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北京一月二十一日电】（记者：麦肯齐）法国总理巴尔今晚说，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两天会谈的过程中他发现双方在国际问题上观点极其相似，并且对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感到共同的兴趣。    巴尔在对中国进行五天访问的官方会谈部分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双方都同意这些基本原则，即在致力于在一个多极的世界中保持全球和平的同时要维护民族独立和拥有遏制侵略的力量。    他承认，双方在缓和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中国人对是否有爆发战争的前景持比较悲观的态度，“担心某些紧张局势可能导致冲突”。    他说：“中国政府并不希望战争，在这一点上中法两国的政策是一样的。”    总理说，在他同共产党主席、总理华国锋和副总理邓小平会谈中，他们一致认为，“双方应当共同努力创造可以导致持久和平的条件”。    有人就中国认为欧洲是两霸争夺的中心这一看法提出问题，巴尔说，欧洲是东西方之间的联系点，而不是紧张的根源，法国的政策是致力于全球和平，以使所有的紧张局势都缓和下来。    关于双边关系问题，总理说，法国可以在一些方面帮助中国现代化。不过，他同邓副总理的讨论涉及二十年来的长远合作，而不是谋求眼前利益。    巴尔说，他向华总理发出了德斯坦总统请他访法的邀请。华先生原则上接受了。    今天早些时候，签署了一项五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还就今后的文化和教育交流问题达成了协议。    巴尔认为这项合作协议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他在签字仪式上说，“法国和中国知道，它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取决于它们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在会谈中是否提及军事供应问题。    他回答说：“我们同中国人就现代化的各种问题（包括防务）泛泛地进行了讨论。但是我要马上向各位说明，武器问题不是讨论的主要中心。”    有人问到核合作的问题。    他说，法国人同中国政府研究了所牵涉的本国问题和国际问题，“我们是愿意在一定条件下在建立核电站方面进行核合作的”。    有人问这些条件是什么，他回答说，这些条件大家都清楚。他接着进一步说，这牵涉到一些本国的和国际的保证问题。    他又说：“这不是涉及中国的条件。这是出口核电站设备的条件问题。”    有人问巴尔对第一次同华总理会见的印象如何。    他回答说：“我会见华总理、邓副总理和其他部长印象最深的是，这是一个坚决的、下决心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班子。”

【路透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一日电】（记者：彼得·格雷格森）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官员今天在这里开会，讨论结束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军队在非洲之角进行的越来越激烈的战斗的办法。    这次秘密会议是在卡特总统在他星期四的国情咨文中发出关于危险的警告之后举行的，他警告说，共产党国家将把它们自己的部队投入战斗，“使它由一场局部战争变为一场具有较广泛的战略意义的对抗”。    这里的官员们估计，苏联已经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高达十亿美元的武器和三千名苏联和古巴的顾问。    索马里已严厉地批评美国不向它提供武器来抵销苏联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美国和英国都拒绝了索马里希望获得援助的要求。    外交人士们说，参加今天会议的官员们将讨论他们在向索马里提供援助问题上的立场是否将不得不重新估计，因为苏联对埃塞俄比亚的供应增加了。    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的高级官员参加了今天的会议。美国的一位发言人说，不知道这次会议将持续多久，预料不会发表声明。    参加会议的官员包括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穆斯和英国助理付大臣菲利普    ·曼斯菲尔德。    外交人士们说，这次会议的一项可能的结果是采取行动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处理这个争端，美国、英国和法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二十日电】题：国务院一月二十日消息    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是新闻处处长约翰·特拉特纳宣布，一月二十一日在国务院举行会议讨论非洲之角地区的局势。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将有美国、联合王国、法国、西德和意大利。当有记者提问时，特拉特纳还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就非洲之角地区的局势交换意见和讨论可能采取什么措施来促使那个地区恢复和平。”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二十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戴维·威利斯的文章，题目是《克里姆林宫在非洲之角的两条战线：运送武器和进行宣传》，摘要如下：    在拯救一场战略冒险赌博的最后拼命努力中，克里姆林宫正在非洲之角进行一场两条战线的激战，同时再次向卡特总统提出挑战。    第一条战线是军事上的。苏联人正在把武器注入埃塞俄比亚，用来在波斯湾口打索马里，这件事已经如此公开，以至于苏联共产党的《真理报》一月十九日已第一次承认有这样的援助。    第二条战线是在世界范围进行宣传。苏联人正在加紧支持埃塞俄比亚，同时更积极地谴责索马里，这里的西方分析家们认为这是一种坚决的努力，旨在反击美国、伊朗、沙特阿拉伯以及索马里提出的批评。这里还认为，《真理报》刊登的塔斯社声明——苏联迄今最强硬的声明——是力图证明苏联自己的立场是有理的，同时也是要争取时间，直到预期的埃塞俄比亚对索马里的反攻能付诸实施时为止。多种效果所有这一切都会使缓和的结构进一步出现紧张。    它使得人们产生怀疑，目前超级大国之间关于限制向第三国出售武器的会谈有何成效。    它冒有风险，可能在美国国会开始举行新的会议的时候，触怒美国国会。这样的一种政策，加上人权问题，就会使美国国会继续拒绝让苏联人享有与其他国家平等的进入美国贸易市场的机会。    当初苏联的赌博是以为它取代美国充当埃塞俄比亚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就可以避免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角落之一同索马里摊牌。    但是索马里终于撕毁了它同莫斯科的友好条约，下令驱逐了苏联的军事势力。否认军事上的作用    现在苏联人越来越深地向年轻的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领导人承担了义务。克里姆林宫的政策现在严重依赖于预期的对索马里的反攻。    莫斯科断然否认它在军事上的卷入，只承认《真理报》一月十九日所说的“供反击侵略用的适当物质技术援助”。    卡特总统对苏联的政策感到惊恐，同法国、北约组织、印度、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国作了接触。保证支持一月十二日，他的压力公开化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已说过，如果埃塞俄比亚进攻，它们就要帮助索马里。    苏联的对策是：一、继续向埃塞俄比亚运送武器。据说空运的起点是乌兹别克和格鲁吉亚。二、散布一种说法，即苏联也许是在帮助埃塞俄比亚，但仅仅是因为索马里是真正的侵略者。    莫斯科说，是美国冒风险，即《真理报》一月十九日所说的“使世界各地局势出现新的尖锐化”。    苏联人继续呼吁举行和谈。但是他们说，首先必须把索马里军队完全撤出欧加登地区。莫斯科不承认索马里提出的历史性的主权要求，说这个地区完全是“埃塞俄比亚的领土”。

【美新处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一月二十日电】题：卡特认为中东会谈暂时受挫（国际新闻处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亚历山大·沙利文）    卡特总统把中东政治会谈中断称为“暂时挫折”，希望这“只是”这个过程的“短暂中断”。    总统在乘坐空军一号飞机由华盛顿飞往亚特兰大途中同记者进行了非正式的谈话。    在记者问到萨达特召回参加耶路撒冷外长会议的埃及代表团一事使中东和平进程受到多么严重的“挫折”时，总统回答说：“恐怕是非常严重的。”他说，国务卿万斯这几天花了许多时间同贝京和萨达特进行会谈，他说双方准备在开罗继续举行军事会谈。“我们希望这只不过是政治会谈的短暂中断。我们正在尽量做好调解人的工作，并设法使双方相信对方具有良好意愿。”    总统表示希望这种努力能得到成功，并表示他对双方直接进行谈判感到“宽慰”。他说，万斯告诉他，这种中断是“敌对的方面一开始讨论具体问题时会出现的正常现象。”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月二十日刊登詹姆斯·赖斯顿发自华盛顿的评论，题为《卡特的使人宽慰的话》，摘要如下：    卡特总统发表了一篇心平气和但是有说服力的哲学性的国情讲话。这篇讲话突出的是强调内政（去年并不总是以此为重点）而不是对外事务，但是，这却不是可能会打动在目前的心情下的国会的那种讲话。    卡特说：“一个世代以来，我们第一次没有遇到重大的国际危机或国内的混乱，我们现在拥有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来处理已成为我国的负担，并且在过去几年中悄悄地和不断地变得更为严重的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摆脱只是处理危机的工作方式，而为今后确立明确的目标，这将使我们能够一起工作，而不是在彼此冲突的情况下工作。”    但是这正是使卡特同本届国会关系中的问题所在。因为国会已经非常习惯于那种对付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和冷战年代的“处理危机”的工作方式，因此它对于卡特要求共同计划对付将来日益增多的问题的呼吁无动于衷。    他就象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对他认为是一个“善良的”、“有同情心的”、“正派的”家庭发表讲话那样，说了一些老式的“使人宽慰的话”。他说：“国情是健全的”，但是今后还有困难，“政府的作用和职能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耐心和善意”。    在现在这种事事都要通过电视转播的日子里，当重要的国情咨文必须同电视上的高雅喜剧及其他喧闹的节目相竞争的时候，总统遇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他的讲话是一般化的，人们会指责他在说教，如果他列举了一系列详细的事实，象卡特所做的那样，公众就不听他这一套话，大多数的国会议员也不去阅读它。    当他的详细计划送交国会审议的时候会发生的情况是，他们将不把这个计划作为密切相关的一个整体加以讨论，而是把它分散开来送到各个特别委员会去处理。    这显然不是总统的过错，但是他的一般性的讲话，即国会和全国听到的那一部分，不能算是一种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口号。他说：“那些统治的人有时会鼓舞人。我们能够辨认出需要并且安排人力物力，但是我们不能成为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的管理人。”    看起来他好象过多地听取提出批评的人的意见。这些提出批评的人对他说，他去年试图做得太多、做得太快，而全国人民却不愿意听他说该做什么，因此，今年他打算要求人们帮助他分担这些负担。    即使当他谈到他的能源计划这个现在在国会里搁置起来的重要问题时，他又重复了国会议员们去年不予理睬的同样的说法。他说，美国每天花费一亿二千多万美元从外国进口石油，这就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使美元在国外的价值降低，并使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情况更加严重。    他说：“我们知道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做什么事情……我知道国会要采取行动是不容易的。但是事实仍然是，在能源立法上，我们又使美国人民感到失望。”    这只能使总统和国会的矛盾更加引人注目。    因为当他说“我们对这种僵局不能容忍很久了”时，事实是国会确实是容忍这种局面的，国会并不“知道要做什么”，虽然他有权使这一僵持局面达到必须作出决定的地步，但是他显然还不准备使用这些权力。    他的讲话最后是对外政策部分，比较使人抱有希望。尽管中东目前有困难，但是他仍然有可能找到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他还可能使参议院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和战略武器条约，他在放慢核武器的核扩散速度方面正在取得一些进展。如果这些事情实现的话，他的声望很可能提高，但是他在国内的问题以及他同国会的问题仍然存在。    一方面，国会要求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方面起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国会责备卡特领导不力，而他却表示愿意让其他人共同发挥领导作用。他的国情讲话就反映了这种矛盾的情况。

【合众国际社罗马一月十九日电】意大利总统利昂纳今天再次指定代理总理安德雷奥蒂组织意大利下届政府，这将使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人和决心增加其权力的共产党之间开始一轮棘手的谈判。    利昂纳是在同这个国家的政党领导人进行了三天磋商之后，也就是在安德雷奥蒂的天民党政府，在共产党的压力下倒台四天之后，指定五十九岁的安德雷奥蒂组阁的。    天民党政治家们曾预言，利昂纳会要求安德雷奥蒂组织下届政府，以避免党内出现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和在对付共产党人时能保持团结    。    安德雷奥蒂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同共产党人谈判。共产党人要求在下届政府中拥有席位，作为他们间接支持他的上届政府的报答和使成立一个新政府成为可能。    天民党人已拒绝了共产党对内阁席位的要求，甚至拒绝了其最低要求，即在议会的执政多数中包括共产党人的要求。    利昂纳的办公室在宣布指定安德雷奥蒂组阁时发表了一项公报说，“共和国总统今晚在奎里纳尔宫接见了安德雷奥蒂，并授予他组织新政府的任务”。    【路透社罗马一月十九日电】下台的总理安德雷奥蒂今晚同意设法组织一个新政府，但是他说，他的任务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他在同利昂纳总统会谈后对记者说：“我不隐瞒困难，各党的立场相当不一致。”    安德雷奥蒂现在应利昂纳总统的要求担任看守总理。他还列举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六党（曾支持过他的少数党政府）要达成协议的四点。这四点是：    ——恢复秩序，结束极端分子的暴力浪潮；    ——制止意大利经济下降，保障就业机会；    ——为国家忿怒的青年创造就业机会；    ——保持里拉的价值。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一月九日一期刊登该刊记者保罗·马丁发自华沙的报道，标题是《肉类和土豆》，全文如下：    （《新闻周刊》编者按：几个月来，波兰经受着食品奇缺和群众骚乱的折磨。工人们愈来愈不服从命令，大量学生加入了地下抗议组织，这个国家的天主教会也越来越大胆地就政治和经济问题发表意见。）    西里西亚煤区一条条破旧的矿井、一堆堆矿渣和一排排吐着黄烟的高大烟囱，看上去就好象是工业革命的旧墟。但这些煤区是波兰共产党政权的骄傲和快慰。在矿井工作的矿工是当局的掌上明珠——他们的薪水至少比大多数其他波兰工人多一倍——他们的福利也是一度当过矿工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盖莱克极为关心的问题。因此，当西里西亚六个矿的工人上月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在我们的家属还得排队购买那永远不见运来的肉时，我们就不再上工”——的时候，他们的反抗在华沙敲起了警钟。    在数小时内，政府派一队卡车向西里西亚运肉，很快商店的货架上摆满了香肠、猪肉和牛肉。矿工们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后重返自己的矿井。在波兰全国各地的工厂里，有着类似不满情绪的其他工人在近几个月也进行了违抗性的罢工。但是，由于西里西亚的矿工，一贯是盖莱克的忠实支持者，甚至在席卷各地的劳工骚动的时期也是那样，所以，他们的造反是局势发展的不祥之兆。在一九七六年因食品涨价而引起的骚乱中产生的持不同政见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的一位领导成员亚·米赫尼克说：“以上情况只是表明形势多么糟糕。看来盖莱克甚至同那些他感到最亲切的人们也脱离了联系。”    我发现波兰统治者变得多么脱离群众，是当我在离开华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不远的一个商业中心加入买肉的队伍的时候。排队的大多数人是老头和老年妇女，以及到处都可以看到的职业“排队者”（他们为人家排队，每次人家给五个美元），队伍几乎长达一条街。有时站一个多小时，队伍动都不动。排队买肉的人在结了冰的人行道上原地跺着脚，不安地丁着商店的橱窗（窗户因挤在里面的人散发的热气而变得不怎么透明），看看货架上是不是还剩下什么。突然，一长列官方的车队从旁驶过，在前头的是插着金色镰刀和锤子的红旗的两辆俄国黑色小轿车。一名年老妇女恶狠狠地低声咕噜：“应该让他们来站站队，可他们是我们的享受着特权的统治者。”    波兰肉类和土豆危机的形成，部分是由于变幻莫测的天气——在三年干旱以后，一场骤雨严重地损坏了一九七七年的收成——但是许多波兰人认为，这种危机只不过是经济管理不善和政府治国无方的最明显的症状。不满的情绪无处不有。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不满的人当中除工人以外，还有农民、学生以及——最重要的——教会，这些人除外，还剩谁呢？”    七十六岁的波兰天主教大主教维辛斯基领导下的天主教会，成了反对这个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可怕中心。几乎所有三千五百万居民都信奉天主教。波兰不同于其他共产党国家，它在信仰方面是强烈的；成为神父和修女的年青男子和妇女的人数在过去四年中几乎增加了一倍。大学校园里的教堂，不仅星期天而且整个星期都挤满了人，在卢布林，有三千多个大学生已重新开始上教义问答课程。事实上，波兰的某些天主教报纸在报道一月前盖莱克对梵蒂冈进行修补篱巴的访问时，甚至删掉了教皇所讲的那些看来对华沙政府过于有利的话。    地下组织：自七六年发生震撼波兰的因食品涨价而引起的骚乱以来，大学校园也成了动乱的中心。学生中的活动分子说，他们的队伍在数月内扩大了五倍，并声称，一个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占领时期存在的一组织命名的“地下大学”组织正在华沙活动。一名学生对我说：“该组织的目的是要进行当局不让我们进行的那种政治讨论，今天，我们的组织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公开化，一旦局势爆发，我们就有能力进行组织。”    波兰政府正在想方设法阻止这样的局势的爆发；最近在华沙外面一个小城镇里进行的一次搜查中，搜到了一份地下印刷品。甚至许多反对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希望动乱永远不要发生。反对者说：“当波兰警察同造反的工人或学生对抗的时候，很难说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有可能引起同波兰军队的对抗，最终也可能会同俄国军队发生冲突。不要忘记，俄国人在这个国家驻有三个师的兵力。”在波兰，没有谁会忘记这一事实。任何波兰人都不希望的一件事情是让俄国佬控制这个国家，无疑俄国佬的控制将会比盖莱克的更严。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一月十六日刊登乔治·马修斯发自曼谷的报道，标题是《柬埔寨人反击到越南境内》《西方专家说，柬军队恢复元气之快出人意料》，摘要如下：    越柬历时一个月的边境战争——几天前看来陷于僵持状态——正变得日益激烈而且可能更加危险。    据这里的西方专家说，最初打了败仗的柬埔寨边境的几个师恢复元气之快出人意料。他们分成小股游击式部队，在几个地区发动进攻。柬埔寨军队越过边界进入越南，进攻位于泰国湾的河仙市。    这些人士说，柬埔寨指挥官们奉命，哪里越南部队力量薄弱就对他们发动进攻。    从各种来源得到的零碎但有时是很详细的情报表明，越南军队指挥官们对柬埔寨军队的突然恢复元气感到意外。原先的入侵计划显然已经改变了。在所谓鹦鹉咀纵深地区活动的装甲部队似乎已经撤出。在越南人开始入侵后被他们控制的柴桢省的大部分地区现在已重新回到柬埔寨人手里。军人们又回到庄稼地里，拼命赶在越南人又回来之前把稻子收割完毕    。    这些消息表明，柬埔寨的命运有了决定性的改善。现在，几个师显然又恢复战斗力了，虽然谁也不知道它们的兵员有多少。他们用数量可观的农民民兵补足损失的兵员。截获的电报表明，他们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现在没有迹象表明双方中有任何一方加强了最初投入战斗的部队。柬埔寨人在战区也许有两万五千人。越南军队是八个师的一些部队，另外还有装甲部队、工兵、空中支援和炮兵部队，总共约有六万人。并不是所有这些部队都越过了边界，而是一般在胡志明市西北的西宁市周围进入了阵地。虽然一些部队出入柬埔寨进行轮换，但是力量未变。    一位西方武官说：“这不是一九七五年攻占西贡的那支越南军队。他们搞这样规模的联合作战行动遇到了一些麻烦，他们碰到了障碍，例如坦克用完了油等等”。    他还说：“在最初几天中，他们为所欲为，我认为他们犯了错误，低估了柬埔寨人。坦率地说，他们完全瞧不起他们，现在，柬埔寨人终于表明是难以对付的。柬埔寨人已振作起来，他们讲起话来非常咄咄逼人。”    【合众国际社曼谷一月二十一日电】今天情报部门的报告说，在湄公河的战斗中，小股柬埔寨军队截断了入侵的越南军队的后路，使越军遭到了重大伤亡。    在泰国的外交人士说，柬埔寨人穿过越军防线上的一些空隙渗入了越南境内。一位分析家说：“在一些地方，他们一直在一点点地消灭越南军队。”    这些消息说，看来对于部署在边界前线的六万越南入侵军还没有受到全面的威胁。但是在一些单独的战斗中，柬埔寨军队取得了胜利。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二十日电】《华盛顿邮报》一月二十日刊登杰伊·马修斯发自香港的一则电讯，题为《据说河内在边境冲突后加紧征兵》，摘要如下：    据到达这里的南越难民说，越南已开始又从一些南方城市的青年中征兵，同时正加紧努力制止非法移民出境。    几名过去的大学生和一名现在已不存在的南越政府的前军人说，本月早些时候，当征兵人员来到他们在岘港的住家时，他们都躲藏起来了。他们连同他们的妻子、姐妹和孩子一起乘渔船离开岘港，于十六日抵这里。    这些难民提供了越柬战争对越南南方人民的生活造成的影响的最新消息。为了逃避来自北方的共产党官员们实行的新的严格条例，南方成千上万的居民逃跑了。他们的说法看来证实最近越南官方提供的下述消息是有道理的，即河内政府仍然认为战斗是十分严重的。    抵这里的这些难民可以典型地说明越南的士气问题。应征参加同柬埔寨打仗的新兵都是南方的青年，他们厌倦内战，而且对他们的家庭被拆散和在他们的北方征服者的压力下丧失一些特权感到忿慨。    抵这里的一名难民说：“要是同柬埔寨的战争会削弱越南的共产党政府，那么，我就支持柬埔寨人。”

【路透社北京一月二十一日电】（记者伊恩·麦肯齐）越南驻中国大使今天对如下推测泼了冷水，即随着中国一位高级官员的金边之行，可能正在采取行动促使柬埔寨和越南进行谈判。这种推测是在传说越南副外长潘贤一月九日到达北京和邓颖超副委员长突然在星期三去金边之后出现的。阮仲永大使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本社记者说，这种推测是“有倾向性的谣言”，并说散播这种推测是怀有恶意的。可靠人士说，越南副外长已到北京，据信邓颖超去金边时他一直在这里。    大使不愿断然否认潘的北京之行，但是说：“你亲自看见他了吗。他是个很忙的人，要作很多旅行。”    柬埔寨驻北京大使在邓女士离开这里时说，自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断绝外交关系后，金边和河内之间一直没有接触。    阮大使着重谴责了可能采取和平行动的谣言，他说不需要中间人，如果柬埔寨人愿意同越南谈判的话。他重复了如下指责：柬埔寨军队一直袭击越南。并说：越南人是被迫进行自卫战斗的。大使说：越南的耐心正越来越小。越通社也说了这种话。据认为这是河内政府迄今最强硬的一种说法。    苏联集团的一些外交官认为邓颖超的柬埔寨之行是中国支持金边政府的一个姿态。    【合众国际社曼谷一月二十日电】越南今天表示，如果柬埔寨继续越过边界进行袭击，那未越南就可能加紧入侵。官方的河内电台广播越南《人民报》的社论说：“如果他们不迅速停止走这条（发动袭击的）犯罪道路，金边领导人必须好好考虑一下他们会有什么下场。”这是越南一周来就边界战争向柬埔寨发出的一系列警告中的最新的也是最严厉的警告。    在曼谷的观察家们说，这番话是越南迄今发出的最直接的威胁，它可能要大举入侵柬埔寨。    【法新社香港一月二十二日电】河内电台今天广播，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视察了越柬边境地区。广播说，武元甲将军在几位高级军官陪同下，表彰驻扎这些地区的军人打败了柬埔寨人。

【路透社加德满都十二月三十日电】印度总理德赛最近对这里的访问突出地说明了印度同尼泊尔关系的亲密之处和紧张方面。    尼泊尔在地理、文化和宗教方面同印度关系密切，这是这个小王国的对外政策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喜马拉雅山那边还有亚洲的另一个巨人——中国。    尼泊尔的对外政策的根据是它的位置：夹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没有海岸线，不堪一击。除了在这两国之间力求平衡和中立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为了保护自己，防止外来干涉和侵略，尼泊尔最近又作了一个尝试，就是具体提出了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的建议。持独立见解的分析家认为，和平区主张是尼泊尔为摆脱印度的影响而作的努力的一部分。    尼泊尔之所以对印度有怀疑，一部分是担心这个在南亚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有一天可能出于经济或战略考虑而蚕食尼泊尔领土。    一九七五年锡金被印度吞并一事，尼泊尔记忆犹新。    尼泊尔外交秘书乌达夫·德奥·布特在同本社记者谈话时解释说：“我们并没有料想会遭到谁的攻击，但是我们希望同中国和印度长期保持和睦关系。”    他说，尼泊尔希望各邻国支持这个主张，到那个时候就能行动起来使之成为现实。    中国已经表示支持这个建议，但是印度赞成的可能性很小。    最近印度执政党人民党的成员热情接待了已被取缔的尼泊尔大会党领导人、前首相柯伊拉腊。尼泊尔被激怒了。被准许出国治病的柯伊拉腊在上个月一回国又被拘留起来了，现在正在以六条叛国罪受审。    两国关系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尼泊尔完全依赖印度同第三国做生意。在这里看来，通过印度到海滨的过境权同尼泊尔的主权关系很大。德赛访问的一个具体结果是正式答应单独签订过境条约。原来的过境权协议是包含在一项贸易和过境条约之内的。    尼泊尔早就要求把这两项分开来签订条约，理由是贸易协定可以是短期的，但是过境权是长期的。    由于地理和经济原因，大多数尼泊尔人认为必须同印度保持良好关系。    尼泊尔的贸易有大约百分之九十是同印度的贸易。    中国在尼泊尔行动谨慎，毫不冒失。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中国和尼泊尔越过喜马拉雅山大障碍进行的经济来往和其他接触没有印度和尼泊尔之间那样广泛。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商品要经过印度加尔各答港运到加德满都。    中国经济援助项目包括修筑公路和在加德满都建立无轨电车系统。这里的分析家说，中国对他们同尼泊尔的关系是满意的。他们最注意的也许是尼泊尔政府不要变得过于亲印。    一位尼泊尔评论员说：“中国人在等待时机。他们不需要催促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正在设法摆脱印度的过分的影响。”    在总的国际事务中，尼泊尔采取严格的不结盟政策。西方外交家认为尼泊尔在世界事务中起着调节作用。

【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十二月二十三日一期刊登发自加德满都的文章，题为《尼泊尔，莫斯科开始行动》，摘要如下：    一场“大较量”正在这个喜马拉雅王国进行，莫斯科显然在支持四位政治家组成的联盟，这些政治家要求恢复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和基本权利——这是对比兰德拉国王的新的自由主义的直接挑战。    这四位领导人还要求更换一九五○年同印度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同印度签订单独的贸易和过境条约，使尼泊尔的出口和进口得到畅通无阻的过境便利；还要求关闭为英国和印度军队召募新兵的廓尔喀募兵中心，并且释放一切政治犯。    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的有：人民大会党领导人、前首相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雅，尼泊尔民族大会党领导人、前外交大臣迪利·拉曼·雷格米博士，尼泊尔大会党党员、前内政大臣苏里亚·乌帕德亚雅和亲莫斯科的共产党总书记克·拉亚马吉。    西方外交官认为这四个人是没有军队的将军。    人们议论说，莫斯科在新德里失去了政治影响以后想促使“已经散伙的政客们”活动起来，并且把他们组织成为抵制柯伊拉腊的反共方针的力量，从而表明它在这里的政治影响。

【本刊讯】香港《广角镜》月刊今年一月号译载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著的回忆录《北京的四年》一书中的一节，题目是《周恩来——他的有魅力的性格》，转载如下：    我从广州回到北京不久，便被安排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与周恩来总理会见。摔角代表团一行自日本来，周总理预定在四月八日晚观看他们的表演。中国方面可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让周总理在表演之前和我会面。    周总理本来是以深夜与人会面而出了名的。这一天晚上却份外的早，六时四十五分，我便依约和大使馆的干部赴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见    我第一次登上人民大会堂的石阶，通过走廊进入客厅时，周恩来已站在那里。直呼周恩来之名而不加称呼，实在深感抱欠，三十年来，我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一直关注着中国的事情，周恩来这个名字已经听惯了。现在，和他见面的时刻终于到来。他笑容满面地伫立着欢迎我。“这就是周恩来！”我这种感慨，不是长期与中国有关系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我被招呼坐在沙发上，被奉上茶和烟。我寒暄一番，周总理郑重地致谢辞。周总理的姿态和照片一样，那有名的浓眉、锐眼，右手弯曲着，据说是从前从马上坠下时受的伤。我们不象是初次见面，在融洽的气氛中继续交谈。    当我把（当时）田中首相希望周总理访日的意思说出时，周总理说：    “我自己是很想再去的，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腾出时间。我上次离开日本时，樱花已经谢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顿时浮现起回首往事的神色。    周总理对我说了些体贴的话，问我：“累不累？”“夫人身体好吗？”当我说到我要为日中关系做些打基础工作时，周总理深深点了点头，说：“我也深有同感。”周总理接着谈了他对中日关系的感想。    周总理对出席的（日本大使馆）馆员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话。他光润的脸色，活跃的举止，都不象是七十五岁的人，给人的印象是个“青年宰相”。没想到，这次会见以后一年多，他便因病入院，再过一年多，他便与世长辞了（据周总理逝世后发表的消息，周总理初次与我见面时已患上癌症）。    接着周总理说，“等一会儿在摔角场见面吧”，将近四十五分钟的会谈便结束了。我们离开人民大会堂，往摔角表演的会场工人体育馆去。    体育委员会主任王猛等在馆内观看，全场满坐。日本摔角手展开激烈的争夺。八时半小休，我们夫妇与摔角代表团的武藏川先生等进入休息室时，周总理已在那里等候。周总理和武藏川先生相互寒暄，还问我的夫人累不累。他又给我们介绍初次见面的廖承志先生的夫人说：“经普椿女士是廖承志的夫人。”他这种亲切、待人周到的应对态度，也是他不仅受中国人热爱而且深得外国人好感的一个原因吧。    站在周总理身旁的人，我觉得是曾在照片上看过的，周总理介绍说：“这是叶剑英。”他是个稳重而有威严的人。我对他是闻名久矣。叶剑英曾任红军参谋长，是十大元帅之一的革命元勋。    我们会见时，他担当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要职（同年夏天，在中共“十大”成为党的副主席）。数年后，在毛、朱、周等革命元老相继逝去，中国处在激荡之时，作为健在的元老，叶剑英的名字经常被谈到，这已是众所周知。    小休结束，我们一道到会场就坐观战。在观战中，周总理显得非常高兴，时而问武藏川先生摔角手的情况，时而发表意见。在紧张的比赛时，周总理喊着：“哎呀！”“好险！”神态随和、轻松。周总理对我说，从日本摔角裁判员的服装看来，那是受唐代的影响吧，他又讲到从前中日的往来。    周总理愉快地说：“日本摔角我没试过，乒乓球倒是很喜欢的。为了保养身体，常常打乒乓球，所以才保持着六十六公斤的体重。叶剑英的乒乓球比我打得好。”    事实上，周总理是很欢喜乒乓球的。后来日本（乒乓球）选手来访，周总理特地会见了他们，与松崎（女）、荻村等从前已认识的著名选手谈球，显得非常内行。周总理谈话时的神情，似乎不能忘怀“乒乓外交”曾为中日、中美关系起过桥梁作用。    此后一年数个月间，我和周总理还见过几次面，直到他因病疗养，与外国人见面极受限制的时候为止。中国核试验不是为了示威    同年夏天，日本自动化机械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开幕，晚上近十时，周总理到场参观，我也赶到会场，与他一道参观后，在一个特别室与有关人员一起欢谈。    周总理议论纵横，从日本的工业水准谈到中国的建设。当时正当中国在新疆省进行核试验未久，谈到核试验时，周总理对我说：    “中国的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卫。不过，我们能理解日本的人们对核试验的心情，因此，对日本政府的抗议（几天前，我根据政府的指示对中国外交部就核试验提出抗议）是不在意的。”    我马上插话说：    “不，我倒希望您在意。”    周总理边笑着边继续说：    “这一次核试验的日期，有人认为是对苏联勃列日涅夫访美的一个示威，其实不是这样，只是偶然的。”    我说：“不过，总理，世界上许多人都不认为是偶然哩。”这时候，周总理说：    “不，是偶然的。政治家不说谎话。核试验的日期，并不是象这里陈列着的日本自动化机械那样，可以自由调节、计算。”    随后，周总理高兴地说：“这里并不是议论外交的场所，我所说的都不是正式的发言，不过，我是喜欢这种谈话的。”    周总理还想继续谈，他看到外交部的负责官员看着手表似在催促，才离开了会场。上车时，他对送行的我说：    “大使，对不起，谈了很长时间了。”然后高高兴兴地离去。这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真是令人愉快。    周总理与（当时的）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植村甲午郎先生的会见，是从夜半十二时左右开始的。周总理是习以为常，但因为日本方面多是高令的人，我有点担心，不过会谈还是在极为融洽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到了凌晨二时左右，总理和中国方面出席的人小声地谈话，我以为会见结束了，没想到端来了粥、馒头、水果等夜宵，总理也和我们一道边吃边谈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又谈了一个多小时。总理精神饱满，倒是日本方面的人看来有点疲劳。这一次会谈谈及国际形势、经济问题、日中关系等多方面，颇有兴致。    周总理看到植村甲午郎先生的名字，便说：“我知道您的岁数。”随即对我说：“大使，您知道吗？”我猛然一想，点了点头。“甲午”是明治二十七年“日清战争”的年份。中国称之为“甲午战争”。因为这次战争被视为日本侵略的开始，大概每个人的脑海里都牢牢记着“一八九四年”吧。几次会见的印象    此外，（日本）政界、财界的要人访华之际，我也好几次同席。每次，总理在谈话当中总是有意地问我：“大使，您的意见怎样？”这一方面是出于尊重我，同时也是为了借与访问者会谈之机让我这个政府代表听听。我逐渐适应了，当周总理与访问者交谈时，我便预先整理会谈到的有关问题的看法，准备自己想说的话。    一次，是日中航空协定的谈判难以顺利进行时，总理就此对来自日本的访问者说，反对中日友好的只是一小撮人，而中日友好却是历史的潮流。周总理问我：“大使的意见怎样？”    我回答说：“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日中友好是历史的潮流，不过，在潮流当中，有暗礁，也有旋涡。我认为，如何越过这些暗礁与旋涡前行，是我们担任外交工作的人的职责。”    周总理点点头，说道：“我深有同感。”我觉得他是理解我想说的意思的。    （当时的）大平外相访华时，与周总理的会谈是在一九七四年正月。大平外相抱病而来，为的是借签订贸易协定之机，打开停滞不前的航空协定谈判的难局。周总理和往常一样精神饱满，以锐利的观察，讲述他对国际形势、中日关系、日本面对的石油危机等问题的看法。谈到成问题的航空协定谈判，周总理表示原则是不能让步的。身体情况不佳的大平大臣对此虽然露出沉痛的表情，后来又和周总理单独会见，坚决而有耐心地说明日本方面的立场，最后终于使日中航空协定的问题大体上得到解决。这是周总理与大平大臣坦诚相见、互相理解的结果吧。    在这一次会谈中，周总理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十位的石油生产国，年产量已超过五千万吨。关于中国石油生产的现状，这是首次为世界所知的消息。统计数字几乎都不公布的中国，周恩来这样的要人发表的每一句话都是十分重要的。    这是我和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过了大约四个月以后，五月九日夜，塞内加尔总统访问中国，回国时举行答谢宴会，事先没有任何通知，周总理缺席了。我觉得事有蹊跷，试问同席的中国外交部的人，回答是不知道。过了几天，再问外交部的人，回答是：总理已是高令，而且十分疲劳，遵医嘱，现在正在休养。    后来，周总理在病中，仍然时常在医院会见外国客人和日本来客，他的病看来是时好时坏。最后见到周总理的日本人是藤山爱一郎先生，时间是一九七五年六月。    同年九月，与罗马尼亚领导人会见的报道发出后，此后便没有周总理的消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总理逝世。    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女士，在周总理生前几乎是不露面的。总理去世后，特别是在“四人帮”事件以后，邓颖超女士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经常与外国人会面，并到外国访问旅行，开始了活跃的行动，就象替代了周总理的工作。    我和邓颖超女士也有两三次见面的机会。一次她会见来自日本的代表团时，谈到周总理，她说：    “周恩来是很想再去一趟日本的，未能成行，真是遗憾。”

【本刊讯】莫桑比克《新闻报》一月八日载文，题为《周恩来    ——缅怀这位革命者》，摘要如下：    今天，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周恩来逝世两周年，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总理是在革命中锻炼出来的伟大政治家，仆仆风尘的外交家。    他确实是本世纪最著名的共产主义者之一。    这位领导人的逝世，不仅使中国人民、党和政府失去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一位杰出战士，而且使全世界为争取解放和独立而进行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各国人民也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战士    。