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北京二月二十六日电】（记者：麦肯齐）中国第五届议会今天开幕了，中共主席、政府总理华国锋在人大会堂向出席大会的三千四百五十六名代表作了重要的政府工作报告    。    这次人大开幕时的气氛是人们普遍感到乐观，认为中国经过十年的政治和经济动乱之后现在正在前进。华主席今天重申“‘情况比予期的还好”。    五届人大开会的这天，阳光普照、春意盎然，微风吹拂着人大会堂房顶上的许多红旗。    人大会堂外面，许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漫步，趁着休息日出来享受好天气。    【法新社北京二月二十六日电】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引人注目之处是华国锋总理作的长篇报告，肯定了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这次会议是今天在北京开幕的。    人大会议日期事先加以宣布还是第一次，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三千四百五十六人，原先准备代表中国九亿人出席的代表是三千四百九十七    主席团中包括了国家高级领导人，主席团人员的组成表明在一九七六年激进的四人邦垮台之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尽管已在进行的清洗规模很大，但华先生强调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还是揭批四人邦。观察家说：换句话说，现在已进入第三阶段的这一普遍展开的运动尚未完成。    这位中国领导人所作的三个半小时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任何令人意外的东西，而是肯定了中国的主要政策，特别是决心在本世纪未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报告有力地强调了近几天来北京经常讲的一个主题——全国团结和动员一切力量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    【合众国际社香港二月二十六日电】（高级编辑：史密斯）中国的议会今天三年来第一次开会，保证在共产党主席华国锋的领导下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国家。    二十五日下午举行的预备会议选出了二百五十四名主席团成员。领导在一九一一年推翻中国的末代王朝统治者的那次革命的孙逸仙先生的夫人宋庆令主持了预备会议。    来自香港的共产党人士的消息说，开幕会议的气氛是“欢乐的”，代表们保证要实现团结和稳定，华和其他领导人说团结和稳定对经济发展是必要的。    【合众国际社香港二月二十六日电】（高级编辑：史密斯）华国锋总理二十六日在向中国新的人大作政治报告时说，国内的“情况比予期的还好”，不过政治上的动荡远未结束。    据新华社说，华向这个新选出的立法机构的三千四百五十六名代表作的报告，长长达三个半小时。    华的报告涉及许多问题，但是主题是需要求得全国团结和政治稳定，以便推进发展计划，目的在于到本世纪末使中国提高到超级强国的地位。    在谈到对外事务时，华重申了中国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政策。他只说苏联人是最危险的。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二月二十五日刊登该报记者杰伊·马修斯发自香港的报道，题为《把坦率作为中国人大的基调》，摘要如下：    中国作了一系列的透露，目的显然在于让新的全国政府获得坦率和稳定的形象，从而为二十六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定下了基调。    近几天来，官方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处理刑事案件的司法系统的异乎寻常的详细报道，暗示这是对外国对北京人权政策所做的批评的回答。此外，中国现在开始报道最近发生的一些贪污腐化事件，而不是只揭露教条的“四人邦”被清洗前发生的罪行。    甚至提前一周宣布要召开五届人大，这也截然背离了过去十二年的保密做法。预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宣布由谁担任总理和国防部长等要职，从而提供一些迄今最明确的迹象，来说明毛身后的中国的权力结构。    中国现在已经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提供比较多的情况，尽管同西方政府的透露比起来仍很少，但是，这表明中国领导人有了新的信心。他们现在不再是象毛泽东主席在世最后两年时那样常常是泛泛地和概括地谈话了。那时，他们担心国内的政敌会利用他们说过的话打击他们。    中国人发了一篇详细的报道，谈对一个偷卡车的人的审讯过程，这说明，他们对于外国批评他们处理刑事案件的司法体系是敏感的。意味深长的是，这篇报道登在最近一期《中国建设》上。    新华社记者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韩幽桐教授谈话时问道：“国外现在广泛反对判处死刑，你能说些什么？”    韩作了标准的北京式的回答，说只有那些“有血债，或者犯了其他极其严重的罪行的人”才进行处决，但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就表明，中国人注意到了对所传处决提出的批评。    伦敦大赦国际的一位发言人说，北京仍未对呼吁结束死刑的信作答。    新华社还报道，北京附近一个县里的两名党的官员由于行贿，使他的女儿得以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并设法给她弄到了答卷而被撤职。以往中国人很少这样详细地报道贪污腐化的事件。    星期四关于人大议程的一则消息表明，中国的司法系统中的一环——检察院——在行将通过的新宪法中将予恢复。

【法新社北京二月二十六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中国官方报纸今天描绘了一个比较开明的、雄心勃勃的中国的景象，它正在致力于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为五届人大开幕而发表的联合社论，谈起在党主席华国锋领导下的“新的长征”。    今天的社论反复使用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个词，这在中国官方报纸上是第一次。    观察家今天认为，中国议会不久将通过的新宪法可能正式确定中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以代替一九五四年宪法中的“人民民主国家”和一九七五年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天的社论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确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    社论说，中国的“伟大理想和伟大目标”是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它的经济要在二○○○年时“走在世界前列”。    社论的英译稿采用了不同的新体裁，虽然有二千五百字，却没有一处提到文化革命。社论说，“在当今世界上，经济技术落后，是要挨打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挨打挨了整整一百年。还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社论以爱国的调子问道：“为什么我们国家蒙受如此的屈辱？遭到如此的蹂躏？”    社论说：“社会制度腐败是一个原因，经济技术落后也是一个原因。”社论又说，通过孙中山等进步领袖，尤其是由于毛泽东主席的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时事社东京二月二十六日电】题：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现出干劲十足，以“天下大治”实现现代化    中国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于二十六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今天的会议有前一天筹备会议选出的华国锋党主席等人组成的主席团及代表计三千四百五十六人出席，大会执行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宣告开幕。接着在叶副主席主持下，华国锋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表明了华体制要达到“天下大治”，实现现代化。    华国锋总理在这一报告中总结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并展望了将来。在内政方面，他说：粉碎了“四人邦”反党集团，结束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新发展时期。他号召：“天下大治”正在稳步地取得成效，但还要为实现故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及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时事社东京二月二十七日电】题：明显地从“红”转向“专”    北京二十六日消息：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按预定计划，二十六日开幕了。这次大会是距离上次大会三年。在这期间，失去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建国以来的领导人，并且，经过“四人邦”事件的政治大混乱，正在确立华国锋体制。    因此，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次全国人大是具有极大的划时代的意义。    大会的第一天，华国锋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立足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阐明了对内对外的政策。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月十六日刊登美国堪萨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伊·莱尔德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剩余谷物进行投机》，摘要如下：    美国和全世界有没有忘记，美国在七十年代初的大量剩余谷物怎样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几乎消失了？    有重要的迹象表明，甚至在今后一两年内，世界谷物的储备可能减少到低得危险的程度。把这些迹象同美国农业部一月的宣布放在一起，就令人感到不安了。美国农业部一月份宣布，冬小麦的种植面积减少了百分之十四，并且预计一九七八年的产量将比一九七七年的产量减少百分之十三。    显然，象往常一样，美国农业部的预测是假设一九七八年的“气候是正常的”。当然这样减少种植面积，是由于目前美国仓库中的剩余谷物已经多到使价格下降到对种植谷物的农场主来说有破产危险的程度。他们必须偿付日益增多的开支，还要养家活口。我理解并且完全同情美国农业中的减少种植面积的运动。    但是，如果所有种植谷物的农场主都照着干，玉米和其他春播作物也同样减少，鉴于最近的产量，一九七八年的谷物产量可能下降三、四千万公吨，这笔谷物足以养活世界上三、四千万以上的饥民。从国内来说，有些人估计，在不再进行任何生产的情况下，美国有足够的粮食可以在三年或更多的时间内满足它自己的需要。但是鉴于世界粮食进口的一半以上是由它提供的，如果世界主要产粮区的气候象一九七二年那样变得不好的话，那么世界储备量就可能迅速下降到新的低水平，甚至低于七十年代初的估计，即储备量已下降到只够供应二十三天了。    在一九七六年，中央情报局公布了威斯康星大学的气象学家格里森准备的一项以前保密的研究报告。主要论点是，在世界的主要产粮区，最近几十年的气候特别有利，但是也许早在一九六○年就开始了不利的变化。    仔细研究一下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世界粮食的资料，就会发现这些资料为这个令人不安的结论提供了证据。    显然，一九七七年的收成仍然不佳。初步的报告是，美国的粮食产量仍然低于一九七二年的最高产量。苏联的产量大大下降了。加拿大的产量下降了。粮农组织发表的发达国家一九七六年的产量每公顷只有二点九九吨，或比一九七二年的最高产量下降百分之三以上。    当然，在美国粮食有剩余的情况下，下降百分之三似乎并不多，但是它直接导致最令人担心的预兆。无论是向富足的日本人或向（根据世界水平）比较富裕的苏联公民或向再次因雨量不足而遭灾的印度的赤贫者提供粮食，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进口粮食来自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单位面积产量已经下降。    也许天气不好并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各国政府的政策不好，可能还有这样的事实，即先进技术造成的产量增加已到了收益递减的程度。但是，即使同意不能让美国种植谷物的农场主和他们的家庭在收入遭到损失的情况下继续种植谷物，但是国家能在廉价的粮食和以“‘正常的气候”为依据的政策上进行投机，从而迫使他们把种植面积减少百分之十四之多吗？    美国生产的粮食占世界出口的粮食的一半以上，并且象从前一样，令人不安的剩余粮食可以再次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消失。幸运的是，粮食是一个可以更新的资源，但是这种更新往往要等到下一个播种季节。

【美联社布鲁塞尔二月二十四日电】美国卡特总统就核武器问题同苏联人进行谈判的谈判代表，今天同北大西洋联盟十四个盟国的代表一起制订将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方案。    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沃恩克由布热津斯基的副手艾伦陪同。这是自从美国总统上月来布鲁塞尔，并答应让盟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发挥更大作用以来，美国代表团第一次在北约总部露面。    一项正式声明只说，进行了“有益的意见交换，包括对联盟特别关切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声明是美国人事先起草的，他们预料盟国的代表将会对美国代表发表的讲话表示欣赏。    会议是秘密举行的，美国代表不肯向记者谈任何会议情况。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一项协议关系到洲际核导弹。正式态度是，这项协议与欧洲盟国无关，诚然苏美之间的一场核战显然也会确定西欧的命运。但是在布鲁塞尔进行的磋商是有限的，由美国代表向北大西洋理事会发布情况。    现在苏美代表正在谈判第二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美国人预料春天可达成协议。欧洲人不参加，因为没有牵涉到他们的任何武器。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二项协议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为以后的谈判制订指导方针。第三项协议可能讨论限制欧洲人邦助经管的核武器和运载系统如战斗轰炸机问题，这种飞机可以把核导弹送到苏联领土。    北约官员说，今天的会议第一次涉及到受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影响的全面的政治和战略问题，而不仅仅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谈判的技术细节。    但是他不肯具体谈正在引起麻烦的任何问题。    他说，美国政府和欧洲盟国已经就美国谈判代表在限制欧洲过问计划的巡航导弹方面可以走到什么地步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法新社布鲁塞尔二月二十四日电】这里正式宣布，美国今天把它同苏联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现状通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观察家说，美国以前从来没有派这样大批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专家去布鲁塞尔。八名专家到这里来了。通常总共只有三、四名专家。    北约官方人士说，最近这个代表团规模之大，表明卡特政府重视同西欧盟国进行讨论。

【本刊讯】英国《东西方文摘》一月份的第二期刊登一篇书评，题为《苏联》，副题是《对苏联政治现实的卓绝的揭露》，摘要如下：    （《苏联政治动态》，Ｐ·科克斯、Ｒ    ·丹尼尔斯、Ｎ·惠蒂尔·米特合编，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    这本书厚而重得惊人，它实际上描写的是政治生活，是一部极度吸引人的读物——苏联政治生活的故事，作者是一组研究苏联问题的美国专家。他们在研究的彻底性方面和在分析和学识的明了性方面，是优秀的大师；他们用大量的资料吸引着读者的兴趣。    这些作者相继谈及苏联的编史工作，一九五三年以来苏联的持不同政见情况，权力集团和政治权贵以及他们的当权和下台过程，党籍，新生的官员阶级，专为处女地做决定的工作，俄罗斯帝国主义在苏联中亚地区的问题。    关于青年思想状况的一部分最有趣，这部分表明了青年对西方东西的喜爱，他们对西方的好奇心和他们想去西方旅行的愿望。这部分表明他们的各种社会主义品德都是不足的，显然没有一个苏维埃人的样子——他们不想当“工人”，也不想当农民，只想搞专业，他们千方百计逃避毕业后在东部干三年期限的受别人支配的劳动。他们对党冷嘲热讽，许多人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表面上口口声声要献身于社会主义，要是人们对此信以为真，那就错了，因为他们对其他制度的了解，只是一幅被歪曲了的图景。    该书以和平共处的历史结尾：克里姆林宫利用了和平共处，就象爱尔兰共和军利用一次停火一样——争取喘息之机和鼓动民主国家的舆论以削弱政府的决心；在该书最后部分中，从苏联的观点出发回顾了当前的全球关系，这是一个有趣的展望，它清楚地告诉你，就共产党的领导而论，只有通过别国背叛并投奔共产主义阵营，欧洲才能重新联合起来。

【美联社华盛顿二月二十三日电】卡特政府今天建议拨款一千五百万美元，给美国患慢性病和老年人每年打流行性感冒预防针。    美国今冬流行性感冒已到处蔓延，美国控制病疫中心估计，到现在为止已有一万五千人死于肺炎和流行性感冒，比通常死亡数字高出六千，这是拜“Ａ—维多利亚型”和“Ａ—得克萨斯型”流感所赐。    （转载香港《新晚报》）

【德新社纽约二月二十一日电】据美国二十日一期的《新闻周刊》报道，被驱逐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妻子透露，她的丈夫向苏联政治犯捐献了二百多万美元的救济基金。    娜塔利亚·索尔仁尼琴在同《新闻周刊》的一次会谈中说，她丈夫已把他的《古拉格群岛》这本书的全部稿费捐献给了“俄国社会基金会”。    他认为他那本记述过去六十年劳动营中受害者情况的书，应当有益于今天被关在苏联劳动营中的受害者。    她说，这个基金会今年一年就援助了苏联七百个家庭。    索尔仁尼琴夫人说，她认为，持不同政见者从苏联移居不会损害苏联的抗议运动。    那些离开苏联的人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意志，但是，抗议运动本身会因出现新的现政权的批评者而重新焕发出活力。然而，这位作家的妻子强调说，她和她的丈夫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是移居者，因为他们不是自愿离开苏联的。    索尔仁尼琴夫人和她的丈夫住在美国佛蒙特州卡文迪什市东北地区，据索尔仁尼琴夫人说，那地方对工作是有利的，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俄国。她说，“我们只有回到俄国”，才会感到幸福。

【美联社苏联·秋明二月二十三日电】在这个遥远的西伯利亚市镇，气温已降至摄氏零下五十度，浓雾掩蔽着太阳，树枝突然跌下，甚至路轨也有时裂开一些，但这里的小孩子仍然上学云。在零下五十度的天气中，人们的脸很容易被寒风吹得冻结，因此他们在离开这个市镇时，也不敢独自一人离去。一位居民说：“如果你跌下，断了一条腿的话，那么你就完了。”    建筑用的机器是不关掣息灭的，因为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中，要把它再度“打火”的话，那是有困难的。    一位当地医生说：“我们机器上所发生的问题比人还多。人还可以设法适应天气，但机器就不能够了。”目前，这里正建筑一条铁路线，这里的工人就得要面临一场经常性的战斗，要把机器保持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他们的设备只能保证在零下四十度仍可使用而已。在零下四十五度时，他们的电动烧焊机已停止不动。（转载香港《新晚报》）

说一名苏联将领正在指挥埃塞俄比亚军队，并说在埃塞俄比亚的古巴军队已增至一万一千人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月二十四日电】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今天指责说，一名苏联将领正在指挥在非洲的欧加登沙漠同索马里人作战的一些埃塞俄比亚军队。    他说，古巴邦助埃塞俄比亚的军队人数已增至一万人至一万一千人。    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在同记者谈到卡特总统即将进行的国际旅行时说，同非洲领导人的会谈将包括结束战斗的努力。    他说，“一名苏联将领在哈勒尔地区”为埃塞俄比亚人“指挥作战”。    他说，古巴军队的人数已从美国最后的公开估计五千人至七千人增加到一万人至一万一千人。    他说，“这显然是”其他国家的“外部入侵”。    他说：“一位名叫彼得罗夫的苏联将领在哈勒尔战斗地区直接指挥军事作战。”    他说：“我认为，非洲国家对外国对一次纯粹的非洲冲突进行明显的大规模入侵表示关切是重要的。那种卷入的规模正在扩大。    “每天都有材料表明规模在扩大。”    在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第三说，在埃塞俄比亚有大约一千名苏联军事顾问，“但是他们到底起什么作用不清楚”。    布热津斯基说，美国情报机构的消息现在估计，苏联为了邦助战斗向非洲送去了四百辆坦克和五十架米格战斗机。    记者问他认为这种情况和美国卷入越南之间有何相似之处，布热津斯基说：“这是一种应由别人来作出的（比较），……并从中得出教训。”他说，美国对埃塞俄比亚最近的保证感到“鼓舞”，它保证它的军队不进入索马里。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月二十四日电】布热津斯基说，在卡特会见尼日利亚领导人奥巴桑乔将军时，将讨论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古巴和苏联的“入侵”问题。    他说，“重要的是，非洲国家对外国对它们国家的一次大规模入侵表示担心。”

说美有充分理由增加防御开支，以建立一支保护西方石油通道的军事力量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二月二十三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非洲之角的困境》，摘要如下：    苏联和古巴的邦助看来使埃塞俄比亚在同索马里的战争中占了上风。但是现在它却相当冠冕堂皇地保证说，它的进攻不会越过索马里边界。    这一切引起了一个问题：这次小小的战争对美国是重要的吗？答案不幸是肯定的，即使这场战争过去与美国没有什么关系，看来将来大概也不会有很大关系。因为这场战争是表明俄国和古巴喜欢无耻地干予世界上一切发生纠纷地区的明显象征。    非洲之角的战争说明美国对外政策的困境。美国不参与这样的冲突既可以为自己省钱又可以省麻烦，又可以使自己站在较高的道义地位，放手维护人类更高的愿望。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冲突将由古巴和苏联的武器来决定，在这一次，更严重的是，这个事例的结果对尼迈里、萨达特、哈立德国王之流的人物和他们在国内外的争夺者会产生影响。古巴人和俄国人的支持看来是更有价值的，美国的支持看来不那么有价值，这种认识对全世界的政治稳定是会有影响的。    因此美国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肯定不想让海军陆战队在非洲之角登陆；同样可以肯定，我们最好随时作好军事上的准备。苏联正在建立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    ——用本周发表的一项英国白皮书的话说，“远远超过了单纯防御需要”的目的。他们以古巴人作为可靠的突击队，他们不仅愿意在运输工具等方面支持他们，而且甚至竟派苏联飞行员到古巴去替代那些派往其他地方的飞行员。他们出现在安哥拉而且又出现在埃塞俄比亚，他们完全愿意充当世界警察。    苏联和古巴进行干涉的做法可能比它在非洲之角的做法更直接得多地影响美国的利益，对于这种可能性，美国最好在军事上和心理上使自己作好准备。我们最好看到，我们有一支足以保护石油通道的海军和一种足以保护我们在这个地区的朋友的投掷力量的能力。非洲之角的战争并不使我们有理由派出海军陆战队，但是它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防御方面增加开支。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二月十四日刊登的一篇新闻分析说：    苏联（对非洲之角）的干予尚未遭受黑非洲的强烈谴责，虽然一些非洲国家外交官私下表示关切，但是，公开这样做的政府为数不多。就某种意义上来说，莫斯科愿意赶紧支援一个声称遭受侵略的国家的做法增加了苏联的声誉。    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府担心怀有敌意的邻国，担心采取分离主义行动，有时它们认为，它们可能不得不要求大国把这种情况压制下去。在那里，边界的不可侵犯的重要性超过了对超级大国干予的指责。    从非洲统一组织（它几乎完全站在埃塞俄比亚的一边）的反应中可以看出黑非洲的反应。一个调解委员会拒绝承认西索马里解放阵线为一个合法的解放组织，许多人认为这个阵线为索马里正规军发动入侵提供掩护。非洲统一组织谴责伊朗答应支援索马里，如果埃塞俄比亚入侵的话。    然而，如果埃塞俄比亚的攻势是为了集中势头和越过边界的话，埃塞俄比亚自称是受害者的说法就站不住脚，非洲的舆论浪潮很可能转向支持索马里。

【本刊讯】英国《卫报》二月二十四日以《埃塞俄比亚得到美国供应品》为题自亚的斯亚贝巴报道：    美国本周已把卡车、吉普车以及各种车辆的部件运交给埃塞俄比亚——自去年废除美国—埃塞俄比亚防务协议以来，这是运到这里来的第一批军需品。    人们认为，这是紧接在美国代表团上周未给埃塞俄比亚领导人门格斯图中校的信息之后的后续行动。据信，这个代表团已答应门格斯图中校：美国将努力保证，今后美国的武器不会到达索马里。    美国试图向埃塞俄比亚政府表明，它无意于支持索马里，它同任何别国一样关心埃塞俄比亚的主权。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二月七日刊登彼得·Ｍ·兰克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人在伯贝拉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全文如下：    （原编者按：我报记者彼得·Ｍ    ·兰克作为第一名德国记者能够参观俄国以前在索马里的伯贝拉基地。）    在布满尘土的街道上，热乎乎的风刮着变黄了的纸片。一本被撕坏了的俄文书的纸片和几张从一本军事画报上掉下来的印着笔挺的苏联士兵照片的画报纸在空中飘午。自从一九七五年以来第一次被允许进入伯贝拉禁区的几个西方记者漫步在“莫斯科城”，这是位于亚丁湾的港口城市里的俄国人住宅区。索马里人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中旬同莫斯科的关系破裂之后，把这个俄国人住宅区改名为“自由城”    在早已布满灰沙的水泥排球场前的俄国露天电影院里，一些图片表明着“友谊和合作”。在索马里人中，对友谊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他们只有对这个前盟友的憎恶和忿怒，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人们甚至同这一盟友签订了一项援助条约。除了这些情绪之外，除了现在作为出租汽车行驶的几辆破旧的轿车、三层楼的住房、生锈的卡车残骸以及履带拖拉机空壳以外，俄国人在伯贝拉没有给索马里人留下什么东西。在他们的基地里，凡是可以搬得走的东西，他们都带走了。例如：电影院的设备、图书、家具、体育器械，当然也还有所有的军用物资。    在这种“焦土”行动之后，所看到的情况和索马里人的讲述证明，伯贝拉无疑曾是苏联人在印度洋边上最大和最重要的基地。港口位于来自欧洲、远东和波斯湾的油船和货船航线的枢纽点上。曾居住过二百多户俄国人（然而没有儿童）的“莫斯科城”是这样设计的，以致于它可以延伸到沙漠地区。在有四套到八套住房的楼房里，现在住着索马里人，那里除了有一个气候调节设备外，没有任何为美国人或欧洲人在热带国家里所习惯的那种舒适设备。一条船曾是中心大多数俄国军人和技术人员曾生活在港口的一条大轮船上，工场和无线电及电子中心同时也在那条船上。据索马里人说，有时在伯贝拉工作的俄国人竟达四千人。但是，索马里人自己却没有监督的可能性，因为他们不能进入俄国人的住宅区、商店、电影院、港口和机场的一部分。因此对索马里人来说，伯贝拉有一部分是拥有治外法权的地方。    周末，在港口停靠着两只货轮，有五艘船在停泊场等待着，其中有一艘国籍不明的小型登陆艇。在一个大型仓库里，人们看到许多水泥袋、颜料桶以及许多集装箱。在码头上堆积着建筑用钢材、箱子以及粮食包，成群的鸽子在麻袋上面啄食。    俄国人把用于检修苏联军舰的一个浮动船坞拖到他们在南也门的新基地——亚丁湾。只给索马里人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造船工场。除了两个可移动的雷达站和十五条油船外，在港口看不到任何军事设施。索马里人说，他们的工人和码头工人从来不允许上俄国人的军舰。自己的医疗服务除了补给和修理设备外，伯贝拉还向苏联海军提供了一所有一百六十张床位和俄国医护人员的医院，这所医院是为舰队里的病员服务的。现在，这所医院是索马里人的一个军队医院，位于城市的东部，离美丽的沙滩不远。俄国人在撤走时把一些最重要的医疗器械和设备都拿走了。    从一个俱乐部的阳台上，人们可以用望远镜浏览伯贝拉。多沙的、长着低矮刺槐的地面由远处的荒山向海滨缓慢倾斜。在城外可以看到一个有着六根天线柱的通常电台，但是却看不到有任何导弹基地。这里没有人们在开罗和大马士革郊外所看到的为俄国防空导弹萨姆Ⅱ式所筑起的典型的高高围墙。    索马里人之所以为外国记者开放伯贝拉，可以肯定地说，是为了表明这里已经没有俄国人了。但是参观具有特长跑道的飞机场却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伯贝拉是否也是苏联的导弹基地的问题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机场现在由索马里空军使用，那里没有民航。据说缺乏电子起降辅助设施，或者说，这些辅助设施被苏联拆走了。    索马里政府代表断言：“这里根本没有过俄国的导弹。”在广阔、平坦的伯贝拉郊区，根本发现不了有着宽大入口道的库房和地下防空设施。一九七五年美国人曾以为通过卫星照片发现了这些东西。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二月二十五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克伦普的报道，题为《两个大会五千名代表    ——中国显示团结一致和秩序井然》，摘要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栋梁都聚会在北京。一千九百八十九名政协会议的代表和近三千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潮水般地涌进了这坐城市的饭店和宽敞的宾馆。大街上到处是穿着合身而又引人注目的军服和便服的男男女女。正值节日期间的国家不再那么循规蹈矩了。    正象新华社所说的，政协会议“规模之大，代表性之广泛都是空前的”。除了共产党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其他八个“民主党派”。这些党派站在共产党方面，经过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争的考验之后，它们在中国从形式上来说被允许存在。政协会议不能做出决定，而象它的名称所表示的，只是进行协商和提出建议的机构。这两个大会至少能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决定北京的面貌，它们的任务是明显地表现出团结和“大治”的图景来。地位稳固的中国领导曾答应要实现这种团结和“大治”。国歌的新歌词也应该表现出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    在不大的飞机场上，在市内的火车总站，在这坐城市通往主要建筑物和饭店的虽然很宽阔但很少的交通干线上，昨天一阵一阵地拥挤得很厉害。动用了六百辆专用大轿车，这就使马路显得更窄了。因为某些代表从省里带来了繁重工作所需要的助手，因此饭店和旅馆都住满了人。初春袭人的寒气，使那些少数民族鲜艳的服装显得更加光采夺目。首都的居民拿起了照像机，大街上到处都是五光十色的场面。新华社生动地报道了关于大会客人们到达和安排住宿时的情况。令人感觉得出首都记者的地方自豪感。在写文章时，他们必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实行了多年的臣服主义后，编辑方面的本领现在是值得注意的了。在为二十四日出版的报纸而准备的华国锋的许多照片中，最后挑选了一张虽然尊严，但却带有慈父般安详面孔的照片。在政论性的文章中，缺少了中国过去的调子中常有的那种严厉的语调。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二月二十四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发生变化的中国和人代会》，摘要如下：    华国锋主席在去年十月举行的全国人代会常委会会议上预先宣布，今年春天召开五届人大。全国人代会如期召开，这也是很久以来没有过的事情。    这表明了围绕着意识形态和权力分配，领导集团内部没有发生大的分岐，政局相对稳定，同时，也不妨说是努力实现按规章制度推进预定的政治日程的“开放政治”的表现。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重视政治协商会议的姿态。十三年来第一次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政协再度受到重视的原因是，为了“要在本世纪内实现现代化，使国民经济居于世界前列”，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海外华侨的广泛的合作，全力以赴从事建设。    从过去的经历来看，围绕着建设的方法问题，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争论的中心。可以说今后是从摸索方法进入正式进行建设的时代。五届人大作为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的出发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二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争取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确定华体制下的方向》，摘要如下：    毛泽东主席去世以后的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去年八月的党代表大会一样，都是要平息打倒四人邦以后的混乱和确定华国锋体制下的中国的前途的大会。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协，文革后十三年来第一次复会，目的是要巩固民族团结，在人代会上通过的新宪法将成为毛泽东以后的时代的中国的指针。    政协本来是中国建国的母体。一九四九年以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了中央人民政府。因此，这个制度虽说是处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并不是一个阶级的专政或者由一党独占政府的形态。    本届会议是十三年来第一次召开，其最大的目的是通过统一战线的精神，让在文革时期和四人邦时代受冷遇的党外知识分子发挥积极的作用，建立实现现代化的合作体制。此外，还向华侨和台湾同胞发出了团结的号召，似乎也有为现代化筹措资金，为解放台湾作部署等方面的考虑。

【本刊讯】法《世界报》二月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一期刊登了该报驻北京记者阿兰·雅各布的文章，题为《五届人大在北京开会，标志着“恢复了团结”，一些宗教界人士又露面了》，译载如下：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刚刚在北京开幕的盛大的议会会议，是人们看到一些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多少被遗忘的人物再次露面的机会。在这些再次露面的人物中，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宗教界的、代表少数民族的人士，他们恢复了他们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内的地位。    例如，人们看到年青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喇嘛到达北京。自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流亡以来，班禅喇嘛是西藏主要的精神领袖。一九六四年以来，他被谴责为“人民、祖国和社会主义的敌人”。    另一个西藏人帕巴拉·格列朗杰“大活佛”也被选进政协会议主席团。最后，一位维吾尔族老人，在代表中十分引人注目，他就是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包尔汉。    这只是一些例子，但这些例子说明了中国的新领导为团结国家的一切力量，扩大它的政治基础，同各党派和解而进行的努力。上届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于二月二十四日作了主要发言。他谴责了“四人邦”“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宗教”政策，“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从而使人预料这方面的方针将会有重大的改变。虽然不应指望在人民共和国会恢复宗教生活，但这些话无疑预示着将给其它宗教一种穆斯林人已经保持的更大的宽容，主要还是一些重要的中国佛教团体，今后可能会从这种宽容中得到好处。

【本刊讯】奥地利《信使报》二月二十四日刊登评论，题目是《星期日开始召开中国人代会：光是红色就不够了》，摘要如下：    巴尔扎克和马克吐温的著作出现在书店里。男女青年在高等学校里勤奋地学习。革命的浪漫主义行动少了，而在高炉旁、纺织机旁和犁耙后面，生产热情却增长很多。在这种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十六日在北京开幕。他们是想把这次会议当作一个隆重的仪式来显示一下在渡过了人民共和国最严重的危机之后所出现的新的“大治”局面。    三年前，当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举行上一次会议的时候，谁都不认为这种变化是可能的。当时毛和周还在世，“四人邦”还在争夺最高权力，人民代表还不得不通过秘密的地道去大会堂。这一切都说明，在毛的国家里，搞阴谋诡计和争权夺利是幻想，是实现不了的。    在反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个“坏蛋”的运动进行了十八个月之后，在所有领导干部中被更换了三分之二，那些按照邓的说法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都被撤换掉了。    对老练的策略家邓来说，在文化、法律、经济、技术、教育以及农业等各个方面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最终只取得了以下的胜利：    早在三年前，人代会就已经把独立的司法给取消了，现在又强调“法律和秩序”了。    对文化实行严格控制的时代即将过去。新的口号是：“作家要写什么样的文学题材，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在“四人邦”统治时，可能有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作家都不再写作了。    邓在教育和经济战线上已宣布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因为大目标是“中国到二○○○年要成为现代化的经济国家”。因此，在高等学校里，认真的学习代替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舞文弄墨，严格的考试代替了对教师的批判，在道义上提高了受到凌辱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在工厂里，提倡创造生产上的新纪录、钻研专门技术，先进的技术（难道是西方的？）受到欢迎，鼓励增加生产。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二月二十六日刊登该报记者林慧儿二十五日发自台北的消息，标题是《政协会议的目的在于拉拢华侨》《台北对于“孤立台湾”的做法抱有警惕》，摘要如下：    中国的第五届政治协商会议相隔十三年在北京召开。文化大革命期间处于“冬眠状态”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新召开，是以重新建立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有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华侨参加的统一战线为目标的。台北认为它的目的在于华侨对策，并对于企图孤立台湾的做法抱有警惕。    华国锋政权恢复政协会议的背景，虽然有着内部需要，但是，这样一种积极的因素是很强烈的：即在恢复经济和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工作中，对于二千多万人的海外华侨拥有的经济力量和人材寄予期待。    北京的华侨对策和台湾相比较，落后很多，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首脑逝世后以及四人邦事件等政治动乱中，进一步加速了华侨的“脱离大陆”现象。    与这种情况成反比例，访问台湾的华侨以及华侨的投资额一直在急速增加。华侨的投资一九七七年为六千八百七十二万三千美元，约比一九七六年增加了近一倍。    据指出，在这种情况的后面有这样一种原因：即台湾从一九六○年起颁布了“华侨归国投资条令”，在课税、设备投资等方面采取了比“外国人投资条令”更加优待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