，但是在某些贫穷与教育落后的地区，成效并不显著，有些也受到宗教与传统观念的影响，很难达到预定的目标。印度在一九五二年即开始推行全国的家庭计划，当时有大量的经费，这一计划透过各式新闻媒介、广播、新闻与电影向各地宣传鼓励小家庭、免费供应避孕药物、并实施输精管切除运动，给志愿接受不孕手术者几百卢比，因此一年有二百六十万人接受手术。可是到七十年代，因为干旱及预算经费不足，工作被迫停顿，印度人口立即又迅速增加百分之五十，是历来最高纪录。乡村人民所注意的只是能否一日三餐平安得到，他们只关心土地，而且相信人口多表示生产者多，与其他很多贫穷国家的乡村一样，他们不认为人多只是消耗者。要纠正改变这些传统观念，要教育他们相信小家庭幸福多是不太容易的。这种恶性循环往往是最令人困惑的，根据统计，在某些医疗卫生较好的地区和知识程度较普及和开发的地区，家庭的节育计划就顺利多了。在埃及，三千七百五十万人集中在尼罗河岸，他们也在努力于克服人口与粮食的问题，也在推行家庭计划，但是他们也受到一些传统的阿拉伯回教风俗的影响。    在大多数贫穷和粮食不足的国家，普遍的营养不良主要还是食物的热量不够或缺少必须的旦白质。世界上经常有四亿人是营养不足的，即使在美国，估计也有一千万到二千万人是食物营养不良的。受害最大的仍然是儿童，他们在发育的过程中，所须的旦白质超过成人的二倍半。营养专家们估计，全世界在低收入国家的百分之七的儿童都有营养不良的现象发生，在南美与拉丁美洲因营养不良抵抗疾病的能力亦差，儿童在六岁以前有五分之二会死亡，有些发育不全、身体衰弱瘦小，水肿及麻疹、水癞、疱症等等都普遍在贫穷国家的儿童身上发生。这些都是因为粮食不足，营养不良、低热量消耗下的牺牲者。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希望普遍改善这些情况，但是先天的经济不景，粮食不足很难战胜饥饿。    另外一个普遍的现象，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人们对于食物营养观念不足，他们食物仍以糖类为主，从米、马铃薯、玉米、燕麦等植物而来，这些只能供应热量和淀粉，并没有充分的营养。孩童们肚内吸收不到足够的营养，教他们如何种植蔬芽、如何整理家园、只是笑柄而已。营养专家们还特别强调一点，婴儿的营养不良，常是普遍的放弃食用母奶所致，其实母奶是最好，最安全的婴儿食物。花钱去研究制造大量奶粉、牛奶给婴儿食用，都是最不经济的。估计每年用牛奶代替母奶耗费数十亿美金。六、应该努力的方向    在这个日益增加的困惑中，到底我们怎样的努力才能克服这一人口与粮食的根本问题呢？当然一方面要努力增加粮食的生产，同时也要努力的使人口生殖率减低才行，下列几项具体的方法是可以做得到的：    １、注意气候的变动：科学家要努力于用气象卫星的资料，及早期侦测，并作预报。以减轻灾害的损失，对于全球性的气象资料作通盘的了解，由于过去三十年的气象变动，今后长期安适的气候不易保持。    ２、促进肥料的增产：粮食的生产不足与缺乏足够的肥料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期望的就是能得到成本低的化学肥料，以促进粮食的增产。    ３、土地的更有效利用：目前全世界的已耕地，约有三十六亿英亩，但是每年在工业国家里都因为工商业的须要而将农地改变成工商业用地，因此农地日益紧缩。因此开垦更多的耕地，实施垦殖是重要的。    ４、水的供应：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充足的水供应。地球上三分之一的河水是在南美洲，流过其中八分之一的土地，如何有效的建筑灌溉的水道、河坝，有效的利用水源是很要紧的。    ５、努力改良耕作的方法与技术：美国以往靠二千二百万匹马与骡子从事耕作，今天却使用四百四十万部各式农业用车辆与机械。印度今天仍然有三分之二的人从事于农业，耕作的方式仍使用传统的人力。如何的充分改良耕作方式与耕种的农业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６、加速渔业的发展：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一，可是只供应人类百分之一的食物，实在太可惜了。今后努力从海洋捞取更多的水中生物、鱼类，以供应人类的食物是一重要课题。    ７、加强新科技的应用：人造卫星的技术，目前可以精确的了解小麦生长过程中的情况，对于病虫害的防止有极大的作用，这项技术的应用，应该更广泛的普及于全世界各地而不应只在少数高度工业发展的国家。    ８、各国的充分合作：为了彻底解决世界的粮食与人口问题，必须各国充分合作，除了已开发国家提供支援贫穷国家的不足粮食之外，更应该给予充分的技术指导，改良生产的技术，大家集中心力，以求粮食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