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谈到苏卫星坠落事件时强调应采取有关的安全预防措施，赞成同苏就禁止装有原子放射物质的绕地球飞行的卫星达成一项协议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三十日电】下面是卡特总统一月三十日记者招待会的记录全文（本刊作了删节）：    总统：我想非常简单地谈谈一件事情，就是概要地介绍一下苏联卫星宇宙９５４号的全部情况。这颗装有核动力装置的卫星，是去年九月十八日发射的。后来我们明显地看出，苏联人在控制这颗卫星方面发生了困难。在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我们在白宫成立了一个人数不多的特别小组。我们在今年一月六日认为他们已失去对它的控制，我本人作出决定在一月十二日通知苏联人，说明我们知道他们遇到了问题，表示愿意帮助监视这颗卫星运行的道路，并开始共同作好准备，以预计它将会在何处坠落，并作好准备在它一旦接触地面时如何加以处理。    苏联人答复我们说，这颗卫星的设计是使它在进入地球时将会自行销毁，而且它的设计是使它不可能发生原子爆炸。    在一月十七日和十八日，我们把这件事情通知了重要的国会领袖，并且通知了我们在世界各地某些能够同我们一道从事追踪工作的盟国，苏联人在一天以后就是在一月十九日，重复他们所说的它将不会爆炸的意见。    在一月二十二日，我们又去找苏联人要求他们把最新的情况告诉我们以证实我们从监视人员那里得到的情报。苏联人在一月二十三日通知我们说，这颗卫星大概将在第二天也就是在二十四日进入大气层。    在二十四日清晨，得到通知说，这个卫星将很早进入大气层。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不是将划一个很大的弧度，落在夏威夷直到加拿大北部或非洲西海岸，因为有时候，当卫星进入大气层时，卫星可能从一个地方飞掠到另一个地方。正如你们所知，这个卫星在加拿大进入了大气层。    我立即打电话给皮埃尔·特鲁多总理，并通知他大致的地点（后来证明这是准确的），在二十九日，如你们所知，就在最近，这个卫星的碎片被找到了。    我们发射到地球轨道上的一个带有原子能源的卫星是在一九六五年。这个卫星在它的有用的生命结束时被升高到更高的轨道上去了，在这个轨道上它可以至少再飞行四千年。    我认为，我们需要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方面采取对所有国家都有保证的更为严格的安全预防措施。事实上，我们愿意完全停止部署任何这样的卫星，并同苏联一道谋求采取这一办法。    但是，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继续采取各国可以发射地球轨道卫星的这种抉择，除非能实行更为先进得多的安全预防措施。    问：关于中东问题，你现在是否从贝京总理那里清楚地了解到，他是否将授权在约旦河西岸和西奈建立新的定居点，你是否认为以色列在一段时间以后应该逐步撤出这些定居点，以换取真正的和平？    答：我已经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对被占领土地上的定居点的立场一直是，我们认为这是非法的，是对和平的障碍。当贝京总理来这里和达扬外长在这里时，都曾经提出这个问题。    据我理解，他们的保证是，政府不会授权建立新的定居点，定居者有任何增加的话，将尽量在军方的主持下扩大现有的定居点。    问：总统先生，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总的看法，就是你希望看到以色列有一条什么样的最后边界？你希望以色列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东耶路撒冷都退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么？    答：没有。我对以色列和它的邻国之间的最后边界应该怎样划定并没有什么地图或计划、我总是在联合国第二四二号决议的范围和限度内进行活动和发表讲话，第二四二号决议就规定以色列从占领的领土上撤走。    我谋求的三个因素是：第一，划定最后边界；第二，使以色列方面认为或者确信他们的安全是有保证的，这既包括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边界的划定，也包括他们的邻国现在和今后的态度。第三个问题是解决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一切方面。    问：总统先生，你对卫星和安全预防措施感到关切，那么你在同俄国人讨论这一问题时，你是否将设法劝他们今后不再把核反应堆送往空间？    答：是的，当然要叫他们不要把核反应堆送上地球轨道。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当探讨的事。不过这个问题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要设法制定一项可靠的安全发射规定，以防止不再发生任何原子放射物质落到人类可能把它呼吸进去的地球上或大气层中。    如果我们不能制定出这些自动防止故障的措施，那么我认为就应当完全禁止环绕地球飞行的卫星。    我此刻赞成同苏联人就禁止装有原子放射物质的绕地球飞行的卫星达成一项协议。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一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中国与西欧关系的新阶段》，摘要如下：    法国总理巴尔从十九日到二十四日访问了中国。法国外长和对外贸易部长也随同巴尔总理前往。通过巴尔的这次访华，两国总理互相确认了在基本战略方面的共同认识，并且以此为基础，商定了在学术和工业技术方面长期进行合作和交流的实际范围，其结果，中法两国之间铺设了将获得更大发展的轨道。    问题是，这不仅限于具有中法的双边关系的意义，即加强了巴黎和北京之间的联系，而且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即中国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趋于密切。实际上，欧洲共同体与中国将从三十日起在布鲁塞尔就签订长期贸易协定开始谈判。在日中两国之间，日中经济协会正在努力制定长期贸易协定，争取在二月中旬签字。但由于政府的综合能源政策不明确，所以，在接受中国原油方面仍有不稳定的因素。与此相比较，我们必须密切地注意欧洲共同体同中国之间缔结一揽子贸易协定的步伐。    中法关系，自戴高乐政权一九六四年一月，先于西方主要国家，承认北京是全中国唯一的正统政府，建立了邦交，中法两国对安全保障有一个几乎共同的认识，即不想让超级大国控制，因此，它们都拒绝参加部分禁核条约，特别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更加强烈地对苏联军事力量的增强表示担心。法国总理巴尔在北京的答谢宴会上说，“法国人确信，繁荣的强大的中国的存在，对于世界，均衡是必要的。这一确信，现在同过去一样没有改变。”由这一发言所表明的对中国的看法，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北大西洋条约机构下的西方各国当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认识。    这次签署的中法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第一次签署的此类协定。据说，这一协定是长期协定，它包括电算机、通讯技术、地质勘察、热核利用等在内的开发研究，此外还决定大量地接受研究员和留学生。而且，巴尔总理一行，还有产业界的代表参加了进去，由此也可以看出（法国）对扩大广泛的经济交流——从原子能发电、石油化学直到武器——有积极性。我们对今后的动向，不能不注意。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三十日电】国务院官员们今天说，卡特总统上周向以色列总理贝京发了一封短信，告诫他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希洛建立新的定居点。他们说，卡特是根据报纸消息发出告诫的。报纸消息说，以色列正在希洛的一个希伯莱古教堂的遗址建立一个具有宗教色采的定居点。    据这些官员说，这封信提醒贝京，他去年曾亲自向卡特保证不再容许在西岸或加沙地带建立任何新的定居点。    官员们说，卡特的信的内容泄漏给《纽约时报》（是白宫偷偷地讲出来的），是一种使公众对贝京施加压力的办法。    他们说，信的内容如下：“对于为在约旦河西岸的希洛建立另一个非法的定居点的活动，我深感遗憾。但是，我深信，你是会履行你亲自向我作出的保证，因而不会允许这一定居点继续建立下去。”

【法新社开罗一月三十一日电】一位埃及发言人宣布，以色列—埃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今天在这里恢复了会谈，会谈进行了两小时。    这位发言人又说，以—埃联合军事委员会将在明天再次举行会谈    。    【路透社开罗一月三十一日电】埃及和以色列今天继续举行军事会谈，在这以前，埃及国防部长贾马斯和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突然举行了秘密会谈。    这次会谈是秘密举行的，比原定计划晚一个小时开始。    【路透社开罗一月三十一日电】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今天说，他希望，同埃及国防部长贾马斯恢复举行的军事会谈将会导致中东的和平。    但是他在从特拉维夫飞抵开罗时承认，和平的道路是一条困难的道路。    魏茨曼对记者说，以埃两国代表团将设法尽量多解决些军事问题。魏茨曼说，他和贾马斯将军将设法取得实质性的结果，“而不光是举行会谈”。    他说，会谈将持续两三天。    魏茨曼指出，这是第二轮的军事会谈。他希望这次会谈“将给我们带来我们大家所盼望的东西，那就是和平，虽然很不幸，这种会谈的道路是困难的道路”。    贾马斯将军说，他现在还没有什么要说的。他说：“我们将讨论种种问题。”这位埃及国防部长在前此发表的谈话中只说：“我既不乐观，也不悲观。”

【本刊讯】西德《星期日图片报》一月二十二日刊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沃尔夫冈·莱昂哈德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趋于完结》，摘要如下：（原编者按：克里姆林宫处于危机之中——患病的党的首脑勃列日涅夫的日子屈指可数。经济病恹恹，供应困难日益增长，在苏联领导人中，腐化和裙带关系盛行。）    有关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的种种消息是相互矛盾的。急告代替了慰言。但是有一条消息大概是不可否认的，甚至首先是在东方集团内部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正趋向完结。    那末勃列日涅夫之后的情况将会如何呢？    自从一九六四年十月以来，苏联庞然大国和东方集团的命运就由勃列日涅夫主宰：他虽然不是独裁者，但的确也是左右一切的人物。    勃列日涅夫代替了热心于改革、好冲动的以及头脑经常发热的赫鲁晓夫。自从一九六四年以来，赫鲁晓夫的改革就成了老皇历了。对斯大林的批评有所收敛，甚至架起了通往斯大林时代的桥梁。国家保安机关大大加强了，在赫鲁晓夫时期，文艺界的自由化“解冻气候”结束了，经济改革受到了限制。    勃列日涅夫时期最后的一个特点，是加强俄罗斯化和增加俄罗斯族的因素，主要是军队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勃列日涅夫将给他的接班人留下这样一个苏联，它在外交方面虽然是作为世界大国到处出现，但同时在内政方面又有许多问题和矛盾。问题之一：经济落后在六十年代一再宣布这样一个目标：到一九七○年苏联将在生产上赶上和超过西方工业国家。今天，这个目标在莫斯科也只不过是当作一个拙劣的笑话说说而已。    在现代化的经济和技术方面，苏联如此落后，以致干这种情况已经成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最严重的心病。    经济制度的中央集权官僚主义特点，阻碍着在生产中迅速引进现代化的技术知识。    苏联现代工业部门，其中比如包括生产电子计算机和石油化学部门，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明显地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以及巨大的供应困难，加剧了人民中的不满情绪。问题之二：干部们的特权俄罗斯民族（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和反对日益加强的俄罗斯化的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在社会领域，对干部们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特权的不满情绪也如同对供应困难不满一样，导致了矛盾的产生。    越来越有自觉意识的苏联工人不再那样听任摆布了，而是越来越明显地表达他们的要求，有时甚至是通过罢工来表达。问题之三：政权机构中的派别尽管官僚专制的国家和经济制度的庞大机构还一直是非常强大，但是同十年前相比，却不再是那么一致、那么有效率了。在机构内部可以看出玩世不恭、腐化堕落、裙带关系、自私自利以及出人头地的现象，其程度甚至使领导人都为之担心。    此外，在机构内部开始形成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尽管或许尚处于萌芽状态。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大多数官僚主义者在服从方面都受过严格的训练，他们今天服从勃列日涅夫，就象以前服从赫鲁晓夫一样，而且也将起到后继人的顺从的工具作用。    但是，除了大批俯首听命的官僚主义者之外，人们还一再听到新斯大林分子的声音，这种声音越来越强——他们呼吁权威、严厉、不屈以及政治警惕性。    但是另一方面，在机构内也有现代力量在活动，他们主张进行现代化改革。他们想用受过训练的专家来代替无能的干部，他们想学习西方的管理方法，想使制度现代化。在面临的领导危机中，他们可能会主张在苏联的制度中采取更现代的方针。问题之四：对外政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还能维持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尽管苏联在东欧的霸权遇到越来越大的反对和阻力，但却尚未崩溃。许多军事专家认为，由于过去十年内军备大大扩充，情况变得有利于苏联。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情况也决不是很妙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仍在继续。苏联领导人希望毛去世后中国也许会出现在苏联看来是积极的变化，这一希望落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并且仍然处于同苏联的最严重的冲突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苏联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    南斯拉夫不顾苏联的一再压力，能够坚持其不结盟国家的地位，罗马尼亚能够继续其某种独立的对外政策。    随着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莫斯科面临着新的问题。欧洲共产党人主张民主权利和自由，他们公开批评东方的压迫措施和官僚主义的束缚，主要是他们的新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切鼓舞了东方的改革力量，鼓舞了长期来谋求在自己的国家里实现这样一种模式的力量。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十九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埃里克·伯恩发自布达佩斯的一篇报道，题为《匈牙利虽说是（苏联）集团的一员，但它同西方的联系正日益发展》，摘要如下：    匈牙利与西欧的经济联系正日益迅速发展，尽管它仍保持着与苏联的同盟，仍是华沙条约组织的一员，并且仍同经互会联系在一起。此外，在美国国务卿万斯本月早些时候归还了古老的圣伊斯特万王冠以后，分析家们看到了匈牙利与美国增加接触的前景。    同样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是，匈牙利最近决定恢复六十年代末所发起的富有想象力的经济改革，一九七四    ——一九七五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曾迫使匈牙利从这一改革退却。    这些变化的结果，对一个已经是东欧最和缓、稳定和注意满足消费者需要的社会的小小共产党国家来说，可能会是影响深远的。    然而，在一位从华沙来到此地的人看来，对比是显而易见的。两年来，波兰领导人一直因为公众不安宁而苦恼。这种不安宁起初是因为面包、黄油和工资问题，但后来已危险地蔓延到政治问题和知识界的自由问题。    这里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但是，由于匈牙利政府同公众的关系较好而且在管理上比较开明，已经把这些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    甚至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也同意这种看法。在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相对说来为数不多。他们只要决心离开这个国家，就可以这样做，而且他们在同西方人接触方面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事实上，这里不仅在经济事务上，而且在文化和国内政治问题上都有不少的公开辩论。匈牙利电视台因其出色的“国际播音”享有声誉，在“国际播音”中，苏联和西方的时事评论家们定期地就世界和东西方问题进行坦率的辩论。政府还同新教、犹太教和天主教等教会建立了大量的联系。    根据对自己市场的展望，匈牙利已参加了西方的关税和贸易组织关税贸易总协定。匈牙利的公债券是按西方货币市场浮动的（这种事对共产党国家债券而言是从未有过的）。    匈牙利破例同资本家们一起办联合企业，从那以后也就被所有东方集团盟国仿效了。匈牙利最近的一个联合企业是在西德一个财团的支持下兴建一坐价值四千五百万美元的肉类加工厂，生产完全供给美国市场的火腿罐头。下一步可能是同美国签订最惠国贸易协定。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二十五日电】题：赤裸裸的挑拨者    格奥尔基耶夫在《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赤裸裸的挑拨者》的评论，他在评论中写道：    和平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使那些主张在各国人民之间扇动敌对情绪竭力使世界处于恐惧、军事对抗、时刻担心核灾难来临的气氛中的人们惴惴不安。中国首领也属于这种人。    华国锋在去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称苏联是中国的主要敌人，并号召将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进行到底”。中共十一大以来，中国首领变本加厉地攻击苏联的和平对外政策。几天前，《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号召西欧国家、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居民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反对苏联。    这篇文章是给帝国主义势力的又一信号，告诉他们，在反对社会主义世界、反对苏联的斗争中，他们可以指靠中国。北京的宣传家们吓唬西欧国家，说什么它们可能成为“苏联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所以它们应该联合起来。不仅西欧国家内部要联合，而且要同美国联合。北京的挑拨者希望劳动人民也加入这个集团。《人民日报》以教训的口吻写道，“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了和平应当站在反苏斗争的前列。”这些主张向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的人所谓的和平是什么货色呢？不就是幻想在世界核灾难的废墟上，按照自己的主张建立新文明的毛泽东当时所说的那种和平吗？    特别热衷于扩充中国军事实力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这几天在北京又鼓吹“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反对缓和紧张局势，号召西欧国家加速军备竞赛，加强“北约集团”。邓小平关于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的言论，只能被认为是一个看不见今日现实的人的挑拨行径。    中国首领和报刊发表的反对国际和平的反苏言论证明，北京已走上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挑动军事冒险的道路。

【美联社莫斯科一月二十六日电】一批苏联工人对官方的工会感到不满，对他们所说的工作中的不公平现象有意见，今天宣布他们要组织一个独立的工会，并将争取国际支持。    这个自行宣布成立的“保卫工人工会”，估计不会得到苏联政府或其他雇主单位的承认。它类似于波兰等东欧国家最近成立的一些工人权利组织。据信，这是苏联的第一个这种组织。五位工人在同外国记者举行的一次会见中宣布了这一工会的成立，他们的发言人、原煤矿工人弗拉基米尔·克列巴诺夫宣称，迄今已有二百人同意加入这个组织，他宣读了其中许多人的姓名。    他说，这个工会将在两个月之内向国际劳工组织（驻日内瓦的一个联合国机构）发出呼吁，争取承认和支持。    这一工会的组织者说，他们担心苏联当局可能试图搞垮这个组织，指责它搞反苏活动。但是四十五岁的克列巴诺夫说，对于不公平现象，“我们个人无能力。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克列巴诺夫说，他会见过一些著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其中许多人是很有教养的，他感觉到他们对普通工人的事业不够亲近。    这个新的工会是代表体力劳动者和车间技术工人的。这几位积极分子指责苏联工厂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无故解雇工人，工资低，管理人员贪污腐化。

【法新社曼谷一月三十一日电】柬埔寨昨晚强调，它希望同泰国保持相互尊重的关系，诸如颠覆活动这样的妨碍两国关系的活动必须制止。    这里收听到的官方的金边电台说，柬埔寨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在他昨晚举行的宴请来访的泰国同事乌巴蒂·巴乍里央恭的招待会上还强调说，就像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英萨利和当时的泰国外长披猜签署的泰柬联合公报中商定的那样，柬埔寨肯定地不会容忍第三国在泰国国土上设置军事基地。    他强调说，“民主柬埔寨一直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国家的命运。”    英萨利接着说，柬埔寨主张在东南亚创立和平和中立。    他指出，“但是如果有人——不管是谁    ——进行侵略性的、扩张主义的或干涉性的活动，那么，民主柬埔寨就不可能在和平中安宁生活，其他东南亚国家也不会有和平。”    他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民主柬埔寨努力寻找一切方法和措施，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支配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利而英勇斗争，排除一切障碍。”    【法新社曼谷一月三十一日电】泰国外交部长昨晚在金边向柬埔寨领导人强调说，泰国一定要谴责任何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这里收听到的官方金边电台广播说，太国外长乌巴蒂在柬埔寨负责外交的副总理英萨利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说：“我必须向你们指出，如果各国真正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世界就会有和平与稳定。但是如果一国不遵守和平共处的五点，这个国家必将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特别是泰国的谴责。”    乌巴蒂说，“泰国这方面充分支持并且持续不断地贯彻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泰柬联合公报，因而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正常化了。”    乌巴蒂说，“泰国仍认为，为了实现这个地区的和平，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遵守和平共处的条件。”    关于泰柬边界冲突    ——去年至少发生了四百次——乌巴蒂说，“我们两国之间不时发生一些事情，但是那一切都是第三方挑起的。”    乌巴蒂重申，他的代表团访问柬埔寨的目的是“使两国之间的谈判取得大的成就，使两国之间尽快重建友好关系，并且在今后继续发展，和平共处，在相互关心的问题上实行最大限度的合作。”    【路透社曼谷一月三十一日电】金边电台今天报道，太国外长和柬埔寨外长都表示他们的国家希望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睦邻关系。    他们昨晚在金边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带有希望太国外长乌巴蒂这次到柬埔寨谋求搞好关系之行获得成功的语气    。    看来英萨利和乌巴蒂在他们的讲话中都表示希望在相互尊重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并且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改善关系。    他们都避免直接提到边界冲突，尽管乌巴蒂说由于“第三方造成的误会”使以前做的改善关系的努力都失败了。    泰国总理江萨最近也提到“第三方”——没有指名——和边界冲突有牵连的可能性。    乌巴蒂含蓄地提的有极大可能指的是泰国共产党游击队和在泰国边界地区的反共的柬埔寨叛乱分子。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一月三十日一期刊登霍尔布鲁克同该刊记者霍尔格·詹森谈话内容的摘要，标题是《仍然是一支力量》，摘要如下：（原编者按：卡特政府的亚洲政策有时似乎是杂乱无章和举棋不定的。该政策的设计师之一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最近访问了亚洲，并且同《新闻周刊》的霍尔格·詹森讨论了美国在远东的目标。）詹森：越南人同柬埔寨人的冲突会不会影响河内同华盛顿实现和解的前景？霍尔布鲁克：美国同越南的关系基本上是双边的。象柬埔寨—越南战争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显然会影响河内的态度。这件事可能增加越南对苏联的支持的依赖性。但是我们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表明它会影响我们的谈判。    问：看来，中国人对卡特政府把同北京政府关系正常化的问题置于次要地位感到不安。你是否认为卡特在这个问题上估计错误？    答：美国并没有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置于次要地位。相反地，我们重申了上海公报，并且曾公开和私下表明我们打算走向正常化。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很谨慎的，时刻把台湾人民的前途这个高度重要的问题记在心里。我们没有证据支持你所说的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感到不安。    问：东南亚在抱怨说，美国对该地区已经丧失了兴趣，并且正在慢慢地向西太平洋撤退。    答：美国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言行向东南亚国家表明我们并没有离弃它们，我们将仍然是那一地区的一支力量。我们大力支持东盟，并且将继续这样做。    问：尽管如此，撤退驻韩美军已使美国在这里的传统盟国感到不安。    答：我们正在通过撤走地面部队减少我们在那里的军事力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正在打算再给十二架飞机给韩国。并且正在要求国会授权我们向韩国人再提供八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这一切将在五年内完成。减少兵员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月三十日刊登米德尔顿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人在埃塞俄比亚：长远的观点》，全文如下：    据美国和盟国的分析家们说，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发展政治和军事影响的短期目的，很可能是由俄国人装备和训练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对索马里发动一次春季攻势。    据说，长远的目的是在一个在战略和政治上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地区建立强大的苏联势力。这些人士猜测说，这个长远目的对美国和它的盟友的利益很可能具有更大的威胁性。    一个在莫斯科的支持下的胜利的和稳定的埃塞俄比亚将会控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非洲之角。霍尔木兹海峡处在从埃塞俄比亚基地起飞的苏联飞机的轰炸范围之内。霍尔木兹海峡是西方的很大一部分石油从波斯湾运往印度洋时必须经过的极为重要的“咽喉”。对非洲统一组织的行动的影响亚的斯亚贝巴是非洲统一组织的所在地。人们注意到，在一个活跃的苏联使馆的支持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将能够对它的考虑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美国和盟国的情报人士一致认为，苏联和古巴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程度被夸大了，而这两个共产党国家的部队在把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发展到使他们既能打败东南部的索马里人又能打败北部的厄立特里亚叛乱分子的程度时所面临的问题被低估了。    人们还普遍认为，苏联对埃塞俄比亚的渗透——虽然还不是大规模的——是企图在一个被埃及、索马里和苏丹政府的政策破坏了的地区重新建立影响的努力的开端。对索马里的数字不大相信有资格人士不相信索马里的这种说法：有一万古巴军队驻在埃塞俄比亚和至少有两千名苏联和东德顾问。在亚的斯亚贝巴没有美国的武官处，但是据在那里有正式使馆的盟国的消息说，苏联人的总数为五百人，古巴人不超过一千五百人。据透露，其中有四百至五百人是在人民中间工作的医疗队中。    据说，俄国人主要是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而不是战斗士兵，他们的使命是把用美国武器训练出来的军队的残余和自去年夏天同索马里爆发战争以来已合并到陆军中去的未经过训练的新征的人员的残余组织起来，重建陆军和空军。    很多熟悉美国提供的现代化武器的军官和军士已死在经常发生的派别冲突中。    苏联的军事问题是训练技术知识极少的新兵使用从海上和空中运到埃塞俄比亚的武器。这些武器是根据一项向门格斯图的军队提供五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的协定提供的。尽管有索马里的说法，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笔援助包括最新式的坦克、地对空导弹、大炮和战斗机。但人们注意到，即使过时的武器对于从乡下召来的新兵也是一个问题。

【合众国际社摩加迪沙一月三十日电】外交人士三十日说，在古巴人驾驶的埃塞俄比亚军用飞机日夜进行袭击后，索马里部队已撤出埃塞俄比亚东部战略城市哈勒尔。    这些人士说，看来当空袭开始时索马里人即将攻占这坐城市。他们估计，如果叛乱者有足够的空中掩护或地对空导弹，他们本来会成功。    这些人士说，对空袭的描绘，令人信服地证实这些飞机是由古巴飞行员驾驶的。    这些人士说，这些飞机不仅比在过去由埃塞俄比亚飞行员使用时要有效得多，而且埃塞俄比亚飞行员没有受过进行夜间袭击的训练，进行夜间袭击需要使用现代化的电子设备。    他们说，古巴人除了执行轰炸飞行外，还在前线的后面替埃塞俄比亚人使用大炮和火箭，并指挥在前线的某些埃塞俄比亚部队。    【法新社摩加迪沙一月三十日电】人们从消息灵通人士处得悉，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的军队在埃塞俄比亚空军猛烈和频繁的空袭下已被迫撤出哈勒尔城。    哈勒尔遭到埃塞俄比亚的三十来架美制Ｆ—５Ａ型和苏制米格飞机的日夜袭击。

【法新社北京一月三十日电】（记者：弗朗西斯·德隆）柬埔寨当局对希望在下月中旬访问柬埔寨的驻北京的各国大使发动了大的外交攻势。这次一周旅行将包括在毗邻越南的几个省逗留。    柬埔寨驻中国大使毕姜今天同出席中非帝国大使为庆祝皇帝博卡萨一世加冕而在这里举行的招待会的许多国家的大使进行了接触。    毕姜说，亚洲、非洲和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和英国——的大使都可以参加。    柬埔寨大使接触过的几位大使说，他们将稍后作出答复。    作这次旅行的大使们将访问金边、贡布省、柴桢省（鹦鹉咀地区）和茶胶省——同越南军队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

【本刊讯】英国《中国现况》今年一、二月份合刊刊登安妮·金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个工人的首次访华观感》，全文如下：    访问中国是一次不平凡的经历。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确不同于世界别的国家。这是一个新旧并存的国土：既有巨大的成就，例如，液压抽水站、遥测机器、巨大的灌溉系统、宏伟的建筑、使我们瞠乎其后的教育和娱乐设施；也有许多人居住的拥挤不堪的简陋房屋、许多陈旧的工厂、车间和小作坊，十分拥挤，光线不足，令人憋气。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仍然落后一大截子。但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里，他们知道将来发展的方向，这些东西在不远的未来就会改观的。    在我访问的三周时间中，许多东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最令人难忘的是人民群众、那些叫人由衷喜欢的可爱的儿童以及我们到处受到的热烈欢迎。    起初，我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幽默感，我们对他们防范得过份了。随着我们对他们了解的加深，特别是在乘车长途旅行的过程中，我们的译员的幽默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负责我们小组的译员是魏先生。有一天，我们这些坐在他周围的人都咳嗽起来，他说他要告诉饭店的管理人员不要再让我们抽烟喝酒了。我们马上对他说，可别那么做，因为毛主席指示：来访问的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工人想抽多少烟就抽多少烟，想喝多少酒就喝多少酒。    我们这个小组的一位活宝接着说：“他说，以前是一支烟，现在应当是一百支烟。”另一位补充说：“钱应当由翻译掏腰包。”魏先生笑着说，他没有见到这样的话，是在哪一卷里？我们回答：“第六卷。”他笑得前仰后合。他知道我们十分清楚只出了五卷。    在一个玉雕厂同一些年轻妇女谈话时，她们对我说，毛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做到的她们也能做到。我回答说：“往往是做得更好。”这句话引起她们的笑声并鼓掌。她们对我们开的玩笑，很快作出反应，正如她们开的玩笑我们很快作出反应一样。她们知道我们尊敬和钦佩她们的已故领袖，我们是无恶意的，而且的确也没有什么失检的话。她们很会开玩笑，不亚于我们。这当然是轻松愉快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论同个人还是同官方委员会的代表也进行过许多严肃的谈话。    在中国乘公共汽车活动，可是件大事。有一天，我和来自谢菲尔德的一个同伴决定去试、一试。我们拿了一张纸条，译员在上面用中文写了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们要去人民市场，有两站路程）和我们所住的饭店名称。公共汽车一来，我们就上去了。我们很容易地认出了终点站，在那里上了路边等着的一辆公共汽车。上车后，坐下来。走了一段路程，我们把条子给一位上了年纪的人看。乘客们一下子都围过来，议论纷纷，都想看看条子。甚至司机也回过头来，看看为什么这么吵吵嚷嚷。    “我可以帮助你吗？”一位乘客的标准英语使我们吃惊。站在我们旁边的是一位衣着讲究的高个子中国人。    “你可以讲英语吗？”我们惊讶地问。    “可以，”他说，“你们会说中国话吗？”    “会，”我们骄傲地说，“我们会说‘你好’、‘谢谢’。”啤酒，中国话怎么说，我可忘了。    他笑一笑，跟我们攀谈起来。其余的乘客围拢来，对这场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的谈话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后来我们被告知，目的地到了。我们下车时，乘客纷纷挥手告别。我们新交的那位朋友也下车，指给我们要去的那个市场。他同我们握手，对我们说，能同两位英国工人交谈感到很高兴，并向我们的家庭和亲友热烈致意。    在公共汽车上、火车上、商店里或者在一些人的家里，同普通人进行了严肃的交谈。人们讲述了解放以前自己家庭的遭遇的扣人心弦的故事，也互相开玩笑，笑声不断，正是这样一些情景将使我难以忘怀。还有一些动人的场面：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排着长队井然有序地、肃穆地等待着进入安放毛主席遗体的纪念堂；我们同到北京瞻仰遗容的一些解放军军人交谈过；火车餐车的服务员放下手中的活同我们闲聊，欣然接受了我们工会的会章和友谊纪念品。    快要离开中国时，我们在一个渔业公社呆了一整天。我同魏先生漫步在池塘边，观看渔民满网打鱼。夕阳西下，周围一片静谧。我说，我很高兴在中国的农村渡过访问中国的最后一天。他说：“这是你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最后一天。”但愿会是如此。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月十八日刊登日本作家陈舜臣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老年人生活见闻》，摘要如下：    去年夏天，我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旅行，观看了很多维族歌午。也看过一些情节简单的短剧。但是，这些剧的格式大体上都是人与人的关系发生矛盾，最后由称为白胡子老人的人物出场解决纠纷。老人是极有权威的。    虽然因地区和行业的差别而有不同，中国男职工退休年令多为六十岁。在解放后修建的现代化工厂，通常在厂区附近就有住宅。退休后也离伙伴们不远，因而不感到那么寂寞。    并且，在工厂工作的晚辈们常去拜访，说“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吧”，或者以“技术顾问”的身份被请回从前工作的工厂。这种作法，是尊重老年人的经验，但我认为，这在激发老年人，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乐趣方面，仿佛有更为强烈的意义。    六十岁退休，是大概的标准，也有很多人六十岁后继续工作。这是为了让老年人将经过多年实践掌握的技术传授给青年人。    在一九七二年，我曾陪着步履有些艰难的母亲到中国旅行。不论走到哪里，甚至是过路人也称“老太太”而予以帮助。真是无微不至的诚恳相待。然而一到香港，就进入了一个对老年人不太温暖的世界。这使我真正知道了两相对比，截然不同。    不创造一个认为尊敬老年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怎么能解决晚年人的问题呢？在中国也有没有依靠的老年人，也有老人休养院。我没有去参观，但我的妻子去参观了。她对我谈自己的感想说，那里没有寂寞苦闷的人。中国的老年人之所以能够生活得这样好，似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是传统，另一方面这是新社会的新生事物。

【路透社纽约一月二十九日电】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今天说，他认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    他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讲话时说：“承认北京可以保证台湾自身的和平与安全。”肯尼迪说，他在最近访问中国期间得到的初步印象是：北京的领导“坚强有力地控制着政权并且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十日刊登一篇题为《本港大专院校科研动态》的报道，全文如下：    电脑的使用在香港已越来越普遍，特别是一些资本雄厚的银行，设有独立的电脑系统，其总行的主电脑可与其分行的附属电脑联系和沟通，但这些联系和沟通只能在相同类型的电脑中达致。    如果将来电脑的发展能扩展到不同类型以及遥远地区的电脑均能沟通，共同运算和互用资料，那么，将是电脑发展的新纪元。事实上，一些科技先进的国家已经在这个课题上取得一定的成绩，而本港“大学及理工电脑中心”也开始致力有关“网络电脑应用”（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的研究。    记者就此访问了大学及理工电脑中心主任、理工学院土木及结构工程学系首席讲师希克森和大学及理工电脑中心设计员李一雄，请他们讲述“网络电脑应用”的研究计划。    “网络电脑应用”是通过不同性质的信息机和电话线来进行的。若研究成功，香港的电脑便可以与美国、英国、中国以至世界各地的电脑互相沟通，充分使用彼此的电脑资源。事实上，此种“网络电脑应用”的研究在一些国家已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推展，如美国夏威夷大学已于一九六八年九月开始进行“阿路哈”（ＡＩｏｈａ）计划的研究，是隶属于美国太空研究署高级研究部的“ＡＲＰＡ网络电脑计划”，利用二十多个不同类型的电脑来进行试验，至一九七三年夏季已取得初步成绩。    希克森表示，此“网络电脑应用”若在该中心研究成功，则可以大大提高两所大学及理工学院的工作效率，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三所学院的电脑中心则计划将来分工合作，举例来说，如港大的ＩＣＬ一九○二Ｔ型电脑将集中处理科学性的研究数据，中大的ＩＢＭ三七○型电脑处理行政事务，至于理工的ＰＤＰ一一——七○型则用于教学上，另一台ＩＣＬ一九○四型则用于其他研究工作（如图书馆的图书目录等）。那时，当理工的学生需要进行科学数据研究时，便可以将资料通过电脑中心输送往港大电脑中心演算，演算结果将送返理工，既快捷，又方便。    李一雄先生进一步解释说，网络电脑的发展可分为十三个阶段：（一）确定目标，（二）系统设计，（三）详细规格设计，（四）执行计划，（五）拟订设计过程中所忽略的逻辑性误差，（六）排除在执行过程中所忽略的逻辑性误差，（七）确定运算的有效性，（八）使共同系统的有关部件进行相互作用，（九）将部件结合入工作程序，（十）维持连续性的工作程序，（十一）估计系统的性能，（十二）性能改进，（十三）发展系统以适合不同用户的需要。而大学及理工电脑中心现时只是在“确定目标”的阶段，若望有成，还须进行长时间的研究。    一九七一年，港大和中大设立共同的电脑中心；至一九七五年，理工电脑中心加入组成目前的大学及理工电脑中心，设于理工学院内。三所学院各有其独立的电脑，又共同拥有一套大型电脑设备，其中央演算系统设在理工，附属电脑设在港大和中大。若港大、中大进行庞大和繁复的数据研究时，则可以将资料传送至该中心，由中央演算系统演算，然后再将结果传返港大或中大。    该大型电脑的演算步骤是，首先利用打卡机将资料打在电脑卡上，然后经过读卡机，将资料贮入磁盘贮藏单位，要使用时再将磁盘资料输送至中央演算系统，依程序演算，而所得的结果转入磁碟，最后才将结果印出来。另一种方法是以键盘直接打入中央演算系统，无须通过打卡过程。由于港大与中大距离理工学院较远，故此要通过“频率调谐器”（ＭＯＤＥＭ）来帮助传送资料。传送的步骤是首先将电脑符号转为电话符号，经电话线传送，再经“频率调谐器”将符号转为电脑符号。    利用“频率调谐器”让主电脑与其分支电脑联系，传递资料，在港已应用了多年，若“网络电脑应用”研究成功，则可以使本港的电脑应用向前推进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