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不久前逝世了。他是共产党中国的缔造者和本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政治领导人之一。我于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日内瓦“记者之家”，由西班牙的政治家和记者、前共和政府部长、西班牙内战的主要人物之一德尔巴略介绍，同周恩来总理见过面。    当时在法国，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刚刚上台，他的政府也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那些短命政府之一。这位总理打算在三十天内在印度支那或越南实现和平；日内瓦就是进行谈判的场所。当时的白宫主人是艾森豪威尔。掌管美国国务院的是杜勒斯。英国外交大臣是艾登。法国外交部长是皮杜尔。成千名记者从世界各地来到日内瓦，以便报道和平谈判的情况。中国在多年孤立之后进入西方世界。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领导中国代表团。没有中国人的参加就不可能在东南亚实现和平。美国人虽然不高兴，然而终于同意同中国交换意见。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俄国人也赞成举行日内瓦会议。但是美国大使比德尔·史密斯被召回华盛顿，谈判中断了。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周恩来在接见记者时的和蔼可亲和忠厚长者的形象。我同当时为墨西哥和阿根廷一些报纸写稿的德尔巴略一道参加接见，当时也许我是拉丁美洲唯一的代表。德尔巴略认识周恩来，因为他在一年以前到过北京，并同这位共产党中国的总理谈过话。当我们等候记者招待会开始时，德尔巴略谈起了他对周恩来的印象。他对我说：“周恩来是中国革命所拥有的最有理智和最聪明的人。”周是毛的首席助手，是一位策略家，是一位战略家，是一位外交家，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是一位战士。当我走近他向他问候时，德尔巴略随后作了介绍。周恩来同我们所有的记者握了手，并用法语同我们寒暄。他始终面带笑容，当碰到某个认识的英美记者时，有时还开开玩笑。然后他就越南的冲突谈了看法并回答了问题。北越总理范文同先生站在他的身边。    我还清楚记得周恩来所讲的关于冲突国际化的危险和关于法国必须撤出东南亚的那番话。这位中国总理予言美国将进行干涉，并且宣布美国必将失败。周谈到印度支那的解放已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法国将要离开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其他大国能够取代它的地位”。周非常机智地承认孟戴斯—弗朗斯在缔造和平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向这位法国政治家指出，法国必须从越南全部撤走它的部队。    第二天，中国人在国际联盟大厦举行了一次招待记者的鸡尾酒会，周恩来再一次同我们谈话。他谈到博利瓦尔，他说他在巴黎学习时曾读过博利瓦尔演讲集的法文版。我感觉到他的手纤巧而柔软，他的眼睛放射出智慧的光芒。他同德尔巴略回忆起西班牙内战时的情景和事件。然后他专心致志地和随同孟戴斯一弗朗斯参加会议的法国部长亚历山大·帕罗迪进行兴致勃勃的交谈。他坚定地对亚历山大·帕罗迪说，西方无论在亚洲还是在非洲都应该接受非殖民化的进程。周恩来说：“中国将永远站在那些为解放而斗争的人民一边。”他的语气是坚定的，但又是亲切和热情的。    同一天下午，周去观看在日内瓦的一场足球赛。    他在看台上同普通观众坐在一起，那天是瑞士全国足球锦标赛中最精采的一场，沃州和日内瓦州两个队对垒，他为两个队的瑞士人的精采球技喝采。那时我们看到，平时非常冷淡和持重的瑞士人，当在观众中认出这位中国总理时，是如何热情洋溢地向他欢呼的。    周恩来回到了北京。战争仍在继续。法国已被打败。然后是美国人进行干涉。在一场进行多年的戏剧性的和血腥的对抗之后，美国人也失败了。北越终于取得胜利。实现了全国统一。殖民主义者撤走了。这时胡志明已经逝世，然而周恩来却活着看到了在北京庆祝越南人民的最后胜利。    一切就象他在二十年前在举行历史性的日内瓦会议时所说过的那样。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当时看来是承认了失败已成定局，尽管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不是这样，他当时已在策划使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中。    周恩来逝世了。今天我回忆起他的时候，印象仍然栩栩如生，只有世界性的近乎超人的人物才会给人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    （原载委内瑞拉《现代》周刊）

【法新社北京三月二日电】中国正在纪念已故总理周恩来诞辰八十周年，他提出的现代化计划是中国未来的兰图。    最近两天，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几篇纪念总理的文章以及总理的诗选和手迹。    出席现在在北京召开的五届人大的代表们昨天参观了总理生平的照片展览。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之一罗瑞卿写的一篇文章，赞扬周恩来的政治胆略和谦虚作风。    罗瑞卿将军说，在六十年代那些暴风雨般的年头里，周恩来利用他的巨大的影响保护长征老干部免受红卫兵的冲击，罗瑞卿本人就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    观察家说，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逝世时一直担任总理的周恩来，现在成了献身于中国经济建设和急切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治领导人的象征，他生前不让发表他的诗词。他的谦虚以及他的要把骨灰撒在中国的江河大地的愿望，使他成了人们崇拜的人物。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三月二日刊登周总理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游京都岚山时所写的诗，并以《追溯周总理喜欢京都的原因》为题刊登该报记者中野三月一日发自北京的消息：    于前年一月逝世的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如果有机会，还想再次看看樱花开放时的京都。虽然周总理的这一愿望终于未能实现，但是，一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总理于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在日本留学时，在京都的岚山所作的一首诗。发表周总理关于日本的诗这还是首次。这首诗表达了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当时是十九岁）的心情。

【本刊讯】西德《波恩评论报》三月二日发表门策的文章，题为《甚至连班禅喇嘛都可以在人代会上发言》，摘要如下：    在中国，华—邓时代终于开始了。去年八月份的第十一次党代会还是一个过渡阶段——当时主要是要对过激的“四人帮”进行清算，而现在正在举行的第五届人代会，则十分清楚地指明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今后要走的道路。    甚至可以说，今天在中国“有了点民主的气息”。    同一九七五年一月份在同外界严格隔开的第四届人代会时所采取的过分保密的做法不同，这一次这个从形式上来说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三千五百名代表，公开地集合到“人民大会堂”。    这种“新精神”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人代会召开的同时还在高级政治领导人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毛在内战时期“革命统一战线”中还剩下的人物是这个又复苏了的机构的成员：八个很小的“资产阶级”团体，华侨，一些共产党以外的知名人士，很小的宗教团体以及少数民族的代表等。    班禅喇嘛是最知名的人士之一，他曾是西藏宗教统治阶层中的第二号人物，甚至他也就“团结和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了一通十分引起重视的讲话。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团结和和解”的方针中——在此之前进行了恢复一批人名誉的工作——可以看到党的首脑华国锋的作用。不容置疑，他是头号人物，是一位能把各种力量团结在一起的伟大人物。    华和邓这两人分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尽快摆脱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华和邓都不搞“革命的乌托邦主义”，可以肯定地说，这种“革命的乌托邦主义”仍然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而且也只有我们西方的那些无知的左派才会把它看成是唯一真正的“毛的路线”。这两位决策人物知道，长期的经济衰弱和技术上的落后也会使一个大国依附他人，在政治上无足轻重。    华和邓对他们的“二○○○经济计划”在世界政治方面的前景也看得很清楚。这两个人现在就已经在消除第三世界——不光是第三世界——的担忧心情，即担心到下一个世纪更替的时候，不再是两个超级大国，而是有三个超级大国了。华和邓保证说：    我们不谋求那种任意干涉别人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如果中国果真改变了颜色，那么人们就应象对苏联那样，也给中国“挂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招牌”，并且同它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为了培养未来的科技专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及若干大公司联合举办“科学荣誉计划”。这项计划吸收一些经过考试的天资卓越的中学生参加，目的是使他们能亲身接触正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并且可以使散处各校的具有同样资质和兴趣的学生彼此接触。他们每周一次去大学上课和听演讲，但不举行考试，也得不到学分。结果，其中有许多人后来进入研究院，并在专门性刊物上发表论文……    【本刊讯】香港《今日世界》三月号以《鼓励中学生研究科学的计划》为题刊载一篇文章，摘转如下：    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每星期六一早，便有大约三百名青年，生气勃勃地到该校求学。他们并非大学生，而只是中学生。早晨六点他们便起床，远自八十公里以外赶往学校去上课。    他们到达哥伦比亚大学后，便立刻研习“基本粒子与相对论”，及“人类疾病的新陈代谢基础”等高深科目。上课两小时半后，他们常常留在学校内，下午再听诸如“激光的微微秒脉冲”，及“有机分子中的幻数影响”等演讲。    这些学生的功课得不到学分，不举行考试，上课时，教师也不点名，但几乎所有学生每星期六早上都去上课，绝少缺席。    这种教育现象的出现，原因十分简单。他们是参加“科学荣誉计划”的学生。这项计划吸引了纽约市及周围市区各中学的优秀高中学生。这些学生的能力已超越中学的最高深功课。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教授所教的课程和举行的实验室试验，不仅在普通中学里闻所未闻，甚至在大学中也是常常难以遇到的。    这项计划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几间大公司及国家科学基金会所共同主办。国家科学基金会是美国政府机构之一，旨在鼓励各门科学教师及研究人员的发展。任何学生，无论背景及国籍为何，都可参加这个计划，但因为名额有限，所以竞争非常激烈。这项计划通常录取三百名学生参加，一般是高中一的学生即可入学，读三年后，直至完成中学教育为止。    为了缩小考试范围，科学荣誉计划举行的入学试有科学类试题七十五条，数学试题五十条。这些题目对一般的中学生来说，都是十分困难的。申请的学生还须答一个作文题，说明自己对科学的兴趣及抱负。同时又要呈交中学教师或校中学生顾问的推荐书。天分特别高的学生，入学试可得满分，他们当然被录取了。错误超过四五题的，通常都被淘汰。大部分考生普遍会答错几题，那就要根据作文及推荐书以定取舍。在考试中过关的学生，必是奋发图强的一类，而不大会在星期六早上睡到很迟才起床的。    这项计划的干事是兼职人员，只在星期六上午办公。现任干事格兰治说：“这些学生将来必会全部进入大学。有些会在参加这个计划后就直接进研究院，那些当然是绝顶聪明的。另一些则仍在中学读书时，便已为专门性的报刊写文章。有些则前往欧洲参加数学比赛。但另有少数则进入戏剧界或者成为英文教师。对这些青年的各别发展，你渐渐便不会感到惊奇。”    某一个星期六早上，一个矮小的十五岁青年走进办公室。他名丁纳史丹，是纽约市史杜维森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他向格兰治询问暑期科学计划的详情。此项计划旨在给予中学高二及高三年级学生以高深训练，也是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办的。虽然他只是高中一年级学生，但已获准参加两项这类计划，他想决定那一项计划比较好些。    在科学荣誉计划中，丁纳史丹选读天体物理学课程，那是本学期所办的十多项课程之一。他在科学方面的兴趣，是银河的形成。他认真地说：“我已提出一项银河如何形成的新理论。这里的课程对我大有帮助。特别是使我看得懂博士论文，这是我以前无法了解的。”    丁纳史丹所指的“新”理论是什么呢？他说：“那是稍为异乎寻常的理论。今年，当我提出这理论时，我设计了最精确的电脑模式，说明银河是怎样形成的。”而“最精确”是与什么相比呢？丁纳史丹毫不犹疑地说：《天体物理学报》曾经有过一篇文章，论述同样的模式，但我的模式比那个模式多十五项优点。我的模式可以做那个模式能够做的一切工作，此外又能做那个模式所不能做的某些工作。    问到他的设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时，丁纳史丹以稍带羞怯的语调说：“我的模式对天体物理学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可以应用于任何一种模拟，从这种模拟中，找到许多因素的联合影响，并可实际观察到不同的因素在调整时发生的现象。城市可利用它来协助解决财政上的问题。”他说：他的设计曾在科学展览中得奖数次，包括美国海军和核子医药学会的奖品。这两个机构对他那个电脑模式的可用性，都有极深刻的印象。    其后，有人问他的哥伦比亚大学老师、天文学教授莫茨，关于丁纳史丹在银河形成方面的研究。莫茨未听过他这种研究，于是那人便告诉他，他的学生已构想了一个电脑模式……    莫茨教授说：“学生们对电脑的程式编排，都极感兴趣。”这位在六十年代初期便讲授电脑程式，并且对什么事都不会大惊小怪的教授接着说：“电脑是一种很吸引他们的实用科学，那是一种游戏。电脑可使他们的概念获得极灵活与自由的运用。他们可以发展所需的任何程式，他们对电脑的使用十分聪明。”    有人告诉莫茨，丁纳史丹自认他的模式胜过两位科学家在《天体物理学报》描述的那种模式。莫茨便说：“丁纳史丹认为他的模式更好吗？真的吗？那确是值得注意，因为他们在研究方面极为精明。如果丁纳史丹那样说，我有理由相信他真的做到了。”    科学荣誉计划开始于一九五八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进入轨迹一事，激发了美国致力于很多方面的教育工作，而科学荣誉计划便是这些工作之一。这项计划最初只受到纽约市希伯来理工学院赠款支持，但自一九六一年起，便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作为该机构鼓励优秀中学生将来从事科技专业的计划的一部分。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约动用两百万美元，支持在四十四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举办的一百二十五项课程计划。包括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课程在内，一共有七项计划是在学校的正常学年当中进行的。其余大部分计划，则是在暑假期中举行。参加暑期计划的学生，需要用一至十二个星期的时间，紧张地学习生物、物理、社会科学、数学或工艺方面的课程。这些课程包括：在芝加哥市阿德勒天文馆研究天文学，在维琴尼亚州华洛普斯岛海洋科学馆研究海洋生物学，在东北路易斯安纳大学研究生物医学及物理，及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俄勒冈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指导下进行实地考古。参加所有这些计划的学生，都需自付费用。在若干情形下，学生还需付出全部或部分学费，不过这项计划也有若干基金，可对负担不起费用的学生予以资助。    几家美国大公司对这个计划也予捐助。这些公司的业务都需要极高深的科技，而多数这些公司的职员中，都有曾参加科学荣誉计划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让出课室、电脑和实验室供这项计划的学生使用，也间接获得这项计划的利益。许多曾参加科学荣誉计划的学生，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及该大学的研究院攻读。该大学的物理教授及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即兼任科学荣誉计划主任的萨克斯说：“我每年查阅研究院的入学名单，都会发现有两三个曾参加这项计划的学生。”    萨克斯指出，这项计划并没有学生学业成绩的纪录。但几年前，曾对一九六○年代初期参加这个计划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证实了一项普遍的印象，认为他们极有才干并且非常勤奋。接受调查的三○五名曾参加科学荣誉计划的学生中，二八二名已经由大学毕业。其中几乎有四分之三是攻读科学方面科系的。也许最令人惊异的，就是他们在大学毕业后，百分之九十再进入研究院。十年之后，百分之四十一已获得博士学位，百分之四十三曾在专门性刊物上发表论文。    曾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参加科学荣誉计划的校友艾拉姆说：“我参加这个计划，是我最高兴的事。这项计划和我在中学的课程，可能是我一生中增进学识最多的时代。科学荣誉计划可能在心理上宠坏了我，因为那个计划的教授，比我所读那间大学的教授，似乎更为关心学生的一切。我认为科学荣誉计划对每个人都播下了某类种子。你永不会忘记你在该计划中开始研究的事情。”    一九六○年代后期的校友维克陀忆述往事说：“这项计划使我在数学方面有良好的开始，我也在那儿学到了电脑的程式编排。所有课程都是十分新颖的。我的印象是我们都学到了最新的东西，而所有的教师都精通其本身的科目。无论你提出什么问题，他们都能轻易回答。就算你还没有深入实质，也已真正接触到科学，而这种接触原是要在若干时间后才能实现的事。”    维克陀的体验与萨克斯所说该计划的目标相符。萨克斯说：“我们并不担心我们所用的教材，只担心能否使学生对科学有总的认识。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增进学识，而非加速灌输。有许多别的学习计划是针对大学课程而设的，它们的主要目标便是加速灌输，因此当学生进入大学之时，他便已做过大学水平的功课了。由于我们不给学分，不分等级，也不举行考试，所以那肯定不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萨克斯教授又说：“我们的目标是使学生与研究科学家接触。虽然许多中学都给予这些学生以基本科学方面的足够训练，但大部分中学并未让学生认识科学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在遴选教师和安排课程时的主要目标，就是使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与这些天资卓越的学生有亲身接触的机会。”    这项计划每学期付给每位教师的薪金，只有一千二百美元，这区区之数，照理不足以吸引教师于星期六前来授课，但这项计划却有其他吸引人的地方。萨克斯说：“由于这项计划挑选学生极严，而学生的资质又极高，因此不难在哥伦比亚大学找到最佳的科学家来参加这项工作。”    萨克斯解释说：科学荣誉计划的最后目标，就是使这些学生可以彼此接触。“具有同样资质和兴趣的学生，散处各校，没有机会彼此接触，因而便有与普通人不同的感觉。但参加这项计划后，具有同样资质和兴趣的学生，便知道自己与常人并没有甚么不同，因为还有很多人和他们自己具有同样的兴趣与资质。”    有人曾批评科学荣誉计划，指这项计划没有给学生足够的实验室经验，以补充课室讲解之不足。一个名叫葛洛佛的学生说：“在实验室里学到的技术是很宝贵的，学龄之后，便可自行独自去做了。”科学荣誉计划主任萨克斯同意此项批评说：“增加实验室工作，是我可以进行的最大改进之一，但是经费和管理上还有许多困难。”    对这项计划的另一种批评，是指学习太过紧张，结果是在牺牲学生个人社会活动的情况下，去鼓励他们在科学方面的发展。《纽约时报》杂志报道巴拉尼的事后，便引起大众对此事的关怀。巴拉尼是科学荣誉计划的一名十六岁学生，他达成了一项科学上的突破，把捕蝇草用来消化昆虫的酶分离出来。那篇报道指出，巴拉尼也是一位超卓的青年数学家；他的兄长乔治则是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员。他们的父母都是研究科学家，以前在布达佩斯大学教书。    科学荣誉计划上课时，老师有时会把讲授工作交给巴拉尼去做。那位教授说：“他可能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青年。”    事实上，这些青年学生是必须与社会接触的，但他们在学习之外却还要做兼职工作，以便赚钱来应付科学研究的各种开支。例如丁纳史丹，便订阅了十几种科学定期刊物，包括每年订费一百二十美元的《天体物理学报》在内。他怎样应付这些开支呢？其中部分来自科学展览所得的现金奖，另一部分则来自替邻居照顾小孩的工资。

【美联社索尔兹伯里三月三日电】三名罗得西亚黑人领导人同总理史密斯今天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这样为举行全国性选举，为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结束白人统治铺平了道路。    这个协议是在前英国总督官邸——现在是公共事业训练中心——签署的。    这个经过了三个月的谈判达成的协议是由史密斯、穆佐雷瓦主教、西索尔牧师和奇劳酋长四人签署的。    史密斯在晚些时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在现有的议会正式通过一部新宪法之前，他名义上仍然是临时政府的国家元首。    已经签署的协议规定持不同政见的游击队趁机利用关于允许他们返回家园或并入现有的治安部队这样一项安全返回的政策。    尽管协议已经签署，但是索尔兹伯里的总的气氛是阴沉的，那里的大部分黑人和白人担心，战争将继续下去，担心合法的殖民地当局英国将不会承认这种解决办法。    英国和美国都认为，只要游击队领导人，即实力不强的政治联盟爱国阵线两主席恩科莫和穆加贝不参加的话，这项协议就毫无意义。    昨天关于十二月三十一日结束长达五十多年之久的白人少数直接统治的公告，是在四名领导人结束了将近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以后发表的一项简单的声明中宣布的。    制宪协议规定立即组织一个由有关四方派出的一名代表参加的临时政府，并且规定修改宪法，使年满十八岁的黑人和白人有选举权，参加民主选举，以便在这个民族主义者建议改名为津巴布韦的国家里实现黑人统治。    已经原则上就二十六万三千名白人向六百七十万黑人移交权力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为了起草宪法和组织选举，临时政府将由参加协议谈判的四名领导人之一作为最高的执行官员。    所说的执行委员会将承继总理和挂名的总统约翰·拉索尔的执行权，并由四位领导人轮流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临时政府还授权设法对这场历时五年之久的、对以国外为基地的游击队运动发动的战争组织一次停火。    这些人士说，这个委员会还将设法重建以白人为首的、黑人占五分之四的治安部队，并且为释放九百多名政治犯和被拘留者作好安排。    【合众国际社索尔兹伯里三月三日电】史密斯总理今天同三个温和的黑人领导人一起签字，放弃了八十九年的白人统治，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确立黑人统治打下了基础。    在协议签署后的几小时里，爱国阵线恩科莫一派的一位高级负责人乔赛亚·奇纳马诺称这个协议是“在我国进一步流血的处方”。    他发表的声明说：“和平谈判没有战士和他们的领导者爱国阵线的参加……实现和平是不可能的。”    奇纳马诺说：“这个协议非但没有结束战争，而将使战争加剧，并延长我们人民的痛苦。”

【法新社新德里三月二日电】越南总理范文同今天结束了对印度的一周访问，表示确信，越南同柬埔寨的分岐可以和平解决。    联合公报说，范向印度保证，越南准备根据以前的声明通过谈判解决这场冲突。    公报说，他劝印度总理德赛说，越南奉行同柬埔寨“团结和友好的始终不渝的政策”。    公报接着说，两位领导人重申他们信守不结盟原则，并满意地指出，“不结盟运动一直在不停地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公报说，双方都很重视不结盟国家要为联大行将举行的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    公报说，两位领导人回顾了南非的形势，重申他们“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    【法新社科伦坡三月二日电】越南总理范文同今天抵达这里对斯里兰卡进行四天正式访问，在抵达机场时受到正式欢迎。

【南通社曼谷三月一日电】越柬边界沿线看来比较平静了。若干天来，双方都没有报道边界地区的局势。直到上周末之前，边界沿线地区还是每天发生武装冲突的场所。    然而，这里人们普遍认为，越柬冲突远未平息，也根本谈不上要开始和谈。相反，在曼谷的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如果说目前的武装冲突有了缓和，那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某种间歇和平静，因为两国之间的“宣传”战仍在继续。    越南国会主席长征曾指责民主柬埔寨政府以“军事侵略行动”来回答越南的和平建议。河内电台昨晚报道说，金边“继续以采取侵略的军事行动来拒绝我们的和平建议。”    民主柬埔寨政府迄今没有正式回答河内的和平建议，事实上则间接地拒绝了这些建议。金边电台指责越南“继续侵略”，它几次称越南的和平建议是“旨在蒙蔽国际舆论的花招”。    【法新社曼谷三月一日电】今天，金边电台中断了已进行了两个月的反越的舌战。    今天上午的广播没有提及“越南的侵略”，而只是提醒“英勇的柬埔寨人民”尽到自己“神圣的职责，按照共产党的计划，加速收割早稻，继续兴修灌溉水渠，以发展国家的农业”。    金边电台在报道柴桢省帕索县（距越南边界只有十二公里）的一则消息中用过去时态谈到了越南侵略，它说，现在，居民恢复了农田，并开始插秧。金边电台说，这一地区“最近曾遭到越南侵略者的破坏”。    此间的一位可靠人士报道说，这次中断舌战也正好是在战斗平息的时候。    与此同时，此间收听到的河内电台连续第三天重复广播一篇社论，指责柬埔寨的“过了时的民族沙文主义”，指责柬埔寨政府“把自己的命运与帝国主义的野心系在一起”。这篇社论说，世界舆论认为，“除了根据越南二月五日提出的三点计划举行和平谈判之外”，（柬埔寨）“没有更加合情合理的选择了”。越南的计划要求仃火，举行谈判，并签订一项条约。

【本刊讯】日本《钻石》周刊二月十八日一期登载一篇文章，题目是《悄悄走来的“日中苏石油战争”的脚步声——地缘政治学开始展开的亚洲能源霸权》，摘要如下：远东的油田有可能成为战争的火种。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秘密作证”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美国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的“优先次序、经济、政府小组委员会召见中央情报局的特纳局长，举行了秘密听取苏联经济情况的会。”    本刊最近得到了这次听取会的记录。其中记载说，苏联经济不久将陷入严重的经济肖条。特纳局长作证说，“苏联的国民总产值在八十年代初期将下降为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二点五”，并指出了几点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是，“石油生产在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将开始减少”。    苏联的石油，大部分是乌拉尔山脉西侧的油田生产的，而这些老油田在逐步枯竭。为了弥补产油量的减少，正全力以赴，在从西伯利亚到远东的地区开发新油田。然而众所周知，在这些地区开发石油，地理和气候的条件很不好，所以需要有庞大的资本和最尖端的技术。开发工作迟迟不进。西伯利亚石油拨给苏联远东部队对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能源开发，苏联用力最大的是秋明的石油和雅库特的天然气。    为使开发走上轨道，苏联拼命呼吁日本和美国参加。    然而秋明油田的日苏联合开发从一九七四年四月以来就束诸高阁了。一九七二年表示有意参加联合开发的美国实际上也退下来了。    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经济上的问题。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军事因素。这一点就是日苏经济合作的最不好的潜在因素。靠日本的帮助而开发的石油用来供应苏联远东部队和警备艇的燃料。这真是咄咄怪事。不仅日本，中国和美国的安全也受到威胁。    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研究所发表的《在远东的大国对抗——能源的地缘政治学》中很好地总结了远东的能源和军事的关系。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九七六年苏联远东部分的石油消费为每天二十万桶。到一九八○年，将增加为三十五万桶。而且这个增加的部分中，估计有百分之五十供应苏联坦克部队的燃料。苏联当然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开发西伯利亚的军事意义。”    目前在苏联远东部分生产的石油，萨哈林油田的年产量只不过是二百万到三百万吨。换言之，这个地区的石油自给率只不过百分之三十。对苏联来说，要把秋明石油引到太平洋沿岸，是理所当然的。    和秋明石油相比，雅库特的天然气就说不上是战略物资。    目前走上轨道的日苏合作只是萨哈林岛的海底油田。据判断，萨哈林的开发同秋明的大规模工程比较，对日中两国安全的威胁，在地理上和规模上都是微小的，便付诸实施。    为开发萨哈林而向苏联提供的贷款总额为一亿五千万美元，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成功即行偿还。并且约定石油的全部生产量的百分之五十要在国际市场上卖给日本。    中国拉拢日本成功如果萨哈林油田真是亚洲最大的，那么试掘成功无疑会刺激中国。受中苏边界部署的苏军直接威胁的是中国。对与供应苏联远东部队燃料有关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石油开发，中国必须加以制止。    因此，中国有必要采取代替苏联而保证向日本供应石油的战略。对中苏两国来说，日本不仅是安全上不可忽视的存在，如要开发资源，也必须引进日本的技术。因此，中苏两国都竞相供应日本原油，以便把日本拉到自己方面来。    这样，就开始明显运用了“石油的地缘政治学”。这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前后开始的。    按照日中长期贸易协议，日本在一九八二年一年将从中国得到一千五百万吨原油。这个数字正好和苏联当初向日本保证的秋明石油供应量相同。    这样就彻底粉碎了苏联要使日本承担开发西伯利亚的任务的想法。    苏联也没有放弃开发西伯利亚，而且在目前的五年计划中还是最大的重点措施。按这个计划，以远东地区为中心，将建设长达二万四千英里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    苏联想把秋明石油输送到太平洋方面去的劲头非常大。    此外，还计划在贝加尔湖附近使西伯利亚铁路分出支线，直到萨哈林岛对岸的苏维埃港，长达三千一百四十五公里。群集于“第二波斯湾”的日、中、韩据分析，中国开发石油的新据点南方的大陆架油田的石油蕴藏量远远大于内陆油田。（上）

说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是中国巨大转折点的象征；中国名付其实地迈开了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三月一日刊登一篇短评，题目是《中国“第二次建国”，独自的现代化，飞跃的阶段》，摘要如下：    中国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已经经历了二十九个年头，现在正处于应该说是“第二次建国”的巨大转折点。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这个转折点的象征。一言以蔽之，中国开始名付其实地迈开了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步伐。即使经过了文革的动荡的今天，仍然不难指出中国落后的一面。尽管这样，中国新旧两个时代的斗争，似乎基本上是新时代取得优势。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建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这个变革，通过人大，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结出果实，似乎也还是用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从建国以来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人口的过半数是解放后诞生的年轻人。可以说，不管怎样，现在已经到了质的转折点。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机构方面，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大变革也大致上确定下来。现在已经到了在这个基础上谋求下一步飞跃的时期。    华国锋主席的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就是以这种历史的转折为背景的。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仅是国家的根本法——宪法，连更直接地象征着国家的国歌也要重新修改，这也是要加强“第二次建国”的气氛。    处于这个转折期的中国，目标是要建立名付其实的现代化国家。如果说得极端一点，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国只是搭了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架子，其后的中国一直在摸索着独自的现代化道路。并且可以说，终于找到了同苏联型社会主义不同的、独自的现代化的道路。    这条道路并不是那么平坦的，但是，以这个历史的转折期为背景而提出的现代化政策虽然是领导人的选择的对象，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作为时代的要求而登场的。国民支持的呼声很高，这也是当然的。    实现“富强的中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革命家的出发点，其强烈的愿望经过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建国，可以说，今天终于进入了真正实现的阶段。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三月三日刊登该报记者白井健二日发自华盛顿的一则消息，题目是《美国对（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分析，注意华国锋体制的稳定》，摘要如下：    美国正在密切地注视着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年恰好是尼克松访华发表“开辟”美中两国“关系新前景”的上海公报后的第六年。尽管在美国几乎没有人认为美中两国在最近的将来会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有关人员之所以注视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因为他们认为，一年半前，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首次加以总结的中国的现状，不仅对美中两国关系，而且对今后的国际形势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美国当局对正在进行中的大会慎重地进行着分析。到目前为止，能够指出的是，华国锋体制经历了四人帮事件，在党和政府两个方面都巩固了地位；开始正式进行经济建设。这一点得到了强烈的印象。    美国的看法是，华国锋主席二十六日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去年党代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相比，没有什么新颖的东西。但是，作为“毛泽东逝世以后”的中国领导机构最鲜明最概括地公布它的政策的报告，而注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报告如实地说明了（这个政权）在政治上已经稳定。    获得的另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中国对经济建设的热情。这种热情的象征是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之前（二月十六日）签订日中长期贸易协定一事。协议的“长远的意义似乎说明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混乱时期，而迈开了走向重建经济的可靠的一步”（《洛杉矶时报》）。中国开始认真地对待现代化的问题，对美国来说，在出口电子计算机和进行石油开发的技术合作方面不得不受到刺激。    在华国锋报告中，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措词，由以往的“决心（解放）”，改变为“人民解放军要为解放台湾做好充分准备”。关于这一点，分析认为，它显示了对卡特政权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犹予不定的态度的不满，但是估计在目前情况下美国方面会同台湾断交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本刊讯】智利《埃尔西利亚》周刊最近一期刊登一篇题为《中国宪法，革命的变革》的署名文章，摘要如下：    第五届人大比预定的提前两年选出并召开。这个新的立法机构将负责通过最新宪法草案。这部宪法反映了毛泽东逝世之后奉行的实用主义路线。与前一部宪法一样，这部宪法也强调共产党应该领导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领导作用。显然，实行一个更加灵活的、特别是能够鼓励最有文化的那批人的干劲和首创精神的制度，保护他们免受宗派的迫害，是实现这些目的的先决条件。中国在“四人帮”制造的混乱期间经历的不幸经验是前车之鉴。在纯洁意识形态的借口之下，这个“邦”扇动大批人闹事，这样使国家的发展处于危险之中。    中国懂得必须保障国内平静，它说明了宪法改革的重要意义：根除产生极端派别的土壤，以便实现国家经济的发展。要实现第一个目标，必须集中政府权力，统一由政府发布各项指示，进一步形成统一观念。    毫无疑问，新宪法中最革命和最新鲜的方面是：规定给予批评政府工作的一些自由，上诉甚至向最高当局、直至华国锋上诉的权利。据叶剑英副主席在介绍新宪法时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    为了适应这些自由并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新宪法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规定在党的各级设立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该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监督，同各种违法行为作斗争，对违法行为作严肃处理。这一系列规定表明，中国已觉悟到它迫切需要成为一个大国。苏联顽固的敌视造成的危险促使中国在一切方面实现现代化。但是正象议员们理解的那样，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国内平静，停止蛊惑人心的宣传，并给予那些在这一复杂进程中合作的人以保障。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三月三日刊载一篇评论说：    三月一日发表了叶剑英元帅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的修改宪法的报告摘要，同一天人们对修改宪法作了几点说明。所作的说明还不能使人对一九七五年宪法进行的修改有一个概念。    总的印象是，这个文件的目的是要作为这个团结安定和加快经济发展政策的工具，加快经济发展是大多数中国新领导人、特别是华国锋的讲话的精神。然而，叶剑英元帅的报告摘要过于简单，以致人们不能估计谈革新的部分同谈连续性的部分相比所占的分量。特别是丝毫没有谈到在“有关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条款”中所宣布的“较大的修改”是什么。

【美联社东京三月三日电】（记者：罗德里克）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报道了郝建秀的故事。它说，她在共产党接管之前是一个濒临死亡的穷姑娘，而在新政权下已成长为纺织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    这样的事迹在中国是不同寻常的。而新华社用了一点优美的笔法来报道这件事。    事实上，温和派上台掌权和激进派被推翻以来，新华社的报道变得生动些了，有比较多的细节了。这同共产党人一九四九年掌政以来这家通讯社和中国官方报刊所写的大部分文章的那种夸张的写法有明显的区别。    前不久，北京《人民日报》指责它自己的作者写文章枯燥无味。自那时起，这家报纸有了改进，但是仍然在用单调的大块版面刊登官样文章。    今年初，在访问欧洲和中东的一些作者写的一系列报道中，人们注意到新华社有了改进。他们用闲话家常般的方式描绘所访问过的国家，很注意政治上的考虑和运用描写的能力。    新华社关于政协会议和五届人大的报道也同样要比过去提供较多的情况。    新华社报道说，那位当副部长的纺织女工现年四十三岁，她是一名中等身材的妇女，“她讲话时给人留下慷慨激昂的印象”。过去，这些细节描写，这家通讯社一般来说是不予理会的。

说北京重视把少数民族团结在现代化的统一的中国之中    【法新社北京三月二日电】（记者：德隆）围绕西藏班禅喇嘛重新参加政治生活进行的宣传表明，北京既重视西藏，又重视把五十四个少数民族团结在现代化的统一的中国之中。    这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西藏前第二位宗教领袖，现在被认为是忠于“社会主义祖国”的一个榜样，思想改造已经“救了”他。    班禅在同新华社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对他的“罪行”表示遗憾，谈到他的“思想再教育”，并为“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政权辩护，等于作了一番自我批评。    他承认，一九五九年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后他有过“叛逃的想法”。对此，他说，他是“对人民犯了罪的”，但是“这些被揭发后，党和毛主席没有惩办我，而是竭尽所能挽救我”。    专家们说，几位宗教领袖列席五届人大表明，北京竭力想对宗教信仰显示出一种比较容让的态度。    沈阳的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皮漱石和上海的主教张家树以及穆斯林宗教领袖包尔汉也都出席了五届人大。    班禅喇嘛是在一周前恢复名誉的，是五届政协的“特邀人士”。    班禅喇嘛谈到已故毛泽东主席和已故周恩来总理对他的“关怀”，他又说，华国锋主席“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各族人民，也挽救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